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第1篇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
近几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国内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热烈地讨论着政治哲学的基本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也不甘落后,主动、积极地介入政治哲学讨论当中,他们逐渐地意识到需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便有效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价值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如果它是政治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没有一个政治哲学的分支?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察: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指出,政治哲学是对获得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的知识这一目的性的追求,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从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来看,他似乎把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看作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在他的《论僭主》中又提出以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是不是会与他前面的观点发生抵触呢?其实,在施特劳斯那儿,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与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现实性,而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则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理想性。[1]这样,学界形成了关于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政治哲学话语。
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看,政治是需要哲学的。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相应地,哲学也是需要政治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这进一步说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的事件教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认识到,古希腊城邦政治应该坚守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这使他们的政治哲学走上一种规范性和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之路。自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启蒙运动的兴起,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持守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走上一条事实性和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道路。由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致使古希腊政治哲学走向乌托邦;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通过马基雅维里掀起第一次现代性浪潮,卢梭掀起第二次现代性浪潮,再到尼采掀起第三次现代性浪潮,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难怪施特劳斯说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实质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那么,如何解救这场危机呢?
我们只有回到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从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入手,去寻找走出政治哲学困境之路。可以说,政治存在是有限度的,无法论证自身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它的正当性论证还需要哲学。哲学是从人类追求的伦理目的和政治内在终极价值来思考政治的,它可以弥补政治的缺陷,使政治趋向完善,使政治哲学所讲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应该是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只有这样的政治哲学才可以克服当前“政治哲学的危机”。
列奥?施特劳斯在面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时,回到了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试图通过恢复古典政治哲学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但却走上了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之路,并没有使现代政治哲学为之改观。罗尔斯通过恢复社会契约的方式重新激活了政治哲学,但复兴的政治哲学内部却矛盾重重。随之,无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还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挖掘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此回应当代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
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辩证地处理了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它既清楚地阐明政治斗争的使命和终极目的,又哲学地为政治斗争指明方向,即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既指明哲学实现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即哲学。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5-16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把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是探究人类最终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终极目的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秉承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和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病因,指出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缘由,从而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消灭资本、走出西方现代性危机即政治哲学危机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不是对本体论的探究,也不是对认识论的研究;既不是要着力阐释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要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而是关切人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进而阐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联合体问题,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存在不变的事物和对象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受变化和关系的影响,要把握事物性质和特征就得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自身的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和思想发展是由生产制度中的阶级冲突和矛盾所推动,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统治和压迫,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历史的重建,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实际上是受唯物主义辩证法支配的。根据这种重建,每个时代都继承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复杂的、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将发生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该生产方式本身所造成的需要的变化,但更直接的是由那些需要所促成的重要发现或发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而人们的关系仍然是由旧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那些关系。现存社会关系与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旧的统治阶级与新崛起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源泉。”[3]936这种“冲突”的终结意味着私有制的废除、压迫的消灭、强制的消失,阶级和国家随之消亡,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人生存的样态,这些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切的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
当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自然想到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当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却并没有将它视为“政治哲学”,这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对经济与政治内在关系的研究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变革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加深,资本支配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被严重地物化或异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权力)却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应该承担起历史使命,发动社会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打碎旧的枷锁,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消除物化或异化状态。于是,我们就把这种研究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以及由其经济关系决定和构成的人与人、集体和集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一旦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认为这种经济学就是指政治经济学,就不难理解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第2篇
摘 要：关于马克思政治方面的哲学思想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维度。马克思研究政治问题，并非源自建立逻辑体系的理论宗旨，而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关切。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来阐述马克思政治思想中对“人”的生活境遇的关注。
关键词：和谐；以人为本；人文关怀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主要涉及国家学说、市民社会理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思想等。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是关于政治现象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同时又寄寓着丰富的人文关怀。其最高皆趣是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的彻底解放。
一、马克思早期的政治理想中所体现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
马克思政治理想的确立可以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在当时深受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认为促使他人幸福是自身获得幸福的根据。“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1］马克思认为在选择职业时要以历史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伟大、幸福的标志；在中学的毕业论文中，他饱含激情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聚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这些充分表达了马克思政治理想中对人类的幸福的关怀，也体现出了马克思服务人类的远大理想。
马克思中学时代的理想尽管还是泛泛的、带有情感的、缺乏科学和理性的指导，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马克思对社会贫苦阶层的道德同情和道义支持。后来他的人生实践始终践行着中学时代的志向和诺言。马克思最初接触的社会实践问题是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的批判。他认为法的制度与执行者是政权的代言人，当法律危害到社会中的劳动人民时，马克思试图找到自由的政治精神在立法中成立的依据，并激愤的指出：“特权者的习惯是和法相抵触的习惯。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1］自此以后，马克思始终站在政治生活的风口浪尖，为实现世界和平、正义和改变贫苦人民的生存条件而呐喊。通过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忽略人的实践把人异化的哲学思想的批判，逐渐在政治实践中确立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路径，并在政治实践中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
二、在政治实践中对政治主体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和物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资产阶级的性质不会改变，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不会改变。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异常恶劣，无产阶级整体处于非人境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极为关注。这种同情主要表现为对无产阶级经济上被剥削、被压榨地位的揭示；作为资本剥削的产物，无产阶级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社会财富处在衰落状态，工人要遭受比一般痛苦更加深重的苦难。而社会财富处在增长时期，工人同样要遭受更大的牺牲。资本家提高工人工资的同时，压榨了工人的自由时间，牺牲了工人的健康，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实际上是对工人的压迫加重了。马克思指出：“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1］对无产阶级政治上被统治、被支配地位的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享有政治权利以及由此决定一切政治资源，并以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制力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资本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支配被资产阶级思想家以自由、平等、民主的旗号加以掩饰，使无产阶级生活在对自身认识的虚幻中，把资本主义剥削当成个别的、偶然的现象，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性、虚伪性。他指出了，劳动的国家，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资料，调节着思想的生产与分配。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也注定了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处于被动、贫乏的状态。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对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念进行无情的绞杀和毁灭。从上述马克思揭示的几点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资本对工人的奴役是通过异化劳动完成的，异化劳动使无产阶级“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特性完全丧失，其结果是，劳动生产了宫殿，却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了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不得不丧失人性尊严，变得愚钝、痴呆、远离人的真实本性。马克思通过对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环境的否定，表达出对无产阶级深切的伦理关怀。马克思在对无产阶级存在状况进行关怀的同时，也对无产阶级的最终命运进行了揭示。其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要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私有制，消灭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必然要消灭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阶级，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也才能实现最终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不仅从道义上对无产阶级的生存处境给予道德同情，也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存在价值，并关注他们的最终历史命运，将其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紧密联系，充分体现出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的统一。为了使这种关怀变成现实，马克思从理论与实践上对无产阶级进行了武装与指导。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所提出的“批判的武器”，这是对无产阶级的理论武装。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特别重视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关怀，不仅为无产阶级解放设计具体进程及实践方式，还直接参加无产阶级运动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工人运动的发展，提高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能力。总之，马克思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使无产阶级的道德同情与人文关怀得以实现，进行了不懈努力。然而马克思绝不仅仅停留在对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关怀上，而是着眼与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宗旨与精神主线即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
马克思从其时代出发，将无产阶级作为政治实践的主体，并对其的社会地位的揭示，对生存状况的分析，到对无产阶级作出的理论指导，尽显了马克思对社会大多数底层人民的伦理关怀；同时，马克思以人类的眼光，面向未来，以全人类作为关怀对象，展现了马克思人类胸怀与崇高境界。
三、政治制度所彰显的人文关怀
政治制度可以理解为：政治实体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各类规则。政治制度是政治实践得以顺利开展的保证，但前提必须是公平合理的，具有正义的政治制度。而对正义性的追求也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人文关怀的一个方面。只有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只有正义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政治制度的价值性：
（一）正义的政治制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构成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先进的代替落后的，进而带动落后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也就有相应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与价值正当性的根本尺度。在马克思的思想领域中，生产力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实际上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政治制度的选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关于生产力和政治制度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同时还是后者对前者的推动作用。所以，生产力作为政治制度正义标准的要求就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设计、选择要依据生产力水平，同时还要包括政治制度必须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以保证经济能动作用的正价值。此外，政治制度也反作用于生产力。不良的政治制度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以政治制度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一致性来审视其正当性、合理性，进而否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寻求符合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自由发展需要的理想制度。人的发展与解放的程度只是决定于生产力以及受其决定的政治制度的状况和程度。因此，生产力与人的解放是统一的，生产力是基础和前提，人的解放是目的和归宿，即生产力最终要落实到人，落实到人的解放与发展。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类社会进步、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同一过程。
（二）马克思从对以往的社会形态的分析研究中发现，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的正义政治制度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封建鸩毒的没落时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对其非正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示。他认为封建使人“不成其为人”，并指出：“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2］马克思把统治者比喻为“猛兽”，把劳动人民比喻成“靠尘土为生”的“水螅”。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德国封建制度进行了无情批判，对劳动人民的受剥削的地位给予了深刻的同情。资本制度是人类政治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正当性。但同时，资本制度仍属于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私有制基础上，有着资产阶级的色彩。它限制了人的解放，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异化，私有制加剧了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化与畸形化。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他们的利益被漠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总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种剥削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非人的力量即物的力量统治一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新型的不同于以往任何阶级压迫的政治制度，必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解放方面比旧制度更大程度的正义性，但同时，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其正义性仍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因为天赋或生活状况的不同而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因而还存在着人们的不自由和受束缚；生产力也没有充分发展，社会产品也不能按需分配，这一意义，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制度是其最终的理想追求。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原则，在他看来，最合理的社会形态是最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的。最正义的制度是最能保证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同时，人的标准与生产力的标准是统一的，要实现人的解放，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上，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追求实现了契合和统一。
四、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人文关怀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人文关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和谐的社会的出发点。从对政治主体的伦理关怀上我们可以看出，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出发点、落脚点即是当今社会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发展要依靠的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其最终追求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经济建设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但经济的发展最终归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经济的发展要靠全体人民去进行，所以要关注人的发展。“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目标，而把“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就是要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促进发展。“以人为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点和目标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全体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而这与马克思曾提出的，在未来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以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先见思想，相辅相成。所以构建和谐社会中“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政治思想对“人”的关怀的实践应用。
（二）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人文关怀有利于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人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但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能不能用“人本主义”来概括？如果可以，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他的唯物主义和整个学说是何种关系呢？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承认人本主义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但否认其科学性。另一种是认为人本思想是产生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否认出现在以后的思想中。前者把人本主义与科学精神对立起来，以此来贬低马克思人本主义，而后者是否认马克思人本主义。但现在，许多哲学流派对马克思学说主要是进行详尽的阐释后，我们就能更进一步确定，马克思的成熟学说主要是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而这两个学说与人本主义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史观的批判，实现了他人本主义的感性特征，不但人的利益是现实的社会利益和权利，而且证明了实现人的最终利益要通过实践这一感性方式。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从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的分析，同样可以看到人本主义原则和精神。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理解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以人为本”更好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3］ 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 古希腊罗马哲学［M］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5］ 勒蕊卉. 马克思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10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第3篇
一
其实,哲学从来都是关注政治的。基于理念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敏感而又深刻的区分,哲学总是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前苏格拉底向苏格拉底的转变,乃是从自然领域向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转变。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重要之处就在于他本人摆脱了早年那种不谙世事并且总是处于情绪化的心智状态,从而真正理智地思考诸如城邦、制度等公共生活问题。柏拉图醉心于“理念”世界的建构,其实是为了解决一揽子纷扰繁杂的“意见”领域的事务——政治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哲学家的理想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传统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宰制。亚里士多德直接把政治生活理想表达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与其说是人的复杂性,不如说是政治的复杂性。近代哲学看起来是一个属于纯粹哲学的知识论时代,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时代,近代欧洲基本的政治生活框架得以形成。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近代知识论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等,他们的知识论建构与其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建构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而,把近代哲学家的认识论从其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存在着严重问题。只有对近代知识论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有了足够的把握,我们才能看到他们关于知识可能的探索与建构的意义,否则就会矮化其知识论及其相应的哲学观。比如,反思地看,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其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在人们的感觉中就相当地不对称。法国唯物主义的直观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是某种齐一性、还原性和物本性的思维方式,而他们的启蒙思想却是导向欧洲近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理想的。对这一思想及其巨大历史意义的解释与承接,实际上超过了所谓直观唯物主义。大体上说,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出发来解释的法国唯物主义,还不能直接深达其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因而也难以深达其思想精髓。
当然,欧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其政治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区分。休谟问题的产生自有其原因,但所谓“应该”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生活的问题。休谟的不可知论其实只是出于对常识生活的直观而展开的对理性生活的批判。在此,我们看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试图以哲学理念来建构世俗生活的政治理想失败了,至少,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单凭自然科学的知性方式就能够建构起来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常生活本身仍然是被价值世界所规定的,而且主要说来还是被人们设定的应然的政治生活所规定。康德哲学问题的起点之一就是如何摆脱经验主义,其归宿与其说是人类学,倒不如说是历史与政治哲学,是其历史理性批判所解决的问题。“人是什么”固然是最后一问,这一问通常被看成是经验人类学问题,但对康德而言实际取决于人如何在历史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普遍国家”的问题。因此,可以如此理解康德哲学的归宿:人是什么并不只是在伦理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需要进一步提升到政治哲学框架内,这就是普遍国家及其历史的可能性问题。与近代认识论哲学不同,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在理性主义框架内铺开政治哲学,但这样一来,政治本身变成了抽象问题。如何建立起普遍的先验性的国家观念,从而给人及市民社会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抽象国家观与政治观。马克思的批判及其政治哲学,一方面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视域,另一方面,正如后面所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内,正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近代契机。
谈到政治哲学的复兴,需要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一个评价。当代语言哲学的成就是需要承认的事实。在既定的哲学传统中,有两种主要的哲学范式: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存在论乃是存在自我论证与阐释的哲学,其论域尚具有一种原初的丰富性,并且从形式上看也还是封闭的(自恋型)。认识论则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其核心是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图式。它实际上意味着主体分裂出一种能够反映对象世界的客体性,客体其实是主体分化的结果(分裂型),但这种主体却仍然是自身同一的主体。在此,我们看到,认识论哲学实际上是存在论的进一步确证。但是,世界对于主体的差异以及世界本身的边界,却是传统哲学无法把握的。认识论哲学所确立的,也只是无差别的主体性,对于世界的边界,则是以一种知性的极限性替代了存在的无限性。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关键不是主体的认识如何可能,而是如何表达世界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因此,哲学的主题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意识,而是语言。哲学研究也就是语言的分析与阐释。从弗雷格、胡塞尔开始,特别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罗素这些当代最着名的哲学家那里,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人们通常认为,政治哲学的转向乃是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情。但是,在当代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学理上的断裂。在这方面,我宁愿相信这样一种分析:与传统哲学相比,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包括范式、对象、内容以及方法在内的全方位转化乃至转变,这些变化的不同侧面之间高度关联并且交互叠加,因此,从当代哲学关注的诸多维度、课题及要素,都可以透视出当代哲学的整体变化。事实上,今日学术界渲染的诸多“转向”,正是从不同角度透视整个当代哲学变革的结果,诸种“转向”之间其实乃是“家族相似”。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同样如此。语言的分析与阐述,并不只具有实证性的或语义上的意义,语言学转向也并不只是为了语言学的问题,而在于提示人们关注人类、表达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关联的特殊存在方式。语言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对语言的分析还是要服务于人的认识,服务于人的存在,把一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抽象的和观念性的表达方式转换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有着一定符号依赖性的新的表达方式,即语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语言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要探究语言本身是如何成其为语言的,即语言的用法问题。语用不同于语义,它所关涉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具体关系,这一具体关系呈现的是语言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更直接地说就是权力关系,是政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也延续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智慧及洞察力)。维特根斯坦早晚期哲学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维氏早期的图像说,实际上是要求用对象性的语言替换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政治哲学上的要求则是拒绝政治理念即政治乌托邦对具体政治结构的直接侵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语言哲学其实是服务于一种结构化的政治体系的,但由此是否就可以保证人工语言完美无缺?就可以保证结构化的政治体系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相信政治结构以及政治生活本身具有自洽性?早期维特根斯坦对人工语言哲学相当自信,深信制度化的政治结构不会被形而上的政治理念侵入
。但是,十多年以后,通过游戏理论以及生活形式的发现,维特根斯坦全面了人工语言论,而相信日常语言的存在更具决定性。这里蕴涵的政治哲学意义就在于,维氏更愿意相信政治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或者说相信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关联。决定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是当时生活世界观念的深入人心。而这一转变又是与在胡塞尔晚期以及海德格尔那里十分明确的对生活世界的高度关注与自觉分不开的。生活世界问题,更直接地是在一种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变革中呈现出来的。完全可以说,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是整个当代哲学生活世界转向的成果形式,而生活世界转向仍然是在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得到理解的。当代政治活动开始高度关注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从制度形式上界划不同的生活与文化类型。其实,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注,正是要服从于某种新的政治哲学意图——本质地说,他们都试图对人类生活作出可能的制度性的区分。这在福柯的谱系学努力以及其他一些后现代哲学家那里已变得十分清楚。后现代哲人们已不满意于在语言哲学这样一面旗帜下冒险,而希望直接从权力关系讨论语言。换言之,他们对语言的探讨,其实是直接服从于他们对权力的探讨的,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要求直接表达权力诉求。突破了语言哲学的壳,政治哲学终于冒出头来。 政治哲学的兴起的确是对语言哲学的反拨。当代语言哲学一度陷入过于烦琐的逻辑分析及概念游戏中,这种过于学院化的状况显然引起了众多哲学家的不满,特别是引起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哲学家的不满。在这一背景下,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伦理学领域内,罗尔斯实现了从摩尔的元伦理学或分析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的转变(这也是人们认为从分析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的一个理据)。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在最近的实践哲学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政治哲学其实是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强音,前后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政治理论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洛克等,而且总体说来是自由主义传统。但此后,政治哲学的确相对沉寂。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政治以及道德问题完全从属于哲学逻辑学,并且对这类问题的解释通常是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心理学等实证学科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是要进一步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延伸意识哲学,这就进一步约束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在美国的兴起,的确与美国国内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有关。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体系重组以及全球化时代政治、文化和环境问题的高度复杂严峻,各种现代性问题不断积累,不论是自由主义传统还是保守主义传统都显得特别有市场。
自由主义传统的近现代兴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是关联在一起的。
从根源上看,自由主义关联于古希腊智者派、德谟克利特一伊壁鸠鲁主义以及早期斯多葛学派,但自由主义成为主流观念,则是在近代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从作为边缘的第三等级一跃而为社会的主流阶级之后。传统的自由主义主要强调基于经济层面的人的政治自由,它所对应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在那里,文化及价值观上的多元性诉求其实是潜在的,并且直接服从于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本身已基本完成了从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政治结构向国家化、社会化以及组织化的盛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转变,也初步完成了从区域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因而自由主义更为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以及文化价值观上的多元主义。
二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批判有着直接关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矛盾冲突尖锐和激化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揭示,已经否定了传统自由主义所预设的经济自由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批判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个人主义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抽象观念支撑体系的瓦解,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析批判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支撑传统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一场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特别针对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正如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民主制的批判并不一定历史地导致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一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的诊断与断言是否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成为现实。实际上,马克思的诊断是一帖治疗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药方,并迫使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以渡过马克思所预示的那种剧烈的、具有摧毁效能的社会革命及裂变。整个19世纪后期,是马克思所提示的社会裂变的高风险期,资本主义渡过这一高风险期,更主要的是借助于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危机转移方式。历史地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的世界性扩散。在这里,马克思所揭示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更多地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西方不发达社会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对立,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对立,也常常是以剥夺、牺牲和消耗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马克思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通过货币力量实现的对全球体系的控制能力,但对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可能性,马克思曾一度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其实,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种极端的革命形式并展示其世界意义,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这样一种革命实际上是以综合性的样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从近代式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向当代社会干预条件下强调文化价值多样性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介入有着直接关系。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启蒙运动以后自由主义之成果时代,在法国有孔多塞、托克维尔、贡斯当、基佐,在德国有歌德、洪堡和席勒,在英国则有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斯宾塞、密尔,正是这些人物成就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辉煌。这一传统对马克思是有影响的。在马克思那里,表达其革命逻辑的切入点恰恰是自由主义传统,而马克思在青年学生时代以及《莱茵报》时期,主要的政治倾向即是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本身就是从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消化与批判,至少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是掺进了相当多的自由主义因素的。但是,时代的变化以及马克思对这一变化的敏锐洞察和批判、对社会历史实践及其思潮的介入及主导,也极大地影响了自由主义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促成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衰微。马克思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发生在1844年至1845年,其代表作则是写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这些着作宣布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破灭,并将整个社会思潮引向了一种更具社会心理与草根意识的社会主义运动。哈耶克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在1848年之后,“法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像大多数西欧和中欧地区一样,同民主运动结下了更加密切的同盟关系”,而且,“在这个世纪
的下半叶,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运动和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取代”。此后,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自由主义已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前期的政治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且,“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大量知识分子的舆论中,它取代了自由主义作为进步运动的地位”。按照沃勒斯坦及阿布德尔·马莱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在西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即所谓“三个大陆”中思考出来的,因而就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新自由派的、‘科学的’,因而是西方理论家的马克思”,另一个是作为“‘落后人类的’学生、历史主义者和学者马克思”,而第三世界产生出来的“将表达其自己的、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那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其实,区别出一个与时代无关的“学者马克思”,并使这一马克思近代化,恰恰也排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本质关联。沃勒斯坦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本质的西方性,并且由此在价值上排斥了第三世界通过诉诸马克思主义而获得的独立的民族与国家意义。其实,在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向第三世界开放的,而且,在第三世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是基于其民族立场,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有着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人类关怀以及政治理念并要求生成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从属于新自由派的散在的思想,而是一种与自由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政治哲学传统。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生长起来并形成独立性的历史形态。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两个基点:经济自由化与自由。古典自由主义一直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探讨问题,与此同时又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直接看成是整个欧洲乃至于人类的政治观。因而,古典自由主义一方面通过强化政治结构来巩固并享有经济自由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不断使问题理论化、抽象化乃至于神秘化(在神秘化的意义上再一次试图复活宗教传统)。马克思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他不仅要求从经济活动本身进行分析,而且要求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经济事实,而要考虑这种事实背后的政治关系背景。他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要求把握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内在关联,进而推进实际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自由化与自由关联在一起的秘密是维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合法性,但当时所处时代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高度分化与尖锐冲突,恰恰就在抽掉这一合法性,并抽掉古典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人文理想。因此,马克思要求通过实际的革命运动终结资本主义合法性;而且,马克思要求重新判定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本质上只是确定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必然为一种新的共同体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时也涉及价值观的革命。实际上,古典的自由主义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是普遍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基础),这一传统直接延伸到美国立国的文化传承,即所谓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托克维尔所解释的乃是美国缘之于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文化基因)。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正是早期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初期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文化原因。但是,这一时代同时又必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破灭的时代。非西方国家及民族的现代化诉求需要从欧洲的思想中找到一种将西方性与人类性区分开来的思想,并且这~区分从思想立场上是站在弱势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资源。马克思关注欧洲的现代化,但他是将其纳入全球化亦即人类性的视野内考虑问题的。欧洲性在他那里既是肯定的对象,也是批判和扬弃的对象。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直接生成和转换为对弱势国家及民族之现代性诉求的积极支撑与回应。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为非西方社会所接受的深刻政治背景。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具有较古典自由主义更为现实的价值。对于大多数在社会底层的、已处于无产者处境的普通民众而言,自由首先是底限生存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连同经典自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制度体系,本身就需要加以彻底改变。因而,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共产主义观念,更为切中革命现实的理论需要。较古典自由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好地发挥了社会影响与渗透作用。因而,在马克思之后的现代社会里,共同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比自由主义强得多的话语优势。而在当代社会,政治民主逐渐成为人类日益自觉的要求,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与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人类解放论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中生长起来的。这一点对于整体性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有着自由主义的哲学与政治观点,《导言》与《论犹太人题》可以从自由主义传统进行解读,而《巴黎手稿》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理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也与马克思的早期着作相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归并到自由主义传统中。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与其说是经历了一种哲学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在形成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观过程中,吸收进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有益成分。这种想法甚至已经酝酿在其前两年的所谓早期着述中。我们知道,《导言》的主题是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本质,《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则是揭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关联,《巴黎手稿》中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相契合的人道主义,恰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框架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过度强调马克思本人前后思想的断裂,看起来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掉人道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完全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其实只是回应了当代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一度式微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盛期态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在肯定自由主义的有益成分,但同时也在努力追求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正是政治哲学统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构成一种总体的对话平台。6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回撤或“右”转,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面向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主动”回应。但在一种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了过多的消极评价,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陷入所谓的终结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盛转衰,竟然见证着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恰恰是这种转变本身值得深入反思。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关注阶级分析及社会革命理论为特征,并借此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历史影响。然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义的评估还不能局限于此,对于其阶级斗争及革命理论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既定的历史框架。通常认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以及随后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基于对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确需要反思近一百年来人类出现的各种极权主义因素,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极权主义的深刻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现代极权主义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意见领域的哲学思考,政治哲学从来就不应该追求十全十美——那是理念世界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美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复兴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性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一开始是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但只是在非理性主义及大众思潮的意义上来定位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发”方式给人一种强烈印象,即挑战全部欧洲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并不属于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因而在经历了结构调整及变革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已被选择掉了,好像历史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一番“折腾”,又回到了既有的轨道——这正是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主要基调。但即使这样假定,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就能成功“收回失地”,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对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劲敌——新保守主义。当代自由主义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在最近二十年来与保守主义的较量中,自由主义已逐渐失去了话语优势。
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差异原则,即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仍然需要纳入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的出现,显然不只是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具体性问题,而是涉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问题。第一,新自由主义总是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当作前提性条件,实际上,这种干预的直接目的乃是宏观控制,是资本扩张的需要,其次才是分配正义问题。如前所述,国家干预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确立,是现代资本主义回应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批判而作出的主动变革,新自由主义乃是这一变革的产物。而且,新自由主义更为现实地应对了现代性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复杂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仍然要求质疑国家干预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国家干预看来是建立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市场控制乃至于世界控制的目标之上的,因此,所谓分配正义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体制外解决的。自由主义把一个既定的和人为的政治体系看成是其立论的本质性前提,显然忽视了“体制外”的力量。因而,一旦这一外部力量明确自身的政治使命与要求,它解决正义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就被直接动摇了,而它所谓价值多样化的主张则更为直观地显示其招牌性。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力的动摇,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走下坡路的背景。而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新保守主义实质上是强权哲学。 新保守主义所追求的乃是古希腊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的古典传统,而其理想的实践样式则是古罗马帝国。当下时代的美国之所以重视新保守主义,与其对古罗马帝国的推崇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保守主义复兴的文化背景,是主张拒绝和反抗现代性的各种文化思潮。施特劳斯强烈的反现代性立场,源于他早年现象学的训练,包括受海德格尔的强烈影响,以及在思想传承上受尼采之反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他高度认可施米特的政治哲学观。在他看来,近代启蒙运动提出的古今之争,核心并不是进步/落后,而是好/坏,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并且古典的道德观并没有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得到基本贯彻。他关于现代性三个分期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现代性的推进过程,正是道德从社会政治体系中被离弃,乃至清除伦理学的过程。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性的政治观(进步逻辑);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历史逻辑);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历史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因而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兴起相关。但施特劳斯所批评的恰恰就是在现代性过程中美德观念逐渐淡出的自由主义传统。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作为第二期现代性的终结者,马克思同时也代表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维。自由主义必然包含着“追求完美社会”的形而上学追求,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实践则是这样一种形而上追求的实践形式,而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则是表达这种实践诉求的极端形式。
施特劳斯彻底的反现代性立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不过是施特劳斯反现代性立场的一个副产品)是十分显眼的,而且看来比尼采与海德格尔走得更远。在施特劳斯看来,与马基雅维利等前辈一样,尼采与海德格尔同样也是现代性的“共谋者”,都是在延续自启蒙时代以来就十分盛行的“知性真诚”。在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分期批判中,马克思是第二个分期的最后一人,马克思意味着历史逻辑与历史观念的终结,意味着自卢梭以来尤其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强化的世界历史逻辑的终结。海德格尔曾把马克思看成是近代哲学的一种,这一通常只在知识论视域被考虑因而多少令人困惑的问题,正是通过施特劳斯显示出其历史与政治哲学背景,从而透出了其真实的谜底。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误解,恰恰也是在这一层面上发生的。
新保守主义显然是要彻底地告别自由主义。施特劳斯所说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乃至于人文主义,由此也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自由主义之一种。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后来麦金泰尔就把马克思主义(早年马克思)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辩护形式,并把马克思后来对实证方法的强调看成是他无法面对正义问题的一个证据。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不仅超出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且与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完全可以倒过来提问:即使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是否有理由将经济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一旦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是否能够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公正问题?当施特劳斯将解决问题的所有努力都回溯到古希腊传统时,可以断定,在他看来,基于现实本身已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新保守主义的确给人们提供了一副逃避现实的迷幻剂,然而,它实际的文化目标乃是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与强权地位。施特劳斯对古典传统的强调,是要赋予古典时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作方式以合法性,但他同样反对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判断,转而推崇卢梭与霍布斯关于“意志决定人性”的观点。在施特劳斯看来,霍布斯对理性人的反叛,是国家理论的基石。“与理性主义的决裂,是这个概念的决定性前提,也是用‘权利’取代‘法’,用权利诉求的优先地位取代责任义务的优先地位的决定性前提。”我们知道,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传统理性主义的延续,并且取得了一种近代式的普遍主义效应,但是,在这一逻辑中,是服从于理性的,而施特劳斯强调的则是国家意志。用国家意志取代普遍理性,这实际上为美国摆脱欧洲理性主义的政治链系并获得自身的地位提供了论证。
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强权哲学,虽然一直在谋求国家哲学的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突破。“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口实和机会。按照新保守主义者比尔·克里斯托的分析,“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发疯似地要寻找一种新的对外政策,而我们老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政策的原始教义”。另一位新保守主义者默拉齐克也承认:“如果没有‘9·11’,我们永远不会获得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如果一定要考虑其实践后果的话,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在哲学水准、政治效能以及伦理学后果等层面,恰恰与它所反对的恐怖主义哲学同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界对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追捧是值得反思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所强调的语境,恰恰是一种原始的和冲突型的政治关系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在以协调为主题的现代社会通常被忽略了,但经常也会有脱离常规的情形,这种情况就是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市场。“在国家稳定性和国家权力的权威遭到危机时,在法律制度和者关系暧昧、法治和人治发生冲突时,在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政治控制受到动摇时,施米特的‘例外状态’、‘者’、‘决断’、‘敌我区分’等概念就时不时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青睐,在思想界也往往会引起一些有关的争论。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以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不同时期中会反复出现不同形式的国家一社会紧张关系,人们本不一定非要知道施米特才能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施米特,而又用他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时,就一定会感觉到施米特的存在。”中国学术界的施米特一施特劳斯热,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美国政治哲学思潮的敏感与追逐——在这种政治观念认同的背后,的确存在着来自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分析和解释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问题本身也提供了一种特有的视角,很多人也就此认定当下中国本身就适合于实践施米特一施特劳斯主义。但这显然忽视了捧热施米特一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如果依据政治哲学本身的政治意向来考察政治哲学,人们或许就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许多诱人的主张了。
马克思政治哲学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由阶级分析理论支撑起来的政治解放。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强调基于经济政治关系展开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区分,包括个体、群际、区域、民族以及国家的区分。对马克思而言,阶级区分的立场指向是弱势主体。并且,对于弱势主体的权力诉求,马克思不是诉诸道德伦理,而是强调奠定在经济关系之上的阶级解放以及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结构的建立。在此,决定马克思政治哲学程序合法性的,并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争论不休的善与权利谁优先的问题,而是所有人民是否能够获得一种公正底限的社会关系及政治结构,这才是正义问题的实质所在。二是政治解放必然要通向人类解放。从形式上看,政治哲学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政治
哲学又是服从于整个人类解放的哲学理念的。在他那里,政治解放只是中介,人类解放才是目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服从于其总体的哲学人类学的(在马克思哲学中,政治哲学不可能是所谓“第一哲学”)。这也提示出马克思政治哲学基本的历史哲学前提,就是建立在其实践观与唯物史观之上的基本的现代性及历史进步观念。 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十分重要,这是马克思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明确表述的历史进步思想,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是作为典型的“进步逻辑”与“历史逻辑”而加以批判的。在强化自身的保守主义思想方面,施特劳斯的确恶意地利用了柯耶夫的思想。柯耶夫依据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思想,提出被剥夺者应当起来抗争,颠覆社会结构,并且建立一种“普遍且均质的国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而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的极致类型,因而必然是自身否定的类型。对柯耶夫思想的反讽似乎直接得出了施特劳斯自身政治理论的“绝对正确”。实际上,借对柯耶夫的否定,施特劳斯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历史成果(从这里人们看到了20世纪福山之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脉络)。但这不仅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简单化了,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言,阶级分析理论及政治解放必然是其人类解放论的具体化,而人类解放将始终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本身不可能终结。就这一意义而言,关键在于是否对历史以及现代性社会持有一种基本的信念与信任。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
科学的理论思维对一个民族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华民族的振兴需要的理论依据是哲学。因此在教育中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重要。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无法对哲学理论课产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掌握是非常零散的，无法整体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理论课无法发挥对学生心灵启迪的作用，也无法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无法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面对这种现状，教师需要改革教学模式，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和创新，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一、高中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
1.灌输性的教学模式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主体地位持忽视态度，无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只是一个舞台，教学这一过程的导演是教师。学生的地位是道具和观众，学生只和教师的表演相互配合。这样教学过程实际上围绕的是教师的教，对学生的学习持忽视态度，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课堂上，学生只是机械记忆基本内容，教师不顾学生的感受，照本宣科给学生灌输知识。
2.轻视学生的实践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对理论知识的学习非常重视，对实践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就是实践，在实践中发展和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结合理论和实践，强调理论要付诸实践。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学习理论知识，缺乏和实践的紧密联系。
二、高中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策略
以上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改革措施，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紧密联系我国时代的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以下主要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策略。
1.改革考试方式
加强对教材内容的重视，能够改革考试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可以感悟人生，升华智慧的学科。教育者和学习者都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让自己变得更加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蕴含丰富的哲学家思想，站在中立的立场对各种哲学派思想进行评价，对哲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进行研究，对哲学中各种范畴的关系进行讨论。为了摆脱原来灌输性和僵化性的教学模式。需要对考试方式进行改革，注重学生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提升，注重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的提升，将课程论文考核形式和通用闭卷结合起来，通过写作内容，学生可以表达思想和觉悟，教师可以对某位学生该课程的学习状况进行判断。
2.充分协调教与学
学生在校学习的关键场所是课堂，不能只强调对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教师的讲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专家的学术讲座通过精辟的演讲吸引听课者。教师讲解哲学必须建立在自己对哲学的研究上，教师的专业素养要高，授课艺术也要高。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课和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相互协调，对一方的强调和忽视都是不可行的。教师要通过批判的眼光和思维对这些思潮智慧进行研究。学生对哲学的学习要经得起考验，不会受到各种庸俗事物的干扰，脱离极端束缚的思想，拥有深刻的理性思维和高远的胸怀。
3.通过合作教学模式开展教学
合作教学模式的展开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将分组、合作和探究融为一体，改变了以往学生被动的学习模式，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观探究学习，提升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学生首先要建立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再对资料进行收集，分工合作，得出结论，再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验证结论。教师可以直接给出各小组论题，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论题，加强小组之间的分工合作，学生可以走上讲台和全班同学分享学习成果。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提升，同时也能使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合作意识增强。
4.通过自主探究模式开展教学
教师在教学中开展自主探究模式，要对学生加强引导，学生可以围绕特定主体自主学习和探究。自主探究模式要按照问题的提出，资料的搜集，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和对结论的验证等方面进行。通常情况下，教师可以给学生主题，在课后学生可以搜集资料，再对资料进行整理，加工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在课堂上全班学生讨论后，可以得到较全面的结论，对学生独立思考，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行培养，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综上所述，文章主要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科学策略。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水平的提升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孙民.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刍议[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33-138.
[2]李凌云.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新探[J].改革与开放，2011（8）:166-167.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条件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1）03－0040－05
任何一个民族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该民族的特殊环境，都必须按照该民族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基于此。但是，与所有民族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吗？又何以可能？却并不是意义自明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我们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
按照目前流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就哲学层面而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一)把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而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搞清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曲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看法甚至误解都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1]（p.291)后来，邓小平在回顾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时强调指出，总结过去“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1](p.22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从理论上说，不能下定义，就不能准确地界定它的外延和内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自始就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针对当时形形色色的、特别是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就曾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pp.432-446)所以，鉴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起就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可以由他们来承担起鉴别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是在他们逝世后，就得靠后人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种马克思主义，哪一种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横向维度看，同时并存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思想的真正继承者。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3]（p.136)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地起某些作用。既不能说其中有绝对正确的，也不能说根本没有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我们曾经信奉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并不全都符合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在这些马克思主义中，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并要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呢？只能以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作为判断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特定含义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达。因此，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必须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忽略的。正是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导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言必称西马”和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的尴尬状况。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再精妙也只是分支，不是主干。所以，对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给予应有的关注是必要的，但不能舍本逐末。
从纵向维度看，马克思主义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我们是把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早期的还是晚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这实质上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中国化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或方法论中国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p.213)。这实质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评价标准：必须能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使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来源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文本，但又不能只是或拘泥于它的文本上的那些文字。因为如果仅仅是书上的文字的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未免太简单了，找人翻译成汉语到现实中套用就行了。而这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所坚持的观点，其危害也已经为世人所熟知了。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的语言转换成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而是把蕴含于文字之中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中国化。这种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是我们所理解和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像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pp.432-433)。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原则：第一，必须根据全部历史发展的状况和现实情况重新解释、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经典作家的观点和结论要结合新情况与本国的历史重新进行阐发，形成新的结论。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不能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用科学、认真的态度对待它。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把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中国化？
从内容和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几个部分都中国化呢？显然不是，当前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世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对当时的经济情况的分析显然已经不能适用于当前的经济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东西，也只是用其中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而不是他的具体结论。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样。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现在仍然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对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世界观、方法论和唯物主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从内容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国化，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其著作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唯物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分析当时的现实而得出的具体结论。 从内容的层次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有适用全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有适用资本主义的各种规律，有指导建立社会主义的各种规律，也有对一时一地的具体事件而得出的结论。这些东西，并不是都能中国化的。有些已经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证明是过时的了，有些后来也证明已经过时了，或者经过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这些都是不能中国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化的主要是那些普遍性的原理，那些对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都适用的原理，那些适用于全人类的原理。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p.291-29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谁？
这实际上是由谁来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p.318)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其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必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但是，一方面，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的主体始终是少数社会精英，这种传统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从国外传播而来，老百姓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一开始只能依赖学术和政治精英。因此，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治宣传越来越专业化，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逐渐离开其本应该所属的群众，走向精英化和封闭化，从而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从一定程度上说，的危机就是马克思主义精英化的发展，最终导致与人民大众疏离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者都坚持不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把人民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把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和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什么时候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能顺利推进，什么时候削弱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出现曲折。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自觉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政治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1]（p.208)但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是以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为目的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主体，其作用在于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施，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引导并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实现。就这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是什么人在推进、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通过共产党人的政治设计和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人民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增强人民大众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力量，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前进。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是什么？
“化”在哲学上可以理解为变化、转化。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来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形态，使之适应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避免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要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中，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因而在这里主要是“运用”之意。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民在保留自己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摆脱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胡锦涛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时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5]（p.34)其要义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使之实现现代转型。所以“化”表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相互作用过程，是一个相互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过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为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问题这个“的”，主要是就“运用”这个意义来说的。
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必须按中国的特点发生改变，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三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使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生改变，使其适应现代化的环境和条件。按马克思的理解就是要“不断使现存事物革命化，并实际地改变现存事物”。这种改变，不仅包括主体生活的具体环境，也包括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本身；而且，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对主体的改变比对主体生活环境的改变要艰难得多、深刻得多。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还是在“化”人，即使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化。当然，应该看到，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三个含义是相互关联且同时存在的，不能截然分开。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文字的转化是基础，解决实际问题是目的，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及其生活环境的马克思主义化则是根本和关键。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神圣化、教条化，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它，并用之以改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前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这条道路的基本意义有两条：一是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原则。这在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那里是十分明确的。这条道路具体的轮廓却是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后才逐渐变得清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还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在中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无论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还是建设道路，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有赖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巩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思想理论前提
从脱离实践的理论空谈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6]（p.815)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着眼于实践的，是为改造中国实践服务的。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成果。正是因为本本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使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现途径，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因此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是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p.382)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取得成功。
（二）坚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主体条件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崇拜书本还是照搬外国的模式，都是一种主体的错位，实际上是用文本或外国模式取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用他人的思考来代替自己对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思考。电视剧《长征》中李德在红军被迫长征途中说，“难道是一个外国人来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吗？真是可笑”。这话虽是推脱责任的借口，却从反面把主体错位的危害表达了出来。事实也表明，坚持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前提。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只有自己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原因。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不是少数的精英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对国内外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反思的结果：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斯大林者，仍然避免不了犯错误。因此，只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葆青春与活力的最终根据和源泉。
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根本要求。我们现在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必须以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这是当前全党的普遍共识。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时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自我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p.269)其结果不仅没能实现目标，反而造成了巨大浪费，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鉴于这一深刻教训，邓小平指出：我们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p.252)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切合自己实际的奋斗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进行的理论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1](p.42)正是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个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具体的实现道路。这一道路的确立，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自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文化等是经济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取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成为人民自觉实践的武器，首先必须能使人们在实践中得到物质的利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为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就体现在它解决人们在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之中。中国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经济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重要方式。因此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p.373)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性，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的发展，人民才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只有人民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体现，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
（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政治基础
邓小平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7](p.226)“共产党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1](p.256)这说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不是把人民当做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为了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支持者，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和推进力量。
（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本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和具体环节之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靠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进行保障，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原则和要求体现于具体的制度之中。这种制度，是以保证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地位为核心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要求进行制度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国家制度方面的体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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