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市场研究范文第1篇

1.1市场风险测度指标研究

早期研究的市场风险测度指标有方差、标准差、半方差、绝对离差、β系数等。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Markowitz提出了均值—方差投资组合模型，并用投资组合收益率的方差作为投资风险的测度，是公认的最早运用数量分析模型进行市场风险测度的研究，之后，其又提出了投资组合收益率的下半方差作为投资风险度量的半方差模型。20世纪60年代中期，Sharp、Lintner和Mossin等基于资产组合管理理论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简称CAPM），提出使用β系数来度量资产风险。CAPM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质疑并在质疑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Konno和Yamazaki提出采用绝对离差作为投资风险度量的绝对离差模型。Achaya和Pedersen在传统CAPM基础上将流动风险分解为3部分，构造了一个四β模型。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市场风险测度指标是VaR（ValueatRisk），又称“风险价值”。VaR不是一种模型而是一套计算风险的方法或理念，其定义为：在一定持有期和一定的置信区间内，一个投资组合最大的潜在损失是多少。VaR于1996年被引入《巴萨尔协议》，并作为金融机构风险度量和管理的工具。VaR的优点在于既可以度量潜在损失的数额，也可以知道损失发生的概率，现已成为度量市场风险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近年来，一些文献研究提出了新的市场风险测度指标方法，如CVaR（ConditionalValueatRisk）、ES（ExpectedShortfall）等，并有了一些初步应用。

1.2市场风险测度模型研究

由于市场的复杂程度和系统风险在提高，市场风险测度模型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国外相关研究中的新模型不断涌现。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的提出与发展，使得基于GARCH族模型的市场风险分析一度广为关注。该方法弥补了方差和β系数等传统风险测量方法存在的一些缺陷，能够反映市场风险的时变性。然而，由于受到非连续数据的限制，将GARCH族模型应用于期货市场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极值理论和分位数理论的发展成熟，采用基于极值理论（ExtremeValueTheory，EVT）和分位数理论的VaR估计法成为国际主流。已有大量学者运用EVT对市场风险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较多成果。这些研究均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认为EVT是提高市场风险测度准确性的有效方法。

1.3市场风险测度的实证研究

小概率大损失的极值风险测度研究在国外进入了实际应用阶段，且大多研究集中在金融市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不同市场之间的风险传导效应的研究成为热点，许多专家学者围绕市场风险传导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小概率大损失的农产品市场风险测度的关注度日益升温。Zhang等利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对美国棉花期货价格波动的极值风险测度进行了研究。Siaplay等运用极值理论建立了美国火鸡市场极值风险测度模型，并分析了其对食物安全的影响。Odening和Hinrichs运用GARCH族模型研究了德国生猪市场风险。Giot应用VaR对咖啡、可可豆、糖等产品期货市场价格风险进行测度。Manfredo和Leuthold运用GARCH族模型历史模拟法研究了美国牛肉市场的VaR。这些文献应用的风险测度指标均为VaR，指标的估计方法大多为参数法。

2国内研究动态计划

经济时期，我国农业风险主要体现为生产风险。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有关市场风险的研究日渐升温，市场风险成为与生产风险并列的两大农业风险。从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看，有关农产品期货市场风险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小概率大损失的极值风险测度研究刚刚起步，近年来关注度不断提高，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文章发表；二是风险量化研究在风险测度指标方面，已有文献大多采用VaR，尚未发现有关CVaR、ES等风险测度指标的应用研究；三是在风险测度指标估计方法上，大多采用基于经验分布和GARCH族模型的参数法估计，运用极值理论和分位数回归等国际主流方法的研究仍是空白；四是有少量文献研究了国内外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的传导关系，迄今为止鲜有对国内外农产品期货市场间极值风险的传导效应进行研究。

2.1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研究

有关农产品期货价格波动的研究近年来也受到重视。主要集中在：（1）国内外期货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研究。这些文献研究表明，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存在一定的影响，不同农产品期货品种有差异。（2）有关农产品期货市场有效性的研究。这些文献研究认为，传统的有效市场假设并不成立。（3）农产品期货价格的波动特征研究。这些文献研究表明，农产品期货市场收益率分布具有“厚尾”特征。（4）农产品期货价格的波动成因分析。这些文献研究认为，市场信息不对称、投机交易、法律制度不完善、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价格传导等引起了农产品期货价格的波动。

2.2农产品市场风险测度方法研究

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风险的模型化研究刚刚起步。早期文献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等简单统计量对农产品市场价格风险进行量化研究。聂荣等通过建立农产品市场价格随机游走模型，采用求解均值与方差来度量农产品市场价格风险。赵予新采用移动离差系数对粮食价格风险进行预警。程广燕通过建立大豆价格传导模型，构建了价格偏差、标准差、半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半变异系数等指标对我国大豆市场价格风险进行评估。在我国农产品市场风险测度中，VaR也只是近年来才开始应用，且大多研究采用参数估计法。张峭等和王川等采用基于经验分布的概率密度分布模型，对粮食、蔬菜市场价格风险的VaR进行估计，包括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韩德宗、李博和沈隽、刘兵、李干琼、赵玉等采用基于GARCH族模型的VaR估计法，对小麦、大豆、菜籽油、棉花、豆粕、白糖和橡胶等期货市场风险进行了研究，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反映VaR的动态变化。也有少量研究采用基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概率密度分布模型，对蔬菜、水果市场价格风险进行了研究。

3农产品期货市场风险研究的趋势展望

从国内外研究动态看，农产品市场风险的量化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尤其近10年来发展非常快。新形势下，随着农业、金融、能源三者之间的联动性增强以及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对农产品期货市场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了市场风险的量化管理和模型化。有关农产品期货市场风险研究的趋势分析如下。

3.1研究方法

趋于模型化，非参数和半参数法的应用将成为主流风险的量化管理是市场风险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缺乏有效测度极值风险的方法，是当前农产品市场风险量化管理的主要问题。在农产品市场风险测度指标方面，VaR是目前业界的主流，然而却不是一致性风险度量指标，目前鲜有关于CVaR和ES等新的市场风险测度指标方法的应用。农产品市场风险测度模型方面，传统的参数估计法难以准确测度日益复杂的市场风险。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农产品期货市场管理机构和投资者都难以适应未来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的要求。随着极值理论和分位数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采用非参数法和半参数法的模型估计具有明显优势，能够较为准确地估计市场风险的大小，并在金融市场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农产品期货市场风险研究尽管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与金融市场有很大的相似性，基于非参数和半参数法的风险测度模型构建必将成为主流的定量分析方法。

3.2研究视角

趋于国际化，极值风险的传导效应研究将成为重点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将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进行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风险特征对比的研究较少。有关农产品市场价格风险传导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期货市场间的价格传导关系，鲜有研究国内外期货市场间极值风险的传导效应。加强国内外农产品期货市场极值风险的传导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农产品期货价格风险中国际因素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价格波动幅度最大的正是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国内外市场基本接轨的品种，如大豆、豆粕和食用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某一市场发生极值风险危机时会以极强的联动性向其他市场扩散蔓延，进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灾难。因此，基于国际化视角研究国内外农产品期货市场极值风险传导路径、传导速率和传导强度以及分析不同市场间的信息响应曲线差异是未来的一项研究重点。

3.3研究内容

传统文化市场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金融学；行为金融学；演化博弈论；投资者行为

一、传统金融学框架下投资者行为的研究

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是由凯恩斯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更迭中所表现出的心理因素来解释投资者行为，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把影响证券资产价格的决定因素归因为投资大众的未来动向和预期心理，与证券资产的真实价值无关，这种研究投资者行为及其对证券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过于抽象和简单，只是描述了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的一种心理预期，没有研究投资者最优决策行为以及对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和收益的度量。因此，凯恩斯的理论对投资者行为研究只是起步阶段。现代主流金融学以经济学完全理假设为方法论基础，现代金融学的诸多理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理性假设下投资决策过程被抽象为理性投资者追求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投资者根据所有获得的信息有能力为证券定价。在不确定条件下，他们的主观概率是无偏差地分析投资的最优组合，并得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范式，这构成了现资行为分析的主流。在理性经济行为假设的基础之上，Alchian（1951）和Friedman（1965）的理论中最早蕴含了证券市场中投资者行为的演化思想，他们认为市场中只有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才能长期生存下去，Figlewski（1979）指出非理易者可能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失去自己的财富，但他强调，从长远来看，那些选择非理性投资策略的交易者终究会退出市场。传统金融学框架下有关证券市场以及投资行为的经典学说是“有效市场假说”、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以及各式的资产定价理论，Fame（1965，1970）发展出现代金融学的基础理论“有效市场假说”（EMH），有效市场假说认为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最终会使非理性投资者从金融市场中消失，“有效市场假说”发展的同时期，Markowitz（1952）提出了投资者的最优资产组合理论（MAP），他创立了“均值/方差”分析框架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对单个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规范性的描述。其后，传统金融学框架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在传统金融学框架体系下的投资者行为研究也趋于完善，Sharp（1964）、litner（1965）、Mossin（1966）等人将有效市场假说和Markowitz的资产组合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CPAM），这是对单个投资人最优投资带来的市场均衡的研究，资产组合理论解释了投资多样化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而CAPM解释了投资者如何在市场中行动，从而使其成为有关投资者行为模型的标准范式。可以看出传统金融学在研究投资者行为的时候要么完全忽视非理易者的作用，要么将非理易者视为外生因素，排斥在理论框架之外，最终对市场结果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这个时候的投资决策行为是一种“黑箱”体现，其理论存在以下两个主要缺陷：首先是理性人假设的不合理性。传统主流金融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市场的各参与主体在进行决策时都以实现期望效用最大为准则；二是市场的各参与主体都能够根据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对市场的未来作出无偏估计，然而在现实的金融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能严格满足“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实际投资决策并非如此，在证券市场中的“羊群行为”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是市场竞争并非完全有效，资产价格也不是完全由理性投资者决定的。Delong，Shleifer等人（1990（a），（b））研究表明只有满足诸如人们知道何时能够知道资产的真实价值，没有那么多不理性的投资者以及在长时间内可以无成本卖空等条件，市场才能完全由理性投资者主宰。但是，在实际中这些条件并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并不知道何时能够知道证券的真实价值；人们不能长时间无成本卖空；投资者的投资期间能否持续到其了解该证券的真实价值是不确定的，证券市场上从事卖空活动的不一定都是理性投资者。

二、行为金融学框架下投资者行为的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对传统金融学的理性假设提出了挑战，Kahneman and Tversky（1979）研究发现，人们对待获利和损失的态度不对称，更厌恶损失，人们还有诸多“行为特征”影响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特别是有关噪音交易理论以及投资者心态模型的提出。噪音交易行为研究方面，Shiller（1984）、Kyle（1985）、Black（1986）、Campbell and Kyle（1993）等学者在传统金融市场分析基础之上，讨论了证券市场在有噪音交易者存在的情况下，金融资产定价的问题。De Long，Shleifer，Summers and Waldmann（1990）对使得股票收益偏离基本面的噪音交易者在证券市场中不能长期生存提出了质疑，基于此，De Long，Shleifer，Summers and Waldmann（1990）通过构建一个噪音交易者对不同收益有错误期望的资产组合配置模型，说明噪音交易者可以在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Hirshleifer and Guo（2001）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交易者相比理易者，更容易发现由资产的流动性或者噪音交易者所引起的价格偏离，从而使其成为有噪音交易者和理易者参与的证券市场长期演化均衡的重要组成部分。Hirshleifer，Subrahmanyamb and Titman（2004）认为非理易者的参与使得市场价格会系统的偏离其基本价值，从而先行一步的非理易者采用正反馈策略可能获得超额收益，赵鹏举和刘玉敏（2008，2009）的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投资者心态模型研究方面，Barberis，shleifer and Vishny(1998)建立BSV模型将两种决策偏差纳入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中，一种是保守主义，即相对于过去的信息而言，投资者具有低估新信息的倾向，从而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正投资预测，导致过度反应。另一种是代表性偏差，即投资者按照小数法则行事，以小样本的性质来判断总体样本的性质，从而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而忽视总体历史数据情况，导致反应不足。BSV模型从该两种决策偏差入手，建立模型对投资者的决策如何对市场产生影响，而导致金融市场价格偏离有效市场假说进行研究。Daniel，Hirshleifer and Subrahmanyam（2001）从信息的角度建立和发展了描述投资者行为的模型，简称DHS模型。DHS模型着重考虑投资者在阐释私有信息而不是公开信息时存在的偏差，该偏差主要有过度自信和自我归因偏差。Hong and stein（1999）提出了考虑不同交易者作用机制的模型，简称HS模型。在HS模型中，两个由有限理性的投资者组成的群体进行相互作用，在此有限理性是指投资者只能处理全部可得信息的子集，模型假设私有信息在“消息观察者”中的扩散是缓慢的，也即具有反应不足的倾向，从而在股价上产生动量，此时“动量交易者”察觉到了动量，进而进行交易套利，将价格推向极至。

显然，以上研究都表明，金融市场并不能消除非理易者，非理易者可以在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并且是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力量，很多研究中都开始将非理易者视为金融市场中内生的一部分，开始打开投资决策的“黑箱”，从投资者的情绪和心理等各种认知因素入手来研究投资者行为。传统金融学理论基石开始动摇，理性人的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投资者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演化博弈论将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经典博弈理论以及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参与人群体出发，跨越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的鸿沟，实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突破。与传统均衡分析法相比，演化博弈理论动态分析方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行为互动性、因素互动性及时间因素纳入到模型之中。演化金融学为证券投资者的行为以及证券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的长期行为过程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金融学中的进化思想原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Friedman（1965）等人关于市场最终选择淘汰非理性参与者而理性参与者得以在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理论。然而标准的进化金融理论研究始于Blume and Easley(1992)有关金融市场进化稳定的研究，在Blume and Easley之前，几乎所有金融理论可以归结为一个求解单个投资者的投资优化问题，包括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也是在传统金融学的基础之上，在相关的研究中加入行为和认知的因素进而求解单个投资者的投资优化问题，可以说行为金融学是对传统金融学的“扬弃”。而Blume and Easley（1992）首次提出了关于不同投资策略相互作用的金融模型，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和数理分析，Evstigneev，Hee and Scheng-Hoppe（2006）沿袭了Blume and Easley的思想，研究了离散时间模型的金融市场进化问题，证明了在股票价格与未来股息收益贴现值的数学期望相等时，证券市场能够稳定进化到理想状态，在此基础之上，杨绍军和秦国文（2006）发展出连续时间的金融市场进化模型。Bruno and Raphael（2002）通过构造一个由理性卖出者、理性买入者、非理性卖出者和非理性买入者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出证券市场的长期演化存在两个动态均衡：一个是理性卖出者和非理性买入者共存，另一个是非理性卖出者和理性买入者共存，并同时指出，非理易者的长期存在不利于社会福利。陈很荣、吴冲锋（2001）基于噪声交易理论，研究了经典博弈论中的单阶段静态博弈模型以及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的声誉模型，分别对我国金融市场中噪声交易商与理易商的投机对策行为进行了研究。孟卫东和王永平（2006）基于噪音交易者模型和复制子动态方程构造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的进化博弈，得出结论：投资者交易行为的演化存在多重均衡的特征，且其演化的路径选择和均衡与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和证券市场的初始环境密切相关，并受到投资者对风险资产收益的不合理预期、噪声交易风险、基本面风险、理易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展望

国内对演化博弈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应用基本都用的是Maynard smith nad Price(1973)所提出的复制子动态方程，包括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复制子动态是演化博弈论最早可以付诸于经济研究应用的具体方法，方法本身有诸多不足，是连续性的动态博弈，而现实中金融问题更多的表现为随机不确定的过程，进一步将演化博弈论与计算机仿真学方法相结合、相互印证，将会使得相关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更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De Long，Brad，Andrei Shleifer，Lawrence Summers，Michael Waldmann．The Survival of Noise Traders in Financial Markets[J]．Journal of Business．1991：1～19

[2]Nicholas Barberis，Richard Thaler.A Survey of Behavioral Finance[J]．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2003，1（23）：1053～1128

[3]赵鹏举，刘玉敏．证券市场正反馈交易与收益自相关[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8（9）：535～540

传统文化市场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集市；集市研究；研究视角；文献综述

一、引言

中国的农村集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农村集市作为一个复杂综合的社会活动，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近代以来农村集市成为许多学者重要的研究主题，他们的研究多以农村集市为载体来探究农村的政治现象、经济变迁以及社会生活。本文希望通过近十年国内关于中国农村集市研究文献的梳理，从农村集市的社会（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融合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政治等三个视角对近十年农村集市的研究进行总结。同时，指出研究的不足，希望为未来集市研究者提供一些启发，为农村集市的发展提供未来路径的思考。

二、基于社会视角的农村集市研究

从社会视角来进行农村集市研究的大多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他们认为农村集市作为农村社会交往与互动的活动场所，能够通过其细腻地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政府应该注重的农村集市社会功能。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农村集市是“以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为基础所形成的场合”，并且买卖双方因为“熟人”面子的问题大都不会在本村集市进行交易[1]。这也是社会学派普遍认为的农村集市中的交易行为并不是仅仅因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也对集市中的交易行为有巨大的作用。基于这一认识，陈文超强调农村集市中人的体验及主体地位，发展出一套有关农村交换活动的话语，从实践出发，通过对集市中个体经济性行动的研究，揭示被建构的“实践亲属”主导着场域中的一切活动，处于一种支配性地位[2]。张春则进一步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集市中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和人与物的消费关系做了总结性的评述[3]。“在传统农村社会里，对农民而言，集市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生活圈”[4]，另一方面，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有利于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恢复集市日趋衰微的社会功能，以缓解农村社会关系所面临的危机[5]。综上所述，这一视角下对集市的研究非常细腻，切入点小并侧重对集市中人的研究，使集市研究富有生活性，充满感情。

三、基于经济视角的农村集市研究

与社会视角对农村集市的研究不同，经济视角下，研究者往往从经济和地理角度来进行研究，从商品买卖、地理区位来研究农村集市、城镇发展、农村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分析路径，一个是阐释农村集市和城镇形成发展关系的路径，另一个是说明农村经济演变与农村集市发展关系的路径。

（一）阐释农村集市和城镇的关系

这种研究一般认为农村集市是乡镇形成的基础，城镇化是农村未来发展的出路之一，多是以华北、江南、西北、西南等地集市为例，探索集市与城镇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集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例如，王庆成认为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则数村对于城镇的形成有一定作用[6]。宁雪婷，李京生对江南地区小城镇集市发展及其空间影响进行梳理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从功能策划、空间组织和运营管理等方面提出对江南地区小城镇集市未来发展的构想[7]，其对于基层政府如何提高管理与服务能力，促进农村集市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武少锋则通过对陇东地区商业性城镇和集市的发展进行深入考察，说明商品经济对于农村集市和城镇的影响，认为商品经济的丰富促进了农村集市向城镇的转化[8]。巨芳则从地理学角度提出清末河州地区集市和城镇在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布不均的特征格局，一方面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河州四乡自身区位差异所致的[9]。还有学者进一步通过对乡镇集市的起源与演变的阐述，进而得出农村通过集市进行就地城镇化[10]或者农村集市使集镇经济具有了新的功能的结论[11]。近年来，也有学者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农村城市化与农村集市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市的发展趋势及其发展对策[12]。另外，农村集市发展途径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大力培育农村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加强农村市场法规建设、完善农村市场配套服务体系、发展专业化特色集市，才是农村集市发展和转型的有效途径，从而使其在促进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城镇化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13]。这个类型的研究十分全面和系统，不仅探究农村集市的产生，发展和城镇的密切关系，更进一步提出农村集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也存在缺少人文主义精神，没有对农村集市中人的作用进行考察，存在冷冰冰的总结经济和历史规律的困境。

（二）说明农村经济与农村集市的关系

这是主要研究农村经济的变化与农村集市的相互影响，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加入产品买卖的队列，从而造就了农村集市。同时，农村集市根本虽然不具有现代商品经济的全部特征，但是，“农村集市都是农村地区最重要的交易市场，同时也是农村流通体系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4]。例如，宋健通过对唐代西南地区商品流通的研究，发现集市除传承了大多数农村商品流向城市的规律外，其本身也在逐渐改变着传统的格局，不管是区域内的商品流通，还是区域间、乃至与国外的商品流通都非常繁荣，交易兴盛，且已经形成了商品多层次流通格局，这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15]。陈向科则通过具体的历史数据分析近代洞庭湖区农村集市的数量、密度及其影响因素、类型与特点，进一步指出国民政府时期洞庭湖地区集市对农村经济的巨大影响[16]。集市是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农村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诸位学者的研究从古代到近代、现代，多是利用实证方法分析农村集市与农村经济的天然关系，对于农村集市甚至市场经济在今天的发展都有启发意义。

四、基于政治视角的农村集市研究

政治视角不同于与社会、经济视角，该视角的研究普遍认为农村集市摆脱不了政治权力的影响，政治权力的控制对农村集市有重要的影响。他们把政治权力纳入农村集市研究之中，从国家控制与社会反控制的角度把农村集市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进行研究，以农村集市的变化来反映政治力量对农村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吴晓燕以建国后农村集市的兴衰为主线，研究国家以政府之名对农村集市的控制，提出“自然形成的集市在当代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是由国家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同构造的；其规则和秩序既是政府建构的，也是社会自我生成的”[17]。慕良泽则通过对景乡集市的实地调查，以“交换”和“权力”为基本视角，从政治活动圈、物品交换圈和社会活动圈三个方面构筑市场网络，说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对农村集市的影响。并认为，“市场是整合农村社会的基础性手段，培育市场是西部地区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内源性动力”，而政府在培育农村市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8]。对于政府在集市中的作用方面，王海燕进一步指出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因地制宜发挥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政府应该发挥必要作用[19]。我们不能忽略，任何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控制这一基本事实。所以，集市的发展同样也存在着与政治力量的互动，这些研究对于集市的发展是十分有价值，有指示性的。

五、农村集市研究的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重视，集市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许多学者开始引用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对中国农村集市进行研究，集市研究开始体现出集市自身系统内与系统外因素交叉作用的综合特点。很多学者不仅从农村集市系统内部的因素和传统外部因素来研究集市，而且更加关注农村集市系统外新出现的影响因素，综合内外部因素并应用新理论方法进行研究，比如把集市和互联网购物，农民的消费心理，集市的文化功能与传承，市场化中的性别秩序等联系起来。在农村集市面临着电子商务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寇晓丹试图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切入，分析互联网时代下我国传统集市贸易的新形势，为我国农村集市走出发展困境提供了一些新思路[20]。还有人文学者认为农村集市具有“民俗文化空间性”，其作为农村经济民俗生活的展演空间，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同时承载着展示农村民俗、映射地区文化传统的文化功能[21]。王鹤、孔德静、惠长虹等进一步从农村集市和集市文化内涵入手，提出农村集市空间的现实问题和规划思路，并从完善集市配套服务设施、塑造地域特色集市、营建农村集市公共空间、思考民俗文化传承路径等角度对农村集市文化的传承途径展开深入研究[22]。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集市赶集女性出现了代际更替的现象。管田欣通过分析山东Q市某乡三代农村集市赶集女性的不同经历，探究了农村经济转型与社会性别体制之间的关系，认为“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的转型利用并再生产了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及权力结构”[23]。随着不断在时代大潮中涌现的外在因素对农村集市的影响和农村集市内部的不断转变，一定会有更多学者综合多学科或者运用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农村集市，这是未来农村集市研究的发展方向。

国内学者对农村集市的研究大部分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三个视角，社会视角关注农村集市的社会功能，农村集市中人与人的互动关系，阐明政府应该注重保护农村集市的社会功能；经济视角则注重农村向乡镇再向城市变迁中农村集市的作用，以及农村集市变化引起的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动，分析农村集市的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政治视角则把农村集市的研究置于政治力量与社会活动的互动中，深入探究政府在农村集市应发挥中的作用；农村集市研究的新趋势则推陈出新，另辟蹊径，运用新理论和方法研究不断变动发展、被时代赋予新色彩的集市。这些研究都为我们分析农村集市提供了丰富历史和现代资料，是前人的有益探索。

六、小结与评论

通过对国内农村集市的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国内研究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运用有关理论进行研究、通过地方县志和已有资料数据进行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有关理论进行阐释。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对农村集市进行探究，以农村集市为窗口，从农村集市变迁中探索城镇的发展方向，分析农村经济的变化，捕捉政治力量的踪影，研究社会结构及人与人的互动。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农村集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理论基础。

不足的是，这些研究多是注重的是从宏观方面分析农村集市与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或者农村集市中表现出来商品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对农村活动的影响。而对于农村集市多视角的综合探索较少，以及缺乏对农村集市在当下各种新事物冲击下仍生生不息原因的文化和人的需求等方面的解释，农村集市会消失吗？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还不会。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政府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而农村集市则是农村经济中的重要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应站在今天的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不同地区农村集市实地研究为切入点，实证分析农村集市具有的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究农村集市为何仍充满生命力，进一步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集市的建议，为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建设助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60-267

[2]陈文超.实践亲属：农村集市场域中的交换关系[J].中共福建省委党 校学报，2010（4）：70-76

[3]张春.城市生活中定期集市的民俗学观察――山东周村集的调查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0.

[4]吴晓燕.集市变迁与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J].求是，2009（3）：91-94

[5]徐京波.集市：传统农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以胶东 P 市为例[J].郑州轻工业学院报（ 社会科学版），2015，16（2）：42-47

[6]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J].近代史研究，2004（4）：2-69

[7]宁雪婷，李京生.浅议江南地区小城镇的集市发展[A].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4小城镇与农村规划）[C].2014.

[8]武少锋.清代陇东地区市镇发展和集市演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9]巨芳.清末河州地区商业集市的发展及地域结构探析[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36（1）：75-79

[10]米静.乡镇集市的演变与城镇化发展[J].现代经济信息，2014（8）：438-139

[11]赵胜男，王晓艳.集市对集镇发展的功能性探讨――以云南省大姚县石羊集镇为例[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4，29（9）：97-101

[12]张其春.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市贸易的演变及政策取向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3）：60-64

[13]刘馨，康永征，马骊.农村集市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以山西省 L 镇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6，28（1）：36-39

[14]霍婷婷.基于分工演进视角下山西省农村集市发展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4.

[15]宋健.唐代西南地区农村市场与商品流通[D].重庆：西南大学，2010.

[16]陈向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洞庭湖区农村经济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17]吴晓燕.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18]慕良泽.农村集市场域中的交换与权力[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19]王海燕.现代社会中的农民与集市：历史变迁、经济发展及政府作为――基于对皖北褚兰镇与晋东南韩店镇的比较分析[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74-78

[20]寇晓丹.消费主义视角下传统集市贸易的现代化解读[J].新闻传播，2016（4）：18-19

[21]董丽娟.农村集市的“民俗文化空间性”[J].文化学刊，2014（6）：132-135

[22]王鹤，孔德静，惠长虹等.村落集市空间规划与文化传承探析[J].现代农业科技，2015（5）：347-350

[23]管田欣.集市变迁与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中的性别秩序――基于对山东 Q 市某乡农村集市的个案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5（5）：9-28

传统文化市场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网络市场价格悖论 现状 成因

一、网络市场价格悖论的定义

1、网络市场价格离散

价格离散最早出现于Stigler（1961）《信息经济学》一文，指同质产品在市场中价格的差异，即在同一市场、同一时间、不同卖家的同种商品价格的差异分布。我们将网络市场价格离散定义为，同质产品在整个网络市场中的价格差异分布，即同质产品在不同的网上销售点存在的价格差异。

2、网络市场价格悖论

按照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搜寻成本的下降，价格离散也应该下降（Stigler，1961；Macminn，1980）。于是，有的学者就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将大大降低搜寻成本，使产业价值链增值，并向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向转移，使消费者获得更多的产品信息，更容易进行价格比较，网络市场价格离散程度就应该比传统市场价格离散低（Bakos，1991；Benjamin和Wigand，1995）。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市场价格离散程度并没有缩小，甚至比传统市场更高。于是，我们将网络市场价格悖论定义为，同质产品在网络市场中的价格离散程度持续存在，甚至比传统市场更高的一种现象。

二、网络市场价格悖论研究现状

网络市场价格离散的研究存在理论假设与实证检验的矛盾：从理论假设上来说，网络市场价格离散的程度应该比传统市场低；而从实证检验的结果看，网络市场价格离散则出现价格悖论现象。

1、理论假设方面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网络市场应该比传统市场具有更低的价格离散程度，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1）快捷性。网络市场应该比传统市场具有更低的搜寻成本和菜单成本。如Sinha（2000）指出，通过网络搜寻同一产品的价格信息方便快捷，大大降低了搜寻成本，推动消费行为趋于理性，易于选择更低价格的同类产品；Brynjolfsson和Smith（2000）则认为，网络市场经销商可以利用网络的快捷性，更容易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价格。

（2）虚拟性。这类观点认为，网络市场可以使实体店铺转化为一个虚拟店铺（网站），企业进入网络市场的成本和门槛很低，增加了企业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不容易形成垄断和价格歧视（Brynjolfsson和Smith，2000）。

2、实证检验方面

对于网络市场价格悖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少数在国内。

（1）国外学者对于网络市场价格悖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图书、CD、软件、网上机票及药品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方面。

第一类观点，主要集中于图书、CD等日用品的研究。典型的有：Bailey（1998）收集了1996―1997年间图书、CD和软件三种产品共24000个数据，通过比较同一产品的在线价格与离线价格在绝对水平、离散程度和变化频率（菜单成本）三个方面的差别发现，三种产品在网络市场的价格变化频率和离散程度都显著高于网下市场；在Bailey基础上，Brynjolfsson和Smith（2000）研究了互联网上的图书和CD的销售渠道特征，并且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图书和CD的网上价格离散程度分别为33%和25%，明显高于网下市场；Tang和Xing（2001，2003，2004）则进一步从CD、图书、玩具、录像带和家用电器入手，通过比较纯网上零售商（Dotcoms）与多渠道零售商（MCRs）的在线分销渠道之间的价格差异发现，除玩具市场之外，其他研究对象产品的Dotcoms与MCRs的在线分销渠道都存在显著的价格离散。

第二类观点，主要集中在对网上机票价格离散程度的研究。典型的有Clemons、Eric、Kathy、Ancarani的观点，即网络机票价格离散程度明显高于网下。其中，Eric、Hann和Lorin（2002）通过对OTAs（在线旅行社，online travel agents）所提供的机票数据检验发现，票价的变化幅度达到了OTAs总数的18%，而且往返机票的价格差异维持在2.2%~28%之间。

第三类观点，主要针对网上药品及保健品价格离散程度的研究。Lee（2000）研究1999―2000年的在线药品市场发现，柜台药的在线价格比离线价格更低；Erevelles、Rolland和Srinivasan（2001）研究了维他命的五种零售渠道的定价行为发现，网上零售价格离散度显著高于传统零售商（药店、超市）。

（2）国内学者对网络市场价格离散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典型有：傅浩（2006）通过研究当前中国民航票务市场运作情况发现，在价格和在非价格竞争方面，电子票务都劣于传统订票模式；李满梅（2006）则针对网络市场较传统市场更有效率的假说，采取统计方法，以国内Dotcoms和MCRs销售的电子产品DC、DV为例，对B2C电子商务市场中两类销售商的价格离差研究发现，Dotcoms的价格离散程度显著高于MCRs。

三、网络市场价格悖论的成因

网络市场价格悖论的存在，引发了学术界对其成因的探讨，主要分为三种角度、六种观点。一是网站（企业）角度，主要有初级市场论、网站粘性论、价格歧视论；二是消费者角度，主要有时间成本差异论、认知程度论；三是产品的角度，主要是产品差异论。

1、初级市场论

网络市场价格悖论只是网络发展的初期现象，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完善，价格将会统一起来（Bailey，1998）。韩民春等（2001）研究发现，在网络环境下，搜寻成本已不再是信息搜寻成本中最主要的因素，市场的成熟情况、网络的传输率将成为搜寻原则中新的内容；李满梅（2006）统计发现，Dotcoms比MCRs的价格离散程度更高（达39%）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网络市场还处于不成熟阶段。

2、网站粘性论

网站粘性论主要源于网站（企业）的品牌效应。如Chen和Hitt、赵冬梅、王明明的观点：Chen和Hitt（2001）研究发现，网络价格离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不同；赵冬梅（2004，2008）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只要消费者对销售商的品牌敏感，价格离散就将持续存在，而且信誉高的网站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点击率，同时在线市场的菜单成本小于离线，因此销售商可以根据不同的网站流量迅速调整价格；王明明（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于网络市场的交易行为比离线市场更加复杂，消费者关注的最主要变量不是价格，而是潜在的顾客价值。

3、价格歧视论

这一观点认为网站（企业）可利用消费者掌握的信息差异，实行的价格歧视战略。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从细分市场和提高市场势力等经营策略上的考虑，网络销售商有时根本不提供或简单提供相关的产品属性信息，通过有选择地告诉消费者有关的产品信息来实施不同的定价策略（Zettelmeyer，1999；马庆国和达，2006）。

（2）网络在降低了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搜寻成本，网络销售商更容易掌握不同消费者的期望价格（Shankar等，2001）。

（3）网络销售商都试图通过异化网站的服务特性树立网站品牌，从而使其掌控价格的能力高于其他竞争者而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傅浩等，2006）。

（4）各种网络工具（如搜寻引擎和价格比较站点）的应用，使网络零售商能将消费者分组，根据消费者的特征来索取不同的价格（Bailey，1998；Gallaugher等，1999）。

（5）信息处理成本（从得到的相关信息中获得真正有助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有效信息的成本）高昂，使网络销售商可以浑水摸鱼，如有的学者发现，用户通过搜寻引擎搜寻的信息有60%~80%是无用的，甚至还会导致消费者出现网络“迷航”（胡玮玮，2006）。

（6）产品质量信息难以通过网络传递，使消费者只能利用声誉、品牌等手段来避免逆向选择，价格敏感性比较低，企业容易索取价格以外的“声誉租金”（Bakos，1997；Gallaugher等，1999）。

4、时间成本差异论

这一观点认为，一部分时间成本很高的顾客，为了节约搜寻时间而乐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而那些时间成本较低的顾客就会搜寻最富有吸引力的价格，由此而产生了价格离散（Pan等，2002）。

5、认知程度论

这一观点认为，消费者对网站（企业）的认知程度决定了企业定价的能力。典型的观点：Adamic和Huberman（1999）对美国网络（AOL）研究发现，正是由于消费者的认知程度高，使该企业具有较强的维持高价的能力；Brynjolfsson和Smith（2000）认为，与传统商务渠道比起来，消费者认知程度的异质性在网络销售商中被放大了，如具有较高消费者认知的网络销售商（如）比其他知名度较低的网络零售商订的价格高出7%~12%。

6、产品差异论

这一观点认为，产品的属性与网络市场价格离散程度有很大关系。典型的研究：Lal和Sarvary（1999）研究发现，当网络消费者足够多并且产品非数字化属性（非数字属性是那些只能通过对产品的物理检查来评价，无法通过互联网来传递的产品属性）不是特别重要时，消费者就会更加认同自己熟悉的品牌，这样就会因价格垄断而导致价格离散；Sorensen（2000）对在线药品的研究发现，对需要经常购买的处方药而言，消费者具有更强的动机去搜寻最低价格的药品信息，而对于只需购买一次的药品，价格离散度显著高于那些每月都需购买的药品；邵兵家等（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相机、化妆品由于标准化程度低导致价格离散较高，图书由于标准化程度高价格趋于一致。

四、结论与展望

目前，关于网络市场价格离散的研究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大多数实证研究的结果都不支持“网络市场价格离散度比传统市场更低”的假设；二是关于网络市场价格离散成因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单方面因素对价格离散的影响，对其综合研究甚少；三是现有的关于网络市场中产品的研究只局限于固定的几个行业或种类，例如图书、CD等。

在今后研究中，可从这几个方面加以突破：一是拓展网络市场价格离散的影响因素，对其进行综合研究；二是扩展网络市场中产品的行业及种类；三是修正和改进网络市场价格离散测度的方法，更具针对性和合理性；四是网络诚信机制与网络价格离散的关系研究等。

【参考文献】

[1] Bakos，J.Y. A Strategic Analysis of Electronic Marketplaces[J]. MIS Quarterly，1991（3）.

[2] Benjarnin，R 1．，Wigand，R T．．Electronic Markets and Virtual Value Chains on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J]． Sloan Management Renew，1995（3）.

[3] Bakos.educing Buyer Search Costs：Implications for Electronic Marketplaces[J].Management Science，1997.

[4] Bailey，J．P．Electronic commerce：Prices and consumer issues for three products：Books，compact discs，and software[R]．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8．

[5] Brynjolfsson，E．and Smith M.Frictionless Commerce? A Comparison of Internet and Conventional Retailers[J]．Management Science，2000a.

[6] Brynjolfsson，E．and Smith M．The Great Equalizer？Consumer Choice Behavior at Internet Shopbots[J].Working paper，MIT-Sloan，2000b.

[7] 韩民春、陈小珞：网络商品价格搜寻与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1（2）.

[8] 马庆国、达：网络市场效率与价格离散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2006（4）.

[9] 李满梅：B2C市场中Dotcoms与MCRs价格离散的统计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6（11）.

[10] 傅浩、刘磊磊、唐方方：B2C电子商务市场两类零售商的价格比较：DC、DV市场的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2006（4）.

[11] 胡玮玮：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看Internet的市场效率[J].财经论丛，2006（3）.

[12] 王明明：在线市场的价格离散现象研究[J].商业研究，2006（15）.

传统文化市场研究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行为金融;异象;展望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3-0019-02

行为金融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门学科,目前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代表人物丹尼尔・卡纳曼教授于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投资者如何在决策时产生系统性偏差,并尝试解释金融市场中实际观察到的或是金融文献中论述的､与传统金融理论相悖的异常现象的一种理论｡行为金融学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多样性的研究,为金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行为金融理论的内容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对现代金融理论,尤其是在对有效市场假设(EMH)和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挑战和质疑的背景下形成的｡行为金融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应用实验将投资模型与投资者的心理行为特征相结合来研究投资市场群体行为,也就是针对人类决策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研究了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模型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风险态度､心理会计账户和过度自信,并将观察到的现象称为“认知偏差”,“期望理论”,使之成为行为金融研究中的代表学说;金融学行为金融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市场不断发现的异常现象引起金融学界的注意,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金融理论还不完善,再加上期望理论得到广泛认可和经验求证,所以这个时期的行为金融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行为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是期望理论,该理论挑战了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假设｡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认为市场的各参与主体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时,是以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期望理论指出在心理因素的影响下,人在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出现系统性错误而偏离经济学的最优行为假定模式,因而,人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并不总是理性的,期望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认知偏差理论｡自从1979年期望理论提出后,就有许多学者利用期望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构建了一些理论模型,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行为金融理论,而且还完善了现代金融体系｡一方面,在对投资者决策偏差的系统研究及前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行为的投资模型,这些模型解释了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比较突出的有BSV模型､DHS模型及HS模型等｡另一方面,把行为金融理论与传统金融理论结合起来,创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T) 和行为组合模型(BPT)｡

目前,我国有关行为金融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行为金融在我国的研究,按照研究层次和分析深度,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9至2000年底,这一阶段集中研究行为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基础的冲突､期望理论､对一些典型心理特征和决策特征进行介绍和分析､用行为金融理论解释股市异象以及对行为金融理论前景的研究｡第二阶段是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行为金融理论的应用进行研究和介绍,国内学者对行为金融相关理论及最新研究成果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介绍｡当然,这一阶段的一个新动向就是开始运用行为金融理论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实际问题｡

二､行为金融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突破

传统金融理论建立在米勒和莫迪利亚尼套利定价理论､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夏普―林特纳―布莱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默顿期权定价理论(OPT)的基础上｡这些经典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之上的:即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人们的决策完全能够在理性选择基础上达到效用最大化;同时,市场竞争是完全有效的｡然而通过对真实市场的长期､大量的观察,人们发现,市场的实际表现与上述理论假设基础上的推断有着极大的差异｡在传统金融理论与实证不断背离的困境中,运用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来研究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行为金融学”,就成为寻找学科发展的突破口之一｡

与传统金融理论相比较,行为金融理论更重视个人因素对市场影响的研究｡以股票价格的决定为例,股价的变动可能反映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动而导致的公司股票价值的改变,也可能反映投资者因个人心理因素而对公司股票评价的改变,或者两种因素并存｡传统的金融理论将人视为理性人,因此价格变动主要来自于基本面因素,即经济环境的变动和公司营运状况的改变,而个体与群体的决策过程几乎完全被忽视;人的因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被降到最低｡相反的,行为金融学则将人视为行为人,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则相对降低｡行为金融学通过对个人心理因素的研究发现:由于市场各参与主体在利用信息进行决策时存在认知偏差,因而他们对市场的未来不可能做出无偏差估计;由于市场各参与主体有回避损失和心理会计的偏差,还有减少后悔､推卸责任的心理,因而在进行决策时不可能总以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为准则,尤其是这种对理性决策的偏差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为统计的平均而削减｡据此,行为金融学家认为,传统金融理论与实证的不断背离,是基于其前提假说的失败,投资者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从以一般性和必然性为重点转向以特殊性和偶然性为重点,从注重群体的统计学分析转向注重个体的行为学分析,金融行为的主体也从单纯的理性人转到复杂的社会人｡行为金融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传统金融理论与实践中的异象,可以说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一种突破｡

三､行为金融研究的局限性

(一)修订假定条件重于补充现实因素

自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思想为前提,传统金融理论提出了理性人思想,而行为金融学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主体更多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人,指出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定不完全符合实际｡其实,假定本身就是为了抽象掉一些次要因素,假定就是不能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能采用试管和显微镜作为研究手段,只能使用抽象的方法｡所以,为了研究的方便,往往借助于建立简单模型,逐步加入现实的因素,这样有利于对问题的理解｡如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最抽象的模型就是完全竞争市场,而这个市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这样的假定有利于对市场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垄断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又如货币供给理论中的简单乘数模型,抽象掉了超额准备金比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比率等因素,有利于我们在更本质的层面认识问题,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实际因素建立了乔顿模型｡应该说自利假设符合大多数人的本性,当然会有例外,但不能以例外代替一般,如果以人并非都是自利的作为假设就等于每个人一个假设,那样的模型不具有一般意义｡经济学的结论只在平均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并不表现为准确的对应关系｡对于个体的研究是心理学的范畴,但对于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分析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否则就会以偏概全,用特殊性的现象掩盖一般性的结论｡所以传统的金融理论是不可能被替代的,应该丰富理论不是理论;应该在简单模型基础上加入现实因素,而不是重新构建｡行为金融学可以为传统金融理论加入现实因素,使模型更接近于实际｡

(二)解释异象重于构建模型

行为金融学起源于对金融市场异象的解释｡Kuhn(1970)指出,历史地看,对于显著的异象存在三种回应｡第一,一开始出现的异象可以随即在原有的理论框架下解释｡第二,认为现有的知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留给未来的研究者去解决｡第三,理论基础发生改变,使得异象在新的框架下被解释｡目前成型的行为金融学模型还不多,研究的重点还停留在对市场异常和认知偏差的定性描述和历史观察上,以及鉴别可能对金融市场行为有系统影响的行为决策属性｡由于人类决策心理是多样化的,仅仅根据某一或某几种心理效应来解释特定的市场现象是远远不够的｡Frankfurter and McGoun(2002)认为,行为金融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反驳是无力的,最终要被现代金融吸收同化｡行为金融学打开了传统金融理论中所忽视的决策黑箱,从人类真实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入手,对于传统金融理论而言优势是明显的,但目前行为金融研究比较松散,行为金融理论最为主要的就是解释异象,解释个体的行为,缺少指导实际投资的模型;并且在解释异象时,总是用投资者固定的行为偏差去解释,缺少对投资者如何在实际决策过程中转化这些行为偏差的研究｡它可以作为传统金融理论的补充,但要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依靠认知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

另外,研究者在解释异象时的个人心理也会影响分析,分析结果给人一种可信的感觉,但是否是投资者真实的心理,也不能完全确定｡就像赏析文学作品时评论家的评述让人感觉作品的深意,但作者当时是否有那样的想法却是不得而知,只是分析得入情入理就会给人一种那就是事实的感觉｡理论的功能不仅仅限于批判,更为积极的是预测和指导实践,而行为金融的局限是对于现实中异象的心理学分析重于金融市场中的可操作性的研究｡

(三)个体心理分析重于一般环境分析

行为金融学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多样性,突破了传统金融理论支柱中最优决策模型,即简单地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证券市场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使人们对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应该怎么做决策”转变到“实际怎样做决策”,研究更接近实际｡

行为由心理决定,心理由性格和环境等共同决定｡个人的行为受心理的影响,而影响心理的因素纷繁复杂,不同的遗传因素､生存环境､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往往有不同的心理｡行为金融学起源于西方,其研究的问题在东方市场上是否有相似的结论值得考虑｡每个具体国家文化背景下(尤其是经济体制和投资环境的差异)的投资人性格不同､心理不同,行为也会不同,那么这样的研究需要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素和个人偏好,过于追求个体的针对性研究当然也就缺乏了普遍性的意义｡

行为金融理论在关注人的因素的同时,忽略了市场的客观条件,虽然从行为金融的观点来看,除了个人特质的差异外,文化与社会的差异也会使不同国家的市场有不同的特性,但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可以说,行为金融学为金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那就是要重视人的因素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这也是今后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但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有许多局限性,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德)乔齐姆・高德伯格,鲁狄格・冯・尼采.行为金融[M].赵英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美)罗伯特・J・希勒.非理性繁荣[M].廖理,施红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稳.行为金融学[M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4.

[4]周战强.行为金融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