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科学
传统文化与科学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yannan.cn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yannan.cn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yannan.cn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传统文化与科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 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 ［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胸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
西方科学的畸形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文化困境，为东方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使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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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科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比较；现代性转型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2-119-03
随着西方哲学的转向，科学技术突显出其本真。科学技术作为行动和实践的境域已展现，尤其在社会向度上展开。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学视域被展开，同时，也随之形成了一个独立研究空间：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默顿认为，“什么时候科学、技术与社会开始在学术论坛中流行，然后在其他日常语言和机构中流行，包括在强有力的美国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中流行？我设想短语――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它不可避免的缩写STS――开始扩散，是同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为时以晚的出现相关联的。这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科学社会学的主旨是把握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的维度。STS研究作为一个哲学运动的原始推动力还有科学技术的社会问题以及科学哲学自身发展的社会学转向。
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农、医、天、算”，实际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技术观。虽然如此，但也决不会有损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是由它内在的特色所决定的，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所致，无必然之由可以追问。因此，就中国古代而言，STS的问题变为TS问题。而技术在中国古代并未在社会向度得到体制性的强有力的支撑。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技术曾经辉煌却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技术的价值本性和伦理问题，中国古代可以提供的只是一些思想资源。
一、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STS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其支点在于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体制。默顿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把握了科学技术的这个如此主要维度。“这种观点就是，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它同其他某些社会体制有部分共同点，而与另一些社会体制则有着紧张的冲突”。
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表现有精辟的论断，“……体制化有如下的意思：（1）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2）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中的行为的规范，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其他活动的自主性；（3）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社会体制就是一种已按上述几点体制化了的活动”。科学技术作为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技术因其社会功能而具备体制化价值；科学技术有着社会互动的机制；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有其独特的规范结构，它同互动机制有机地支撑着这一体制的自主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或者说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就是满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始终贯穿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可是，到了近代，西方才从社会向度上把这种需要的满足规定为科学技术的功能。正如齐曼（John Ziman）所言：“现代对科学的要求是实用和对社会负责。”贝尔纳（Bemal，1901-1971年）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归纳为：“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科学技术不仅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还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乃至主要前进动力，即科学技术是社会体制的命脉。
科学技术社会体制是凭借科学家、技术家组成的共同体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社会结构，由科学技术共同体、社团和交往等三个要素组成，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科学与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标志。默顿提出：“如同人们时常所注意到的情况那样，在对有着非常多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而且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各种社会学状况的结合……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在此之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学因素，它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注目的发展，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社会学研究表明，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促使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结成社团来巩固和发展共同体，从而进一步发挥社会体制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益和健康的有用发明，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这项工作最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才和有学问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行。他们将以此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并组成拥有一切正当特权和豁免权的正式学会”。
在科学技术共同体中，尤其通过社团组织、社会互动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体系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是‘科学方法’的心脏”。科学交流的方式有通信、发表著述、讨论会、非正式讨论等。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有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这维系于它本身所特有的一套规范。他把这种规范结构称之为“科学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
如前所述，断裂中国古代技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体制化的保证，主要症结在于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在物质向度的保障基本上仰赖于社会和平安定、风调雨顺以及政治上清明。技术仅作为辅助手段。据《考工记》，春秋时代，“百工”被列为“国有六职”之中，“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考工记》）“百工”及其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江河日下。晚清学者指出，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社会漠视技术，“古时劝百工之法。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曲台基著于九经，自《周礼・冬官》经乱而逸，以《考工》一记补之，自汉以来渐亡。古制百工居市，间有专习。高曾规矩，日蔽日窳；聪明才智之人，夷诸贱隶，亦遂无能克自振拔者，皆国家无疑劝之故也”。
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是不受社会重视的，相对而言也就没有社会体制化的价值可言了；科学技术没有形成社会体制，相对而言科学技术不能持续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如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立过的官方天文学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几千年来，皇家天文学机构一直是朝廷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甚至更早……到了周代，皇家天文学机构及其职官，都已颇具规模，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名称及其首脑的官职名称，历代屡有变动……但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地位和性质，确实是自《周礼》以下一脉相承，垂数千年而不变”。技术作为社会体制，其机体在于共同体和社团组织。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却是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天象观察和历法制定的技术活动完全出于服务于皇家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为使命。如此，皇家天文学机构就不是技术性质的机构，而是政治与社会的机构。同时，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拒斥普遍性，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古代天文的机括是维护王权。“所以，天学在中国古代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严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连收藏天文图书或有关的仪器，都可能被判徒刑乃至死罪”。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中，书院制度可以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重要制度思想资源。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特点是研究与教育相结合，采取学者讲学，师生共同研讨切磋的方式，其性质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私学。书院制度始于唐，盛于宋。“宋初，天下渐定，学习风气日盛，又因佛教禅林教学制度的影响，一些学者便选择山林僻静处办起了专以收徒讲学为业的书院”。“南宋时代，官学和科举的弊病日益暴露，一般士人苦于没有一个能比较自由地授受研究学问的场所，因而对专事讲学，可以参加科举为目的书院产生了好感；又由于理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和以理学家为主的一批著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书院又发达起来了”。到了晚清，随着西学尤其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制度传人中国，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教学研究内容的书院――“格致书院”。“格致书院是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与一体的特殊机构”。“科学仪器的展览，科学讲座的举办，科学人才的荟萃，使格致书院成为当时中国少见的展示西方科学技术的窗口”。相比较而言，“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胚芽。同时，也沿用了书院制度，即书院制度所具有的特征，可以和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进行汇通或对接。
二、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从社会体制的维度展开，如杜威对培根在西方科学与技术最初实现社会体制化的过程中表明的那样：“新论理的任务是保获心意使它不自相矛盾，教它忍耐持久地去学习事实中无限的差别性和特殊性，教它在知识方面顺从自然，以便在实践中支配自然――这就是学问的新论理――新工具或器官的意义，这名称显然是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而起的。这名称还包含其他重要的反对思想。亚里士多德以为理性是可与合理的真理独自结合的。他所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那句名言的反面是，性灵不是动物的、人类的，也不是政治的。它是神圣地独一无二、无所不包的……培根确实可以算作从实用见地看知识的一个先觉。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他在知识的追求和归宿中怎样地注意社会的因素，便可以免掉许多误解。”“用培根的话来讲，我们虽在用科学支配系统地、优越地运用到人类地位的改进上去。这种运用虽亦不少，但都是偶然的、分散的和表面的。这个限制规定了现今哲学改造的特殊问题。因为它注意在社会的缺陷。”如此，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根本的在于其社会体制化。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无疑首先要去追求对于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了。
社会功利是科学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最主要动力和机制，而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体制，更凸显以功利为主的价值取向。“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正是对科学价值的这种肯定性评价――一种逐渐变得日益起促进作用的评价――引导着更多的人们去从事科学。对科学的注意力的这种提高――这在有关职业兴起转移的数据中得到反映――至少是科学在这个世纪后半叶获得加速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不是一个充分原因的话”。这“社会价值”也就是功利价值。“在十七世纪，对于科学的功利性时常提出有些过分的要求，那主要是科学的体制化的前奏”。巴伯在其《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指出，出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忠诚，业余爱好者协会显示了功利主义的倾向，这是近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沃恩斯坦说道：“他们自己关心家常兴趣之事物，例如贸易、商务、工具和机械，并且试图以科学之光来改善日常的生活。”
与之功利社会价值有着天然联系的科学技术是在依靠社会体制为工具来促进社会进步。巴萨拉（George Ba-salla）认为，“技术进步”的核心是追求社会进步。“文艺复兴以来，给技术的性质和影响的思索定调的技术进步概念是以六大推论做基础的。第一，技术革新毫无疑义对变化中的人造物的改进有显著的贡献；第二，技术的进步直接有助于我们物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改善，从而加速了文明的发展；第三，技术上的进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进步可以毫不含糊地用速度、效率、能量或其他一些量化标准来衡量；第四，技术变革的源头、方向和影响都完全是在人类控制之中的；第五，技术征服了自然界并迫使其为人类目的服务；第六，技术和文化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巅峰状态”。
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是否有悖于其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蔡尔德（Gordon Childc）引用史前社会发展表明，其负面效应仅是社会进步中的“非正常现象”。蔡尔德认为他已发现了技术变革与人口增长之间关联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事件中即有这类明证。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描绘英国人口增长的曲线直线上扬；这一发展被蔡尔德用风行一时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即历史学家称为工业革命的那些东西做参考而解释它。在蔡尔德看来，历史上关于工业化的益处和坏处的辩论，最终可以通过谈到它的客观标准来解决。他总结说工业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因为它对给自己影响最大的物质――智人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便利。这也是科学技术以社会体制为工具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始终追求社会功利，追求促进社会进步的。
传统文化与科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工科；大学生；传统文化；意义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大学的四大功能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最为重要的载体与对象之一，深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是当代大学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全国高校中，工科生的比例要多于文科生和理科生，2015年我国工科在校生数量总计约1072万，位居世界第一，无疑工科大学生是我国大学生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在工科院校，由于人文学科的处于弱势甚至缺失地位，工科大学生接受的人文课程熏陶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工科大学生长期接受工科教育所形成的重视实用、重视客体的思维方式，使得工科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不能正确认识到作为工科学生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意义。笔者结合工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四个认识误区，解读对他们加强传统文化素养的意义。
一、留住经典，传承爱国基因
认识误区之一：中国传统文化陈旧落后。在大学生活现象中，所谓过圣诞节、情人节乃至万圣节早已不是时尚，而已成为大学生中的一种新传统，外国歌曲、戏剧等艺术形式备更受大学生追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传统节日的日渐平淡没落，京剧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无人问津。究其原因，一是开放中的中国与世界同步，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在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中已不再是初来乍到式的体验，而是得到了全方位的融入。二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在工科高等院校绝大部分的工科专业知识体系都来自于西方，易使工科学生产生中国传统文化陈腐落后、非科学和不产生工科科技的印象。三是工业生产的全球化，使处于产业技术领域前沿的工科学生更易于接受国际化的文化。四是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工科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接受的是以知识点为主的应试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系统了解和深入思考的能力，进入大学阶段后工科学生的思维深度加深，但工科院校对传统文化教育投入较少甚至缺失，使工科大学生仍然无法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缺失，仅抱持固定的思维而不能正确全面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全球化时代和社会加速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衰落是整体社会现象，并非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独有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下，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极度深化，西方文化话语权与流行度在全球化中占据优势，要避免文化全球化变成文化西化的趋势，就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守住根和魂。“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传统文化是在全球化浪潮下保持文化独立性的根本，缺乏传统文化素养，就割断了个体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将直接动摇个体爱国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接受技术知识本身就多于人文艺术知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又相对较少的工科大学生而言，这种危害与影响显然会更为明显。而工科生作为大学生中的最大群体，其精神价值取向对国家民族的影响也最大。因此，加强工科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教育，首要目的是通过使之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经典所蕴含的精神内化，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陶冶心性，涵养人文情怀
认识误区之二：中国传统文化不产生实用价值。这一认识误区，主要因工科学生对于知识价值判断的坐标是以“实用”为中心。工科是研究应用技术和工艺的学问，其最大特征是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原理来解决问题。以更为高远的工科视野思维来审视人文科学，会肯定人文学科对科学产生与进步的影响，但对于大学阶段的工科学生而言，其思维更多尚停留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的就事论事阶段。所以我们往往发现工科学生对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的质疑是“有什么用？”，即认为人文科学不产生具体实际可见的效用价值。而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主体恰恰是人文知识和精神财富，又多以文言文的形态存在。所以工科大学生往往会产生中国传统文化既读不懂、又没有用的误解。工科学习的内容是工具理性，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代表价值理性，是人自身内心的观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工科大学生所学习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所建构的思维均偏于客观，并不能用来调适人类自身的情感理性和人际关系，而这恰是人文科学的价值所在———解决人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心灵的问题。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态与情怀始终无可替代的共鸣。对于工科大学生而言，以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抒释心性陶冶情操，不仅有利于他们涵养人文情怀，砥砺性格气质，其认同感与接受度也会更为贴近。例如最为典型的“儒道互补”心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小就接受文化典籍的训练，熟悉并受儒道二家的思想薰陶，很多人形成儒道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即一方面受儒家孔孟思想的影响，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赶，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又受道家老庄哲学的影响，遇到挫折时采取超然和通达的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能够安于平淡和自得。“这种两重素质使得士君子的生命富有弹性，他们用儒家进取，用道家调节，形主义与自然主义交融的风格，可以适应顺境和逆境的转换。”对于以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工科大学生而言，如果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似哲学精神，对他们的生活态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指导。又如中国古典诗词等文学遗产，其阅读感受既是一种审美，更是一种基于民族普遍心态的情感共鸣，中国书画、戏曲等艺术形式，强调韵味、虚实，无不都体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的美学观念，学习了解这些传统文化，对于以面对枯燥数据与冰冷技术为主的工科大学生，无疑能起到巨大的精神调节作用。
三、积累智慧，储备管理经验
认识误区之三：工科大学生工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工程技术，用不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这一误区的原因，一方面同于前文所述是以“实用”为价值坐标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作为在校大学生还缺乏对职业发展的远见。工科大学生就业初始，必然依靠技术为主，终身以工程技术为业者也不在少数。但对于工科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而言，更为高远的规划应是由技术层逐步转入管理层，从技术人员走向中高层管理岗位的职业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技术更新换代剧烈将逐步超出其所学知识范围，另一方面从技术走向管理则能利用懂技术的优点对管理进行优化，是实现个人与单位共赢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管理工作不同于技术工作，管理工作既要处理一些技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单位成员有效完成目标。管理的知识、经验，有许多内容可从中国传统文化别是诸子思想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借鉴。我国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工科大学生在掌握工程技术专业之余，如果从大学阶段就有意识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中积累借鉴智慧，对未来走上管理岗位将是一种极大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工科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关键在于领会其正确的思想精髓，而非皓首穷经熟悉知识点。一是要善于活用中国传统文化并转化为当代应用。这一古人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无论是正史还是戏曲小说都可从中汲取大量经验，如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本身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学习治理经验。清代开国与皇太极等人大量运用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计谋不无关联，也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典型。[4]二是不能食古不化或歪曲误读。如对于儒家思想，应当借鉴其“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即注重规则和表率、要把握宽严与平衡、用人德才兼备）的管理原则和“致中和”（《礼记•中庸》，即中庸和谐）的管理愿景，却不能去纠结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又如学习老子的“无为之治”，绝非无所作为，而是指不妄为，顺乎事物发展规律去管理。
四、补充专业，联结中西知识
传统文化与科学范文第5篇
摘要:从科技文化和知志产权制度的差异角度探析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因由。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必须对现行科技政策的内涵加以充实,包括建立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科学教育体系和完善相关科技知志产权制度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政策;科学精神;知志产权
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三、李约瑟难题对我国科技政策革新的启示
(一)完善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古人更全面客观。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知志的重要性,但谈起文化的含义,人们或多或少还是首先将其与人文学科知志体系挂钩,对于科学知志,则更多的归到知志技术范畴。为此,我们应改变狭义的文化观,将代表人类知志发展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知志体系纳入文化的视野。尤其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是不能缺少科学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是推动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大学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史知志的讲授,强化科学教育理念的传授,关注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大力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内涵和价值的把握与理解,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对科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具,没有发掘出隐藏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科学精神的培育也应该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但不代表热”既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强劲的竞争力。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被现代科学话语解读为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饱受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后,人们深深的体会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源远流长的理论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中有益养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说过,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我们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当在大力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恰到好处地调节科学中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改变将科技看成一种纯粹工艺技术的偏颇观点,发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内涵。简而言之,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精神的培育应成为未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关于中国科技政策革新的若干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