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物理知识集锦范文第1篇

何谓“锦灰堆”

知道“锦灰堆”这个画种的人并不多。听过“锦灰堆”名称的，可能是因为读过文物收藏家、鉴赏家王世襄的《锦灰堆》。

“锦灰堆”，又名“八破图”，也叫“集破”、“集珍”、“打翻字纸篓”等。属于国画艺术工笔类的特色画种。确如王世襄先生所言，相传始于元初的绘画大家、与赵孟齐名的钱选。钱选一次醉酒后兴起，将当天散落在饭桌上的下酒菜吃剩残物，如蟹脚、蚌壳、莲房、鸡翎、鱼刺等，信手绘成一幅横卷。一旁的友人见了，个个称奇，争相索求，钱选不假思索，挥笔题款“锦灰堆”。到明代，“锦灰堆”出现在鼻烟壶上，并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非常真实地描绘了古代文人雅士书房常见的杂物。如：古旧字画、废旧拓片、青铜器拓片、瓦当拓片、虫蛀的古书、废弃的画稿以及扇面信札等，所以，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

“锦灰堆”盛于清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鼎盛。上海艺界专门印发“锦灰堆”润例，“锦灰堆”作品一度登上各大公司书画部，可供选购。新中国成立后，“锦灰堆”不受重视，日趋萎缩，终成绝响。

在这一领域被公认的能手，是浙江镇海的郑达甫(1891~1956)，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沪上的“锦灰堆”之作，大多出自郑先生手笔。郑达甫“家贫少孤，在家乡小学任教，性喜绘画，尤擅临摹”。20余岁时到上海，靠卖画为生，后被福建商人杨渭泉请至家中，专门为其作画。目前流通的“锦灰堆”中，凡落款为“古闽杨渭泉”的皆是郑达甫的旧作。解放后，郑达甫被上海市文史馆聘为馆员，他所绘“锦灰堆”被邀参加全国第二届美展，世人得以目睹其艺术的真面目。

宋翼青也是“锦灰堆”鼎鼎大名的画家。宋翼青，字云程，又名亦卿，1918年生于河北涿州。该人文学、书法、篆刻皆精。20世纪60年代，得识齐璜大弟子两石翁王铸九，与之交游并得其亲授。作品以花卉、虫鸟为主，笔墨拙朴，典雅富贵。宋翼青擅画“锦灰堆”，当代画坛无人出其右。

耿玉洲是宋翼青唯一的弟子。耿玉洲，1945年生于山东淄博市周村区，自幼酷爱书画，长期临摹《芥子园画传》，曾先后拜当地名画家陈伯鸣、徐金堤为师，习画花鸟山水。后到中国美术学院专修花鸟专业，从师卢坤峰、陆抑非、叶尚青、朱颖人、闵学林等名家。毕业后深研“海派”吴昌硕先师画风几十载，20世纪90年代末到北京发展，得识宋翼青并拜其为师，得到宋翼青的衣钵真传。

为更好地传承和保护“锦灰堆”这一奇异的传统技艺，耿玉洲呕心沥血，一方面，他全身心投入到锦灰堆的创作中。为了寻找画材，他常常出入古玩市场、书店、图书馆、拍卖会，看古旧书籍，看金石文物，能借的就借，能拍照的就拍照，能买得起的就买回家。几年来，他的“锦灰堆”创作已经炉火纯青，并且有了自己的风格。他还培养儿子耿学知作为后备力量，使其薪火传承，后继有人。另一方面，耿玉洲努力扩大对“锦灰堆”的宣传。他组织成立了“锦灰堆”画法研究小组，挖掘和整理了10万多字的相关资料；和有关方面联系，推动将“锦灰堆”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更多的人了解“锦灰堆”，保护“锦灰堆”。

“锦灰堆”承载的价值

绘制“锦灰堆”的难度很大，画家必须全能全才，诗书画缺一不可：须精通花鸟、山水、人物等各种题材，工笔、写意等各种画法；善书真、草、隶、篆、印刷体等各种字体及模仿各家书体；能篆刻各类印章；对诗文、古籍版本、拓片、古器物要有研究。效果要求高，杂物要画出破碎、翻卷、重叠、撕裂、虫蛀、火烧、烟熏等古旧貌；画面构图要惨淡经营，平中见奇。此外，杂物应有出处和依据，不能任意编造；纯手工精心绘制而成，不许粘贴拼凑。正是基于此，“锦灰堆”的绘制十分耗工费时，一般一幅作品2至3个月完成，慢者则半年才能画一张。由于绘制“锦灰堆”技术含量高，制作难度大，耗费时间长，胜任者极少。加之解放前后极少数的善画者因年事已高难以胜任，故使“锦灰堆”这一传统技艺走向失传。

初中物理知识集锦范文第2篇

1989年10月，我考入黔东南州民族行政管理学校学习，学的是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专业，学制两年，我的理想是发挥所学，去企业拼博一番。可是，以“面向山区，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少数民族，面向市场经济”是学校的办学宗旨，我们毕业去向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和前几届行政班毕业生一样，我被分到基层乡政府工作。

1991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九寨区彦洞乡政府。彦洞乡素有“锦屏的”之称，地处锦屏县的西北部高寒山区，山高谷深，为全县最边远、贫困、落后的极贫乡，距县城38公里。我拿到了介绍信，便收拾一套被条绑成背包，提着装有几件换洗日常衣裤的牛皮箱，挤上班车，踏上了工作的行程。到乡里没多久，九寨区公所便下文，明确我为彦洞乡政府文书兼统计员，从此我与秘书、档案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也开始了我与《中国档案》这位良师益友的初次邂逅。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相依相偎一路前行，掐指一算，不知不觉已有整整二十年的深厚情谊，我们之间的那些往事，如今映在我脑海里，还是那样历历在目…… 直到现在，我还一直记忆犹新，上班后收到的第一封邮包，是一直关心爱护我，在州府凯里工作的大哥寄来的，里面有一期《档案工作》和一封信。在信中他安慰我：“你直接下到基层人民政权组织去工作，这既是民干校生源的分配去向，也是年轻人成长的用武之地。不能留在州里县里，似乎是不幸。但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一切都要由历史与实践来鉴定。”他还说，“记得当年我19岁去到新民附中当教师，二叔还从昆明专信表示祝贺，因为我能在讲台上面对着贫困边远的民族子弟口若悬河传道授业与解惑。那时条件极差，我们是走路翻过令人心惊胆寒的三望坡的。就是现在新民也还比彦洞差得甚远。应该说就环境而言，你比我还是有幸的。”大哥教师出身，中途从政。他勉励并教诲我“中国的政治舞台是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你工作即踏政坛，这是你的幸运。我相信你能学好并运用好这门学问。寄上《档案工作》一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总之，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

这就是我与《中国档案》的第一次邂逅，虽然当时我还没能完全理解大哥的用意，但这本杂志我珍藏到现在，每当翻开它一种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

到乡里我的第一件工作，领导安排去清理办公室档案，头一次面对眼前那么多乱七八糟堆放几大堆、几大麻袋及散落一地的文件材料，当时有点不知所措，如同逮着一只刺猬，真不知如何下手，我这时想起了大哥寄来《档案工作》，突然像遇到救星一样，就这样靠着对杂志的现学现用，实在不清楚的请教老同事与领导，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任务，存积几年的档案被我清理得伸伸抖抖、漂漂亮亮。首次尝到成功的滋味、领导的表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通过清理档案，我受益匪浅，熟悉各方面工作情况，很快进入角色，真正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喜睫，我忘不了大哥的鼓励、领导和同事的帮助，更忘不了来自《中国档案》这位老师的启蒙，指导我迈开了我工作第一步。

当第一份薪水，记得是九十来块发到手上时，我将一半数以上拿去邮局订报刊，头一份就是《档案工作》，还有《青年时代》《企业家》《浙年报》《秘书之友》《电子文摘报》等，共八九种，那时乡里还没有电视，没有什么可娱乐和消遣的，就靠办公室那台手摇把式的电话机，与外界保持时断时续的联系，读书看报成了我消磨时光的最好方式。

十月份的时候，乡里接到区委区公所关于对历年积存文件进行全面清理的文件通知，要求各乡镇指派两名工作人员集中区公所，在县清档工作组指导下清理档案，时间两到三个月。在全区清档工作部署会上，区委书记、区长出席会议并就全面开展清档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作了动员讲话，县档案局局长强调了清档工作的有关要求，接着档案局同志现场作档案整理培训。从区里和五个乡镇分管档案的领导汇报各自工作情况来看，清档工作形势非常严峻。除区里近年档案整理规范些外，乡镇几乎一直没怎么开展档案整理，甚至于基本情况，有多少档案的都不清楚，看着抽来清档在座老秘书们也是一脸茫然的表情，我这才知道什么叫时间紧，任务重。

从第二天开始，县清档工作组亲自到各乡镇督促清理搬运档案，彦洞乡除了刚整理的近六十卷外，还有从50至80年代30多年间积存下来未清理过的文件材料，吉普车前后运了四、五趟，其它乡也好不了多少。我们集中在区公所一间大会议室里，夜以继日，挑灯夜战，重复着既单调又枯燥的工作，又脏又累，灰头土脸不说，每天下来擤出的鼻涕都是黑色的，时间长了腰酸背痛浑身散架似的。

那时还不到十二月份，天已经早早开始下起了雪，我手脚发了冻疮，手指僵硬红肿，翻页编页码时比平时费力很多，可我从不敢停歇片刻，阳历新年元旦那天也是在加班中度过，三个月没回家一次，一直坚持到工作完成，清理档案、立卷达三四百册。要问这毅力从哪里来?我自豪地告诉你，它从《中国档案》那里来，是她让我热爱上了甘于辛苦乐于奉献的档案事业，是她赐予了我力量与毅力。

1992年3月，全县“建镇并乡撤区”后，原九寨区五个乡镇，建成一镇一乡，原平秋镇、高坝乡、魁胆乡建成平秋镇，原彦洞乡与黄门乡合并成新建彦洞乡，我被调配新建彦洞乡任临时党委秘书，新乡初建人员还没到位，让我忙碌了好一阵子，迎接新领导和新同事，安排办公室和寝室等等。小乡并大乡，增加了职能机构，七所八站的人员基本到位后，乡里筹备“两代会”首届领导班子选举，我除了日常事务与会务外，被安排主要负责起草党委、人大两个重要工作报告，并将报告手工钢板刻蜡纸和油印，后来还增加起草团委工作报告等工作，这对于刚踏进工作岗位的我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凭着我之前参加档案整理积累掌握的材料、信息与线索，我圆满完成了任务，乡里“两代会”顺利召开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我也当选为乡团委书记。有乡领导都夸我的文字功底好，而我自己心里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候是详实档案资料帮了我忙，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源头活水”。我感谢《档案工作》，在我刚刚迈入工作大门，提前给我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提升了我对档案重要性的认识。

从此，我与档案工作、《中国档案》结下二十载难解之缘。“建并撤”后，县档案局几次要调我去局里，团县委、统战部也有要人的意向，但都没调成，后来我调到了县委办当秘书，然后去了卫生局。每调进一个新单位，我均先从熟悉档案开始，这已成为我迅速进入工作角色的秘技与捷径。一直以来，即使单位不订《中国档案》，我都自

费订阅一份。每一期《中国档案》来了，像盼望与老朋友每月一次愉快聚会似的，我都要先睹为快。每年档案工作从平时抓起，次年3月前及时按立卷归档要求清理结束，从不积存跨年文件材料，在卫生局工作五年共整理档案达220多卷，为推进卫生管理与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初，我调到县档案局工作至今，我对《中国档案》的阅读更加自觉和深入了，我的档案理论与业务技能得到进一步提高，知识面更宽了，了解有关档案法律法规更深入了，对做好依法治档、依法管档及开展锦屏文书征集的思路更明晰，工作更有信心、决心。

《中国档案》长期以来的关注，对锦屏文书抢救帮助很大。2006年8月《中国档案》在贵州省召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研讨会”，与会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评审专家专程到锦屏考察山林契约文书。随后，《中国档案》记者采写题为《关注民间文献》专题报道在《中国档案》发表，使锦屏林业契约文书保护问题再次成为档案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中国档案》的推介，当年“锦屏林契”被国家档案局列为“全国重点抢救档案工程项目”及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候选名录，迈进了部级保护平台。国务委员陈至立(现全国人大副主任)先后两次对“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作出批示，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新一轮“锦屏文书”抢救工作。

当时，锦屏文书征集是县档案局一项重要职能。我“位卑不敢忘忧国”，积极向局里和县委、政府领导建言献策，从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管理机制、强化宣传动员、落实经费投入等四大方面提出了《关于加大锦屏文书征集抢救力度的具体措施的建议》，引起了重视。撰写关于“锦屏文书”方面宣传稿，在《贵州档案》《贵州民族》《文化广角》等省州、部级报刊物发表，《锦屏文书：尘封百余年的文化遗产》《锦屏林契：穿越五百年的木商文化遗产》两篇报道，连续在2009年《中国文化报》、2010年《中国绿色时报》头版头条刊登，并被多家网站转载。《锦屏文书：穿越五百年》―文在2010年《贵州日报》品牌栏目“视点”用一个专版登载，有一定的社会反响。《锦屏文书抢救保护现状、问题与对策初探》调研文章，还在2009年全省“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档案学术研讨会上获评论文三等奖，被省林业厅推荐为《中国林业志》《中华大典：林业典》人选材料，受到国家林业部的关注。国家林业局贾治帮局长高度重视，2010年1月19日，国家林业局组织调研工作组在贵州省林业厅有关领导的陪同下，风尘仆仆赶赴黔东南锦屏等各县开展调研。

而最值得我庆幸与高兴的一件事，还是要算锦屏文书特藏馆项目，经历几番周折后，最终落户到锦屏开工建设，找到属于它最好的归属，让锦屏抓住了千年难遇的发展机遇。

2006年之前，通过省档案局及《中国档案》，锦屏曾多次向国家档案局申报有关项目，国家批准了贵州一个千万元项目，即现今在建的投资达1782万元锦屏文书特藏馆项目，但当初国家发改委立项是在省会贵阳建设，中途省发改委行文明确建馆凯里经济开发区。这期间，国家档案局曾到锦屏工作调研一次，县领导要求建馆锦屏，但得到国家省州档案局领导一致的答复，是没有商量余地。

初中物理知识集锦范文第3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近代音乐;黎锦晖;爱国歌曲;艺术创作

中图分类号:J603文献标识码:A

On LI Jin-hui's Patriotic Song Creation

WANG Bing-ling

(College of Music, Jiamusi University, Jiamusi, Heilongjiang 154002)

目前,中国音乐史学界对黎锦晖作为我国儿童歌舞音乐、流行音乐的创始人,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积极作用已给予了公正客观的评价。较之以往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他施以的“黄色歌曲鼻祖”、“靡靡之音”的批判,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对于黎锦晖音乐创作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爱国歌曲,学界的研究则尚未充分展开。①这一课题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黎锦辉的思想和创作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鉴此,本文拟对黎锦晖爱国歌曲创作过程进行梳理,对其爱国歌曲创作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和总结。

所谓爱国歌曲,一般是指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时展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为宣扬爱国主义情怀,激励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而创作的歌曲。以此为衡量,黎锦晖的爱国歌曲创作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且不仅题材丰富,数量也很多。若从体裁形式进行划分,他所创作的爱国歌曲主要包括儿童歌曲、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三大类。从创作时间上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反帝爱国运动时期(1925-1927年)、救亡抗日时期(1929-1944年)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创作时期(1949-1959年)。

一、反帝爱国运动时期(1925-1927年)

黎锦晖的爱国歌曲创作始于1925年。

1922―1927年间黎锦晖任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部长,兼任《小朋友》的总编辑。1925年至1927年间,国内频发重大国耻激发了黎锦晖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相关歌曲的创作上去。

在这一时期除编剧(编创儿童歌舞剧――笔者注)外,还写了一些歌舞表演曲以及十几首军歌、爱国歌。因为从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我写过一首《总理纪念歌》,1925-1927年经历“五卅”、“三一八”、“四一二”惨案、北伐军兴,就写了反帝、反军阀等歌曲,如:《同志革命歌》、《欢迎革命军》、《解放歌》、《当兵保民》、《永远勿忘》、《平等歌》、《青天白日》各曲,后在“歌专”的节目中,经常用齐唱演出,也颇风行②。

实际上,其间他创作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努力》(1925)、《胜利》(1925)和“革命的歌舞剧”《最后的胜利》(1926)、《神仙妹妹》(1925),也均属爱国题材。包括他未提及的歌曲《热血歌》(1925年)、《烈士歌》(残损)(1925年)、《五卅烈士纪念歌》(1925)、《麻妈妈骂马》(1927年)等,这些音乐作品表达出一个热血青年追随先哲的信仰以及支持北伐战争、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参与新文化运动、推广国语的积极态度。这些作品作为日后歌专、明月歌剧社的重要演出节目,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

20世纪20年代是黎锦晖爱国歌曲的初创期,此时的创作受其儿童歌舞表演曲、儿童歌舞剧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儿童化特点。歌曲内容浅显直白、结构短小,歌词易解且擅用叠字;乐句方整,节奏单纯,旋律上口;音域一般不超过一个八度。

1928年5月到1929年初,黎锦晖率领中华歌舞团,携其部分爱国歌曲(《总理纪念歌》、《神仙妹妹之前奏曲醉沙场》、《最后的胜利》)远赴南洋巡演,其20世纪20年代爱国歌曲创作暂告段落。

二、救亡抗日时期(1931-1944)

1929年黎锦晖滞留南洋期间,为了筹集回国之资,开始大量创作“时代曲”并在国内出版。但自1931年起,随着时局的变化,黎锦晖象中国所有的爱国进步人士一样,拿起笔投入到与敌战斗的阵营中。

之后他于1932年―1937年间,先后编著出版了多部融有他爱国歌曲作品的歌集,其中包括:

1.1932年4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他编著的《爱国歌曲》(第一集)。其中《勇健的青年》、《准备起来》、《齐上战场》、《奋勇杀敌》、《打到公敌》、《同胞快醒》、《预祝胜利》10首歌曲(包括上述3首歌曲)的词、曲皆由他独立完成。

2.1933年11月至1935年5月,第三届明月歌剧社成立,其间集中编写并由大众书局陆续印行了《大众音乐课本•初级》(1-8册)、《大众音乐课本•高级》(1-4册)、《幼稚园音乐课本教材与教法》(1-4册)、《初级音乐教材》(又名《小学音乐课本教学法》(1-4册))、《小朋友歌曲》(第一册)及中华书局出版的《美的歌曲》等6种音乐教材。在这些教材中,除去重复收录的,有黎锦晖作曲的《党歌》、《总理纪念歌》、《国旗歌》等爱国歌曲近40余首。

3. 1935年由黎锦晖负责编辑,上海绸业银行(华企)发起并负责出版发行,委托大中华唱片公司(华商)灌制唱片的《俭德歌集》问世。在这部以“劝戒个人浪费表扬储蓄”、鼓励通过“人民储蓄努力谋求充实国力” ③为主旨,“书与片相辅而行,令人‘耳濡目染’”,以此来“提倡国货的意志” ④的歌集中,内收黎锦晖创作的爱国歌曲11首。

4. 1936年在他出版的时代曲歌集《明月新歌一二八首(1934-1936)》⑤中,又收录了黎锦晖创作的爱国歌曲28首。

1937年“七•七”事变后,黎锦晖更是积极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中。1937年10月他以所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名义,铅印出版了爱国歌集《中华民族战歌》(第一集)。其中他自作词曲10首,与罗靖华(作词)合作17首,与杨村彬合作1首,共有《我是中国人》、《中国威力无穷》、《誓不退让》、《抵抗!抵抗!》、《救国家就是救自己》、《可恶的汉奸们》、《我翱翔在天空》、《我不怕死》等29首(包括一首遗失,两首残损),曾在平民大众中广为传唱。

“1938年,抗战进入持阶段前夕,他自愿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南昌沦陷,撤退至遂川县……1939年底,携同家人由遂川来到重庆。” ⑥

在重庆其间,黎锦晖在伤兵之友总社教育委员会所办的《抗建通俗画刊》任编辑,“除每周必须为画刊谱写歌曲一首外,还创作了以抗战生活为题材的、富于民间的通俗性‘歌白剧’《打谷别村》、《送夫当兵》等作品” ⑦。1941年10月又入重庆电影制片厂工作,次年为郭沫若的五幕话剧《虎符》(1942)作配乐⑧。黎锦辉这一时期的爱国歌曲创作转向新的领域,开始运用创作“戏剧音乐”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1944至1949年是黎锦晖爱国歌曲创作的停滞期,这多归因于其工作上的不顺和迫于谋生而转入它行。

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除“戏剧音乐”外,包括刊载于诸如《四美之歌》⑨、《倚琴楼歌谱》⑩、《黎明之歌》B11以及近年编撰的《黎锦晖流行歌曲集》B12等歌集中收录当时的作品,黎锦晖共计创作了一百二十余首爱国歌曲。其体裁形式则除了在那些音乐教科书中的作品,大多延续了初创时期的学校歌曲(儿童歌曲)外,又拓展到了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

黎锦晖在刊载于我国处于民族危亡关键时刻出版的《爱国歌曲集》与《中华民族战歌》的爱国歌曲集中,“本着‘全民动员’‘长期抗战’之旨”B13,能在学校、社团、部队“操练时,出发时,上课时,集会时……都应用。”歌曲应起到“易于学习、表现,而又易于引起激扬、奋发的感情”的效果,因而这些作品本着他自己提出的“乐谱简易、歌词浅显、节奏均匀”的创作要求B14,一是较为集中地采用了群众歌曲的体裁,以分节歌形式居多,以多段歌词逐段深入的手法来强化爱国呼声;二是采用2/4、4/4拍居多,大多是典型的进行曲风格;三是节奏上常用弱起、附点和切分音型来加强旋律的动力,推进音乐向前发展,从而使作品更具力量感和号召性。与此同时,为抗战宣传的便捷需要,他也以既有的传统音乐曲调、旧乐填词的方式创作了一些作品。

然而黎锦晖在这一时期爱国歌曲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渗透着他当时忧国忧民的思绪,又融入自己流行歌曲创作的成功经验,确立了一种“时代曲式”爱国抒情歌曲的新类别,并由此构成了这类歌曲贴近民众生活,能真实反映平民大众的心声,音乐风格细腻委婉的独特的特点。

这类“时代曲式”爱国抒情歌曲主要散见于当时出版的《四美之歌》、《倚琴楼歌谱》、《黎明之歌》、《中国有声电影名歌集》B15、《明月新歌一二八首(1934-1936)》和被收入近年出版的《黎锦晖流行歌曲集》等流行歌曲歌集中,共计约62首――占据了这一时期他创作的爱国歌曲数量一半左右,可见黎锦晖对此歌曲类别的重视。“时代曲式”爱国抒情歌曲中热爱祖国、劝勉国人团结奋进、抵抗侵略与压迫等传统题材的作品有26首,占其总数的42%。此外黎锦晖又开掘出许多结合时代特点的新题材如:同情下层贫苦百姓,提倡国语支持识字运动,呼吁男女平等并对女性进行赞颂,等等共36首,占抒情歌曲总数的58%。这些歌曲与他的其他时代曲一起被灌制唱片,并通过出版歌集、电台播音、商业或非商业性演出等方式而风靡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音乐上看,这类“时代曲式”爱国抒情歌曲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吸收了我国南方城市小曲及部分戏曲的音乐伴奏模式,明显突出这类歌曲中的间奏,为情感抒发起到了铺垫和延续作用,从而使音乐的抒情性更具感染力。黎锦晖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运用长大的间奏来延伸和加强歌曲旋律的抒情性;二是用间奏来划分乐段,造成音乐情绪上的对比提高抒情性;三是在乐句或乐逗的停顿或间歇处,采用“加花式”的间奏,为情感抒发上下连接起到衔接作用。如歌曲《最后的慰安之夜战场》B16里共出现四个较长大的间奏。前两个间奏(第一、第二间奏)音乐材料基本相同,但通过音域的变化和颠倒音符前后顺序等手段,造成这两个间奏在音乐情绪上的对比,在情感体验上造成反差,不仅突出了抒情性、而且还产生了一定的戏剧性效果。

第三间奏较为短小,意在“欲扬先抑”。而第四间奏则是对第三间奏的扩展,并且移高了五度,为接下来的结束乐句中力量的爆发做好了铺垫,使整部作品在充满着力量和希望中结束,使情感的抒发得到了进一步润色和强化。

其次是不拘一格,运用多种节拍,特别是西方的舞曲节拍来增强音乐的抒情因素。传统的中国爱国歌曲创作为了突显其号召性、战斗性的作用,多采用规整的2/4、4/4拍来创作,以表现出或紧迫、或激越、或深沉的情感。黎锦晖的爱国歌曲因其表现的内容更加宽泛,在节拍的运用上也就不拘一格。3/8、9/8、3/4拍等三拍子在其这一时期的爱国歌曲创作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加之采用了规律性较强的节奏型,使旋律线条的起伏更加流畅、舒展,充满了律动感而有明显的舞曲风格,既使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得以乐观向上的表现,又使得音乐的抒情性特点愈加明显。

在这部作品中,黎锦晖在前半部分用了9/8拍,在高音区以激情难抑的宣叙式音调,追述了爱人出生入死的艰难战斗历程;后半部则用3/4拍先委婉后上扬的曲调所隐含自豪又略带羞怯的情愫,表达了对为民族解放奋斗的爱人无比钦佩之情及与勇士结伴终生的决心。前后两部分通过节拍和旋法的巧妙变换,在细腻而成功地展现了一个待嫁新娘对爱国军人炽热的爱慕情怀的同时,也内涵着充满爱国主义的鼓动与号召力量。

再次,黎锦晖还擅长运用拖腔来增强作品的抒情性。如《新毛毛雨》描述了少女对心上人奔赴战场后生死安危的担忧及盼望爱人早日凯旋而归的心情。作品除B段的第一乐句外,其它每一乐句都带有二到四小节不等的拖腔。尤其是最后一乐句的拖腔,尾音(也是歌唱段落的结束音)停在了属音sol上,给人以无限的期待感,达到了尽情抒感的目的。

三、新中国建立后时期(1949-1959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黎锦晖任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师。除接受思想改造外,他还是努力地为配合当时的时事形势的政治宣传,在音乐上积极进行创作。

1953年,黎锦晖陆续改编出版了系列“新人新事新唱本”B17,这是他发挥其戏剧编创的优势,借鉴传统说唱音乐创作的“有板有韵的长短句,可供改编南北曲艺的唱词”、“可任意用各地方音和语调随便吟唱”B18的说唱脚本。每个“新唱本”都包含三到五个小故事,“讲”与“唱”的句式一目了然:唱重韵,讲重白,讲唱结合得恰到好处。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运用了一些方言土语,如“”、“出溜”、“满满蹬蹬”,以及为了增强故事的生动性而加用的一些象声词……唱本开篇通常以“序”的方式对原作者及故事大意作一简要介绍,正文头两句先起“兴”,然后直接切入主题。虽长句短句字数不等,但特别注意最后一字的韵辙和声调的协和。

这些都为说唱艺人的二度创作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从文学角度看也使读者感到亲切和富有生活气息。

1955年黎锦晖创作并出版的《快乐的早晨》B19儿童歌曲集,近乎是他爱国歌曲音乐创作的绝唱。此集中的《快乐的早晨》、《盖新房》、《给谁挂红花》、《一群小白鹅》、《不玩玻璃弹》、《鸡唱歌》、《我们工人本领》、《房子工厂》、《洗一洗》、《幸福园的果实》、《欢乐的歌舞》、《营火在燃烧》、《我们时刻在准备》、《我们的幸福》等18首歌曲通过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新事物及鼓励儿童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等多种视角,对儿童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但是勿庸讳言,黎锦晖的歌集《快乐的早晨》,其词、曲的创作,大部分作品还是显得较为拘谨而缺乏新意,它们的产生所显现的与其说这些作品是作者内在创作冲动的驱使,倒不如说是一个思想改造过程中的忸怩表态。

1959年9月,黎锦晖应邀去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活动有感而完成了诗作《沁园春》B20,这既是黎锦晖爱国歌曲创作领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也可视为词作),充分证明一位心系祖国的老音乐家赤诚情怀,也为其爱国歌曲创作划上了一个句号。

综上所述,除了儿童歌舞音乐和流行歌曲以外,黎锦晖一生还创作了数量众多、题材各异、形式多样的爱国歌曲,是他整体音乐创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该看到,他以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为根基,本着“洋为中用”、“中西兼采”的创作原则,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和接受对象,在自己所擅长的体裁形式领域中还颇有创新。然而,在对他的爱国歌曲创作予以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并充分肯定的同时,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产生了:为什么黎锦晖的爱国歌曲创作始终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呢?笔者列出以下理由。

首先,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黎锦晖作为一个中国流行歌曲创作与推行的首创者,从20世纪30年代起即受到社会各界的批判,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流行歌曲作品不仅给冠以“黄色歌曲”遭到封杀,还成为其一生挥之不去背负的浓重阴影遭到讨伐,他本人也不断应付“检讨”,导致各方面对其爱国歌曲创作的忽视(包括他本人B21)。80年代以后学界主要的研究,是为他有着卓越贡献又蒙受不公的领域进行“”,因此致使相比他在儿童歌舞及流行音乐领域光焰四射的贡献,其相形见绌的爱国歌曲创作没受到相应重视。

其次,应该看到在时代的需要与作品所能提供的吻合度上,黎锦晖的爱国歌曲尚有一定的差距。时代需要诚如聂耳所形容的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式的战歌,而黎锦晖其间的爱国歌曲中战歌式作品不多,感染力度也稍逊。至于其“时代曲式”爱国抒情歌曲,从题材上看,多为社会的个体家庭生活写照,亲近真切但不无琐碎;就其情感表述,也大部分是较为温婉纤弱的感怀抒发,而非黄钟大吕、情绪浓烈式的激疾感召,从总体上只能是“战歌”这一时代主旋律的辅助或补充,纵然在当时传播广泛,但时过境迁后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者,从黎锦晖客观因素来看,他在爱国歌曲这个领域的创作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一是黎锦晖在其作品中所显现出来的是一位性格儒雅、温和、细腻,也许还不失懦弱的知识分子。这种几乎天然的主体性格,在情感表现需要更为浓郁炽烈的爱国主义题材表现中,难免显得缺乏厚度与力度,逊色于同时期的同类作品。这恐怕也是建国后的黎锦晖,纵然竭力想讴歌新社会,却总力不从心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从根本上来说,黎锦晖还是一位业余作曲家,即使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颇为熟悉,对于西方音乐也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但毕竟未受过系统的作曲技术训练,并因坎坷曲折的经历,始终没有补上这一课。

然而,黎锦晖的爱国歌曲创作毕竟是瑕不掩瑜的。他创作的爱国歌曲,特别是“时代曲式”爱国抒情歌曲,不仅丰富了抗战歌曲的样式,多方面记载了市民阶层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感怀,为流行音乐与重大历史事件联袂开创了一个先例;更为可贵的,还是从中呈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华民族历经重大转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不变的赤诚爱国情怀,并竭尽全力奉献了自己的歌声。(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如孙继南的著作《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中,明确将黎锦晖的音乐创作划分为三大部分:儿童歌舞音乐、流行歌曲创作和爱国歌曲创作;彭丽的《黎派音乐再认识――关于黎锦晖的十本歌集》(《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1期,第93-98页),以黎锦晖在1933年陆续出版的十本歌集为依据,通过对其流行歌曲创作的研究分析,发掘、昭示了黎氏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冯春玲的《彰显女性关怀意识 表露爱国爱民思想――兼评黎锦晖流行歌曲创作》(《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37-40页),着重列举和分析了黎氏流行歌曲创作中所体现的爱国爱民的思想,等等。

② 黎锦晖《我和明月社》,载政协湖南省湘潭文史资料研究会、湖南省湘潭黎锦晖艺术馆编《湘潭文史》,1994年版,第39-40页。

③ 尾高晓子著,薛罗军译《从黎锦晖编的〈俭德歌集〉来看1930年代上海》,《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10-14、24页。

④ 黎锦晖《俭德歌集•编后语》,上海绸业银行储蓄部出版,1935年版。

⑤ 黎锦晖、黎锦光、张簧《明月新歌128首(1934-1936)》,上海知新书局,1936年版。

⑥ 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⑦ 黎锦晖在《中华民族战歌》(第一集)中就有以“小学生宣传材料”、“农民抗战宣传材料”、“都会市镇及其附近地带之宣传材料”等作为作品的副标题、正名分别为《杀敌歌》、《全民抗战歌》、《壮士杀敌歌》、《输财捐力歌》、《最后胜利歌》和《防空调》等六部作品的创作。

⑧ 《虎符乐谱》,王自褐发行,1943年版。

⑨ 薛玲仙编《四美之歌》,大众书局,1933年版。

⑩ 徐来编《倚琴楼歌谱》,大众书局,1933年版。

B11于斯泳编《黎明之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

B12梁慧方主编《黎锦晖流行歌曲集》(上、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B13黎锦晖《中华民族战歌之编辑大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7年版。

B14黎锦晖《爱国歌曲之编辑大意》,文明书局,1932年版。

B15黎锦晖编著《中国有声电影名歌集》,新声研究社,1933年版。

B16载于徐来《倚琴楼歌谱》,大众书局,1933年版,第4-6页。

B17黎锦晖改编:新人新事新唱本系列之《苏联同志》、《工兵勇士》、《英雄的母亲》、《妈妈的光荣》、《老铁牛》,广益书局,1953年版。

B18黎锦晖改编《苏联同志――新人新事新唱本2“编辑大意”》,上海广益书局,1953年版。

B19黎锦晖《快乐的早晨》(中),儿童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

初中物理知识集锦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中学文献；价值；意义

时至今日，学界在“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神会马克思”和“理解马克思”的研究与诉求中，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但对“整体马克思”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与不足，然而却也在不断壮兴，形成了百川汇海之势头，表现出了更为宽广、更为开阔的学术空间。我们要对马克思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就要真正全面地搜寻和掌握马克思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而对其中学文献材料不熟悉，或者是熟悉，但未做探寻和深入研究，就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认为马克思中学时期的思想还显得稚嫩，没有研究的必要，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任何思想家的思想就像江河一样，都有它的源头所在。如果找不到这个源头的真正秘密，可想而知：有朝一日一旦出现断流，谁能说清楚它是发源于雪山的消融，还是地下水源的喷流？正如聂锦芳所言：“如果要是联系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探询那些深刻思考的最初源头，就不能忽视他留存下来的那些宝贵的少年习作了。”可见，为了搞清楚真实的马克思，在我们面前还原一个整体的马克思，深入探究这些中学文献材料是多么重要！

下面就目前能收集到的马克思中学文献材料进行初步探讨，以便从中发现其价值与意义。

马克思中学文献材料大致有：诗歌创作、毕业证、课程表、作文和试卷等五大部件，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是研究马克思青少年时期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部件是诗歌创作。这时期的诗歌到目前为止，发现了很有研究价值的两首，对探究马克思少年思想及其起源非常重要！一首是马克思很早就写成的《人生》。另一首是马克思于1833年所写的《查理大帝》。有的学者认为《人生》可能是马克思写的诗歌中最早的一首了。如聂锦芳就认为：“《人生》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作品。”而且给出了比较确切的证明：“姐姐索菲亚是他的知音，早在马克思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诗作结集成册保存或馈赠他人之前，姐姐就悉心做了抄录，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在一本笔记本里，另一部分抄在一本纪念册里。纪念册里的诗歌是马克思上大学之后的作品，笔记本里绝大部分也是同一时期的，但开头的两首是例外，第二首标明‘写于1883年’，第1首则没有标明时间。但索菲亚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写作的时间顺序抄录的，……《人生》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作品。”我个人认为既然是索菲亚抄在笔记本里的，很有可能是：在索菲亚看来，是马克思较好的诗歌。这就说明马克思之前也有可能写过更多的诗歌，或者是败笔。所以，聂锦芳用了“可能”是比较准确的。但要再想发现比这首更早的马克思的诗歌，恐怕也很难了？因为，马克思诗歌的保存者也许再也没有比索菲亚更合适的人选了。

通读现在能见到的马克思的所有诗歌，我们还发现：抒写爱情与死亡的诗歌占居绝大多数。其中《人生》就对人的一生做了整体抒写，认为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查理大帝》歌颂了查理的雄才大略、英勇坚强，寄寓着诗作者的崇高理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定，这两首诗分别是马克思后来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源头。

第二部件是毕业证。特里尔中学毕业证上记载了马克思三大方面的情况，一是操行，二是资质和勤勉情况，三是知识和技能。其中知识和技能又包括语言、各门学科及技能三个方面。而在语言方面，就开设了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希伯来语等好多种，看来，马克思所就读的学校非常重视语言的学习，哲学和艺术（包括图画、歌唱）是缺失的。于是，有人就产生了疑问：“哲学入门”这门课怎么会是缺失的呢？在当时的德国中学，可能是宗教相对于哲学来说更普及罢了。因为哲学在当时的德国还是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上中学的时代，康德虽然于1804年谢世，可是黑格尔还活跃于德国哲学界，直到1831年才去世。所以说，中学时期的马克思可能对哲学并没怎么投入过多的精力，也没有进行更多的学习。在哲思方面，马克思所接触的最多的可能就属宗教了。

第三部件是课程表。课程表能使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马克思当时接受教育的情况，尤其对他少年时期的知识结构，能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进而对理解马克思后来的发展情况有着很大帮助。从课程表上所列举的科目来看，马克思当时接受的教育相当完备。语言方面就有好几种，而且科学、人文都列有几个科目；讲课教师中也有学者。

第四部件是作文。包括宗教作文、德语作文和拉丁语作文，这三篇都是考试写的作文。相比之下，德语作文很受读者青睐。事实上，马克思后来实现了自己在这篇作文中所抒写的理想。有人认为，这篇德语作文是一份立志的宣言书。马克思慷慨激昂地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这篇德语作文被校长评为“思想丰富，布局合理，条理分明”，缺点是“过分追求罕见的形象化的表达”。宗教作文“思想丰富，叙述精彩有力”，对“葡萄藤”与“枝蔓”的阐述很为分明，但对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实质和原因的论述不够充分。有人认为，这篇宗教作文是一份立德的宣言书。拉丁语作文在处理素材，显示历史知识，通顺表达拉丁语方面都很不错。有人认为，这篇拉丁语作文是一份立言的宣言书。在作文中，马克思对征服了意大利的罗马时代给予赞美，称颂它为最美好的时代、幸福的时代，而对于尼禄时代，从列出的一些罪行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其很为愤慨，接着马克思将这两个时代与奥古斯都时代做比较，一句“但是，奥古斯都时代不应该受到我们的过分赞扬”，说明马克思初步具有了辩证历史分析的能力。这些可与马克思后来创立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遥相呼应。

第五部件是试卷。目前所见到马克思的中学试卷，除了作文之外，就剩下数学考试卷。从数学试卷的题目来看，是对几何题的解答。研究数学试卷可以与马克思后来的《数学手稿》《资本论》对接。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感觉自己数学知识欠缺，就对微积分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他后来还创作了《资本论》。中学数学试卷的发现，使研究马克思数学思维的形成有了“泉眼无声惜细流”的感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1版

[3]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马克思著，陈玢、陈玉刚译.马克思诗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初中物理知识集锦范文第5篇

职场三级跳

李锦霞的职业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基础工作时期。在这一时期，李锦霞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与成本计算和会计相关的工作。毕业之初的她从工厂中的基础岗位做起，从会计相关的成本计算到负责整个生产、销售的成本计算，在制造、销售和工程领域负责不同的流程与职能。

第二个阶段，战略性工作时期。在1995年到1997年，李锦霞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MBA。与此同时，她的职位和职责也在发生变化：从半导体企业的财务总监，到创业型企业的总经理。在担任创业型企业总经理期间，李锦霞接触到了合资并购，首先是公司和一家日本公司进行了合并，李锦霞继续担任并购后公司里的亚洲区CFO以及区域总部的总经理，随后也进行对其他公司的并购。

随后到2000年，李锦霞又回到最初的德国公司，出任该公司（新加坡）CFO，主要负责电力、医疗和照明等业务。在她任这个职位的四年中，李锦霞着手开创当时还算新鲜事物的针对内部财务共享服务的“财务共享中心”，并在区域上覆盖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

第三阶段，国际化阶段。2004年李锦霞从新加坡转战北京，继续担任这家公司的中国CFO，负责包括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在内的东北亚区。五年之后，李锦霞又被调到慕尼黑，负责国际人才多元化项目。

随后李锦霞离开了这家德国公司，回到新加坡加入了船运物流公司巨头——东方海皇集团，负责财务战略及投资评估业务。“应该说这个阶段进入了国际型企业，回到中国之前，我还在一家瑞士企业的总部做独立董事。”李锦霞表示，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自己接受了很多多元化的东西。

回顾自己26年的职业历程，李锦霞非常感慨，“如果说我的经验，我真的是从基层走上去的，又做了其他的业务，然后再走上国际。我想这是一条普通人标准的路径。”

“我的优势就是专业和经验”

在此之前，ABB这个职位从没出现过外聘人员，而李锦霞也成为这个位置上的首位华裔面孔。而李锦霞表示，自己能够得到公司的肯定，应该就在于自己的专业和经验。李锦霞幽默地表示，“你可能看不到我的白发，但我的经验的确很丰富了。从研发、制造到销售，从基础财务到战略规划，从本土市场到全球，这些我都完整的经历过，并且积累了很多经验，知道如何区分重点，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把相互的利益和要求统一在一起。”

ABB是一家超过百年、在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先企业，担任这样一家位列全球500强公司的北亚区及中国公司CFO，李锦霞坦承压力很大。“当前比较复杂的形势下，既要兼顾到短期和长期目标，而且对这个领域还要有很深刻的理解。所幸的是，从我1986年开始工作以来，除了在东方海皇之外都是在工业领域内。我做过兼并重组，和很多国家的人一起共事过，这些经验现在看来都很重要。当然我的任务也很多，也包括培养人才，做好桥梁，拉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信心。”能在英文、中文、德文、闽南语、广东话多种语言之间自如切换，这也为李锦霞增加了沟通的砝码。

一直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李锦霞对于很多人抱怨的外企中“天花板”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李锦霞认为这要根据公司的市场范围、管理层的组成等方面去分析，“如果一家公司只是在自己国家做业务，就不需要多元化。但如果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某些重点市场比总部市场更大，那么总部文化之外就需要多元化文化。”李锦霞表示，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变得多元化，慢慢进行转变。“ABB的多元化进行的很不错。我们的CEO是美国人，我们又有法国的律师，我们的领域有印度人、德国人；有老员工、也有新人。这种多元化的环境优势就在于能接受新人，进行不同的文化融合，带来不同的经验和思想，每一天都像在联合国工作。”

李锦霞强调，现在ABB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部门都想适当的从外面聘请一些可以与公司搭配的人员，与内部的人才培养形成互补的态势，注入新的交流、新的概念、新鲜血液。

ABB在中国有36家本土公司，1.83万名员工，在自动化、电力、服务等领域有很多业务，在全国80个城市有销售与服务网络。李锦霞非常认同ABB对于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专注，无论是操作、技术、运营还是流程方面，ABB都做的非常细致，而且已经渗透到公司文化之中，“这种非常诚实、脚踏实地、可持续性的精神是我选择加入ABB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进来的时候需要很快速度的适应，这需要同时具有当地的工作经验和国际的工作经验。”对此2012年2月底即加入公司的李锦霞认为ABB安排得很周到，让她先到苏黎士总部融合三个月，结识总部的同事、了解公司的战略。“这三个月对我来说很重要，首先和大家有一个熟识的过程；其次和会计部、业务部、法律部、金融税务部及研发部等各个不同的部门进行交流；第三去看一些ABB的生产基地。等来京就职的时候，我已经对ABB的计划、要求和思想有了一个概念。

相比起2004年就职北京，李锦霞表示公司不同，经济和市场环境也不同。上一次整个经济形势都是在上升之中，这一次则是更加复杂一些。“面对短期的经济波动，既要处理短期的业务需求，也要着眼未来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这是ABB对我的期待，也是我对自己的期待。短期内包括要提高效率、控制成本、提高生产率、保持竞争优势，长期则要考虑是否要加强业务能力，是否要扩充新的地方，是否要在组织做一些活动。总之各个方面都要兼顾到。”

基础是根本

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在职场上实现完美转身的CFO，当初却是没有想法的进入这个行业。1986年正值新加坡经济非常糟糕的一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务管理系的李锦霞怀着忐忑与不确定的心情参加了一家德国公司的面试。“人事部门问我想要做什么工作，我说什么工作都行，只要能有份工作，我还年轻，不会的都可以学习。”最终李锦霞成为这家公司成本部门的一名职员。

这份工作让李锦霞进入了财务行业，但她当时并没有什么想法。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学习，初到职场的李锦霞渐渐喜欢上了财务这项看似枯燥的工作。“我一直认为财务是很吸引我的工作，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钱，一边是钱的行为。在做财务时，不只是在管钱，还需要考虑到公司的战略和业务，业务的战略和风险、长期还是短期、业务模式等等方面，最后通过计算出来这些业务需要花多少钱，能够赚多少钱，然后让公司在战略的指导之下考虑这项决定可不可以做，或者这个业务可不可以开展。”正是这个融合了财务和业务的分析过程，让李锦霞一直乐在其中。

已经在财务领域深耕了多年的李锦霞，其管辖的范围和管理的深度早已超出了基础财务的领域。不过李锦霞强调，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公司，什么规模的公司，作为CFO都不能因为现在主要的工作职责是在战略和业务层面，就忽略了基础。如果这些诸如简单的会计、内控等基础的东西都做不好，之后做出来的数字也就没办法让人相信。那么再讲公司内部如何去利用和操作这个数字，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别人对你的基础已经没有信心了，一旦这种诚实和信任缺失，那么之后再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总结下来，无论在世界范围还是单单在本地，基础是根本，其余的是附加。”

平衡之术

与人们传统印象中刻板、严谨的CFO不同，李锦霞走到哪儿都有爽朗的笑声，“即使是专业，也需要愉悦的状态。”李锦霞也将这种风格延续到了团队之中，“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大吵大闹，针对某个话题，我希望有不同的看法，让大家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找到最好的方案，做出最好的结果。”

不过性格爽朗的李锦霞在工作上是一个非常严谨、事事以身作则的人，“你要求员工什么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而且对自己的要求要永远比对别人的要求更高。这包括具体工作方面，也包括为人处事、与人沟通方面。”

虽然外界一致认为财务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李锦霞却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平衡的很好。“我跟大家说，周末的时候我是梁太太，我不是总经理。”李锦霞很庆幸有支持自己工作的丈夫。“我的儿子已经21岁了，有很浓重的北京口音。”

现在李锦霞在工作之外还在清华大学教授一些课程。李锦霞表示很喜欢和这些年轻的学生交流，谈谈当下他们中间流行的东西，谈谈职业规划。“美国人认为，年轻人是老一辈的导师，可以从年轻人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李锦霞也将这种“青年导师”的活动当做一种工作之外的平衡，“有时我也会让一些学技术、化学、科学的学生和我们的工程师进行一些交流。”

团队培养也是李锦霞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我的关注是多方面的，不只关注员工的工作方面，也会考虑到他跟其他人的沟通和合作精神，也看一下他有没有战略性意识。我通常是喜欢找不同的项目让同事们发表意见，这样同事们可以互相学习。此外我会关注到他们短期工作的发展，也会关注到他个人的职业发展，我觉得这是做领导应该考虑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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