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中国范文第1篇

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信息安全测评组织体系

2011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了《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总结“十一五”产业发展现状、分析面临形势的基础上，规划明确了“十二五”的发展思路和目标，确定了发展重点和重大工程，提出了相关政策措施。尽管工信部暂未两项规划的具体细则，但以政策引导提速信息技术及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已然清晰显现。毕竟，信息安全的技术、解决方案开发及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焦点课题，成为各国信息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其他如教育、医疗等行业，在感受信息化建设巨大应用价值的同时，也在日益面临越发紧迫的信息安全潜在风险。无论是美国政府的维基泄密事件，还是谷歌、索尼等公司的信息安全事件，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覆盖与升级，以及互联网应用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信息安全漏洞快速显现，颇有让人应接不暇之势。我国信息安全已进入关键时期，网络信息安全的国际竞争与对抗的压力明显增大。加强国家信息安全保障、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根本利益成为确保我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性课题。

在《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下发之前，2011年5月20日，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广东测评中心在广州挂牌成立，成为这支“国家队”的第16个分支机构。迄今，我国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信息安全测评组织体系。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主任吴世忠表示，我国信息安全测评工作始于1997年，迄今已构建了一整套与国际接轨的国家信息安全测评标准、程序和方法，基本具备了对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性、信息系统安全性和信息安全服务进行测评的能力。

2011年11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制造业数据安全一体化防护技术论坛”上传出消息，我国信息安全的“国家队”――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网络安全中心将进入快速崛起的企业数据安全市场，目前已自主研发了以磁盘加密技术和自主通信协议为特征的CSEC数据防泄露整体解决方案，该中心在推动技术科研成果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还将酝酿数据安全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10月，是我国部级信息安全规划设计、实施部署、应急响应、运行维护的专业机构，同时致力于参与我国信息安全领域标准与规范的研究和制定，目前已完成《安全支撑平台技术框架》等多项国家标准和《证书认证系统密码及其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等多项行业标准的制定。

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网络安全中心技术总监黄超指出，目前我国大多数数据安全企业在沿用国外的技术，这些技术对于文件类型和操作系统依赖性较强，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维护困难、成本较高、存在潜在风险等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网络安全中心自主研发了数据防泄露整体解决方案，服务企业数据安全市场。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

文化安全历来是国家的重大问题，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历史大趋势中，文化安全更是成为国际视野中的一个聚焦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指明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要求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中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一重要论述既是科学判断，也是风险预警，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了清醒而睿智的思维理念。

文化安全是指什么？如何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2011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援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序、劳承玉的观点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一种文化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保持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完整性并不断传承和发展的状态。国家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体系没有遭受其他文化的侵蚀和破坏，能够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扩大本国文化影响力。具体而言，国家文化安全主要包括国家的文化特性得到保持，民族文化的价值得到尊重，文化资源与遗产得到保护，文化传统得到传承等诸多内容。国家文化安全也可分为价值观念安全、语言文字安全、文化资源安全、风俗习惯安全、生活方式安全、文化人才安全等方面。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非传统安全要素，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共同构成国家安全体系。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文化传播的形式、速度和力度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科技优势、营销手段以及政治推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文化安全。从实际情况看，中国是一些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目标，我国文化的发展正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和挑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非常艰巨。比如，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动作频繁；在文化交流领域，西方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影视产品和动漫游戏）、语言文字、学术理论、节庆习俗等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社会科学和生活方式等形成冲击，文化霸权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专家建议，要切实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关键是要靠文化建设。新形势下，我们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在实践中需要着力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文化创新能力建设。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保障，而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则是保持文化先进性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文化创新能力越强，文化越先进，其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应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大力推动文化创新。二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实力较弱，这是我国文化话语权不强、文化贸易逆差大、文化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重要原因。应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鼓励不同社会主体的资本向文化产业流动，迅速壮大文化产业，实现我国由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产业强国的转变，让我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经风雨、上档次，逐步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应着眼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召力，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误读、误解和误判，创新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

粮食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

近年来，粮食价格持续高涨正让全球面临另一场“粮食危机”。2011年1月16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各国政府不要在粮价上涨时限制粮食出口，警告这可能推高全球粮价。此前一天，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曾警告，世界正面临另一场“粮食危机”。自2010年以来，因全球粮食大幅涨价，民众生活负担加重，多国引发抗议浪潮，甚至在某些国家引发骚乱，似乎在重演2008年的“粮食危机”。当然，目前断言“粮食危机”即将卷土重来还为时尚早；但不容忽视的是，粮食价格上涨及其所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各国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挑战。

不论在哪个国家，粮食问题都是一个关系到所有人，尤其是普通民众重大而敏感的问题。粮价问题解决不好，不仅意味着大批民众挨饿，还蕴藏着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从2008年的“粮食危机”到最近的粮价高涨，时隔仅仅3年。这也意味着，2008年以来国际社会为化解粮食危机所采取的对策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效果却是暂时的。换个角度来说，对任何国家来说，仅为化解一时的粮食危机或粮价上涨而采取临时的对策是不够的。因为，粮食安全是一个长期性的大问题，必须从长远角度考虑长远对策。

2011年1月24日，英国官方研究机构报告说，全球粮食系统在今后40年里将面临人口增长等因素带来的巨大压力。报告称，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超过90亿，这将导致巨大的粮食需求；按实值计算，一些主要粮食的价格在未来40年内将上涨50%~100%。粮农组织则预计，未来40年，全球粮食产量需要增加70%，在发展中国家需要增长100%，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这些数字表明，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巨大的人口数量将使全球粮食需求一直面临巨大的压力，也使得粮食安全问题一直都需要高度关注。

为了解决粮价上涨问题，各国已纷纷采取对策。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从2011年1月开始，取消大米、面粉、玉米和饲料的进口税。在阿尔及利亚，为了平息民众抗议和骚乱，政府临时取消对糖和食用油的进口关税。考虑到极端天气、限制出口、生物燃料等推高粮价的主要因素，要解决粮价上涨问题，还需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

根据粮农组织的预计，在未来40年内，为了提供人口增长所需要的粮食产量，发达国家需要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440亿美元的官方农业援助资金，另外，每年还需要增加600亿美元~20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对此，英国官方研究报告也指出，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或研究，而是政治意愿。报告称，当前的粮食生产体系“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存在过度利用土地资源和化学燃料的问题，无法满足世界人口需要；因此，须对粮食生产体系进行重大变革，即使在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也可用现有耕地生产可满足世界人口需求的粮食。

2011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在审议意见中说，农业与农村委员会高度重视粮食立法，就粮食立法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召开立法座谈会和部分国有粮食大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听取对粮食法起草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粮食法中要强调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切实保护耕地资源、把强农惠农政策法制化、明确各级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应对粮食安全应急措施和防范外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等建议。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正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近期将形成草案送审稿并报国务院。记者从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有关报告中获悉，我国将制定粮食法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议案中提出，粮食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产业，建议制定粮食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和调控机制，强化粮食安全责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制定粮食法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和国务院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要求，抓紧草案修改，2012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生态安全战略呼唤新格局

生态安全问题是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之一，生态安全作为生态平衡的一种状态，它表现出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基础处于良好的状况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状态。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却产生了跨国界的自然资源竞争，跨国界的工业污染，跨国界的生态难民的迁徙和土地之争、水源之争、能源之争，生态恐怖主义等生态安全问题，它使传统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国际安全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安危，关系到世界的安全体系。

2011年，“绿色发展”四个字写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六篇的大标题，《“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彩图也首次出现在规划中。图中运用“绿色模块”形式标注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和“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绿色发展生态轮廓。

规划提出，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增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构建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一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其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点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郑粉莉表示，规划草案将生态功能分区进一步明确，对生态功能分区中生态脆弱区和大江大河源头纳入到全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形成“两屏三带”战略，对于指导我国未来生态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意义。

在全球视野下来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利益取向和战略部署等多方面的国家需求，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不断的发展，工业化社会的生态文明秩序正在逐步被打破，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在当今世界格局下，生态安全体系的提出，正成为欧亚各国甚至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全球性话题。

2011年9月23~24日，2011欧亚生态安全会议在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址（西安灞生态区凯宾斯基酒店）召开。会议是本届欧亚经济论坛年会的平行分会之一，也是第一次在欧亚经济论坛框架下设立的重要会议，旨在加强欧亚各国之间应对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等重大生态安全问题的沟通及合作能力，促进各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建设，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共同认识到：当前，全球性自然灾害与突发性生态灾难接踵而来，这些由气候变化与经济活动引发的生态危机，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影响了人类正常生活规律，灾害形成的大量生态难民，不仅影响了地区发展，而且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诸多不稳定因素。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欧亚各国的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新情况、新挑战。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如何解决欧亚国家经济结构矛盾，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如何推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摆在欧亚各国政党、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现实课题。

最终，会议形成了《2011欧亚生态安全会议（西安）共识》，表示支持《第六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金边）宣言》和《世界生态安全大会（吴哥）议定书》关于请各国政党将生态安全、气候变化纳入党纲；各国议会（国会）实施生态安全立法；各国政府将生态安全、气候变化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构想。呼吁欧亚各国政府要建立国家生态安全与气候变化综合协调机构，以领导和协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生态危机，实施灾害预警、紧急救援救助、自然灾害评估和生态修复等工作。

能源安全已成国家关注“第一要素”

在2010年10月27日新华社授权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中，除了在国家有关文件多次出现的“加快新能源开发，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传统表述外，还显著地单独对两项清洁能源的发展作了明确要求：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将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笼统地列入“加快新能源开发”七个字之中，而独对水电、核电作了明确而具体的部署，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对比“十一五”规划的“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表述，很明显多了两个限定词：“安全”和“高效”。

其实，本次中央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对能源安全的重视，不止是在核电这一处得到了反映。种种迹象都表明，“安全”已成为“十二五”我国能源发展主题词。在对国家能源战略的总体描述上，“十一五”规划的表述是“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而在本次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尽管八个关键词没有变化，但顺序出现了重大调整，变成了“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安全”被列到了第一位。这说明能源安全成为了国家关注的“第一要素”。

据英国石油（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而全球能源消费增速也达到197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工信部2011年8月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1月至5月，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5.2%，超过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美国的53.5%。工信部预测，2011年中国原油消费量约为4.68亿吨，比上年增长6.5%。

对于这组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童晓光指出，石油对外依存度只反映石油安全的一个方面，石油净进口量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反映石油进口在世界石油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和风险。例如，印度原油对外依存度近70%，但石油净进口量比中国小很多，所以风险没有中国大。美国、日本和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和石油净进口量都比较高，美国石油净进口量为世界第一，但近几年来，石油对外依存度从63%下降到53%；日本石油对外依存度达97%，但石油净进口量呈下降趋势。多位专家都建议，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成为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石油进口绝对量大的国家，将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我国应借鉴他国经验，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加快构建能源安全体系。

根据中国工程院《2030~2050年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作出的预测，即使是在低需求情境下，中国石油需求量到2030年也将达到6.44亿吨。若不加以控制，2030年前后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就有可能突破70%。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当今世界，石油安全更大的风险在于油价大幅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打击，美国宏观经济多次受到石油的绑架，而遭受经济危机。因此，美国从这个角度出发，近几年大力发展页岩气技术，通过开发天然气来替代石油，使得国内原油进口比重下降。童晓光认为，美国的经验和安全战略值得参考，控制石油对外依存度始终未突破70%，我国也应该有一个石油最高消费量的“顶板”，在这个“顶板”基础上，来制定一系列能源应对政策。

2011年4月28日，由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主办的“2011太平洋能源论坛”在香港举行。参会专家也认为，中国应在控制能源需求总量、充分利用多种能源、不断提高能源供应能力三方面努力，以提升国家整体能源安全。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能源研究院院长黄震在当日的主旨演讲中说，要实现能源安全，中国首先应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等途径来控制能源需求总量。在全球性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背景下，节能减排将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另外一个着手点，是充分利用多种能源。黄震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生产需要稳定的电能供应，因此今后几年传统的能源供应方式如火电、水电仍将是“主体”，近些年发展迅速的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将作为有效补充，尤其是在发展太阳能方面，可以将更高比例国内生产的太阳能发电设备用于国内，现在我国生产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只有2%~3%用于国内，其他的都是出口。这种局面应该有所改变。

2011年9月13日，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家能源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国务院对国家能源委员会组成人员作了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名单为：国务院总理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任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中央财办主任朱之鑫、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科技部部长万钢、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等21人任委员。

专栏

安全生产科技“十二五”规划

2011年11月17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科技“十二五”规划》。规划强调要加快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企业安全技术装备升级，推进安全科学技术进步，而推动煤矿、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内的安全生产设备科技创新与应用更是被列为重中之重。具有较强自主研发能力的安全生产设备领域上市公司有望受益。

根据规划，安全产业拟被纳入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支持范围，到2015年建成若干国家安全产业培育基地、一批技术能力强的安全装备制造企业和技术领先的安全技术服务机构。政策同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在年度财政公共预算内安排不低于5%的资金。

加快推进建立公共安全综合风险管理体系

2011年12月14日，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洪毅在首届“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上作了题为“加快推进建立公共安全综合风险管理体系”的主题报告。他指出，风险管理是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从更基础层面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实现对各类风险的综合评估与控制、强化对突发事件的常态化管理、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能力。

洪毅提出，加快推进建立我国公共安全综合风险管理体系，需要着力抓好五个方面重点工作：第一，全面强化综合风险管理的基础工作。将公共安全综合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逐步推动风险管理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第二，不断完善综合风险管理的体制机制。强化顶层设计，逐步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以及各专项风险实施分类管理。第三，加快建立综合风险管理的规范标准。研究出台综合风险管理实施指南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实施细则与工作规范，依靠专家、依托科技，强化风险管理科技支撑，逐步建立综合风险管理信息化体系。第四，逐步培育社会共同参与的风险文化。引导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推进建立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全民动员、协调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面向社会、多方参与的风险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第五，大力推进基层综合风险管理创新。建立各类危险源、危险区域和因素以及社会矛盾纠纷的全面排查和整改机制。建立有关隐患排查信息数据库，并根据有关应急预案规定的分级标准，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和动态监控。

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建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作了题为“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致辞。他指出，风险管理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的核心职能，是涉及政府组织的全部范围以及政府组织中所有成员的管理职能，建立和发展更为有效的全面整合的风险管理模式是大势所趋。应构建“发现、定义、防范、抗击、转移、缓冲”风险的相关管理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尽快建立现代型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2011）” 是我国首次举办的、规模大、规格高的应急管理创新论坛，来自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的150多位代表与会。作为论坛的主办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还于2010年6月共同举办了“2010年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据光明网消息，为形成定期化机制，上述五部门拟以“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和“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为平台，每两年分别举办一次国际会议和国内会议，由此形成“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和“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相结合的滚动机制。

中方对金砖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提出四点建议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在2011年12月2日举行的首届金砖国家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上，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作为中方代表就粮食安全专题做了主旨发言，对金砖国家应对粮食安全挑战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金砖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本国粮食生产，不断提高粮食的自我保障能力。白立忱说：“金砖国家都是人口大国，解决好全球43%人口的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发展生产，提高本国的粮食供给能力。中国坚持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的方针，努力保持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品种自给率在95%。白立忱强调，保持国内供需基本平衡是中国政府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基本方略。

二是加强金砖国家间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国际合作。白立忱介绍，中国已通过“南南合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派遣了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目前，中国在亚非拉地区建立了20多个农技示范中心，派遣了1100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员。

三是创造条件，促进金砖国家粮食和农产品的公平贸易。白立忱说：“金砖国家尽管都是粮食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但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和消费习惯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广阔的粮食和农产品贸易空间。”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促进国际粮食和农产品的公平贸易。

四是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白立忱介绍，长期以来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向国际粮农机构提供捐赠，向一些国家提供粮食援助。例如近期为帮助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应对严重旱灾，中国政府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两次向灾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和粮援现汇，援助总额达4.43亿元人民币。

金砖五国人口占世界43%，耕地面积占世界的36%，谷物产量占世界的37%，在全球粮食生产与贸易中占重要地位。因此，粮食安全也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议题。

粮食安全专题讨论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主持。来自巴西与南非的代表也在此环节内做了主旨发言，分享了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经验。

本届论坛共设五个专题论坛，各国代表就粮食安全、低碳环保、金融危机、能源战略、文化交融议题交流经验、分享成果，探讨金砖国家友好城市和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十二五”期间将开展低碳发展试验试点

2011年11月9日，《“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方案明确了2015年前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要综合利用多种控制措施，并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评价考核。

方案提出，要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新的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综合运用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手段，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方案指出，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控制非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和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基本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步形成。通过低碳试验试点，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低碳省区和城市，建成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低碳园区和低碳社区，推广一批具有良好减排效果的低碳技术和产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为了实现目标，方案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控制措施：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到47%和8%左右。

――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到2015年，形成3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

――积极发展低碳能源。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煤炭清洁利用，鼓励开发利用煤层气和天然气，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核电，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11.4%。

――努力增加碳汇。“十二五”时期，新增森林面积125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

――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积极研发并推广应用控制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技术，提高排放控制水平。

――加强高排放产品节约与替代。

方案要求，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开展低碳发展试验试点。

扎实推进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各试点地区要编制低碳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率先形成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践行低碳消费理念，成为低碳发展的先导示范区。逐步扩大试点范围，鼓励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各省（区、市）可结合实际，开展低碳试点工作。

开展低碳产业试验园区试点。依托现有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产业园区，建设以低碳、清洁、循环为特征，以低碳能源、物流、建筑为支撑的低碳园区，采用合理用能技术、能源资源梯级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优化产业链和生产组织模式，加快改造传统产业，集聚低碳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低碳产业集群。

开展低碳社区试点。结合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市房地产开发，按照绿色、便捷、节能、低碳的要求，开展低碳社区建设。在社区规划设计、建材选择、供暖供冷供电供热水系统、照明、交通、建筑施工等方面，实现绿色低碳化。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材，推广绿色低碳建筑，加快建筑节能低碳整装配套技术、低碳建造和施工关键技术及节能低碳建材成套应用技术研发应用，鼓励建立节能低碳、可再生能源利用最大化的社区能源与交通保障系统，积极利用地热地温、工业余热，积极探索土地节约利用、水资源和本地资源综合利用的方式，推进雨水收集和综合利用。开展低碳家庭创建活动，制定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规范，引导社区居民普遍接受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开展低碳商业、低碳产品试点。针对商场、宾馆、餐饮机构、旅游景区等商业设施，通过改进营销理念和模式，加强节能、可再生能源等新技术和产品应用，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强运营管理，加强对顾客消费行为引导，显著减少试点商业机构二氧化碳排放。研究产品“碳足迹”计算方法，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制定低碳产品认证和标识管理办法，开展相应试点，引导低碳消费。

加大对试验试点工作支持力度。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建立部门协作机制，研究制定支持试验试点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产业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形成支持试验试点的整体合力。研究提出低碳城市、园区、社区、商业等试点建设规范和评价标准。加快出台试点示范评价考核办法，对试验试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开展试验试点经验交流，推进相关国际合作。

方案提出，要推动行业开展减碳行动。钢铁、建材、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有色、纺织、食品、造纸、交通、铁路、建筑等行业要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方案，对重点企业要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研究确定重点行业单位产品（服务量）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选择重点企业试行“碳披露”和“碳盘查”，开展“低碳标兵活动”。

方案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评价考核。各省（区、市）要将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完成本地区目标任务。要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区（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各省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负总责。加强对各省（区、市）“十二五”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估、考核。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实行问责和奖惩。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美国组建能源局 欲用外交资源保能源安全

据《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3日报道，2011年11月21日，美国国务院就刚刚成立的能源资源局（简称能源局）举行吹风会。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能源事务的特使卡洛斯・帕斯卡尔表示，作为美国国务院最新成立的机构，能源局旨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从外交角度确立美国全球能源政策，利用美国外交资源确保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安全、可靠和更为清洁的能源。

2011年10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四年一度的《外交与发展审查报告》，该报告首次提出美国国务院将成立一个能源局。对此，克林顿国务卿解释说：“在谈论美国经济或外交政策时，不能不谈论能源。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有限的矿物燃料供应，美国急需使其能源供应多样化。美国既需要与传统的能源出口国保持接触，也需与新兴经济体建立联系，以巩固国际能源安全，确保这些国家的自然财富带来广泛的经济增长。”

帕斯卡尔告诉记者，能源局确立了三大目标：首先，通过对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强有力的外交，加强管理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的能源经济。该局认为，这一点对于促进美国获得足够的能源供应、保持世界能源市场稳定至关重要；其次，在替代能源、电力以及相关设施的发展和建设等方面鼓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这将为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绿色技术和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最后，通过促进良政和增加透明度等手段，进一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渠道，这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可持续的商业化和环境保护途径摆脱贫困。目前全球仍有10多亿人享受不到电力供应，如果忽视这些人的需求，就是在加剧贫困，如果不能使这些人得到电力供应，就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也会加剧对稀有资源的竞争。为实现上述目标，能源局将与美国政府各机构进行跨部门密切合作。

安全中国范文第2篇

战争效应影响深远

伊拉克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发动的第四场堪称规模的地区性战争，其对本世纪未来几十年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影响不仅至为深远，而且是全方位的，其对当前国际生态的破坏性也在逐步显现出来。

许多论者指出，中国在战争前后采取的策略得分较多，也使自己在未来大国关系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尤其是中美关系，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氛围。但笔者认为，在国际关系这种利益主导的架构中，最应该居安思危，最应该未雨绸缪，不能仅仅看到利好，而应该全面审视，尤其要注意审视负面影响。

其实，伊拉克战争给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带来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也是全方位的。限于篇幅，笔者只举两个例子来分析。

其一是中美关系。战争前后，中美关系的氛围没有破坏，但中美关系的基本架构、态势，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和政策也没有改变。从军事角度讲，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可谓大获全胜。这至少会产生一个直接影响，那就是，在短期内，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牛仔做派不但不会收敛，反而会甚嚣尘上，会更加有恃无恐。这种做派未来不可能不表现在中美关系上。而脆弱的中美关系一旦打上莽撞的牛仔烙印，会更加脆弱，更加充满波折。

的确，通过战争，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更广泛的空间，在未来的反恐战争中需要中国帮忙的地方也很多。但这种合作或帮忙，在美国政府的脑子里更多的是利用。尽管美国把反恐放在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但美国政府仍然认为中国是未来的潜在威胁，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对象，是需要慎加防范的长期对手。美国是不会把中国真正当作战略伙伴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战争前后，台湾在与美国勾勾搭搭，美国更在利用调兵谴将的机会，事实上加大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渗透。这些事情，美国看起来做得顺理成章、不留痕迹，但实际上不能不说有针对中国的一面。

朝核危机难以把握

其二，中国发挥国际影响的渠道大受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联合国。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虽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意识到多边外交的重要性，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但中国依然没有走进G8这个大国俱乐部，对国际组织的涉入也是有限的、有选择的。中国对国际事务的重大影响力最集中的表现舞台，就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但伊拉克战争对联合国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可以说，联合国的权威、地位、作用、影响已经在美国强权面前大打折扣。在此情势下，中国通过联合国发挥大国影响的空间和余地缩小了。

与伊拉克战争比起来，朝核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加难以把握。一方面，朝鲜与美国对中国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朝鲜和美国目前都已经处在了骑虎难下的境地。美国虽在朝核问题上早有如意算盘，但朝鲜对核问题的供认不讳，使得双方后退的余地都不大了。更何况，朝鲜和美国两方的态度与抉择，中国都难以真正把握。

笔者早前曾在《早报》著文论述美国的意图，指出美国不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稳定，不希望朝鲜与韩国、日本、俄罗斯走得太近，而在微妙时期把朝核问题公开化。

其实不仅在朝鲜半岛，在世界许多地方，美国经常采用激化地区矛盾的做法来插手地区事务，凸显自身的存在价值。但朝鲜显然不吃这一套，而是一直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大出美国意料，也使得美国对伊拉克和朝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表态。但即便如此，美国希望朝鲜半岛这个热点问题继续存在下去的战略意图是不会改变的。

朝鲜半岛局势攸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可以在伊拉克问题上相对超脱，但在朝核问题上的超脱既不符合国家利益，也难以真正做到。中国真正希望的就是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于是，在中国多方的努力与撮合下，中美朝三方上月底终于走到了一张桌子上。只是结果不尽如人意。朝鲜与美国的立场相差太远，历史积怨太深、利益冲突又太尖锐、双方后退的意愿和余地又太少。

目前，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朝核危机已是举世瞩目，从根本上化解很难，要维持现状也不容易。所以，这一危机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最大变数。

沙斯事态不容轻视

沙斯来得太突然，令人猝不及防，也给中国新一届政府带来了第一场严峻挑战。好在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撤销两个部级官员以及其他许多快速反应机制的运转，展示了新政府的新形象和巨大决心。但麻烦的是，沙斯仍未得到全面控制，并早已成为世界性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安全不仅是个动态概念，也是个综合的系统概念，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层面。沙斯的蔓延如果短期内难以遏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恐将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说，现在已经有了“隔离中国”的论调。这对外资的进入、贸易的推展乃至旅游业的吸引力都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安全中国范文第3篇

一、认识发生原点：国家、国家与国家安全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认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不同，在这里“国”(state)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1]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中世纪，神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现代国家观念在中世纪难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国家是人民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派生出人的许多自然权利，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总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是社会个人自然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换言之，全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统一于国家的概念之中。尽管他们在对国家起源和对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2]

在国际法中，国家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的完整存在[3].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而保卫国家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二、认识发展动力：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概念变化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就其经济形态而言，却只经历过两种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管历史怎样发展，社会如何更迭，其经济运动并未超越这两种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低下，劳动者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类自身再生产得以延续。自然经济的最显著的优点是其经济活动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简单的劳动和粗陋的劳动工具与自然对象进行最简单的物质变换，就会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强的生存力，这种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许正因此，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弱小国家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战中拖垮了强国的入侵。

但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经济又是一种只具备生存功能而不具备发展功能的经济形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换，是为了获取产品的使用值价而不是价值，因此这种经济很难形成价值积累，其生产的扩大也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占有规模的外延扩张，而不是价值积累和扩大。与此相应，整个经济只有在消费与生产保持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平衡因生产的扩大和财富增加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而打破，这个社会也就随之解体并发生混乱。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内在规律就是这样。《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英雄时代”就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管其形态如何，就必然有财富及敛财欲的增长。同是聚积起来的财富，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这使得剩余劳动在商业流通中形成大量货币资本无法为生产领域吸收，当这些货币资本不能有新的投资和增值领域时，它便会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在古代

农业国，这种生产资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转向生产资料领域，使原来已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稳定结合，遭到破坏性解体。不管什么社会形态，当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的解体也就随之发生。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经济繁荣来得愈快，社会动乱来得也就愈快。动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破坏，破坏使生产和消费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无所有的起点。无疑，正是自然经济才使人类存在得以保障；同时也正因如此人类发展受到束缚。自给自足，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天然具有的排斥发展的特性，使经济的发展异化为破坏小农业自身的手段[4].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力量表现为国家对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价值的占有量，其经济量的扩张──在农业国度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和人口(劳力)的外延扩张。不断扩张陆权(而不是扩张海权)和不断扩张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再次获得土地，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避免整个社会内乱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必然是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认识；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及自保权的认识也多局限在防止属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价值及其商贸运输线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经济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也不管什么地域发生的生产力，它们都不可能生产出劳动者所需的一切，这样便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交换和由此产生的最原始的“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市场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便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了货币，便有了通过交换致富的可能，于是便发展出专门经营商品的商业活动。但这时的商业行为，还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这时的市场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们只是自然经济并附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的经济行为。然而，随着交换及由此获取的财富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手握巨大财富的商人便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将手中单纯为了生息的货币反转过来投资新的产业，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改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活动。随着这样的活动获利增多，社会经济便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便转为商品生产，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便转为资本。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特定阶段。与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将发展纳入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稳定结合被资本分裂开来；市场竞争使生产的目标从原先只为生产者自身需求转移到为国内，继而为国际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和投资的多样性。在市场竞争中，谁先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谁也就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谁能赢得更多的利润，谁也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自然经济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经济中生产的扩大表现为对使用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生产发展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中生存是发展的绝对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则是发展的相对前提。在前者，国家生存系数高低是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当国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利润成了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三、认识的异化：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要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地区。地区在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地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给这一地区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主要是像英国那样由根植于本国的商品生产的增长在欧洲较早发迹。与中国春秋时期的井田制的解体一样，大量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较早和超量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庄园农奴和土地较早分离。商业资本增长进一步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速度加快。与英国正好相反而与中国战国时期和后来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情形近似，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以至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从地中海经法国通向北欧的商路中断，过境贸易锐减使法国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天真地认为，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回法国葡萄酒与白兰地在英国畅销，这样法国就可得到振兴。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三年过后，1789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的严肃挑战。拿破仑看出法国政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6]，他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用暴力强行把欧洲农民(也有人称之为“农奴”)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可以为法国资本垄断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尽管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

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为身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827年法国工业生产力比1815年增长一倍。此后，法国便由英国资本的地区跃入资本中心地区，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与英国相对应的新的一极。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经济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7].必须说明的是，与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工人存在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样，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的焦点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它实质上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乃至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对此讲得明白，他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8]“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9]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霸道！)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市场经济已把发展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石，那么，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必然会把争取发展权作为其国际斗争的主要目标。资本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生产与消费的天然平衡，使生产发展的无限性与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对立，这种对立最初导致国内经济危机；为缓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联合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而不是少数国家垄断性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的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10]“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11]“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避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12]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钢轨增加523%，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以上，原油从300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900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13].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内部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正是基于这种深层矛盾，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1887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4].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3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15]1882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艘增加到12艘。美国由世界第12海军国跃居第5位[16].从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3位[17].

与此同时

，美国也极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军基地的事实。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回顾历史，是为了中国的未来。美国本世纪初的崛起及其与英国等霸权国家的斗争，并不是美国的过错：任何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它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并与这些霸权国家联合垄断和排斥南方国家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阻碍生产力全球化和社会化的霸权行为。

四、从一般到特殊：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解决了温饱即生存问题后进一步转向如何解决发展问题的阶段。20年的改革已使中国摆脱了贫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并达到小康目标。为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中国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大。

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是1959年的80倍、居世界第9位；同年中国进口总额为1402亿美元，是1950年的242倍，居世界第10位。199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78年的32位上升到第11位。中国贸易伙伴在50年代有60多个，1980年增加到180个，1998年发展到227个。1998年中国十大出口地依次为：香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芬兰、英国、新加坡、台湾、法国。十大进口地依次是日本、美国、台湾、韩国、德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1998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为1632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8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为665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6%，已连续4年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10%，1998年上升到34%。1998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450亿美元，比1979年的8.4亿美元增加了172倍[18].快速发展必将带动巨大需求。据估计，21世纪头10年，若中国经济仍保持在年均10%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达15亿，人均GNP为2700美元，届时中国需石油10亿吨，其中需进口9亿吨；粮食产量维持在5亿吨，需进口2亿吨才能满足国内需求；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将提高到7.5%[19].这说明，中国已初步从初级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工业产品出口国家，中国有1/3强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这同时进一步说明，中国发展及其相关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与建国之初相比，在相当程度上已与世界联系起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将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但只要看一下美国经济，乃至美国本身与世界的联系程度，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100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20]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忠告：“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21]与英国前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一样，正是有了控制海权的军事胜利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海外利润回流，美国才巩固和发展了国内民主制度；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曾羡慕并仿效建立了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但由于其经济转轨和海外市场的扩展都不仅没有同步发展也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结果其民主政治建设大多都失败了。从军事国防的角度看，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本国及其近邻地区安全不致受到经常性的侵犯；换言之，国内政治不能经常出现非集权则不能排除的外部战争压力。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以将企图威胁本国安全的敌对力量消灭于遥远海上的海军，在当前尤其是要拥有集制海、制空、制电磁权为一体的海军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海军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权的保证，同时也是其民主政治发展权的保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依存度的增高，中国国内必然生长出来的民主政治发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这使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及由此形成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也必将与世界日益融为一体。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呢？

不，绝不能这样理解。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自从市场经济的政治神话在中国打破后，我们便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22]，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24]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注释：

[1][2]《牛津法律大词典》，中译本，北京：光明出版社1988年版，第851页、第365页。

[3]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4]“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除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切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的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0页。

[5][7][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第50页、第9页。

[6]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说，任何国家要想单纯地照搬和轻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8][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第218页。

[10][11][12][20][21][23]马汉：《海权论》，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第375页、第379页、第297～298页、第412页、第419页。

[11]马汉：《海权论》，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

[13][1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43～244页、第300页。

[14][15]《美国军事史》，中译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第255页。

[16]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7页。

安全中国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攀升，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然而，一方面，迅速膨胀的经济规模和快速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多种社会风险共生、多种社会矛盾叠加，国家政治稳定面临一系列挑战;另一方面，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近年来国际社会风起云涌，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扩散以及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关系愈加复杂，霸权政治、领土争端、民族纠纷以及宗教冲突等不稳定因素交织于我国边邻，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决策，旨在完善国家领土、政治、经济、文化等安全体制和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毋庸讳言，有鉴于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存续之根本的前提性价值及其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作用，在国家安全的多维组成要素中，国家政治安全最为根本和关键。因而，如何确保国家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协调运转、保障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延续性，并实现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便成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所在。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应以平安中国建设为切入点，这是因为：一方面，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与建设平安中国具有高度一致的目标追求：国家政治安全，其本质在于国家稳定、社会发展、人民幸福;平安中国，其根本则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政治安全与平安中国，既是治国者的宏大理想，又是老百姓的朴素追求，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之中;另一方面，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应以平安中国建设为基础和保障：人民看国家，首先看发展;人民看政府，首先看平安。国家与政府的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石，而建设平安中国则是永葆人民之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根本，在社会和谐有序、百姓安居乐业的平安中国中，国家政治安全才有立足之根本、生长之沃土。

二、当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的“不平安”因素

国家政治安全以平安中国为基石和保障。然而，当前平安中国建设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的“不平安”因素愈发凸显。

1.源于社会风险的“不平安”因素。我国社会呈现“风险共生”的态势，造成了公民安全感的缺失。当前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具有的共性问题，表现为各种类型的非传统威胁，包括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突发事件等。这些非传统威胁对于公民海外安全的影响尤其明显，据外交部统计，近5年共处理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引起的各类涉我领保案件12万余起，执行撤侨任务10余次。同时，少数“”、“东突”等极端民族分裂和宗教狂热分子组织策划的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影响了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中国高风险社会背景下的自身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环境安全，一类是食品安全。在环境安全领域，环境上访、环境呈现高发态势，自1996年以来，环境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更是增长120%。2005-2011年，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2007年厦门、2011年大连、2013年昆明等地先后爆发了反PX的“散步运动”;在食品安全领域，公众的安全感更差，几乎到了“谈食色变”的程度。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和现代性产生的生态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显现，增加了公共危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公众安全感严重缺失。2011年3月日本地震导致核泄漏，引发了我国的“抢盐风波”，正是公众安全感缺失作祟。

2.源于多元化社会的“不平安”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基本国策使得中国的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由传统的“国家―单位”格局向“政府―市场―社会”格局转变，利益主体日益分化，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格局。在多元化社会格局中，利益分化原本十分正常，但是由于缺乏公平的分配机制，我国社会利益格局趋于固化，以至于在社会分配中，有些群体总是受益，有些群体却总是受损。所谓的“贫二代”、“农二代”、“蚁族”等群体构成的底层社会难以共享改革成果，其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利益固化、社会流动受阻的情况下，被剥夺感日益增强，社会认同感逐渐缺失，一旦有机会，这些底层群体往往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发泄他们对社会的怨愤。很多，本质上并非直接利益冲突，而是自我权益抗争，围观者“感同身受”，会迅速站到弱者和受剥夺者一边，对立情绪也不断强化、扩散，最终以大规模骚乱方式宣示权利。

3.源于虚拟社会的“不平安”因素。虚拟社会的挑战源于网络舆情。虚拟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二社会，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超过6亿，网站近400万家，互联网企业总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虚拟社会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依靠网民自下而上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网络舆论磁场”。在这一“磁场”中，一个偶发事件可以变成全民围观甚至参与的公共事件，一个普通人可能做到“一呼万应”。相关研究表明，在参与者层面，超级数量的网民正在凭借“无所不在”的时空分布，展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让“群众雪亮的眼睛”得以探照灯式扫射社会问题;在技术层面，互联网朝着社会交往网络的技术变革，使得信息和情绪的交流更加通畅，提升了集体行动的能力;在管制层面，政府传统的管制模式遇到了弹簧式抵抗，在显示巨大威力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小的风险。据调查，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公职人员，极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焦点，一些负面网络可以在短时间内损害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虚拟社会管理、网络舆情引导已经成为新的重大问题。

4.源于开放社会的“不平安”因素。开放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1亿，比10年前增长了81.03%。特别是在一些发达省份和经济开发区，流动人口问题更加突出，例如天津滨海新区，2011年流动人口130万，约占总人口的52%，超过了户籍人口，而且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不高，一般以小学、初中学历为主;绝大多数分布在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稳定性差、收入偏低，月收入在800―2000元浮动;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居住环境恶劣等。流动人口的这些新变化给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带来了新挑战。对“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潮州事件”和“增城事件”的分析显示，参与事件使之扩大的主体正是那些缺乏社会认同的流动人口。

三、建设平安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实践路径

1.平安中国建设需要“国家治理与法治保障”相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中。从广义上来说，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切实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军事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现代化，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转变激发国家治理能力的潜力，并积极孕育新的治理能力;而狭义概念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则为建设以法治化为核心的“法治中国”，以厘清政府职能、划定权力边界为重点，深入推进法治制度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国家治国理政最基本的方式和最鲜明的特征，推进法治现代化建设、构建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也是建设平安中国、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保障。江苏省在“法治江苏”建设中，将法治建设成效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评判标准之一，并将“法治是发展要素、法治是政治责任、法治是民生工程”和“法治是第一环境”的理念，以及“平安是‘易碎品’，法治是‘耐用品’”、“以法治建设保障和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思想深刻融入到国家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并在江苏从上至下、一以贯之、持续推进，形成了具有江苏特色的国家治理新路，有力促进了平安江苏的建设进程。

2.平安中国建设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推进”相结合。近两年来，两次对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顶层设计重在规划，基层推进意在落实。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根源于利益冲突，因此，“平安中国”的顶层设计必须围绕“群众利益”这一核心，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通过法治建构和制度创新来维护人民利益、保障公民权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可以考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利保障法》，弥补权利保障的立法空白，使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得以切实维护，实现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良性互动。“基层推进”的关键是鼓励和引导群众参与平安建设，变“被管理者”为“主动参与者”。山东新泰依靠群众参与建立的自治组织――平安协会，走出了一条“人民治安人民办、社会稳定社会管”的平安建设之路，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稳定共建格局。同时，积极搭建干群互动的制度平台，推动干部“走出去”。自2003年开始，浙江省开展省、市、县三级“领导下访”，变被动接访为主动服务，变上来解决为上门解决，听取和了解群众诉求，体察群众疾苦，帮助解决难点热点问题，密切了干群关系，夯实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安全中国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产业竞争力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代表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既为一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机遇，也让其幼稚产业暴露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当中，甚至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安全方面的威胁更加凸显，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对外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指一国产业在对外开放时保持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保持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处于产业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业遭受着来自发达国家产业竞争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外资和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外资垄断的情形。经济全球化并不像鼓吹者宣扬的那样，让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协同发展，反而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有关注产业安全问题，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为我国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

2.国内外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随着对外政策逐渐放开，我国产业安全的状况愈发让人担忧，产业安全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虽然我国一直保持逐渐放开的对外开放战略，但受到的外来冲击越来越大，这也使得政府和理论界对产业安全的关注程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是在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大的同时，我国产业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只有具备产业安全的思维、理论和战略准备，才能确保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时间较短，很多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见解，研究呈现百家争鸣、各持一词的现象，国内研究中出现了较多的概述类文章，为厘清产业安全研究思路和展望未来研究方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何维达、潘玉璋和李冬梅[1]（2007）系统回顾了我国产业安全的背景，产业安全理论和产业安全研究现状，从产业安全定义、成因、产业安全评价和产业安全调节四个方面进行总结，认为产业安全定量化的评价，以及产业安全预警系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李孟刚[2]（2006）在梳理了以往产业安全研究后，运用合向创新法构建了产业安全理论体系，比较分析了影响产业安全的各种因素，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提出产业安全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赵惟[3]（2005）从产业安全理论和概念为主线，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综述。金成晓、余志刚和俞婷[4]以中国加入WTO的时点为分界，分两个阶段综述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并指出了目前产业安全研究出现的几个趋势。以上是对国内产业安全研究的综述的主要文献，专门综述国外产业安全研究为主要的产业保护手段。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德莱提出的保护贸易理论模型，认为国际贸易绩效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关于国外产业安全研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前提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得到了发展，布兰德、斯潘塞、克鲁格曼等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同于以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政府适度干预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利润转移理论[5]和外部经济理论[6]。斯潘赛[7]（1980）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扶持产业的论述更为详细，总结了扶持产业应具有的特点。科特勒的产业吸引力因素理[8]对于选择贸易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也有参考作用，总结了产业竞争力因素。除了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的诸多学者也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迈克尔·波特[9]（2004）人称“竞争战略之父”，对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有丰富的研究，他的“砖石模型”、“五力模型”和“三大战略”是有关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经典理论。

4.我国产业安全隐患

4.1 我国产业布局分散

我国行业的地方支持明显，也存在严重的地区封锁现象，大多数国内企业都只在一个省市周边发展。相反外资大型企业遍布我国各大城市，如今正在向二、三线城市发展。

4.2 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本土优势是我国企业优于外资企业的天然优势，任何地方都有其长期存在的文化和消费习惯。但如今，外资企业除了大量聘用中国员工外，还积极任用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国区域进行管理和规划，我国企业的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4.3 竞争环境不公平

在以往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实行了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这种“超国民待遇”使我国企业竞争环境不再公平，如今已得到改变。外资企业利用其规模优势，压低生产商价格，并利用资金优势是价格低于成本进行恶性竞争。

4.4 产业安全保护政策和措施不完善

由于以往对产业安全不够重视，我国企业没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如今我国对产业安全问题有了足够重视，取消了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但相关产业保护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刚刚开始，尚不完善，可以向国外产业保护学习借鉴。

5.政策建议

没有绝对的贸易保护，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以西方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对产业安全研究与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重商主义，普遍认为对重要产业以及幼稚产业进行保护非常有必要，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产业保护及防范体系，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第一，尽快出台反垄断法，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制定幼稚产业保护条例，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外资控制我国产业的有效手段是制定反垄断法，以此来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这样既可以促进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二，科学理智地把握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开放和共赢的关系当前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战略重组的步伐，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

第三，优化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以新兴产业为依托，以战略性产业为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应根据自身资源和要素供给特点，以及本国产业发展现状和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优化我国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维达，潘玉璋，李冬梅.产业安全理论评价与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24）：92-97.

[2]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研究[J].管理现代化，2006（3）：49-52.

[3]赵惟.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研究综述[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5（3）：25-27.

[4]金成晓，余志刚，俞婷.我国产业安全研究的历史与发展动态评述[J].财经问题研究，2010（7）：26-32.

[5]James Brander.A strategic Trade Policy[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5，（3）：1395-1455.

[6]Akanmatsuk.A hia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Developing Econmies，1962（1）：45-56.

[7]Bruce Zagaris.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M].U.S.ApraegerPublishers，1980：7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