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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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范文第1篇

西方哲学之有效的大规模东传，显然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当此时，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步入垂老之态。传统儒家思想在内部的批判性力量和外来冲击的双重打击下，日渐失去了往日的辉光。章太炎等提振子学，“激而诋孔”，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化经学于“国故”之中。康有为等“轻古经而重时政”，大力引入西学西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经学系统。晚清今文、古文大师，一手推倒经学旧厦，一手援引西学新知，为西方思想的“昂首”东进铺就了前路。正是在内部容纳的条件大体已定和普遍的“除旧布新”的热切渴望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才汹涌如潮、势不可遏、蔚成大观。维新派和革命派纷纷创设译书局，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又主办许多报章杂志，广泛地传播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康有为的《诸天讲》等，引进和介绍了进化论与星云假说；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马君武等大力译介和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推广新知识论和新社会观；王国维对德国哲人情有独钟，花大力气来举荐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朱执信初步介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学说。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股强劲风潮，掀开了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我国的序幕，为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的引进、调适和融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急速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便是中西文化的全面碰撞和深度交融，由此引起的震荡和巨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亘古未有。作为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原动力的哲学，在这一系列的变革当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讲，大体经历了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五个阶段。而每个时期都伴随着对西方哲学的引介、传播和消化，借鉴西方哲学差不多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要发展方式。清末民初，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兴起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中国哲学新的时代的开始。此时的西方哲学，还只是春风初度、微波乍起，混杂在笼统的西学西术之中，未行剥离而难识真貌。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西方学说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新思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遏，中国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接受，也由朦胧变得清晰，由间接变成直接，由局部变为全面。到了三四十年代，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更是纷纷登台亮相，专业的学院派哲学家逐渐成为思想舞台的主角。而仿照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一套专业化的机制也渐臻于完备，学科化的哲学系统初步地稳固下来。1949年之后，中国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和分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西方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的艰难与曲折，成果甚微。而流散于港台海外的中国哲学也经过了复杂的分化和重组，更多地经受了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与碰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空前繁荣、最为辉煌的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推广普及，以及和中国本土化思想的融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令世人瞩目。在这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当中，西方哲学如影相随，成为一种深深地嵌入到其基底的“背景色”。离开了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了解，就无法理清20世纪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轨迹，也无法理解和说明这其中的种种细节问题，更无法预期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汤一介先生主编了这套“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全面清理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并对这一百年的中西哲学关系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之前，西学东渐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一向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专门以“哲学东渐”为主题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所取得的成果也寥寥可数。2002年9月，海峡两岸学者在武汉大学共同举行了“西方哲学东渐学术研讨会”，可能是哲学界就此主题所召开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也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研究热潮即将来临的一次预演。果然，时过不久我们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这套大型丛书的问世填补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诸多空缺，标志着“西哲东渐”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续的学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种种路径。和以往的西哲东渐史研究成果相比，这套丛书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材料极为丰富，问题讨论深入细微。丛书以12本专著、3500页以上的总篇幅，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叙述之，这在西学东渐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了。它所涉及到的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有：进化主义（涉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新实用主义）、实在论（包括新实在论、批判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康德和黑格尔）、唯意志论哲学、分析哲学、基督教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解构主义和部分后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除了以专书或者专篇来研究上述思潮流派的中传史之外，丛书还专列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两本著作，从宏观视野上总体省察了西方哲学东传过程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20世纪传入我国并发挥了一定影响和作用的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流派，基本上都被扫瞄了一遍；对相关的材料和文献，各书作者也大多能“竭泽而渔”，搜罗的十分详备，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联络图”。因为资料翔实、主题细化，丛书各作者在自己拿手的研究领域内得以大展拳脚，充分施展出了各自的本领（作者均为相关主题范围的专业教授），对线索的梳理和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做得相当细致，绝非一般泛泛谈论西学东渐者可以相比。

二是注重晚近20年来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的总结和研究，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丛书涵盖的范围虽说是整个20世纪，但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译介和研究方面的成绩，显然以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来最为卓著。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以开放的胸襟和世界化的眼光，用超强的速率和密集的方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形成了西学东渐以来的第二次高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为第一个高潮）。除了大量的“补课”工作，弥补几十年间所造成的缺失，消除自身的“饥荒”感、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之外；更多的是翻译介绍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和思潮，将“西哲东传”的整体状况从近代哲学为主拉入到现代哲学阶段，实现了一次时代性的飞跃。这20年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量、西方思想的普及率，以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因之故，丛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西哲东渐”，爬梳材料，归纳问题，总结成绩，将这个重要时段的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立体化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除了《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三本书的专门论述之外，《实在论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哲学的中国》等著作也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总结这20年的传播情况和研究状况，让人感觉到“东渐史”不只是在诉说过去，而是在描述当下，甚至预示了未来。

西方哲学范文第2篇

引言：

黑格尔指出：“智者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不确定的，其中还包含着人的非凡的规定；人要把自己当作目的，这里面包含着非凡的东西。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也发现人是尺度，不过这是作为思维的人，假如将这一点以客观的方式来表达，它就是真，就是善。”

一、苏格拉底：“为道德正名”

苏格拉底看来，因为人性的本质在于理性，所以，人生的最高目标就应当追求正义和真理。因此，苏格拉底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理性基础上为道德“正名”，批判智者的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观，探求本文由收集整理人的内在道德本性，确立社会生活中人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一点，就是苏格拉底的道德主义政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二、柏拉图：“正义”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续了他的老师关于人的特性在于理性的观点。所不同的是，柏拉图把理性上升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高度加以论述。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中的理性来源于宇宙灵魂中的理性，只是人的灵魂中的理性的纯洁度较差，属于第二、第三等的理性。这是因为在人的灵魂中，除了理性 以外还有感觉、欲望和情绪，这都是由外界的火、气、水、土等因素所造成的混乱。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正像在国家中有统治者、卫士和工农群众一样，个人的灵魂也有三个部分，即理智、激情和欲望。其中，理智是聪明的，起着领导的 作用，激情服从它，成为它的助手。音乐和体育的教育可以加强理智，并且使激情平稳。欲望在灵魂中占据最大部分，它贪得无厌，必须受到理智和激情的控制。假 如理智、激情与欲望三个部分和谐相处，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与欲望服从而不违反它，这个时候灵魂就处于最佳状态，这个人就是能够自制的人。因此，柏拉图认 为，当理智、激情与欲望三个部分做到各司其职，和谐协调，那么灵魂便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秩序井然，这就是个人灵魂的正义和健康的表现；反之，假如它们不守本分，相互斗争，都想争夺领导地位，就造成了灵魂的不正义。

三、亚里士多德：“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人性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社会性。亚里士多德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 假如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这就是说，人天生具有合群的倾向。不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

第二，义理性。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辩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 义理的结合。”（《政治学》）又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假如不讲礼法、违反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政治 学》）这说明，人类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即义理性或趋善性。

第三，理性。人类为什么能够知道义理，趋善避恶？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因为人性中还包含着一种可贵的特性，即理性。他说：“人们所由入德成善者出于三端。 这三端为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其内在的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是凭借理性，人类才懂得善恶，过一种幸福生活，理性是最重要的。

第四，欲望与兽性。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性中不光有理性、社会性等特性，而且还包含着欲望与兽性的因素。只要是人，难免都有欲望。只要加以理性的引导和调节，就是正常、合理的。假如不加节制，就可能造成危害。亚里士多德把这种能够造成危害的欲望称之为兽欲或兽性的因素。

四、马基雅维里：“人性恶劣、易变”

西方哲学范文第3篇

―、现代西方哲学思维内容的特征

1.现代西方哲学注重研究人和现实、主体和客体的联系中介和一基础。

现代西方哲学和古典西方哲学不同,主要研究的不仅仅是思维和存在的根本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入面向世界首先遇到的是人和现实、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而不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间题。哲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把人和现实、主体和客体联系和统一起来的中介基础问题。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人认为,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及其发展变化,最终都可以也应该归结为科学发展的逻辑规范及其发展变化。科学发展的逻辑规范沟通了人和现实、主体和客体。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认为,人的主体的自由选择把人的现象自在租本质自为统一起来，从而同现实的客体世界建立和发展各种关系。所以,人的自由选择既是人的主体本质的生成，又是现实世界对人的生成。法兰克福学派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认为，以人的本能感觉为中心的总体革命是人和自然、自然和社会、人和社会种种关系的联系中介和统一基础。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本能感觉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

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背离古典西方哲学的发展道路,而是继续考察研究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且深人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内部，探讨并力图揭示了人和现实、主体和客体的联系中介和统一基础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

2.现代西方哲学大都注重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并力图从理论的高度作出回答。

社社会是现实的，人们都生活在现实之屮’所以，惟有现实问题对于人们来说才具有吸引力和紧迫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想繁荣振兴,弓I起社会的关注,并在科学的殿堂里占一席之地,就必须植根现实、面对现实、关心现实，探讨现实提出的各种问题,从世界观的高度，以理论的形式反映自己时代的特征、趋势和发展规律，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

在这方面现代西方哲学已作了一些尝试。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大都从现实中来,又冋到现实中去。如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影响的探讨,弗洛伊徳的无意识论等等，都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虽然这些理论的基础是唯心的，在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上也存在明显的错误,但这种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3.普遍重视对语言问题的研究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英美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解释学都十分注重语言的研究和阐明,只是着眼点有所不同。分析哲学家往往认为科学问题是事实问题,科学研究一刻也离不开语咅，而哲学问题本身就是语言问题，或者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他们所关注的主要在于分析形式化语肓或H常语言，但其中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一种是把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看作对各种不同语言或谈论的分析和阐明，如对宗教、伦理和科学的谈论等等。这样,哲学谈论就是对谈论的谈论，是属于第二层次的、使用元语言的谈论。另一些分析哲学家则致力于分析与正常语言中的哲学至关重要的词汇和语句,反对用人工语言代替H常语言。他们认为H常语言本身毫无问题,毛病主要出在对正常语言的误解。正是由于不懂日常语言的用法，造成了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因此,只要对日常语言进行细致分析，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使哲学困惑得到“治疗”。

二、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法的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以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人和现实、主体和客体的联系中介和统一基础。

古典西方哲学与其追求世界最高实体本原相造应,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辨方法,往往以逻辑一般来说明经验个别。如果说古代哲学偏重于人的直觉心理，中世纪哲学偏重于经验的形式逻辑,那名近代哲学把形式逻辑和人的心理感受直接地结合起来。黑格尔把心理学归结为逻辑学，走向了泛逻辑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经验实证方法，往往以经验感性的个别现象来说明个别现象内蕴着的一般本质。分析哲学家把数理逻辑普遍化和哲学化,以命题概念或命题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揭示人和现实、主体和客体内在的经验逻辑关系。这种在经验事实基础上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的经验实证方法有三大特点：

1. 从经验事实出发,根据经验观察形成假设或方案，以经验事实确定即证实或拒斥即证伪所有的假设或方案。

2. 自始至终不脱离经验事实,把人的心理经验的内在联系直接逻辑化,既是感性的而不是抽象的，又是理性的而不是直观的。

3. 把包括人在内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切关系特别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分解和还原为最基本又最普遍的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经验事实。

古典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注重分析和揭示个别现象和一般本质的关系。古典西方哲学主要从一般本质推及到经验的个别现象，带有极大的心理思辨性，而现代西方哲学主耍从经验感性的个别现象出发进而认识和把握个别现象内蕴着的一般本质,明碰地表现出经验实证性。现代西方哲学在思维方法上继承了同时又发展了古典西方哲学。

三、现代西方哲学思维形态的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以联系的观点和实证的方法，促使感性和理性、经验和逻辑趋向于统一。

古典西方哲学注重研究形而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全部研究是从个人直观的心理感受出发的，因此偏重感性而使理性淡化浅化。如柏拉图的理念实体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都是感性实体化的本体论范畴。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虽然把感性和个别、理性和一般联系了起来，但是只是一种形式的外在联系，最终仍然把理性感性化和信仰化。近代哲学转向了认识论,从主体出发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围绕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逻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倾向。如费尔巴哈重感性轻理性，甚至把理性逻辑感性化经验化;德国古典唯心论者重理性轻感性，甚至把感性经验理性化逻辑化。

现代西方哲学家认为，感性和理性、经验和逻辑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心理经验和判断逻辑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心理经验既然可以像休漠那样心理习惯信念化，又能够象康德那样先天综合判断化和先验范畴化，还转化为黑格尔那样绝对理念主观性和客观性运动统一的思辨逻辑化。心理经验本身固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必然的逻辑的心理经验，既不同于休漠的心理思辨，又不同于康德的经验思辨,也不同于黑格尔的逻辑思辨,因而也就使感性和理性、经验和逻辑密切渗透而在结构及其流动中趋向于统一。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就是一切，一切取决于结构。主体编制出结构内在组成部分各种变化的组合表,不仅能够预测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全部经验变化，而且能够直接理解这些变化的联系和本质。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把人的意识看作是感性和理性、经验和逻辑相互渗透和转化的融汇和流动。感性经验依照心理意向统一起来就转化为理性逻辑，心理意向的分解又导致理性逻辑还原为感性经验。现代西方哲学一反古典西方哲学的经验思辨或逻辑思辨,表现为经验和逻辑的实证,推进了感性和理性、经验和逻辑在运动中趋向于统一，在思维形态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西方哲学。结果产生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相反的积极成果:强调哲学既不在科学之上，更不在科学之外,就在科学之中,重建了科学和哲学的同盟；强调哲学既具有理论的构成属性，又具有应用的功能属性，开辟了哲学应用研究和应用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强调世界观就是方向原则的方法论，方法论就是具体展开的世界观，确立了方法论在哲学中应有的然而历来却不被注重的重要地位。

从上面的论述可看出，现代西方哲学以联系的观点和实证的方法研究思维和存在的中介及统一基础,把复杂分解为简单,把模糊分解为清晰,把一般分解为个别,把抽象分解为具体，从而发展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强调了人认识、改造、发展现实客体世界的整体能动性。同时，现代西方哲学根本性地突破了古典西方哲学的致命缺陷，即以实体的观点和思辨的方法追求世界的最高本原和绝对规律,承认绝对性而否定相对性，承认必然性而否定或然性,承认确定性而否定概率性,承认本质性而否定现象性,从而推动了刼代理论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哲学范文第4篇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即西方哲学从诞生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这样的表述和理解，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思想背景，成为人们对西方哲学理解的一种共识性认识。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是语言学转向这一单一的运思之路而是具有转向的多重路径的，包括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等。并且这些多重路径转向的深层根据是哲学观的变革，哲学观的变革却是依据着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的轨迹。

 

一、哲学的转向

 

通过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逻辑梳理，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不是沿着一个方向按部就班发展的。哲学转向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起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的转换，标志着哲学向着纵深方向的发展。整个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过程，从而走向了现代。哲学的转向表征着哲学的发展逻辑，同时更表征了哲学对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总结。西方哲学从自身发出对“有无意义”的追问，研究意义世界的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和模式，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这种对“意义”的追问寓于现代色彩缤纷的哲学形态之中，使这些哲学在共同的发展轨迹上生成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现代哲学流派史在从不同的维度上追问“有无意义”问题，都以对意义的揭示作为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前提，共同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发展轨迹。

 

认定某种哲学转向的意义，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它之前存在着某种系统完整、影响深远、形式确定的学说路线或思维方式，而这种学说又确立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有的体现在研究思路上，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多的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

 

对逻辑和语言的重视是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通过用逻辑的方式分析语言后，他们认识到传统本体论的命题、陈述、概念、范畴，甚至于本体论问题本身只是一种虚假的预设，是应该予以清除和否定的，哲学中正是有这样的假问题，才会含混不清。虽然，他们对传统本体论采取这样激烈的否定态度，但在他们实施这种语言转向的过程中，又总是涉及到语言与实在、世界的关系等本体论问题，这个问题又与思想是否与对象具有一致性的认识论相关，实际上，他们仍然保持了知识论的传统，这是“语言转向”的表层含义。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语言之为语言表征着世界是为我的存在。

 

从哲学转向的视角看，从人的生存的角度从事哲学研究，其意义丝毫不亚于语言转向。生存哲学的转向与语言哲学转向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哲学采取拒斥本体论的方式实现了革新，而生存哲学则采取扬弃认识论的进路，对人的生命的意义进行阐释。他们反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对理性和真理特别是对“思”的过分强调，将充满生机的本体论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僵化的认识论问题——“能否思想”，这使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传统哲学两个世界的划分，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人生存在其中的、由人的活动建构和生成的人化世界。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实体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人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个体人是否能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是现代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在摒弃对于所谓自然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是一项具有空前难度的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一直经历着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场演变是哲学的真实性判断根据和原则的根本性转变，是包含着哲学观以及思维方式在内的哲学范式的整体性转变。生存哲学对于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是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基本逻辑的典型呈现。然而，这些观点也因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实践性的证明，而留于空谈。同时它的许多观点也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如何，生存哲学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解哲学的维度，如何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研究，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践转向无疑是马克思开启的，马克思实践转向也是从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开始的。马克思认为没有实践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无论是“自然的真正的本体论”还是“人的激情的本体论”都不会得到确立，实践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也正是实践给人生命以不同于其他物的意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起点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确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对传统的“能否思想”的认识方式进行批判后，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实践哲学将实践置于逻辑先在的地位，以实践为中介去统摄各种杂多的要素，消解了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用实践来说明人的生存之“意义”。

 

二、哲学观的变革

 

哲学的转向往往和另外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哲学观的变革。如果说现当代哲学是一场整体性的转向，那么它首先是、也应该是哲学观的变革，也只有理解了哲学观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现当代哲学的转向。

 

哲学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而哲学究竟是什么，现代西方哲学给出了多种回答：哲学是治疗人精神疾病的良药、哲学是语言的误用……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家告诉我们哲学是什么，这里面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性问题：哲学是关涉人的，更确切说来，哲学是关涉人的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哲学由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走向了现代。在前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视域中，哲学无疑就是人的认识能力，无论是笛卡尔在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领域的“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思”对“在”的先在性，还是康德哲学所确立的人类认识的“纯形式”，都是在探讨人类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能否思想”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自黑格尔哲学以后走上了新的发展路径，再次追问哲学是什么。这时的哲学已经不再偏重于人的认识能力，而是将自己的着力点放在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上面，哲学表现为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表现为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更表现为人所独具的“意义”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何以发生呢?原因始于巴门尼德而终结于黑格尔的“能否思想”存在着“生存论缺环”，包含着“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威胁”。所以现代哲学才会在“从关心人体世界到关怀人间世界时，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存在于人身上的所有深具人性的东西都是从来就有的，只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历经危机后，已发生了改动、溶解、再生。这是一切事物，也包括哲学这一“事物”发展的法则。所以，现代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危机与困境的拯救，它更深层地源于“能否思想”的本性，它是两千多年来哲学“智慧之爱”的积淀。换言之，人的生命的意义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苦苦探究的主题，离开人生意义的寻求就无所谓智慧。

 

哲学观的变革既是哲学转向的观念前提，是其中或显或隐的内在的影响着哲学理解活动的一些观念;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构成了对哲学的时代变革的解释，成为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成果。哲学观是不断发展的，是哲学面向时代、理解时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观作为一种哲学意识滞后于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革也不可能自发地引起哲学的变革，而是要求哲学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对待变化的时代，因此，“作为思想把握的时代”，哲学也必须要体现为哲学观。哲学观的变革在哲学的变革中应该是前导性的，又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整个哲学的变革。

 

作为哲学变革的前导，哲学观的变革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是体现在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逻辑的转换。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哲学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正是基于对传统哲学观的“能否思想”的认识论模式的反叛，坚决反对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定位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把世界当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性的存在，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人也就是在世界中的人，世界正是因其对人的生活有意义才获得其真实存在的意义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世界的属人性，在人的世界中，突出地强调人之为人的“意义”。同时传统哲学的理性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独断性，使哲学灵魂——批判性的精神处于被削弱的境地，即使在传统哲学中有某些怀疑和批判的影子的出现，但是却只是为后来的独断的出现做出思想铺垫而已。晚期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之后正是思想禁锢森严的中世纪哲学的出现，康德刚刚开始了批判的萌芽，黑格尔就将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贯彻到了极点。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忽视了人，忽视了人存在的意义，才造成了严重的缺失。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这种困境，与之相反，相对主义的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中普遍兴盛起来，这种相对主义突破了以往只是局限于认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而是将这种相对主义直接导向了存在论的虚无主义。

西方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哲学”；法学本科教育

不管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还是“西方法哲学”，先不考虑它们有着怎样的关系，仅从它们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晓，它们作为理论法学，其研究的对象范围、研究的方法等都是非常广泛的，其实要完全界定清楚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容易的。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些学校的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不科学，所以，要从根本上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必须从其概念入手，虽然并不是很明了。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概念

作为理论法学学科，其内涵、外延都较宽泛，基于这点，理论界在使用“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这两个表述不同的名称时，也无定论。所以，本文只能从几本权威专著中引用作者对这两个名称的理解，再分析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教授的定义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是以研究西方的法律观念的演化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所谓西方，即一般所指的西欧和北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史，指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约3000年的历史，包括近现代史。”接着他提到：“法律思想史作为一种观念史，它所研究的法律观念不是具体的部门法观念，而是一般的法观念，即在部门法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法观念，它面对的是法律的全体。”同时他又补充道：“法理学研究的是当代的法观念，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是过去。”从这一界定中我们得出，“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观念。接着，我们来思考对“西方法哲学”的界定。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称：“法哲学是介于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方法。”另有学者认为：“西方法学一般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中世纪社会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法律学说和思想。”严存生教授认为：“法哲学居于最高的理论层次，所研究的是所有的法，包括历史上的法、现实中的法和将来的法；实在法和理想法；本国法和外国法。”同时，他认为：“法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充满情感和成见的实定法，而是通过理性才能把握的人的本性和规律，即法和法的理念。”即“西方法哲学”也研究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理念及其规律。

二、“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

从上述对这两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研究“对象”的空间和时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学说根据一是“法哲学是对不断变化的法的哲学思考，并通过一定的、具有原创性与相对系统性的文字形式（主要是论著）予以表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后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些著作，并将其中涉及法的哲学思考成为‘法律思想’或‘政治法律思想（学说）’等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题为‘西方法哲学史’，并不意味着它与已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有本质的区别”。而严存生教授也提到：“作为一门课程，有些学校把西方当代的法律思想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称之为‘现代西方法理学（法哲学）’。”学说根据二是“西方法哲学史或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就是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中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西方法律思想史所研究的是西方的法观念变迁的历史，这一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人物、学派（或思潮）和观念”。人物是观念的创造者和发展者，学派是观念的载体。人物和学派的研究侧重事实的研究，而观念中含有真理，真理是事物深层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因而人物史和学派史“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观念史即问题史，却是核心问题。这是严存生教授将书名确定为“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的原因，如果将三者一并研究，则可称为“西方法哲学”或“西方法律思想史”。从仅有的几本被命名为“西方法哲学”的著作中，笔者并未发现其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更多的时候作者也将他们等同起来，所以，“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也是学界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几乎没有，并在著书立说时将两者转换使用的原因。

三、对教学改革的思考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与塔里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有相同情形的院校，应当只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无需再开设“西方法哲学”。原因如下：从教学目的上，我们法学本科教育中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法的演进的学习认识现代法的精神，开阔法学视野，树立思辨思维，避免形成狭隘的法学观念。而这样的目的，通过深入学习一门即可达到，相反，以短学时的方式开设两门，不仅不能让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法的一般理念，也有可能会让学生因教授者不同在内容上进行简单重复易产生厌烦心理，这样不仅达不到教学效果，而且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从本科学生的接受程度来讲，“西方法律思想史”先从人物再到观点的思路，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若再开设“西方法哲学”，无疑会引入一些抽象难以理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仅造成教学上的困难，而艰涩的内容对法学本科生而言吸引力也不够。再从课程发展的规范程度上讲，全国大多数法学院校在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在本科教学中开设“西方法哲学”者寥寥，“西方法律思想史”从学科建设到教材编写都更加系统和规范，而以“西方法哲学”命名的教材很少且都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著。

四、结语

通过理论分析引导理论法学课程设置更加规范、科学，便于明确教学内容，确定“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教学目的实现，也有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第四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严存生.法理学、法哲学关系辨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5）：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