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例如，在《点击职业英语》基础英语模块第一单元涉及到第一次见面打招呼用语，在学生进行练习的过程中，有的学生在第一次见面打招呼的时候说了“Howoldareyou?”（你多大了？）。在中国，我们觉得见面打招呼的时候问年龄、婚姻、收入等是表示寒暄，但是在西方国家见面时问别人年龄、婚姻、收入等是很不礼貌的事情，这样触犯了别人的隐私，见面问这个问题会很尴尬，会使其比较反感。根据西方国家的社会风俗文化在第一次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可以说，“Nicetomeetyou./Howdoyoudo!/I’mgladtoseeyou!”（很高兴见到你。）

2课堂教学活动

在《点击职业英语》基础英语模块每一单元都通过图片讲述故事，给学生提供语言情景，让学生充分体验英语口语，体会中西文化差异。同时在课堂中设计多种形式的小组活动，如给学生模拟情景，并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对话演练。在练习过程中让学生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差异。文化知识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学生通过完成任务和活动训练即巩固所学内容。根据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帮助学生查找出在交流过程中出现文化差异的真正原因，使学生学会遣词造句。例如，学生在模拟面试情景进行对话，在对话结束时其中一位扮演面试官的学生说‘“Youcangotowork..”（你可以去工作了。）学生在对话过程中，受自己母语影响，所说的英语都是中国式英语，不是地道的英语。而在西方国家给人以答复时所用的语言比较委婉，可以说Thankyouforyourinterestinginourcompany.Youwillbehearfromusverysoon（.感谢你对我们公司感兴趣，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Well,I’llletyouhaveourdecisioninoneortwodays.Thankyouforcoming.Goodluck（!我们会在一两天之内给你答复，谢谢你来面试，祝你好运！）在用英语表达的过程中，委婉谦和的语言比较符合西方文化。

3观看影片

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都是在母语氛围中进行学习。理论上的学习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真正需求，在课堂教学中引入英文原版影片，图文并茂，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获取文化背景知识。在选择影片的过程中，可以选取一些文化信息量比较大的经典影片，如《燃情岁月》、《海上钢琴师》等，也可以选择一些由英美名著改编的影片，如《傲慢与偏见》、《情感与理智》等。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观看影片的过程是：搜集影片——与课本内容相结合，查找适合课堂播放片段——给学生播放——检查课堂效果——达到交流目的。

4第二课堂活动

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见面称呼的差异

在谈判前首先要明确如何称呼对方。西方人称呼男的为先生Sir，称呼女的为女士Madam，而在我国一般男女都可以称呼为同志。在西方，人们见面时直呼其名，这是亲切友好的表示。而中国人则喜欢称呼姓，如小李、老赵等等。在中国，职业和职位都可用作称呼语，比如王经理、赵局长。因为这些头衔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但在西方，很少人用正式的头衔称呼别人，除非对方是你的上级或者是在很正式的场合。而且可用于称呼的头衔很少，例如法官Judge军官Officer、医生Doctor、教授Professor等。西方人从来不用行政职务来称呼别人的，如：经理manager、校长headmaster。

(二)谈判方法的差异

东方人的思维模式是整体取向，他们在谈判中采用的方法是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也就是先就总体原则达成共识，然后以此为指导解决具体问题。通常要到谈判的最后，才会在所有的问题做出让步和承诺，从而达成协议。而西方人由于受分析思维模式的影响，他们最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谈判一开始就急于谈论具体条款。

(三)价值观的差异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有极大不同。对于同样的一件事物，中西方看法可能会大相径庭。在商务谈判中会出现很多的文化分歧，例如：中国人不喜欢数字4，因为4与死谐音，认为8、6吉利，八与发谐音，八发，六六大顺。而西方人忌讳13，因为圣经中说耶稣受害前与弟子们共进晚餐，其中第13个人是犹大，他为了30块银元把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局，晚餐的日期也恰好是13日，“13”给耶稣带来了苦难和不幸。从此，“13”被认为是不幸的象征，是背叛和出卖的同义词。中国人尊敬老年人，而西方人怕被人说自己老，年龄更是个人隐私，极少谈论。中国人崇拜龙，视自己为龙的传人，而西方则认为龙是撒旦是魔鬼。西方人喜欢狗，他们认为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英语中有luckydog(幸运儿)、Everydoghasitsday(每个人都有出头之日)、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而在中国，很多情况下，狗所代表的含义都不好，如挂羊头卖狗肉、狗腿子等等。在谈判中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些禁忌，就会冒犯客户，会使商务谈判陷入僵局。

(四)表达感谢和答谢的差异

在感谢和答谢方面来说，中国人一般对外人的帮助表达感谢。家人之间很少用。如果用了，听起来显得生疏。而在西方“Thank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包括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比如，当别人问是否要吃点或喝点什么时(Wouldyoulikesomethingtoeat/drink?)，我们通常习惯于客气一番，回答：“别麻烦了”等。而在西方国家，如果想要，就回答“Yes,please.thankyouverymuch.(好的，请给我来点，非常感谢)”如果不想要，就说“No,thanks.(不用了，谢谢)”。当受到别人夸奖时，中国人习惯先否定自己的成绩，表明自己还有不足，需要继续努力。而西方人则显得非常高兴，一般只表达感谢。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谦卑含蓄的处世态度和西方人自信直率的风格。

二、结论

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可以说，不了解新时代运动及其深远的社会反应，就无法真正了解今日的西方社会。甚至也无法看清《哈里。波特》热潮一类的流行文化现象的底蕴。

一．小引：初识"原始的激情"

1999年在耶鲁大学读到美国学者玛丽娜托戈尼克（MariannaTorgovnick）的《原始的激情》（PrimitivePassions）一书，第一次看到"新时代"（NewAge）运动这个词。托戈尼克作为大学教授参加了1992年美国的"新时代"（NewAge）运动组织的一次会议，主题为"滋养灵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精神性"（NourishingtheSoul:DiscoveringtheSpirifualinEverydayLife）。出席会议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白人，多数为女性。他们"滋养灵魂"和"发现精神性"的重要手段就是与美洲本土的原住民--印第安文化相认同。

"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器物被认为具有提升精神品性的功用，在会场的内外到处摆设着。象巫医之轮的形象、彩绘的木棒、羽饰、横笛音乐与颂诗录音带等均在现场出售，琳琅满目，摆成一长串展台。"1

拥有这些原始道具的现代人似乎把握住一种转换文化身份的契机，凭借这些器物所承载的魔法力量去解脱沉陷于消费社会物质主义枷琐中不能自救的灵魂，抵抗由"现代性"副面效应所导致的种种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机。这种现象很容易令人想起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对西方的患者的一个忠告：必须从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吸取东方的价值，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求它们：

人们对这些问题必须格外谨慎，因为模仿的冲动和主动的病态，渴望把异国风味的羽毛据为己有、并用这些异国情调的羽毛装饰他们自己外表的贪婪，会把许多人引入歧途，使他们只知攫取这些"有奇异魔力"的观念，并把它们运用于外部，就象涂用药膏一样。2

西方中产阶级家庭往往收藏和摆设某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地方工艺品，这也许就是荣格所说的"从外部"展现文化他者的价值，有如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的博物馆，皆以收藏世界各地珍希文物、宝石为荣耀。而托戈尼克教授参与的"新时代"运动的"滋养灵魂"会议却不仅仅如此，组织者希望借助印第安文化的道具与仪式，帮助人们洗刷西方工业文明之污垢，重建精神性的人格。令托戈尼克感受最深的是会间举行的一个仪式。153名与会者在黑暗的大厅中排列为3个向心的圆圈，其中2个圆圈是就地而坐，另外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圆圈的中心就是被称为巫医之轮的东西，用石头摆成的辐射状环形，它象征印第安的圣地，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也标示美洲原住民的生活。圆环形状暗示传统的印第安生活的合谐与统一。演讲人站在巫医之轮的南端，她说那是纯朴无邪的象征。在她的引导下，大家做出一系列的练习：

我们敲打石头以便使房间纯洁，驱走能量。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抓住另一人的膝或肩，期望得到他或她的"至善"；然后反过来向对方施予"至善"，大家悄然无声，默默不语，唯有大人在敲击印第安鼓。我们咀嚼圣叶子，齐声歌唱，然后在最终的仪式性动作中，向祈祷之钵说出一个词，代表我们最需要的东西。那祈祷之钵从一人手中传到下一个人，转满整个圆圈。人们说出最多的词是"治疗"（healing）(而不是"健康"。二者之间有区别)，其次较多的是"清净"（clarity）和"声音"（voice）。新时代运动者为什么如此看中美洲原住民的理想化景致呢？我相信在那祈祷之钵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专注的词语是"治疗"、"清净"和"声音"。3

治疗与健康的区别究竟何在？一个健康人也可以预视日后的健康，但只有病人才需要治疗。现代西方人已经意识到文明病是不能靠传统医学方式治疗的，所以他们才诉求原始的仪式，诉诸美洲印第安人的"巫医之轮"，期望在当代世俗生活的喧嚣之外倾听到来自荒远绝域的原始的"声音"。

我们所熟悉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借助于巫术思维在虚构中追求的目标，新时代运动追随者们借助于印第安仪式而得到现实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之中看到原始认同的共同价值取向，那么对于其对抗现代性、拯救文明症患者的灵魂的实际功效，就不难领会了。

在新时代运动者眼中，现代性的病态除了物质主义与金钱崇拜之外，还表现在性别歧视与压迫、残害动物、毁坏地球等方面。因此，反对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同反对破坏环境的绿色运动相互认同，组合成"生态女性主义"的新流派便不是出于偶然了。新时代运动和生态女性主义的信奉者们对印第安原始文化的另一个认同理由是，印第安文化是母系的或母性中心的。他们强调象谷物母神（玉米妈妈）和易洛魁部落女性长者统治等印第安人生活的方面。在保拉艾伦（PaulaGunnAllen）的笔下，印第安人是"美国人之中大多数的运动所要寻求的梦境的所在。一个主要差别在于，印第安人千百年来一直把社会体系建立在仪式的、以精神为中心的、女性定位的世界观之基础上。"4出于现实批判的需要，原始文化中一切与当代社会相对立的成份都有可能获得"重审"和"再发现"，变成某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换言之，原始性成为疗治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人对"原始"的发现是近代以来"全球"观念形成的基础要素之一。从今天的知识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上看，文化人类学发展出的"反思人类学"一派，要求打破西方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一进化模式，提出重新认识所谓"原始人"和"原始文化"的时代课题，希望从中发现足以纠正西方文化偏向和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精神取向和文化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之外寻找更加符合人的自然天性的生活理想。该派研究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产生了巨大震动和深远影响，也直接刺激新时代人在资本主义现实之外寻找人类未来道路的多样可能。形形的土著文化和部落社会均可成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镜。女性主义者从这面反光镜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共生；信仰追寻者从中看到的是圣洁的精神性；价值失落者从中看到的滋养生命的原始魂灵；身心受害者从中看到的疗救之希望，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之和谐……

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德70年表的《寻找原始人--对文明的批判》一书，意义深远。书中对西方话语中的所谓"原始"做出完全颠覆性的解说，使"原始/文明"二分的价值模式与思维模式彻底翻转过来，其文化寻根的意义不容低估。戴蒙德对"原始的"再定义是：

原始的=文明前的；异化前的。5

具体说来，原始的不再具有贬义，其特征有四方面：1、用仪式来表达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基本需要；2、强调存在（existence）而不是本质（essence）；3、个人对自我和社会负有责任；4、缺乏对分析式的思维方式的关注。

《寻找原始人》这个标题也具有号召性。人类学家往往为了专业需要而离开自己的文化，深入到边远的异文化中去。而形形色公的原始主义者们却是出于精神治疗的渴求才放弃文明人的城市生活，到部落社会乃至人迹罕至的野生丛林中去。他们宁愿选择与古朴的原始人为伍，甚至与大猩猩，猿猴等高等运动为伍，从中发现伊甸园罪恶之前的纯真生活体验。《原始的激情》中写到的纪德与荣格在非洲的体验，D．H．劳伦斯在新墨西哥的体验，珍妮．古多尔（JaneGoodall）和狄安．弗西（DianFossey）在非洲灵长动物中的迷狂般体验，可以说都是前一个世纪高更在塔西提岛的灵魂探险之翻版，西方知识分子为了在非西方文化中找回已经逝去的理想所经历的地理探求与精神探求之旅，看来至少在目前还远未终结。

这种探求的未来发展会给全球化的世界带来哪些变化和哪些启示，仍是值得文化研究者高度关注的课题。二、对待"新时代"的两种态度

2001年去英国访学，特别留意实地考察学院派以外的民间思想运动的情况。在牛津、伯明翰、爱丁堡等地访问咨询了有关专家，也读到一批与文化寻根运动有关的书。对新时代的了解有所深入，过去弄不懂的一些文艺和文化现象现在终于有了贯通理解头绪。

比如说，以前看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Toffler）继《第三浪潮》之后的《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一书。该书结尾题为"对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渴望"。当时怎么也看不大明白。托夫勒把新时代运动所代表的20世纪晚期的全球精神复兴运动看成是以嬉皮士运动为先导的抨击世俗主义和工业文化的社会运动。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势力，因为其性质就在于，它是继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之后，能够与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治体系相敌对的替代力量。托夫勒写到：

与长头发同来的还有强烈的技术恐惧症和对神秘主义、、东方崇拜、占星术以及杂牌宗教的普遍兴趣。这个运动仇恨它所看到的工业社会的一切，极力鼓吹返回某种罩着光环的神秘的过去。它所崇尚的重返现实主义、奶奶的老花镜、印第安念珠和头带都是嬉皮士抗拒整个大烟囱时代、渴望返回工业化前的文化的象征。当今这一正在蔓延的方兴未艾的"新世纪"运动就是由上述嬉皮士运动的种子生成的。6

这里的"新世纪"运动就是新时代运动的另一种译法。中国的读书界乃至大众传媒对这个词组还十分陌生，很容易被托夫勒的一面之词所蒙蔽。这个运动在西方世界已经风行了好几十年。作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反拨，其影响力所及，上自大都市的知识界精英，下至乡镇社区百姓，日益形成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风潮，至今尚看不出有衰减的迹象。对待这一运动的态度在欧美社会的朝野之间有很大差异，梳理这方面的思想线索，关注其发展趋势，是我们了解西方当代文化格局及其内在矛盾的一个重要视角。

托夫勒把"新时代"这个词解说为"新的黑暗时代"，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学院派和准学院派，官方或半官方对待民间思想文化运动的看法。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托夫勒不仅当过杂志主编，大学客座教授，还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的话，他的身份立场就和他的这种观点吻合起来了。从冷战时代的反对共产主义态度，到后冷战时期的反对"新的黑暗时代"的立场，托夫勒这位预测学家的意识形态背景表明他的预测还远远达不到科学的价值中立要求。不过他的这些看法可以代表某些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的局外旁观者的评价。

无独有偶，另一位具有官方背景的美国学者，文明冲突论的倡导人亨廷顿也使用了类似的比喻措辞来指称威胁当代文明的野蛮势力。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结尾处写道："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7尽管这两位影响力很大的美国学者所担忧的降临世界之"黑暗时代"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是他们自诩为文明代言人的那种身份认同，他们对"野蛮"和"神秘主义"的敌对态度却显出惊人的一致。借用艾里克.切菲兹的术语，这种代文明立言的做法可以归入"帝国主义诗学"话语一类，该话语从莎士比亚时代起就一直就把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视为野蛮文化的代表。8

2001年12月，曾担任过三届美国总统首席政策顾问的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Buchanan）出版了《西方之死》（TheDeathoftheWest）一书，把当年德国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说又更加耸人听闻地推进了一层。在他看来，导致西方文明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就是两个主要方面：肉体上，白人的生育率下降，这是避孕药充当了西方的自杀药。而大量非白人移民的涌入逐渐改变着美国人的种族成分；精神上，传统基督教信仰的终结与新兴宗教势力的迅速扩张，使西方精神不复存在。他所说的与传统基督教对立的新兴宗教势力，当然包括新时代运动在内。布坎南这样一种与民族主义与反全球化主义纠结在一起的政治态度，已经把托夫勒、亨廷顿的观点推向极端。

如果把托夫勒与亨廷顿的观点看成是人类学考察文化现象的"外部方法"，也就是帝国主义诗学的一面之词，那么下面还要引用与之相对的"内部方法"或"内部视点"，用我们熟悉的话叫做"同情之理解"。我在伦敦大学读了苏珊.格林伍德（SusanGreenwood）的著述，才意识到为什么亨廷顿等人对新时代如此惧怕。苏珊.格林伍德虽然出身学院派，但却是对新时代运动抱有同情的英国人类学博士，也是这方面最活跃的理论代表之一。她刚在《超越新时代：探求多样的精神性》论文集中发表〈巫术实践中的社会性别与能量〉一文，最近又推出了介绍新时代的专著《魔法与巫术百科全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女人类学者重写女巫的大成之著。我们从这本图文并茂的巨著里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当代欧美方兴未艾的社会运动的巨大潜流，有助于对西方当代的文化寻根思潮做整体性的关照。根据她提供的全景式概观，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的书店里有那么多的"身/心"（BODYANDMIND）、"精神性"（SPIRITUAL）、"女性研究"（WOMENSTUDIES）的书，为什么西方人对东方的禅，易经，老子与道教，太极术，武术，象征，星相学，风水以及各种灵学，元心理学，未来学，外星探索与世界神秘探索的热情与日俱增。为什么以传播异教知识而著称的荣格，坎贝尔等的著述那么畅销。在号称世界最大的学术书店的伦敦的WATERSTONS书店3楼的宗教与心理学厅，畅销展示台上陈列的是坎贝尔的《神之面具》4卷本和弗雷泽《金枝》1卷本。心理学厅则永久地为弗洛伊德和荣格开了专柜。而在新时代运动的英格兰朝圣地格拉斯顿伯里的书店里，更充斥各种神秘、异教崇拜与法术书籍。

看来在学术与非学术的互动中，史前学与生态学的升温，不是偶然。看到英国的舞蹈者围着史前巨石而举行仪式的场景，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关于斯通亨机（STONHENGE）或克里特岛一类的考古书在欧洲就象关于印第安文化的书在美洲一样也常年有市场了。三、"新时代"的文化冲击波

如果说嬉皮士运动当年的参与者主要是都市青年人，那么如今的新时代运动则波及到更广大的社会与文化层面。可以说，不了解新时代运动，已经无法了解当今的西方文化。以下略举宗教、科学、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出版物，描述其文化冲击波的力度和范围。

不少人象托夫勒那样把新时代运动当作一种新兴宗教运动。原因之一就是"新时代"这个词针对基督教而言：基督纪元以2000年为一个循环周期。从公元元年到20世纪结束正好完成一个循环。新时代人认为2001年以后将不再是基督教信仰的天下，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场人类精神的大转型。所谓"新时代"也就指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正在和21世纪一同到来。有人将新时代定义为"促使人类思想意识转型的所有活动"，把新时代人的使命确定为促进这种转型的进行。这样的一场心灵革命或精神转化主要体现为：象萨满教、禅宗、瑜珈、巫术、太极拳等非基督教的身心修行方式重新得到推崇，借此来恢复人类与万物相沟通交感的灵性状态，也就是恢复人与自然、宇宙的原初和谐，重新安顿被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割裂的心灵。

我们或许由此可以悟出新时代运动与亨亭顿文明冲突说的对应之处：东方宗教的现代复兴将取代基督教文明而成为人类新千年的精神向导。威胁基督教权威的是古老的异教传统之当代大普及。

布鲁斯在《新时代与世俗化》中把新时代的宗教特征归结为三：其一，相信自我的神圣性（无罪感）。人人可以成佛。其二，整体观：人与宇宙万物处于同一整体之中。其三，在新时代中，没有比个人的自我更高的权威。9这样的自我意识犹如宣称"真理就在你的脚下"。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大批心理自助或者自我治疗类的出版物十分流行，那么根源就在于此。以上三点都是东方思想影响的结果。从叔本华到容格，19-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东学西渐，是否足以构成和"语言学转向"相比的"东方转向"，值得我们深思。

赫奇斯与贝克福德合写的《整体观、治疗与新时代》提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四个方面：

1．一种希望：希望改善人类生活品质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对于那些把知识、信任、勤勉和耐心结合起来的人类个体，那些可以向真实的自我进行表白，而不是盲从习惯和规则的个人来说，这些种子是现成的，可以培育的。

2．一种批判：批判发达工业社会中流行的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如物质主义，浅薄、不能反思自身、不能满足人类创造性的自然潜力的发挥，怜悯之心和游戏精神均被窒息。还批判那种宗教和伦理体系：凡冒犯了绝对的纪律、教规或标准就会引发负罪感。

3．一种开放性：向如下新思想开放：所有的生命形式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每个人要对自

己的生活负起责任，加入和维护一个更加有序和更加完美的世界，在那里真实的自我能够实现更高的价值。在新时代人中，普遍对新思想、经验和实践持一种同情的和实际的态度。

4．一种赞赏：赞赏那些减少人类分裂、腐败和开发榨取自然界行为的功绩。如某些前现代的信仰体系中所象征表达的那样，把自然界理解为一个复杂而和谐的自我均衡的系统。10

这四个特征有效说明了精神转型的实质内涵。至于精神转型的具体追求，新时代人纳新有如下三点说明：第一，人类感官所能觉察的存在只是宇宙所有存在中的一环。要承认对于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的存在；而且不排斥不同的人因自身感受能力的不同在对宇宙的感觉范围上有所不同。坚持以理性、科学的态度来描述把握我们所正在进行的变革并不断调整自己的世界观是新时代人的首要使命。第二，当然在这过程中因为地球能量的巨大变化以及当代科技的发展，给大众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影响，很多我们前辈所不能得到的知识和能量在我们现在可以轻易地使用，而我们的生活节奏将继续日益加快。所以在保持理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开发自身的直觉力和潜能。非但要将自己的思想转变为以内在为导向，将的人生看作是在物质系统中学习驾驭能量的过程，而且要将我们实际的觉察能力和意识调控能力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与之呼应。这具体可以表现在对"通灵(Channeling)"、"濒死状态(NearDeathExperience,NDE)"、"清明的梦(LucidDreaming)"、"灵性康复治疗(SpiritualHealing)、外星生命(飞碟、UFO、人类之前的文明等)等神秘问题的探研和实践上。第三，这种对自身潜能的开发也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进行。如果认真体会我们时代经济、文化、政治，乃至日常生活、艺术人文、人事管理等领域的运作，你会发现我们的时代的确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代。真正要在日常生活、事业爱好中有所成就，游刃有余，就需要对人类目前的物质和能量运作方式有深入的体察和把握，而这过程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修炼。所以是说新时代人第三个重要使命就是"生活"本身。

在我们看来，新时代对生活的强调多少有点类似禅宗对正统佛教的改造。

在新时代人看来，这场转变是有史以来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自觉地顺应这场在人类进化史中早已就规划好了的变革，才不致于在这场转变中被动乃至灭绝。他们由此而建立起一种类似宗教情感的使命感与认同感。不同种族、国籍的人很容易在这种共同使命的召唤下走到一起来。我们在斯通亨机史前巨石周围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手拉手旋转舞蹈，就是这种教堂以外的精神凝聚力的生动景象。对此，基督教教会和神学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针对基督教方面对新时代运动的误解、批评和攻击，底特律慈善大学宗教学教授约翰。萨里巴（JhonA.Saliba）所著《基督教对新时代运动的反应》一书，于1999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对新时代的总结性评价有4点：

一．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组织。它没有中央和领袖，没有法定的专家实体，因此也没有普遍的统一的政策。

二．它不是一个要占领哪个国家或地区的秘密组织。

三．没有人被强迫接受其思想或加入其组织，其成员大部分为成年人。

四．它与恶魔主义（Satanism）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除非你假定任何非基督教的一定同恶的、魔鬼的势力有关。11

虽然有一些学者把新时代归入新兴宗教的范围，但是从以上4个特征来看，它既无统一的教义也没有自上而下的组织和领导，所以还是看作文化思潮和民间性的社会运动更为合适。

科学与科学家在这场运动中并不一定扮演对立的角色，某些科学新发现和新理论反而激发和助长了新时代人的激情。例如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在风靡西方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之道》一书之后，又于1982年发表了《转折点：科学，社会与新兴文化》。这本书奠定了新时代人世界观的基础：打破牛顿式的机械论的世界观，代之以整体的有机系统观。该书扉页上印的是周易的"复卦"，把现代社会处于重大转折即文化寻根的主题和盘托出了。12另一位深受新时代人推崇的科学家是洛夫洛克（JamesLovelock）。他提出的"盖娅假说"（Gaiahypothesis）同样影响巨大。洛夫洛克分别在1979年和198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两部书：《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观照》与《盖娅时代：我们地球生命的传记》。其主旨是：一切生物赖以存活的这个地球，不仅是宇宙之间仅有的一个发生了生命的环境，而且她自身也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一个能够自我适应和自我调节的体系，一个可以改变自身环境使之顽强存活下去的系统。这样一种全新的自组织的地球生态观，很容易让人联想古希腊神话时代的大地母神盖娅，于是借助于洛夫洛克科学著作的广泛影响，复活的"盖娅"女神成为20世纪末期西方民间崇拜的一个新的核心偶像。

在英格兰西部的新时代运动的重要朝圣地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大小商店里都可以看到这位大地母神的塑像。在各种有关神话与新宗教的出版物里，盖娅的形象也随处可见。女性主义神话学家更是对这个新复活的女性偶像推崇备至。

新时代人为什么与环境主义相互认同？因为新时代人通过卡普拉和洛夫洛克等，从印度教和佛教那里借来了整合的世界观；他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物质世界、和超自然世界都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这就使许多新时代人对环境主义抱有强烈兴趣。我们应该保护物质世界不受无节制的开发，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未来的利益，因为按照"盖娅假说"，我们这个星球就是一个灵性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许多新时代人是素食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的中坚，还有许多人毕生贡献给环境保护事业。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新时代出版物激增，在各大报刊上发出声音，而且成为一项市场潜力巨大的新产业。影星ShirleyMaclaine公开宣称新时代已经到来。媒体上出现诸如"新时代精神"、"新时代健康"、"新时代政治"、"新时代词典"，甚至"新时代婴儿起名书"一类说法，五花八门，不足为奇。国际互联网上与之相关的内容更是浩如烟海。在这种氛围中，有一部广为流传的预言式小说，承担起新时代精神代言人角色，它就是1994年在美国问世的《塞莱斯廷预言》（作者：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这部小说成功地结合了新的科学观和古老的启示预言传统，并且采用了既能体现异国情调的探险故事的外在结构，在图书市场上大受欢迎，持续畅销不衰。该书在1997年有了中译本，但是由于文化的隔膜，背景知识的缺乏，中国的读者基本上只能象"外行看热闹"一般欣赏其悬念式的写法。和英文版800万册的发行量相比，中文版的市场反应显然是失败的。

莱德菲尔德在《塞莱斯廷预言》的前言部分对新时代运动做了回顾性的概观，他写到：

半个世纪以来，一种新的意识进入人类社会，这是一种只能被视为超验的、精神的新意识。如果你开始读这本书，那也许你已经觉察到某种变化，内心已经感受到这一点。

这种意识源于我们对生活发展方式的更高层次的感悟。我们注意到那些偶然事件，在特定的时刻发生，引出特定的个体，猛然间将人的生活引向一个新的重要的方向。也许，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任何人更能感知到这些神秘事件的深刻意义。

我们知道，生活其实是一种精神性的展现，这是个体的展现，它充满魅力。直到今天，任何科学、哲学或宗教都未能完全阐明这种精神性的展现。我们也知道，我们一旦明白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旦明白怎样参与这一隐秘的进程，充分重视生活中的这些神秘现象，人类社会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能够吸收传统的精华，从而创造一种人类有史以来孜孜以求的文化。13

新时代文学的另一位代表卡斯塔内达则是这场西方文明人向原始文化学习的最好的一个现身说法的代表。他的系列小说第一部《唐望的教诲：亚基文化的知识系统》在美国问世后，迅速引起读书界的巨大轰动。促使他又写了第二本书《另一种真实》，以及第三本《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这些书细致地记录了他放弃理性自大的架子，通过学习巫术思维重新获得精神自由的历程。下面就是他的开悟之语：

人类的意识原本无所限。在言语性的思考之外，还有更深沉、更直接的知觉方式。那是言语所无法掌握，无法描述的。文字出现后，描述渐渐取代了直观的知觉。于是人类渐渐远离直观，而渐渐熟悉言语文字的间接，古老的精神智慧在文字的影响下渐渐变质，于是产生了宗教。

宗教是人类试图回归本来面目的向往，也是古老直观知觉苟延残喘。原本对于完整意识的追求变为权力欲望的满足。言语文字的思考萌生了理性，理性的力量终于在欧洲启蒙时代以科技的形式开花结果，船坚炮利的强国开始掠夺纵横世界，欧洲文化对于美洲新大陆的侵略是不折不扣的浩劫，原来残存的古代智慧被视为异端，几乎遭到赶尽杀绝的命运。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下，古代智慧残存的知识分子以生命为代价，开始对他们的传承进行彻底的检讨；结果他脱胎换骨，放弃了宗教的形式，诞生出一种抽象而极有效率的修行之道，重新强调完整意识的追求及精神上的最高自由。14

萨义德《东方学》提到欧洲人的东方学在19世纪作用是为欧洲人恢复人性中已经失落的那一部分，但它在20世纪则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一套欧洲可以用来阐释自己以及为自己阐释东方的符码。15现在，作为"原始人"的印第安人是不是继承了"东方"在19世纪的职能，成为西方人恢复人性中失落部分的新的文化借镜呢？卡斯塔内达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作为受过西方式大学的理性教育的白人学者，他拜倒在"野蛮人"代表印第安巫师唐望的脚下。在他笔下，与古老的印第安秘传智慧所达到的思想境界相比，西方的知识和理性、科学的价值竟然变得像无知和狂妄一样可笑又可怜。也许迄今还没有一位人类学家的文化认同象转换得如此彻底。

至于新时代对当代艺术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流行音乐和绘画方面的表现，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细述了。有心的读者只要留意一下英格玛（Enigma）这支德国的乐队，以及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宣传片的主题曲ReturnToInnocence（《回到纯真》），就可以略窥一斑。英格玛乐队通过西方流行音乐节奏表现出遥远的非洲部落的原始宗教的回声。它的制作人在过去的8年中一直在西班牙的伊维萨特岛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四、小结："新时代"的社会功能

有人这样评价新时代的社会功能：新时代认识论的最大功绩是解决了文化的多元主义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相信同一个事物，用同一种眼光看世界，那么一个社会就很容易信仰唯一的神；唯一的真理，世上唯一的存在方式。然而，当那个单一的文化碎裂成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景观，你可能就要面临无穷无尽的争论和冲突。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基本的知识观，以便使我们成为相对主义者。我们承认不再有唯一的真理或唯一的通向神的方式，而是存在一整套的同样有效的方式。相对主义还适应了一种对知识的全然民主的态度：我们可以把新时代的"新科学"和"新医学"描绘为一种积极抛弃权威的第三舞台。曾几何时，文化是由专家们来解说的。现在，我们享有了个人趣味的自由："我也许不大懂艺术，但是我知道我喜欢什么。"60年代后期转到了自决性的行为选择："我也许不大懂伦理道德，但是我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如今，我们看到在第三舞台上出现了对专家知识领域的同样态度："我也许不大懂神经系统，但是我知道我喜欢相信按摩和针灸。"16

在英国谢非尔德大学常年开设"异教哲学"的霍恩（RichardHerne）教授，在《巫术、萨满教与道教》中也强调，东方思想对于开启人类生活的新纪元至关重要。中国的《易经》不能仅当成占卜之书，它也是完美的宇宙象征系统的呈现。古代的法术师通过《易经》来把握宇宙的力量，完成人与超自然的沟通。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易经的学习来引导深思冥想，学习接近宇宙的基本力量。17

世纪之交，一部轰动文坛的超级畅销书《哈里。波特》再度以魔幻想象的形式展现出新时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功能：异教原型全面登场。我们终于明白，现代性的危机必定要由西方资本主义机体之外的文化元素来加以拯救--如果危机真能获得拯救的话。

参考书目：

Psychosenthisis，RobertoAssagioli,TurnstoneBooks,1975.

DreamingwithOpenEyes:Shamanismin20CenturyArtandCulture，MichaelTucker,Aquarian,1992.

Religion,ModernityandPostmodernity,PaulHeelased.,Blackwell,1998.

ExploringNewReligion,GeorgeD.Chryssides,Cassell,London&NewYork,1999.

EncyclopediaoftheNewAge,GerryMaguireThompson,TimeLifeBooks,London,1999.

HealingSociety:APrescriptionforGlobalEnlightenmmmment,S.H.Lee,WalschBooks,2000.

TheAnthropologyofReligion,FionaBowie,Oxford:Blackwell,2000.

TheEncyclopediaofMagic&Witchcraft,SusanGreenwood，LorenzBooksLtd.,2001.

《寂静的知识：巫师与人类学家的对话》，卡斯塔尼达，中文本，鲁宓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力量的传奇：一个现代巫师的故事》，卡斯塔尼达，中文本，鲁宓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卡斯塔尼达，中文本，鲁宓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

注释：

1托戈尼克：《原始的激情》（PrimitivePassions），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97年，第177页。

2荣格：《心理学与炼金术》（PsychologyandAlchemy），转引自莫拉卡宁《荣格心理学与佛教》，江亦丽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7页。

3托戈尼克：《原始的激情》，第180页。

4艾伦：《圣环：重审美洲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性》（TheSacredHoop:RecoveringtheFeminineinAmericanIndianTraditions），波士顿，烽火出版公司，1992年，第2页。

5Diamond,InSearchofthePrimitive:ACritiqueofCivilization,NewBrunswick,NewJersey:TransactionBooks,1974,p.xi.

6托夫勒：《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时

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刘炳章等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409-410页。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

8EricCheyefitz，ThePoeticsofImper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p.4.

9SteveBruce，TheNewAgeandSecularisation，BeyondNewAge:ExploringAlternativeSpirituality,ed.,StevenSutcliffeandMarionBowman,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0,p.227.

10EllieHedgesandJamesA.Beckford,Holsm,HealingandtheNewAge,BeyondNewAge:ExploringAlternativeSpirituality,pp.169-187.

11JhonA.Saliba,ChristianResponsestotheNewAgeMovement,London:GeoffreyChapman,1999,p..27.

12F.Capra,TheTurningPoint:Science,Sociology,andtheRisingCulture,London:Flamingo,1983.

13詹姆斯·莱德菲尔德:《塞莱斯廷预言》，张建民唐建清译，昆仑出版社1997。

14参看卡斯塔尼达：《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中译本，鲁宓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页。

15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324页。

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文化政治　西方文论　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96-08

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国内学界对此类问题尚未加以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和总结，本文试图给予探索性的解答。

一、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此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至1980年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重要作用就是推动文化观念的转变，赋予文化以政治批判的使命，从而将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有直接关系。当文化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之际，文化就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被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同时，在他们那里，“文化维度被看作与明确的政治维度同样重要。”为此，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经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属于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

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据说这已经是一种更圆满的认识，是政党和纲领狭隘的习俗所无法理解的。”

以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的兴起，提高了文化的政治地位，已经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文化政治，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政治”呢?文化政治学者格林・乔丹和克利斯・威登认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法化以及为改变此不平等关系而进行意义版图的斗争，是文化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文化政治要追问的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克利斯・巴克也指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我认为，大体而言，文化政治是指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文化形式，乃至“整体生活方式”，都成为意识形态运作或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都具有政治性。它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包括艺术和文学的政治，性别和种族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等。可见，文化政治正是后现代政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拉曼・塞尔登等人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当代西方文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些“当代文学理论”都极大地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朝向“文化理论”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特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文化政治化”。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文学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政治实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学理依据则要到与新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理论”中去寻找。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它们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以左派激进主义思想为“五月风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68年革命”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式微。在此期间，文化理论的发展局势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英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从德语或拉丁语地区向英语世界偏移，“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也充分说明了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二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佩里・安德森曾经以法国为例，对拉丁语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加以考察，发现“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结构主义也具有明显的反抗性和政治性，只不过从“街头政治”转向了“话语政治”，“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一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学生运动被从街上冲入地下，从而被驱入话语之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则“把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控制与符号的指意过程联系起来”，加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分析。因此，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文化领导权来控制市民社会，使其信仰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霸权只有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谈判”，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才得以维持。因此，社会统治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几方面力量之间的进行“抵抗”和“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极大。由于霸权学说“强调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有助于打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的偏颇，同时，也可以克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差异和抵抗的忽视，所以，它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葛兰西转向”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并进一步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反抗潜能。霸权理论还可以推及性别、身份、种族等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领域，“非常贴近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种族政治与同志／酷儿理论的需要，有助于它们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持续的文化‘阵地战’。”

受结构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拉康的后精神分析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表述的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他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建构”主体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促使后人重视起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精华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将“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取得了两点理论突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认为各种文化形式都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其二，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构成性的过程”，意识形态、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美国新历史主义和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文论影响很大，启发他们都通过解读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风俗和惯例来检视意识形态系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经典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它“开放了战后英国的通俗文化与社会，使文化研究可以运用这样的历史主义方法对它们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分析。”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成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共同兴趣的聚合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看成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有着对于另一方的特权，解构主义批评目标是这种等级特权。当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场话语革命，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德里达如是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颠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殖民／被殖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话语极有帮助，也与女性主义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政治意图不谋而合。

福柯的“系谱学”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要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解构一切貌似合理的本质设定，揭露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同盟。系谱学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不再相信超历史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转而重视建构的“过程”；不再质问“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如何发生”，权力“如何运作”，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肉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相关，都带有政治性，因此，杜林指出，福柯之后的文学研究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不再投射出富有“美感的”和“崇高感的”光辉。

三、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也被“文化政治化”了。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一知识共生的领域。当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等文论的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各自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

譬如，文化政治在女性主义文论那里集中表现为“性政治”。“性政治”指明“性”是权力话语的体现。从性政治的角度，女性主义文论剖析和批判了由父权制带来的男性霸权通过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史对女性所展开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她们认为，首先，父权制社会中的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要父权制，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领域的政治斗争。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此外，她们还加强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发掘和建构，探讨了女性著述的独特性，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等深层次问题。

又如，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文论那里主要表现为“身份政治”。“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当代西方，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身份政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后殖民主义文论对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斯皮瓦克的底层叙述和霍米・巴巴的“间性”批评之中。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旨在强调文化批评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对西方强势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如何建构“东方”身份等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考察与反思。斯皮瓦克对“底层人”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关注。“底层人”是指中心以外的、边缘化的、非主流的、无法表达自己的社会群体。其中，女性底层人实际上同时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斯皮瓦克还对“国际女性主义”加以批判，并在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底层妇女的身份差异。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身份政治或后殖民批评联系起来，他认为，殖民者乃至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分裂的。他还从“杂交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以及“散居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突出了文化和身份的“间性”研究，进而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不过，虽然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有所差异，其政治化策略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反本质主义。当代西方的政治化文论实际上就是产生于“理论时期”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可见，“理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其策略是揭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暴露真理或知识的建构性和生成性，将其还原为话语构成事件，从而揭示其政治性，并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例如，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对“英国文学”学科的兴起过程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时发现，阿诺德之所以要倡导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一是因为他急于向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灌输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维护宗教衰败之后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二是因为这一策略的真正的优点在于它将会具有的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的效果。如此看来，所谓的“普遍人类价值”、“永恒真理”、“美的高尚沉思”无非是用来欺骗大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华丽托辞而已。同样，利维斯、艾略特、瑞恰兹等人对“大写”文学的建构，也都是权力或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这就必然意味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像伊格尔顿一样，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其实都采取了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的、颠覆传统的策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经典”、“文学传统”背后的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第二，边缘化叙述。“他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常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在“男一女”、“西方一东方”、“白人一黑人”、“统治者一被统治者”等

一系列二元对立力量中受压制的后者，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代文论就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开展政治批判的，体现出其鲜明的边缘化立场。鼓吹“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声音，正是当代文论思潮的主导精神。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中，如布兰尼根所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成功地取代了传统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阅读法，对能否确保将文学和文化争执中被压制的边缘化的团体加以充分再现等问题较为敏感，文化唯物主义揭示出保守批评对文学文本中的种族、性别和性态等问题的忽视程度，部分批评实践关注到再现“他者”的相关文本。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此的强调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批评，它注重审查对妇女、同性恋、双性恋、殖民主义、社会边缘的再现。其次，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旨在颠覆一切等级秩序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发难，“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用“DWEMs”来概括西方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即挑明“大写”的文化或文学无非限定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范围之内，包含着鲜明的男性霸权和欧洲中心意识，“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刻不容缓的目标是，在历史的禁锢中代表妇女重新发现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而后殖民运动也向纵深发展，挑战“西方经典”和“殖民主义者”文学，“‘写作’或讲述未被言说的被殖民历史或经验，并以积极的术语探索后殖民对象的杂种性。”

四、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究其原因，我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是从文化理论、文化政治推导、演绎出来的，忽视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区别便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譬如，文化唯物主义就拒绝赋予“文学”以优先权，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不能以如此的方式把文学和艺术形式从其他种类的社会实践分离开来，使它们受制于那些十分专门和特殊的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一权力理论的影响，后结构主义文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文化文本、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表意实践”的产物，都是话语的建构物，背后又受到“权力”的操纵。由此，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区分不再重要，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差异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也都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在文化理论的冲击之下，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一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

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17-18世纪是满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满学家、历史学家对于满学以及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央民族大学的赵志忠教授在论及满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时称，“满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阎崇年研究员则称“满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开启中国与近代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在这众多的传教士中，走上层路线的传教士成为传播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使者，而满语文则是他们的必修课。通过学习满语、翻译满文著作，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也把西方先进的科技介绍到中国，此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涉及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如几何学、历法、医学、文学等。其中我们所熟知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南怀仁（1623-1688），字敦伯，原名斐迪南•维尔比斯特，比利时人，耶稣会教士。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康熙十年（1671），任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在清宫中享有很高声望，在天文、历法、算学等方面颇有造诣，著有《康熙永年历法》满文（33卷）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欧洲首次发表了用拉丁文写的满语语法，并将著名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满文。张诚（1654-1707），字实斋，原名让•弗朗索瓦•热比隆，法国人，耶稣会教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翌年入京，由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引荐康熙，在宫廷内学习满语，后与白晋一起任宫廷教师。1689年奉命以清廷译员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交涉。曾多次随康熙或大臣出行满蒙诸地，留有《张诚日记》，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山川风貌进行了描述。著有《满文字典》等。白晋（1656-1730），又作白进，法国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他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以及人体解剖学。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多米尼克斯•巴多明(1665-1741)，字克安，法国人，耶稣会教士。康熙三十七年（1698）来华。康熙末年任养心殿行走之职。巴多明曾把欧洲的解剖学著作、医学大全、物理学著作如《周身血脉图》翻译成满文。他们寄回欧洲的中国文献也是满文材料。钱德明（1718-1793），法国人，他最早把《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并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他也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大汉学家。他长期在清朝政府中任职，在宫廷中教授西学，居留北京43年，苦学满文、汉文，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在满语文方面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满文文典》等。通过大量的满文与西方文字的互相翻译，中西方文化开始了大量的交流，其中满语文恰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语言。缘何满文成为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语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这是由满语文在清朝的地位所决定。满语是清朝的国语，是统治阶层通行的语言，统治者甚至一度把“国语骑射”作为清朝国策推行。清太祖亲自组织创制满文，清太宗改制新满文，而且曾特作规定“：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查出决不轻恕。”清世宗在顺治八年举行八旗乡试中，规定不会汉文者可以用满文参加考试。而康雍乾三朝皇帝也精通满语文，他们还擅于运用满文进行艺术创作。其中，康熙的《御制避暑山庄诗》和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都是杰出代表。在当时，许多汉文经典著作已被译为满文。仅达海参与翻译的就有《明会要》、《素书》、《三略》、《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

其次，这是由满语文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由于汉语和西方文字区别很大，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学习是十分困难的。利玛窦曾详尽列举汉语难学的五大理由，甚至说“没有一种语言是象中国话那样难以被外国人所学到的”。而另一位传教士更是将汉语比作是鸟的语言“，并且只适合鸟的唇舌”。而满语文相对于西方语言文字更为接近。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其中元音字母6个，辅音字母22个，以及为拼写汉语借词而设计的10个特定字母。满语属于黏着语类型满文属于音位文字类型，与汉语相比更易于西方人掌握。而且传教士们认为由满文转写的汉语书籍使他们更容易了解掌握中国经典文献。甚至博通汉文的欧洲学者们也认为，正确的满文译本将会对他们理解汉文原本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这是由传教士的传教要求决定的。当时的传教士被要求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文化，以便更好地完成传教任务。来到大清王朝的传教士也是同样，他们必须精通统治者的语言和文字，也就是只有熟练掌握满语文才能够与清朝统治者进行直接对话，才能更加深入地接触到大清王朝的各个阶层。清朝时期来到中国的众多传教士，不畏艰难，刻苦学习满族的语言文字，以达到与清政府高层人物交流的目的。

二、19世纪以来，满语文是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