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黄庭坚范文第1篇

黄庭坚自小聪慧过人，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与坡极为相似，热衷佛老，也不逊于苏。

黄庭坚的行书，如《松风阁诗帖》、《苏轼黄州寒食诗跋》等，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至于他的草书，黄庭坚《山谷自论》云：“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赵孟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

《花气熏人帖》：草书。此帖用笔刚强挺健，墨色有浓润枯涩的变化，极得天然之妙。

《李白忆旧游诗卷》：草书，为黄庭坚代表作。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黄州寒食诗卷跋》：是黄庭坚在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后写的一段跋语，此跋历来为人们所珍视，与原帖合称“双璧”。跋文用笔锋利爽截而富有弹性。其字写得藏锋护尾，纵横奇崛，其长笔画波势比较明显。由于黄庭坚善于把握字的松紧，因此形成了中宫收缩而四周放射的特殊形式感，人们也称其为辐射式书体。在布局上，《跋文》常从欹侧中求平衡，于倾斜中见稳定。从局部看，一行字忽左忽右，但从整体看，呼应对比，浑成一体。

定风波黄庭坚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王若虚 词 词学观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5-0255-02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自号慵夫。他是继赵秉文之后，与元好问齐名的金朝文坛领袖。王鄂在《滹南遗老集引》中说：“先生性聪敏，蚤岁力学，以明经中乙科。自应奉文字，至为直学士，主文盟几三十年。”[1]可见王若虚曾长期主盟金朝文坛。王若虚于诗文有极深厚的修养，其《滹南遗老集》有诗话三卷，其中也间有词论二十三则，内容主要集中在对苏轼、黄庭坚词和金朝词人蔡松年（萧闲老人）的评论上。

1 “是苏非黄”，推尊苏词

张惠民《从金源文论看“苏学北行”》中说：“苏学北传，以文学为主。”[2]苏轼对金源文学的影响深刻而全面，表现在他们对苏轼文学史地位、文学典范的推崇和认定，而且在诗、文、词的创作上均受到苏轼的影响。王若虚亦是如此。在他的词论中对宋人关于苏词与黄词的评论多作辩驳。至于苏轼与黄庭坚，谁的词是当行，李清照《词论》有论述，其论苏轼云：“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其论黄庭坚云：“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3]可见李清照之论与陈师道同，均认为苏轼词非本色，是以诗为词，虽李清照认为黄庭坚词尚故实而多疵病，但仍是当行词家。这和王若虚及他所赞同的晁补之意见相背。从词作的实际和宋人的论述来看，黄庭坚词并无不协音律的现象，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庭坚词应比常常因打破音律而迁就词意的苏轼词要来得本色。王若虚既认为苏轼词似诗，又引晁补之之论谓黄庭坚词著腔子唱如诗，非当行语，实非公论，不过是用非黄庭坚来抬高苏轼，此与王灼《碧鸡漫志》通过贬柳而崇苏之论相同。

其《滹南词话》论及黄庭坚词，多为贬低之语，从词之造句、用字、使典等技法入手，评山谷《摹山溪》词非常细致，丁放《金元词论》认为“王若虚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4]，但实则苛之过严。如论“恰近十三余”句，王若虚说“近则未及，余则亦过”。以为黄庭坚此句句意矛盾。这首词词序云：“赠衡阳妓陈湘”又作“别意”，是写给歌妓陈湘的赠别之作。其词上片主要描写陈湘美貌，乃是视觉所见，“近”宜作好像、仿佛解，此句应说陈湘看上去恰像十三余岁少女的摸样。再如论山谷化用杜牧诗，认为杜诗泛言花已结子，黄词做实为青梅，限之以如豆，理不可通。其实黄庭坚用杜诗意，又多了一层意思，一语双关，既用花落结子，叹年华易逝，也以花比人，谓再遇之时，陈湘已身为人妇，复为人母，此句与上片“恰近十三余，春未透、花枝瘦”相对，伤别之情哀婉、真切，何谓不通。其论“尽”字，“愁”字也值得商榷，此不赘述。

王若虚通过是苏非黄而抬高苏轼的态度，从对苏、黄衍张志和《渔父词》而互相讥评的文字游戏的评论中由可显见。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此事云：

张志和《渔父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顾况《渔父词》：“新妇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鹭宿鱼惊。”东坡云：“元真语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芘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山谷见之，击节称赏，且云：“惜乎‘散花’与‘桃 花’字重叠，又渔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张、顾二词合而为《浣溪沙》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横秋，惊鱼错认月沉钩。 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东坡云：“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5]

王若虚评此事有两条：

苏、黄各因元真子《渔父词》增为长短句，而互相讥评。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诗为《诉衷情》，而冷斋也载之，予谓此皆为蛇画足耳，不可作也。

山谷词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横秋。”自谓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东坡谓其太澜浪，可谓善谑，盖渔父身上自不及此事也。[4]

其谓苏、黄作文字游戏乃画蛇填足是正确的，诗词本以有感而发为高，若仅是在文字上翻奇出新，而意境上却拾人牙慧，缺少创新，则无甚意义。但第二条，不录黄庭坚评苏轼词语，而只录苏轼讥谑黄庭坚语，则是断章取义之法。相较苏、黄二词，苏轼仅改一句，而黄庭坚词融合张志和、顾况二词，且有变化，黄庭坚词确要胜过苏轼词。从《能改斋漫录》所载苏轼评语看，苏谓此词清新婉丽，实已承认黄词却要胜过自己，所谓“此渔父无乃太澜浪”，讥谑的成分亦超过品评的成分，不过是苏轼不肯认输的强解之语。王若虚偏苏轼而非黄的态度由此可见。丁放《金元词学研究》谓：“山谷此词写山水隐逸之乐，‘新妇’二句确实不伦不类，王若虚批评得不错”[4]，实为失察苏轼话中隐情。“新妇矶、女儿浦”不过是地名，黄因其名，故用眉黛、眼波指其山水。眉黛如山，秋波如水，本为诗词常法，黄反用之，以故为新，实是其高明处。

当然，王若虚对苏轼的评论中，也有许多精到的论述。如驳晁补之评苏轼词短于情：“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当如是。”[6]苏轼词并非短于情，只是其陶写志趣之词，所抒之情非儿女情，而是士大夫之情，王若虚此论确是知言。此外如：“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丽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枢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6]苏轼写作以意为主，以气贯注，打破文体疆界，而又能流水赋形，变化无端，故独擅众体，王若虚此论清楚准确地指出苏轼文风和各体特点，很是精到。

2 诗词同一的词体观

宋人对苏轼“以诗为词”争论颇多，大抵分为两类，陈师道、李清照，认为苏词“以诗为词”非本色；而王灼《碧鸡漫志》则认为苏轼“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出出神如天，平处尚临镜笑春”，“指出向上一路”[7]，从词之艺术成就著眼，否认苏轼“以诗为词”。立论虽异，但两方均视诗、词为两种文体。王若虚论苏词虽承续王灼，但却视诗词为同一，王若虚对陈师道“子瞻以诗为词，虽工，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的批驳中，他承认苏轼词确实像诗，但并非从苏轼“以诗为词”著眼，在王若虚看来，诗词本是同一的，作词与作诗不应当有所分异，故苏轼不存在“以诗为词”。再如其《滹南集》文辩篇云：“陈后山云：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予谓不然，唐人本短于议论，故每如此。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6]可见其是站在文之各体的普遍规律的角度来看待“以诗为词”的，故能较王灼为高，但从“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之句可看出，王若虚仍未走出诗尊词卑的窠臼。在他看来词仍是游戏之作。

如其驳晁补之“眉山公之词短于情”中说：“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间及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复聊尔尔者也。”[6]亦称苏轼作词乃滑稽玩戏。

3 对“以词为戏”创作态度的批评和对词作公允精到的品评

王若虚虽视词为游戏，但又反对以词作文字游戏的创作态度，如上文所引评苏、黄衍《渔父词》为《浣溪沙》为画蛇填足即能表现其对“以词为戏”之创作态度的看法，即使是苏轼也免不了被其批评。再如：

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也。[6]

对苏轼对《归去来兮辞》又是次韵，又是割裂字句为词、为诗的做法不亦为然。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王若虚评词态度严肃，就算是大力推崇苏轼，其短处王若虚也直言不讳，值得敬佩。

王若虚词评还常涉及蔡松年，评蔡松年词，王若虚常从词的艺术上考量，如：

谢安谓王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减其欢乐之趣。”坡诗用其事，云：“正赖丝与竹，陶写有余欢。”夫“陶写”云者，排遣消释之意也，所谓欢乐之趣，有余欢者，非陶写其欢，因陶写而欢耳。萧闲屡使此字，而直云“陶写欢情”、“陶写余欢”、“旧欢若为陶写”，似背元意。[6]

从王羲之的原话来看，王若虚对苏轼“陶写有余欢”诗句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蔡松年用苏轼语却不知苏轼用典之本意，故其用苏轼语，却违背了苏轼诗歌原意。再如：

乐天《望瞿塘》诗云：“欲识愁多少，高于滟堆。”萧闲送高之文词云：“归兴高于滟堆。”雷溪漫注，盖不知此出处耳。然乐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见而言，泛用之则不切矣

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萧闲词云：“市朝冰炭里，波澜。”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行迹。[6]

“乐天”条，从真情的角度出发，白居易诗乃因所见而写当时情，故用滟堆之高来比喻愁之多很贴切。蔡松年袭用白居易诗，又用以比喻他人归兴，终非自己的真实感受，故为不切。“前人”条亦是如此。从上面所引，可以看出王若虚对词优劣的评价，往往一语中的，中肯精到，体现了他深厚的学识和对诗词技艺的深刻理解。

总之，在词学理论相对贫乏的金代词坛，王若虚对金源词鼻祖的苏轼词之讨论，对金词早期代表人物蔡松年的评论，均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其“是苏非黄”的词学观，诗词同一的词体观是其词论的中心思想，在金代词人中既有代表性又有自己的特点，值得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全元文（卷二四五，第8册）[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张惠民.从金源文论看“苏学北行”[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4）.

[3]许培均.李清照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丁放.金元词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宋）吴曾.能改斋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

[7]（宋）王灼.碧鸡漫志[M].四川：巴蜀书社，2000.

定风波黄庭坚范文第3篇

“人生风雨不虞事，恬恬淡淡养本然。”现在想来，那位前辈在“”中遭非常之难，却能“荣辱成败都是歌”地一路走来，活到九十多岁，原来是他有“养本然之心”，原来是他懂得“恬淡是真味”的人生哲理。

读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一个故事，颇受感动。北宋党争，苏轼被贬谪至南疆，羁宦于千里之外，数度转徙。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受到了牵连，于徽宗年间被贬至广西宜州。在上任途中，黄庭坚与从海南归来的苏轼相遇于梧州与藤县之间。师生二人相叙，见路旁有卖面条的小摊，于是一同就食。面条粗粝涩口，黄庭坚食不下咽，才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不住地唉声叹气。苏轼却极快地将面条吃完了，望着黄庭坚思索良久，说：“九三郎，难道你还要去咀嚼吗?”说完，留下尚未回过味来的黄庭坚，苏轼大笑着起身离去。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哲学意蕴的故事，吃面只是个表象，由此可见的是两个人体味人生的不同态度。“枯荣过处皆成梦，忧喜两忘便是禅。”苏轼和我的那位忘年交，他们都是守得住宁静、守得住淡泊、守得住悠闲，能透悟人生而活得恬淡的智者。

的确，人生难免伴随寂寞，有人遇到寂寞时大动干戈以求摆脱，摆脱不了，便是痛苦，以至于因为痛苦而自戕。而有的人却能视寂寞为宁静，守得住本心。这种人的心绪总像秋水一样澄明，胸怀总像苍穹一般广阔，纵然乌云密布、阴霾满天，也会想到彩虹总在风雨后。其实，那彩虹就在心中，它出不出来，实在无所谓。有这样境界的人。当然就不会烦扰于市井的喧嚣，不会困顿于名利的诱惑，不会被流言飞语扰乱心智，不会放弃追求灵魂的自由与高尚。

可见，恬淡是蕴涵着心境的平和，是蕴涵着心灵的高贵。是啊，守得住恬淡，才能看淡名利、看淡荣辱；守住恬淡，才能坚定志向、明确方向；守得住恬淡，才能不被贪念侵蚀、不被虚荣蒙蔽。

定风波黄庭坚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代文学；《滹南诗话》；苏黄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82-01

作为金末最有根基的理论家，王若虚立足于“以意为主”，尚平实自然，贵自得天全，不盲目崇拜古人，主张师心。对于黄庭坚，王若虚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从他的宗社师承、作诗的根本原则方法、诗意诗味到遣词造句，整个《滹南诗话》都充满了对黄庭坚的批判，激愤之词溢于言表。这些言词所带有的情绪化倾向，更多的是出于对金代文坛形式主义文风的愤慨。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 特剽窃之黠耳。鲁直好胜，而耻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卷三）

他斥责黄庭坚做诗出自前人且又耻于承认，美其名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这种做诗方法的实质是剽窃。正是因为黄庭坚追求奇险、生新，忽视生活客体对诗歌的巨大影响力，而不是如苏轼那样取自生活发自肺腑，所以黄庭坚的诗无法具有苏轼纵横豪迈的神韵，生机勃勃的奇妙境界。他认为黄庭坚根本无法和苏轼相提并论：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如肺腑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卷二）

在王若虚看来，黄庭坚作诗求新求奇是为了与苏轼相抗衡，却败于苏轼之下。如果没有苏轼这座高峰，黄的成就还不如现在：

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劳亦甚哉，向使无坡压之，其措意未必至是。（卷三）

黄庭坚自以为得法于杜甫，而王若虚则不以为然，且运用比喻形象为黄庭坚定位，把黄定位于杜甫、苏轼之下，这是比较公允的：

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而不许于东坡。以予观之，少陵，典谟也，东坡，孟子之流，山谷，则扬雄法言而已。（卷三）

《滹南诗话》对黄庭坚的批判不仅仅只停留在创作原则上面，还具体到每篇的句意和字意。其标准依然是注重字句篇章的意，考察遣词造句是否表达了一定的内容,内容是否连贯。

他批评黄庭坚常不顾语意如何,为作诗而作诗,在词句上逞一时之快，七拼八凑，常把整首诗搞得支离破碎，无味枯竭，让人不知所云。

《食瓜有感》云：“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适来何处蝇。”是故皆瓜事，然其语意，岂可相合也？（卷三）

予谓黄诗语徒雕刻而殊无意味，盖不及少游之作。

在用典方面，批评黄为求工对而忽视典故和诗意的契合，漏洞百出：

清明诗云：“人乞祭馀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封侯。” 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齐人乞祭馀，岂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见，则安知其必骄妾妇，盖姑以取对，而不知其疏也，此类甚多。（卷三）

“人乞祭馀骄妾妇”出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齐人在坟墓间向人乞讨祭祀剩下的酒食，回家后向自己的一妻一妾炫耀自己和富贵人在一起吃饭，妻有一次跟踪得知后与妾相泣于庭中。王若虚认为这个典故与清明无关，使得内容不够严密。

他反对不顾典故上下文，胡乱搬来就用：

乐天《望瞿塘》诗云：“欲识愁多少，高于滟堆。”萧闲《送高子文》诗云：“归兴高于滟堆”雷溪漫注，盖不知此出处耳。然乐天因王瞿塘，故即其所见而言，泛用之，则不切矣。

黄庭坚瞧不起集句诗，认为是百家衣，王若虚指出黄庭坚正是这样东一句西一句，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诗意：

在王若虚看来这种诗游戏文字，无病，很是可笑。

山谷诗云：“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谓阿底耳。顾恺之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指桓温卫士云“明公何须壁间阿堵辈”是也。今去物字，犹此君去君字，乃歇后之语，安知其为钱乎？（卷一）

《晋书・王衍传》：“衍口未尝言钱，妇令婢以钱绕床下，衍晨起，不得出，呼婢曰：‘举却阿堵物’”阿堵物指钱，阿堵指“这个”“那个”，“举却阿堵物”是说“拿走那东西”，黄庭坚用“阿堵”指钱，使人迷惑。“以学问为诗”的弊端可见一斑。为了求奇求险，不顾常理，不顾诗意内容，不顾人物身份，让内容为词句服务。王若虚抓住了这一点，在《滹南诗话》中给与了猛烈的抨击：

山谷词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自谓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东坡谓其太澜浪，可谓善谑。盖渔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卷二）

总之，王若虚论诗扎实细致、平易通达、稳健老辣，总结了金代后期的诗学思想,在匕首投枪式的诗学批评中，王若虚不是优雅温和的，而是严峻犀利的，是真实深邃的。他的“以意为主”的文艺思想，不是书斋式的拜倒在哪一个人哪一派的门下，而是独立切实的摸索。

定风波黄庭坚范文第5篇

关键词：黄庭坚；书论；自成一家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33-2738（2012）06-0343-01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洲分宁人（今江西修水人）。他工诗文，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同门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之首，开创出“生涩奇特”的“江西诗派”，为北宋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与苏轼合称“苏黄”；同时，他又是北宋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黄庭坚在书法审美追求上也与文学相似，提出“随人作计终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力图开创出一种奇崛的艺术语言。他主张在“墨池、笔冢非传者妄也”的苦学的基础上选择一条有别于过分依赖天分才情而“盖天姿解书” 的坡书学道路，他在《论作字》中说：

晁美叔尝背议予书唯有韵耳，至于右军波戈点画一笔无也。有附予者传若言于陈留，

余笑之曰：“若美叔书即与右军合者，优孟抵掌谈说乃是孙叔敖耶？”往常有丘敬它者摹放右军书，笔意亦润泽，但为绳墨所缚，不得左右。予尝赠之诗，中有句云：“字身藏颖秀劲清，问谁学之果《兰亭》。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随人作计终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尝闻此论乎？（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卷六）

我们从黄庭坚论诗与论书的这两段话中，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观点：作诗与作字都要在“取古人之翰墨”、“随人作计”学习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陶治万物”，以“有限之才，造无穷之意”，“点铁成金”，最终达到“自成一家始逼真”。概言之，就是“以故为新”。

黄庭坚的书迹，今日存世者只有行书（包括行楷）和草书二体。这两种书体都有他自己强烈的个人面目，而且在整个书法史上身兼二体且都能达到高超水平的人，自二王以降实不多见。

黄庭坚行书的起点并不太高。尽管他自称与东坡同学颜真卿，但由于他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不可避免的受到苏轼的影响。他尝自云：

余极喜颜鲁公书，时时意想，为之笔下似有风气，然不逮子瞻远甚。子瞻为余临写鲁公十数纸，乃如人家子弟，虽老少不类然皆有祖父风骨。（元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

苏轼作于元祐四年的一则札记云：

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苏轼文集》卷七十《记夺鲁直墨》）

虽然黄氏学苏，并以书名于时，但从他敢于在追随苏轼时当面发难苏字 “如石压蛤蟆”，可知他是深知苏字的毛病的。他自从与苏轼分别后，书法开始有了转变，他对元祐年间的书法作了深刻的反省，颇有些深恶痛绝的味道：

此予元祐末书差可观……当年自许此书可与杨少师比肩，今日观之只汗颜耳！盖往时全不知用笔……至元祐末所作书帖差可观，然用笔亦不知起倒，亦自蜀中归后书少近古人耳。（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自评元祐间字》）

“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我们从黄庭坚自作诗可知，他最具代表性的大字行书是得力于《瘗鹤铭》的。他元丰三年36岁时的一首诗中，就给予此铭至高无上的评价：

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黄庭坚《山谷诗外集补》卷二）

他坚信这一摩崖是王羲之所书，他对《瘗鹤铭》还有以下评论，从中可以看到他对“自成一家始逼真”的理解：

顷见京口断崖中《瘗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不可名貌……若《瘗鹤铭》断为右军书，端使人不疑。如欧、薛、颜、柳数公书，然才得《瘗鹤铭》仿佛矣。唯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拨在四五间。（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书遗教经后》）

东坡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谓申之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九《书王周彦东坡帖》）

很明显，黄庭坚是赞成颜真卿大字从《瘗鹤铭》而出的。自此铭为王羲之书

圣所写的立场出发，颜氏只能达到“四五间”，而他其实认为颜氏并非力有未逮，而是正因颜氏“不随人作计”。对于颜真卿的这个认识，黄庭坚认为只有东坡才堪引为同调：

余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轶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跋颜鲁公东西二林题名》）

他们师徒二人的共同目标，就是力矫唐人“尚法” 以来因循守旧、不思自振的积弊为己任，他们所要唤回的，也正是失落已久的推出新的书法精神。

黄庭坚作书是相当重视感悟的。他“于僰道中，观长年荡浆，群丁拨擢，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 （元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而强化了视觉对比，在结构上夸张了聚散，关系，紧缩中宫而扩张四维，使之呈辐射状态。这种结构方式，形成了黄氏字法的强烈个性特征。笔法上也增加了提按起伏，以战掣的涩劲用笔，写出真力弥满的槎枒线条。

他强调学书要精,而更注重于读帖,在读帖中悟出书理。这点与苏轼相似,都说明“尚意”作家不被法缚的警觉:

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跋为王圣予作书》）

黄庭坚一生引以为憾的就是误学了当时书名正盛的周越：“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及至绍圣二年（1095）过涪陵见石氏怀素《自叙帖》之后，才对自己的草书恢复了信心。他认为书法的“韵”是与“俗”水火不容的，他说，“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书缯卷后》）正如他的好友李之仪说的：“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要除“俗”务尽，首先要为“不俗”正身。黄庭坚说：“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书缯卷后》）。“临大节而不夺”岂止是“不俗人”？黄庭坚倔强如铁的书法形象，正是他高尚人格的化身。

黄庭坚认为要做到“不俗”，须从多方面入手，除了“意在笔先”和相关的笔墨功夫外，重要的是“若使胸中有书卷气，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跋周子发帖》）、“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还要有不凡的胸襟，人品决定书品，这其实仍是欧阳修“爱其书者兼取其人“的反说：

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跋周子发帖》）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书缯卷后》）

此书虽未及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磊，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又何足贵哉！” （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题王观复书后》）

通过对黄庭坚的诗论与书论的梳理可知，他作诗文、作书都不满足于对前人的简单的承袭，而是力追“以古为新”，“夺胎换骨”、“除俗务尽”，最终达到“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崭新境界。

参考文献：

[1]宋 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宋刻本

[2]元 陶宗仪《书史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