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范文第1篇

如果说西方国家近代转型的主题是“民族国家形成”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改革的方向则是“总体性社会体制的逐渐弱化和解体”。民族国家的形成伴随着政治参与体系的扩大、自由宪政的确立，总体性社会瓦解的基本要件和表现则是全能型国家权力的收缩、再分配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有其独特之处，x,-j-~，孙立平教授认为是“政体连续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即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这种独特的社会转型过程与苏东国家那种与政体断裂相联系的市场转型模式有明显区别，它使转型中国拥有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机理。

1．政治与经济的深度纠缠乃至胶着，是这种独特市场转型过程的最根本特点中国社会转型最#1-显的表征就是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未受到削弱。由此，“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社会重要资源的控制和操纵能力。”【9J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尚未相应地建立正式的宪政框架以划定各级政府的行为边界。如此，就造成行政权力与市场力量同时介入到社会多种资源的配置领域。政府在事实上仍然拥有包括土地使用权、财政权等最重要的基础资源的控制权，因而政府也就不同程度地拥有超经济权力，发挥着主导经济的能力。所以，转型期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政治家实际上已成为“政治企业家”，而中国的政治场域也便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市场”【l0J。进而基于这一现象的普遍化状态，甚至已形成了有学者所指出的“新二元社会”的发展机理：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共生的社会结构，它在较大程度上已具有认知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的意义【11J。质言之，当下中国的政治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远未形成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距离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不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样一种各行其道、各司其职的局面，而是呈现为相互间纠缠甚深的情形，尽管不同区域的具体纠结程度会有所差异。

2．“文件政治”的弹性空间与这种政治与经济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相关联，中国转型的复杂性相应地还表现在地方政府行政逻辑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自主运作空间，从而使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弹性区间，形成如吴国光所揭示的“文件政治”特征。①“文件政治”主要表现为，大量的政府决策往往在党政机关内形成，并以文件的形式出现。在国家掌控公共领域、大众仍缺乏集体行动资源的背景下，社会各阶层的许多利益诉求事实上被体制性地屏蔽了，这在客观上赋予了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极强的自主性。文件不同于法律，前者可以用非公开的方式，其语言无需像法律文本那样精确，对文件的修改或废除同样也不需经过像法律那样严格的程序。这样，官员就具有了解释政策、操作政策的空间。进一步来看，随着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和地方利益意识的觉醒，加之地方政府享有较计划经济时期还大得多的权力及相应的运作空间，这就为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成员与政府官员达成某种合意提供了可能性。既然在政治输入阶段的利益表达机制还不完善，既然行政部门在制定政策、解释政策、执行政策等方面仍然掌握着实质性权力，那么其他社会诸阶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转而直接诉诸政策执行领域乃至制定领域，亦就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对于这种现象，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尽管他们的表述各异，但其实质内涵基本一致。比如，在张静那里，这被称之为“二元整合秩序”【l2J，它由权利声称和利益分配两个层次组成。权利声称(经常以文件方式出现)具有象征性和强制性，但它不一定与被广泛授受的社会公正观等相一致，因而就由后者进行修复和弥补，使利益分配更具实质性意义。也就是说，通过实际利益分配的修复作用，来中和权利声称所隐藏的社会不同意见，同时尽可能不去触动权利声称的正式(官方)表述。而在黄宗智看来，这就是一种“实践与表达的背离”ll3J。对于以上现象，孙立平曾将其概括为权利低水平均衡下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这种描述可谓一语中的。所谓非制度化生存，即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对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利缺乏明确的界定和保障，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结果[14]。

3．分配性努力与生产性努力互济，非市场竞争与市场竞争并存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努力，而努力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努力，另一种是分配性努力。生产性努力是一种创造新财富的过程，而分配性努力则是一种将别人的财富转变为自己财富的过程。这种“搭便车”行为亦属理性人的本性之一。由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体制内能找到的可有效表达自己要求的渠道并不多，所以通常只能通过体制外的途径来解决。而且，中国人主要以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主义”为基本文化特质。①此间，与他人交互关系的行动即“关系理性”构成这种“自我主义”行动的内在社会限定，其所引致的往往是非正式的小集团或派系行动，而不是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以某种权宜性的行动方式绕过制度或重建一种适宜的非正式制度，以相对较小成本谋求改善自己的处境或增进自己的利益，成为中国人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独特样式或基本取向。正是在以上诸种条件的合力下，分配性努力其实已能够较轻易地分享到生产性努力的成果。如此，也就诱使人们对资源或利益的争夺从市场内走到了市场之外，形成了非市场竞争与市场竞争并举的局面。这里所说的非市场竞争就是指市场主体不是通过价格与质量优势等平等、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手段来获取市场份额，而是与政府官员之间达成博弈合谋，获取政府管制下的稀缺资源，以此来赢得竞争优势。由此，当年费正清的预言较大程度上成为了现实，即形成了一种“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场经济”【J。正是上述特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机理塑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方式。正如卢梭认为的：“我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乎是它的政府的性质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

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特殊利益诉求

“不管谁，拥有了社会力量就必然要求政治权力。这是政治学的最高法则，如同万有引力是物质世界的至高法则一样。”【l7J而“有钱就要说话，就要拥有政治发言权”这同样是一切有产者阶级的政治性格或一般特质表现【l8J。从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源流看，资产阶级民主就是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实现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创设的政治制度。作为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基本原则之一的分权制衡，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都能得到一定的表达和实现，以防止权力的垄断，实现有产者内部的利益均衡。所以，洛克最有影响的民主理念便是：“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ll9j西方国家经过长达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至今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规范和系统的制度体系，能够较好地回应现代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的、多元的新要求和新问题，为资本主义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化保障。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自主性也在提高。现实的外在表现就是，产生并壮大这一进程的新兴社会利益群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主体自觉性、权利主张意愿、政治表达热情等群体属性已日渐凸显。而且，随着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由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过渡的逐渐完成，经济上得到改善的企业家群体期待在政治上得到公平而充分的发展，在政治待遇的提升以及政治参与的机会上得到更多的满足。据2006年全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私营企业主在力求经济上有所作为的同时，对政治参与也表现出了较浓厚的兴趣，其中更有28．8％的私营企业主明确表示在“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方面的意愿最为迫切【2U¨。毕竟，政治参与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融人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关键步骤，也是其阶层社会位序确立和政治表达实现与否的重要标志。

在一个常态社会的位序中，社会群体或阶层通常具有地位一致的相关关系，在经济和政治维度上呈现出基本的对称和均衡。所以韦伯强调，经济发达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的政治之中。②有关政治体制转型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实力与政治民主是确定相关的。国内有学者明确认为，新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作为利益主体的集团化、政治化已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必然趋势[21]。西方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是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至少，可以肯定他们对宪政民主转型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223。因此，作为一种一般的结果呈现，具有现代性内在属性的企业家群体将逐渐从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向中心地带不断趋近。然而，基于前文阐述的转型中国的特殊“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全能型政治体系的衰落与瓦解联系在一起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参与需求快速膨胀与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的紧张关系【23l。不仅如此，对于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群体而言，其政治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还要面对其他的一系列前置问题。在经济层面，从党的十五大明确将私营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非公经济36条》，民营企业在文本意义上基本实现了相应的国民待遇。但时至今日，这些政策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因：x,-j民营企业家中一部分人的财富积累的正当性和竞争过程的公平正义的不信任而引起的对他们经济地位合法性的质疑犹存，对他们“原罪”的追问则成为困扰他们的一个“间歇性枷锁”。

如果说他们在经济层面的贡献，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毕竟还有着事实胜于雄辩的具象性，从而可能呈现越来越不容置疑的趋向；那么在政治层面，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经济地位相匹配，即使在执政党已明确提出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政治定位后，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仍不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使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由此，就使得他们同时面临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身份焦虑”：他们的群体地位和利益怎样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如何才能体面地融人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之中?为此，他们急欲在复杂的中国转型社会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既是为了争取获得企业发展的政策空间，也是为了能赢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虽然总体上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空间及制度化程度依然有限，尤其是在当下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安排仍未能同步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时期，但基于作为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刚性内驱力，民营企业家仍然会在有限的现实社会条件下积极开展“政治自救”以反哺或服务于“经济自救”。具体地说，立基于前述以非制度化生存为主要特征的特殊“政治经济学”逻辑，民营经济在30年改革的进程中无论呈现出怎样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它总体上还是政策的产物，是政府和市场两种行为的综合结果[。因此，企业家群体必须主动利用可能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空间，或者通过努力获取一些正式的政治安排，或者通过“院外活动”的途径，来尽力谋求构建起一种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之间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乃至形成庇护性的共生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为其企业经营活动博取较为理想的生存与发展资源。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坚持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企业化和巩固提高商贸旅游业为重点，按照“五业并举，工业优先，夯实基础，做大总量”的要求，一心一意谋发展，齐心协力搞建设，推动经济社会步入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02－－2006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dp为11.3%,财政收入为16.8%，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5%。与此同时，贺州的经济结构得到了不断的调整，三次产业的比例37:27.8:34.2优化为28.4:46.7:24.9。2003年以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258亿元，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项目得到建设，发展的环境大改善，发展的后劲大增强。实践证明，贺州已经进入基础增强、发展提速的新阶段。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朝着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迈进，要求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贺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联系发改部门的实际，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创新发展

近几年来，贺州开展了一系列的解放思想活动，取得的成效突出地体现在推动贺州的快速发展上。然而，解放思想的过程是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解放思想的内容、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当前，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性地执行国家的政策，确保贺州经济能够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整治的是全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要改变投资增长过快、经济过热的不良现象。具体到贺州，由于是在县级市的基础上新设立的一个地级市，基础薄弱，百业待兴，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推动发展，出现的现象不是投入过多而是投入严重不足。为此，我们更应在把握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意图的基础上，从有利于贺州的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贺州尽快赶上并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出发，创造性地执行各项政策，大胆地放手去发展。应该说，贺州随着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吸引着不少寻求转移方向的外来资本。要确保这些外来资本能够注入成为贺州发展的新动力，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供地，凡是利用国有或集体部分土地的，尽可能体现一个快字，敢于让投资者一边建设一边办理各种手续；应突出“工业优先”地位，只要是没有污染、能够创汇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项目可以让它进入城区，不要因为一次性收益商业用地高于工业用地低而把工业排出城区。对新办的属于政策鼓励或者地方鼓励行业的企业，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尽快提供配套外，还应敢于给予一定资金上的扶持。解放思想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先导。只有解放思想，创新观念，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贺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新一轮大发展

地处三省区交界，贺州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然而，多年来由于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贺州的区位优势并没有真正转变成为发展的优势。随着首段高速公路贺州－－二塘的通车，洛湛铁路、广贺高速公路建设的快速推进，这一优势才逐步显现。但是，要真正使区位优势转变成为发展的优势，在快速推进洛湛铁路、广贺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必须创造条件尽快开工建设永贺高速公路和贵广快速铁路，及早谋划贺州支线机场，完善“东靠西连，南北贯通”的交通大网络，把贺州建成区域性交通枢纽中心城市。与交通设施同等重要的是城市设施，必须加快市政公共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区路网、防洪排涝、公用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城市承载发展和吸引外来资本的能力。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提升，是贺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条件。

（三）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为加快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从拉动贺州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因素看，投资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最有潜力的因素。因此，必须集中精力抓好一批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战略影响、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在推进广贺、永贺高速公路和贵广快速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尤其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期装机200万千瓦的火电厂、年产30万吨浆的林浆纸一体化、年产200万吨的水泥厂等一批重大的产业项目。这一批重大的产业项目已经有了很好的前期工作基础，需要的是方方面面的紧密配合，加快核准的进程，争取早日开工建设。这些大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可以大幅度提升贺州的财力，而且可以使贺州的产业结构得到更加优化。要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还必须大力加强产业项目的前期工作，从市场的需求中找项目，从资源的开发中找项目，从国家的产业政策中找项目，加快项目从谋划到建设的步伐。布局好推进好重大项目建设，贺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有了保证。

（四）主动承接东部转移产业，借助外力推动贺州发展

自治区把贺州定位为东部经济带，要求贺州乃至桂东地区建设成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这是十分正确的。近几年来，贺州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是进来的企业无论是从规模、产业链看，还是从科技含量看，都不是很理想。要抓住当前东部产业需要转移，尤其是加工贸易类企业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必须往西部转移的大好机遇，贺州必须把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作为发展的重要任务，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按照《贺州市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基地发展规划》建设好东部产业转移基地，发挥劳动力、资源和区位优势，主动出击，全方位地吸引、迎接有意向从东部转移的企业。对贺州来说，东部产业转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贺州是广西的东大门，是西部的东部，与东部特别是珠三角的企业很近，获取信息的渠道多速度快，承接他们的转移可以抢占先机。这是机遇。另一方面，我们的交通条件虽然有大改善的预期，但是目前却不是很理想，要吸引他们需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在一个时期内，他们的转移是一次性的，一旦选择了别的地方，机遇就与我们擦肩而过。这是挑战。我们应对挑战，确保抓住机遇，最关键的是要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看看吸引他们过来需要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条件，然后想方设法一一落实。对他们一旦有了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必须兑现。打造信用贺州，让他们放心来贺州发展。他们来得越多，贺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越有基础，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就越足。

（五）加大引导和扶持力度，做强做大主导产业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3篇

本文的标题叫“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要付诸实用”，可能有人看了这个题目觉得困惑，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运用得非常深入、广泛，老少皆知。例如，私营企业搞公私合营、进而全部企业搞成国营、农村搞合作化公社化、批资本主义脑袋、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句话：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支配，剥夺者被剥夺，还不都是运用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吗？是啊，马克思是主张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可是事实结果是只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所有，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能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只代表代表们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依据国家意识所标榜的东西来判断，这本来是马克思所应该想到的。象上世纪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根据自身几十年的生活体验，觉得自己的代表代表不了自己的利益，换个资产阶级人物来管理管理国家也可以试试。不行还可以轮换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兰的瓦文萨当了几年大总统，多数人不满意，那就自动禅让，还回格旦斯克造船厂车间里当他的工人。Revolusion，革命就是轮换，轮换就是革命，换换总比不换好。

上面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那是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当作武器、当作维护集团党派自身利益的法宝来使用，这种付诸实用，历史证明许多国家的大众不欣赏，本文也不谈。

最近看到许兴亚、于金富的网文：“‘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论坛’会议综述”（[1]），里面介绍了一部分先生是这样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

在国内学者编著的许多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在开头引述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原理，而在后面的论述中，却并不见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所谓“实用主义化”，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穿靴戴帽”、“南辕北辙”或“两张皮”等等“架空”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也就是有不少教学单位和研究生，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应用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以至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许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实际运用的却大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或者开篇就声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若干卷，但在正文中对此并无具体体现。有更多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其实，何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是他们的导师，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多面手？看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领导机构理事名单（[2]），其中不乏编著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高手。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非常关心“经济”，只要有“经济”，就是叫他编著一部“关公战秦琼”的大作，他也会轻车熟路、一挥而就。——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方式，也不是本文要讲的付诸实用方面的问题。

本文打算大题目小做，讲些具体细节例子，说明德国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应该停留在高谈阔论，应该付诸实用，指导点具体的经济活动，以至造福劳动者。

例子1。马克思的垫付资本理论要付诸实用

马克思讲资本运动，是从垫付资本开始的。垫付资本分两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用来购买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而可变资本是用来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我们实际是怎么运用的？有些政绩工程，什么资本也不用垫付，负债上马，以权力信誉作担保，先让业主垫支。业主接到工程不敢怠慢，但只肯垫付不变资本，农民工的工资，对不起，要等工程款到账后才能支付。一年一度年关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又见诸报端。从经济理论上讲，这是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垫付资本理论进行操作。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的垫付资本理论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照抄照搬，应该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经过如此这般一发展，就变成万物生长靠太阳，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农民工就只有依靠太阳的光芒进行光合作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权了。

例子2。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费用的原理要付诸实用

劳动力价值等于劳动者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中包括吃、穿、住、行、娱乐、受教育、繁衍后代等等方面。我们几十年是怎么操作的？低工资，吃穿都不够，住房要等分配，有的劳动者等到退休也没有分到房子，有的住房面积远不到位，只能到那里去讨要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里不包括买书的费用，要看书上图书馆借阅。现在搞改革，什么书报费、副食补贴、房贴，贴贴贴。这么改下去、贴下去，不就改到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情况一样了吗，不就证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资料价值原理的真理性吗，这就叫客观经济规律。现在受教育费用一高再高，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够得着吗？

例子3。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媒体和统计报告常常提到利润率这一经济指标。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剩余价值是相对于可变资本而言的，利润是相对于垫付总资本而言的，利润率应该等于利润除以垫付总资本。通常提到的利润率应该指这样的利润率。马克思的利润、利润率、垫付资本等等概念，不是自己拍脑袋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大英图书馆收集大量资料得到的，是符合生产实际的。在实际应用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利润率定义，如：销售收入利润率、成本利润率、产值利润率、资金利润率、工资利润率等等。欧美主流经济学那里不使用“垫付资本”这个概念，而是采用“资本”、“投资”这类模糊概念。“劳力和知识都是资产”（张五常：《卖桔者言》，[3]），按照这样的定义，劳动者的劳动力一下子变成了“人力资本”，人人都成了拥有“资本”的资本家。而“投资”通常又仅指固定资产的投资，不包括流动资本的投资。于是，有的管理类教科书中就把利润率定义为利润与固定资本的比值，而把纳税后的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称为总资产的投资所得率。我不知道我国的国家统计局是怎么计算利润率的。这么多互不一致、出入很大的利润率定义，仅仅简单地报告一个“利润率”多少多少，叫人家怎么作横向经济比较？这么多不同的利润率相互之间的换算公式又是怎样的呢？

例子4。马克思经济理论应该用来指导国家作宏观经济调控

现在国家用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依据，说白了，就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就是J.M.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国民经济那一套。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经济管理部门，人家不欢迎，说他们只会搞公私合营、大批判云云；什么经济模型、动态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利率调整，汇率管理，……一概茫然。现在好了，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去学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等，有人说得更刺耳：这是缴械投降。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来让你去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叫你能够批判它，结果倒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个变成理性经济人，齐飒飒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就出现前面许兴亚先生文章中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一百多年间没有多大发展，形式上老一套，不看就知道您想说什么。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是可以变变形式，以适应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的。光讲无产阶级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又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管理方法，还不等于零，还不让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方法钻空子？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相当严密的，本身就有许多计算公式。例如，产品价值W＝C+V+M，垫付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利润率＝利润÷垫付资本，成本＝……。如果把这些文字公式变换成数学公式，就可以进行运算，就可以构建数学模型，就可以作动态分析，作经济预测，一句话，可以用于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有人担心这样一来会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走上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重合的道路，甚至有人认为是凯恩斯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管制国民经济理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的，是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因而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上的，其许多经济预测都经不住实践的检验。非常著名的凯恩斯“乘数原理”就十分荒谬可笑，我已有另文阐述，这里不再重复。实践表明，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所作的经济预测，与依据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作的经济预测不同，但符合国民经济现实。

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对一国国民经济趋势的跟踪过程、随动过程、动态过程，不可能有一劳永逸、从此“着陆”了、高枕无忧了、不用费心调控了的时候。

肯定有人要说：如果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改变形式，列出许多公式、数学模型，甚至经济数据的核算、统计也都参照马克思的公式表示，那就是把神圣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庸俗化、简单化”，甚至扣上违背“原则”之类大帽子。“有的专家还指出：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精神，一定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前提下，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以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整个理论经济学的繁荣发展。”（[1]）怎么“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由谁来区分？几十年来就没有区分好，这是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当然，肯定也有人会说一直区分得很好，没有问题。我就搞不懂，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什么就不怕你说“庸俗化”，你越说它是“庸俗经济学”，它越来劲，什么“市场经济学”、“垄断经济学”、“混合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供应经济学”、“经营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短缺经济学”、“过剩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住宅经济学”、“地域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新凯恩斯经济学”、“转让经济学”、“歧视经济学”，……好了，气都快喘不过来了。有个国家的某个政党，人家骂它是“蠢驴”，它干脆拿草驴作党徽党旗，因为驴子勤勤恳恳为人类干活，能够得到大众拥护。要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选民肯定不投他的票；老拿“原则”当紧箍咒，不利于社会科学的进步，也不利于自然科学的进步。

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得到创新、发展、运用于经济学的各个领域。

参考资料

[1]许兴亚、于金富：“‘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论坛’会议综述”，*年8月，

/com/mkszyjjx/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七届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4篇

人作为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因子，不仅人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与映现，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与映现。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中由手工工场中走出，通过不断蚕食旧有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人伦关系，逐渐扩展为支配整个社会的物质关系。商业这个“合法的欺诈”将“卑鄙的贪婪的”和“无人性和充满敌意的本质”掩饰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充当了资本家刺入封建社会腹中的利剑的历史角色。“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这种冲突带有势不两立的性质，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互助型静态社会结构被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竞争型动态社会结构肢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个人要生存发展，必然向他人索取、掠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横向的共赢转化为纵向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由重商主义阶段过渡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家运用工厂制度助他们一臂之力，进一步蚕食传统的生产关系。在《十八世纪》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工厂制度的产生得益于生产技术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发明蜂拥迭起。工厂制度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并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然而，本属于全人类共同财富的生产技术的成果却被少数人攫取，“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血缘关系被金钱关系置换，甚至牢固的亲子关系也必须以金钱为价值尺度、为媒介。本该上学的儿童只要能够劳动便被赶进工厂，靠自己的工钱过活；而昔日温暖的家也已变成临时的“寄宿处”，夫妇也变成了房东。在社会结构层面，随着工厂制度的推广，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状态完全被异化，他人成了与个人对立的事实存在，成了利益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二项对立结构也最终被三角架结构所取代，也就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分别的代言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最后，生产技术、科学以及作为它们的物化产物的机器则主要是通过推动工业革命，推动人与人关系的利益化，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刚性原则。这种技术、科学上的革新，原动力在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在于他们对剩余价值扩大化孜孜不倦的追求。虽然刚开始资本家“不懂得估算这些事，科学的进步在他那里不算数”，但是瓦特的蒸汽机等一系列发明给社会生产爆发出的惊人生长力，让他们短视的眼睛不得不为之注目，并迅速接受了这份“豪礼”。在这之前，科学技术必须首先征服工人，把他们唯一获取生活资料的资本———劳动———价值贬低，而这主要是通过引入机器来刺激劳动生产率而实现的。在一定数量的资本中，资本家对技术的投入越大，他们投到工人工资上的份额就相对减少，工人在劳动后的利益分配中僧多粥少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与相对份额下降常常伴随的是绝对值的变小。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高效率的机器把很多低效率的工人赶出工厂。面对“一群寻求工作的过剩竞争者在等待着”，工人不得不把其他工人看成竞争对手，由此被压迫、被剥削的同志关系被激烈的竞争关系取代。结果是“部分工人突然被剥夺生存资料，而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被降低”。

这种工人之间的竞争，“破坏了工人对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仍然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一盘散沙的工人阶级无力形成强大的联合阵营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要么在越来越艰苦的生存境遇中忍气吞声，要么将批判的怒火转嫁到无辜的机器身上。跟着商业一同到来的资本主义，终于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渐撕毁了当初温情脉脉的“羊皮”，露出了反人性的贪婪狼性，即“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每个人都成了红眼的恶魔，不顾一切地“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忌妒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千方百计地想从别人那里豪夺。每个人都被“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到达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中世纪被封建教权和王权捆绑在一起的教民和臣民终究被利益的炮弹打得零零碎碎，成为一个个孤独的原子，直面资本主义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而人类的再次联合，正如废除封建制度的政治改革所宣称的那样，“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来实现”。

二、竞争关系的核辐射力

青年恩格斯思想的成熟性主要体现在引入了核心范畴———竞争，并用之统领所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这使他能够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对立思维，从而真正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相互作用、不断变动的利益场域。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规律的分析，恩格斯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将所有罪恶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为他以后和马克思思想的“会师”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石。而这一时期他沾染的费尔巴哈式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话语的共产主义论述，也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证逻辑，这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种话语体系互相较量与渗透的文本结构之中。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首先表现在它对经济学家眼中决定商品生产费用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的“定价”，进而决定了三种要素的整合与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在国民经济学家锐利的眼睛中，“恰恰是竞争关系被撇在一边”。他们把资本、土地和劳动的价值关系看成其自身的属性，丝毫没察觉这个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特定关系的物化产物，看不到生产费用一开始就被竞争所“歪曲”。于是，麦克洛赫断言“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李嘉图说“地租是付租金的土地的收入和值得费力耕种的最坏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额”，萨伊的学说认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确定的东西”。恩格斯从抽象的物化关系中抽出本源的社会关系，用“竞争”将自然和人这两个生产要素联合起来，批判了“靠对立活命”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他把国民经济学家的“双重价值”（抽象价值和交换价值）置换成“价值”和“价格”，指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只有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生产费用才能摆脱纯主观的藩篱而拥有客观尺度。同样，资本、土地和劳动，都必须把自己的自然属性放在竞争的天平上以决定自身在生产过程中的身价，即“地租包含着竞争，资本的利润只是由竞争决定的，至于工资的情况怎样，我们立刻就会看见”。竞争将资本、土地和劳动等纳入其统治范围的同时，也把能动的人收归自己的掌控之中。它不容许人们以自然血缘联系为基本纽带的联合，怂恿他们体内被抑制的“自私自利”、“贪婪”、“忌妒”的兽性突破道德的禁锢，使人们在利益角逐中不自觉地忠诚于竞争规律的统治，最终每一个人都被隔离在自己粗陋的孤立状态之中。在竞争的扭曲统治下，“商业是合法的欺诈”。而由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竞争的巨大漩涡中，每个人都成了唯利是图的投机家，而这种社会的后果，必然是垄断的产生，并与竞争相互制衡；同时，疯狂的生产也成了资本家牟取暴利的必然选择，也因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根除的痼疾。在这种社会中，一方面是资本家盲目地迫使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商品，是一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生产；一方面是被沉重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并没有提高，贪婪的资本家无偿地掠夺了他们所有的劳动价值，只留给他们仅够养活自己的工资。正如恩格斯透析的那样，“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在生产力和消费力之间的永恒波动之中，是整个利益链条的永恒波动。这种对立和波动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其“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还大”。而这并不以资本家的美好期许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的“粉饰哲学”而改变。在席卷一切的经济危机面前，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劳动工人都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过剩的社会生产力导致的浪费，找不到买主的商品只能堆积库房或倾倒海洋；另一方面是工人由于过剩而饿死。正是这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了暴露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窗口。在这场残忍的游戏中，资本集中是必然趋势，垄断是必然结果。“较强的工人把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把较小的资本，较大的土地占有把较小的土地占有从市场上排挤出去”。社会的绝对财富在疯狂堆积，而社会的相对贫困也在急剧增长，因为资本家永远都是拿的大头，而辛辛苦苦的工人得到的却少之又少。

同时，中间阶级越来越多地被竞争击垮而降格到底层社会的悲惨境地之中，社会经济的霸权和政治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财团手中。与他们“脑满肠肥”的形象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日益壮大的社会底层和他们枯瘦如柴的形象。在这利益两级力量悬殊的博弈中，“世界日益分化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不过，垄断也不是只有消极意义，对诸如货币等的国家垄断也是很有必要的。通过竞争的辐射带动作用，资本主义将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紧紧地串联起来，置于隐性的经济规律的支配之下。恩格斯暴露了国民经济学家那种非批判的方法论前提，“以私有制为基础批判性地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基本范畴，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在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同时将其推演至极端，暴露出生产力巨大发展背后的巨大悖论，进而批判了以国民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并阐明只有等“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社会悖论才能真正解决。这里，也透露了恩格斯社会分析中渗透的人本学因子，虽然较之青年马克思程度较轻，但都呈现出用“应然”的理想取代“实然”的现实的倾向。

三、对国民经济学的辩证

超越国民经济学作为发财致富的科学体系，其根本目的在于将资本拉入经济运转周期之中，在流动中实现更高效的“繁殖”。与重商主义赤裸裸的无人性相比，在友善和团结的面具下，国民经济学家的确曾引领过各国资本家在自由贸易中捞得巨大的财富，但是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血腥本质和不道德。为了替自己的“雇佣老板”粉饰，国民经济学家不得不求助于伪善和诡辩，甚至前后龃龉。《大纲》中恩格斯把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而不是私有制作为批判的前提，以他年轻而锐利的笔锋直刺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漏洞，进而奠定了自身经济学理论的原初形态。第一，对立思维的辩证克服。张一兵教授指出，“由于恩格斯此时手中持有的是一种以现实总体统一性为逻辑尺度的辩证具体，所以在他眼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是戴着‘运用对立性’有色眼镜的虚假抽象者”。恩格斯承认虽然国民经济相对于重商主义理论已经“前进了半步”，但是导源于当时的抽象唯物主义与抽象的唯灵论之间的哲学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之间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契约与神权之间的人神对立等二元对立的世界，国民经济学家难以克服时代强加给它的对立思维。恩格斯摒弃了对立思维，运用辩证法将物品的价值看成是生产费用和效用联合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单向度强调其中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这种大综合的辩证方法，也体现在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三大物质基础———资本、地租和劳动纳入关系态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如他认为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这方面又包括自然肥力和人的耕作及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不再是两个因素之间简单的力量对抗，而是二元动态对立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在随后的《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坚持辩证思维，认为正是因为英国人民族特性是由德国人的唯灵和法国人的唯物的混合，最终让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德国或法国。第二，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质疑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将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纳入到私有制这张巨大的经济运作流程图中进行考察，透析了资本主义处处存在紧张的对立关系的事实，初步揭示了对立现象背后的现实经济联系。恩格斯对私有制规律最具理论价值的发现在于将商品的价格（交换价值）看成是生产费用和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进而将生产费用细化为三个影响因素，即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地租，资本及其利益，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报酬，并进一步将之归为客观的自然和主观的人。在主观的人的方面，他将活的思想与固化了的科学等精神要素引入劳动的范畴之中。在《十八世纪》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科学之于经济飞速发展的突出意义，工业革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其次，恩格斯考察了私有制下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劳动的裂变过程。私有制直接导致本来是统一的自然方面和人的方面的对立，人通过劳动积累产生了资本，资本作为劳动的结果却逐渐将劳动奴役，靠工人养活的资本家将工人奴役。资本被少数资本家控制，并继续投于生产中产生利润，利润在不劳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值产生利息。再次，恩格斯阐明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永恒波动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革命规律。

国民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内容区别；层面区别；互补联系

进入新世纪之后，从国际社会发展看来，贫富对立、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纷纷出现，成为阻碍各国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源有限及其分配不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始终追求有效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用，这也是经济学领域高度关注的问题。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别是从资源的配置、利用层面出发进行研究，二者之间既有关联，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1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分析

1.1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萌芽、发展阶段

15~19世纪，西方国家产生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针对现代社会中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层面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产品流通，且内容上主要以各类政策文件为主，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各项理论知识呈现出一种分散化的特点，这也是西方初始的经济学发展阶段。17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的古典经济学阶段，亚当·斯密作为这一阶段经济学代表性人物，其出版的《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其中的理论更加提倡让价格这一类社会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使得人们在重视个人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

1.2微观经济学的形成、建立阶段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领域出现的经济革命催生了新古典经济学，这也是微观经济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效用价值理论的提出，后续相关经济学者将之发展形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边际效用价值论得以和生产费用论进行有效结合，形成了一个将均衡价格作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这也是微观经济学诞生的重要理论基础。

1.3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现代社会的西方经济学是以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作为主要标志。在凯恩斯的研究中，立足总需求的角度，对国民收入决定进行分析，并使用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方式很好地解释各个国家失业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国家政府干预经济、需求管理的具体办法。这种以国家干预作为基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成为宏观经济学得以诞生发展的重要理论知识。

2微观与宏观经济学者之间的区别

2.1中心理论层面的区别

从微观经济学的层面来看，价格理论作为其核心理论，认为家庭和企业通常都会受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价格的支配，产品的生产及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需要由市场经济的价格决定，产品价格也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有效的调节，这一理论提倡通过各类产品价格的调节来推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国民收入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提倡将国民收入的决定作用作为中心，将社会资源的利用问题进行有效研究，并以此作为基础，就国家内部国民经济体系的实际运行状态做出深刻的探究。

2.2研究对象层面的区别

社会范围内的单个经济主体实施的各项经济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研究主要的对象，宏观经济学则是将国民经济整体视为研究对象，其中自然是囊括了单个经济主体的各项经济行为及其问题，包括了家庭、企业，整个社会经济则是由各个单体经济单位组成的社会整体体系。由此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便是家庭和企业经济行为，换言之，微观经济学更加提倡家庭如何将所得到的优先有效应用于各种物品的消费中，以此来最大化地满足家庭成员的具体需求，同时企业也需要将其有限的经营收入，在合理分配到各类物品生产过程的前提下，实现其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居民个人、家庭及企业个体，在发展中追求的或者是正在实施的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行为是微观经济学得以诞生、发展、应用的前提条件，而宏观经济学则是从社会范围出发，研究、考察其内部的经济能力。

2.3基本内容层面的区别

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厂商均衡理论等共同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重要部分，随着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产权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等得以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体系包括国民收入决定、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

2.4所用分析方式的区别

单体经济单位出现的各种经济行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其研究方式出现了个量化倾向，而宏观经济学因为立足国民经济整体实施问题研究、探讨，研究方式呈现出总量化发展倾向。简单而言，个体分析是针对经济变量的单向数值如何进行决定给予研究，比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便是微观经济学中研究价格的主要组成范围，换言之，微观经济学更加倾向于针对价格这一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进行研究。总量分析则需要宏观经济学对整体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和彼此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并以这种分析结果作为基础，对整体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行阐述，以此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微观经济学中所提到的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等都属于个量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宏观经济学则是重视各个体变量决定、变动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研究。通常而言，宏观经济学的变量可以分为个量的总和、平均数量两方面，前者最为常见的便是国民经济收入、总体的企业投资，平均量则是各种商品和劳务的平均价格。

2.5定义上的差别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二者并没有在体系上做出细致的划分。以目前的经济学研究来看，通常是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19世纪末期，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有关微观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知识，这就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1936年凯恩斯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倾向通论》这篇文章则是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实际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是在1948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出版的《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的。简单而言，微观经济学是一种将个体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并研究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对价格机制如何妥善解决社会资源配置问题给出解释。宏观经济学则是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这一体系中各种经济总量的变化，为资源的合理分配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

2.6基本假设上的差别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二者在运用过程中展现出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二者在基本理论假设上存在着区别。简单而言，微观经济学在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设的同时，需要以相关的假设条件作为指示，具体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第一，当时的市场经济需要保持一种绝对理性的状态，处于正常稳定运行的环境下。第二，经济市场出清。第三，假设信息需要维持一种完全对称的状态。相较于微观经济学的假设条件，宏观经济学在提出研究假设的过程中，只需要如下两个方面的假设条件：第一，经济市场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存在并暴露出相应的缺陷；第二，政府主观层面愿意出面对经济行为进行干预。

3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3.1内容层面的互补性

本质上，在假设社会内部的各项资源体系已经得到了最大化的开发利用的条件下，微观经济学得以催生出来并持续发展，以此作为基础探究如何在资源有效分配的前提下，推动社会资源能效的最大化发挥。但宏观经济学得以诞生的基础条件则是各项社会资源的配置得到了最优化的组合。从不同的研究层面看来，国家、社会发展中诞生的各种经济层面的问题，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只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并为其提供专业化的解决方案，二者得出的研究内容具有显著的互补性。

3.2实证分析为二者的主要方式

现行经济制度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运行状态是微观与宏观经济学得以应用、发展的关键假设条件，至于引发经济制度变革的原因及这一行为带来的最终后果则完全不在二者的考虑范围内，换言之，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各项工作、研究想要落实，必须要以经济制度的相对稳定为核心。社会资源的配置最优化组合及其应用效能最大化的研究，微观、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制度内部的政治、价值观等因素发生联系的概率微乎其微，是真正的就事论事，换言之，实证分析是二者的主要分析、研究方式。

3.3两者的研究目的一致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宏观经济学主要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解决，换言之，资源会生产什么、资源如何生产及资源是为谁生产等是宏观经济学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微观经济学则是立足于单个经济的行为，对于社会资源的自由配置问题进行解决。由此也不难看出，宏观经济学更加重视与资源的实际利用及如何利用资源实现经济的增长。从本质来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同样是为公众的个体经济活动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最终目的都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以此推动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所处时代社会福利水平的持续提高。也正是因为二者在研究工作的目的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使得在当代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可以以一种互补的方式进行应用。

3.4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就是微观经济学

整体的社会经济包含了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单体，从这一层面来看，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即便二者曾经在发展中出现了关系上的对立性，并且各学者对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因为受到所处领域和理论知识的差异呈现出显著的不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及国际范围内经济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二者呈现出一种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更加倾向于针对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问题，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层面，并使用其中常用的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由此也不难看出，通货膨胀率和社会失业率等原本属于宏观经济学层面的研究内容，开始逐步渗入微观经济学领域。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现象最早在凯恩斯的研究中有所体现，简单而言，凯恩斯在针对宏观经济学中的问题进行阐述研究的过程中，曾经使用过微观经济学上的均衡理念，并且二者已经逐步被经济学家纳入同一个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框架体系中。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