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技术范文第1篇

《易纬》是对《周易》经传文所推作的纬书。它成书的旨趣是，以卦气说为基础，沟通天人关系，通过象数图式结构，占卜人事。《易纬》拓展了卦气理论，提出四正四维说、九宫数说。其认为，八卦中的“乾、坤、巽、艮”四卦为“四门”，“坎、离、震、兑”四卦为“四正”。“四门”、“四正”构成了“四正四维”的空间图式，阴阳运行则是在这个图式中按“阳动而进，阴动而退”的逆行方向交错进行。“阳以七、阴以八为彖”，彖为爻之不变动者，七为少阳，八为少阴，加起来是十五。老阳为九，老阴为六，是为变爻，加起来也是十五。因而十五即是“一阴一阳谓道”的数据，所以可以根据十五这个数架构一个九宫图，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2］49，由四正四维加上中央组成的九宫，横看，竖看，斜看，都是十五。与孟、京一样，《易纬》的象数推衍目的也并非是对客观世界的纯粹理性认识，而是强调认知图式的实践功能，所谓“理人伦而明王道”。正如《乾凿度》所言:“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网罟，以畋以渔，以赡人用。于是人民乃治，君臣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2］13受古文经学兴起的影响，东汉易学趋于扬弃今文经学的阴阳灾变思想。象数易学家们，更加重视追求卦爻象和卦爻辞间的内在联系，创造出“卦变”说。卦变是指，一卦之中的爻象互易，成为另一卦象，以此解说卦爻辞的意义。它是易学中《彖》、《象》传中“爻位”说的进一步发展。荀爽提出“乾升坤降说”，认为乾坤二卦是基本卦，卦中阴阳爻位变动互易，促使六十四卦形成变化。其中阴阳二爻互易所遵循的规则为阳进阴退，所谓“乾升坤降”。乾卦坤卦配合，阴阳爻互为升降而成为六十四卦，如同天地始生万物一样，故可用卦爻与所有天象人事一一相配。此外，虞翻用卦变说解释了乾坤卦如何变为六子卦，十二消息卦如何变为杂卦。［3］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提出“月体纳甲说”，以京房八卦纳甲次序为图式，杂揉当时天文学中有关月体运动的变化知识，以月体在时空中的盈虚变化，如月象的晦、朔、弦、望比附《周易》八卦之象，并阐述了其中的卦变现象。与西汉相比，东汉的象数易学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其思想理路已经基本上框范在西汉象数之说所涵盖的各种模式化结构中，除了对一些结构细节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外，并无实质性的开拓和创见，其完成的只是对《周易》解释新的体例建构。这一方面，与东汉传易恪守家法有着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源自西汉的象数之说已将天道图式建构发展到极致，开始在易学甚至在整个思想文化中沉淀下来，逐渐地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背景而被悬置。［1］38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终结即将来临。

一、汉代象数易学之特质

汉代象数易学迎合了占验灾异的时代人心，结合了天文星象之学，配合时节天候音声与五行干支色相，创造出十二消息、六日七分、纳甲、爻辰、飞伏、互体等一系列新的名目，将易学发展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以象征拟万物的象数模式，为自身取得了尊崇的地位;利用知识论与万物比附地配合，证明易道无所不在;通过推衍象的变化、数的推求配合与术的创造，让由天道明人事的哲理思想不断彰显。［4］总结它的特质，可以看到:

第一，学说的发展与时代政治关联紧密。孟、京所处的年代，西汉统治者需要借助“天人感应”保证新生的王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象数易学遂将气象历法的科学知识纳入《周易》的框架结构之中，根据卦爻的变化来推断预测卦气的运行流转是否正常，阴阳二气的运行和五行之气的生克成为世界变易的法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与社会、宗法、个体间形成了复杂联系，进而编织出一张完整的关系网络，为建立一种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新秩序，达成“神道设教”，作出了积极贡献。衰平之际，社会政治危机加重，谶纬兴起。为了重塑人伦秩序，《易纬》将谶纬融入卦气，将天地之数、卦爻数，与九宫数、五行生成数结合起来，建构出一套比孟、京之说更为清晰、严谨、更便于占验的象数形式，并编造出大量体现天神遣告的神秘预言，宣传天副人数、神化统治，进而确保封建政治存在的合法性。东汉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卦气说中的内在矛盾，开始否定卦气说中的巫术成分。同时，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由政论———“清议”，大行其道。为了适应时局，象数易学明显加大义理的比重:荀爽把象数的形式与义理的内容视为同一;虞翻等则通过发明新的体例，企图把义理内容完全纳入象数形式之中。专于象数的“卦气说”走向了更易阐发义理的“卦变说”及“爻辰说”。

第二，象数易学杂糅科学与神学。理论层面上讲，象数易学是汉代自然科学与易学相结合的产物。《颛顼历》、《太初历》、《乾象历》等完善的历法，《周牌算经》、《九章算术》等精妙的算数，为象数易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著名的“六日七分说”即启发于汉天文学家邓平的成果;“纳甲说”是将历法中的干支和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纳入易卦。虞翻、魏伯阳等人的“卦变”思想，更是借助于月亮周期变化表象比附八卦，将象数易学与自然科学系统整合。这种科学与易学相互衔接，使得易学开始朝向科学、理性的路径发展，加大了象数推衍知识论的意味，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众所周知，《周易》原是宣讲卜筮之术的神学著作。在汉代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之说成为社会主要思潮之际，作为官学的易学首当共冲地将神学与自身所固有神秘性相融，成为统治者神道设教的重要工具。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将天文历法知识注入易学，创造了卦气说;京房用筮法注经，强调阴阳五行;《易纬》用象数预测人事灾异，对《周易》进行神学诠释;荀爽等虽不讲灾异，但亦用象数论证了人事变迁及时代政治存在的合理性。象数易学与神学交织的特质，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适时地调整了现实社会人伦秩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第三，以象数解易与文本训诂相结合。从本质上讲，象数易学是对《周易》文本的解释。它以象数为工具，考证和揭示《周易》卦爻辞，目的要证明易之内容非圣人随意而作，皆本于象数。通过八卦之象引申推演的“以象生象”与不断地改变取象方法的“象外生象”，从文本字句入手，明训诂，崇象数，以象数证易辞，发《周易》之“本义”。学者们以多元化的渠道运用象数解释易之经、传。孟、京通过扩大卦爻象数模式，卦爻象数所取物象的范围，阐明《周易》的世界图式;荀爽用乾升坤降说解释《周易》的基本原理等，均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第四，理论体系存在无法回避的缺失。《周易》的象数框架结构本源于筮法，与自然科学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为了沟通象数与易辞之间联系，汉代学者专崇象数，以象生象，象外生象，以数衍数，夸大象数在治《易》中的作用，使象数易学呈现出牵强附会之弊。同时，他们强行让易学与天文、气象、历法相关联，将“天道”与“人事”对应，并进一步把其中的关联、对应关系详尽化、模式化、共识化。这样的努力，最终导致相应理论结构的机械与繁琐，在实证过程中日益暴露出概念预设的勉强并出现越来越多无法避免的学说缺陷:孟喜的卦气说只能让卦爻与历法简单相配，其逻辑推理粗俗、简陋;京房虽从理论的高度把术数与易学紧密结合，但却是极力使内容屈从于形式，把天象人事生搬硬套地统统塞入一个固定的格式中，让“道”之变化与实际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易纬》编织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卦图式，但其浓郁的政治伦理色彩与主观先验预设，决定了它只能成为一种通过形式的运演而推算未来的新占法，而缺少科学实证特质;东汉象数易学虽有发展，却又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其对象数形式的研究，目的是为表现蕴含着时想的义理内容。但是，象数、义理方向迥异，象数是不可能完美演绎义理的，相反时常会损害义理，而且所要表现的义理内容越是丰富，二者的矛盾越是激化。所以理论中出现大量的无法自圆其说，也就不足为怪了。简而言之，汉代象数易学的特质既来自于易学自身所提供的对于世界的特殊理解形式，亦源自汉代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注重理性陈述的义理易学相比，象数易学突出了自身具体和直观思维的特征，更讲究观念的形式建构，侧重于对世界的“了解”过程，它让人们通过图式重新认识了自己存在的世界。而这些也正是其在易学发展史中繁衍生息的动力所在。

二、汉代象数易学对古代科技的影响

汉代象数易学产生后，便以其哲理观念的宏观层面影响，以及自身卦爻符号、象数模式的具体形态影响，辐射至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多个核心领域。一时间，两汉象数学大昌，几乎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个学科。作为一种实用操作技术，一种理性思想意识，汉代象数易学尤其对古代科技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影响之一:“卦气说”直接影响了古代历法的形成。《汉书•律历志》中记载了刘歆所著的《三统历》，此历法便深受象数易学中卦气说的启发。其以乾坤两卦配十二律、十二月，说明一年之中二气消长、万物盛衰的过程。在解释“三统”时，以黄钟为天统，林钟为地统，太族为人统，并配以乾坤两卦象，加以解说。其中，十一月配乾之初九，六月配坤之初六，正月配乾之九三，这些均运用了卦气说的形式。刘歆还吸取《易纬》的八卦方位说，将四正卦配入时间和方位，配之五行，说明一年四时阴阳二气的运行和节气的变化。《三统历》中特别抬高了易数的地位，将易数视为一切数的本原。其认为，“八十一分历”的“八十一”乃黄钟(律长九寸)自乘。而黄钟又源于《易》的“大衍之数”，大衍之数又是“推历生律”的根据，故一切律、历之数皆可从易数中推得。比如十九年七闰，《汉书•律历志》言:“合天地终数，得闰法。”天、地终数分别为九和十，九加十等于十九，“得闰法”。此外，东汉末年的《乾象历》、北魏的《正光历》以及唐《开元大衍历》等中国古代的重要历法也都是卦气说影响的产物。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依据象数易学从根本的原理上阐明天地自然之道，阴阳二气之流转，作为历法制定的原则;利用卦气说中的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模式，与历法的建构模式类比;借用“大衍之数”等概念范畴，用“揲蓍成卦”的“虚一、分二、挂一、揲四、扐余”的程式、数目及其自然哲学之寓意，以说明历法中相关数目的设定、安排及其象征意义等。

影响之二:象数推理启示了古代数学的建构。汉代象数易学讲究观象又显象，而显象的方法是以数字卦形式进行的。汉代著名的数学专著《周髀算经》，其原理明显受到数字卦的影响，它以易学中的三两说为基石，通过数的演算，发现了数目之间的相倚关系，创造出“高积矩图”。此图“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以方出圆”，不仅含有勾股玄和三角法则，还含有方圆演算规则，它们之间相互转化，以中五为核心推演出四方之数和六十四卦之数，而方圆勾股玄及开方等演算即在其中，总结了以前的易学数学，提出相倚说，是一种可贵的理论思维［5］101。可谓象数易学对数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前文提到，《易纬》中提出了“九宫数”，它以十以内的自然数进行排列，横行、竖行和斜行，其和都是十五。这实际上是数学上的幻方，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之感叹:“幻方在中国出现的年代至少可以说比希腊要早两个世纪。”［6］而汉代象数易学中对数学方式的构建更为玄妙:京房以五行六位的图式为基础，发明了一套推算卦气运转的公式，称为“月建”、“积算”;《汉书•律历志》推“大衍数”而得到二千三百九十二个“月法之实”等。当然，影响绝不仅止于汉代。在北周数学家甄鸾、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的著作中时常会看到“积算”、“九宫”、“四象会元”等概念范畴。至于将汉代象数易学的数及其图式与数学研究相结合的个案，更是屡见不鲜，如明程大位所著的《算法统宗》，方以智创立的代数学等。

影响之三:卦气理论示了后世中医学对于人体生理变化的认识。在此方面，《易纬•通卦验》的影响最具代表性。《通卦验》明确指出气候的变化会通过八卦之气的运行对自然万物及其人体健康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其以坎震离兑四正卦，“每卦六爻，既通于四时、二十四气，人之四支、二十四脉亦存于期”［2］87，四时与四肢、二十四气与二十四脉得到了对应。而且它在提到人体十二正经脉时，明确区分了手足三阳三阴脉。这些思想得到了后世中医学家的充分利用:汉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即以三阴三阳为经脉的根据，以艮巽乾坤四卦为位，以定节气物候之变，来判断病症状况;金代刘完善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亦以十二消息卦分析病症的缘由，以乾坤泰否复娠六卦，论述阴阳寒热消长互变之理，并将关于“火论”的病机系统化和理论化，奠定了温热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古代中医学的诊断学、十二经络图、病因病机学说中，关于“卦爻象”的言说已成为它们对人体结构的探寻基础。其根据自汉代形成的象数易学中的方位图和六爻画的层次性，推衍出一套系统的“唯象医学”理论体系，让象数成为反映人体内脏本质的外部征象与生命科学学说的重要方法。

影响之四:以象数学说形成的易学自然观为古代物理、化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毫无疑问，在以讲究直觉、感性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思维影响下，古代学者对事物的本质与架构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象数易学从本质上讲，也并未摆脱此类局限。不过，其将阴阳二气变化法则与象数运转相结合的思路却对后人探讨世界本原与运动规律提供了重要启示。尤其在东汉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中，作者充分运用象数易学的纳甲法、坎离为易说、十二消息卦等论述了炼丹的器皿、原料、火候、效果，在中国古代物理学史、化学史、冶金史和药学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周易参同契》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同类中异性物质结合方能产生新化合物，一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开创了古人对物质组成部分及其结构变化新的认识。五代的陈抟便以这一认识，借用卦爻象和阴阳之数说明炼内丹的过程，期望通过时空方位与气的结合达到改变人体的细胞组织结构，增强细胞组织活力。［5］102而明代的方以智以象数学探讨自然规律，运用阴阳五行的性质及七要素的关系改造自然规律以利民用的思想，亦发端于此。

古代科学技术范文第2篇

坚定不移地加快现代化滨江城区建设

同志们：

这次区委全体（扩大）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江苏、南京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对江苏、南京发展的最新要求，根据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的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推动全区上下更加自觉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推进富民强区和“两个率先”进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江城区。

下面，我代表区委常委会向大会作报告。

一、认真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全区三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在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认真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按照“解放思想、争先进位、协调发展、以快赶强”的总体要求，开拓创新，团结拼搏，三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月，全区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同比分别增长、，提前一个月实现“双过半”；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同比增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同比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同比增长倍；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思想解放不断深入。“‘三个代表’在下关”学习教育活动为民办实事阶段成效显著，共走访困难群体余户，为民办实事余件，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困难，使干部受到教育，群众得到实惠。以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题，进一步在全区兴起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热潮，形成了坚持经济城建互动、富民强区共进、经济社会协调、改革开放同步、人与自然和谐，统筹发展，推进富民强区、“两个率先”的工作思路。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江苏、南京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集中开展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调研活动，举办了近名机关科以上干部参加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培训班，进一步增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提高。经济工作组织程度进一步加强，召开了一系列经济工作会议，出台了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招商引资等工作意见，经济工作月分析、季讲评、重大项目专题协调和区四套班子领导三联系等制度得到认真落实，各类专题招商活动广泛开展。根据省市要求认真开展了固定资产投资清理工作。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平台建设成效明显，新建都市经济园区个、现代化商贸服务设施万平方米、楼宇经济平台万余平方米。市场建设持续升温，建成开业家，在建项目个，新增市场营业面积万平方米，市场成交额达亿元，同比增长。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新办、引进内资企业家，新增注册资本亿元；新批外资企业家，合同外资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倍和。企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加快，家完成改制，家进入资产评估，家进入方案制定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工业经济发展势头较猛，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亿元，同比增长。月度财政收入连创新高，月、月连续突破亿元大关。

沿江开发步伐加快。建立了区四套班子领导重点工程分工负责制，领导力度进一步加大。坚持规划先导，委托市工程咨询中心、省规划设计院编制了沿江开发战略规划、全区总体发展规划及控制性详规方案，以及产业布局、市场建设、旧城改造、旅游发展等专项规划。落实并实施了项、总投资达亿元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及环境整治项目。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世茂外滩新城项目一期完成拆迁总量的，会馆工程主体封顶，酒店项目启动桩基工程。静海寺——天妃宫历史景区项目完成拆迁总量的，其中天妃宫项目近期将开工建设，静海寺项目一期基本完成拆迁，正进行规划方案评审。孙家洼经济适用房全面开工，幕府西路中低价商品房一期工程拆迁加快，即将开工建设。热河路商贸商务区项目正在申领一号地块拆迁许可证，二号地块出让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完成北祖师庵路、四平二路拓宽改造工程，基本完成防洪排涝工程。明城墙及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进入拆违拆迁阶段。

富民工作成效明显。专题召开了全区富民工作动员大会、就业再就业现场会，出台了《加快富民工作的实施意见》并进行了目标分解。组建创业考察团赴温州等地学习考察，组织创业宣讲团深入社区宣讲创业经验，创业致富的氛围进一步浓厚。坚持创业富民导向，积极推进充分就业，全方位做好创业服务，全区新增就业岗位个，实现再就业人，开展各类技能培训人，创成充分就业社区个，新增个体工商户户、私营企业家，为家民营企业担保贷款万元。以“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为基础，社会保障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新增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人、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人、城市生活保障线参保人员人。切实加大对弱势群体、困难人群的关怀和帮扶力度，共发放春节慰问金万元，发放医疗救助券万元、助学券万元，资助、奖励自谋职业残疾人万元，安置残疾人就业人。

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进展。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全面展开，“诚信宣传月”、“文明从社区起步、从细微处入手”等主题活动深入推进，地区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宣传工作有声有色，创办了《南京晨报·财富第三商圈》专版，地区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城区工作受到省检查考核组高度评价，全国第四届科技周暨省市第十六届科普宣传周活动富有成效。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完成所职校、所小学的调整合并工作。顺利完成区文联换届任务，第三届社区文化艺术节拉开序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全民健身活动成效显著。成功承办并参加了市届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取得金牌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切实加大社区经费投入，区社区服务中心、社会福利院建设进展加快，创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工作扎实推进。进一步健全计划生育三级服务网络，省级计划生育示范区创建工作取得新进展。以创建省级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为抓手，深入开展“社区健康零距离”等主题活动，建成个标准社区卫生服务站，公共卫生网络体系初步形成。广泛动员，快速反应，严防死堵，成功阻截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双拥工作扎实开展。史志、档案等工作取得新成效。

政治文明建设稳步推进。强化目标管理，制定并实施了政治文明建设工作目标。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较好地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区政协充分发挥人才荟萃和联系广泛的优势，较好地履行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统战和民族宗教工作富有成效。工青妇等群团工作取得较好成绩，区妇联圆满完成换届任务。老干部、关心下一代等项工作不断加强。人武、人防工作扎实有效。深入开展“四五”普法，认真学习贯彻《行政许可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区进程进一步加快。政法系统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开展各类创安活动和“严打”、反邪教等专项斗争，积极构建、初步形成社会治安大防控网络、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创成平安社区个、平安学校所、平安单位个，有力地促进和维护了全区社会政治稳定。创建平安学校和城区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经验在全市推广。

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加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出台了区委全委会票决任用区管党政正职领导干部的暂行办法，开展了民主推荐市管和区管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提拔、交流了一批区管领导干部，先后选派了多名年轻干部到社区挂职锻炼，干部队伍的能力和积极性明显增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五好基层党组织创建活动有序推进，成立了建宁路大市场党建联席会，制定并试行了发展党员票决制意见，对困难党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帮扶活动。围绕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机关，机关思想作风建设成效明显。结合学习《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启动实施了廉政文化建设“七个一”工程，深入开展了反腐倡廉“六个专项治理”工作。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力度，查处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和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件，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贯穿于全区三个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经济加快增长的动力还不强，特别是由于部分行业过热以及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到位，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建设和招商引资不同程度受到信贷紧缩、原材料价格上涨、能源供应紧张、土地审批从紧等因素的影响，有的增势放缓，有的效益下滑，有的资金接续不上。二是城市建设因拆迁安置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拆迁进展不快，安置矛盾较多，使重点工程建设和危旧房片区改造的进度受到较大影响。三是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因企业改制和城市建设管理引发的信访特别是集访量大幅上升，各类刑事案件尤其是“八大类”案件呈现上升趋势，维护稳定工作的压力很大。四是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复杂的矛盾，有的同志精神不够振奋，克难攻坚的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创新的举措不多，与加快发展、争先进位的要求不相适应。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全面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清科学发展观对加快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

在江苏、南京加快“两个率先”的关键时刻，总书记亲临江苏、南京考察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和总体布局，系统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理论依据、本质内涵和指导意义，对江苏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六个坚持”的基本要求。总书记的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对新形势下进一步贯彻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实际指导，对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实践“三个代表”、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力实现“两个率先”的新的动员令，对处在发展关键时期、改革攻坚阶段、富民强区任务突出艰巨的下关来讲，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是当前全区各级党政组织的首要政治任务。全区上下要在前一阶段传达学习、集中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刚刚闭幕的省、市委全会要求，紧密联系下关实际，把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不断推向深入，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市的决策要求上来，自觉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关富民强区、“两个率先”的全局，指导三个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

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必须充分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要牢固树立、切实强化四个意识：一是加快发展的意识。加快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坚持加快发展对于目前仍然处于相对后进的下关来讲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强化加快发展的意识，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推动发展。要始终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发展硬道理，抢抓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下关经济社会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更快更好的发展。二是以人为本的意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我们要牢记下关群众总体生活水平不高，特别是困难群众、弱势群体较多的区情，坚持把富民摆到全区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富民促进强区，以区强保证民富。要进一步挖掘民智，用好民力，关注民生，纾解民困，通过激发群众创业、创新、创优的潜力和活力，实现加快发展，让发展的每一项成果都惠及广大群众。三是改革创新的意识。改革创新是加快发展的根本动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不断推进改革创新。能否大胆改革创新决定着下关加快发展的活力能否得到进一步增强，面临的难题能否得到有效破解，影响加快发展的观念和体制障碍能否尽快消除。全区上下要进一步营造改革创新的氛围，大力推进思路创新、工作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技术创新，以创新的思路和举措，解决当前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四是协调发展的意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反映了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必然趋势。作为发展相对后进的地区，必须明确加快发展需要协调发展，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发展的道理，坚持从下关实际出发，努力探索富有下关特色、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路子，自觉做到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关注科教文卫体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在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更好地兼顾到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在实现经济更加发展的同时，使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省市委的部署，在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中，要做到“六个坚持不动摇”和“六个进一步”。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进一步加快下关经济发展。进一步强化中心意识、发展意识、责任意识，一着不让地组织好各项经济工作，自觉地把服从国家宏观调控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更加注重结构的优化、档次的提升和效益的提高，做到有效益的速度不能慢，符合国家政策的投入不能少，有前景的经济增长点不放松，不符合调控要求的项目绝不上，把加快发展、全面发展、统筹发展贯穿于争先进位、“两个率先”的全过程。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加快创新来加快发展，通过解放思想来破解难题，找出新条件下加快发展的新办法，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平台上创新领导方式和工作机制，倾力营造低门槛进入、低成本发展、高效率服务的投资发展环境。进一步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以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工业为重点，加快发展区域经济、开放型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突出发展商贸流通业、旅游休闲服务业、房地产业和其他新兴三产，着力发展园区经济、楼宇经济、总部经济，促进下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提升增长质量，提高地区经济总体竞争力。

坚持沿江开发主体战略不动摇，进一步营造下关城市建设新优势。新一轮沿江开发，既是省市委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更是下关不可错失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和全区工作的总抓手。要按照建设为全市国际制造业基地服务的平台，展现古都风貌与现代文明的重要窗口，接转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载体，南京以江为轴、跨江发展的纽带的总体战略定位，坚持以产业化、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化互动为重点，加快下关沿江开发。突出三汊河——老江口段等沿江重点区域，突出商贸服务、旅游休闲等重点产业，突出世茂外滩新城、静海寺——天妃宫历史景区、南京第三商圈、热河路商贸商务区、商埠街现代化教育片区等重点项目，突出以道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大项目带动，高强度投入，着力打造“三带两区”，即滨江风光带、明城墙风貌带、外秦淮河景观带和以现代商贸商务、休闲旅游为特色的沿江城市功能区、现代服务业中心区，力争通过年的努力，使“三带”出形象、“两区”见成效，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化、现代化水平，充分展示下关滨江自然景观和现代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的亮丽特色。

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优先不动摇，进一步加快富民强区步伐。切实统筹处理好群众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的关系，把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加速老城改造与改善群众生活条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与支持群众创新创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全面提高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抓住全民创业和充分就业这个核心，以创建充分就业城区为抓手，认真落实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健全就业服务体系，通过大力发展民本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购买社会公益性岗位、开发社区有偿公益劳动岗位等多种渠道广辟就业岗位，积极鼓励和倡导自谋职业、就业脱贫、创业致富，营造优良的就业环境。继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生活，加快构筑“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保障机制，完善“五位一体”社会救助网络，提高解困能力。加快危旧房改造和老城环境综合整治，加强科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发展，着力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进一步增强下关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活力。要紧紧抓住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与外资、民资大发展的重要机遇，抓住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紧把信贷与用地“闸门”带来的沿江开发和危旧房片区改造的重大机遇，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各项改革同扩大“三全”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市场调节的手段，把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重新整合配置起来，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调动内部外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加快发展。要进一步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国有、集体资本的有序进退，使企业真正成为规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加强分类指导，全面启动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深入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快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和投融资运作平台，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扩大企业和社会投资的自主权，实现投融资方式多样化。继续强力实施开放战略，进一步挖掘、整合区域招商资源，结合沿江开发和旧城改造，抓住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项目，积极创新招商机制，坚持内资外资并重、引资引智并举，力求实现高层次、宽领域、大规模、产业链式的招商引资，形成招商集群效应，向外部资本、国际资本要先进生产力。

坚持注重环境建设不动摇，进一步提高城区综合竞争力。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出效益，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进一步强化环境优先的理念，突出地区特色，打造工作亮点，切实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人文生活环境，努力使下关成为投资的乐土、居住的乐园。要深入挖掘下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独具下关特色的文化品牌，把下关建设成为浓缩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独特魅力的标志性区域，建设“文化下关”。加大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力度，加强城市绿化、美化和对区域内山、水、城、林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及开发利用，加快建设“绿色下关”。进一步强化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广泛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努力创建最安全城区，建设“平安下关”。切实增强各级党员干部的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效率意识，提高行政机关的决策效率、审批效率和办事效率，提高为发展、为基层、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能力，建设“效率下关”。

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动摇，进一步推进各项创建活动深入开展。要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多样化、民主法制与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发展趋势、特点和工作要求，积极探索具有下关特色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新路子。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委、政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着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着重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上下功夫。进一步加强党对人大、政协工作的领导，加强与派、工商联和各界人士的合作共事，巩固和发展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推进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范围。要以文明城区、全国科普示范城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部级社区建设示范区、省级计划生育示范区等各级各类创建活动为抓手，进一步加大各方面投入，积极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继续深化学习型城区建设，不断激发市民的创新创业创造能力。更加注重社会事业的发展。繁荣文化艺术，壮大文化产业，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创优经济发展环境。切实加强人才工作，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使用、引进、激励、保障机制，构建人才高地。继续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优化整合医疗资源，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下半年是全面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阶段，是进一步推进沿江开发、加快现代化滨江城区建设的关键时期，全区上下要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工作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适应经济“紧运行”的形势，创新思路，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实现沿江开发新突破。进一步强化规划引导，依据下关沿江开发战略规划、全区总体发展规划及控制性详规方案，着手制订中山码头——老江口一线、静海寺——天妃宫历史景区周边及姜家园——二板桥地区等重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切实加快世茂外滩新城、静海寺——天妃宫历史景区等重点工程拆迁，确保全面开工建设。积极推进滨江大道东延南下、江边路南延、江东路（下关段）拓宽整治、察哈尔路西延、长江大桥南引桥下桥匝道等工程建设。加强环境综合整治，积极推进中山北路、建宁路景观改造工程，实施外秦淮河、金川河水环境整治工程，开工建设三汊河河口闸、河口公园。完成南京西站至南京站铁路沿线（下关段）环境整治和建宁路至挹江门段明城墙绿化工程。加快推进卢龙山庄、清江西苑三期等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孙家洼经济适用房、幕府西路中低价商品房建设。确保完成今年城市建设的目标任务。

实现经济发展新跨越。认真开展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超前筹划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编制工作。制定实施全区楼宇经济发展规划，完成下关商贸流通业发展规划、幕府西路金属物流园区控制性详规，编制全区旅游发展规划，加快经济发展平台建设。积极推进市场建设，建成开业大方国际家居广场（一期）、红桥、鑫桥、绿城大厦等家市场及华东鞋革城、米兰假日大酒店。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借助第三商圈市场群，打造市场建设与楼宇经济的复合型载体，整合利用利恒商务楼宇、物资大厦裙楼和省农垦商务楼等区域存量资源，打造高端楼宇经济载体。实施跨区发展，打造阅江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区、建宁——新篁工业集中区、三友湖综合开发等项目，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认真准备、积极参与“港洽会”、金秋经贸洽谈会以及境内外各类招商活动，加大利用外资开放度，把利用外资拓展到教育、文化、卫生、商贸、旅游、城建等各个领域。加快企事业单位改革，全面完成家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工作，力争完成阅江楼景区经营权转让工作。确保完成今年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

实现富民工作新提升。进一步加大舆论宣传，积极引导群众转变就业观念、激发创业热情。全面完成小康目标住户调查工作。建立健全小额创业贷款担保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园”的功能，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开通创业“绿色通道”。积极推进“工程”，力争今年以上社区达到充分就业保障社区标准，明年实现创建充分就业城区的目标。继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巩固“两个确保”成果，依法强化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不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覆盖面。确保完成富民工程的目标任务。

实现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事业新进步。以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为龙头，深入开展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打造“建宁路东段诚信一条街”。以评选“学习之星”、“机关工作创新奖”等工作为抓手，大力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加强对各类教育基地的建设和管理，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有机结合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积极做好迎接全国科普示范城区抽查准备工作，确保创成全国科普示范城区。稳步推进教育布局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名优校创建工作，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大力开展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认真组织好第三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开展创“品牌文化广场”、“文化小区”活动，繁荣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扎实开展“社区健康服务零距离”主题活动，积极创建省级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继续组队参加市第十八届运动会，全面备战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力争取得好成绩。积极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做好史志和档案等工作。确保完成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

实现政治文明建设新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政府、政协以及群众团体的领导，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重视党管武装，按照对台军事斗争的需要，切实加强民兵预备役和人防工作。发扬双拥工作优良传统，深入开展军民共建活动，争创省级双拥模范区“三连冠”。进一步做好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积极实施“四五”普法规划，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努力推进依法治区进程。进一步强化维护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深入开展各类创安活动，继续巩固和扩展社会治安大防控网络，切实加大“严打”整治和反邪教斗争力度，全力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确保完成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

四、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政治保障

能否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努力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整体素质。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是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要前提。要强化理论武装，紧紧围绕富民强区、加快发展主题，针对班子建设和工作中的突出矛盾问题，进一步加强各级中心组学习和民主生活会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努力使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忠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强集体。要强化大局意识，不断健全完善重大问题科学议事和决策机制，建立完善区委常委、党员副区长和各党工委成员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努力使各级班子成为讲政治、顾大局、重团结、守纪律，善以长远眼光谋划发展、以全局意识统筹发展、以科学态度抓好发展的坚强集体。要强化纪律观念，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加强对决策权、审批权等重要权力的监督，严格实行决策责任和执法责任追究制，努力使各级领导班子成为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带头贯彻上级决策部署、主动维护政令畅通的坚强集体。

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努力提高执政为民的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点工程，必须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正确的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支具有较强领导和实践科学发展能力、真心实意爱民为民利民的党员干部队伍。坚持以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推进执政能力建设，把是否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是否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是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形成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能力建设、肯干事、会干事、干好事的导向。继续坚持以发展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的用人导向，完善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继续积极启用政治上靠得住、发展上有本事、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坚持以完善的干部培训管理机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党员干部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制定培训计划，进一步拓宽党政校阵地培训、基层实践锻炼培训、部门间交流轮岗培训、经济发达地区挂职培训以及高校和其他社会教育机构提升培训等渠道和方式，因材施教，因需施训，切实提高培训实效。坚持以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保障和促进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特别要重视抓好改制企业、非公经济组织和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不断增强党的基层组织活力。

古代科学技术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李约瑟现象官科技科学技术史官僚政治

李约瑟博士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提出这样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八世纪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①“为什么近代科学(如我们所知道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起)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②由于李约瑟博士的特殊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以及这一命题本身内涵的博大精深和极强的扩展性，使它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多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和丰富这一命题并给予各种各样的解答。比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很早就提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③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哪一个外国学者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受到广泛的尊敬，也从来没有哪一个问题像“李约瑟现象”那样受到广泛的关注，更从来没有哪一种思考在问题本身以外让我们获得如此多的扩展。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更是林林总总、多姿多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科技史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古代及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本文将从一个比较具体、比较直接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析。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有一个较为特殊(相对同时代的世界各国而言)的特点与现象，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科技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多以官方为主，古代科学家多数同时又是政府官员，④他们进行科技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集中统一”的特征明显。我们称这种特点与现象为“官科技”。

“官科技”现象及其制度化存在，在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多方面的表现和巨大的影响等都与李约瑟现象的形成有着极为直接、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李约瑟现象是中国古代(影响到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果性表述；“官科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体制性、事实性表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剖析，对我们深刻地解读李约瑟现象大有益处。

一、“官科技”产生的历史缘由

科技活动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大环境中进行的，它和这个大环境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并受这个大环境的制约、影响甚至规定。尽管产生我国古代“官科技”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无非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考虑。

第一，“官科技”首先产生于官方组织、领导农业生产的需要。

中国古代社会，说到底是一个农本位+官本位的社会。农本位与官本位的结合是国家管理者最主要的职责，也就是组织与领导农业生产，并因此而组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中国古代三大科学中的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研究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官方建立天文气象、地理等研究机构的出发点。可以说，从早期的公共管理机构到后来的国家机构，其构成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具有相关技术的人员得以进入管理机构。

在我国古代原始氏族公社阶段，氏族首领往往是农业及其有关科技知识的掌握者。如舜的先祖“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⑤就是说幕有候风知识，有预报气象的本领，有助于农作物因时顺季获得丰收。此后，候风知识成为舜的世袭家学，并成为其家族各代世为虞君的重要因素。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组织、领导农业生产都是官府的核心工作，并使与之相关的官方科技活动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核心内容。

可以说，农业的需要是古代中国“官科技”特点形成的最初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皇权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的基础，皇权是国家的集中体现。皇权的需要明显地表现在为皇帝的神化和皇族生活服务方面。

中国古代，造神运动与皇权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清康熙，都被赋予神的力量。最初，人们只是出于对杰出首领的敬慕而将其神化，后来，统治者们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而制造出“君权神授”的理论。由于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是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的，所以必须取得天文学方面的根据。因此，我国古代的天文学除了具有指导农业生产的实用性外，它还是维护皇帝“天子”神话的工具。我国古代的历法从来都是由皇帝来颁布的，它也是皇权的象征。

除为皇帝“天子”神话服务外，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还被用来为皇室的生活服务，如医药、建筑、陶瓷技术等。我国古代的中央政府都设有太医院、御药房一类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为皇室成员服务，有时也在皇帝的指派下为大臣们服务。我国古代辉煌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也是古代皇宫和皇家园林建筑。在当时，掌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一般都设有营造司等机构专门主管宫室建造缮修工程事务。而中央政府机关中的工部也有修建宫殿、园亭为皇室服务之职责。如清代世袭的建筑设计官“样式雷”家族，就是主要服务于皇室的。可以说，当时的官方手工业主要是为皇室服务的。

第三，“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

以中国古达的制图学为例：在我国古代的政府行政活动中，地图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主要表现为它被用来作为征收赋税钱粮的凭据和行政区划管理的工具。如：秦汉之际，萧何在刘邦攻人咸阳之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⑥(图书即地图、户籍)，掌握山川险要、物产分布、经济虚实、郡县户籍的数字等，因而在楚汉战争中圆满地完成了输送士卒、粮饷的任务。

这种以地图为行政管理工具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大多如此。就是因为制图与国家管理关系重大，致使中国古代有一些名臣钻研制图学。如我国古代创造“制图六体”的著名地图学家裴秀就是晋武帝时的“司空”(相当于宰相)。

第四，“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军事、政治活动的需要。

仍以制图学为例：制图学在国家军事活动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管子·地图》记载：“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在我国古代，掌管军事的兵部都设有职方司(或类似机构)掌管军事地图的制作与日常管理。

此外，地图还具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早期的分封活动中，地图被作为领土的象征而被授予各领主。而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地图也作为领土的象征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凡投降国或归附于中央的小国总是以献地图作为投附的象征。

总之，“官科技”产生于各种官方活动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而这种官方需要表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性，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以实用技术为主。

二、“官科技”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作为农业国家管理的工具，表现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与科学技术活动的关系上。

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部落联盟中就设有有关科技的公职。天文学在原始社会是所谓“带头学科”，自颛顼始，部落联盟设立了观天的职事。如《国语·楚语下》载：“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尚书·尧典》又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据考证，古籍所载的这些司天的人员，皆为部落显贵之后。这表明，观象授时的知识，都被担任公职的司天人员等所垄断。

在我国古代国家机构渐为严密之后，科技机构的设置也更为明确。以《周礼》上的记载为例：《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有掌医之政令的医师，并设有食医、兽医等专门医疗机构；《周礼·春官·宗伯》中有掌握历法工作的冯相氏，有掌握观测天象和占星术的保章氏；《周礼·夏官·司马》中有掌管六牲的牧人等，有掌管地图的职方司，有掌土圭之法、进行大地测量的土方；《周礼·地官·司徒》中有掌识别土壤和根据不同土壤施肥的草人，掌农田排灌和耕作的稻人；等等。后世的历朝历代，都在国家机构中设立有相类似的科学技术机构和职能部门。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官员曾属于国家最高领导阶层的范围内，如大司农等。但在封建社会后期，此类官员的地位有所下降。以清代为例，清代的科技业务机构一般属官僚机构中的中、下层，钦天监监正为正五品，太医院院长官为正五品，其他有关官吏的品秩皆在此之下，更有甚者，御药房与寿药房的业务人员名为“苏拉医生”，其地位与差役“苏拉”相近。

第二，我国古代的“官科技”还表现在官方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的控制上。

中国古代的官方科技人员多为世袭，一般不得脱离。尤其是专业性强的部门，如太史、巫(医)师掌管着天文历算、医药等知识和技术；司徒、司空等垄断着农业和手工业知识和技术等。这些官吏多是子就父学、世代相传的“畴官”，如清代的雷氏家族世代为皇家建筑师。而技术工人则世袭为“匠户”等。官方控制科学技术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世袭官僚、官匠掌握科学和技术。我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府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冶铁技术也控制在官方手中。而铁器的革新也多出白官方工匠之手，并通过官方加以推广。

第三，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还突出表现在“学在官府”，科技知识的传授工作主要由官方进行。

我国古代教育以“经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科技知识的教育只占较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科技知识的教育主要为官方垄断。官办科技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其掌握者多是与之有关的衙门，如太医局掌管医学教育，算学与天文学属太史局、司天监掌管等。而且这种教育多是为培养这方面的官吏，即所谓职官性的学校教育。这种官方的科技教育规模之大，条件之优越，是私办科技教育所无法比拟的。

第四，我国古代“官科技”还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礼记·王制》记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清楚地说明了儒家学说中的官科技思想。

此外，这种思想还存在于我国古代科技巨匠们的思想意识中。我们以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巨匠李时珍为例：李时珍不恋富贵，曾辞去太医院院判一职。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摆脱官科技思想的樊篱，临终之时，还嘱咐后人将其刚刚完成的巨作《本草纲目》献给朝廷。这种将自己的科技成果献给皇帝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普遍。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其一生的主要科技活动都是为官家服务的，其成果多是他自觉地献给皇帝，《玉海》卷十四载：“元祐三年八月丙子，沈括赐绢百匹，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类似的记载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还有很多。总之，中国古人的官本位思想在其科技活动中也有充分体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官科技”作用的辩证分析

以上所谈的是我国古代“官科技”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表现。而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性质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沉重桎梏。也就是说，它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中国古代科技领先和近代科技落后的最为直接和具有关键意义的原因。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首先表现了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包括：

第一，国家政府中有关科技机构的建立，使一些重要的实用性的科技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职业，并保证了这些科技事业能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和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科技活动相比，优势是明显的。

第二，在我国古代史上，由于献科技成果而获赏、升官、免罪的例子是很多的，这在实际利益上刺激了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热情。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这种刺激发明、创造的具有十分现实利益的鼓励则较少。这无疑大大限制和削弱了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和创造热情。而统治者主观上的不支持，则直接迟滞了本国的科技发展步伐。欧洲发展史上的“灰色中世纪”也与此有关。

第三，官方性质的科技活动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长期地、大量地、系统地积累科技资料。

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的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天文、气象、地理、中医药学资料，它们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为系统、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科技史料。

第四，官方机构中往往集中了全国的优秀科技人才，在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科技活动。

我国古代曾经进行了一些当时其他国家科学家所无法想像的科技活动，如僧一行等人进行实地测量子午线长度的科学活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世界大地测量史上规模空前的测绘活动等。这些大规模的科技活动解决了一些当时的科技难题，取得了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而在其他国家，如在俄国，直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科学研究工作仍完全由平民知识分子和下层僧侣去做。沙皇政府不但不关心科学事业，而且限制科学创造，俄国科学家要在经费不足、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从事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第五，我国古代“官科技”的特点，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有利于科技成果的推广。

我国古代曾由国家颁行了多种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方面的法令，其中，建筑工程、机械制造、手工工艺等方面较为典型，如著名的《营造法式》、《木经》等就属于这种标准技术文件。在我国古代，科技成果主要是通过官方推广开来的，如蔡伦的造纸术就是由官方推广到全国的。我们可以想像，这种形式的推广要比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传播快得多。而且，我国古代的出版技术领先于世界各国，国家常常把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出版颁行，甚至有些作为国家法令来颁布。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极为普遍，有益于推广先进的科技成果，加快它们的应用进程。

总之，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特点，曾在历史上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最直接的原因。

但是，事物总是具有它的两面性。我国古代主要科技活动的官方性，曾经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也隐藏着消极的因素，特别是当古代科技发展到了高峰期之后，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长期稳定、日渐僵化的大背景下，它成为科学技术继续发展的沉重桎梏，成为我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官科技的消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事物的发展首先取决于需求的产生，没有新的强烈的需求就不会有新发展。

在“官科技”的情形下，需求主要来自于封建统治者，封建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主要是维持当时的农业生产、保持“天子”神话、为统治者服务等。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古达的三大科学——历算、中医及地理学和发达的三大技术——陶瓷、建筑和纺织，它们皆为实用之术。这种与农业时代和封建制度对应的低水平的需求是不会成为近代科技产生的动力的。相反，它还压制着新的创造要求。由于官方只重视科技为其统治活动和农业生产等服务，造成了中国古代实用科技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在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的理论性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相对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潜力，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会进入趋于停滞的状态。而欧洲的学院式科学，则在自然哲学和理论性自然科学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我国古代的农本位和官本位的双重枷锁，极大地压制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

第二，“官科技”的副作用还表现在它带有封建官僚政治的一切弊病。

如，它在使科技工作和生产过程规范化、标准化之后，也使这些规程、标准成为僵死的教条，它们限制着一切革新要求，如建筑工程的标准化使我国古建筑日趋统一，形式上缺少变化，甚至当时进行建筑设计时，只须绘出建筑物的平面图就可以了，清代“样式雷”家族所留下来的数千份设计图就基本上是平面图，因为其他内容只需按照标准规定施工就可以了，这无疑对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封建官场的恶习影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三，我国封建社会中，科技官员的地位呈日渐下降趋势，选官制度越来越重道德、轻技术，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技术发展日趋缓慢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首领必须在科技知识，特别是农业知识、天文知识等方面有专长。到我国国家出现初期，科技知识的掌握者由于阶级的产生、政治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地位下降，但仍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知识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一般性工具，它对政治的左右作用已逐渐消失，科技官员的地位不断下降，到明清时期，他们只是一些中、下层官吏了。

武则天时期的一道诏书，对技术官职的升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等差。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妣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者，不得过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二转。”⑦技术官的升迁是受到限制的。这个做法还表现在官吏分途上，向来是位于官吏队伍中的强势——官僚，积极排斥官吏队伍中的另一个阶层——吏。官吏分途，其中就有知识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背景因素。吏掌握的是具体技术，而官僚的知识背景却是儒家哲学和文史才能。很显然，官僚制度中的这种规定。正是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

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更表现在逐渐形成、日渐僵化的科举制度上。郑关应说“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⑧以至清末革除科举制度时，《时报》的文章说：“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簿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⑨选官制度是导向，它必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郑关应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就强调改革学校教育内容，在基础学科设立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这样，在古代中国官本位思想极严重的情况下，学习和研究科技知识对学者们来说，显然是缺乏吸引力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马上造成科技落后，其后果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反映出来，这就使在我国明代科技较为繁荣之后，清代进入了衰落期，这种衰落主要表现为停滞，而停滞就是落后。清代末年，清统治者在火车等新科技事物面前表现得极为无知可笑，就是这种落后的集中表现。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的基本结论有以下几点：

1．李约瑟博士曾思考：“为什么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要有效得多呢?”⑩“官科技”要素是解释这一问题答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2．中国古代“官科技”是农业国家的官方科技，“官科技”作为中国农业社会比较成型的科技体制，必然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阻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官科技”是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表现及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影响。但是，在现今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对官科技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古代主要的、多数的科技活动都与官方有关，没有官方的参与，我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的取得是不可想像的，而忽略了这种古代科技的官方性质，也会使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难以取得圆满的结论。在现有的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著作中，多是以古代科技成就结合时间线索为其写作主线，这就很难表现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全貌，许多科技史上的重大问题也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对“官科技”的展开研究应成为中国科技史的课题之一。

注释：

①J．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9页。

②J．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M．戈得史密斯等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③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④中国古代历代著名科学家大多为政府官员或曾为政府官员，并借此有利的地位开展其科技活动，如李冰、蔡伦、张衡、郦道元、贾思勰、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

⑤《国语·郑语》。

⑥《汉书·萧何传》。

⑦《全唐书》卷九十五。

⑧郑关应：《易言·论考试》，见夏东元编：《郑关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古代科学技术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近代中华科学文化；衰退；制约因素。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淫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著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这一整体思维方式是以忽视部分乃至否认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区别而强调由整体分解出部分、进而由整体的性质来决定部分的性质，这就必然要以思辩和直觉来维持。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是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而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一旦对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或者超出了人们所能直觉的范围，这时人们往往就会否定这一疑问，而不是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种整体性在中国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甚至中国的逻辑学中，则表现出一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中对大自然的理论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科学一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逻辑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带有思辩性和猜测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四、中国科学研究重实用不重理论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等三大理论的发现，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学大发展的序幕。但是中国的研究往往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而进一步的理论则是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注重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忽视对人、社会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终抱定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彻底地杜绝机械、机事、机心，才能使全社会还朴归真。墨家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等问题，且这些工作大都是开创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视对自然的一些普遍问题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如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它也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同时我国发达的兵、农、医、艺四大实用科学传统，都是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如天文学的研究，历代王朝都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而历法的制定和修改与皇权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联系，把天象作为社会人事变迁的重要征兆。科学著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对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农学著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是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从春秋到清末被记录31次，但发现其出现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科学家哈雷；医药学也是经验的汇编，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著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科学著作，对科学理论却极少涉及。超级秘书网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五、结语。

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学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威，在科技方面表现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且科学发展重视以实验为主，所谓科学实验就是对假设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过程不但可以检验其正误，往往还可能提升或推翻这个理论。正因为这些文化传统，西方人士比较习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国科学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而最终不能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参考文献]

[1]钱兆华。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3）。55.

[2]郭忠义。应当重视对传统文化中非科学主义因素的批判[J].新东方，1992（8）。

古代科学技术范文第5篇

生产力系统是由物质构成的。人类在物质形成的过成中，必然需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种种矛盾。将自然界的各种产物转换成人类需要的物品。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生产力。生产力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了所有参与进来的人。不管是处在顶层的管理者，主导者。还是中层人员，以及从事基础劳动的工作人员都在内。这样每一个人都在生产力系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劳动者是生产产品的主力军，劳动力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多是从事身体较为劳累的工作，而非体力劳动者更多的是贡献精神和智慧层面的劳动力，本质上和体力劳动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非体力劳动者的门槛要求相对更高。劳动者本身在劳动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对于自然界资源的依赖的。包括对于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成为劳动者手中的自然资料，同时劳动资料又会在劳动对象本身上形成一定的消耗。劳动的资料可能会发生根本上的转变。劳动者承载着转化的功能，这样通过劳动，就产生了新的社会价值。劳动资料本身也非常的复杂，因为在劳动资料的收集、加工、传输过程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系统。各个系统中关于场地以及生产力系统需要的设备等必备的工具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生产工具的质量决定着生产力系统所产生的内容是否符合人们的需求，所以在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服务对象的一系列基础的实体因素之外，也要注意一些非重要的因素，一些无形的因素。其中在无形的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管理的能力。管理能力是整个生产力系统中最不可或缺的能力，因为一个生产力系统中，必然存在各个环节。包括组织生产、决策制定、品控、现场调解、日常维护和监督等工作。这些都需要一个管理的整体过程。这样才能维持整个生产力系统的正常运转。并且在资源不平衡的时候在系统内部进行合理的调解，保障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这些在电器制造行业尤为重要。物质生产力的构成，通常是在种种物质基础上发挥作用的，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力要素，想办法转化为产品的过程就是物质生产力的构成，中间环节应该确保现实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前者是整个系统的硬实力，而后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软实力，但是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连接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过程就是科学技术突破的过程。所以大哲学家马克思就说过：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科学是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有机结合。科学可以在一些未知的领域，将一些以前不存在的生产资料凭空创造出来，而新的生产资料质量特别的优秀，远远高于传统生产资料的功能。科学技术不再是生产力系统独立存在的因素，而是应该融入到生产力系统中去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电气制造行业，科学技术在劳动工作者、劳动资料的分配上、生产管理上都起到必要的作用。大大提高谢清伦盛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00电器制造行业的工作效率。通过生产力系统的不断改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让整个行业从质和量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样极大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二、科学技术在不同的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2.1生产力系统的发展阶段科学技术在整个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变得不可动摇。虽然在古代，劳动力曾经一度主导着整个生产力系统，但是这些情况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将整个生产力系统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古代阶段、近代阶段和现代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科学技术都有着相同和不同的作用。

（一）在古代生产生活中，劳动力多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简单的体力劳动，在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总结出一套最行之有效的生产之道。运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可以将自然界的生产资料进行简单的粗加工，制作成一系列生活必需品。农业的高度发达，就是最明显的体现。在古代的中国，冶金、土木建造、造纸、制药等方面都有着世界领先的技术。而且也有了很多新的发现。这些都是古代社会科学技术的结晶。但是这些技术虽然被发现，但是在转化为更高级的生产力方面，古代中国做的很不好，例如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在中国只是节日的烟花爆竹，而这一技术传到了西方，却成了长枪大炮，最终成了叩开封建中国的坚船利炮。所以本质上我国古代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耕作，科学技术的应用十分的有限。

（二）在近代的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的地位迅速提高，因为很多国家都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中国在近代也认识到西方的发达科学技术的实力。使得西方社会只需要短短一百年就得到古代中国几千年所取得的成绩。西方社会发明了很多先进的提高效率的生产机器，这些设备帮助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的革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这些生产设备正是科学技术的结晶。所以就有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么一说。科学技术是通过创新的方式改善现有的工作效率。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创新都会造成生产力系统的革命，也包括电气制造行业的革命。科学技术可以比作是生产力系统化学反应的助推剂和催化剂。

（三）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经过近代生产力系统被科学技术的洗礼，以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想对生产力系统的效率和质量进行提高就需要在生产力系统的管理上下功夫。因为社会经济的需求和规模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劳动力、劳动资料已经成了科学技术的附属品，只要科学技术在其他方面都可以解决。管理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系统的好坏。科学技术本身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科学技术是思维和智慧的结晶，对自然环境也不会造成污染。社会的生产资料已经从以前的取用自然，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2.2科学技术在各个行业生产力系统的突破科学技术正在成为生产发展的必要结构，为了快速推动产业化、结构化的发展。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科学是一切生产的基础这样的理论。科学和技术的联系表现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面。在当代三者的关系已经被完全逆转了。形成了技术决定科学的情况，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产生相对应的科学理论知识。这样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社会产业的结构层次越来越明显。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地升级改造向知识技术性快速转变。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邓小平先生就说过：如果摆脱中国现有的境遇，就需要不断对机器科技力量的建设，让中国的企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科技密集型。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国的各个行业都进行了向科技密集型产业的快速转变，在高分子材料产业、军工、航空航天、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工业、材料加工行业。都建立了属于我国自己的科研领域。并且在电子制造的行业转变更是十分的巨大。从十多年前的中国对于电子制造行业的白纸一张，变成了已经形成了多家在世界上具有超强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并且在我国科技产业创造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前景十分诱人。

2.3科学技术在转化率上的时间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缩短了将技术转化为实际应用的周期。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以电子制造行业举例，最开始，科学家在实验室得出的研究成果，转化成行业内成熟的生产力系统技术需要经历十余年，而现如今的电子制造行业，将实验发现的研究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系统的技术只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因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生活的社会才有这么快速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系统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社会经济的每一次突破也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待遇以及科研人员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薪资待遇涨幅也很大。这是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地位不断攀升的一种直观表现。生产力系统对于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一种依赖的状态。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脑力劳动工作者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了体力劳动工作者。脑力劳动者的人数成了劳动者的主体。是科学技术先进生产力的外在表现。现代社会一个典型特征。

三、电气制造行业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3.1电气制造行业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路径科学技术已经在各个生产力系统中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对于电气制造行业的现代化发展同样的不可或缺，电气制造行业本省就是一个高科技行业，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既然现代生产力的本质在于高度智能化、科技化。那么对于电气制造行业就更应该走科技促进行业发展的道路，为了证明科学技术在电气制造行业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应该从科技的角度来考虑；电气制造行业应该继续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以及高新技术。没有科学技术的突破，就没有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高水平的投入，也不会有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实力远超于我国，只有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才能迎头赶上。努力追平以前落后的距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电气制造行业的作用。实现电气制造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3.2电气制造的自动化立体仓库的设计与控制

3.2.1电子制造的自动化立体仓库的设计通常情况下，构成电气制造自动化设备的组件是立体化的仓库单元。主要由挂壁式的机械设备构建起两套仓库系统，同时对于这两套系统应该进行入库设备的检修，且安装托盘的检测传感器。保证两套系统可以共同使用电气制造的自动化立体仓库。在仓库的货架单元上，可以对每一个货位都安装监控设备，保证货位的安全性。在货架上面安装港道装置。保障负责仓库单元的传输带能稳定工作。将安装在货仓的射电传感器放置应有位置。利用同步装置，完成将货物输送入库的工作。对于柔性设备在总控制台上的地位，可以理解成主控制机将柔性设备分配到操作前台的过程。并且在最终的使用上面完成底层的嵌入式开发工作。通过对各个分站的作用。可以有效的实现人机交流。并且根据自动和手动的分站式控制系统，将仓库单元作为整个传输模板以及控制模板进行通讯工作。并且对于主控制系统要暗转最终控制码垛机的运行系统来操作。码垛机是出入库必备的一个设备。码垛机接收到允许入库的信号，将会开始工作，将货物自上而下的运送到库房内。并且在过程中完成扫描、分类等工作。同时对于扫描到的工作元件进行仓格定位。这样能保证传输达到最佳状态。

3.3大力提高电子制造行业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才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虽然现如今科学技术的地位已经非常之高，但是毕竟很多工作还是由基础的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来实施和完成的。生产力系统中的劳动者应该将“物”即劳动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转化率，让劳动者的工作变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品。生产力就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并且加工转化的能力。所以生产力的提高归根结底就是劳动者本身劳动能力以及劳动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现如今高度智能化的现代生产力系统格局。但是如果执行层面不能达到标准，再好的科学技术也发挥不了作用，因为劳动者对于科学技术的掌握和理解，让其在生产中不能很好的造出科学技术理想中的状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很快将会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生产力系统中主要的生产因素，起到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