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资金融通的链条发生断裂，引发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进而使经济总需求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并进一步演变为国际经济危机。伴随着金融危机从国际向国内、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外向型产业向其他产业的传导，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农业农村经济受到的冲击也不断加深。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非常困难，进而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影响我国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影响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要看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在一个全新背景下发生的，即我国与世界、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背景，农业与国民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市场化背景，农村与城市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统筹城乡背景，以及区域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分工协作背景。这要求我们在全新的大背景下审视和思考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那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近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而我国粮价对国际市场跟跌不跟涨，导致农民种粮收益持续下降。近期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更是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新的不利影响。尽管如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农业重中之重的任务。要充分注意到农业与现代金融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反映。一方面，农业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另一方面，金融动荡又会造成农业波动。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金融动荡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越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奠定应对金融危机的物质基础。因此，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远未见底的情况下，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掌握主动权、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工程。

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国际农产品需求减少将继续抑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和外向型农业发展，国际能源价格剧跌导致农产品转化能源需求的减少也将加大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大量农民工回流可能减少农产品需求数量或降低需求层次，也会影响农产品价格走势。其次，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也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总产、单产双双连续五年增加，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油料生产实现较大恢复，扭转了食用植物油自给率连续八年下滑的局面；生猪生产快速恢复，畜牧水产业稳定发展，“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预测，2008／09年度世界谷物产量将达到22.4亿吨，增长5.3%。第三，能源价格暴跌加重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金融危机使得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国际石油价格从2008年年中最高时的174美元／桶下降到年底最低时的35美元／桶，扩展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跌的空间，强化了人们对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预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由大涨到大跌的剧烈震荡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2008年上半年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下半年全面大幅下降，比如大豆国际市场价格高点曾经达近1万元／吨，近期已经跌落到3000元／吨左右，大大增加了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

2009年我国农业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既要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更要保持价格稳定。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产量增长很重要，但在我国农业生产形势已经好转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农产品有效供给在目前形势下是可以确保的，而近期农民增收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09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对农业生产的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确保粮食安全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刺激生产、增加产量，而是要根据需求变化合理确定农业生产目标，把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民收入有机结合。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上，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二是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在粮食连续五年增产、国际农产品供求发生了新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农产品全面短缺的可能性势弱，但近年来生猪、棉花等产品的产量波动充分表明个别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威胁始终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农产品的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应未雨绸缪，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重点防止个别产品的异常变动影响人们对农产品供求形势和宏观经济的预期。三是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应在坚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确保农业发展可持续的基本方向下，重点发挥临时干预政策的作用，尤其要重点运用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政策作为短期调节的政策工具。

二、以统筹发展为长期战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2008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严重冲击，部分企业因出口订单大量下降而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农民工失业滞留城市或返乡回流的现象日益突出。2009年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数量很可能继多年快速增加之后转呈下降趋势。农民就业机会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收入增长，而农民增收乏力又必将影响扩大内需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农民转移就业的严峻形势如果不能扭转，必将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甚至可能加剧我国经济的衰退。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战略的取向矛盾，其间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首先，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就业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战略始终将有限的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投向相对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了区域间经济成长的差异。东部地区工业化份额高、中西部农业比重大的格局既已形成，构成了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初始条件。近些年，我国虽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但从创造就业机会角度看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虽然提出了区域间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设想，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仍然滞后，这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其次，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使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缺失。为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在对外开放政策上没有实施同时开放、同等开放的均等战略，而是采取“东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东部发展的先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方面使东中西部地区间差距逐步扩大，大量中西部劳动力加速向东部流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结构失衡、稳定性下降，一旦遇到外部宏观经济不景气

、国际市场收缩，外向型经济首先受到冲击，在沿海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失业现象就会凸显。第三，偏向政府和大企业的投资取向使得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不一致。我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企业投资，大企业、重化工业投资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对劳动力有排斥效应。本应成为主要就业载体的广大中小企业却由于诸多政策限制而发展缓慢。第四，城镇化发展滞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也至为关键。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使农村劳动力始终处于钟摆式循环流动状态，按照季节、经济周期甚至政策周期在城乡之间流动，而不是定居下来，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户籍制度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以及这些制度改革的滞后是造成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失业的数量可能继续增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可能有三大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而且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简化分析而设计了一个封闭经济的两部门模型，讨论了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及工资决定问题。在当今时代，封闭经济已极为罕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迁移，而只是临时性的转移，因此不宜简单地用短期内局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工资升降情况来判断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其二，为有效地兑现“人口红利”，需要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有研究指出，我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大约在2015年，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长期以来，我国以低素质、低成本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只是短期优势，而高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才是长期优势。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到来之前，应该抓紧时机更快地提升劳动力素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更好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其三，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推进统筹发展，逐步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二是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三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制约城乡融合的二元体制机制矛盾。

三、以政府行为调整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发展中原有的深层次矛盾，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困难程度急剧增加，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表现在农民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农民工工资收入大幅度减少；同时农产品价格全面持续下行，农业收入也连续下降，这些都给将来一段时间的农民增收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8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3971元，实际增长11%，比上年同期回落3.8个百分点。另据农业部2008年12月份最新调查，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528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影响，实际约增长6.9%，增幅低于上年大约2.6个百分点。

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已经呈现多元化格局，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阻碍农民增收的因素，既有经济规律的影响，又有体制因素的制约。首先，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极可能再现。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基本稳定在50%以上，农业收入下降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最近几年农产品供给格局变化很大，供不应求、供求基本平衡和供大于求交织发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求对农业生产的制约将再度显现。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可能出现亏损。据农业部测算，2008年水稻、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品种的亩均纯收益仅为136元，比上年减少31元，棉花亩均纯收益减少483元；10月份出栏1头肥猪平均获利23元，比1月份减少543元，养殖户亏损面已达30.5%；蔬菜、水果的收益也大幅下降。其次，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小和收入弹性下降决定了农业收入增长的难度上升。农产品具有需求价格弹性小的特点，需求变化幅度小于价格变化幅度。200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为36.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3.1%。恩格尔系数下降也意味着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下降。这就决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下降和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重要性的相对降低。第三，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很不稳定。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已成为拉动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达到40%左右。但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还在加深，农民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据农业部2008年12月份最新调查，2008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691元，比上年增长12，2%，增速回落3.9个百分点。第四，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完全建立，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体制依然存在，农民增收缺乏长效机制。从本质上讲，农民收入增加固然仰仗经济增长，受市场经济制约，但更寄希望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应当是工农业相对协调发展的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国民收入分配向“三农”倾斜的阶段。但在各地的实践中，经济发展倚重工业和城市的倾向以及国民收入分配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倾向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财政增收部分主要用于工业和城市，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比重增加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