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分析1

［摘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传承目的，推进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是立足于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对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融合进行探索，明确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汉语言专业的定位，明确汉语言文学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从而指出借助教育培养手段和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可以促进汉语言文学在新时期传承传统文化的推广，二者渗透融合有利于汉语言文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发展。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传统文化；渗透

一、引言

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文明凝聚的活化石，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的一种方式，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相互渗透，如根溯源。由于汉语言文学是中国古汉语与古代文学作品凝聚的精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加强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可以帮助国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具有继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有助于全面提高国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

二、汉语言文学特点概述

（一）传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汉语言文学特点的形成与古代文学形式紧密相关，是在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形成，可以充分体现汉语言文学的独特魅力。中国的文字最早起源于甲骨文，其象形特征记录了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渗透的文明。随着历史文明进程的发展，汉语言文学进入转折性时期，汉语言由传意上升为传情的标志性特点，汉语言文学传递的内容，不再是单纯的象形，在内容上已经开始寄托人的情感变化、心理变化。传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主要是通过文学语言的传播功能，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发展。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言文学一直承担语言、文学、文化有序发展的重任，无论是韵律、格调还是词曲歌赋等方面，汉语言文学都在融合传统文化进行良续发展。

（二）新时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打破了传统汉语言文学单一传承方式的制约，一些网络语言和文学创作模式桎梏了传统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传统特点逐渐被多样性特点替代。尤其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今天，网络信息的开放性让人们逐渐淡忘了汉语言文学的传统文化，多媒体技术人员则运用资源共享等信息技术，建立文学知识互联机制，为汉语言文学信息的有效使用进行交互保障。因此，新时期的汉语言文学发展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交流性和可塑性的特点。（三）明确传统文化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的定位汉语言文学可以让人对语言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赏析能力，要求学生对文学主题传递的主旨、文字表达的内容、写作技巧、修辞运用手段和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具有熟练的掌握能力、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因此，要准确定位传统文化在汉语言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明确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传承和弘扬的重要方式，需要通过教育手段和教化功能，不断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综合素质，在提升学生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自身文化自信，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奠定基础，为跨文化合作提供更多交流机会。

三、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价值

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语言和文字是最好的形式。汉语言文学直接承袭汉语言文化的精髓，经过总结前人经验和多年研究成果，汉语言专业化教育已成体系、成规模，为传播汉语言文化夯实了基础。汉语言文学也为我国各行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人文科学方面，传统文化的贡献意义无可估量。第一，持续深入地研究汉语言文学，能够快速提升全社会对汉语言文化语境的认知，能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汉语言文学只作为独立学科存在于教育系统中，以至于汉语言文化研究被局限在狭小的区域中，汉语言文化的传承受到一定限制。通过改革开放、市场化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间的壁垒日渐模糊，汉语言专业作为基础学科和工具学科的价值正在被挖掘出来，并向跨学科大方向迈进。

第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能够传承并得到发展的重要元素。汉语言文化研究，可以让汉语言语境中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带动全社会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中，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以及抵抗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对我国社会的侵蚀。通过剖析汉语言文化传统语境的优秀组成元素，能够帮助社会各群体在认知、认同民族文化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提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在不断挖掘的汉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中，汲取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营养，统一认识，以去弊存真的态度，面对各种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能够在更加宽松的语境中行进，并最终实现。

第三，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汉语言现代应用研究，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提升整个社会的抗腐蚀能力，从而达到社会文化群体性免疫。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凝聚出无数璀璨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能够薪火不断的原因。将现代文化扎根于历史文化语境，能最大程度的运用好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修复力，在社会上凝聚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向心力。通过汉语言文化研究，在去除封建迷信等糟粕后，让人们在传统优秀文化中得到心灵的洗礼，并在融合现代文化后与时俱进，在时代新目标的感召下体现出社会个体的价值。第四，汉语言文化研究在继承中要正视社会现实，不断挖掘新的发展方向，以融合、创新意识传播汉语言文化。继承和弘扬汉语言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通过“剥茧抽丝”，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式融入到社会实践中。汉语言文化研究的“剥茧抽丝”就是要让民众学会运用传统优秀文化辨识社会上流动的各种价值观以及被伪装后的意识形态。同时，以包容和学习的心态融合外来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并推动中华文化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行进。从而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不同文化需要。以多元对抗狭隘，以包容对抗文化入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复兴事业建构中向更加稳定的方向飞速发展。第五，以汉语言研究为基础，逐步完善汉语言专业化建构。目前，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在教育领域与民间呈现出双轨并进的态势。教育机构传递着理论知识，民间传承着实践方法。这两种方式都各有优缺点，一个重理论一个重实践，而没有将二者整合为一体。因此，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工作，构建理论与实践能够有机融合的一体化平台。培养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技能的素质性人才。

四、汉语言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渗透的路径

（一）尊重融合传统文化的汉语言文学汉语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新时代汉语言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研究如何更好的将传统与现代性融合之前，首先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为研究做好铺垫。只有完备的经济发展体系、良好的发展前瞻性和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保证汉语言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汉语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足之本，是历经几千年建构而成的系统性文化产业工程。与其他门类有所区别的汉语言文化大厦，应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在社会群落的认知中稳定基础性，促使尊重意识形态的构成，正式传统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也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华文明要走出中国，让汉语言文化在国际间得到广泛认可并普及，需要运用好经济市场的桥梁作用，更需要将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进行传播。但是，随着国际交流日渐深入，我国传统文化同样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要坚决树立起尊重传统汉语言文化的意识，让那些优秀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在求同存异中发展汉语言文化，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更加开放的新时代，各个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在向着更加多元、丰富的语境前进。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让外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合理、有益的养料，让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社会广泛传播。

（二）加大传承中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力度现代汉语言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已经呈现出边缘化的倾向。因此，要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化、汉语言文学，就要让全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才能以融合的方式更好的弘扬汉语言文化。中华文明孕育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茶文化为例，中国人饮茶历史悠久，在栽种、采摘以及贸易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茶文化。此外，文化传播融合传统文化在现实中还有很多形式，它们具有更好的传播方式和价值，也更能被社会群落接受，比如24节气和传统节日，都可以极大发挥传统文化的魅力。

（三）借助教育手段加强对汉语言文学的推广发展汉语言文学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空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会让某些汉语言文化、文学与当代人存在认知或认可上的沟壑。因此，要想汉语言文化得到有序传承，就应创造条件借助某些手段，增加汉语言文化在社会中的流动性。比如，可以开展社会活动，在学校利用教育教学的方式进行汉语言文化的认知和认可。现代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也给汉语言文化地传播带来了更加快捷、广阔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借助现代数字传媒技术，用公开课的形式讲解汉语言文化和文学。可以从简单的文字结构开始，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剖析汉语言的文化魅力。让受众在观看学习中掌握汉语言文字成字的特点，并逐渐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感知文字和文学的美，让汉语言文学很好的为市场化经济服务，为传承和发扬汉语言文化夯实基础。

（四）结合多媒体技术丰富教学资源科学技术日益发达，为我国教育事业拓展了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多媒体以及融媒体等已经广泛应用在教学领域，在高校深化教育改革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教改的一个方向。多媒体等数字应用在教学环节，不仅丰富了教学语境和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因此，汉语言专业应抓住契机，将融合与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专业性教学的目标，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和方法。结合汉语言的特点以及学生需求，以传统课堂与数字化课堂的双重教学模式作为教学基础，不断优化教学环节，以模块化、叠加化等手段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教学语境和蕴藏传统文化元素的学习语境。汉语言教学中，利用更多媒体等数字化技术，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织并呈现在课堂上，从而实现教学环节的情景化、趣味化、人性化和直观性，能够吸引学生在线上、线下课堂投入更多的学习精力。不断提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情、认知和认同感，从而提升教学成效。五、结语立足于汉语言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渗透的弘扬与传承，培养学生树立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意识，加大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的渗透力度，发挥教育教化功能，加强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与推广，不仅可以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还可以强化和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有助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李广宽 单位: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传统文化分析2

亚里士多德总结了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对事物运动的看法，指出了事物形成和运动的四种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在《物理学》中，他指出，“（1）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是一种原因，例如塑像的铜，酒杯的银子，以及包括铜、银这些‘种’的‘类’都是。（2）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们的‘类’，也是一种原因。……再一个（3）就是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再一个原因（4）是终结，是目的”[1]。一般认为，质料因是指构成事物的原始质料，就好比造房屋的砖瓦；形式因是指构成事物的样式和原型，就好比造房屋的图纸或建筑师头脑里的房屋；动力因是指推动质料变成形式的力量，就好比把砖瓦变成房屋的建筑师；目的因是指事物产生和运动变化所追求的目的，就好比建房屋是为了居住。这四大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分析可观测事物的方法论[2]。如果将当前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构建，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思考这一事物的运动发展，可以得到关于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一些新发现。

一、从质料因的角度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也要依赖经典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是指在事物运动中不变的东西。就“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而言，其所需的材料就是构建过程中不变的东西。这种东西只能是作品本身。因为无论使用何种归纳方式来对材料进行“运动”，作品本身是不变的思考之基。那么问题在于，网络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作品有何不同。传统文学评价的根基是经典文学作品，从这些经典作品出发，批评家获得自身批评理论的解释力并获得自身的价值。著名批评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的第一句这样谈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经典的关系：“本书研究了二十六位经典作家，并试图辨析使这些作家跻身于经典的特性，即那些使他们成为我们文化权威的特性。”[3]很明显，经典作品是批评家借以进行批评活动的最佳范本。布鲁姆将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萨缪尔、歌德、华兹华斯、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普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等26位作家作为西方“正典”文学的经典作家并进行了分析，以此构建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网络文学评价的根基也是文学作品。然而，这些作品是不是经典，是什么意义上的经典，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传统作家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网络文学”一词的合法性，更遑论承认网络文学也能产生什么“经典”了。然而，如果我们放开胸襟，将“经典”不要仅仅理解为传统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而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作品”，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网络文学本身的巨量作品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作品，比如《甄嬛传》《将夜》《庆余年》《大国重工》《亵渎》，等等。与传统文学作品相比，它们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不足，然而，在网络文学自身的序列中，这些作品可以说得上是佼佼者了。而且，随着这些作品的传播，它们也在不断地提纯、改编，最终可能会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通过对这些新的经典作品的把握，网络文学批评就有了自己的标杆，也会根据这些经典作品形成自己的评价“惯例”，最终形成有网络文学活动自身特色的批评体系。

二、从形式因的角度看，网络文学评价

体系的本质样貌只能来自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事物之所以是事物的“原因”或“本质”。那么从“形式”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它的内容、构造方式和呈现方法就是它的“形式”。这个“形式”来自哪里呢？只能是来自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因为文学评价是一个历史性的活动。它不是今天针对网络文学才出现，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比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叶燮的“才胆识力”，等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更是将艺术性和思想性作为评价作品的核心原则。因此，构建网络文学批评体系不能忽视上述这些思想资源。不过我们一定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纵观目前有关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想，有一些评价内容和展示方式正是因为对传统网络文学批评的充分吸收才受到学界的一定认可。如欧阳友权提出的网络文学批评的“树状”结构。他指出，“从‘文学’与‘网络’的双重属性看，对网络文学的评价既要有‘文学’的维度，如思想性维度、艺术性维度，也不可脱离‘网络’的评价维度，如媒介维度、产业维度，还需要有二者融合而成即‘网络文学’的整体评价维度——影响力评价。也就是说，思想性维度、艺术性维度、媒介性维度、产业性维度和影响力维度，便是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时需要持论的基本维度”[4]。在这个评价树中，欧阳友权认为“思想性维度”和“艺术性维度”是核心维度。这两个维度其实也是传统文学批评的核心维度。这充分表明了网络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文学批评内容的吸收。另外，周志雄在《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维度及构建路径》一文中指出，“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应系统地考评网络文学，应有相应的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审美维度、文化维度、技术维度、接受维度、市场维度，既要注重评价的有效性和通约性，又要能在更高的层面上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5]。他着重分析了网络维度、审美维度、商业维度和理论维度。我们看到，其中的审美维度、商业维度、理论维度也是传统文学批评所关注的批评维度。上述两位批评家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构建的批评标准（维度）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离不开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吸收。

三、从动力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多方合作

所谓构建动力分为谁有资格建构和谁在建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谁有资格建构的角度看，按照文学批评史揭示的惯例，批评主体或者是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或者是贺拉斯、韦勒克这样的文学理论家，又或者是刘勰、圣勃夫这样的文学批评家，都是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网络文学时代之前，他们既有资格又实际通过自己的各种著述实际构建文学批评话语（包括学理基础、批评方法、批评成果等）。但网络时代造成了谁有资格建构与谁在建构之间的差异。有资格构建的可能不屑于构建，而实际的构建者可能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构建资格。前者由于传统文学理论家对网络文学不屑一顾，后者则来自网络文学活动的特点：基于开放性的网络平台，与作者互动、评价文本成为技术赋予网络文学读者的天然权力，尤其是读者中的部分人士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对作品能够提出一些深刻且精彩的批评（起点、豆瓣等平台有不少精彩的读者评价），他们就成为实际的建构者。因此，所谓“建构”的活动就不能仅仅是专业理论人士（很多还并不乐意）的事情，还应该考虑这部分读者的意见，吸收他们的批评成果（虽然很散乱）。然而这一活动的困难在于，专业理论人士和读者在文化环境、学理储备、评判立场上有较大差异，很难聚合。大致可以说，身份和学理决定立场，立场决定了批评的角度，批评的角度决定了批评的结果。批评者是什么身份？基于什么立场进行批评？从什么角度进行批评？（学院的理论性角度？官方的思想性角度？还是民间的娱乐性角度？）有这些差异，批评结果往往会有不同。而“评价体系”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普适性，因此必然面临融合不同批评者的艰巨任务。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但这却是将“个人批评意见”转为普遍性批评法则的唯一途径。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多方融合的批判构建思路。如单小曦提出“合作式网络文艺批评范式”。他指出，“一个时期之内（网络文化的一代成长为批评家主流群体之前），要想对中国网络文艺形成切实有效的批评，需要建构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主体合作的批评形态。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合作主体’已经不再表现为传统现代性那种个体化的自律性的孤立、封闭、凝固的主体范式，而是一种具有‘数字现代性’特征的新型主体范式”[6]。陈海在《中国艺术报》中指出，“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参与。尊重作家对当代文艺批评的意见，平等对话，充分沟通。弄清楚作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评价体系，或者说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可以激发其创作热情。同时也要照顾读者的审美需要，脱离学术论文的桎梏，使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评论语言，生动明快地展示自己犀利而独到的评价思想”[7]。

上述学者的思路是一致的：与传统批评活动不同，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构建需要多方合作，这样才有充足的动力去完成。四、从目的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协调各方目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探究对象的规律，它排斥当下极端的功利性目的。然而，研究者具体的学术研究活动却不是漂浮在天空之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人文科学也要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因此，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也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目的”涉及的是主体的愿望。网络文学活动涉及四大主体：读者、作者、学者、官方。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读者的目的是看到好的、免费的作品。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需要什么评价体系。作者的目的是自己的作品受欢迎，名利双收。他们看起来似乎也不需要什么评价体系。尤其是有作家坚持：创作不能理论先行，要遵循艺术审美规律。这样看起来，似乎只有学者和官方需要评价体系。其实不然。无论是读者想看到好作品，还是作者想要创作出好作品，他们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学批评。有效的文学批评活动会反馈给作者，让他更好地创作。精彩的文学批评作品会吸引读者，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学者和官方是最直接想要评价体系的两大主体。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而展开评价体系的思考，获得的评价体系有助于学术共同体对一部作品进行具有公共性的评判。如果没有一定之规，那么文学评价将成为自说自话，谁说都有理的个人感觉。这样不利于对一部作品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官方往往从规范新兴文艺活动的要求出发，需要用某种文艺规范来对网络文学进行规训，使网络文学作品符合官方的批评要求。因此从目的的角度，读者、作者、学者、官方构建网络文学批评体系的目的是不一致的。目的不同，想要构建各方都满意，能够被普遍承认的评价体系困难重重。虽然如此，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目的是第一位的。虽然网络文学活动各个环节的主体目的不同，但无论是读者、作者、学者还是官方，大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能够构建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评价机制。什么是各方满意？即通过这种评价机制，读者可以读到更多的好作品，好作者可以被关注和支持，学者可以借此公正地评价，官方可以更好地把握网络文学活动。这一最终目标是网络文学批评体系最终有可能完成的根本原因。在具体操作中，也正是有了这一最终目的，各方才能相互容忍、相互协作，构建各方认可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才变得有可能。总之，从亚里士多德有关事物运动的“四因说”来考察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活动，可以从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等四方面获得如下启发：从质料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不能忽视文学经典的作用；从形式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应该积极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中吸收养分；从动力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多个主体的批评动力；从目的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协调各方目的。希望上述启发能够被学界重视，促进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顺利构建。

作者:周艳艳 单位:陕西艺术职业学院讲师

传统文化分析3

文学性因素属于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主要特征。多数传统民族器乐曲能流传至今便在于创作者与演奏者融入了文学性内容，让人们可以从深层角度来体会传统民族器乐曲独有的美感。当人们了解器乐曲中的文学性因素后，便可以在音乐欣赏中感受到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民族器乐曲进行研究。

一、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文学性因素分析

很多传统民族器乐曲在传承过程中成为经典。而经典的器乐曲往往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明确的记录，这也是器乐曲文学性的一种外在体现。因为后人可以通过文献来了解器乐曲创作意图，并结合个人理念来还原器乐曲的意境。文学性因素在古琴曲中的表现较为突出，因为几乎每首经典传统古琴曲都可以在典籍中找到出处，并且能够引经据典地还原成文学内容。例如，从《高山流水》中能够了解伯牙鼓琴遇子期的故事，而《胡笳十八拍》则含有蔡文姬归汉的典故。这种例子在琴曲中数不胜数。文学依据不仅可以助力如今的人们感受器乐曲的魅力，还可以帮助人们回忆历史中的各种具有文学性质的重要事件。如琵琶曲中的《十面埋伏》，便可以让人感受到古时楚汉相争的战争场面。从音乐美学出发，器乐曲虽然无法通过文字的方式直观展现细节内容，但是可以结合人们家喻户晓的文学历史故事来帮助听众进行联想，采用刺激、激烈等一系列音乐表现手法，为听众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氛围，而听众所联想的各种内容便是器乐曲中文学性的依托。民族器乐曲中有很多都在描述人类对自然的向往，如《渔舟晚唱》《夕阳箫鼓》等乐器便可以让人们不自觉地沉浸到其所表达的美好景象中。这部分器乐曲不仅与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标题还能够帮助听众更好地切入主题，让文学性的体现变得更加简单。同时，在传统民族器乐曲中，曲牌则是我国古时选词配乐的一种表现。作为具有独立性的器乐曲，曲牌可以看作一种风格。很多器乐曲在将曲牌名字更换之后，其内在寓意将出现变化。每种器乐曲的表现方式往往各不相同，我们对其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出其所包含的文学性，深入了解器乐曲。

二、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标题创作与欣赏

在以歌曲为核心的声乐作品中，歌词能够加强对音乐的诠释与表达。而器乐曲作为以纯音乐形式出现的音乐作品，音乐与文学性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加隐晦。从音乐创作角度出发，音乐本身便与文学性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传统器乐曲中，器乐曲的标题往往可以看作对音乐内容、主题的诠释与概括。而从音乐欣赏层面出发，标题则能够为人们划分想象的范围。人们在结合标题进行音乐赏析时，能够理解音乐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在器乐曲中，我们可以将音乐标题看作欣赏音乐的关键，虽然作者、演奏者、听者的文化素养、气质往往各不相同，但是都可以在器乐曲中感受到音乐的美。需要注意的是，器乐曲欣赏期间不能过多依赖标题，否则标题内容就会限制思维的发散。通常情况下，器乐曲的标题越具体、琐碎，就越容易禁锢人们的思维，并给音乐欣赏造成干扰。对于器乐曲而言，作品的主要表达方式便是音乐本身，通过赋予少量文学性因素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想象的空间，若在标题中强行加入音乐的具体表现内容，就会导致音乐的整体表达能力下降。例如，二胡曲《红旗渠水绕太行》《大寨红花遍地开》这一类过于具象化的标题就会给听者的思想带来限制，进而降低听者对音乐内容的期待。这种现象虽然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有直接关系，但我们依然能在器乐曲标题中感受到音乐内容的局限性。传统民族器乐曲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我们通过进行器乐曲赏析，能感受到音乐与历史文化、文学性的关联。而合适的标题与音乐的结合可以为器乐曲的传承提供非常大的助力。

三、案例分析

（一）器乐曲海青文化性分析我们从历史文献进行溯源分析，能够发现海青在历史传承中留下的文化足迹，进而了解“海东青”以音乐形象表现在器乐作品中的文化价值。1.唐代至两宋海青在历史资料中，最早出现于李白的《高句丽》，在诗中以“翩翩舞广袖”的方式体现了高句丽的民间海青舞蹈。从李白的诗句中可以发现，海青作为民间舞蹈在地域流传的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海青具有地方民族代表性的一种表现。关于人们对海青的信仰可以追溯至契丹民族，如《契丹国志》中表现了对海东青的崇拜。古时，契丹人对海东青的信仰近乎狂热。因为海东青的主要栖息地在女真海东一代，所以契丹人每年都需要去讨要海东青，而女真人在契丹庆典等重要日子会以赠送海东青的方式来表达和平。对于契丹、女真而言，海东青可以看作两族和平的象征。在宋朝时期，不但帝王会将海东青的形象印入器具、配饰用于赠送，而且人们捕捉到海东青后还会进行庆功，庆功中的音乐与舞蹈为海青器乐曲的出现埋下了伏笔。2.元朝琵琶曲元朝的礼乐制度与其他朝代的礼乐制度差异极大，传统礼乐制度以教化为中心，而元朝的礼乐重视“乐”的部分，具有更强的音乐性。在元朝历史背景下，琵琶在民间的传承非常广泛，其中《海青拿天鹅》正是元朝盛行的一首琵琶曲。创作者通过胡人擅长的琵琶将“海东青捕捉天鹅”的场景融入器乐曲后进行了广泛传播。3.明清及以后明代李开先在书中记录了河南琵琶演奏家张雄演奏《海青拿天鹅》时的场景，清代的《顺天府志》提到了海东青歌，这意味着海青在历史传承中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虽然海青文化在不同时期传承中融入了各自朝代的背景与历史，但是其本质仍然在于人类对海青的向往。海青文化萌芽于唐代，在宋朝出现了民间歌舞，在元朝兴盛。各个民族的文化皆受到了海青的影响。辛亥革命后，社会局势进入了动荡时期，此时出现了《海青拿天鹅》更名《平沙落雁》的情况，这代表着人们对海青的了解出现了断层。据专家研究表明，由于战乱，人们的眼光较闭塞，很少有人见过栖息于北方的海东青，所以人们将其想象成为一种“雁”。直至后来随着科学、经济的全面发展，人们了解了海东青，才让《海青》器乐曲重见天日。

（二）器乐曲海青音乐欣赏通过从历史中找寻海青，可以发现海青如同文化符号一般在民间存在各种音乐形象。不同音乐形象的文化背景与文学性质各不相同，但是会包含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独有的音乐色彩。在海青器乐曲中，各地的民间乐曲以鼓吹器乐曲为主，其他诸如戏曲曲牌、琵琶、古筝等器乐曲形式相对较少。这是由于器乐曲在传承过程中，会自动融入当地的地方器乐特征。1.鼓吹乐中的海青鼓吹乐中的海青数量是器乐曲传承下来最多的类别，因为鼓吹在军阵、宴会、祭祀等各种场合都可以得到广泛应用，所以在民间得到了普及与发展。需要注意的是，鼓吹乐虽然沿袭了古代宫廷礼乐文化，但是其民间风俗习惯同样根深蒂固，因此其能够直接反映出不同地区音乐形式的差别。在内蒙古的鼓吹乐《海青歌》中，其整体节奏较为平稳，曲调豪迈，以中声部为主，能够很好地体现出蒙古唱腔的特征。吉林的《拿天鹅》则整体节奏偏向欢快，从旋律到音阶排列皆与其他区域有所差别。天津吹歌是民间流行的一种音乐形式。《拿天鹅》正是当地吹歌的主要代表乐曲，通常以庆典的方式进行表演，因此天津的海青器乐曲会显得更加隆重与盛大。山西鼓吹乐《海青拿鹅》是海青器乐曲民间传承的一种代表，在当地民俗礼仪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传统民俗礼仪具有礼乐合一的一种观念。在山西礼乐祭祀中，鼓吹乐是祭祀神灵中必须存在的一种演奏形式，所以当地的鼓吹乐具有沟通人与神灵的重要功能。鼓吹乐作为接近生活的一种民间器乐种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各种活动往往都离不开鼓吹乐的影子。2.戏曲曲牌中的“海青”曲牌在不同的地域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内容。曲牌可以分为词曲结合的声乐曲牌与纯音乐形式的器乐曲牌。对于器乐曲牌《海青歌》而言，其在江苏、河北、北京流传得更为广泛。昆曲作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其历史极为悠久。在所有戏曲曲牌中，昆曲《海青歌》可能是年代最为久远的一首。谱例1为昆曲《海青歌》。昆曲曲牌《海青歌》共一段，器乐曲利用了起承转合的结构形式，短小、简洁且规整。在正式演出时，演奏人员可以结合需求及实际情况来开展多次叠奏。在器乐曲中，骨干音为5236，演奏人员通过对核心音调延展并进行具有变化性的叠奏，可以有效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内容。全曲共有三个乐句，其中第五小节与第一小节采用同头的方式进行写作，而第六小节则为渐进式展衍，第八小节属于第四小节的倒奏，因此曲目整体显得规整与对称。在第八、九小节中，曲目使用了极具我国传统特色的旋律发展“鱼咬尾”，随后曲调整体表现方式为渐进式展衍。河北梆子是我国北方较为古老的剧种，因为地区差异问题，其在北京、天津等地衍化出了不同的派系。《海青歌》作为河北梆子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器乐曲牌，无论唢呐、竹笛独奏，还是戏曲过场娱乐，都可以听到独属于河北梆子的《海青歌》。河北梆子中《海青歌》的最大特征便是多数音区都处于高音区，因此人们在听的过程中会感受到曲目的高亢与嘹亮。这种音乐表现形式与北方人豪爽的性格特点极为相似。而且音程的大跳也同样极具北方特色，这种旋律发展在北方的民间音乐中非常常见，可以给人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河北梆子与昆曲曲牌在《海青歌》中同样有着相似之处，即两者的核心音调区域贯穿整个曲目。此外，京剧作为我国在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剧种，其多数内容均为古老昆曲与地方风格结合后的产物。在《海青歌》中，京剧会从情节出发，配合动作来完成气氛渲染并吸引观众。《海青歌》的起落音相同，符合传统音乐创作特征，这也是我国传统民族音乐审美的一种表现。

（三）传统民族器乐曲民族性审美的文化现象“海青”器乐曲是在复杂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直接关系。海青曲调本身并没有如同“茉莉花”等曲调一样长久盛行，因为我国始终是以汉族居多的国家，所以起源于少数民族的海青的普遍性无法保障。但是海青能够经历长久的时间逐渐流传进入汉族地区，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便是民族音乐审美共同性的一种表现，而且当其与各地民俗融合后，将会进一步增加音乐的地方性特征。“海青”器乐曲数量分布较为分散，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器乐曲审美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只要器乐曲能够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就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发展传承。总而言之，传统民族器乐曲作为文化传承中的瑰宝，不仅代表着我国传承至今的音乐审美，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内涵。我们对传统民族器乐曲进行研究时，应同时兼顾音乐性与文学性因素。相信随着更多人了解传统民族器乐曲的重要性，传统民族器乐曲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作者:王文倩 单位: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公共艺术教育中心）传统文化分析1

［摘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传承目的，推进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是立足于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对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融合进行探索，明确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汉语言专业的定位，明确汉语言文学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从而指出借助教育培养手段和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可以促进汉语言文学在新时期传承传统文化的推广，二者渗透融合有利于汉语言文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发展。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传统文化；渗透

一、引言

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文明凝聚的活化石，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的一种方式，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相互渗透，如根溯源。由于汉语言文学是中国古汉语与古代文学作品凝聚的精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加强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可以帮助国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具有继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有助于全面提高国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

二、汉语言文学特点概述

（一）传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汉语言文学特点的形成与古代文学形式紧密相关，是在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形成，可以充分体现汉语言文学的独特魅力。中国的文字最早起源于甲骨文，其象形特征记录了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渗透的文明。随着历史文明进程的发展，汉语言文学进入转折性时期，汉语言由传意上升为传情的标志性特点，汉语言文学传递的内容，不再是单纯的象形，在内容上已经开始寄托人的情感变化、心理变化。传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主要是通过文学语言的传播功能，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发展。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言文学一直承担语言、文学、文化有序发展的重任，无论是韵律、格调还是词曲歌赋等方面，汉语言文学都在融合传统文化进行良续发展。

（二）新时期汉语言文学的特点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打破了传统汉语言文学单一传承方式的制约，一些网络语言和文学创作模式桎梏了传统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传统特点逐渐被多样性特点替代。尤其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今天，网络信息的开放性让人们逐渐淡忘了汉语言文学的传统文化，多媒体技术人员则运用资源共享等信息技术，建立文学知识互联机制，为汉语言文学信息的有效使用进行交互保障。因此，新时期的汉语言文学发展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交流性和可塑性的特点。（三）明确传统文化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的定位汉语言文学可以让人对语言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赏析能力，要求学生对文学主题传递的主旨、文字表达的内容、写作技巧、修辞运用手段和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具有熟练的掌握能力、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因此，要准确定位传统文化在汉语言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明确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传承和弘扬的重要方式，需要通过教育手段和教化功能，不断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综合素质，在提升学生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自身文化自信，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奠定基础，为跨文化合作提供更多交流机会。

三、汉语言文学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价值

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语言和文字是最好的形式。汉语言文学直接承袭汉语言文化的精髓，经过总结前人经验和多年研究成果，汉语言专业化教育已成体系、成规模，为传播汉语言文化夯实了基础。汉语言文学也为我国各行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人文科学方面，传统文化的贡献意义无可估量。第一，持续深入地研究汉语言文学，能够快速提升全社会对汉语言文化语境的认知，能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汉语言文学只作为独立学科存在于教育系统中，以至于汉语言文化研究被局限在狭小的区域中，汉语言文化的传承受到一定限制。通过改革开放、市场化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间的壁垒日渐模糊，汉语言专业作为基础学科和工具学科的价值正在被挖掘出来，并向跨学科大方向迈进。

第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能够传承并得到发展的重要元素。汉语言文化研究，可以让汉语言语境中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带动全社会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中，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以及抵抗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对我国社会的侵蚀。通过剖析汉语言文化传统语境的优秀组成元素，能够帮助社会各群体在认知、认同民族文化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提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在不断挖掘的汉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中，汲取几千年文化积淀的营养，统一认识，以去弊存真的态度，面对各种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能够在更加宽松的语境中行进，并最终实现。

第三，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汉语言现代应用研究，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提升整个社会的抗腐蚀能力，从而达到社会文化群体性免疫。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凝聚出无数璀璨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能够薪火不断的原因。将现代文化扎根于历史文化语境，能最大程度的运用好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修复力，在社会上凝聚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向心力。通过汉语言文化研究，在去除封建迷信等糟粕后，让人们在传统优秀文化中得到心灵的洗礼，并在融合现代文化后与时俱进，在时代新目标的感召下体现出社会个体的价值。第四，汉语言文化研究在继承中要正视社会现实，不断挖掘新的发展方向，以融合、创新意识传播汉语言文化。继承和弘扬汉语言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通过“剥茧抽丝”，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式融入到社会实践中。汉语言文化研究的“剥茧抽丝”就是要让民众学会运用传统优秀文化辨识社会上流动的各种价值观以及被伪装后的意识形态。同时，以包容和学习的心态融合外来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并推动中华文化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行进。从而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不同文化需要。以多元对抗狭隘，以包容对抗文化入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复兴事业建构中向更加稳定的方向飞速发展。第五，以汉语言研究为基础，逐步完善汉语言专业化建构。目前，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在教育领域与民间呈现出双轨并进的态势。教育机构传递着理论知识，民间传承着实践方法。这两种方式都各有优缺点，一个重理论一个重实践，而没有将二者整合为一体。因此，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工作，构建理论与实践能够有机融合的一体化平台。培养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技能的素质性人才。

四、汉语言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渗透的路径

（一）尊重融合传统文化的汉语言文学汉语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新时代汉语言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研究如何更好的将传统与现代性融合之前，首先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为研究做好铺垫。只有完备的经济发展体系、良好的发展前瞻性和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保证汉语言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汉语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足之本，是历经几千年建构而成的系统性文化产业工程。与其他门类有所区别的汉语言文化大厦，应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在社会群落的认知中稳定基础性，促使尊重意识形态的构成，正式传统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也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华文明要走出中国，让汉语言文化在国际间得到广泛认可并普及，需要运用好经济市场的桥梁作用，更需要将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进行传播。但是，随着国际交流日渐深入，我国传统文化同样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要坚决树立起尊重传统汉语言文化的意识，让那些优秀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在求同存异中发展汉语言文化，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更加开放的新时代，各个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在向着更加多元、丰富的语境前进。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让外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合理、有益的养料，让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社会广泛传播。

（二）加大传承中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力度现代汉语言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已经呈现出边缘化的倾向。因此，要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化、汉语言文学，就要让全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才能以融合的方式更好的弘扬汉语言文化。中华文明孕育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茶文化为例，中国人饮茶历史悠久，在栽种、采摘以及贸易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茶文化。此外，文化传播融合传统文化在现实中还有很多形式，它们具有更好的传播方式和价值，也更能被社会群落接受，比如24节气和传统节日，都可以极大发挥传统文化的魅力。

（三）借助教育手段加强对汉语言文学的推广发展汉语言文学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空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会让某些汉语言文化、文学与当代人存在认知或认可上的沟壑。因此，要想汉语言文化得到有序传承，就应创造条件借助某些手段，增加汉语言文化在社会中的流动性。比如，可以开展社会活动，在学校利用教育教学的方式进行汉语言文化的认知和认可。现代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也给汉语言文化地传播带来了更加快捷、广阔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借助现代数字传媒技术，用公开课的形式讲解汉语言文化和文学。可以从简单的文字结构开始，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剖析汉语言的文化魅力。让受众在观看学习中掌握汉语言文字成字的特点，并逐渐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感知文字和文学的美，让汉语言文学很好的为市场化经济服务，为传承和发扬汉语言文化夯实基础。

（四）结合多媒体技术丰富教学资源科学技术日益发达，为我国教育事业拓展了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多媒体以及融媒体等已经广泛应用在教学领域，在高校深化教育改革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教改的一个方向。多媒体等数字应用在教学环节，不仅丰富了教学语境和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因此，汉语言专业应抓住契机，将融合与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专业性教学的目标，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和方法。结合汉语言的特点以及学生需求，以传统课堂与数字化课堂的双重教学模式作为教学基础，不断优化教学环节，以模块化、叠加化等手段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教学语境和蕴藏传统文化元素的学习语境。汉语言教学中，利用更多媒体等数字化技术，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织并呈现在课堂上，从而实现教学环节的情景化、趣味化、人性化和直观性，能够吸引学生在线上、线下课堂投入更多的学习精力。不断提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情、认知和认同感，从而提升教学成效。五、结语立足于汉语言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化渗透的弘扬与传承，培养学生树立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意识，加大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的渗透力度，发挥教育教化功能，加强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与推广，不仅可以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还可以强化和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有助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李广宽 单位: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传统文化分析2

亚里士多德总结了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对事物运动的看法，指出了事物形成和运动的四种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在《物理学》中，他指出，“（1）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是一种原因，例如塑像的铜，酒杯的银子，以及包括铜、银这些‘种’的‘类’都是。（2）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们的‘类’，也是一种原因。……再一个（3）就是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再一个原因（4）是终结，是目的”[1]。一般认为，质料因是指构成事物的原始质料，就好比造房屋的砖瓦；形式因是指构成事物的样式和原型，就好比造房屋的图纸或建筑师头脑里的房屋；动力因是指推动质料变成形式的力量，就好比把砖瓦变成房屋的建筑师；目的因是指事物产生和运动变化所追求的目的，就好比建房屋是为了居住。这四大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分析可观测事物的方法论[2]。如果将当前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构建，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思考这一事物的运动发展，可以得到关于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一些新发现。

一、从质料因的角度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也要依赖经典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是指在事物运动中不变的东西。就“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而言，其所需的材料就是构建过程中不变的东西。这种东西只能是作品本身。因为无论使用何种归纳方式来对材料进行“运动”，作品本身是不变的思考之基。那么问题在于，网络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作品有何不同。传统文学评价的根基是经典文学作品，从这些经典作品出发，批评家获得自身批评理论的解释力并获得自身的价值。著名批评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的第一句这样谈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经典的关系：“本书研究了二十六位经典作家，并试图辨析使这些作家跻身于经典的特性，即那些使他们成为我们文化权威的特性。”[3]很明显，经典作品是批评家借以进行批评活动的最佳范本。布鲁姆将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萨缪尔、歌德、华兹华斯、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普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等26位作家作为西方“正典”文学的经典作家并进行了分析，以此构建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网络文学评价的根基也是文学作品。然而，这些作品是不是经典，是什么意义上的经典，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传统作家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网络文学”一词的合法性，更遑论承认网络文学也能产生什么“经典”了。然而，如果我们放开胸襟，将“经典”不要仅仅理解为传统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而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作品”，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网络文学本身的巨量作品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作品，比如《甄嬛传》《将夜》《庆余年》《大国重工》《亵渎》，等等。与传统文学作品相比，它们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不足，然而，在网络文学自身的序列中，这些作品可以说得上是佼佼者了。而且，随着这些作品的传播，它们也在不断地提纯、改编，最终可能会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通过对这些新的经典作品的把握，网络文学批评就有了自己的标杆，也会根据这些经典作品形成自己的评价“惯例”，最终形成有网络文学活动自身特色的批评体系。

二、从形式因的角度看，网络文学评价

体系的本质样貌只能来自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事物之所以是事物的“原因”或“本质”。那么从“形式”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它的内容、构造方式和呈现方法就是它的“形式”。这个“形式”来自哪里呢？只能是来自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因为文学评价是一个历史性的活动。它不是今天针对网络文学才出现，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比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叶燮的“才胆识力”，等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更是将艺术性和思想性作为评价作品的核心原则。因此，构建网络文学批评体系不能忽视上述这些思想资源。不过我们一定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纵观目前有关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想，有一些评价内容和展示方式正是因为对传统网络文学批评的充分吸收才受到学界的一定认可。如欧阳友权提出的网络文学批评的“树状”结构。他指出，“从‘文学’与‘网络’的双重属性看，对网络文学的评价既要有‘文学’的维度，如思想性维度、艺术性维度，也不可脱离‘网络’的评价维度，如媒介维度、产业维度，还需要有二者融合而成即‘网络文学’的整体评价维度——影响力评价。也就是说，思想性维度、艺术性维度、媒介性维度、产业性维度和影响力维度，便是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时需要持论的基本维度”[4]。在这个评价树中，欧阳友权认为“思想性维度”和“艺术性维度”是核心维度。这两个维度其实也是传统文学批评的核心维度。这充分表明了网络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文学批评内容的吸收。另外，周志雄在《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维度及构建路径》一文中指出，“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应系统地考评网络文学，应有相应的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审美维度、文化维度、技术维度、接受维度、市场维度，既要注重评价的有效性和通约性，又要能在更高的层面上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5]。他着重分析了网络维度、审美维度、商业维度和理论维度。我们看到，其中的审美维度、商业维度、理论维度也是传统文学批评所关注的批评维度。上述两位批评家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构建的批评标准（维度）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离不开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吸收。

三、从动力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多方合作

所谓构建动力分为谁有资格建构和谁在建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谁有资格建构的角度看，按照文学批评史揭示的惯例，批评主体或者是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或者是贺拉斯、韦勒克这样的文学理论家，又或者是刘勰、圣勃夫这样的文学批评家，都是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网络文学时代之前，他们既有资格又实际通过自己的各种著述实际构建文学批评话语（包括学理基础、批评方法、批评成果等）。但网络时代造成了谁有资格建构与谁在建构之间的差异。有资格构建的可能不屑于构建，而实际的构建者可能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构建资格。前者由于传统文学理论家对网络文学不屑一顾，后者则来自网络文学活动的特点：基于开放性的网络平台，与作者互动、评价文本成为技术赋予网络文学读者的天然权力，尤其是读者中的部分人士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对作品能够提出一些深刻且精彩的批评（起点、豆瓣等平台有不少精彩的读者评价），他们就成为实际的建构者。因此，所谓“建构”的活动就不能仅仅是专业理论人士（很多还并不乐意）的事情，还应该考虑这部分读者的意见，吸收他们的批评成果（虽然很散乱）。然而这一活动的困难在于，专业理论人士和读者在文化环境、学理储备、评判立场上有较大差异，很难聚合。大致可以说，身份和学理决定立场，立场决定了批评的角度，批评的角度决定了批评的结果。批评者是什么身份？基于什么立场进行批评？从什么角度进行批评？（学院的理论性角度？官方的思想性角度？还是民间的娱乐性角度？）有这些差异，批评结果往往会有不同。而“评价体系”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普适性，因此必然面临融合不同批评者的艰巨任务。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但这却是将“个人批评意见”转为普遍性批评法则的唯一途径。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多方融合的批判构建思路。如单小曦提出“合作式网络文艺批评范式”。他指出，“一个时期之内（网络文化的一代成长为批评家主流群体之前），要想对中国网络文艺形成切实有效的批评，需要建构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主体合作的批评形态。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合作主体’已经不再表现为传统现代性那种个体化的自律性的孤立、封闭、凝固的主体范式，而是一种具有‘数字现代性’特征的新型主体范式”[6]。陈海在《中国艺术报》中指出，“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参与。尊重作家对当代文艺批评的意见，平等对话，充分沟通。弄清楚作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评价体系，或者说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可以激发其创作热情。同时也要照顾读者的审美需要，脱离学术论文的桎梏，使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评论语言，生动明快地展示自己犀利而独到的评价思想”[7]。

上述学者的思路是一致的：与传统批评活动不同，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构建需要多方合作，这样才有充足的动力去完成。四、从目的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协调各方目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探究对象的规律，它排斥当下极端的功利性目的。然而，研究者具体的学术研究活动却不是漂浮在天空之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人文科学也要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因此，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也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目的”涉及的是主体的愿望。网络文学活动涉及四大主体：读者、作者、学者、官方。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读者的目的是看到好的、免费的作品。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需要什么评价体系。作者的目的是自己的作品受欢迎，名利双收。他们看起来似乎也不需要什么评价体系。尤其是有作家坚持：创作不能理论先行，要遵循艺术审美规律。这样看起来，似乎只有学者和官方需要评价体系。其实不然。无论是读者想看到好作品，还是作者想要创作出好作品，他们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学批评。有效的文学批评活动会反馈给作者，让他更好地创作。精彩的文学批评作品会吸引读者，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学者和官方是最直接想要评价体系的两大主体。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而展开评价体系的思考，获得的评价体系有助于学术共同体对一部作品进行具有公共性的评判。如果没有一定之规，那么文学评价将成为自说自话，谁说都有理的个人感觉。这样不利于对一部作品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官方往往从规范新兴文艺活动的要求出发，需要用某种文艺规范来对网络文学进行规训，使网络文学作品符合官方的批评要求。因此从目的的角度，读者、作者、学者、官方构建网络文学批评体系的目的是不一致的。目的不同，想要构建各方都满意，能够被普遍承认的评价体系困难重重。虽然如此，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目的是第一位的。虽然网络文学活动各个环节的主体目的不同，但无论是读者、作者、学者还是官方，大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能够构建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评价机制。什么是各方满意？即通过这种评价机制，读者可以读到更多的好作品，好作者可以被关注和支持，学者可以借此公正地评价，官方可以更好地把握网络文学活动。这一最终目标是网络文学批评体系最终有可能完成的根本原因。在具体操作中，也正是有了这一最终目的，各方才能相互容忍、相互协作，构建各方认可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才变得有可能。总之，从亚里士多德有关事物运动的“四因说”来考察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活动，可以从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等四方面获得如下启发：从质料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不能忽视文学经典的作用；从形式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应该积极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中吸收养分；从动力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多个主体的批评动力；从目的因的角度看，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需要协调各方目的。希望上述启发能够被学界重视，促进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顺利构建。

作者:周艳艳 单位:陕西艺术职业学院讲师

传统文化分析3

文学性因素属于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主要特征。多数传统民族器乐曲能流传至今便在于创作者与演奏者融入了文学性内容，让人们可以从深层角度来体会传统民族器乐曲独有的美感。当人们了解器乐曲中的文学性因素后，便可以在音乐欣赏中感受到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民族器乐曲进行研究。

一、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文学性因素分析

很多传统民族器乐曲在传承过程中成为经典。而经典的器乐曲往往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明确的记录，这也是器乐曲文学性的一种外在体现。因为后人可以通过文献来了解器乐曲创作意图，并结合个人理念来还原器乐曲的意境。文学性因素在古琴曲中的表现较为突出，因为几乎每首经典传统古琴曲都可以在典籍中找到出处，并且能够引经据典地还原成文学内容。例如，从《高山流水》中能够了解伯牙鼓琴遇子期的故事，而《胡笳十八拍》则含有蔡文姬归汉的典故。这种例子在琴曲中数不胜数。文学依据不仅可以助力如今的人们感受器乐曲的魅力，还可以帮助人们回忆历史中的各种具有文学性质的重要事件。如琵琶曲中的《十面埋伏》，便可以让人感受到古时楚汉相争的战争场面。从音乐美学出发，器乐曲虽然无法通过文字的方式直观展现细节内容，但是可以结合人们家喻户晓的文学历史故事来帮助听众进行联想，采用刺激、激烈等一系列音乐表现手法，为听众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氛围，而听众所联想的各种内容便是器乐曲中文学性的依托。民族器乐曲中有很多都在描述人类对自然的向往，如《渔舟晚唱》《夕阳箫鼓》等乐器便可以让人们不自觉地沉浸到其所表达的美好景象中。这部分器乐曲不仅与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标题还能够帮助听众更好地切入主题，让文学性的体现变得更加简单。同时，在传统民族器乐曲中，曲牌则是我国古时选词配乐的一种表现。作为具有独立性的器乐曲，曲牌可以看作一种风格。很多器乐曲在将曲牌名字更换之后，其内在寓意将出现变化。每种器乐曲的表现方式往往各不相同，我们对其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出其所包含的文学性，深入了解器乐曲。

二、传统民族器乐曲中的标题创作与欣赏

在以歌曲为核心的声乐作品中，歌词能够加强对音乐的诠释与表达。而器乐曲作为以纯音乐形式出现的音乐作品，音乐与文学性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加隐晦。从音乐创作角度出发，音乐本身便与文学性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传统器乐曲中，器乐曲的标题往往可以看作对音乐内容、主题的诠释与概括。而从音乐欣赏层面出发，标题则能够为人们划分想象的范围。人们在结合标题进行音乐赏析时，能够理解音乐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在器乐曲中，我们可以将音乐标题看作欣赏音乐的关键，虽然作者、演奏者、听者的文化素养、气质往往各不相同，但是都可以在器乐曲中感受到音乐的美。需要注意的是，器乐曲欣赏期间不能过多依赖标题，否则标题内容就会限制思维的发散。通常情况下，器乐曲的标题越具体、琐碎，就越容易禁锢人们的思维，并给音乐欣赏造成干扰。对于器乐曲而言，作品的主要表达方式便是音乐本身，通过赋予少量文学性因素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想象的空间，若在标题中强行加入音乐的具体表现内容，就会导致音乐的整体表达能力下降。例如，二胡曲《红旗渠水绕太行》《大寨红花遍地开》这一类过于具象化的标题就会给听者的思想带来限制，进而降低听者对音乐内容的期待。这种现象虽然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有直接关系，但我们依然能在器乐曲标题中感受到音乐内容的局限性。传统民族器乐曲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我们通过进行器乐曲赏析，能感受到音乐与历史文化、文学性的关联。而合适的标题与音乐的结合可以为器乐曲的传承提供非常大的助力。

三、案例分析

（一）器乐曲海青文化性分析我们从历史文献进行溯源分析，能够发现海青在历史传承中留下的文化足迹，进而了解“海东青”以音乐形象表现在器乐作品中的文化价值。1.唐代至两宋海青在历史资料中，最早出现于李白的《高句丽》，在诗中以“翩翩舞广袖”的方式体现了高句丽的民间海青舞蹈。从李白的诗句中可以发现，海青作为民间舞蹈在地域流传的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海青具有地方民族代表性的一种表现。关于人们对海青的信仰可以追溯至契丹民族，如《契丹国志》中表现了对海东青的崇拜。古时，契丹人对海东青的信仰近乎狂热。因为海东青的主要栖息地在女真海东一代，所以契丹人每年都需要去讨要海东青，而女真人在契丹庆典等重要日子会以赠送海东青的方式来表达和平。对于契丹、女真而言，海东青可以看作两族和平的象征。在宋朝时期，不但帝王会将海东青的形象印入器具、配饰用于赠送，而且人们捕捉到海东青后还会进行庆功，庆功中的音乐与舞蹈为海青器乐曲的出现埋下了伏笔。2.元朝琵琶曲元朝的礼乐制度与其他朝代的礼乐制度差异极大，传统礼乐制度以教化为中心，而元朝的礼乐重视“乐”的部分，具有更强的音乐性。在元朝历史背景下，琵琶在民间的传承非常广泛，其中《海青拿天鹅》正是元朝盛行的一首琵琶曲。创作者通过胡人擅长的琵琶将“海东青捕捉天鹅”的场景融入器乐曲后进行了广泛传播。3.明清及以后明代李开先在书中记录了河南琵琶演奏家张雄演奏《海青拿天鹅》时的场景，清代的《顺天府志》提到了海东青歌，这意味着海青在历史传承中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虽然海青文化在不同时期传承中融入了各自朝代的背景与历史，但是其本质仍然在于人类对海青的向往。海青文化萌芽于唐代，在宋朝出现了民间歌舞，在元朝兴盛。各个民族的文化皆受到了海青的影响。辛亥革命后，社会局势进入了动荡时期，此时出现了《海青拿天鹅》更名《平沙落雁》的情况，这代表着人们对海青的了解出现了断层。据专家研究表明，由于战乱，人们的眼光较闭塞，很少有人见过栖息于北方的海东青，所以人们将其想象成为一种“雁”。直至后来随着科学、经济的全面发展，人们了解了海东青，才让《海青》器乐曲重见天日。

（二）器乐曲海青音乐欣赏通过从历史中找寻海青，可以发现海青如同文化符号一般在民间存在各种音乐形象。不同音乐形象的文化背景与文学性质各不相同，但是会包含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独有的音乐色彩。在海青器乐曲中，各地的民间乐曲以鼓吹器乐曲为主，其他诸如戏曲曲牌、琵琶、古筝等器乐曲形式相对较少。这是由于器乐曲在传承过程中，会自动融入当地的地方器乐特征。1.鼓吹乐中的海青鼓吹乐中的海青数量是器乐曲传承下来最多的类别，因为鼓吹在军阵、宴会、祭祀等各种场合都可以得到广泛应用，所以在民间得到了普及与发展。需要注意的是，鼓吹乐虽然沿袭了古代宫廷礼乐文化，但是其民间风俗习惯同样根深蒂固，因此其能够直接反映出不同地区音乐形式的差别。在内蒙古的鼓吹乐《海青歌》中，其整体节奏较为平稳，曲调豪迈，以中声部为主，能够很好地体现出蒙古唱腔的特征。吉林的《拿天鹅》则整体节奏偏向欢快，从旋律到音阶排列皆与其他区域有所差别。天津吹歌是民间流行的一种音乐形式。《拿天鹅》正是当地吹歌的主要代表乐曲，通常以庆典的方式进行表演，因此天津的海青器乐曲会显得更加隆重与盛大。山西鼓吹乐《海青拿鹅》是海青器乐曲民间传承的一种代表，在当地民俗礼仪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传统民俗礼仪具有礼乐合一的一种观念。在山西礼乐祭祀中，鼓吹乐是祭祀神灵中必须存在的一种演奏形式，所以当地的鼓吹乐具有沟通人与神灵的重要功能。鼓吹乐作为接近生活的一种民间器乐种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各种活动往往都离不开鼓吹乐的影子。2.戏曲曲牌中的“海青”曲牌在不同的地域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内容。曲牌可以分为词曲结合的声乐曲牌与纯音乐形式的器乐曲牌。对于器乐曲牌《海青歌》而言，其在江苏、河北、北京流传得更为广泛。昆曲作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其历史极为悠久。在所有戏曲曲牌中，昆曲《海青歌》可能是年代最为久远的一首。谱例1为昆曲《海青歌》。昆曲曲牌《海青歌》共一段，器乐曲利用了起承转合的结构形式，短小、简洁且规整。在正式演出时，演奏人员可以结合需求及实际情况来开展多次叠奏。在器乐曲中，骨干音为5236，演奏人员通过对核心音调延展并进行具有变化性的叠奏，可以有效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内容。全曲共有三个乐句，其中第五小节与第一小节采用同头的方式进行写作，而第六小节则为渐进式展衍，第八小节属于第四小节的倒奏，因此曲目整体显得规整与对称。在第八、九小节中，曲目使用了极具我国传统特色的旋律发展“鱼咬尾”，随后曲调整体表现方式为渐进式展衍。河北梆子是我国北方较为古老的剧种，因为地区差异问题，其在北京、天津等地衍化出了不同的派系。《海青歌》作为河北梆子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器乐曲牌，无论唢呐、竹笛独奏，还是戏曲过场娱乐，都可以听到独属于河北梆子的《海青歌》。河北梆子中《海青歌》的最大特征便是多数音区都处于高音区，因此人们在听的过程中会感受到曲目的高亢与嘹亮。这种音乐表现形式与北方人豪爽的性格特点极为相似。而且音程的大跳也同样极具北方特色，这种旋律发展在北方的民间音乐中非常常见，可以给人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河北梆子与昆曲曲牌在《海青歌》中同样有着相似之处，即两者的核心音调区域贯穿整个曲目。此外，京剧作为我国在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剧种，其多数内容均为古老昆曲与地方风格结合后的产物。在《海青歌》中，京剧会从情节出发，配合动作来完成气氛渲染并吸引观众。《海青歌》的起落音相同，符合传统音乐创作特征，这也是我国传统民族音乐审美的一种表现。

（三）传统民族器乐曲民族性审美的文化现象“海青”器乐曲是在复杂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直接关系。海青曲调本身并没有如同“茉莉花”等曲调一样长久盛行，因为我国始终是以汉族居多的国家，所以起源于少数民族的海青的普遍性无法保障。但是海青能够经历长久的时间逐渐流传进入汉族地区，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便是民族音乐审美共同性的一种表现，而且当其与各地民俗融合后，将会进一步增加音乐的地方性特征。“海青”器乐曲数量分布较为分散，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器乐曲审美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只要器乐曲能够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就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发展传承。总而言之，传统民族器乐曲作为文化传承中的瑰宝，不仅代表着我国传承至今的音乐审美，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内涵。我们对传统民族器乐曲进行研究时，应同时兼顾音乐性与文学性因素。相信随着更多人了解传统民族器乐曲的重要性，传统民族器乐曲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作者:王文倩 单位: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公共艺术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