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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民族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民族经济

民族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研究方法必要性可能性

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二重学科属性,一方面,它属于民族学的范畴,进一步讲,它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法学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从学科渊源上看,它是民族学、法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三者的综合与分化。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经济法学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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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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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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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梅ㄗ魑恢址勺试矗渚寐呒遣谎远鞯摹t诿褡宓厍玫姆⒄构讨校绾未砉矣朊褡宓厍约懊褡宓厍洹⒚褡宓厍敕敲褡宓厍涞木霉叵担导噬鲜且桓鋈ɡ逦竦难≡窈托б婊杓莆侍狻a⒎ㄕ咧挥姓返仄拦婪晒┣螅侠淼厣杓迫ɡ逦窆叵担⒃し莱逋缓拖饷艿姆苫疲拍鼙vっ褡寰梅ǖ氖迪帧?br>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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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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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民族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族经济发展财政税收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节,民族地区在旧的体制保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许多实行多年、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事实上拉大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落后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阵痛”。改革是大势所趋,民族地区不能沉浸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区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般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管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基础上的财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的集资能力也低,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进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区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在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都给予民族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央财政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对民族贸易在价格上实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规定民族贸易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恢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区发放救济款、补助款和低息贷款。在“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区另拟预算管理办法,但在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家不仅通过调整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拨出多种补助专款,如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教育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期间,“”和化运动使国家财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严重失控,导致实施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无法贯彻执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法规。它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般同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和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行“核定收支,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足补助,一年一变”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划分了收支范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补助,作为民族地区特殊性开支专款。十年动乱期间,国家财政危机四伏,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国务院1963年批准的《草案》不能全面执行。但是在国家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规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和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财政困难[1]。

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其中规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行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除保留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所作的某些规定外,以1979年收支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央补助额,补助额每年递增10%。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央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助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区专项补助约60亿元[2]。8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中掀起的承包热潮开始向财政领域渗透,1988——1990年间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类型,民族地区属于定额补助这一类型,即按照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中央财政进行固定数额补助,各种专项补助根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实际情况另行分配,体制补助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施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企业承包制一样属于过度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的温军博士对我国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估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保证执行程度分别为44%和36%[5]。其中,有些执行了的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独立的“小社会”,与民族地区经济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大企业虽然构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但难以真正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目前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注释】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08-209.

[3]温军:《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与评价》[J],《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13-26页。

民族经济范文第3篇

一、民族经济立法的含义

从语源看,立法在古典文献中已经存在:“《商君》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汉书•刑法志》云:‘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①。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也集中印证了立法的客观历史存在。当然,古代的立法与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内容不尽相同,但绝不能说古代无立法②。对于立法的内涵,当代法学界仍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立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各种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二,立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三,立法是指一切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活动”③。“第四,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活动”④。这些定义之间并无大的差异,都把立法看作是一种活动,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符合立法的实际情况的。

民族经济立法是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立法的具体类别和形式,它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活动。这个概念体现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如下特征:从主体看,民族经济立法的主体不但包括中央立法机关,而且包括地方立法机关,中央立法机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地方立法机关主要包括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只有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才能制定出具有不同效力层次的民族经济法,来调整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民族经济关系。从职权看,享有民族经济立法权的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不能任意行使该项权力,而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民族经济立法。依照法定的职权进行立法,说明不同的立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而且只能采取特定的立法形式和法律渊源,该立法的成果只能反映和调整特定的民族经济关系。例如地方立法机关只能制定本地区的民族经济法规,而不能制定民族经济基本法律,并且该法规只能在本区域实施。民族经济立法依据一定程序进行,一方面是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民族经济立法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的要求。从内容看,民族经济立法是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专门活动。所谓立法技术就是立法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和操作技巧,立法技术不但包含着立法经验的总结,而且包含着对法的结构规则的合乎科学的营造。良好的立法技术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重要保证。

民族经济立法既是民族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立法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学科母体的二重性决定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应当遵循立法法、民族立法和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而总结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基本原则。

二、民族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原则

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是法学研究中的基本主题。立法的合法性因立法从逻辑上优位于执法和司法、守法的特点而具有优先意义。民族经济立法是民族经济法实践的初始环节,其合法性原则要求:第一,民族经济立法权合法化。民族经济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每一项权力诸如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公布权的归属和界限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它反映着立法权受制约的状态,即一方面接受各民族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受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它受到法律的制约,任何不合法的立法权力的行使,都会得到法律制止。第二,民族经济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它表明:民族经济立法的内容首先要符合宪法的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与规定的任何立法均为违宪法立法,是无效的立法,应当承担违宪责任。同时,各民族经济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应当注意本立法所依据的法律以及本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立法相悖,否则便是无效的民族经济立法,这也是法制统一性的客观要求。第三,民族经济立法程序的合法性。民族经济立法是一项特殊的立法,由于涉及到民族和经济两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敏感性问题,因此,只有把立法权纳入法定程序之中才能有效防止各种人治因素、长官意志和其他因素的非法干预,才能使民族经济立法与国家统一的经济立法相协调,从而推动民族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接轨与同步发展。总的来看,立法合法性原则是一项首要原则,是其他原则贯彻的前提。三、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对人类社会而言,民主是一种观念,对于国家而言,民主是一种制度。“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政权活动,在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过程。但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权力性质、特征和运行规律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立法权崇尚民主,行政权追求效率,司法权维护公正。比较而言,国家立法活动更强调民主”①。尽管民主性原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然而对民族经济立法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一,根据《立法法》第五条的规定,立法活动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要求体现少数民族意志,反映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使他们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在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中反映本民族和其代表的自治地区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是有关国家机关(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在其立法活动中,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听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见,既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个体参与其中,也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的代表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符合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民族经济立法向来是民族立法的中心,不但五大自治区把民族经济立法作为重点来抓,其他多民族的省份如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也在立法中突出了经济立法,以四川省为例,其颁布的8件单行条例中,经济立法占5件,它们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禽卫生防疫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野生药材、菌类植物保护条例》,占单行条例的60%以上。这些地方立法基本上是在熟悉本地区民族经济情况和大量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契合,这是民族经济利益与地方经济利益相契合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央立法的层面上,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一是这一层面的民族经济法的概括性特征的局限。中央立法层面上的民族经济法一般适用于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面对千差万别的民族经济生活状态,不可能针对具体区域和民族特别立法,只能制定概括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受立法观念和立法成本的限制。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往往带有较强烈的自主意识,加上调查和征求民族群众意见的成本较高,因此受到了较大局限,影响了立法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执行。以往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有两种,其一是由领导机关将民族经济立法草案经初步审议后,印发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再修改。其二是邀请专家学者和民族宗教界人员举行座谈会,进行讨论。当然也有由起草小组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中去进行调查,收集意见和要求,经汇总后酌情修改民族经济法草案的情况,只是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并不普及。事实上,群众对民族经济立法的参与程度反映着立法的民主化水平,也是衡量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族经济立法过程中的群众参与,本身是一个检查和检验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的过程。笔者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只是合法性的表象,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无论是对行为、法律还是权威)应当是它被社会认可、遵守和拥护的程度。如果一个行为、一部法律或一个权威得不到广泛的正面反应,则其合法性就无从谈起。

四、民族经济立法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

所谓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是指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以确认和保护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就是为了调整利益关系而产生和存在的。民族经济法是调整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机制。在利益体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反差,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及其地区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反差。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少数民族及其地区,迫使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地区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然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在强弱分明的市场竞争中反而拉大了差距,形成了更大的利益反差,目前,这种利益反差仍在扩大。民族经济立法应当以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经济,从实质意义上平衡以往既存的利益反差。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①。《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可见,民族经济立法应当遵循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运用法律手段规制民族经济关系,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努力消除民族经济利益上的反差。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转一是缺少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现代法经济学理论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资源,具有稀缺性。国家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为什么没有供给足够数量的民族经济法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首先因为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作为民族经济法潜在的“消费者”,其“消费能力”有限,这完全是由民族经济的不发达、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不发育和传统民族经济的超稳定结构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民族经济关系相对粗疏、简单,因而对民族经济法的需求降低。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是以有理性的“经济人”的面目出现的。“经济人”的典型特征是考虑立法的成本效益,尽管这个“经济人”表面上标榜国家利益,但是,不能排除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因此,立法者考虑了民族经济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宁可选择低成本、高收益的不稳定的政策为主导来替代民族经济法,从而造成民族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是民族经济法律的“替代品”而成为公共选择的对象。因此,总体而言,中央层面民族经济立法的供应是不足的。

二是五大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条例难以出台。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法律标志。《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立法法》第六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与《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规定在包括宪法在内的三部法律之中,足以说明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重要地位。然而,二十多年来,内蒙、广西、新疆、西藏、宁夏五大自治区都没有制定出台其自治条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中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无法落实。自治条例属于地方综合性法规,其内容尽管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然而,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民族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分野的基础在于民族区域自治权与国家统一权的分别。在利益分配上,“蛋糕”总是有限的,分配中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协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是一个棘手问题。实践中,各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热情很高,如内蒙古自治区,从1980年到1993年起草修改自治条例达22稿,但都无果而终,根本的原因在于涉及国家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时无法协调,因为经济这一块的内容,都要涉及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放权让利的事。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主要是在对外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涉及到上级国家机关,而需要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协调,以取得他们对自治条例有关具体规定的认可。其具体内容包括: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自治区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在征得上级国家机关同意后,对涉及农牧民经济利益的地方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自行发放出口许可证,要求出口配额的增加与照顾,自主管理边境贸易,自主引进外资和技术,海关代征的工商税余留地方,要求财政补贴逐年递增,税收优惠,要求享受低息贷款,长期贴息贷款,依法设立开发银行,并根据实际情况发行债券和股票①。这些事项中,除要求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一项根据《对外贸易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遇到了上位阶法律障碍外,其他均涉及到利益的协调问题。毫无疑问,要协调好这些问题,必须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要求民族经济立法应当有“帕累托改变”的性质,一方面,民族经济利益的权利主体在民族经济立法中受益,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因此有较大受损。诚然,很难做到完全的改变,但尽量减少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总是可能的,因为国家及其政府才是真正的“牧羊人”,而牧羊人是不怕羊壮的,因此归根结底,某种程度某个层面上的经济利益平衡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立法者所要做的,只是将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贯彻到立法实践中去。当然,现行法中的障碍设置也是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不能在立法中贯彻的原因。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从经济效益上,都不能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相比。两者的巨大差异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后果。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社会已开始关注民族经济利益了,然而,要在新的立法中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尚存在诸多法律障碍,而这些法律障碍是民族经济利益被漠视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些法律目前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规制作用仍然很大,若要厘清尚须时日。这主要表现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外贸易法》、《草原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中央立法和部分自治地方单行条例中。比如自1993年开始的税制改革,影响了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分税制实施以后,国家要从消费税和增值税中比过去多拿走一部分,使本来就很困难的民族地区更加困难。以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为例,实行分税制前,“卷烟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45%,实行分税制后,国家不仅要分享75%的增值税,还要拿走部分消费税”②。五大自治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由此看来,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在合法性与民主性原则的基础上,着重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它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根本性准则,只有坚持它,制定出来的民族经济法才能够成为切实保障民族权利的基本手段,才能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①《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著,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②参见《现代立法问题》,杨幼炯主编,上海民智书局,1934年版,第412页的论述。该书认为中国古代无立法,其实,现代学者持此观点者也有。

③《论立法权》,戚渊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④《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①《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民族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性新发展观民族经济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相关研究已有多种,问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笋。(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华民族曾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现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动待“化”!(2)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这种“差异共生”现象的较好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然而,无庸讳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历程中有着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发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内涵为沉重代价的实例并不乏见。劣势就会失去“话语权”,其民族经济文化必然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趋态,如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或“不况”时期,中国经济却能克服各种困难包括从天而降的灾难,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不是绝对的。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有着数千载光辉历程迄今依旧绵延赓续的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而言,除了“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外,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问题。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等的差别,笔者认为此外民族经济的反差也是制约中国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瓶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面积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及沿边地区。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区,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这里的回族只占回族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他回族人口则分布在全国97.3%的县市。据统计我国跨越国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个,内陆边境线上多是民族地区。(3)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这正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国务院曾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八百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0%,而他们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学者指出:“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闭,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原因之一。(4)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生一些改观,但总的趋势还没有变化。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基本都还处于倒数地位。(5)再一项较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据此,民族地区基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6)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统计分析的实证方法,具体数据或许尚可推敲,但基本状况和趋势大抵可信。注重和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规范分析。

然而,迄今各种研究基本都是以“区域”而非“民族”为基点。当然任何民族都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区域内,而我国多民族错综杂居的状况决定了同一区域中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当区域经济融聚着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而表现为一个总体过程时,不同民族的状况及其变革就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的要素,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必然出现若干问题。在全球化大潮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隔绝、规避,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与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不应“一刀切”。所以经济变量的分析尤其是“新发展观”在诠释民族经济时,要重视民族文化诸要素,以寻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民族经济研究日益重要。

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民族自治地区只能在区域经济中呈现其一些特性,而在非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民族的因素大抵不在考虑范围;即使是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对于不同民族的经济进行分别的研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不难看出“区域”的概念(即使是民族自治区域)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族”的经济文化特质与实况,反而在同一个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不同区域,会显现其民族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这样一来,无论从现实区划或经济布局还是从研究对象或立论基点来看,经济研究包括区域经济研究的体系与理论方法都面临着创新的时代要求。

尽管区域经济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大体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以“区域”为基点,不能凸显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由于单纯研究“经济”,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不便于深入到区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正是在这种区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对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却与当地的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落后成为反差共存体。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或经济“脱贫”,包括对民族地区不断加大投入,但对于民族经济本身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还注重不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性方式而非市场性的。近年来虽也鼓励民间投资,如“光彩工程”或外资引入等(主要针对西部地区而非民族经济本身),但与中国已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之间差距还很大。因此,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分析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中同一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面临问题。

笔者曾就“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作些思考,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区,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居区,还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区)经济。(7)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注意区域失衡忽视民族差异,其代价将越来越显见。但界定“民族经济”是困难的,达到共识更不易,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却不等于说不必或不能界定,需要努力朝着基本概念的明晰化、共识化迈进。

愚见也受到前人启发,民族经济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受到有识之士重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20世纪80时代就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等论文,他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是从“地区”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可归属于“地区经济”范畴;他注意到这些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际,提示民族地区经济包括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内。(8)这就点出了一般区域经济研究的缺憾,推动了民族经济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所突破。可惜至今“主流经济学”并未对此更多关注,而是民族学研究者正式提出并开展民族经济学的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就是在80年代展开的。那时已有许多成果问世,198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标志着学科的兴起,也经历了学术积累和学理探索的过程。1979年9月,施正一先生首次提出创建“民族经济学”分支学科,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奠定了这门新学科的基本框架。(9)20多年来,许多学者从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实地调查、开发战略、现代化进程以及WTO与我国民族经济等角度展开探索,若干有份量的成果包括专业教材陆续问世。(10)特别是,作为一门跨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据统计,民族经济学科90年代培养硕士生180多人,博士生21人,博士后1人,外国留学生10人(11)一批含硕士、博士在内的专业人才队伍逐步扩大,并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为重点的科研群体。此外,还有学者开展“经济人类学”研究,这也是民族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注意到这可能与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的同名著作有关,栗本的书提供了许多相关的西文文献和理论方法,他将“文化人类学中的经济人类学”作为一章的标题,其本人是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出身,良好的知识结构为该研究奠定了基础。(12)另外,近年我国已有一些专门研究某一民族经济的著作面世,这也是一种创新探索。(13)

进入21世纪以后,科研的深度、广度都有较大提升,龙远蔚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颇具代表意义。此研究不仅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史前提;而且针对民族经济研究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见,将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现状来看,民族经济研究主要是民族学的拓展,个别为经济学的延伸。以往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中经济似乎并未作为独立的门类开展专门性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民族经济逐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反贫困、城镇化以及加入WTO之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走向等等问题的研讨,进一步推动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借助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以民族学和经济学交叉为特征的新兴学科——民族经济学,无疑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的特殊价值,这也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虽然80年代以来“民族经济学”作为正式学科名称被收入许多工具书,(14)但至今在学科的名称概念、基础学理、学科性质、理论体系、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上还都存在不同认识。尽管经济类工具书有的将其作为经济学分支,而学科的现实归属为“民族学”二级学科,研究者多立足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基础与科研视野。不过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4版)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学科专设类目,说明了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20年多来的发展逐渐成熟。(15)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本质上是属于经济科学的。”(16)那么,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理特性或学科归属怎样更合理?其新兴交叉性学科理论价值到底何在?其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有学者提出,“民族经济学就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并认为其主要应研究“民族经济生活、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比较研究、民族经济政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等。”这有其道理也还有讨论的空间。(17)笔者认为:首先,民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次,它也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但即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学。因为主流经济学中尚无其应有地位,而传统的民族学中也大抵不包括民族经济的独立研究,因而它具有若干创新的学理价值。然而,民族经济学并非经济学和民族学的简单“交叉”或“揉和”,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整合、创新与生成;同时这还关涉到再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可能更恰当,这三者主要是前两者构成了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并整合成更高层面的新的学科领域。从经济学研究角度看,“民族经济学”即是以“民族”为特定对象的分支学科,其涵有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性质,这也正是新世纪学术创新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今“显学”经济学中,有关民族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至多在区域或贫困等研究中有所涉及。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仍以西方为主,而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拓进,还是我国文化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仅就经济学而言,国人可能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较大,如张培刚等前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些基础研究应重视,因其具备丰富和深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意义。研究中国问题只靠西方理论不够,应注意从研究对象本身提炼出与规律性、理论性的成果,并上升到理论经济学层面。西方理论方法并非不能用,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理论确有若干基础性、普适性价值;但研究非西方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否则就会“方榫圆凿”,忽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特性行不通。此外,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民族经济研究还较薄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经济学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分支并很有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学”是几代人投身的学理探究,如王亚南、许涤新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前辈学者等都付出过艰苦的努力。(18)笔者近年力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民族经济学无疑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研究。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民族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由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从而五彩缤纷斑斓多色,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民族共同体”包括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传承与特殊的经济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等,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所在。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特征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到先进民族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为本民族经济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在民族问题上经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申的“经济文化一体性”。(19)坦率地说,笔者对于民族经济问题的关心,即源自最具这种“一体性”或“关联性”的专业——经济思想史的学理特质。

诚然,“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与“文化现代化”或“全球化”相伴而行,也同“本土化”、“民族化”交织互动。在WTO框架下,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有“全球化”的牵引,也有保持其民族特性与传承的需要。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是必须认真研究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经济学中“短线决定论”所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只看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现代化是不完善的。在全球化大潮中,地区也好、民族也罢必将卷入时代的巨流。如果不使民族区域和区域内的民族两者的经济文化都能适应发展而又保持民族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良性、健康而全面地发展,而且区域经济还会导致新的“非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消除民族个性的“同化”,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与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特性之间应当能够走出并存互促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而且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以至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脱离了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难有重大的突破。

“新发展观”要求我们不能只看经济数字不顾社会及自然和谐,只讲发展不谈代价。笔者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是两大沉重代价,一是文化价值的失衡,包括道德、情感、观念、习俗等;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资源、物种、植被、气候等。当“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之后,文化失衡问题似乎还未提升到“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强调“新发展观”,关键应当将上述两大代价限制或降减到最低,不可偏废;而民族经济学与这两者都直接相关,从而具有促进和践履“新发展观”的学理价值,这也就赋予了对这门新兴学科特殊的时代意义。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经济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西部不仅是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这也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开发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不能不考虑民族经济文化自身的个性与特点,不加区别的“开发”很难成功,更难健康发展,这已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千年发展史所证明;用同一个模式来“开发”不同的民族或区域,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正如强调生物多样性一样,也不应忽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这在“全球化”、“一体化”时代尤为重要。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以西部开发为中心分析了以往发展模式的缺憾,,探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特别是1949年以来三次开发高潮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应结合民族经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西部开发问题,并试图通过探寻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等,以促进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20)

在全球化的今天,西部大开发、民族现代化都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论是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还是新发展观的理论阐述,都不能仅仅驻足于注重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性。正如人类文明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一样,人的需求在衣食无忧之后,精神与文化需求必然提上日程;而对于精神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挑战“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同样为民族经济学提供了发展空间。相关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2004年4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新发展观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笔者以“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价值与新发展观”为题,陈述了一些认识引起关注。(21)

综之,中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然而任重道远。正值“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契机,加之“新发展观”的理论倡导,成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新的发展机遇,这也是中国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有力应对。

注释:

(1)主要如厉以宁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治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版;胡鞍钢主编:《全球化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庞中英主编:《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康:《全球化民族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华孔子学会、云南民族学院编:《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

(2)笔者曾就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从一个角度个案研究《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学术界》2004年第5期),提示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论文产生较大反响。

(3)参见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234页。

(4)参见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5)此系列研究集中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自1999年起每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册主题各异的成果报告,迄今已经出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7册,可资参考。

(6)此系列研究同样集中了多学科的学者,并置中国于世界现代化的比较之中进行考察,自2001年起每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册主题各异的成果报告,迄今已经出版《中国现代化报告》5册。2004年报告的主题是“地区现代化之路”,注重不同地区现代化的差异与特点,可惜尚未正式研究民族现代化问题。

(7)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论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兼及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科院学术交流委员会编:《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唤》,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等。

(8)于光远论文分刊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第1集,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第2集,1984年版;第3、4集合刊,1987年版。

(9)主要有施正一:《关于创建民族经济学新学科的几点意见》,1980年1月24日《光明日报》摘发,收入《施正一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民族经济学研究》第1集,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等。

(10)著作主要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曹征海、马飚:《起飞前的战略构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李文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童浩:《民族经济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陈虹、哈经雄:《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典·少数民族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文长:《中国经济发展的B面——经济发展与民族利益的整合》,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黄万伦、李文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教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竹青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开拓与发展:民族经济学2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杜发春主编:《民族经济发展论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施正一总主编:《民族经济学与西部大开发论坛》,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显人主编:《加入WTO与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相关论文更多,不赘。

(11)参见施正一、张丽君:《民族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民族》2001年第6期。

(12)如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施琳:《经济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79年初版。此书影响很大,到1990年第17次印刷,并有王名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

(13)见傅波等:《满族经济与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王剑峰:《桑植白族:经济与社会结构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陈献国主编:《蒙古族经济思想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

(14)如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慎之等编著:《经济学新学科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马洪等主编:《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王培智主编:《软科学知识辞典》,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李行健等主编:《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韩寿根等主编:《学科大全》,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李忠尚主编《软科学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素秋等主编:《当代经济新术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等。

(15)古玲:《“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增设民族经济学类目及思考》,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16)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7)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另外如马丽娟:《再探民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可参考。

(18)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奖);〔YETan,EtymologicalStudiesofCHINESEECONOMICS,SocialSciencesinChina(EnglishVersion),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中进一步考察此问题,这也是海内外的最初探索,专著即出。

(19)关于“非经济因素”,笔者发表了《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现代化主体简论》,《理论信息报》1989年7月17日等;有关“经济文化一体性”问题,有拙作:《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沿海企业与科技》1997年第2期、《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财经论坛》1998年第5期等。

民族经济范文第5篇

首先,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多数分布在石山岩熔地区、黄土地区和荒漠化地区,大部分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如内蒙古地区的风沙情况特别严重,秦巴山地区则生态环境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其次,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多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区域,所以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规模一般较小只能维持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如2000年左右还有将近25%的少数民族村庄没有通电,而没有通电话的比例更是高达70%以上,没有有线广播的则是占到了86%以上。在目前计算机技术和各种信息技术以及大数据背景下,这样的基础设施情况很难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不能很好的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获取各种信息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第三,改革开发过程中,我国采用的是先发展东部带动西部的方法,如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大多集中在上海、广东等沿海城市和地区,而内蒙古、新疆和甘肃等地区的企业不论从数量上来说还从规模上来说都是无法和东部较发达地区相比的。西部地区的资金严重缺乏,即使国家有政策上的倾斜,但是由于资金来源非常狭窄,只能完全依靠国家的投资,无法吸引其他投资。第四,我国目前有些民族保留相对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塔吉克族在有原来的游牧状态转变为定居务农生活方式后,他们的生活技术落后,在种植和收割作物时采用的手段和方法较落后,他们在种植作物后采取不锄草、不施肥的游耕粗放性管理方式,收入非常少。第五,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相对较低,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落后。少数民族地区通常来说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等情况,这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非常有限,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教学设备远远落后于时代,这些都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2解决目前情况的一些方法

2.1想尽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各种有用资源,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交通状况,为这类地区人们的出行和与外界信息的交流、互换提供有效途径,为地区的脱贫提供更多可能。对于某些民族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将居民整体进行移民,为其正常发展提供更加合适的生活环境。

2.2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硬件设施我们通过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相结合的方式为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基础设施状况良好才能为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了使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焕然一新的同时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又不是特别严重,我们可以在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的作用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2.3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我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虽然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但是却有着发达地区没有的丰富矿产、农业、特色文化和草原等旅游资源。通过引进新技术和发展地方特色旅游等方法,不仅能够解决当地人们的就业问题,带动相关如农家乐等餐饮业等的发展,还能增加这些地区的经济效益。

2.4加大教育投入,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居民的基本素质我们发展民族经济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提高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水平,丰富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实现全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都知道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更好的发展民族经济,我们必须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上的投入,努力提高人们的基本素质,通过采取积极的措施和手段吸引外部人才的同时重点提高本地区人们的教育程度和水平,彻底转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才严重缺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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