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塑地方的人群关系

1.公共艺术和自治式的社区再造

这其实仍是一个和现代主义城市相关联的命题。传统的社区和邻里在现代主义运动中已经瓦解，西方城市大多面临的是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因人口迁移而产生的某些社区的空心化问题。而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更多的是邻里关系的退化，人际关系的疏远。但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社区问题都是人群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也帮助人们寻找到归属感。一个运转良好的社区一定也是一个具有相当自治能力的社区，但是要让居民愿意投身到自己社区的管理当中，需要一些激励因素。对此，显然没有比具有某种艺术气质的集体活动更好的形式了。艺术家作为社会当中的活跃分子，自然地可以成为某种粘合剂。在荷兰的“厨师、农民、妻子和他们的邻居”艺术项目中，艺术家通过日常的农业和烹饪来开展艺术文化项目，从而达成社区结构的重新构建。另外一个案例是巴西的“米利亚姆艺术俱乐部”（JardimMiriamArtClub）项目，也同样看到艺术家对于社区的贡献是超越政治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几年前的曹杨新村公共艺术活动是公共艺术重塑社区生活的典型案例。作为一个曾经辉煌的老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日益衰败和边缘化。公共艺术活动的入驻，不只是试图在面貌上对社区进行修饰。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居民参与到公共艺术活动当中，或是成为艺术家创作作品的助手，或是通过自身对于艺术的观感和互动，以最终完成某件公共艺术的形态。在一个没有太多自治意识的社区，公共艺术的介入通过重新塑造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自我领导意识，以达到社区再造的目的。

2.公共艺术和族群的融合

在这个地球上，人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是对于差异和分歧，人们往往更愿意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艺术不能避免战争，但是艺术确是医治战争创伤的良药。在西撒哈拉的“提法里提”（Tifariti）项目中，每年的公共艺术活动看上去已经成为战争之后的节日，它帮助人们遗忘战争，重建这里的地区认同，重建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另外一个例子是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协议换来的和平并不能消除人们心中的仇恨。在“乌鸦巢”（Crow''''sNest）项目中，我们看到艺术对于政治问题的干预。以鸟类的和平隐喻来逐渐取代军事要塞所带给人们的关于冲突的联想，使得政治问题在大自然当中解体，从而尽快消弭不同种族之间曾经的心理对抗。通过这类公众参与的艺术项目，或许能够将和平的希望撒播到不同的族群之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也越来越自由，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移民问题。美国有移民问题，那是跨国界的；但是在相对民族比较单一的中国同样也存在移民问题，农村人口在向城市移民的过程当中，往往不能很好地融合到新的社会当中，而这个融合的问题往往不是在政治层面通过一些平权法案所能解决的。对于这些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而踏入未知领域的人们，不仅是社会学家，艺术家也应该有这个义务对他们进行帮助，并通过公共艺术来唤醒全社会的良知。相似的，还有弱势群体的问题。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经历了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之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仍然是个显著的问题。所有因为性别、职业、身体等等的差别而引发的歧视都应该是公共艺术所指向的议题。在这方面，公共艺术应该是公众的引导者，应该致力于消除对于少数群体的歧视，加强不同人群之间的融合。

二、重塑地方的发展

1.公共艺术和地方经济发展

从公共艺术项目的资助和推动来看，离不开公共资金的支持。就这点而言，公共艺术需要对其资助者，不管是某个慈善基金还是直接来自于公众，要能够创造某种价值。当然公共艺术所带来的收益有的时候很难评估，有的时候它的确带来真正的资本收益，而有的时候它可能只是提高了某个地区的知名度。就对于地方发展的收益评估而言，公共艺术的评价体系是可以参照慈善事业的模式，也就是直接创造某种经济价值来反馈公众；或者更有效的方式是，能够促发更多的赞助者或是公众投入到改善某个地区或族群的生活标准上来。公共艺术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有着更为广阔的潜力。那些贫穷的地区之所以贫穷，往往意味着它缺乏一切除人力以外可能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同时也缺乏关注。而公共艺术是一种相对而言性价比非常之高的社会促进手段。印度的“那尔帕”（Nalpar）项目为当地的原住民部落的手动水泵进行了艺术化改造，这不仅改善了饮用水质提升了生活标准。就另一方面而言，因为取水是妇女的职责而间接提升了那里的部落妇女的地位。而这一点对于一些贫困地区而言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提升，因为在那里，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往往决定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走向。

2.公共艺术和公民教育

在地方的发展层面，公共艺术已经跨出传统的艺术界定，在教育、医疗等领域都存在着公共艺术介入的可能性。对于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水准，不可能永远依靠外界的帮助，更多地是需要唤醒当地社会和民众自身对于教育和医疗的重视，而这就为公共艺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介入机会。以教育为例，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设施和教育水平都比较落后，为那里营造像大城市那样的教育环境并不现实，这就要求艺术家们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去介入。不仅是公共艺术活动的最终结果，更重要的是公共艺术自身的实施过程，往往就是一个当地儿童的教育过程。“尼日尔建筑”（NigerBuildings）项目中关于儿童学习方面就是一个不错的案例。同样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在浙江的乡村所进行的“美丽乡村”公共艺术实践很难用资本价值来衡量。这样一场活动当然不可能就此改变乡村的面貌，但是艺术节的那一幕可能已经永久地镌刻在那些还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孩童们的脑海里了，而这种艺术的冲击必定在无形中为他们打开了一扇之前从没有想象过的大门，为他们将来的成长打开了一种可能性。而当新一代的集体审美意识普遍提高之后，公众所迸发出来的对于生活质量和产品美学的渴求，将是推动地区发展的永久动力。结语以上这些围绕着地方重塑的不同角度——空间、人、发展——当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只是在不同的地域或是族群之间，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而这些侧重恰恰构成了公共艺术的多元性。包豪斯第一任校长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在包豪斯成立时曾经发表了著名的包豪斯宣言。在此引用其几句话，“Architects,painters,sculptors,wemustallreturntocrafts!Forthereisnosuchthingas‘professionalart’.Thereisnoessentialdifferencebetweentheartistandthecraftsman.Theartistisanexaltedcraftsman.”（“建筑师们、画家们、雕塑家们，我们必须回到工艺！因为没有所谓的‘职业艺术’。艺术家和工匠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艺术家们是高层次的工匠。”）这是在沙龙艺术盛行的年代，格罗皮乌斯所发出的要求艺术家和设计师拥抱实用艺术和设计的檄文。当时的这个宣言稍微修改一下或许也可以回答关于“公共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在当下这个时代，19世纪的沙龙绘画当然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时代有了太多的所谓的前卫艺术，不管称之为前卫还是当代，这些东西已然成为当代的沙龙艺术，已经失去除艺术家自身以外的意义。这不再是一个绘画和雕塑的时代，在当代的全球化语境中，艺术家们还需要博物馆吗？公共艺术家显然是不需要的。艺术家们更需要去拥抱大众，参与到社会当中。借用格罗皮乌斯的语言形式——当代的艺术家要走到公众当中！因为不存在所谓的“职业艺术”。艺术和意识形态没有根本的区别。当代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改革者”。

作者：卓旻单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城市设计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