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向工人发展的特殊形式

自秦汉出现农民这一阶级以来，中国劳动者再无大发展。和农奴相比，农民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建立在农民劳动基础上的古代辉煌的农业文明远远高于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就是证明，但是，中国劳动者停留在农民阶段的时间过于漫长了。黑格尔的话不无道理：“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①]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得到发展。

农民工阶级的产生是中国农业劳动者继商鞅变法以来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与农民相较，农民工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全面提升。

虽然在乡农民工还有80%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但即使是在乡农民工也开始接触到了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至于进城农民工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成为主力军。中国城市用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张艺谋先生的话说是“没有自己的性格”[②]，这不奇怪，因为近代以降，中国城市是作为外国资本侵略和掠夺基地而畸形发展起来的，与本土缺乏血肉联系。可以料定的是随着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必将赋予中国城市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国城市当前的二元化，即都市与村庄并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工业生产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要求远高于农业生产。科学取代了经验，技术取代了手艺；顺应自然让位于征服自然，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与农民工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相适应的，是典型的“前进中的问题”；工厂化协作代替了田间地头的个人劳作，由此产生了新的集体力量；日入而息的时间被轮班制改造成劳动时间；秋天才有收获让位于流水生产线终端不分四季无论昼夜财富的涌流；昔日一小块土地就能让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洒下汗水泪水和热血，今天农民工把世界各地的原料、燃料、设备、技术置于自己劳动范围内；悠闲散漫的性格被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快节奏取代了“急什么”，计件工资使每个农民工都产生了比那个揠苗助长的农人更为急切的心情，农业生产时代的大笑话成了工业生产时代的大实话；如此等等，显示出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工业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达到了一个农业劳动者无法企及的高度。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也远高于普通的农民。农民工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工资收入。伴随着工资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农民相对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就越来越低，因而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离开土地即从农民转变成农民工的速度也就越快，人数就越多。农村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由农民与在乡农民工的分化为主旋律，乡镇企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成了富裕的地区，没有在乡农民工的地区只能输出进城农民工，本地农村则沦为贫困地区。同一村庄条件相当的农民之间，有打工收入和无打工收入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廉价工资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春节回到家乡那就是在外发了财后衣锦还乡，连麻将也玩得大。“一人打工，全家脱贫”虽有夸张成份，但道出的农民工在农村较高的经济地位却是事实。农民工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家乡找了回来；在城里遇到的异样目光在家乡变成了羡慕的目光。

农民工的社会经济作用也远远超过农民。农民工生产的产品是商品，而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农民只能以这30%的商品农产品参与社会交换，为城市提供有限的原料、粮食、蔬菜等产品。农民庞大的人口数量因货币收入的微薄而不能成为工业品的巨大市场，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半封闭的农民经济差不多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不可能对世界经济格局有任何主动的作用。农民工则不同，农民工生产的产品，一方面仰赖社会其他部门提供原料、燃料、设备、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又为其他部门提供各种劳动密集性的产品，如建筑、煤炭、矿石、食品、服装、建材、电子产品等。农民工创造了整整一个部门，而且是作为国民经济分工体系中的一元而存在的。农民工谱写出一张新的经济表，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结构图，以致于在社会再生产和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得不考虑农民工的市场需求和农民工的供给能力。和半封闭小农经济不同，农民工的经济活动是完全开放的，这个部门的发展既得益于又施惠于整个国民经济。不独如此，以廉价工资为吸引力，农民工还积极作用于世界经济，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巨大影响，使世界工厂不得不重新考虑选址问题。所有这一切，又是农民所远远达不到的。

不仅经济地位是如此，政治地位也是农民工高于农民。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把进城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对待，尽管在乡农民工尚未获得这一政治待遇。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③]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相反他们总是善于建立起自己敌对阶级的政权。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成功，一而再再而三地昭示着这个真理。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互相对立的思想旗帜下进行斗争，就是因为这个阶级内部缺乏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政治上的统一组织。农民阶级的这个特点注定了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农民工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更具有现代阶级的本质特征。因此，即使在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意义上，农民也不如农民工。农民工在其发展中能够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而成为领导阶级，农民则只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解放自己。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农民工阶级意识也大大超过了小农意识，农民工阶级尚处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竟然是小农意识永难企及的高度。小农意识是个体农民对集权官僚阶级统治意识的依附性意识，是个体意识。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即使是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也是一种独立意识，是在与雇主阶级斗争中萌发的，而不是一种依附性的意识。正因为农民工阶级意识是独立的，因而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思想旗帜，而农民阶级历次打着均贫富的口号，奋斗的结果一定是个贫富不均的社会，打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旗帜。数千年了，农民几无自己的思想家，自己阶级的圣经，反而把帝王将相的历史故事作为自己的文化消遣。

农民工是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量上的，而是质上的；不是个体性的，而是阶级性的。在第一章中，我们把劳动者历史发展划分了几个大的阶段：奴隶—农奴—农民—雇佣工人—自由人。现在，对中国劳动者来讲，在农民之后是农民工，雇佣农民工与雇佣工人是不同的，其利益地位是有区别的，不过雇佣农民工以雇佣工人为发展方向。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延续了人，而且发展了人、提升了人。农民工将中国农民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是人本质的一次大发展和人性的又一次升华。在向自由人发展的漫漫征途上，农民工向前跨出了最为艰难而伟大的一步。想一想时隔两千多年才跨出这一步，可见其伟大之至；想一想已经跨出这一步的工人仍然保留农民的身份，可见其艰难之至。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已经作了全面论证。问题不在于农民工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民，问题在于农民工在各个方面已经不同于农民却依然保留了农民身份。不仅如此，在乡农民工本人还保留了农民的职业，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家人还在种地。传统社会以户为社会单位，现代社会则以个体经济人为基元。若以经济人观点来看，农民工已不再是农民，起码对于进城农民工可以这样讲。但即使是进城农民工仍然是农民。我们把这种在发展水平上高于农民，但在社会地位上还依然保留农民身份的农民工称为末代农民。凡是身份具有世袭性质的社会，在实际地位失去后，都会形成“破落的”、“末代的”社会阶层，如破落贵族，末代皇帝等等。

中国户籍制度赋予农民的身份是世袭的，这种世袭身份不随农民实际职业而变化，不随劳动者实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提高而改变，当农民工发展在人本质和人性提升方面远远超过农民时，就必然产生末代农民。

如果说农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有阶级的话，那么作为末代农民的农民工就是中国这个特有阶级发展的最高因而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工人。

在末代农民身上积淀着一部中国劳动者数千年发展史，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崭新的社会结构。末代农民是个转折点，把历史与未来联结在一起，使古代中国真正走向现代。

翻开沉重的中国历史，那是一部农民多少次更朝换代的历史。有多少人明白过：为什么农民千百次反抗总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农民总是受欺压的对象？不管哪朝哪代，为什么农民总是最苦最穷？在走投无路的条件下官逼民反，结果不是被别人利用，就是替对立阶级建立政权，皇帝姓氏变了，可是政权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使到中国革命的崭新时代，贫雇农也只配打江山，不配坐江山，这究竟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农民是农民。农民人数众多，但每户农民都自给自足，彼此间并不存在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④]孤立的小农，经验再丰富也是针对自然的，而不是针对社会的。在社会交往中，小农总是被欺压的对象，力量的弱小，只能使他忍辱负重，农民历史就是一部饱尝屈辱的历史。分散的农民使组织成本高昂，分散的农民缺乏共同利益使组织产出几近乎零。经济上缺乏共同利益，政治上缺乏统一的组织，这根本算不得一个阶级。存在决定意识，因而在意识上不可能有一个农民的阶级意识，小农意识决不是阶级意识，而是个体农民意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农民都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农民对个体事务的精确与敏感，同对总体事务的模糊与迟钝并行不悖。

农民工是个突破。农民工阶级的出现将改写由农民改朝换代的中国历史轨迹。农民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试错后终于走上了一条彻底改变农民历史的道路，那就是改变历史主体的农民本身，使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民开始转变成农民工，最终转变成工人。一个没有农民的历史一定不是更朝换代的历史，一定不是个专制统治的历史，一定不是依赖几个知识精英奋斗的历史，一定不是需要少数脊梁的人支撑的历史，一定不是古代史；而是一个靠选举定期改朝换代的历史，一个民主的历史，一个真正依赖阶级力量对比而变化的历史，一部现代史。

末代农民的意义不只是体现在纵向历史轨迹的变化上，还体现在中国人展开自己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的空间上。多少年来，我们活动空间只局限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喜玛拉雅山以北，白山黑水以南，东至大海的东亚范围。大概只有蒙元时期才将活动的范围往西往北延伸到欧洲。不过那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大量事例已经证明这些草原帝国都是昙花一现。[⑤]就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功业，那也是牧民的，而不是农民的。

农民基本上象一株植物。生长在一个地方不动弹，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挥洒在一小块土地上，外面遥远的世界作为轶闻听听可以，从来不认真去考察研究，实在说来也无研究之必要，因为离那一小块土地太远而不起任何作用。除非是那一小块土地处于河流的下游，上游发生的事情影响到灌溉用水，那就必须打探清楚。所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⑥]这样一来，假若无外来入侵，农民的活动空间异常狭小。东亚这一大片土地的农耕区内部老死不相往来。每户小农在狭小的空间里与天、地打交道，与熟人打交道。不具有侵略性，反倒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性。色诺芬很早就注意到农民对这一狭小空间的爱护与反侵略性的养成。[⑦]

狭小的生产生活空间，限制了农民的视域与胸怀，加之历代抑商主义政策，使农民的实践活动局限于土地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细分，小块土地愈来愈小，终于将整个经济活动归结为基本生存问题。在内部资源和活动空间日感局促的条件下，不能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缺乏全球战略。时至今日，在很多人眼里仍然把全球战略等同于霸权主义，这是小农意识的反映。我们不赞成侵略扩张，不赞成霸权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说不需要提高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等于说不要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全球战略制定的基础和必要性不可能源于小农经济。小农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无力主动参与竞争，这是为小农的低劳动生产率所决定了的，又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小农经济陷于瓦解，首先瓦解的是小农经济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结构，廉价的机织布取代土布；现代缫丝业取代手工缫丝等。外国资本在生产上战胜家庭手工业后，又在流通中把小农经济纳入剥夺的对象。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了国际资本的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今天，我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2亩多，而美国为700多亩，法国每个农业经营者平均耕地577亩。我国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缺乏规模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小农日益感受到外来廉价进口农产品的压力。据吉林省的调查，1997-1999年全省农民每年种植玉米的投入加上各种费用大体在每公顷4200元左右，正常年景玉米产量每公顷7500公斤左右，生产成本为每公斤0.6元，扣除成本，1996年收益每公顷3450元，1999年只有1950元。收益下降就是竞争的生存空间的收缩。1998年底，吉林玉米批发价为每吨1159元人民币，同期美国芝加哥交易市场玉米期价为每吨87美元左右，合人民币每吨720元。两者相较吉林玉米价格高出60%左右。1999年，河南省小麦每吨151.8美元，美国为98.1美元；吉林大米每吨198.3美元，美国为143.3美元；黑龙江大豆每吨207.2美元，美国194.1美元。玉米、小麦、水稻是我国三大主粮品种，价格一律高于国际市场40%~60%[⑧]。

由此可见，无论过去和现在，农民在狭小的空间上经营的小农经济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资本和商品的竞争。这种与世无争的经济形式却被迫面对外来的挑战，狭小的经营空间既因内部土地细分而愈益狭小，又受到外来侵略的强力挤压。个体农民经济是古代文明辉煌的基础，是近代屈辱的根据。到了现代，重建小农经济根本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相反只能引向古代化。

这种个体小农在末代农民身上终于显露出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春去樱花无可挽回地随风飘去。农民工以离土和离乡为特征告别了土地。从否定意义上是告别了那山那水那块土地的狭小空间，从肯定意义上将全国和全球的资源置于自己的劳动之中。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原材料和产品两头在外，国内只提供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末代农民活动空间由此迅速扩大，东南亚的市场、中东拉美的石油、澳洲的木材与铁矿、日本的技术、欧美的设备，还有万国的资本和市场都是农民工劳动的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产品销售地。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美国西海岸港口工人的罢工、WTO的谈判、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这一切都与农民工的状况紧密相联，再也不是局限于小块土地上求雨祈年，再也不是只为灌溉用水与上游村庄械斗，竞争的对手在遥远的国度，活动的舞台是整个世界，农民工是“世界工厂”的工人。

农民工阶级给予的希望不仅在于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在于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

二、“民工荒”——农民工对资本的特有的抗议方式

2004年9月12日至20日《经济日报》陆续刊出“追踪民工荒”系列报道，报道了东南沿海出现普遍的民工荒消息。

记者洪敏报道：“今年春节过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往年难以招架的民工潮相反，突如其来的‘民工荒’使当地各方措手不及，也成了上半年社会关注的焦点。”

编者按指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珠三角乃至全国劳动力供需市场在今年春天以来凸显了一个历史性变化——农民工短缺！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大军。一度使珠三角等地区长期为大量涌来的‘民工潮’所困扰。而今，珠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企业却又为‘民工荒’所困惑。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经济社会在悄然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大范围的民工短缺？据记者了解，不只是珠三角，同时在长三角、闽东南，甚至内地一些地区都普遍存在农民工短缺现象。一种现象的背后，必定隐含着内在的变数。”[⑨]

记者刘麟报道：“今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在广东的306家企业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28家缺技术工，总计1.8万人，有166家缺普工，总计8.7万人。另一则消息表明，东莞市委政研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估计，仅东莞2万多家企业缺工就达60万人。”[⑩]

2005年春节刚过，网上就有消息称，东南沿海地区再次出现“民工潮退潮”现象。可见，2004年“民工荒”还不是因为2003年“非典”带来的年度特殊现象，而带有一种规律性。

在我们探讨民工荒“隐含着内在的变数”以前，有必要对民工荒问题的性质加以明确。

“民工荒”中讲的“民工”就是农民工，而且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自从90年代末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以来，进城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主要形式。“民工荒”的出现之所以意义重大，值得关注，是因为“民工荒”涉及到进城农民工发展前途问题，涉及到末代农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方向。如果“民工荒”意味着从今往后进城农民工大批回到乡村，重新成为纯粹的农民，那就意味着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如果“民工荒”是农民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付资本进行野蛮的绝对剩余价值榨取，那么“民工荒”不仅不是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进步了。

究竟是倒退呢？还是一种进步？这就是“民工荒”提出的理论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考察“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廉价工资和漠视农民工权益是“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济日报》记者张建军的报道，“来自珠三角各地政府与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一致显示：信誉度不高的中小企业缺工最为严重；而生产条件好、薪水高的企业招工并不难。”[11]

据广东省农调队调查，民工短缺对不同企业而言，状况不尽相同，大型企业由于工资较高、福利较好，用工比较充足，而中小企业民工短缺现象较为严重；大型民营企业和欧、美、日、韩外资企业也基本不缺工人，相反，部分台资和港资企业，出现了招工不足的情况。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坦言：工资低，待遇差，是目前企业缺工的直接原因。

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的典型特征是价格竞争而不是技术和质量竞争。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产品在价格上有竞争力，靠压低工资，减少劳动者福利保障，来获得利润。2004年7月，广东省总工会公布的面对广东全省12市开展的民工基本状况调查显示：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指出，最近12年来，珠三角民工月工资仅仅增长了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呈下降趋势。

在珠三角及其他地区普遍存在企业漠视工人基本权利，劳动环境不理想的状况，这也是招不到工人的重要原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理事刘开明说，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还是处于10多年前的水准：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设施差，员工吃住条件恶劣、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第一个口号是向妇女和儿童开战。珠三角的资本是知道这个口号意义的。“只招年轻女工”已成为许多企业招人“硬指标”。企业在用工上“挑肥拣瘦”，使得用工的性别、年龄需求失衡，从而自缚手脚，招不到工人。有调查表明，珠三角不少企业用工男女比例为1:5，年龄在17-25岁之间的劳动力约占八成，25-35岁之间的仅占一成多，而且不少企业还想找熟工。因此，缺工主要是缺女工，在年龄结构上，缺工的87%以上为17-25岁之间的青工。女孩子高中毕业一般已经十八九岁，做两年工才算得上有熟练经验，这样计算，一个女孩只有4年的工作时间。这样的用工标准，使许多正值成熟期的男工被堵在门外，企业缺工不是民工造成的，而是企业自身造成的。

劳动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是形成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内地劳动力需求增加吸引了一批农民工离开东南沿海。在农民工中，曾经流行“东西南北中，打工去广东”的口号，现在已经变为“东西南北中，处处可打工”。

随着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并由沿海向内地延伸，长三角崛起了，京津唐地区进入了新一轮繁荣，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振兴，国内很多地方投资增加，新增企业多，社会用工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沿海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不仅外出打工者减少，更有农民工回流家乡的趋势出现。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逆向发展趋势明显。对珠三角来说，广东力倡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使广东近邻的江西、湖南、四川、广西等省区经济发展迅速升温，使得其用工量增加，而这些省区又是珠三角的主要民工供给地。

甚至连农民工输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南昌，随着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大量的农民工被吸纳。河南亦是中国农民工输出大省，在广东的企业招不到工人的同时，河南不少企业也出现了缺工现象。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记者张建军提供的材料，2004年上半年农民收入同比增长16.1%，每月平均现金收入达到了224元。这意味着外出农民工的纯收入要达到300元以上才会有农民外出打工。何况农民在家可以服侍父母、教育孩子、享受清闲，整体收益不会比外出打工差。

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产生“民工荒”不容忽视的原因。

连续七年获“中国出口创汇第一镇”的东莞长安镇，有2000多家企业，只有3万多本地人口却有近70万外来农民工。镇长梁荣业说：农民工是一支最为“革命的力量”，他们在最艰苦的地方，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城市的繁荣。但长期以来，他们的价值却被扭曲，受到了种种不平等的待遇。是市场的力量凸显了农民工的价值。长安镇由于完全依赖农民工发展起来，所以比较注意农民工待遇的提高，因而缺工现象就不太严重。

东莞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宁康分析说，新一代农民工由于家里条件好了，他们找工作的选择性强了，求职观念变了，他们不再是一味地被选择，而是开始选地区选工厂了。因此，一个地区与当地企业整体形象决定着新一代农民工的选择取向与流动方向。新一代农民文化程度提高了，从学校毕业后甚至没干过农活，不象他们的父辈能在城市“忍辱负重”，而且还增加了自我保护意识，要求公正的待遇。张建军采访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乡23岁的陈娜与22岁的丁玉珍，她们已经在东莞高埗镇劳动力市场找了半个月工作，她们说：“我们先后去了五六个厂，进去发现不仅工资低，而且生产环境差，没有一种安全感，我们最多呆了两三天就跑出来。”东莞虎门镇一台商投资10多年，深感新一代农民工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公正待遇的诉求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中国劳动力的劳动权利观念显现，表现为农民工较强的“反叛”精神，这就迫使老板更多地关心农民工。

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曾经在外“受够了苦”的父辈们，就不再让子女外出“再受罪”。当年留下的黑职介、传销、色情场所等阴影仍然活跃，他们不愿子女再受骗。

中国农民工面对资本的种种非人待遇萌发的具有集体“反叛”特征的阶级意识，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其实，只要有合理的薪酬与劳动保障，中国劳动力供给将长期供大于求。“民工荒”正是在萌芽的阶级意识指引下农民工对资本的“总示威”。

结构性缺工也是“民工荒”成因之一。目前，珠三角不少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相当一部分表现为技工严重缺少，普工并不缺乏。“民工荒”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企业用人素质提高，产业工人素质跟不上的反映。据了解，广东技工严重不足的情况，已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宏观环境上看，民工短缺不应该发生。中国当今劳动力不短缺，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也不会短缺，相反存在过剩。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1.5亿。据测算，即使从2000年起中国每年新增安排800万人就业，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中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包袱。退一步看广东，当地劳动力人口并未充分就业，广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远未完成。

所以，“民工荒”表现出来的结构性民工短缺是个事实。但企业连普工招工亦感困难主要是因为资本自身的原因，只要资本提供的劳动报酬有一个适当的提高，劳工安全有一定的保障，用工观念有相应转变，就会有足够的农民工走进工厂。

通过上述对民工荒成因的考察，有几点值得注意：

（1）低廉工资与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是主要原因；

（2）资本间竞争分离了一部分沿海寻职的农民工；

（3）大量使用年轻女工；

（4）农民工回乡创业；

（5）因农业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

（6）农民工观念更新通过代际更新得以实现；

（7）结构性缺工，技工真正短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沿海地区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资低、工作日长、劳动条件恶化、权益得不到保障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典型特征。女工的大量使用可以降低成本，这是资本增值本性决定的。外地资本竞争、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及因农业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与其说是别处资本和土地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增大，不如说沿海资本的残酷剥削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减小造成的。这是因为无论就经济发展速度、起步时间和经济实力来讲，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享受特殊政策和待遇而来得快、来得早、来得强。西部开发、东北重振、京津唐地区的繁荣无力与珠三角一较短长，即使是长三角亦不能望其项背。如果珠三角的资本普提农民工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维护农民工基本权益，那么在缓和劳资矛盾的能力、条件和水平上无出其右者。然而，东南沿海是资本来到中国的第一站。资本一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面对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展开的是掠夺式使用。当外地资本尚未出现，珠三角的资本引来大批农民工，产生“民工潮”，只是因为农民工无处可去，而不得不“打工到广东”。一当外地资本出现，条件稍有改善，沿海“民工荒”就产生，“处处可打工”使自由劳动力有了可选择的空间。

农民工原本是亦农亦工的双栖动物。正因为在“一号文件”政策支持下，使得农业收入稍有增加就把农民工吸回土地，这本身就说明，资本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太低。刘易斯讲发达国家早期的城乡收入之间差距是“峭壁”，在中国实乃“沙滩”。廉价工资的危险性在于，它极有可能将劳动者发展从已达到的农民工高度推回到纯粹农民阶段。从这一点看来，“民工荒”对农民工是好事而非坏事，不是动摇了而是有利于巩固这个阶级的地位与生存条件。

农民工观念更新和对资本反抗精神的增强，那不过是资本对农民工这根弹簧压力过大而形成的反弹。阶级意识只能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民工荒”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影响在于促进阶级意识的增长。

对于结构性缺工，一般见解以为与资本无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问题。这是离开总体孤立看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劳动力的再生产本身是资本再生产和积累的一个条件。“所谓的‘民工荒’是个伪命题，‘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12]技工难道不是农民工吗？“技工荒”不就是“民工荒”吗？为什么改革开放1/4世纪了，即使从大规模出现进城农民工以来也有15年了，民工仍然停留在普工阶段，没有转变成技工呢？有哪种技术农民15年都学不会呢？珠三角缺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第二产业如制衣、制鞋、玩具、家具、机械制造、建筑施工[13]，这些行业的技术并不难掌握，并非高新技术，何以农民工掌握不了呢？

在考察进城农民工工资的第四章，我们看到农民工劳动力价值只包括养活农民工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农民工繁育后代的费用由农民工家庭的农业收入来支付，至于劳动力教育和培训费用不包括在廉价工资当中，易言之，廉价工资之廉价是根据这两部分费用“不包括”来规定的。对于资本来讲，具有“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当然是其利益所在；不过这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生产本身不需要昂贵的技工。如果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不得不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采用新技术，从而使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廉价工资就维持不下去了，如果资本坚持维持廉价工资，支付不包括劳动力教育和培训费用的工资，那么农民工就不可能由普工发展为技工，又由一般技工发展为高级技工，就会出现技工短缺和技工型的“民工荒”。

当然，农民工从普工向技工的发展，克服廉价工资还只是一个基础，要完成这一转变尚需其他条件：首先是资本不能规定农民工过于漫长的工作日，使得农民工有时间从事受教育和培训活动；其次，政府要为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提供相应的服务；再次，要建立农民工教育和培训基地；最后，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为新一代农民工打下应有的文化基础。所以，“技工荒”的产生是个复杂问题，但是，资本需要技工而不能再生产技工是问题的关键。

由此看来，“民工荒”的出现根源于资本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掠夺式使用；“民工荒”不过是农民工对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反抗，是农民工在现阶段的一种独特的罢工方式。在进一步考察“民工荒”的作用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种罢工方式的独特性。

工人反抗资本剥削和统治的方式是随着资本的剥削方式和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在历史上有怠工、偷懒、捣毁机器、游行示威、罢工、起义、没收资本的革命等方式。我们把“民工荒”视为比“示威”更为严重的罢工方式。所以作这样规定，理由在于：示威仅仅是显示工人的力量，并未实际使用这种力量，因而是一种单纯的警告；罢工固然也有警告的作用，但主要是实际使用工人阶级的力量，这种使用是通过暂停工人阶级力量的使用来显示这种力量，因而，罢工对生产和资本增值发生了实际影响。“民工荒”同样是通过暂停农民工的作用来显示这个阶级的作用，因而直接影响了资本的增值活动。所以“民工荒”实乃“资本慌”。

但是，“民工荒”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罢工，工人罢工一般是有组织的活动，是在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领导下的集体抗争；罢工一般也都有明确的抗议对象，工人反抗的对象可能是具体某个工厂的厂主，也可能是整个资产阶级，那就是政治性罢工了；罢工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有统一的口号与斗争纲领；一般经济性质的罢工的目标都很具体，或提高工资，或缩短工时，或增加福利等。近年来东南沿海的“民工荒”，作为一种变相的罢工；既无组织领导，也无明确抗争的对象，因而没有哪个具体的雇主惊慌失措，反抗的对象只是抽象的资本；罢工纯粹属于经济性质的，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没有统一的口号和斗争纲领；没有明确的可与厂主谈判的罢工目标。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特点，人们很难认识到“民工荒”的实质就是一场罢工。

但是，这的确是一场经济性质的罢工。虽然没有统一组织，但有统一行动，“民工荒”不是一时一地一厂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年度性特征；上年底所从事的工作，今年初不再复工了；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但不等于没有目标，这就是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福利待遇，消除歧视性体制与政策限制；没有具体的抗争对象却以一定范围（东南沿海）的资本为抗争对象，这倒起了一般性警示作用。

“民工荒”这种独特的罢工形式是与农民工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民工基本上保留了农民的个体活动方式。尽管已经具备了《工会法》规定的加入工会会员的条件，但因维权意识不强，普遍未建立起工会组织。工资收入水平低，几乎承担不起组织工会的费用。工作时间长，没有节假日，工人无法从事社会活动。阶级意识淡薄，刚刚处于萌芽阶段，不能形成明确的斗争纲领与目标，甚至连一句象样的口号也没有。频繁的流动进一步增加了组织的难度。大多数农民工把希望寄托在雇主发善心和社会力量支持上，没有意识到自身阶级力量的重大作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状态，在乡农民工与进城农民工之间，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力量。农民工内部相当一批个体户尚未出现分化，一部分个体户上升为资本家给不少农民工形成一种通过个人辛勤打工能成为老板的幻想。这些因素对农民工的抗议方式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为什么分散的以个体方式活动的农民工会发生统一的抗议斗争呢？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时间选择上的惊人一致。我们知道，统一的罢工时间是工人只有在严密组织条件才能确定的，并约定统一行动的信号。“民工荒”中的罢工时间是怎么确定呢？这不能不涉及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对农民工的巨大作用。

农民工迁移于城乡之间，但迁移的时间在春节前后。春节前由打工所在城市流往乡村，春节后再回到城市。农民工所以选择春节迁移，这是由数千年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受自然支配而具有季节性，春节是这样一个节日，即上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结束，而下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尚未开始的分界线，是季节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休止。作为上一个生产周期的结束，一年收入是多少只有在年底才能清算；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生产周期，又必须实现各种物质补偿，所谓“备耕”。由于介乎两个生产周期之间，是个农闲时期，有利于农民全家团圆做好上述辞旧与迎新两件大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春节期间与农业收入汇在一起，成为安排来年总支出的总收入来源。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工一般都要在春节返乡，以安排好大事，也是孝敬老人照顾孩子的需要。农民工返乡后，会把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加以比较，如果感到满意，过了年会重新外出打工；如果感到不合算，他会对年后是否继续打工抱犹豫态度。春节也是全乡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家乡互相碰头和交流信息的机会，如果得知哪个城市工资高，待遇好，则年后外出打工的去向会发生改变。这样一来，春节成了几乎所有农民工同时决定年后是否外出打工以及去何处打工的统一时间，当珠三角低工资、长工时、多克扣、久拖欠、待遇低、环境差形成一个共识时，即使无任何人组织，一场统一行动的罢工时间实际上已经确定，那就是年后。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2003年春节开始，2004年与2005年节后沿海地区都爆发了“民工荒”。从某种意义上讲，春节起到了农民工酝酿罢工的作用，而节后就是统一罢工的时间。

“民工荒”作为农民工特有的罢工方式，不仅不会使农民工倒退到农民，相反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发展来说是个健康因素。

“民工荒”对于农民工廉价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起了推动作用。资本利用中国初级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客观现实，尽量降低农民工的工资，以积累资本。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调查，全国24个城市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660元，长三角6省市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8.5%，深圳高出5.4%，而东莞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8%。广东省经济增长率多年来在两位数以上。经济增长目的，应是为了广大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按同比例增长，在珠三角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早就应翻番了。可实际情况是，珠三角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仅增长68元！还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民工荒”的结果，迫使一些企业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待遇。

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确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增长不应以牺牲环境和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可是资本初到中国，尽干些杀鸡取卵的事。企业主把农民工当作随心所欲的劳动工具，没有技术培训，没有“三险”保障，宛如大观园的丫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订单时，把农民工赶出门外；订单雪片飞来时，又迫使农民工夜以继日工作，竟有个别企业让农民工一个月加班300小时！农民工工作条件之差，是有目共睹的；更有甚者，为防止农民工因劳动强度过大而离去，将门窗用铁栏杆焊死，致使意外发生火灾时，几十名工人无路可逃而活活闷死。这种“血汗工资制”势必引起农民工的反抗。“民工荒”是弱势农民工对强势资本的消极抗争，这种抗争相信不会毫无结果。

“民工荒”有利于技工的增长。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什么样的工资就能再生产什么样的劳动力。廉价工资只能生产出普工，含有劳动力教育与培训费用的较高工资才能生产出技工。一个高级技工月薪在4000—6000元，而一个普工月薪只有600—700元。普工工资怎么能生产一个技工呢？生产不出技工又怎么能雇到技工呢？资本只想支付廉价工资，却想雇佣技工，怎能不发生“技工荒”呢！“民工荒”的出现给企业主上了一堂课：要雇佣技工就要支付技工工资，而不是廉价工资；农民工物美就不能总是价廉。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汇回款对农民工输出省的经济意义巨大，以致在“民工荒”打击下，东南沿海的资本尚未普提工资时，农民工输出省政府自己开始投资培训农民工，这样一来，就部分抵销了“民工荒”的积极作用，继续维持着农民工教育培训费用列支于农民工工资之外。由于政府行为不能保证经常性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因此，在大规模出现“民工荒”的同时政府行为的介入是短视的，其发挥的作用尤如非工会会员在工会会员罢工时期所起的破坏性作用。

四川省全国第二大劳动力输出省，从1983年起，四川省劳务输出走过了起步、加速、稳定、持续发展的路程。20多年来，工资收入已成为四川省农民收入的主渠道。2004年仅上半年，全省转移和输出农村劳动力1204.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2.1万人，增长5.2%。其中向省外输出709.3万人，同比增加62.7万人，增长8.8%。上半年四川民工实现劳务收入314.12亿元，同比增加28.58亿元，增长10.01%，其中从银行和邮局汇兑回川152.69亿元（不含卡汇等渠道），同比增加6.06亿元，增长4.13%，全省农民人均劳务收入475.94元，同比增加73.06元。在四川农民工大军中，流向广东省珠三角的“川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近几年来，在粤“川军”常年保有量为360万，约占广东外来农民工总数的28%，高峰期在500万人左右，占四川全省外出“川军”的50%。

2004年开春直到夏天，珠三角地区遭遇“民工荒”，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200万人，“川军”素质跟不上用工单位技术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历史上最大的农民培训工程——“千万农民培训工程”已正式启动。计划在两年内培训农民工1000万人次，省财政拨出1500万元财政专款，配套农业部和国家扶贫办培训资金达6100万元，各市（洲）、县（区）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更是多达1.5亿元以上，惠及像“川妹子”这样的大量进城农民工，旨在使现已转移和输出劳动力及新增劳动力普遍接受一次系统的技能培训，掌1~2种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提高“川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巩固“川军”在珠三角的地位，四川省还积极参与“泛珠三角（9+2）洽谈会，”签署了《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协议》。[14]

河南省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第一农民工输出大省。2002年，外出农民工已达1300多万。这些人大都流向东部地区，近年来向中部和西部的也有较大增加。据统计，2003年，河南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2235.6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1/4以上，而外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又占工资性收入的一半以上。从1999年到2002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已达63.3%。河南省政府近年来提出多层次输出劳动力、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创立品牌、跟踪服务等。[15]

象四川与河南这样的农民工输出大省，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更多是出于省际间的竞争需要，而不可能将一个普工转变为技工，更不可能将一般技工转变为高级技工。以四川2004年为例，全省培训农民工1000万人次，省财政投资1500万元，人均不过1.5元，即使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人均不过10元。一年10元，焉能将一个普工转变成技工？所以，尽管有政府行为参与进来，如廉价工资不能从根本上突破，“技工荒”仍不可避免，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就会遇到技工短缺的限制。

“民工荒”显示出全国进城农民工组织起来的重要性，有利于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与增长。在“民工荒”出现后，由于全国农民工缺乏组织，这种消极罢工很容易遭到破坏。陕西咸阳在2004年得知珠三角发生“民工荒”以后，立即组建“劳务输出办公室”，积极招募农民工进行培训后输往珠三角。咸阳市秦都区“劳务输出办公室”还派专人分驻深圳和苏州，“民工荒”给秦都区带来大机遇，他们抓住了这个机遇，实现了以咸阳“远水”解珠三角“近渴”的目标。中国疆域庞大，绝非泰国可比。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的泰国纺织业繁荣只有短短15年[16]，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发展已有1/4世纪，还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有许多“远水”不断流来。这种“远水”对罢工的农民工工资增长不利，但对延长东南沿海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繁荣是有利的。（可见对农民工不利的，对资本总是有利。所谓超阶级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民工荒”作为一种罢工，由于是无组织的，其目标会因没有参加罢工的农民工的破坏行为而难以达到。不过，在这种复杂的阶级之间与阶级内部互动中，非常有利于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生和增长。

“民工荒”有利于巩固农民与农民工分化的成果，而不是弥合这种分化。“民工荒”出现后，一般见解以为会造成“民工东南归，再扶犁把手”的所谓新潮流，“农田变成了抢手货”[17]。这是对“民工荒”的一种误读。我们已经指出，农民工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是中国劳动者的一次大发展，巩固这一成果是劳动者利益所在。“民工荒”是农民工对资本的罢工，客观上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有利，因而它不是弥合了而是巩固了这种分化。农民工工资与农民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利于巩固这种分化。处于罢工状态的工人一般无事可做；但处于罢工状态的农民工虽不务工，但可务农。所以绝不要被处于罢工状态的农民工暂时回乡耕地所迷惑；一当罢工结束，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有所提高，更大规模的复工就会到来。

三、农民工是一个过渡性阶级

农民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为农民，心却不在农业；从事工商业，却不是市民；住在城里，家却在农村；和城里人相比，他们被认为处于社会低层，但在农村他们却成了富户；他们比城里人穷，却比留守的老乡们有钱；他们在乡间有宽敞的住宅空置不住，宁愿花钱租几平米小屋或挤身狭窄工棚；他们年前赶回家，是为了过了年又回来；他们在城里舍不得花钱，衣衫褴褛，吃食简单，少于交际，回到家却有大手笔，盖房娶妻，酒桌，唱戏修庙；他们经营着农工两业，有着二重收入；他们重农但不抑商，重末但不忘本；他们像一只候鸟，冬去春来；又像一架秋千，摇荡与城乡之间；他们具有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不具有任何身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进可入城，退可返乡；根扎在乡间，果却结在城市；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乡间又找了回来；就他们自己来讲，现有的身份不明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作为个体的农民工，每个人有自己的打算，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还处于失语状态……

一般来讲，过渡性的事物都具有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特点；过渡性的事物还有抛却旧形式，获致新形式的动力与希望；不稳定、易反复是过渡性事物的常态。进化谱系中的鸭嘴兽和始祖鸟、人猿相揖别中的人猿和猿人，都是如此。农民工作为过渡性社会阶级，其特征是由农民工在各个社会层面上的二重存在决定的。

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阶级，最终要走向何方，是研究末代农民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向来看，有三种可能：回到农民、突进到工人、长期停留于农民工。让我们分别来考察一下。

回到农民。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工仍然拥有小块土地使用权，只要他本人不放弃，这块土地不会失去。正因为这样，农民工在不能作为工人发挥职能时，部分地、暂时地重新回到农民就不是不可能的。

农民工不能作为工人发挥职能是可能的。资本使用的农民工在35岁以下的占88%，45岁以下的占95%[18]，属于体力型最佳劳动力年龄。一旦过了35岁，农民工很难找到工作，只好被迫回原籍种地，重新回到农民。资本对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令不少农民工难以承受，即使未过最佳劳动力年龄，也会回到农民。资本喊出了向妇女开战的口号，致令许多男工回到农民。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差距未明显拉开，对农业的政策性扶持会使农业收入在一定时期有所提高，会吸引一部分农民工回到农民。农民工在对资本进行抗议的“民工荒”时期会暂时回到农民。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农民工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以后备军形式滞留城市，也会暂时回到农民，一俟经济形势好转再外出寻工。如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就发生过这种大规模农民工返乡现象。春节回到家乡的农民工，由于家里缺乏劳动力，往往要到春节农忙结束再回城，这中间有短暂的回到农民的现象，至于在乡农民工，回到农民的可能性更多更大，时间更长。

因此，只要资本对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继续维持，只要农民小块土地制度长期保持不变，只要乡镇企业不向城镇集中而维持当前这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布局，农民工部分地、暂时地回到农民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随着农民工工资提高和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的建立，小块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场制的建立，乡镇企业布局调整和向城市的集中，根除农民工回到农民的可能性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当前，在“民工荒”打击下，农民工工资和待遇问题虽不可能有根本改观，但已作为一个问题提到了社会各阶级的面前，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样，小块土地制度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不可能应对类如“九八抗洪”的需要。小农经济已经作为“三农问题”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乡镇企业分散布局提高了产品制作成本，污染了农田和环境，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以及服务业不能获得相应发展和吸纳在乡农民工能力的下降已经引起各方面关注，将乡镇企业向中小城市集中，使在乡农民工向进城进镇农民工转变已成为一个趋势。所以，无论进城农民工或是在乡农民工大规模地、永久性重新回到农民不是一种趋势，也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突进到工人。农民工已经是工人了，何需“突进”呢？这里讲的“突进”是指在素质技能、经济政治地位、享有的社会福利和思想意识方面达到了城市传统工人阶级的水平。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对于农民工来讲，这个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农民，没有了农民的身份，既不要那一亩三分地的权利，也不承担各种税费义务。他可以参加工会组织，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小农意识即使存在也以小市民意识形式存在。他不再有原籍的户口，他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子女在城市上学。他失业了将作为滞留城市的产业后备军存在，农村天地虽广阔但已无他的去处。他退休后在城市领取养老金，不必也不可能老死乡里。总之，他完全成为一个市民。

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从上述意义上讲是中国劳动者又一次大发展，不仅在素质技能上，而且社会地位上都有质的提高。发展是硬道理。农民工最终必然发展到工人。现在的问题是，阻碍这一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从逻辑上讲，这些因素也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工人的条件，必须从这些条件的变化出发认识农民工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户籍制度。户籍在许多人看来仅仅是由户口和籍地两个因素构成，入籍后取得相应的户口仅仅是一种身份标识。应当说这是一般户籍制度的规定，却不是中国户籍制度的特殊规定。中国户籍制度与粮油供应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生育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乃至丧葬制度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取得一种户籍身份可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经济社会地位都大致确定了，变化少于不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户籍制度限制有所松驰，但从农民工和城市正式职工的区别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户籍制度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深刻。问题是，一个人能获得什么样的户口，当你未出生时已由父母户口性质先天命定了，以致为后代着想，居民自动划出了不同的婚姻圈子。农民工的婚姻圈子仍在原籍，当城里人的涉外婚姻发展起来的时候，内部两个婚姻圈子的隔绝却依然不能打破。由于不了解中国户籍制度的厚重性，人们以为只要取消农民工的农业户口就能实现农民工向城市正式工人的转变。其实，在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单纯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流产。

土地制度就是与户籍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根据目前的户籍制度，取得农业户口的居民才能在籍地获得土地承包权，而城市一个下岗职工由于没有农业户口，即使想种地也无地可种。农民工是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所以即使他本人不耕种，他也有小块土地使用权，或由家人耕种，或转包他人代耕。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党在目前阶段农业政策的核心，家庭承包根据现有政策至少还要坚持30年。如果取消农业户口，当然也就取消了城市户口，又要坚持家庭承包长期不变，那等于13亿人都有了平等的土地承包权，本来就被划分得异常细小的地块，还会更加细小。不能排除城市市民想拥有这样的地块。问题复杂性还在于，农村土地是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这里的“农民群众”在现行户籍制度下是清晰的，一旦农业户口取消了，谁是农民呢？如果13亿人都有权承包土地，那么人人都是农民，土地等于国有化了。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牵涉土地使用权，还牵涉到土地所有权。可以设想在农村建立大农场制度，但是谁是农场主，农场主如何在坚持长期不变的承包土地上建立农场，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所以，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相互衔接，单纯户籍制度改不动。

税费制度与土地制度又联系在一起。农民是要交纳各种税费的，承担各种摊派和集资义务，还要出各种劳务工和义务工。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计，仅中央一级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93项之多，涉及24个国家部、委、办、局；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269项；还有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19]。农民现在承担的税费负担比市民繁重多了。即使取消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问题不会根本改观。乡镇一级、村一级的财务开支都由农民负担。如果取消农业户口，谁是农民，税费谁交，义务工谁出？乡村干部和基层政权运转经费谁来负担？这都成了问题。除非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把县政府作为最基层政权，这是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所以，户籍改革又牵涉税费制和行政体制。

城市就业体制也是与户籍制度有关。过去，城市居民的就业实行由国家“包下来”的体制，由于重工业化道路满足不了就业需要，加之人口增长失控，使“包下来”的就业体制难以为继。尽管后来不得不允许待业青年自谋职业，尽管劳动就业制度有了巨大变化，但是城市企业正式职工就业始终由国家安排，即使下岗也要国家发放基本生活费和解决再就业。如果不再区分城乡户口，城市企业正式职工概念也不复存在，整个就业体制完全市场化，这本身又是一场重大改革，牵涉许多人既得利益，决非朝夕可以完成。

住宅分配、教育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也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因为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享受福利房或住房补贴、优质教育资源、养老金、公费医疗、丧葬费及其它福利，一旦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取消，所有居民便一视同仁，现有城市福利资源按什么标准分配？这是一个真正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决非简单一个市场化所能解决的。因为市场化运用在非经济部门必然产生巨大社会不公平。这些多年来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制度安排是各种社会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新制度不是设计者可以安插到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而是社会演化的产物。破除旧的体制或许容易，形成公正有效的体制就困难多了，以致我们会发现，与其费力费时改革这些体制，不如延续现有的体制。这样就使现有户籍制度不可能在短时期有根本性变革。当然，不是说这些体制不可以改革，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制度都经历了重大变革，总体趋势是城市正式工人的福利待遇减少了。如，终身就业废除了；免费分房随住宅商品化取消了，只有单位住房补贴；免费教育不存在了；公费医疗也作了重大改革，个人帐户设立了；养老金实现了统筹。总之，福利更多需要个人花钱去买。

由于上述各种制度都与户籍制度结合为一体，可以断定的是户籍制度短期内决不会有实质性变革。因而农民工的农民户籍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不可能立即废除，而城市居民的户籍身份所赋予的各种福利农民工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我们没有条件让农民工和所有明天能成为农民工的农民享受现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我们也没有能力完全废除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以求和农民工达到同等地位。简单地说，既不能让农民工福利上升到工人水平，也不能让工人福利降到农民工水平。而一致的福利水平达不到，户籍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废除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差别。从现有的发展趋势来看，继续降低城市工人福利，与继续改善农民工福利有可能实现双向对接，在中间某个点达到一致。这是一个较为现实的考虑。如果这一点达到了，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仍不能废除，因为农民的权利与义务也必须与农民户籍身份脱钩，这样才能取消农业户口。

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要废除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需要创设两大条件：（1）在农村，要使现有农民享受的权利与义务同农民身份脱钩，使土地分配与税费交纳同户籍赋予的农民身份无关；（2）在城市，使农民工各种福利改善同城市工人福利的继续下降达到一致水平。做不到这两点，现有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不改比改要好。问题是，这两个条件决非短期能够形成。如果家庭承包坚持30年不变，第一个条件30年不能形成。至于第二个条件，工人福利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而农民工人数之众，增速之快，要在短期大幅度普遍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根本不可能。结论是：今后数十年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不会有根本变革。

而户籍制度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革，农民工继续拥有土地使用的权利和上交税费的义务；农民工也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工人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是硬道理，但至少30年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变。既然如此，农民工发展的第三个趋向就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三、农民工作为农民向工人突进的过渡性阶级将长期存在

严格来讲，农民工继续作为农民工存在，不应看作是一种发展趋势，倒是应该看作停滞趋势。不过，如果考虑到这种停留不是一种完全不动的停滞，而是带有向工人突进的量的渐变，那么，当作一种发展趋势未尝不可。

一方面，农民工大规模永久性地回到农民不是一种趋势，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短期不可能根本改革，妨碍了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后退不可能，前进短期内有困难，长期停留就是必然。

我们是从农民工整个阶级出发作出上述判断的，这并不排除个体农民工可能回到农民，也可能突进到工人。事实上，个体农民工后退与前进的事天天都会发生，正是这种个体的不停顿的进退徘徊构成了农民工阶级的过渡性特征。这是一个内部充满躁动的阶级，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安定使这个阶级充满了蓬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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