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云胜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

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和关键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官僚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对改革持观望、怀疑甚至是敌视态度，基层群众冷淡和漠然，无疑是导致经济改革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挽救苏联经济，戈尔巴乔夫认为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对于行政命令体制和官僚特权阶层提出批评，形成压力，推动改革，由此提出了“民主化和公开性”路线。戈尔巴乔夫提出“不进一步发扬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的社会主义民主，加速社会的发展便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②。进一步提出“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③，“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的目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手段”④。民主化要求改变领导作风，提倡高层领导工作的透明度，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对于群众来讲，“社会民主化以新的方式提出了对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及其干部的工作进行监督的问题”。“不受批评和监督的某种‘禁区’正在变为过去，”“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⑤。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化作为医治苏联斯大林模式下的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全面推进各项改革的灵丹妙药。但是，戈尔巴乔夫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苏联社会积弊深重，绝非一剂猛药所能解决，反而会加速病人的灭亡。在民主化、公开性的号召下，苏联全社会形成了揭弊高潮，由苏共历史问题进而上升到改革方针路线的制定、国家道路选择等重要的问题之上，各种争论一拥而起。戈尔巴乔夫为了实现民主化而实施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方针，权力中心的转移改变了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由民众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苏维埃成为各派势力角逐的最高权力和攻击苏共的重要场所。加之苏共领导层的分裂，戈尔巴乔夫本人在重大危机面前犹豫不决，苏共步步退却，领导地位彻底丧失，苏联最终解体。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但是自己一方面把民主理解为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盲目轻信群众的自发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却在党内实行少数人的决策，大搞一言堂，自己缺乏在政治的风口浪尖勇敢果断处理危机的信心和能力。形式上的、一哄而上的大民主只能带来社会的混乱，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此外，还应看到，戈尔巴乔夫未能从遏制党内腐败着手，仓促改进政治体制，在历史问题严重困扰、腐败特权盛行严重干扰情况下的苏共，必然和其他党派竞争时处于劣势。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但是在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民主法制不健全，长期集中压制了民主，党的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长期困扰社会主义的正常生活。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高度专制、脱离群众的政治体制必将被人民所遗弃。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抛弃，但是其发展出的合理的人类共通的文明成果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不能统统弃之不顾。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就是如何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搞的“大民主”，把群众哄起来证明只会导致内乱。苏联的失败也证明此路不通。党内民主思路的提出无疑是一大创新。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果自身不能实现民主，社会民主从何谈起。党内民主关键要实现权力的合理划分和制衡，权责一致，防止专断独裁现象的产生。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防止党的分裂。所以，党内民主应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制度下分权、制衡、监督的形式，加强党的监督检查机关的作用，保证司法、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加强群众自制能力的建设，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及时制止党内消极腐败、脱离群众的现象的发生，防患于未然。此外，还应从解决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着手，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和沟通，及时疏导群众的不满情绪。

妥善解决意识形态理想和现实矛盾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先导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改造现实社会的计划，对于凝聚人心、激励斗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国政策的制定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追求的理想目标和现实政策，作为追求实际利益方式和手段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混淆，现实决策中混入过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必将带来消极的影响。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领导人中不乏决策紊乱者。赫鲁晓夫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20年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论等等，实践证明其空想色彩极其浓厚。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继承安德罗波夫的社会主义处于初始阶段的思想，提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头脑比较清醒。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失败，政治体制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层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改革出现问题的原因，反而更加急功近利、贪大冒进。政治体制改革表现为由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更新社会主义”，进而发展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反映的重视人权、发扬民主、建设法治国家、实现族际关系平等思想无疑具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其理想色彩明显，与现实差距巨大。民主固然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但是任何一种民主制度的实施都应考虑到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在不同政治共同体间分布的不平衡。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专制主义和集权倾向，“不仅政府是非民主的，反对者也一样是非民主的”，“不仅俄罗斯的政府传统是不民主的;反抗它的传统也是不民主的”⑥。在普遍缺乏民主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的情况下，冒然实行直接的、全面的民主化，只能使群众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斗的工具。苏联解体后，群众经济生活、政治权力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就是明显的例证。苏联历史发展到戈尔巴乔夫阶段，应该反思前几任领导人意识形态指导上的失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改进。然而，戈尔巴乔夫本人身上表现出的对权力垄断、专制的特性，使他对于苏联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彻底失去信心，认为整个苏联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都成为保守势力阻碍改革的根源，苏联高层领导中对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在其基本内容中假设和信仰起主导作用。假设过去，假设未来，相信这些概念和所有从中引申出来的东西千真万确”⑦，更多转向西方多元化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各种思潮、理论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丧失，却没有在苏联建立起一种新的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在改革混乱和无序面前，人们更加彷徨，信仰危机加重，更易受到貌似“革命”的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转向全面西化的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道路———“激进民主”思想的影响。如何看待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成为摆在改革领导人面前的重要课题。意识形态作为改革的理论指导，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和现实实际，既具有理想性，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新中国建立以来相当一段时期，盲目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目标，急功近利，贪多图快，适得其反，走了一段弯路。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破除改革舆论阻力，打破思维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中国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区别”奠定“不争论”的基本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建设这种工具性需求到了一定时期必然引发人们精神上的价值性需求。生活富裕不等于生活幸福，人活着仍然具有信仰需求。共产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现阶段不能实现，不代表这种意识形态彻底失去吸引力。我们一方面坚持以意识形态为导向，另一方面踏踏实实做好实际工作。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不能单单依靠政治高压手段强迫人们信仰，而主要靠潜移默化渗透到人们的心中，因此民主是重新发挥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最好手段。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对民众的民主社会化教育，掌握基本的民主参与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民主的实行必须营造一个宽容和理性的氛围。对于不同意见、持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从事意识形态具有理想色彩的知识分子，政府应该有博大的胸怀，有一个宽松的科研氛围，既然讲创新，难免就会有失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处理学术问题。长期压制打击和迫害只能导致“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他们在考虑用激进的替代方式取代现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别人开放许多”⑧。当然，宽容并不是放纵，对于挑战宪法和人类共同价值的意见应予以坚决抵制。既大胆又慎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稳步前进。同时，不要将太多的时间浪费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脚踏实地，一心一意搞建设，拿出真正政绩来。发展就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毫无疑问，发展是包括稳步有序推进人民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制度建设在内的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活力就在于此。

努力建设民主团结的领导核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撑和保证

共产党是苏联唯一的执政党，也是决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核心力量。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党的组织从上到下培养了一种对于领袖绝对服从甚至是盲从的风气，党的最高领袖独断专行，对待不同意见动辄采取高压手段，党的纪律成为独裁的工具，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普通党员的思想和意见得不到反映，普遍缺乏政治积极性，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急剧下降，领袖与党员、党员与群众之间的离心离德倾向越来越浓。赫鲁晓夫虽然对这种弊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这种高度领袖专权体制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顶峰。戈尔巴乔夫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重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与形象，运用民主性和公开化手段打破僵局。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中心放在社会民主上，把推进立法机关的民主选举放在首位。随着权力重心由党的政治局向最高苏维埃的转移，苏共二十八大不再提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不再是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而是和其他群众组织一样成为平等竞争的一般组织;党的指导思想把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组织原则强调民主制。戈氏的改革无疑是对斯大林模式下苏联党的不正常生活的一种反对。仓促民主导致了苏共领导层内部对改革不同意见的争论，最终导致分裂。戈氏对待不同意见和派别没有采取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不同意见进行引导，使之有利于改革事业和党的统一，运用党的纪律对破坏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一味强调“自由争论”，并且戈氏逐渐向所谓“激进民主派”靠拢，但是在叶利钦等人步步紧逼之下又一味妥协退让，苏联共产党被迫解散，苏联承重结构失衡，最终解体。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国家的解体虽然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是作为苏联这艘巨轮航行的船长和舵手的高层领导无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戈氏上台之时，矛盾重重的苏联举步维艰，但仍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戈氏大胆改革，勇挑重担的决心是值得赞扬的。戈氏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却没有实现整合，在实践中迷失，改革步入歧途。历史注定戈尔巴乔夫是个悲剧式人物。中国和苏联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党的兴衰成败决定着国家的兴亡。“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⑨苏联发展演变的历史证明了邓小平的深邃洞察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为突破，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为目标，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领导集体的建设发表讲话时指出，“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也要非常宽阔”，“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⑩。党的领导集团特别是高级领导人要从制度上规范决策机制，加强集体领导原则，防止出现专断独裁的现象，党内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是最可怕的;另一方面，对待改革中出现不同意见和争论要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党内分歧和争论通过辩论达到新的团结，依靠党内生活准则和纪律来维持党的团结与统一，使党的团结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表现在思想上、行动上。只有在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党的民主才能得到并真正贯彻实施，才能做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决策，才能把先进理论扎实地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才能切实保证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