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应不断地进行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的方式实现政治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改革也取得了长远的进展。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成功的经验借鉴，30年来，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改革路径的探索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提升我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客观要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从反思旧体制的弊端中揭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初步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的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一场历史悲剧理所当然地被否定。然而，如何从根本上总结这场历史悲剧的教训，如何从根本上防止这类严重错误的重演，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有的同志较多地从个人思想、作风上寻找错误的根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反复申述了“制度比个人思想作风更重要”的观点。他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或者说是在人们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当然比制度更重要。没有人就没有制度。但是，制度一经形成，往往可以对人的行为，尤其是对个人行为起到明显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强调制度比个人行为乃至作风、思想，都更为重要。对此，他结合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所存在的主要弊端做了具体分析。

既然制度比个人的思想、作风更重要，那么，为了防止以往那种严重的错误的出现，为了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就不仅要注意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更应该注意改革和完善各种政治体制，“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1980年8月，当一位意大利记者提出“如何避免类似‘’那样的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作风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2]如果不搞政治改革，不克服制度上的缺陷，不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样的错误就难以防止。这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我们必须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的角度引出了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推动下，其锋芒所向一开始就直指原有政治体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总病根”，强调“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今后的任务，非改不行”，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逻辑起点。在这一时期，我们恢复与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自上而下从传统的“精兵简政”、精简机构的层面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根据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废除了政社合一的制度，重建农村基层政权；建立过渡性质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以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重新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中央主席职务，改设总书记职务；恢复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等，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呼唤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探索。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部署。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主要着眼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这类历史悲剧重演的问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当时，由于刚刚开始的改革侧重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农村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任务提上全党的日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进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次历史转变时期。这是继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变之后又一次深刻变革。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经济改革在更广大的领域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发展商品经济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矛盾愈发尖锐。矛盾的焦点在于，是坚持开放搞活，还是僵化保守，是放权简政还是敛权截权。这种矛盾的展开和激化，实际上反映了现行政治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和斗争，也正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1986年到1987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从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的角度，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3]“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当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当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4]“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6]“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7]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这一时期，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体化，要进行总体设计，要有一个蓝图。1986年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开始了总体方案的酝酿和设计。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机构等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

以党的十三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和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围绕着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多项内容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对国家权力结构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问题上，在具体的操作中开始探索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更为密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职能的改革。

第三阶段：政治社会稳定迫切需要政治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主要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的，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转折与调整时期。

政治体制如何，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党和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并将其看做是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剧变，我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这对于我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冲击。面对这样重大事件，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相应对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对我们党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也是最为严峻的考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胆识顶住了这股冲击和难以想象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左”的压力，一方面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8]另一方面强调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9]“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10]“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维护稳定，是为了更好的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11]“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就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12]

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国内风波并没有动摇我们党改革的决心，而是以此为鉴，从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提出了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国际上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但就其政治上的内在深层原因来看，与其在长时期没有改革高度集权、人治僵化的政治体制不无关系。从国内来看，我们过去出现的很多错误，特别是十年内乱那样的历史悲剧，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腐败现象泛滥和不正之风蔓延等不稳定因素，无不与我国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原有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防止和避免类似事件重演，不改革经济体制，不发展经济不行；不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正如他所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又坚决彻底地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3]

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新的党中央处惊不变、沉着应对，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成功地把握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健康发展进程。相应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也作出重大调整。突出表现为，由原来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党内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总病根”，强调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转变为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

第四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证（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经济改革为先导和突破口，在不断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我国政治改革进入稳步推进时期。

市场经济有利于民主已得到社会发展的证实和人们的广泛认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举扭转了改革进程迟缓的局面，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发展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也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改变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过程。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党的十四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二是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业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通过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际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尽快实现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换，为建立高效灵活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扫清障碍。

党的十四大以后，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在促进政企分开、继续精简机构、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基层民主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进展，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对政治制度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以支持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立和健康运行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从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便日益凸现出来。以党的十五大召开为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央和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脉搏，针对导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诸种弊端，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法治”的概念，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目的更加明确。党的十五大规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治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稳定团结。2000年在向政治局通报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时，从执政党领导与执政方式的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干部制度改革取得的成绩等方面概括了这一时期我国政治改革取得的成果。

第五阶段：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大至今）。这一时期我们党结合新时期面临的新情况和我国国情把政治改革的重心放到了执政党内部改革和建设方面，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政治改革新思路形成。

21世纪初，我们党在继续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结合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和我国政治体制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国情，对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政治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目标与任务等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这一时期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时代课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在政治建设领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本世纪初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为把执政党的建设作为我们新时期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同志为总书记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明确提出“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的重要论断，政治体制改革新思路进一步获得根本性的理论支持。

党的十六大在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同时，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新思路做了更为全面深刻的阐述。确立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正确方向和目标任务，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党面前。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系统阐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我们党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5]。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同时也影响着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决定着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必将为全面建设惠及13亿中国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营造一种更为民主、更为自由和更为开放的政治制度环境，发挥持久的强大的指导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政治改革路径的探索，形成了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进行，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推进政治改革。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实践昭示，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必须遵循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规律，先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大的突破，再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各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必须继续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并使之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坚实的基础。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精减党政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和逐步推进的。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展开的。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始终把保持政治稳定作为政治改革的头等大事。我国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在经济改革中，我们着重通过经济增长与发展解决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在政治改革中，我们强调逐步稳妥推进，以确保全国一盘棋。在政治改革的原则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四个坚持”，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近年来我们则一直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政治改革的目标内容、重点、时机的选择和突破口等方面我们都把政治稳定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始终把维护政治社会稳定作为保证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三，在政治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强调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进行政治改革，这是我们面临的全新的课题，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人的成功经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强调不能照抄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模式，另一方面也不能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必须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不断摸索，走自己的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各种思潮，我们强调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国情；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则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本世纪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中国特色，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改革思路与发展模式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中国改革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力，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望中国20世纪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目标和方向已经明确，整体思路正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发展必将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不同凡响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