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个性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在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过他的个性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愧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急需培养大批有个性的理论家、实干家，因此，研究和宣传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个性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个性”，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

的个性观萌发于他早期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研究，转变并形成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教育的认识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倾毕生精力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

一、青年对个性解放的呐喊

“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们面前。有识之士面临着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青年在杨昌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人的个性解放，对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产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早期关于人的性质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人是气的“聚散”观点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到，我认为：人是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冲动，“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之冲动”，“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注：：《体育之研究》）。所以人应当“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养，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达到一种使“精神之我”扩充为“宇宙一大我”。（注：：《讲堂录》）进而，又通过研究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引申出了他关于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观点。

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认为，有生命的个人即自然人先于国民即社会人，个人一旦组成国家社会之后，就必须位于国家社会中方能生存，“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离解”（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是，由于青年正处于“五四”前后反传统、反封建、反强权的时代氛围之中，加之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压制人性、蔑视人的价值的现实极端厌恶，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不是个性多了，而是个性太少。因此，就旧中国个性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而言，他更重视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解放。他在《批语》中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注：：《“伦理学原理”批语》）。是否尊重个人的价值，有利于个性的解放，理所当然也就成了青年衡量国家社会是否合理、有无存在意义的价值尺度。何谓个人价值呢？直接了当地指出，个人价值即在于“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最高之谓”（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就是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崇高人格价值。于是直言不讳地说，这就是我提倡的有别于那种只讲满足个人私欲、不顾他人死活的庸俗的狭隘的个人主义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因此，“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在这里首次使用“个性”这个概念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统治、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呼唤个性解放的强烈革命愿望。

1919年7月21日发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再次使用了“个性”一词，表达了他反对封建专制的决心。他认为西方“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今人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注：：《民众的大联合》）当今社会统治者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注：：《民众的大联合》）。这无疑是在扼杀人性，箝制人民的自由和人的个性发展。于是他大声疾呼“著书之时，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未来者，振笔疾书”（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伦理学原理”批语》），打碎封建社会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古今真确之学理，伟大之事业，就是由这种被加着狂妄名号的狂人所发明创造的。”（注：：《“伦理学原理”批语》）这就是“吾人须以实践至善的义务”。（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通过对早期个性思想的分析，不难看出，在那里，“个性”概念确有其丰富明了的内涵。从心理学方面认识“个性”是他所称道的“几种可爱的特性：艰苦、奋发、勇敢、团结心”（注：：《“全自治”与“半自治”》）、理想、意志、情感、性格、能力，也包括强固的体魄和勇气等心理和生理的因素，“是个体身体与精神能力达到最高境界”的特殊表征。（注：参见《“伦理学原理”批语》、《体育之研究》等文）但是更注重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使用“个性”一词，把它看作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个人对待自身和社会现实的态度的独特性表现的总和。“个性解放”即人们冲决封建社会专制网罗，争取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完善人格的社会行为过程。

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青年，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和社会大革命中，从对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反思里引申出一个属于主体自我意识的“个性”问题，呐喊尊重人的价值，解放人的个性，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君主专制，这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壮举，也反映了他本身思想的鲜明个性。尽管他当时的思想还不及陈独秀、等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者那样深刻，从思想体系上看还属于激进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他一心一意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的战斗意志和实际行为，无疑为他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和科学个性观的形成与成熟奠定了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

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生活中的个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恩选集》[M]第4卷，第321页），是由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活动家的个性作用所组成”（注：《列宁全集》[M]第1卷，第159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事业需要发展人的个性，因为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恩全集》[M]第23卷，第649页）。但是“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恩全集》[M]第3卷，第84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成员的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建党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扬弃了他早期的“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个性观。

首先，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讲人的自由民主的责难。他旗帜鲜明地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人民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然而中国的封建专制“箝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没有”（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扼杀人性、限制自由和束缚个性发展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注：：《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了“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注：：《论联合政府》），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注：：《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共产党人赞成发展人的个性的诚意吗？

其次，深刻地论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非常肯定人民群众的个性在社会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4年8月在修改秦邦宪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时，特意增加了解放个性的问题，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个性是人的社会主体性，即个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状况。只有肯定和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解放被旧制度束缚的个性，才可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去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正因为这样，不仅把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的压抑和束缚，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也把发展人的个性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后，也多次阐述了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教育全党要把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提高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度上来认识，指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能发展得更加活泼”（注：：《论十大关系》）。承认独立性，无疑包含了承认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个性作用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发挥人的个性作用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十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由此，充分发展了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

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个性解放离不开社会的解放和发展。他指出，在旧中国“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注：：《论联合政府》）。在这里，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论及到解放人民个性的需要，提出自由发展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说明个性解放和发展决不是任意的。第一，个性解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广大人民群众个性解放的利益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没有民族的社会的解放，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的个性解放。第二，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性是共性的表现形式。个性发展离不开其共同生活的社会集体，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并由社会集体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才可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中国人民只有立足于中华大地，在追求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每一个人真正的个性发展。

的上述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个性发展的规律性。

三、的个性发展思想

关于人的个性发展的思想，在其有关教育的论述中，展示出十分丰富的内容。

早在建党初期，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猛烈抨击了旧学校的三大害处：一是把施教当作一种商品买卖，“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旧学校“袭专制皇帝的余威”，“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三条坏处扼杀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窒息了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十分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总结说，旧教育“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因此，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自修大学就是一种新型学校，“是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学校的宗旨是“发明真理，造就人才”（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要求“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就应该把学习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注：：《“新时代”发刊词》）等问题上。在教与学的方法上他提倡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结合老师的辅导，“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还在湖南自修大学首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经常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湖南政治情况，鼓励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所以当年长沙发生的工农革命运动，都有自修大学的学生参加而且常常是组织者、指挥者。

从以上思想中，可以看到他讲的“适合人性的教育组织”，“养成健全的人格”，“造就人才”，“为革新社会作准备”，以及关于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强调学校教育如何去培养学生个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对旧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学校教育才可能帮助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亲自主持下，湖南自修大学在短期内就培养了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等一大批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建国后，在全面总结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创办为工农服务的新式学校教育，促进受教育者个性全面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十分周祥、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要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的一贯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具体表现为，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制度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且主要是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来实现的。为此，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里虽未提及个性，但认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培养人、发展人，即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潜能或优势，把每个人的发展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把他们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毫无疑问地包含了教育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内涵。

1964年，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尖锐地指出：“学校教育要实行启发式教育，反对注入式。”而现在一些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的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破袭击。这三项都不利培养青年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M](1949-1982)第35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在这里，特意给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加上了“生动活泼地”、“主动地”两个限制语，实际上是对他以往主张的“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因材施教”、“实行启发式教育”等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解放个性”、“发展个性”的一贯主张。

从的上述思想中可以看到两层最新的思想：一，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是学生确立和发展良好个性，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教育必须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允许和鼓励学生发展其特长或优势。二，良好个性的发展与全面发展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他的各个方面以某种结构有机地统一在其身上的和谐发展。充分发展个性中的各种积极因素，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何况个性心理品质中的许多要素本身就与全面发展中的德、智、体三大基本要素同属一种范畴。所以，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的科学个性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人的个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搞改革开放，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发展人的个性，没有众多独具个性的改革家、实干家的共同努力，就不能成功、鼓励和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对于增进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活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党性与个性并非对立的，党员要有坚强的党性，这毫无疑义，但坚强的党性又必须充分体现在每个党员为党的事业忘我的创造性工作和具有真知灼见的独立思考之中，这同样是毫无疑义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国两制”等科学创见和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实践，不正说明了他们都既有坚强的党性，又有典型的个性吗！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成为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战斗集体。就个体而言，的科学个性观也是指导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展个性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