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这条主线下，体现出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进、从外源驱动到内生动力的深层激发、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参与的广泛动员，反映出党对乡村文化价值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全面、系统。未来的政策设计要进一步回归乡村文化本位，缩小外部规划与村民自主之间的张力，有效拓展政策意图与群众诉求的交集。

关键词：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文化政策；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并贯穿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全过程。乡村文化政策作为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三农”政策在乡村领域的融合，与国家发展战略和“三农”工作方针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目标任务的统一性，体现了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关注重点和制度安排。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一号文件（以下简称“一号文件”）是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对一号文件中有关乡村文化政策的系统梳理，有助于从整体性视角更加全面地理解不同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与动力，对于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了乡村的定义，乡村是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1］。这就是说，从地域上讲，乡村是相对城市而言的、在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区域；从属性而言，乡村是一个人类聚居的，具有自然、社会和经济特征，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功能的综合体；从行政区划来讲，乡村包括了乡镇和村庄。“乡村”并不等同于“农村”，从字面分析，农村侧重于农业产业，强调该地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乡村突破了产业局限，侧重于区位条件，强调该地域位于城市以外，是一个聚合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等多种功能和多重属性的综合概念。以乡土社会为依托、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乡村文化，因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又具备了不同于传统乡土文化的意涵。乡村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是乡土社会延续的核心，也是理解乡村的重要切口。本文所述乡村文化，包含了赓续农耕文明的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乡村文化政策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徐勇探讨了政策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下乡”对高度分散的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农民由此成为接受政策所支配的政策对象［2］。刘彦武从文件政治视角在一号文件中探寻乡村文化政策的精神实质，展望未来政策趋势［3］。陈叙探讨了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国家力量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和调适，提出乡村社会变迁要求文化建设机制不断调整［4］。李山认为，我国农村文化政策不断回应现实的政治治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历史诉求，形成了“政治话语”“经济、市场话语”“社会话语”的文本叙事和演变脉络［5］。杨在军、杨吉华、徐秦法等在文件解读、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但没有关注其政策依赖，对乡村文化政策与时展内在关联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本文通过提取历年一号文件的“文化”因子，试图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乡村文化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探讨不同时期乡村文化的政策要义和政策意图，廓清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进一步厘清乡村文化建设的角色定位和价值旨归。

二、一号文件中乡村文化政策的要义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三农”主题的一号文件23个，主要分布于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1986年，连续5年；二是21世纪以来的2004年至今，已经连续18年。在一号文件的主导下，我国农村改革步伐坚实有力，城乡融合、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循序渐进、高潮迭起。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经历了深刻变革，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化加剧、社会价值变迁加速，乡村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剧烈变化，乡村文化受到强烈冲击。从一号文件中梳理乡村文化政策的逻辑脉络，既能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启示，更能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文化动力构建提供实践思考。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文化政策：政治认同基础上的乡村社会凝聚我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改革开放初期，以为标志的集体经济解体，农民生活呈现出“原子化”状态，农村社会变革必然引发农民思想观念变化，农民持续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改造的对象。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连续5个一号文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表述，侧重于强调文化的教育功能，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对农村改革发展的保障作用。通过词频分析得出，在20世纪80年代连续5个一号文件中，“文化”出现11次、“文明”出现14次、“教育”多达43次，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强调几乎年年提及。这一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以意识形态塑造为取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扫盲为追求的识字教育、以现代技术使用为目标的农技推广［6］。1982年一号文件提到“教育”14次、“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各2次，明确要求在农村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1983年一号文件谈农村经济政策的相关问题，全文提到“教育”13次、“思想政治工作”4次，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可代替，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农村各项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改革生产活动中去。1984年一号文件提到“教育”11次、“思想政治工作”2次，首次提出按照农民需要提供服务，与农民共同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明确指出，“党在农村的政策越放宽，商品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7］。1985年一号文件提到“教育”的次数减少，主要侧重于农村干部的教育，但充分肯定了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提出“用历史的经验教育干部”［7］。同年11月，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从严治党”，要求正确认识党在农村改革发展经济的各项政策。1986年一号文件在部署当年农村工作时，强调了农村整党的重要性，提出“通过整党加强农村党的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7］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的乡村文化政策总体上侧重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道德教化功能，着重以精神文明建设统揽文化建设。党通过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农民集体共识和农村社会凝聚力，促进了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保证了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全面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文化政策：在经济发展与城乡融合的拉动中持续探索1987年，党中央经济工作重心发生转移，一号文件不再以“三农”为主要议题。此后18年间，党中央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进农村改革，但是城乡差距急剧拉大，农村群众的集体意识和信仰价值随之变化，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突出困境。首先，随着被“乡政村治”取代，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集体经济年展起来的传统文艺组织逐步解散，农民群众不再热情地参与民间文化活动，农村文化活力急剧降低。其次，农村文化在城乡博弈中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认同。乡村资源向城市急速流动，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凋敝衰败。再次，城市文化生活随着农民工的流动进入乡村。随着“民工潮”出现，大量中青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直接参与现代化生产和城市文化消费，并把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带回农村，这些方式被视为先进的、时髦的文化，成为农村群众竞相追逐的对象，以乡土为纽带的乡村文化逐渐被覆盖或被改造。在一系列综合因素的推动下，2004年一号文件聚焦农民增收问题，此后连年锁定“三农”主题，尽管每年的侧重点有变化，但始终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总基调的基础上，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议题上切换，每年的文件既自成体系，又有机衔接，体现了“三农”政策的循序渐进。在2004—2012年连续9个一号文件中，“文化”出现58次，“教育”出现76次，频次呈现出起伏变化，对于文化的关注较上一阶段有了明显变化。2004年一号文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意图，农村文化建设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2005年一号文件首次从文化建设层面关照农村文化发展，明确提出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启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阶段。2006年一号文件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要求，明确了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确立了农村文化政策的新取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赓即出台，重申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2007年一号文件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持续进行政策指导，对农业的文化传承功能予以关切，同时对文化事业提出要求，“增加农村文化事业投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7］。2008年、2009年聚焦农民增收主题，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对农村公共文化、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专项要求。2010年一号文件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主题，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水平提升予以关切［7］。2011年一号文件专门针对农村水利建设，对水情教育、在职教育作出强调。2012年一号文件提出振兴发展农业教育，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理念出现了重大调整。此前，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聚焦于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其后将文化建设作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侧重于文化惠民等方面的“文化福利”共享；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提出，则是文化建设理念上的重大变化，致力于从保障城乡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角度来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但是，尽管2005年以来连续几个一号文件都对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了要求，但是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文化服务依然较为薄弱，乡村文化建设在一个时期内仍然延续着为经济搭台的功能，没有回归乡土文化本位，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乡土文化的扭曲。

（三）新时代乡村文化政策：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深化随着党对“三农”问题的加倍关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部署更加具体，对乡土文化价值的认识更加系统，几乎每年一号文件都强调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民文化素养、优秀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重要性，提出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保障农村文化投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2013年-2016年，一号文件持续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持续强调农村文化投入保障和农村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实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2015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发农业的文化教育价值。在已有基础上，2016年一号文件要求全面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建立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发挥基层公共设施整体效应［8］。由此，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重点过渡到公共文化设施联动及其整体效应发挥上来。2017年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文化建设上，一方面提出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三产融合，另一方面持续强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2018年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乡村”代替了“农村”的提法，突破了过去以“大农业”为主的产业局限，更加强调城市以外地域的全面发展。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专章论述，从思想道德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公共文化建设和移风易俗四个层面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体现了国家对乡村文化的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等综合效益的高度关注。乡村振兴战略被视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体现了时代进步，回应了群众期盼。乡村振兴语境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一改过去偏重以经济标准衡量乡村价值的单向度指标，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乡村文化价值的大力弘扬和积极践行。2019年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发展特色农业与乡村文旅，支持建设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空间。2020年一号文件提出乡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拓展与内容改善，对送文化下乡、乡村文化人才培养、乡村文艺团体发展等提出明确要求。2021年一号文件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文化方面提出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9］。总体而言，乡村文化政策呈现出内容持续深化的趋势，以“文化”和“教育”关键词为例，历年文件中出现的频次有所波动，以2018年最为密集（见图2），乡村文化建设的边界不断融合，文化“软实力”效应与乡村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三、一号文件中乡村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

从一号文件的梳理中可以看出，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变化，乡村文化政策的关注与响应呈现出相应的调适。乡村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引领下，体现出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进、从外源驱动到内生动力的深层激发、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参与的广泛动员这一逻辑进路，反映出党对乡村文化价值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全面、系统。

（一）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进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乡政村治”代替了，广大农民回到相对自由离散的“原子化”状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萎缩，公共文化活动锐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骤降，“1980年之后，村民日常生活的一个明显改变，就是不再有政治运动或经常性群众会议”［10］。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变革，农民物质生活逐步改善，但精神生活相对空虚，容易产生身份焦虑、心态浮躁、价值迷失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中央连续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反复强调、提出了明确要求，乡村文化建设更多侧重于文化“以文化人”的教育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对文化的认知进一步拓展，诉求更加多样，文化在意识形态属性以外的经济属性得到关注。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释放文化的生产力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的市场化快速起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既凸显了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也体现了一个时期内文化为经济服务的理念。21世纪以来，面对城乡公共文化发展的严重失衡、文化与教育脱嵌的严峻现实，党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关注力度空前，2004年以来连续多个一号文件反复强调农村公共文化投入保障、文化惠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2018年一号文件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提出统筹推进农村五位一体建设，乡村文化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从一号文件的名称来看，5个聚焦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分别是1983年、1985年、2004年、2008年、2009年，对乡村文化的关注上，上世纪80年代强调思想政治教育，21世纪以来连年强调文化事业经费保障、文化惠民工程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5个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分别是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21年，在现代化的共同指向下，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关注，除了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和公共文化服务，还强调了文化在三产融合和乡村治理中的价值作用、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传承发展和文化遗产遗迹保护等内容，乡土文化传承与文化的现代化协力推进路径更加细化，乡村文化自身价值作用更加凸显。文化成为乡村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指标，激发人们在乡村生活并努力振兴乡村的意愿和动力［11］。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文化的作用从意识形态教育上升到乡村振兴战略统筹的深刻演进和文化自信的全面促进，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建设呈现出互嵌融合的状态。

（二）从外源驱动到内生动力的深层激发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乡村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城乡人口流动加快，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对物质的追求成为重要关切，为集体场域考量的公共意识一度迅速下降。由于中青年劳动力的“离场”，留守村民对公共文化参与的热情不高，乡村的公共场域逐渐疏离，村民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他者”。虽然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导向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但需求表达渠道是借助各级党政部门的整体表达。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制度设计，对农民文化需求的收集、论证等环节存在客观上有难度和主观上有缺失，形成了农民的不想表达和不愿表达。乡村文化建设在生产议程、形式、渠道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输入色彩，最终导致乡村文化供给与村民实际需求之间的错位，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愿望进一步减弱，乡村文化建设因村民主体缺失而效能有限。以“送文化下乡”的制度安排为例，肇始于1997年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开启了为农民送书、送电影、送科技文化卫生知识的活动，建立起以城带乡的文化联动机制。不可否认，“送文化下乡”对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送文化下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文化精英的“一厢情愿”，城市工业文明与农村乡土文明连接不畅，难以促成城乡主体的“两情相悦”。2012年以来，一号文件连年对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与投入保障予以关注，但是对于乡土文化自身价值的关照较少，直到2015年，一号文件在以往基础上提出农业多种功能开发中的乡村文化价值挖掘。2016年一号文件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农村主体论，明确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乡村文化建设对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关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的“送文化”演变为充分激发农民主观能动性、激活乡土文化因子的“种文化”“育文化”，浙江农民文化礼堂、四川丹棱民间众筹文化院坝等地方实践如火如荼。乡村文化建设以民为主、为民所用，公共文化活动日渐活跃，农民对乡村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提高，乡村文化的归属感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文化支撑愈加坚实。

（三）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参与的广泛动员乡村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改革开放之初，地方党委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上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主导作用突出，主体力量甚微。一边是快速变迁的乡村社会，一边是以任务为导向的文化生产模式、以单向输入为主的文化供给方式，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剥离，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难以有效得到满足。虽然1984年一号文件提及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需求，但城乡二元体制严重压抑了农民在乡村社会的文化需求，限制了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互联互动进入政策视野，乡村文化建设趋于强调核心与多样、政府与市场等共生发展。2005年一号文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此后，一系列具体文化政策陆续出台。2015年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此后多次述及乡贤作用。乡贤文化将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等优秀传统文化特征与融入时代要求的文明乡风、乡村自治等要素联结起来，成为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重要元素。2020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不仅支持乡土文艺组织建设，还要扶持民间艺人收徒传艺。2021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将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结合起来。乡村文化建设正在实现从乡村社会内部逻辑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村民生活方式的实践转向，通过基层党委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乡村群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交往互动中深化对乡村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思想共鸣。

四、一号文件中乡村文化政策演进的启示

乡村文化是在乡村自然人文环境和经济基础上、在村民生产生活行为中积累形成的物质文化、精神意识、制度规约的总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不同阶段的推进路径形成了乡村文化内在价值的逻辑延展和文化责任使命的自觉实践。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23个一号文件的全面梳理，联系不同时代背景，探究乡村文化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对于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全面推进具有较好启示。

（一）思想政治引领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主线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承担了诸多意识形态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文化软实力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侧重于思想上的“正本清源”、精神上的“补钙壮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意识形态教育始终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思想政治引领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主线，是不同时期文化政策演进的逻辑支点，这是我国文化政策的优良传统与成功经验，构筑起不同时期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乡村文化功能在乡村建设进程中不断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主要聚焦于意识形态教育、思想道德建设、优秀乡土文化传承和公共文化建设等内容，在乡村主流价值构建、乡村文化自信培育、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代文化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梳理一号文件，可以看出：对乡村文化的功能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得以不断丰富深化，并带有明确的指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到2006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旨在推进乡村主流价值建设，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取向与道德共识；21世纪以来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旨在回应农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为乡村文化发展搭建平台；一以贯之的科学文化教育，旨在提升农民群众文化素养，为乡村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则致力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保护乡村文化的传统基因，彰显乡土文化价值，夯实农耕文明底蕴，增强农民文化自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的乡村文化建设，更是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不再局限于思想教化、秩序构建和行为规范，而是注重守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以文化托起高质量生活追求的意涵，构筑文化自信的厚实底蕴。

（三）乡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走深走实乡村文化建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从经济维度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向前迈进，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多元，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多方面的聚合，已经具备了转换为现实生产力的主客观条件，文化成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内在力量。从政治维度看，乡村文化仿佛无形之手，在乡村治理中指引村民形成正确的行为规范，不断释放能动作用。从思想维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持久浸润，使乡村群众能主动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正确应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以更为隐性的方式强化了政治认同。从社会维度看，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促成了乡土文化的价值回归，推动乡村文化自信重建，进而吸引人才回流。从生态文明维度来看，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思想，为乡村生态建设提供了哲学启迪。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乡村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基因，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历史积淀，乡村文化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既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命题，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不变主题。未来的乡村文化建设，尤其要跳出城市文化精英对乡村的虚假想象，回归乡村文化本位，关注乡村文化自身的丰富意涵和多元价值，在政策设计上进一步缩小外部规划与村民自主之间的张力，有效拓展政策意图与群众诉求的交集，更好地对接村民精神文化需求，引导村民文化生活，提升乡村文化向心力，坚定乡村文化自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丰厚的道德滋养、坚实的底蕴支撑。

参考文献：

［1］徐勇.“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116-121.

［2］刘彦武.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政策演变及展望［J］.科学社会主义，2018（3）：123-128.

［3］陈叙.新中国70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历程与走向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9（6）：140-147.

［4］李山.中国农村文化政策70年：话语形态及其演变脉络［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1-17.

［5］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Z］.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6］张世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9.

作者：柯晓兰  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