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西方文学的多元文化样式概述

在西方戏剧中，主要是借助表演者在舞台上展现多种样式的艺术形式为观众们讲述诸多故事题材，也就是达到了“把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效果，往往创作者并不直接参与到表演中。亚里士多德会根据古希腊戏剧的艺术形式来细致分成了悲剧与喜剧两种形式，通常悲剧指的是“表演者对宏伟事件的完整模仿，并激发出对这种情感的恐惧与怜悯之情，进而宣泄出来”;然而喜剧却并不被人们认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当人们在舞台上进行荒唐滑稽的表演过程中，会遭受到观众们的嬉笑怒骂。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文学从自身的表现形式及内容都逐渐变化到不为亚里士多德所理解，就拿戏剧来说，从古希腊萌芽时期再到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19世纪乃至20世纪中期，诸多悲剧、喜剧、历史剧、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元形式已经难以被《诗学》所归纳进来了，而部分被先人认为是“金科玉律”的原则，例如“三一律”、英雄必须出身高贵等条条框框早已经被踩得粉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西方文学中的抒情诗歌由于受到篇幅较小的限制，过于注重内容结构的严谨，表达形式的简洁凝练，并且偏于抒发创作者主观情绪，因此被多数人忽略。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西方文学领域席卷浪漫主义狂潮，借助挥洒自如的情感作为自己推广宣传的主要噱头，因此也集结了以德、席勒、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文学大家的青睐，创作了诸多举世瞩目的作品，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得抒情诗歌被人们所关注。逐渐的，抒情诗歌被人们所认同，与史诗(epicpoetry)和戏剧诗(dramaticpoetry)同时被社会群体所关注，然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史诗”实质上就是后期的叙事诗(narrativepoetry)，并且是借助浑厚宏伟的语言、磅礴的气势来叙事主题的叙事诗。与诗歌、戏剧形式相比较而言，小说作为西方文学主要形式的发展历程就显得短了很多，针对叙事形式来说，小说类似于史诗的形式，但是自身的叙事语言是以散文形式，而不是普通的诗歌形式。与戏剧内容相比较，小说是借助文字语言而不是真实的演员来进行故事性的表演。针对篇幅来说，小说能够划分成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等形式(通常我们说的“小小说”是大众的定义形式，并不作为严格的名称定义)。

从审美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分成流行小说与文学性小说两种类型。针对小说题材来说，可以分成历险小说、传奇小说、历史小说和臆想小说等形式。针对社会阅读对象的类别来划分，可以分成成人小说、年轻女性小说、儿童小说等。笔者用上文的内容介绍了西方文学的三种主要形式，在近几年，西方文学创作领域推行出了第四种文学形式，即创作性非虚构作品(CreativeNonfic-tion，LiteraryNonfiction)，其中包括游记、自传、回忆录、人物特写等文学形式，通常呈现的特征就是借助小说或者诗歌的创作手法，诸如人物对话、场景构造、个性化语言等来叙述真人真事或者创作者的主观情感。自身具有的“文学性”特征能够与普通的应用文、媒体报道抑或是学术研究性杂志的“晦涩难懂”区别开来，而自身具有的“真实性”又是另外三种“虚构”的文学形式难以企及的。我们说这种新型的文学形式可谓是“混合式”的，但是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文学性”与“真实性并不是十分融合默契的两种形式，受到多种原因干涉，使得前者表述的声音总是比后者要大许多，因此会出现了成反辅为主的不被人接受的结果。在很长时间内，欧美地区的图书市场中，这些非虚构的文学作品通常比小说等文学形式更加受到追捧。读者们似乎对于作家虚构的世界的关注度逐渐降低，反而对于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红艺术、球星等真人八卦显得兴趣更加浓厚。

二、西方文学中独有的哥特传统

虽然世界各民族地区的文学内容中都会有着诸多惊恐的故事题材，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学能够像西方文学中产生出数量众多的恐怖作品，并且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持续的、独具属性的哥特传统(Gothictradition)。专业人士对其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阶段，笔者在互联网上调查搜索，截止到2010年底，西方诸多国家的学者除了发表数量众多的哥特风格的论文之外，至少出版了234部专著，仅仅在90年代中期就超过了60部，可谓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哥特”一词最初指的是居住在欧洲的隶属于条顿民族的哥特部落。在公元3世纪之后，条顿民族不断地迁移到欧洲南部，而在这场重大的民族迁移过程中，身材魁梧的哥特人成为罗马人对战的生力军，在经历了几百年生死较量之后，条顿民族终于在坚强不屈的精神指引下使坚固不催的罗马帝国土崩瓦解，而哥特人民也在欧洲多个国家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尽管征服了大量的国家，但是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条顿民族群体也逐渐被同化，甚至失去了自身的民族特性，在公元7世纪左右，哥特民族最终消失在历史中，为后世留下的只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圣经》。

在18世纪末期，哥特一词进而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代名词，这种文学形式往往是以荒野、古堡等意象为创作背景，而内容通常发生在中世纪的国家，作品中情节十分恐怖、刺激，以凶杀、暴力、复仇、强奸、乱伦等内容为主，甚至会出现一些亡灵、妖魔等形象。整篇作品有着压抑阴森的氛围，充斥着悬念与惊悚，而这样的文学创作形式也被称为哥特小说，西方哥特小说的开山鼻祖就是贺拉斯•瓦尔普(HoraceWalpole，1717—1797)在764年所创作的小说《奥特龙多堡》，这部作品的副标题就是“一个哥特故事”(AGothicStory)。除了小说，西方哥特风格的文学创作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为基础，主要演绎着《圣经》当中的故事，大力宣扬了基督教教义与伦理道德。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形式在当时传统思想的巨大影响作用下显得世俗化，诸多英国世俗剧创作者们开创了充满阴谋、暴力、杀戮的表现模式，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托玛斯•基德所创作的戏剧《西班牙悲剧》。而这样的风格特征在后期詹姆斯一世、莎士比亚时期都有着深入发展，甚至对英国后世文学体系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我们说哥特风格之所以被人们所追捧，并延伸出多种形式，主要就是其能够激发出人们最基本的恐惧情绪，读者们试图在虚幻中找到真相，又疑惑到底危险会不会降临，在这样的纠结心理中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愉悦感。

三、结语

西方世界永远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风云变幻的契机，各国局势繁冗复杂，为自身的文学多元文化发展提供了沃土，也造就了西方文学体系的举目盛世，为后代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可以说西方文学的多元发展对欧美地区文学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并且对整个世界的文学体系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作用。

作者：崔宁单位：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篇

一、模糊语言特征分析

(二)模糊语言中的准确性

通常我们会觉得语言中具有的模糊性与准确性是存在矛盾关系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例如在表示事物性质、程度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深、浅、高、低等词语。当我们不能说出这种事物的程度时，只有依靠这些词语来更加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想法。例如沟与深沟。即便我们并没有说清楚这个沟到底有多深，但是我们明显地能感觉到后面的沟的性质更加明确。

(三)模糊语言中的朦胧美

通常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说得过于“丁卯分明”还不如“似是而非”能够呈现出美感，让受众享受到语言魅力。例如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形容山上建的寺庙，“沿清拢川于红叶的朱红与金黄的光耀之中，攀登着长长的石阶到神护寺去，这座寺院位于高山之上，它是一曲朱红与金黄的交响乐”。尽管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写了“朱红”与“金黄”具体是有多红或者多黄，程度到了什么状况，也不知道两者是如何搭配的。寺庙的屋顶是黄色还是长廊的柱子是黄色的，墙壁是红色的，抑或是红色的门窗配上金色的门槛，我们说这样的文字描写的确会让人们在朦胧的感觉中想象出一片绚烂的色彩。

(四)模糊语言中的概括性

语言中的模糊词语除了具有一般词语具有的概括性之外，还有着独特的概括性特质。一方面是对于“说不清”的概括，一方面是对于“说不尽”的概括。“说不清”的概括指的是对界限不清楚，呈现出亦此亦彼的状态，可以说是一种犹豫不决的概括方式;而“说不尽”的概括指的是在同一论域中没有极点的概括方式，冲破了人们感官的局限性。在汉语言中就经常存在着这样的状况，例如“青年”与“老年”的划分，我们说25岁是青年，那么26、27、28、29岁呢?那么30岁呢?一些人会说30岁就不像青年了，应当归入中年的行列，但是一些四五十岁的科学家依然被人们誉为青年科学家。在英语中，对于youth与oldage就有着相似的划分状况。而这些说不清界限的情况，在语言中的模糊词选择的途径就是“概括”，人们会使用几个词语来概括出这样的状态，发挥出想象力，深入体会到词语的含义。我们说这是一种力所能及的概括，但是却又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并且也是具有科学性的概括形式。

二、西方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研究

我们说翻译工作就像是婚姻一样，是两者相互妥协的一种文字艺术。相同的语言翻译也可以算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好的语言翻译工作有助于人们实现成功的交流，然而失败的翻译工作也会产生歧义与误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说翻译工作显得极其重要，对于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翻译工作者就要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进而对不同的语言信息进行传递与交流。从某种角度而言，好的文学翻译工作也是对原作者主题内涵的模糊传达。

(一)要符合原文内涵

文学作品翻译的首选途径就是用相应的形式来重现出原著的模糊语言魅力，例如杰克创作的《马丁•伊登》的序言诗歌中，“Letmeliveoutmyyearsinheatofblood/Letmeliedrunkenwiththedreamer’swine/Letmenotseethissoul-housebuiltofmud/Gotoppingtothedustavacantshrine!(让我能够在热血沸腾中度过此生!/让我在醉酒的梦幻世界中沉醉!/不要让我看到这般泥塑的肉体，/终日用空虚的躯体来毁灭的泥土之中!)”我们说在译文中的语言可谓是文学创作中事物形象与创作者模糊性思维相互融合的结果，翻译效果可以说是很好的，不但达到了精确化目的，并且还能够实现模糊化，依旧彰显出作品的魅力。而这样的译文也能够更加容易激发读者们的想象力，使得语言文本更加具有活力。

(二)使用模糊描述，重现意象美感

所有语言都会存在着一种现象，即模糊性，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词语在一种语言中存在着模糊性概念，那么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也同样会存在着相对模糊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模糊对模糊的语言翻译原则，例如在翻译学者王佐良翻译的ThoughtonVariousSubjects中就有以下句子，“ComplaintisthelargestTributeHeavenreceives，andthesincerestPartofourDevotion．”被翻译成为“怨言是老天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也是我们在祷告中的虔诚的部分。”我们将语句中带有模糊性的单词“largest”与“sincerest”翻译成为“最大”与“最虔诚”，可以说这样的翻译效果是最佳的了。通常来说，在文学模糊语言的翻译过程中，选择“模糊对模糊”的方式是最常见，也是最省时的。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及时调整策略，选择更加精准的词句，这样才能让译文更加出彩，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此外，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需要充分使用模糊性描述，重现出文学作品中角色意象的模糊性美感。例如在小说《达•芬奇密码》中，小说家丹布朗就使用了许多意象性语言，为了塑造出主人公兰登的模样。然而对于原著作者而言，这些角色的外貌是有着深刻含义的，也是布朗想要对小说主人公兰登外貌刻画的准确表达，因此这些模糊性语言表述也呈现出足够的象征意义，对于读者来说，对人物外貌的描述深藏的内涵能否转变为输入语国家读者们的思维就难以得知了。然而在这些中文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大量铺垫，例如“尖锐的双眼”“一片暗色的胡茬”等，这些语句都能够为后文中“浓郁的书卷气魅力”进行良好的铺垫，并且可以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原作中的审美意象。结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也可谓是一种特殊的模糊语言形式。我们可以在诸多西方文学作品中看到模糊语言使用能够扩宽读者们的视野，并且也打开了读者们的想象天窗，还能够增强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因此文学翻译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文学翻译想要成功的关键在于掌握好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的翻译策略。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调动起自身的主观意识，尽量把握好原作品的精髓。并且也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力重现原著中的模糊内涵，进而让输入语读者直接明了地理解文章。

作者：李勇单位：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三篇

一、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吉普赛

女性形象代表着自由吉普赛人作为一个流浪民族，内心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民族个性，他们排斥其他文化，不拘于任何其他国家民族的法律及生活方式。约19世纪，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认为，东方国家是可以让人获得自由的地方。因此，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吉普赛人对自由向往的故事。其中有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将军骑着马去很远的地方拜上帝，在路上碰见了几个吉普赛人，他们对骑着马的将军说：“请您帮我们问问上帝，我们吉普赛人应该怎么生活。”将军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上帝。将军把吉普赛人的问题转告给上帝，上帝说：“吉普赛人从来没有打搅过我，他们的善良感动了我。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这样生活好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这个故事说明，有自由的地方就是他们理想的生活之地。约在18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精神已成为欧洲的首要文明。先是在文学方面，之后在音乐和美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突破。吉普赛人向往且热爱生活，有时候也让人难以捉摸，正因如此，让吉普赛音乐、绘画成为许多人至今所追逐的对象。吉普赛人对音乐的需求，就像他们身体里的血液不可或缺。吉普赛是一个最能享受音乐乐趣的民族，吉普赛人把音乐的精华表现在歌舞中。在很多的舞蹈中，吉普赛女性是其魅力的焦点。一般的吉普赛舞蹈，在开幕的时候，总是先由一个女子慢慢走上舞台，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腼腆。可当她进入跳舞的状态时，就变得热情、奔放。舞蹈中优美的动作足以吸引全场观众的眼球，掌声一阵又一阵地响起。这不仅是舞蹈和音乐的完美结合，而且代表着吉普赛人那种豪放、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许多作家都写过一些浪漫的爱情小说，如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写的吉普赛姑娘为爱情而死等。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吉普赛人都被看作是自由、热情、活泼的象征，如荷兰哈尔斯的《吉普赛女郎》、俄罗斯著名的文学大师普希金的《茨冈》，其中描述的吉普赛女性的爱情故事让人感动不已。特别是吉普赛女性为了维护生命的自由和精神方面的独立，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令无数的读者感叹唏嘘。

二、美学成因基础上的吉普赛女性形象探析

在当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吉普赛女性又是以怎样的生命形态而存在的呢？其是否具有存在真实性可言？吉普赛人居住在美丽的塞尔维亚，直到现在，在塞尔维亚的草原上依然流传着浪漫的女儿节，而女儿节的来源就是吉普赛人嫁女儿的习俗。嫁女儿的仪式是吉普赛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风俗习惯，其实更是一个民间百姓的仪式。具体流程是把新娘送入洞房后，由有经验的年长妇女证实一下她的身份，是否与其他男性有过性行为。如果女方已不是处女，婚礼会被当场取消。吉普赛新娘与自己的新郎圆房时，还会有一系列的检查，即使是在这时发现新娘不是处女，男方依然有权和女方解除婚约。婚后新娘要严守婆家的规矩，服从婆家的指示。由此可见，吉普赛人对女性要求十分严格，丝毫不能马虎。

再如其他国家对吉普赛女性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遇到家里来了客人，吉普赛女人必须遵守种种礼仪，即使是在端食物时，也得有所讲究，要面向客人，把东西在桌子上放好后，要后退几步离开客人的位置，才可以转身。而在吉普赛人的一些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其他观念。例如如果一个女人的衣角不小心扫过一个男人碗里的饭，那么这碗饭一定会被倒掉，同时，这个女人还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然而在文学作品当中，吉普赛女性给予人们更多的还是传统的美感。比如她们有着热情奔放的性格、自由独立的精神。只是她们生活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中，处境不妙。现实生活中，吉普赛女性与文学作品中的吉普赛女性形象，还是有着较大差别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19世纪众多作家对吉普赛女性形象产生了误读呢？我们从创作的源头去寻找答案是很有必要的。创作这类文学作品的作家们自己不一定就是地道的吉普赛人，但他们必然受到过吉普赛人直接或间接的种种感染。审美理念的心理学依据就是洛斯塔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审美对象的价值存在是由创作主体自身的审美态度决定的，而创作主体自身的审美态度则与作家本身所持有的价值关怀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具有审美性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关怀是源于作家本身内在的本体价值的。如我们经典文学艺术长廊中所创造的许多吉普赛女性的形象，在她们的身上无不张扬着一种内在的精神追求，她们都有着一颗善良、活泼、渴望自由的心灵。在她们的身上彰显的不仅是一种审美的力量，更是创作主体的审美精神价值与关怀的体现。除此以外，在吉普赛女性的身上还表现出创作主体不同程度的赞美之情。这种赞美，是一种最为根本的审美需求。

19世纪创造的吉普赛女性形象，就是在创作主体审美态度与审美感情的作用下进行的文学艺术性审美创造与想象。其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人的内在心灵和自由本质。吉普赛女性形象的审美自由，通过创作主体的创作方式，多多少少都会呈现出与现实生活中的差异。创作主体为了可以获得更多吉普赛女性形象的信息，曾有许多创作者走进她们的生活，了解她们的生活习性。创作中审美想象是通过联想和想象组成的，而在这两者中产生的环节是表象。表象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记忆结合感知的外在对象，二是联想和想象联系在一起的内在形象。例如同样是在情感的作用下，将审美意象与旧的表象彼此相融，艺术感知与表象就相对来说比较直观，而感知则是对客体较为直观的反映，要是没有审美客体的存在，感知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所以，大多数人用知识和经验去认识客体的感知方式，是根据客观对象的表象经验为依据，再通过客观主体的想象而产生的新的表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审美表象又在审美主体的感知下进行了新的形象排列组合，从而构成了艺术形象及其审美价值最为基本的条件。吉普赛女性形象，在世界的文学艺术画廊中从来都是象征着人与自然的融合体，吉普赛女性的活泼、热情汇聚成大自然的美的表象。而作者却从审美价值的角度找到了这二者之间所拥有的内在、本质的共同点，并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将它们拼凑在一起，构成对比，一方面对其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另一方面则又以艺术的手法对现实社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还在艺术表述过程中加入创作主体自身的主观意识、情感态度及个人思想，就这样，吉普赛女性的审美形象被创造出来了。人们开始进入高级审美阶段，是在意象现象出现的时期。例如在《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美拉达、《茨冈》中的真菲拉等，她们都以个人的思想、行为形象展现出了情感态度、主观意识及特殊审美的与众不同，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每个人的生命都充满了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领悟艺术形象中的深蕴的艺术审美价值与深层意蕴。在文学审美意识的作用下，普希金为世界经典文学宝库贡献出纯洁、天真、美丽的茨冈女子，雨果则为世界人民贡献了温柔的女子。她们永远活跃在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的艺术宝库中。

三、结语

审美创作是将事物和神奇奥秘的社会情节巧妙地融为一体。它以创作主体本身的现实生活经验与审美感觉为基础，同时也可以借助外在事物间接地描述而成，使人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体会到个性鲜明、真实丰满的具体形象，并且在思想中产生对表象的概括，从而丰富人们的思想意念，填补人们内心思想艺术的空白。审美想象以吉普赛女性形象为代表，在19世纪无时无刻不在召唤人性的闪耀光辉。

作者：张丽超郑平坪单位：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篇

在西方，儿童文学是个相对年轻的文学部类。它萌芽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儿童的认识和发现对儿童文学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到18世纪末期，欧洲儿童可以读到的各种儿童文学读物已达数百种之多，所以西方认定18世纪末期为儿童文学的发端期。19世纪，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安徒生童话、《水孩子》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出版为西方儿童文学带来新的突破。进入20世纪，西方儿童文学迎来了迅猛发展，体现出强大的创造力。相比较，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进程落后于西方近一个世纪。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戏剧等直到晚清才开始陆续问世，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出现于中国文坛也始于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可见，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学的产生，儿童文学日益受到文化先驱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关注。他们对西方儿童文学进行了大量的译介，为中国学者开展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儿童文学理论离不开“儿童问题”。一个民族要创造出欢乐游戏的儿童文学离不开先进的儿童观念与儿童文学理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儿童的精神价值与自由想象的力量，为“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儿童文学观把儿童看成一个有个性的完整独立的个体，更加体现出人本主义。在表现方法上，语言大胆，富有实验性，运用大量巧妙的文字游戏和双关语，完全以儿童视角、儿童心理和儿童思维去看世界，注重游戏和娱乐精神，同时还渗透出乐观、宽容、同情的品格倾向。小读者们从阅读中会了解到世界的多样性，倾向真善美而拒绝邪恶与虚伪。然而，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儿童及儿童教育问题长期不受重视。在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制度下，儿童显而易见地受到压抑与忽视。在这种伦理观影响下，儿童依旧被认为是“缩小的成人”或“成人的附属”，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精神。因此，中国儿童文学往往从叙述主体的叙述控制权的差异来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教育功能的重视。成人视角往往贯穿于文本中，或明或暗，成人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多多少少会渗透到儿童叙述者的意识里。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文学特有的趣味性和游戏性势必会受到影响。到了“五四”时期，受到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影响，人的价值真正得到尊重，人的个性普遍得到张扬，一向被忽视被压抑的儿童，作为人的生命的独特形式受到重视与尊重。革命文学家们提出了“救救孩子”、“儿童本位”的思想。儿童观导致建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观影响制约儿童文学的创作、批评与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尚未发展成熟，此期间也经历了多种理论交锋和大讨论，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20世纪早中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观念，主要直面的是成年人所关切的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和历史课题，围绕着成年人的革命、救亡、战争、运动、意识形态等展开艺术实践，从中展现出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伴随着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也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中国作家灵活地运用西方儿童文学资源，从故事情节、艺术风格等方面获得灵感，进行续写、模仿或再创造。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显示出明显的开放性和民族性：开放性地接受和借鉴外国儿童文学，使之本土化的同时又不失儿童文学本原的审美价值；同时，中国儿童文学还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下面从茅盾、陈伯吹、沈从文等作家的儿童文学改编与创作中分析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

茅盾对外国民间童话进行创作性的加工，使之更加富有艺术魅力，对中国儿童更富有时代和社会意义。《格林童话》中的《布勒门镇上的音乐家》是一篇二千字左右的机智、幽默小故事，茅盾改写成四千余字的《驴大哥》，从中掘出了在自力更生的路上共同努力和相互帮助的含意，与当时提倡的奋斗自立的时代精神相吻合。这篇童话通过言语、行动和心理活动的生动描绘，塑造出“驴大哥”的鲜明形象———一个头脑清醒、足智多谋的自立谋生的带头人，寄托了茅盾的人生经验和对下一代的希望。《蛙公主》的教育意义和情节的曲折有趣也远远超过原作《青蛙王子》。原作是常见的破除魔法后公主与王子结婚的故事，茅盾却把结尾改为小公主得到了一个好伙伴，青蛙最后不是变成王子而是变成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把全部情节建立在纠正小公主任性自私的坏毛病之上，教育孩子们谨守信用、尊重别人。茅盾从教育出发改写外国童话的苦心也反映在《飞行鞋》中，这篇童话的主人公“小王瓜”比原作的”小拇指”更可爱。茅盾舍去了小拇指穿上飞行鞋到妖精的妻子那儿骗取钱财的情节，而改写为小王瓜拍着那双飞行鞋对年老穷苦的爸妈说：“我有这宝贝，好替人送信，就好赚钱了。”思想境界高出一筹，小主人公纯真的胸怀和志气跃然纸上。茅盾对捷克斯洛伐克民间故事《十二个月》的改写是最成功的范例。原作的情节比较简单，小女孩只到森林中去过一回，在三月神的帮助下采到了雪花。茅盾在童话《十二个月》中，写小女孩到森林中去了三回，先后求助于三月神、六月神、九月神，采到了紫罗兰、野杨梅、苹果，对春、夏、秋三个季节不同的童话场景都有生动的描绘，更加突出玛罗希珈的善良和海良娜的邪恶。这一则童话足以与二十余年后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的童话剧《十二个月》相媲美。茅盾在对寓言进行再创造时，不仅以原作为骨架，用血肉充盈其间，而且使其带有强烈的现实感。试以关于《狮子和蚊子》的寓言为例。在《伊索寓言》中，题为《蚊子和狮子》，教训是“这故事适用于那些打败过大人物，却被小人物打败的人”。在《克雷洛夫寓言》中，题为《狮子和蚊子》，教训是“要和气对待弱者，要把欺凌弱者看做丢人的事，弱者的报复常常十分厉害，所以不要妄自尊大，不要以为威力就是一切”。在《拉封丹寓言诗》中，把蚊子改为小苍蝇，题为《狮子和小苍蝇》，教训“一是在我们的敌人里，最可怕的往往是那些最微小的，二是人们能躲过一些巨大的危险，却在很小的事情上遭到毁灭”。在《莱辛寓言》中，题为《狮子和蚊子》，蚊子成为嘲笑对象，一个狂妄自吹的角色，它并不能动狮子的半根毫毛。在茅盾的《狮受蚊欺》小故事中，狮子是个倚势逞强侵犯蚊子住所的来犯者，蚊子不是一只，而是成千成万，合群自卫，终于打败狮子。很清楚，这个故事含有团结一致、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主旨，把当时中国受到列强欺负的社会现实写了进去，产生出鼓舞爱国热情的艺术力量，这当然已与《伊索寓言》的本意大相径庭，放出了自己的光彩，与《克雷洛夫寓言》、《拉封丹寓言诗》、《莱辛寓言》一样都是创造性的改写，各有千秋。

1922年，由我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出版。赵元任以新鲜活泼的白话口语为试验，将一部公认难译的英语文字游戏集大成之作，出色地融入中文世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出版即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但相比之下，该译本在中国作家中产生了更大的轰动和更为深远的影响。周作人曾专门写文章进行评介和推荐，他不仅发现了该书“没有意思”的意味，还进一步指出：“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却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所以我推举这部《漫游奇境记》给心情没有完全化学化的大人们，特别请已为或将为人们的父母师长的大人们看，若是看了觉得有趣，我便庆贺他有了给人家做这些人的资格了。”深受爱丽丝故事的吸引，沈从文和陈伯吹分别创作了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和童话《阿丽思小姐》。沈从文原打算写给他的小妹看并说给生病的母亲听，使老人开心。但后来文章的初衷发生了变化。他在后序中写道：“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他的激愤郁结投射到小说中成为强烈的讽刺和批评。《阿丽思中国游记》于1928年分一、二卷出版，是沈从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童话。这部童话叙述了阿丽思从游历奇境后又和兔子绅士约翰•傩喜来到中国漫游的故事。在古老神秘的中国，他们遇到了各种会说话的动物，观察到令人惊奇却又无法理解的种种怪现象：村民在集市上买卖小孩；乞丐请求阿丽思与傩喜杀了他，这样就不必为考虑活下去而发愁；中国民间崇拜鬼神、热衷占卜；傩喜受到崇洋媚外的上层社会的欢迎……在目睹了种种悲惨景象后，她决定离开中国。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最先连载刊登于《小学生》杂志，后于1932年正式出版。该书同样是写阿丽思在中国遇到的种种怪事奇闻：法官是个昏庸无能的瞌睡虫；米蛀虫可以毫无顾忌地偷吃粮食；糖果店蜜蜂老板变着法子欺骗顾客；大蟒皇帝率领各种害虫和寄生虫耀武扬威；杨柳诗人蝉儿肚里空空却宣扬八股教条；最后，阿丽思与蚱蜢率领的宪兵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获得胜利并撕毁金钟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陈伯吹更加重视对儿童心理的刻画，力图在情节、场景、语言上模仿卡洛尔。阿丽思恢复了在原著中所具有的活泼、好奇、正直、礼貌，包括粗心、性急的小毛病。语言力求活泼、口语化，并穿插了不少童谣，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儿童文学译介的热潮揭开了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及创作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及影响进程。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儿童文学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我国作家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作品中获得灵感，在创作实践中进行改编、模仿和再创造。在这一过程中，异文化文本质素在接受主体视野中产生了一定误读与变形，形成了中西儿童文学在创作动机、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艺术风格上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根源于接受主体具有不同于异文化文本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诉求与旨趣以及儿童文学观念等。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正是中国作家对西方儿童文学资源的充分发掘与利用，才使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开放性和先进性。他们在使西方儿童文学资源本土化的过程中又不失儿童文学本原的审美价值。此外，中国儿童文学有必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

作者：夏玉玲赵亚珉李雪峰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第五篇

一、“惩恶扬善“与”公平公正“的法主题文学作品分析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矛盾中便包含着“善”与“恶”，我们所常见的文学作品大都包含着对“善、恶”的表达，对“善”的推崇和对“恶”的厌恶是中外文学典籍中的精华所在。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尤其以“公案文学”为代表，大量突出了法主题。更为经典的作品包括了《赵氏孤儿》《张文祥刺马案》等，还有很多的文学作品诸如《搜神记•三王墓》、《谢小娥传》、《韩非子》、以及唐宋时期很多都是以法为主题。不仅东方文学作品如此，西方文学作品以法为主题的作品更加多见。从古希腊作品、莎士比亚戏剧至今，其作品中都大量存在法律方面的内容，著名的作品有《复活》《罪与罚》《悲惨世界》等等。

在西方众多文学作品中，对于此类主题的表达源自于古希腊文学和欧洲的戏剧，这也成为了西方文学法主题素材的创作原型。十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更是以此类主题为主要表达思想，这其中尤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如讽刺小说《威尼斯商人》，其中的内容就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惩恶扬善”的主题，内容表达的形态主要是以“复仇”类的文学为主，在这些内容中，通过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对比，传递给读者强大的正能量，更容易突出“善”，摒弃了“恶”。西方著名的文学作品中以此为主要内容和题材的代表作品有古希腊时期的《阿伽门农》、十四世纪欧洲著名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近现代最为著名的以复仇为题材的小说有《基督山伯爵》和《凯旋门》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西方文学作品中一直拥有着“惩恶扬善”的共同主题，也一直在用各自的文学作品描述和表达这个主题。中西方文化差异没有影响到文学作品对“公正与平等的追求”，所以提倡法律公平与平等是中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许多中西方文学作品都通过塑造人物来反映当前社会的弊端与黑暗，从而抒发作者对“公正与平等”的追求。比如：据龚克昌的《两汉赋评注》记载，有关法主题并有姓氏记载的古代诗词作品一共有75首，但是现在仅存有27首以法主题的诗词篇目与残句。

这27首诗词中包括抒发惩恶扬善的文学作品：贾谊的《吊屈原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刘欲的《遂初赋》；以及托物抒情、采用借代、比喻等描法侧面地表达出作者对社会不满之情的名作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贾谊的《旱云赋》等。所以说法主题是古代诗词特别是汉赋中较为常见的主题。与此同时，在我国古代小说当中也有许多利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设置等方式揭露社会不平等现实的作品，比如《京本通俗小说》中记载的《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表面上是对古代冤案的记载，实际上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法制的落后，批判当时社会黑暗，引发世人思考。关汉卿的《窦娥冤》是揭露社会法制落后的经典之作，可见古代人利用汉赋、小说、戏剧等题材全面且深刻地体现出“公正与平等”的主导观念。而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主题。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为了展现个性，突出人人平等的观念，主要利用小说的文学表达形式来表达精神。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自由的深渊》、《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都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当时世界的种种现象，抒发了作者对“公正与平等”的追求。特别是批判文学的顶峰之作——雨果的《悲惨世界》，利用丰富、深广与复杂的内容、多变的心理描写、独特的对照艺术表现手法完美地表现了“追求公正平等”的法主题。小说当中刻画出身世悲惨的冉阿让来侧面地反映出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其中让•瓦尔让和沙威成为整篇小说的点睛之笔。改恶从善的罪犯与执法过严警察的对照艺术，将公正与否的结论权利交给了读者。这些对照超越了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明显的美与丑的对照，集中体现出了对制度不平等的批判主义。

三、中西方文学中法主题创作差异

从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很多的主题，但是经久不衰的法主题中对“惩恶扬善”的推崇和“正义公平”的思想却是更多的内容表现，很明显，这也是人类对于美好和善良的永恒追求。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价值取向不同，但是追求的内涵却是相同的。即使我们认为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法主题从内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相同，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惩恶扬善”的推崇和对“正义公平”的追求，但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仍然使得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刻画人物对于法这一主题的追求过程是有所不同的。例如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对林冲心理变化的描写，从不敢反抗、也不愿反抗到不得不反抗这个过程的转变完成，是靠外在的矛盾冲突推动的必然结果。但是，相同的人物经历，在西方文学的大背景下，主要是通过对人物本身内心心理斗争的刻画来表现人和社会的矛盾。比如著名的批判小说《罪与罚》表现人物的手法，就是对拉斯科尔尼坷夫的心理活动细致的描写。整个小说大篇幅地对拉斯科尔尼坷夫的心理活动进行叙述，给读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清官是以法主题为主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常常要去刻画的人物。在《包公断案》等著名的文学作品都着重刻画出了清官的大义之道。与此同时，豪侠也是中国文学作品当中常常出现的人物素材，比如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等。可见，西方法主题的文学作品与中国有所不同，西方主要采取了感化的艺术表现方式，而中国以法主题为主的文学作品则采取塑造典型，改变艺术素材的艺术手法。

作者：郑磊孙丹单位：张家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