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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与文明形象

发布时间:2016/9/13 10:03:07   阅读:

[摘要]在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以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为标志,“疯癫”开始成为西方文学史中一种典型的文明形象。在四部著名的代表作中,从表现疯癫的审美情感对西方文学史中的疯癫形象进行梳理分析。西方文学史中的作家们对疯癫注重情感描写,以移情为主要表现方式,赋予疯癫超世精神。

[关键词疯癫;福柯;文明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最先将“疯癫”确定为一种文明现象。除此之外,在其他著作中,他多次提及疯癫与文明的关系。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充分研究了福柯的生存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后明确指出:“疯癫和文明都是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妥协和变形的结构,只不过前者是一种病态结构,后者是正常结构。但是这两种结构的界限是不稳定的,很难说明正常结构在哪里结束,病态结构又始于何处。”那么,疯癫在西方文化中是如何延续的?

一、追溯:

古希腊神兽混合体在西方古代文学中,神兽混合体是疯癫的最初的形象:神与人结合产生的超级“英雄”。酒神狄俄尼索斯是天界主神宙斯与凡人赛墨勒之子,是一个拥有疯狂力量的半神。在酒神精神迸发时,“人就像是树妖,上半身是神,下半身是野兽”,当人们对一件事物不能够充分认识的时候,通常会采用相类似的处理方法:或是提取其少量外部特征,放大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个整体;或是将片面认识同思想中有意义的东西进行整合,想象成一个整体。在西方文学史中,一直以来人们就认为疯癫与罪恶二者之间有着某种神秘联系,这种联系似乎异常密切。人们认为疾病与痛苦是神惩罚和训诫人类的一种常用手段、一个有力武器,不过并不是就不能解除,但也只有在行善后方能痊愈、别无他法。在考察了中世纪麻风病人各种各样的情形后,福柯认为他们身上“兽性的疯癫是自然巢穴的顽固念头始终盘踞在那个古典时期的阴森角落”。在令人生畏的攻击性倾向之中、阴森恐怖的形象之中,疯癫体现出的兽性总是让人们无意识地联想到黑夜与囚禁、犯罪与流血、谋杀与死亡等词汇。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就认为疯癫与天才相关,那些不同寻常的人既被认为是天才,同样被当作疯子,他们的言行举止大都被认为是疯狂的、超理性的。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便被世人认为是一个颇具几分疯癫的伟大天才,这种现象在西方社会中被认为“智慧与疯狂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人在变态或超感觉精神状态中受神灵支配,因此可与超人类的世界接触。”29疯癫作为西方一种传统的文学形象,从古希腊的神兽合体开始,一直徘徊游荡在西方文学中,经过漫长的发展,到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前期,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以四大悲剧为代表,将疯癫更震撼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二、发展: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在西方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许多作家多次将“疯癫”形象作为文学创作的审美选择,很多著名的文学典型形象要么带有某种“癫狂”色彩,要么就是患有先天的“癫狂症”,就好像是遗传一般。英国文学具有发达的悲剧传统,毫无疑问,一个被大量渲染的形象便是“疯癫”。戏剧家莎士比亚就在作品中塑造了几个经典的疯癫形象。在他的四大悲剧里,[5]每一次都是“疯癫”登上舞台,并且伴随而来的是无法逃脱的痛苦与流血、谋杀与死亡。从发疯原因、所导致的结果以及他们各自疯癫的特点来看,可以将莎士比亚在四大悲剧中塑造的“疯癫形象”分为四类:装疯型、惩罚型、职业型、逼疯型。这些“疯癫”人物形象的创作意图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其一,个体人格分裂与人文主义理想的宣扬;其二,人性与灵魂的挣扎;其三,独特的双重身份与话语权;其四,“爱”的缺失与重拾。正如福柯所说:“只要有一个对象,疯狂的爱情就是爱而不是疯癫;而一旦徒有此爱,疯狂的爱情便在澹妄的空隙中追逐自身。”26在莎翁的四大悲剧中,他赋予疯癫一种新的耐人寻味的内涵,他将疯癫成功地书写成了典型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独具匠心地塑造了多个疯癫人物形象,并且还在悲剧创作中认真思考人生存在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他在人性善与恶、爱与恨的冲突对抗中,充分展示了丰富复杂的人性,以巨大的震撼力把这一深刻的主题呈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

三、深入:

《堂吉诃德》1605年,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发表世界名著《堂吉诃德》第一部,十年后出版第二部。这部骑士小说第一部刚发表一年,莎翁便离开人世飞升天堂,这难道是一种巧合,或者是神的意旨,将继承疯癫与文明的历史重任交给了塞万提斯?在塞万提斯的著作中,堂吉诃德是一个典型的喜剧角色,他虽然出发点好、动机高尚,然而其疯狂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满谬论。社会上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人,多次试图劝说他放弃愚蠢的行动,然而任凭谁也不能阻止堂吉诃德英雄式的疯癫。作为一部极其优秀的纯文学作品,塞万提斯希望把骑士小说驱除的愿望在小说中传达出来,然而事实却证明,“它非但没有将其扫除干净,反而因为自己的不朽而使后者获得了永恒”。

塞万提斯在作品中,采取模仿和戏拟疯癫的写作手法,向世人诉说了一个同一切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发起攻击、屡败屡战的英雄故事,这些充分体现了一位疯子的野蛮行为。不过这种叙事层面的疯癫,更多的是体现在视觉的直观层面;而在更深层次的思想方面,塞万提斯在描写堂吉诃德与仆人桑丘•潘沙对话的时候,作者传达出来的疯癫思想却充满智慧。由此一来,堂吉诃德的形象是一种矛盾的分裂性,他表面疯癫、实际聪明。那么,客观上来看,应该将堂吉诃德定义为一种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呢?学界一般认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矛盾的二重性:他疯傻癫狂又学识渊博。塞万提斯希望将一个脱离实际的骑士英雄形象赋予堂吉诃德,并试图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世人看。然而随着故事发展,堂吉诃德已经开始不再受到作者的控制,他在广阔的现实社会中极力展现自己独特的思想、勇敢的行为。在这个需要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堂吉诃德诞生了,他是疯癫与文明的结合体、巨人的代表。

塞万提斯希望塑造这样一种疯癫来“揭露人虚妄伪装的面目和可笑的本质”,206如今看来,堂吉诃德的“疯癫”不但达到了作者的希望,其影响更是远远超出了作者的预期。随着西方文学的发展,法国后现代思想的代表人物福柯思想深邃、目光独到,他既接受传统的知识,更是关注被传统高雅、理性文学排挤的疾病、犯罪、性、疯癫等“边缘”领域。在其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将常人当作疾病现象的疯癫看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明现象,并用新的历史视角去看待。尽管他谈论的是“边缘”对象———疯癫,但他对准的中心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理性。

四、集成:

《疯癫与文明》福柯在充分吸收西方传统高雅、理性文学后,独辟蹊径批判理性,将重心转到了精神病学领域,从理性转向疯癫,这正是《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福柯认为人们在理性的驱逐下已经产生了偏见,他们对疯癫的认识非常片面、甚至走向了极端,他认为真正的疯癫就如同一门沉默的考古学,需要重新发现、合理定义。人们若是要想倾听疯癫的真实声音,就一定要拒绝理性噪音的影响,就一定要从理性与疯癫没有分开的最初地方开始,就一定要从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反复缠绕的原始时期开始,就一定要从理性起点的阶段与非理性断裂的层面开始。于是,福柯把目光聚集在三个世纪以前的文艺复兴时期,他认为疯癫产生魅力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知识,疯癫常常使人着迷,疯癫体验时时笼罩着各种意象:“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二、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三、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

很多时候被世人排斥的愚人往往拥有强大完整的知识系统,而拥有智慧理性的人们却仅仅只感受到只言片语,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疯癫就成为智慧的化身。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如果说知识在疯癫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其原因不在于疯癫能够控制知识的奥秘;相反,疯癫是对某种杂乱无用的科学的惩罚。如果说疯癫是知识的真理,那么其原因在于知识是荒谬的,知识不去致力于经验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正是由于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著作前言中引用了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的一句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福柯力图通过揭示理性的黑暗面———疯癫来警醒人们,他要为被理性压抑得沉默无言的疯癫呐喊。福柯“不是要以一种科学实证的体例来写作一部疯癫史,他从一开始就拒绝将疯癫当作一种病理学来看待。”福柯没有对疯癫进行任何的定义,他不是要考察精神病学的发展史,而是试图在作品中将疯癫作为一种沉默的考古学来论述这种文明现象。从西方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疯癫最先体现在神人结合的怪物身上,接着便多次在悲剧文本中被书写,于是疯癫便在戏剧与文学作品中逐步确定了自己的立足之处,此后便一直徘徊游荡在文学中。

从中世纪开始,疯癫“似乎负有证实自己的责任,而这种展示换来的是观众的嘲笑和侮辱性怜悯。”[西方人将疯癫置于理性的对立面,它是幻想传说的源头、神秘难测的彼岸,他们用一种严肃、痛苦的表情审视疯癫,直至福柯才将疯癫作为一种与理性并列的文明形象。

[参考文献]

[1][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前苏联]巴赫金.哲学美学[M].梅兰,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4][美]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M].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5][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四大悲剧[M].朱生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6][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7]陈众议.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以《堂吉诃德》为个案[J].外国文学评论,2009,(1).

[8]罗文敏.不确定性的诱惑———《堂吉诃德》距离叙事[J].外国文学评论,2009,(4).

[9]吴奇.福柯的疯癫史[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5).

作者:冯能锋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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