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文化研究的语境化理论

一贯以来，以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为正统的优越感始终笼罩在学界，一切英国之外的文化研究被视为边缘或另类，这引起了其他国家文化研究学者的不满。澳大利亚学者特纳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英国文化研究一贯采用英吉利(而不是苏格兰或威尔士)的视角看待问题，没有商量余地”①。文化研究在这种氛围下有趋向普遍主义的势头，这种现象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极其不利。追溯文化研究的产生，英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功不可没。这一经验提醒理论学者，语境化是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不可规避的重大话题，在将文化研究理论引进本土时，既要分析本国本地区与英国在历史政治经济方面的种种区别，也需要进一步发展文化研究语境化的理论体系，从而在本质上避免文化研究的普遍化和机械化。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之所以充满魅力，常变常新，就在于这种语境化的特点。他指出，“本雅明所说的理论‘切入现实’的能力是由理论在回应它面对的具体权力语境时所能表现的政治立场和方向来衡量的”，语境化理论具有的“能够对付自身历史预警的无限复杂性”的力量。纵向上，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理论和实践必定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这就需要文化研究不断反思和更新自身体系，保持着对当下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剖析的能力。横向上，文化研究理论离开英国到达其他国家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必须引起关注，因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②只有充分考虑到文化研究所处的具体环境，理论结合实际，文化研究的生命才能焕然一新，与时俱进。反之，则会成为死水一潭。综上所述，文化研究的语境化理论是在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基础上，对文化研究进行历史化的、语境化的理论定位，构建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模式，探讨各种文化生存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客观上达到推进文化研究进程的目的。

二、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形象地将“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动的情形”进行了定义。不难看出，这一在语境化理论催生下诞生的新名词，它体现了文化研究理论学者们的共识，即摆脱英国固有的精英主义束缚，建立本土的文化研究新方向。在美国，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调动了普罗大众的能动性，针对现实问题，引发了如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讨论、同性恋及女性主义的讨论、后殖民主义讨论等等。这大大推动了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也促成了文化研究语境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成果和基石。这些对世界影响力巨大的文化研究理论被认为“是在美国的语境里产生的”。在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格雷姆•特纳明确指出英国文化研究在解读其他语境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否认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普遍适用性。通过仔细比较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文化差异，他得出了清醒的结论:“文化研究可以从对边缘的研究中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而且它应该尽力去探索渠道，从而能对产生于别处的理论发展作出修正，这是文化研究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③来到中国，李欧梵提出文化研究的前提是首先在历史维度下确立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要特别强调“时间、翻译和传统”。“时间”即从中国历史中区别东西方文化，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在不断分丰富和创新中国文化研究理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交流。“翻译”的内涵是指在西方文化理论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应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适用于中国语境的成分，结合具体语境，达到协调统一的效果。“传统”即承认中国的文化背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和辐射。在这一理论支持下，中国的文化研究理论也在境内掀起了热潮，在热情的氛围中很快成长起来。

作者：侯伽单位：山西省阳泉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