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现状

当前，“文化软实力”被提升到重要位置。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包括一个国家的制度、价值观、感染力和影响力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提升文化软实力就成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就是要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促进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融合，提高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中华典籍因其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优秀的社会成果而成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载体，其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实施过程中，为了全方位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典籍翻译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国家和政府相关机构方面来说，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资金上，都予以文化典籍外译大力支持；与此同时，从国内到国外，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中国文化典籍翻译队伍的第一支力量是国内学者

尽管汉语典籍外译研究起步较晚，却取得了一批令人欣喜的成果，而且发展潜力巨大。主要体现为:

1.理论研究更加丰富

由辜正坤教授编著的《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由王宏印教授编著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以及由汪榕培教授编著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等著作对典籍英译理论朝纵深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研究领域逐渐拓宽

典籍翻译研究涉及的领域不再局限于文学类典籍这一传统研究范畴。研究者对医学类、军事类等典籍翻译也关注颇多。此外，以韩家权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在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研究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3.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目前，在我国有一些，如南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河南大学等都相继开设并招收了典籍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生。此外，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也成为中国英汉对比研究会主要分会组织，并推动了国内英汉对比研究进一步的发展。

（二）中国文化典籍翻译队伍的第二支力量是海外译者

他们在国外汉学研究的主要部分便是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

1.一批西方传教士构成了第一批进行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海外译者

随后涌现一批知名汉学研究家，如翻译儒家经典著作的理雅格（JamesLegge）、英译中华诗词的韦利（ArthurWaley），及翻译《红楼梦》的霍克思（DavidHawkes）及其女婿闵福德（JohnMinford）等。

2.美国的“中国研究学会”

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促进了国外文学界对中国经典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时其他一些英语国家的不少汉学家也积极研究中国文化经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涌现出不少汉学研究家，掀起了一股海外汉学经典研究的潮流。

二、从接受美学视角审视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和对外传播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旨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促进国外读者通过典籍译作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与认知。自十八届三中全召开以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及“文化输出”成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重点，受到全国领导者和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在此背景下，从接受美学视角对典籍英译进行细致探讨，不仅丰富了典籍翻译研究的维度与深度，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典籍外译译本接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中国文化更好地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使得世界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更准确的理解，对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认知度和流通度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就理论层面而言，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技巧和方法、翻译理论体系建构、翻译家、翻译史等方面的系统、纵深研究偏多，而从读者接受与跨文化传播高度，深入细致解读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问题的研究则偏少。从读者接受视角进行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是从一个与以往研究有很大不同的新视角对典籍翻译所做的系统综观和探讨；就翻译实践而言，从读者接受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英译问题，对促进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译作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读者接受美学理论开启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传播新的思维方式，即：

1)翻译可以理解为主体间(译者和原作者)通过对象(文本)互相沟通、对话的形式，因而，不必为“等值”和“等效”争论不休;

2)译者要认真考察现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对读者反应的现时性予以足够关怀，并通过修补或重译来缩短审美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本为读者所接受，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才会顺利得以实现。就翻译取向而言，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读者的思想、信仰、价值、审美趣味多元，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平起平坐，不同流派、不同理念、不同传统、不同语域的东西杂然纷呈;在翻译理论界，各种新的理论层出不穷，热闹非凡，一方面推动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也使译者无所适从，难以取舍。在这种纷繁变化的形势下，既然典籍的生命力来自其经典，为了保证译文的生命力，最好的策略也许是以不变应万变，尊重原作。读者接受美学理论给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传播带来了新启示。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文化差异等因素制约，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的“语言差”和“时间差”（谢天振，2000）问题不容忽视。目前典籍外译中仍存在“对外出版不畅”、“优秀译著难以落地”（林戊荪语）等接受方面问题。接受美学理论给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及对外传播研究和实践带来了新启示：首先，接受美学理论在典籍英译研究及对外传播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有重大的价值与贡献。传统研究方法一直集中于怎样翻译才能保证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最大限度实现忠实与通顺的有机平衡。不过，这并不能解决“优秀译著难以落地”等典籍英译传播问题。根据接受理论观点，阅读是一种读者与文本的协商活动，必须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要求相一致，相符合。这就意味着，翻译是一个以译者为核心因子、由读者为主导的诸多其他因子构成的有机网络。只有保证译者的翻译行为与以读者为主导的其他翻译活动参与因子协调统一、和谐共处，译作才会有足够生存空间。其次，从读者接受角度审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方面来看，我们应提高关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工作者应采用怎样的策略与方法才能更好地保证原文生态与读者生态有机统一，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应注意哪些问题，进而实现译本与接受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再次，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英译研究对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有新的重要启示。通过广泛及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者逐渐意识到：在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语境下，译者应摒弃某些传统思维和翻译方法，采取新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在谋求最大限度传递中华文化精髓之时，又保证译本顺利地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也就是说，译者除了要注重自身素养的维护与提高，更要认真研究读者和读者所处的接受语境。

三、结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强调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并给予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为促进全球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经典之作备受世界重视，而中国的典籍英译也更加受到国家和译者的重视。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显著提高，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出于增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以及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这一目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成了目前急需关注的问题。所以，中国文学外译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接受美学理论将传统的以翻译者作为中心主体的形式，转换到把翻译受众作为主体，使其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从接受美学视角进行典籍翻译研究，是从一个与以往研究有很大不同的新视角对典籍翻译所做的系统综观和探讨。典籍翻译中所体现的读者意识对一般文学翻译研究和实践也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对文学翻译工作者的翻译实践亦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语境下，借用读者接受理论促进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与对外传播，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接受并进一步了解中国经典文化的精髓，对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接受美学理论进行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不仅有助于中西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保证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本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接受美学视角下大力发展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及对外传播，对国外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精髓发挥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中国文化典籍的顺利对外传播，一定可以更加顺利地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作者：王君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