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灾荒是文学不能忘却和离弃的响应

灾荒文学是表现灾荒时期社会的呻吟与呐喊，表现人类在灾荒面前的心灵震撼和情感纠结，表达作家对灾荒以及生态观念的评价，真情抒写灾荒人生，真实揭示危难之中的人性本质，反映人类与灾荒抗争的顽强拼搏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表达构建和谐、有序、互动的人与自然亲密关系和减灾防灾意识，描绘和展现在灾荒面前民族心理与抗灾精神的最好载体。灾荒文学是灾荒史和抗灾精神史的补白，就思想内容论，或伤自然的不可驾驭，或叹生存的艰难，或嗟生命的渺小与脆弱，或忧民生的困苦，或恨政治的腐败无能;就艺术风格而言，或悲凉慷慨，或悲壮沉郁，或悲婉缠绵，或悲苦凄厉。这类反映灾荒苦难和文人独特感受，展现民族不屈精神的作品，堪称古代文学中的精华，并构成古代文学重要的特色之一。事实证明，在灾荒面前，文学从来都没缺席，始终是亲历者，与其说这是文学的自觉，不如说这是文学的必然。作为文学重要母题之一的灾荒与文学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文学反映出来的灾荒与救世观念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从初民时期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乃至后世的诗词歌赋可了解到中华民族的坚强不屈，能看到先民在艰苦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中求生存、图发展的坚强意志，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坚强性格。中国文学所刻录的这些历史痕迹，深刻显示着频繁而又惊心动魄的灾荒事件与记忆，以及文学对抗灾救灾的先贤与英烈的崇敬和抗灾意识与精神的歌颂。这类作品所表现出的抗灾自救的英勇事迹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深刻展示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珍惜生命的生态观和生命价值观，表达了中华民族一脉相传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人文精神。

二、抒写灾荒悲怆，为民传诉心声

根据灾荒史研究的成果，我国从汉、晋，历经隋、唐，直至宋、元、明、清，是历史上灾害饥荒的多发时期。频繁出现的灾荒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更为深刻的是它广泛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也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观察、体验、感受和抒写灾荒所带来的悲怆，用文学的方式为黎民传述心声。其中，诗歌又是最能直接、最能快捷地反映社会面貌的一种形式。在这2146年的时段里，中国诗歌创作的题材广泛而丰富，不少诗人把自然灾害作为自己创作的重要主题，从各个方面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水旱失时、灾荒频仍、哀鸿遍野、饿俘塞途的社会真实”。据《史记•河渠书》载:公元前132年春，黄河在濮阳境内的瓠子口溃决，洪水一泻千里，“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泛滥十六郡，形成了黄河历史上的一次大改道。作为封建帝王的汉武帝刘彻，一方面从执政者的角度政令，征调役卒数万，堵黄河决口，并自临施工现场视察灾情，督促工期。另一方面他又以文人情怀作《瓠子歌》二章以记此事。其一:“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其二:“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这两首诗不仅写出了黄河洪灾的严重，而且反映了当时封建政府所采取的抗灾措施，更表现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的忧虑和悲悯情怀。虽然汉武帝主要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维护大汉王朝的角度出发，但客观上反映出了他对自然灾害和由此造成的饥荒的触目惊心，表现了作为有为帝王对民生疾苦的关心。词情委婉凄切，充满痛恤爱民之意。西汉至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到处是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和打击，以至出现“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惨剧。这种景象在两汉魏晋的灾害诗歌及散文作品中有大量反映，如曹丕的《与吴质书》中写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这就是《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的从公元119年至217年百年间的十次大瘟疫，最集中的是汉灵帝在位的15年间，共发生5次疫情，造成的结果是瘟疫横行肆虐，百姓十室九空，中原地区呈现极恐怖的情状。据民国时期学者金兆丰先生的《中国通史•食货篇》关于当时户口增减的数字可以说明瘟疫造成的死亡程度: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是1607多万户，人口5006多万。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只有户数149多万户，人口只余560多万，仅存十分之一。这里还没算上战争死亡，但其数字已令人震惊。曹丕笔下的“徐、陈、应、刘”即“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在大瘟疫中死去的还有“建安七子”中的另两位———王粲、阮瑀，“建安七子”中竟有六位因瘟疫而丧生，实乃灾害威胁生命的确证。他们的“一时俱逝”，标志着“建安七子”时代的结束。曹丕的一句“痛可言邪”，便是对酒朋诗侣因瘟疫而“零落略尽”的沉痛感伤。同时“这场瘟疫间接地促进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繁荣”。人在灾荒面前尤其变得渺小和脆弱，古代文学家也表现出慨怜悲心和冷静求是的态度。曹植的《送应氏》诗“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东汉蔡邕所作的《述行赋》记载了“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人徒冻饿”的景象。王粲的《七哀诗三首》之一也记载了同样的灾荒景象:“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违，未知身死处。”另外，鲍照的《代挽歌》也有同样的描写:“小虫今为灾，……枯髅依青苔”。他的《代苦热行》则完全是对旱灾的全景描绘“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热头且痛，鸟坠魂来归。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晞。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瘴气昼熏体，菵露夜沾衣。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淫尚多死，度泸宁具腓。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鲍照的《苦雨诗》则描写了水灾的景象:“连阴积浇灌，滂沱下霖乱。沉云日夕昏，骤雨望朝旦。蹊泞走兽稀，林寒鸟飞晏。密雾冥下溪，聚云屯高岸。野雀无所依，羣鸡聚空馆。……。”魏晋时期的另一位大诗人陶渊明在其54岁时所做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也写到水旱两灾:“……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晋傅玄《炎旱诗》:“炎旱历三时，天运失其道。河中飞尘起，野田无生草。一餐重丘山，哀之以终老。君无半粒储，形影不得保。”等均是灾荒造成的民不聊生的写照。到了唐代，很多文人也都经历和抒写着灾荒现实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性善恶的思考和对人性本质的挖掘，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即可以了解研究当时的灾荒场景，又可以研究这些作家的复杂心态和人生况味以及他们的审美体验和精神向度。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是位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诗人，因此他时刻关注那个时生的各类灾害和饥荒。白居易的《五古•村居苦寒》就是描写雪灾景象的:“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反映了雪灾给农民带来的困苦，也表达了作者的同情和愧疚的人生况味。他的《五古•大水》是写水灾的:“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大水每年一发，来时城墙坍塌，坐贾行商、手工作坊纷纷离去，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损害。白居易的《采地黄者》:“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此诗写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所发生的一次旱灾，描写了饥荒年月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表达了下层百姓为了生存的顽强抗争，在灾害面前的自救举措，反映了劳动人民顽强求生的意志。白居易的另一首《五古•夏旱》仍是描写旱灾的:“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烁，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悯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但见棘与茨，罗生遍场圃。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感此因问天，可能长不雨?”即描写了旱情的严重，也表达了对老天的责问，坚信旱情是暂时的。他的《杜陵叟》同样是写旱灾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同时也写出了官吏不恤灾情急敛暴征和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而下令赈济灾民免除赋税的景象。杜甫作为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同样关注着灾荒给人民及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影响。他的《秋雨叹》三首“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形象地描绘了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秋的雨灾情景，当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六十多天，庄稼歉收，粮食匮乏，房屋毁坏，民不聊生，社会怨声四起，景象凄惨。反应了诗人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的儒家济世情怀，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弊政，充满同情地描写了百姓的疾苦，以此表达为民请命的精神。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落第后回寿州途中看到逃荒的河南灾民饿病死亡的悲惨情景时，写了《三羞诗》三首，在诗前的序文中说:“丙戌岁，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东。下第后，归之。见颖民转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呜呼!天地诚不仁耶?皮子之山居．柂有袭，鍑有炊，晏眠而夕饱，朝乐而暮娱，何能于颖川民而独享是?为将天地遗之耶?因羞不自容，作诗以唁之。”诗中表达了他对灾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地方官吏严重失职的愤慨，又因自己过着不劳而温饱的生活，深感有愧于灾民，感情真挚，读来令人感慨，其文人的大道情怀尽显。另外，描写水灾的作品还有南宋陆游的《十月二十八日夜风雨大作》:“风怒欲拔木，雨暴欲掀屋。风声翻海涛，雨点堕车轴。拄门那敢开，吹火不得烛。岂惟涨沟溪，势已卷平陆。辛勤艺宿麦，所望明年熟。一饱正自艰，五穷故相逐。南邻更可念，布衣冬未赎。明朝甑夏空，母子相持哭。”清初黄河连年决口，浪涛汹涌，平溢村野，晚清沈世瑾的《老农述灾象作》:“一雨四十日，低田行大舟。”鲍瑞骏的《禹城道中》:“荒墟惟识树，官道乱成河。”贝春乔的《雨中作》:“浪头一丈高，漂没大堤柳。”曹楙坚的《拆屋行》:“我家无船屋里住，水来更向何处去?”陈文述的《江北大水叹》:“今年楚雨多，东下三千里。”毛国翰的《新堤妇》:“频年水为患，不得把锄犁。……嗟此饿殍骨，何处埋沙泥?”除此之外还有黎兆祺的《水灾叹》、沈谨学的《稳夜大风雨》、徐时栋的《八月湖水平》、小石源的《上栗水灾行》等。这些诗作，既有对洪灾汹涌的描写，又有对受灾民众的颠沛流离、卖儿鬻女的同情，还有对统治阶级救灾不力的揭露与批判，不愧为抒写灾荒的悲怆，为百姓传诉苦难心声的现实佳作。

三、结语

描写灾荒的作品如果仅仅停留于对灾荒景象本身的观照，只满足于对灾荒造成的悲惨实景作客观记录，不能透过灾荒描写发掘出生命的意义和人文关怀，不能表现出坚强的民族性格和自强不息的信念，不能总结概括出在与自然灾荒抗争中的伟大民族精神，不能挖掘出勇敢、坚强、沉着、不畏牺牲、顽强拼搏、不胜不休的民族气概和“多难兴邦”的历史规律，不能形成优良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那么这样的灾荒文学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在灾荒文学作品中表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坚韧顽强的英雄气概，是灾荒文学的核心主题，也是灾荒文学必须完成的文学使命。面对强大的自然，坚强的中华儿女，凭借热爱生命的坚强生存信念和奋斗不息的精神，战胜了无数次的自然灾荒，将生命延续到了今天，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内在灵魂，这些宝贵的精神实质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凝固成一种文化，蕴含了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

作者：李福崔亚虹单位：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