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具体思路和策略支撑.本文对“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体育用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研究,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是伴随着体育全球化以及中国制造业的背景衍生出来的,存在着价格低、数量大、处于产业链低端、品牌创新与特色不足、消费者忠诚度低等弊端.破局之策在于从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供给要素入手,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推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去产能、降成本;解决好“僵尸企业”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最大的阻碍就是解决由此而过剩的人力资源的出路,要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为先导,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补短板;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多管齐下去产能,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去杠杆.

关键词:品牌影响力;制造业资本;产业结构;贸易竞争力;补短板;去杠杆

“中国制造2025”是伴随着第四次工业化浪潮而衍生出来的战略部署,是新时期国家对中国工业化的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更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具体措施.中国制造的基本方针是“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破除体制和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在体育用品制造领域,中国凭借着劳动力和资源低廉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该行业的主流市场.进而成为“世界工厂”和体育用品制造大国.然而凭借数量扩张、低附加值、低效益和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此,从现行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结构和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迫切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总体逻辑与状况

1．1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背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产业结构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联系日益密切,各国之间按照要素禀赋进行生产分工成为趋势,世界成为一个大工厂,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形成了全球性的产业链,各国之间生产优势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生产结构,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落实产业结构升级,利用资源数量庞大、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良好、廉价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形成了诸如制造业、高铁、互联网等优势产业,这些产业不仅对我国的GDP的推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外汇增长以及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体育产业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一项产业同样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难题.

1．2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产业结构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体制增效升级的主战场[1].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也随之发展壮大,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使我国最终成为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中心.其中,运动鞋、运动器材等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中最具规模,占到了总数的近75％.在总体制造业中,我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以其强有力的竞争力和活力成为其中的拳头产业,为我国增加出口、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以及促进就业做出了极大地贡献.从出口量上来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量已经占据世界出口总量的半壁江山.20世纪末,中国已经拥有全球65％以上的体育用品生产份额[2].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使我国的体育产品出口总额在这一年有了一个小飞跃,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的体育产业制造业出口量依然增速稳健.到2011年为止,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量达到了162．52亿美元,自2011年起,我国体育产品出口量增速开始逐渐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趋势.这与部分市场容量的饱和、经济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冲击以及目标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贸易保护政策有关.出口产业结构是衡量一国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该项指标的分析可以了解该国三大产业的发展状况、优势产业以及现有的对外贸易政策.从2003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总额来看,竞赛性自行车出口额8．66亿美元,占体育用品出口总额的23．11％,位居榜首[3].我国充足的橡胶及塑料资源也使得以该项资源导向型的产品优势明显.有关滑雪服装、用具等方面的体育产品生产数量较低,除了资源等方面的因素外,还可能与滑雪在我国的需求不高,大多数以租赁为主有关,因此没有生产动力.从生产出口体育用品的地域上来看,主要集中在东部较发达地区,占全国生产体育产品的97％以上(像是广州、福建等地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优势,占据沿海主要港口,进出通非常方便;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区凭借其区域经济优势,进行大量的生产;而山东、河北等地区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较低的生产成本使其成为体育产品的生产大户).体育用品生产的结构也反映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而我国的体育产品出口活动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伙伴仍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

1．3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我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地位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由于比较优势明显,表现出价格低廉、数量庞大等特点,这些优势既可以保证我国资源流动和人员就业之外,也保证了我国的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量.贸易竞争力(TradeCompetition),即各国在出口某类商品的相对竞争优势,体育用品的出口量在体育用品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程度.我国体育用品比较优势明显,首先,我国拥有丰富的资源,石油、钢铁、煤炭、水力、生物资源等储备丰富,种类多样;其次,我国现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目前仍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以北方部分省份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为代表,虽然面临能源开发进入萎缩期、急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对工业制造业有很大的依赖,因此对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包容性较大.我国素来有“世界工厂”的称号,多个省份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园区,形成了集群生产的现象,由于这些体育用品制造商的聚集,从而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了规模效应,这使得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成本进一步下降,加上我国对出口方的补贴、退税等促进政策,使得我国的体育用品在国际上更具有价格优势,仅福建就囊括了安踏、361°、匹克、鸿星尔克、特步、乔丹这六大运动品牌,而李宁及双星则被福建的邻居广东抢占.除此之外,我国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我国可以以较低廉的成本开展大规模的人工生产,人力资源作为制造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源源不断的职位需求在解决了大量就业的同时,大量的劳动力也为我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创造了生机.另外,人民币汇率的下降也使我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上更具有价格优势和竞争力.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规模总体稳定,但仍然存在出口商品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球类、器材机械等商品的竞争力相比之下不足,雪上运动的器材生产更是呈现出数量较低的现状.促进各种体育用品的出口份额保持均衡,能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保证各种体育用品的生产量除了能促进出口,增加外汇之外,还能提高我国体育产品的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形成产业链条,有利于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全民化进程.

1．4我国体育用品品牌影响力我国的体育用品品牌繁多,其中,品牌影响力较大的有李宁(LI－NING)、安踏(ANTA)、特步(XTEP)、361°以及乔丹等品牌,这些品牌的生产重点均是以服装为主,但随着品牌数量的增加和国外体育品牌进入市场,他们形成了多样的品牌特色.李宁成立于1990年,是由著名运动员李宁创办,是我国最为成功的体育用品之一,多次成为各大体育赛事的指定品牌,而李宁的经营范围也早不止于运动服的生产设计,鞋类、服装类以及运动器械等都有了稳定的受众,发展势头良好.安踏在国内各大城市之中建立了最全面的国内销售网络.361°是亚奥理事会全球官方赞助商品牌,除了在国内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外,同时出口亚、非、欧各大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我国有大量的体育品牌,但在国内最受欢迎的国产品牌的优势不明显,耐克NIKE(美国)、阿迪达斯(德国)、匡威(美国)、锐步(英国)销量位居前列,在国内深受欢迎,但这些品牌仅仅只有设计是在品牌所在地完成,主要的生产制造流程仍然在国内进行,并出口到世界各地.本土品牌普遍存在品牌创新不足、难以形成品牌特色的问题,同时,由于国内品牌的受众定位不高,难以进入高端体育品牌的行列,这因此造成了我国的体育用品品牌的消费者忠诚度相对较低,很少会出现有新款出现需要排队哄抢的现象.除了传统的销售模式之外,随着互联网电商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产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互联网销售,体育用品也不例外,但由于大宗商品的进出口贸易现如今难以实现通过互联网电商解决,因此,网上销售主要集中在品牌的官方网站或依托第三方网站上.

2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问题的形成机制

2．1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劳动力、技术我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由于我国的义务教育水平和程度仍有待提高,地区之间教育水平差异过大,劳动力相对廉价,这为我国发展制造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凭借此项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驻.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自1979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将人口出生率由60－70年代的30％左右控制到1996年以来的低于16％,“二孩”政策为我国人口增长带来的效果并不明显,我国开始面临老龄化社会的问题,适龄劳动力的数量有所下降,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文化水平较高的就业者走向社会,他们对工作环境、薪资水平、职业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让工业从业者的工资持续上涨,涨幅早已超过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增长,这让大量的生产企业觉得劳动力越来越“贵”了.我国还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许多涉及民生的日常用品物价增加迅速,备受热议的房地产业和股市疯涨,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推高了从业者的工资,此外,我国高级技术从业者的数量较为短缺,买方市场使他们享有更多的选择和更高的工资期待,加之从业者对生活质量和工作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使部分从业者的薪酬水涨船高,企业为了适应人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始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现状,但部分体育用品制造业从业者的生产率不能及时提高,从而使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在我国除了本土的体育用品品牌制造之外,还有大量的贴牌加工生产,像耐克、阿迪达斯等体育品牌在国内均有生产加工工厂,这些工厂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由于该品牌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等环节等均在国外,贴牌生产作为一条生产链的最底层,使这些工厂只能以相较于最终成品售价低很多的价格出口.我们的体育用品出口外贸业目前主要以贴牌生产为主,国产体育品牌纵横国际市场的只是少数,这会影响我国体育品牌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和对国际市场需求的敏感度.

此外,运费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资源价格上涨等现实条件的限制,使贴牌生产的工厂处境愈发艰难.除了贴牌生产之外,我国还有很多生产仿冒体育用品的外贸工厂,这些体育用品虽然质量劣质但是价格低廉,除了在国内有很大的销路,还以各种渠道流向其他欠发达国家.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因此国外的体育用品品牌开始打击限制这种现象(即使是国内自主建立的体育品牌也可能会有模仿现象),这种限制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企业的经营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对生产者的生产能力、生产技术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使企业竭尽所能的提高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能力,像体育用品生产制造业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数工作的技术含量不高,因此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是降低成本最好的办法.国内体育用品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提高自身的品牌影响力,面临着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的问题,企业需要提高创新意识,尤其需要大量专业的、具有创新能力的技术人员来建设体育用品品牌文化,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提高国产体育用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虽然过多的贴牌生产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不利,但不可否认的是,贴牌生产工厂促进了我国的出口事业的发展,解决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就业,同时为我国的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不能将贴牌生产的企业全盘否定.但当前阶段,重视体育用品出口企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生产的能力才是当务之急.

2．2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资本、制度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速度高于世界水平,这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养老压力和医疗压力,老龄化的加剧使步入老年的人口比例增多,我国的储蓄率上升,消费量会下降,从而最终影响投资水平.资金作为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旦得不到跟进,将影响企业的投融资问题,体育用品出口企业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将影响企业的生产数量和质量,这些问题将可能会影响“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的品牌形象,从而对整个体育产品出口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除了老龄化问题对投资的影响之外,由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面临价格虚高的状况,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似乎奏效不大,自古以来中国人以“房”为“家”,房子是安全、稳定的象征,而房价的上涨让越来越多的人以买房为目标而非其他类型的投资,这就使各大企业的融资更加困难,有的企业管理者也可能会选择投身房地产事业而非努力创业.当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处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因素的叠加效应所造成的发展困局之中,这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难以解决的系统性障碍因素[4].

“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使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的生存现状更加困难,加之我国面临的产能过剩、资产短缺的问题使制造商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商品的买方市场使其价格难以有所提升,从而进一步缩短了利润空间.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制造业的萎缩会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最终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提升,融资更加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生产,我国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利用低廉的土地煤矿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和税收减免等,保证了大量的生产得以进行,最终导致现如今的产能过剩局面,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贷款利率和增加政府的投资没有实现持续显著的效果,为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进程,我国还进口了大量的高端机械设备和核心部件,去生产较为低级的如鞋子、衣服、运动器具等初级产品的产能,这大大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并将“中国制造”的企业定位在生产链条的底层.我国体育产品制造业核心生产能力较差,而这种低端的、缺乏创新性的制造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差,难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产能过剩影响了许多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产品的销路,这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了巨大风险.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长期依赖政府补贴和救助,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动荡[5].毫无疑问,削减这类“僵尸企业”的数量将会缓解“产能过剩”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利用效率,但是这类“僵尸企业”以改革开放初期由政府投资补助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为主,这类企业一旦出现大量的倒闭现象,将对国有资产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造成大量工人的失业,而这类工人往往在其他行业难以实现就业,这对社会的稳定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但如果任由这些“僵尸企业”发展下去,国家又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因此,促进体育产品的出口数量,提高海外需求量能够帮助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帮助“僵尸企业”的产品“走出去”.这就需要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之助力下,最终实现提高体育用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此外,将目光投向欠发达国家,将过剩的产能引入欠发达地区,通过并构重组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

3以供给侧结构改革推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策略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使我国政府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插手较多,宏观经济调控能更有效地解决很多问题,但也使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下降.其实,中国语境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虽然发力点是供给侧,但是其着力点却是结构性改革;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主基调,但政府职能转变却是基本前提[6].政府对市场经济保持适当的干预,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放松对各大企业的过分管制,使我国的市场经济更具有活力,以实现“放活微观经济”的结果.

3．1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推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去产能、降成本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得到国家的资助,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发展起来,企业生产数量的提升超过了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业出现了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产能过剩使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的话语权,体育用品制造业成本的不断提高使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越来越低.无论是社会福利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投入(比如“增加政府投资”、“增加养老保险”等政策的实施)往往更加容易落实,而去产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消灭“僵尸企业”.但这些僵尸企业的倒闭往往会使政府前期投入无法收回、低技能劳动力的员工大量失业、形成大量资产泡沫.然而过多的“僵尸企业”的过剩生产会使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的产品销路受阻.?人民日报?在2016年这样评价“僵尸企业”:“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腾出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政府去产能的本质是最终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以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从而使这些竞争力较差的企业减少产出或者退出市场,抑或是被其他企业收购.政府通过调整资源的配置将资源集中到经营状况良好的体育产品制造企业里去,促使生产者和工厂主根据市场规律进行产业内结构的调整.政府除了通过政策来鼓励企业之间的充足竞争之外,还应该利用市场出清规律,将原来补贴产能过剩的企业转为补贴消费者和生产的产品,一方面促进出口事业的推进,另一方面促进这些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促进体育用品出口商之间信息链的发展更新,完善体育用品出口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实现信息的高效传播和流通,实现信息的共享,从而增强体育用品出口企业应对体育用品市场变化和挑战的能力.

我国体育用品生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优势逐渐降低,成本的上升和价格迫于市场压力难以提升使体育用品生产商的利润进一步压缩.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首先是要去库存,缓解市场产品数量过多,增加卖方对价格的话语权,减少企业的破产,防止恶性竞争的出现,鼓励合并企业,减少市场上的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数量,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数量的减少能使国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并给予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减缓这些优质体育用品生产商的压力.我国的同类企业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经常会出现互相竞争,互相压价的情况,无视市场规律进行价格竞争,最终造成两败俱伤或将另一个质量更优质的企业挤出市场,这样的竞争经常会带来使用劣质原材料生产以取得的竞争优势的情况,因此,国家应该规范体育用品生产商的行业规范,建立更健全的体育用品出口竞争秩序,鼓励正当竞争,保持企业的竞争性和市场的活力,遏制恶性竞争.尽快建立产品的出口检测系统,及时帮助各类体育用品企业和各级政府部门准确了解并掌握国际市场变化,防范和减少贸易纠纷,并加快在战略领域和贸易摩擦较多的国家建立双边技术磋商协调机制,加强双方在技术标准法规和评定程序等方面的交流和互信,争取更多相互认可的技术标准[7].为体育用品生产提供质量保障,防止体育用品生产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保证体育用品生产商的质量,将“僵尸企业”挤出,而防止他们通过价格战的方式占领市场.除了人力成本上升之外,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同样面临着资源价格的上升,由于近几年的过度开采和对环境的过度利用,造成我国的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同时,土地价格的攀升使体育用品制造商的进入壁垒越来越高,控制体育用品制造商的数量可以降低资源的价格,将更多优质的资源集中到优秀的企业之中,从而达到降低体育用品生产产品成本的目的.

3．2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为先导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补短板要解决好“僵尸企业”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最大的阻碍就是解决过剩的人力资源的出路问题,工资是人力资源的价格,不同的工种对应不同的工作价值.在体育用品制造业中,对应的人力资本以工人和技术人员为主,而倒闭这些企业势必会使“去库存”成为解雇员工或者拖欠薪资的理由,为了弥补这一影响,企业应选取更具有竞争、技术能力更强的员工作为雇员,提高生产能力.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新兴行业面临着缺乏人才和劳动者的现象,政府应投入在这些企业之中,开发更多的用人岗位,解决这些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除此之外,我国的居民消费能力如今略显薄弱,而且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消费穿搭攻略盛行,人们对运动品牌的服装鞋帽的消费热情降低,尤其是对国有体育用品品牌的产品,很少有消费者会追求最新一季的李宁或安踏的新品,而各大健身房的兴起也使大家对国产体育器具的需求减少,这使得体育用品的消费需求更加不容乐观.为了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国家通过补贴工资、增加居民的生活福利、降低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加以刺激,从而缓解“库存过剩”的状况,还能提高居民的生活条件.但应注意调控的范围,防止此项政策加剧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我国各大知名体育用品生产商应该重视品牌的定位,努力建设自己的品牌文化和品牌特色,适当减少生产,扭转“买方市场”的不利局面,从而提高价格,实现更多的获利.

3．3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多管齐下去产能,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去杠杆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政策使我国的传统行业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完成,我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和房地产行业增长的拐点的到来,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已不能适应我国转型的需要,反而使我国的杠杆率持续上升,资金大量沉积在低层产业,面临着无法收回沉淀成本的尴尬局面.同时,居民的贷款率越来越高,看似繁华的经济现状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泡沫,尤其房地产行业隐患最大.以杠杆率不断攀升为特征的旧增长模式拒绝出清,形成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和国有企业三大资金黑洞[8].通过加印货币的方式实现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去杠杆效应会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由于曾经过度增发货币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消除,因此现阶段并不适合此种方式.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削减政府对“僵尸企业”的投资来实现,这一政策可以将配置资源的权利交给市场,提高经济效率.从本质来看,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供需失衡是造成高杠杆的原因之一,产能过剩所引起的债务规模的上升成为主要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信息显示,“2014年我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已经上升到了217．3％”[9].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05年在我国从事体育用品制造的企业就已经超过了5000家”[10].2011年开始,过去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创新滞后所暴露的弊端开始显现,由于无序竞争和产能过剩引发了“关店的潮流”.有数据显示,“仅在2010年我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关店数量就已经超过了1000家”[11].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品的大量积压从表面上看是需求不足,但是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因此就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效应消化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4结语

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过去单凭数量扩张、低附加值、低效益和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为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转变发展方式,建立新的产业结构尤为重要.笔者认为,解决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价格低、数量大、处于产业链低端、品牌创新与特色不足、消费者忠诚度低等弊端的破局之策在于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供给要素入手,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以推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去产能、降成本.另外,解决好“僵尸企业”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最大的阻碍就是解决过剩的人力资源的出路.要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为先导,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补短板;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多管齐下去产能,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去杠杆.

参考文献:

[1]工信部．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N]．中国工业报,2015－05－26．

[2]丁海勇,李有强．美国“以课程为中心”的概念体育理论及其发展[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6):26．

[3]席玉宝,刘应,金涛．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状况分析[J]．体育科学,2005(12):22－27．

[4]张杰,金岳．“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思路[J]．江苏社会科学,2016(1):75－82．

[5]楚明钦．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程度的国际比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6(1):132－140．

[6]刘志彪．中国语境下供给侧结构改革:核心问题和重点任务[J]．东南学术,2016(4):28－36．

[7]范增强．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制约因素[J]．经济研究,2005(9):32－38．

[8]任泽平,冯赟．供给侧改革去杠杆的现状、应对、风险与投资机会[J]．发展研究,2016(3):8－13．

[9]王宇,杨娉．我国高杠杆的成因及其治理[J]．南方金融,2016(1):5－9．

[10]侯树民,张艾丽．双星从名牌经营到经营名牌[N]．中国国门时报,2004－12－06．

[11]吴建堂．“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下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6(5):55－61．

作者：张燕中1,李江2,王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