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石油经济的不确定性，时至今日，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石油市场的比较完善的分析框架。油价的波动在一定时期取决于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石油的政治属性，其价格波动还取决于世界能源格局当中消费国和生产国权力的消长。历史也证明，世界能源格局一直处于变动和演进之中，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油价长期趋势的不确定性。本文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从世界能源格局及其变动的角度探讨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为能源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

关键词：世界能源格局不确定性油价周期能源安全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评述

问题每讲一遍，总会有所不同。那些长久以来困惑经济学家们的问题总是存在无数个谜底。P.克鲁格曼（2000）曾经悲观地说，“经济学中关键的难题从不会得到重新解决，他们只会慢慢消失”。世界能源价格及其走势恐怕是这些“关键的难题”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

当今世界，“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的筹码。获得能源成为21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能源对于今日中国之意义，从来也没有如此重要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需求急剧增长，国民财富大量溢出，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未来的10年，中国还将面临巨大的供求缺口。

1.中国的能源需求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呈现增长势头。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2004）统计，20世纪90年代，世界石油消费需求增加的25%来自中国，2003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3%。由于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持乐观态度，有关机构（EIA，2000、2004；APEC，2002、2005）认为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如果按照2020年中国经济翻两番计算，届时中国能源需求将达到9.2亿吨，即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能够提高一倍，仍然需要4.6亿吨，而中国的石油产量估计最多能够达到1.8-2亿吨，缺口在2.5-3亿吨（IEA，2000）。

2.中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呈扩大状态。自中国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已达近40%。中国目前还不是天然气的净进口国，即使到2010年中国天然气进口在总消费量中也仅占9%。但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27%（IEA，2004）。

3.2006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率（如表1所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07）的统计，2006年世界一次能源的消费增长了2.4%，低于2005年3.2%的增长率，略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除了核电，各种燃料的消费增长都有所下降。而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8.4%，继续占据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在全球新增能源消费当中，中国的石油和煤炭消费分别占世界消费增量的77.3％和71.7%。

表12006年中国和世界能源消费增长对比

全球消费增长率（%）中国消费增长率（%）

一次能源2.48.4

煤炭4.58.7

石油0.76.7

天然气2.521.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7》整理

4.世界能源价格的高涨导致中国大量国民财富溢出。根据国家信心中心测算，单纯由于涨价因素，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牛犁，2005）。可以估计，近年来的能源价格暴涨使得我国国民财富净溢出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能源安全已然成为“国之大事”，甚至可谓“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李侃如和戴维森（KennethLieberthal&WilliamDavidson，2006）指出，“能源安全不再是低政治性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中国国家安全的高政治性问题”。

石油是能源的核心。P.罗伯茨曾形象的描述到：“石油或许是能源太空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是20世纪政治和经济学的辉煌、杰出的塑造者，并占有世界能源市场约40％的份额。”J.S.奈则将石油称之为“权力的源泉”。因此，石油市场的价格波动牵动着世界经济乃至国际关系的神经，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

经济学家对油价波动原因及预测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豪特林（Hotelling，1931)提出的可耗竭资源模型，即豪特林法则。这一法则说明在完全竞争和垄断两种条件下可耗竭资源的价格与产量的关系，[1]其理论要点为：当不考虑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开采）成本时，资源价格将以相等于市场利率的增长率连续上升。豪特林模型后来在解释国际石油市场的现实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对资源的需求总是不断增加的，需求曲线也就发生相应的移动。即便西方主要国家的真实利率基本为正增长，石油价格也没有出现按照等于当期利率的速度上升的情况。

K.J.Arrow&S.S.L.Chang（1980）从资源存量的不确定性方面入手，通过运用不确定性最优控制数学工具，对上述现象作出了解释。他们认为，豪特林法则成立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资源初始存量是已知的，但实际上，石油储量总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勘探活动而不断变动，对于特定时期的定价者来说，未来储量的变动是不确定的。J.克莱默、D.S-伊斯法哈里也指出，由于石油储量具有不确定性，已探明石油储量[2]依赖于石油市场的价格来衡量，所以即便对已探明石油储备的真实测定，其价值也有限，并不能说明石油的自然稀缺性。Danielsen（1982）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评估量，包括可能石油储备、最终可获得石油储备和石油量等。这表明，地球上石油储量比已探明的储备多。

石油工业中众多不确定性的存在，如新的石油资源不断被发现，技术的变化使开采成本不断下降，现实中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扰动使价格曲线一次次移动，使油价波动的不可预测性大大增加。通过引入储量不确定假设，Arrow&Chang导出了价格变动违反豪特林法则的结果。但Arrow&Chang的仍然无法解释价格下降与产量上升会同时发生的现象。考虑到储采比（即年初探明储量除以当年产量）的变化，梅孝峰（2000）证明，当储采比每增加一年，真实油价每桶将降低77美分（1996年美元币值），储采比的变化对于油价的滞后影响同样显著。

Houthakker（1983）认为石油在被发现时已经是产成品，石油储备不过是在产的存货。Danieslsen和Selby（1980）等则反对石油短缺的定义。石油短缺通常被认为是因为石油的可耗竭性引起了石油的长期不足，但是他们认为是价格控制产生了石油短缺，而Adelman（1993）则干脆反对可耗竭性，他认为油价不是依据豪特林模型来决定的。不过，多数经济学家还是同意把豪特林模型作为一种分析标准。

沿着豪特林的研究思路后来的许多文献通过设定石油市场不同结构和参与石油市场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建立各类理论模型，引进各类相关参数来分析油价波动的原因和未来趋势，如Cremer&Weitzman(1976)、Hnyilicza&Pindyck（1976）、Ezzati(1976)、Pindyck（1978）、Gately(1983,1984)、Krugman（2000)、Alhajji&Huettner（2000）等。

按照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大致可以把这些文献分为市场结构模型和欧佩克（OPEC）行为模型两类，其中市场结构模型又可以划分为两类，即竞争型市场结构模型和垄断型市场结构模型。竞争型市场结构模型强调世界石油市场的竞争性，欧佩克不能控制油价。垄断型市场结构模型侧重欧佩克及其成员国对石油市场影响的研究，这类模型的其共同点在于把欧佩克看作卡特尔组织，把国际石油市场看作由卡特尔定价的垄断市场。国际油价的波动决定于欧佩克国家的定价规则。

但是，A.克劳认为，“没有一种理论模式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尽管理论经济学者们似乎并未意识到或者担心这一点”。“石油资源在地缘政治上的分布使我们不能相信决定石油市场供需平衡的条件或知道石油贸易商作出相应选择的因素是纯粹的市场机制或理性的经济参数。经济模型或理论在未来将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为我们提供如此大量的帮助。”翻阅有关文献，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石油市场的比较完善的分析框架，以致我们对石油市场形势的判断经常出现一些“美丽的错误”：关于石油价格的问题几乎每年都惊人的相似，而关于问题出现原因的解释却每年都不相同，一些国际机构对油价的预测几乎从来没有正确过。可能也正是鉴于这种情况，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干脆就放弃对油价作任何预测。

因此，我们打算换一个视角，从政治经济学及其在国际领域的扩展，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国际石油市场以及油价波动问题。政治经济学关心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集体选择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从A.斯密出版《国富论》到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的历史时期里，经济和政治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那时存在的只是政治经济学。但是，正如R.吉尔平指出的那样，“马歇尔用经济学替代了政治经济学，大大限制了经济科学的范围”。“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有很多种，吉尔平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指研究由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与石油有关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客观的价格问题，而是涉及到大量与利益分配相关的权力斗争，有时甚至是血腥的，这是由石油所代表的财富特性决定的。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世界能源格局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在现行的世界能源格局下国际油价的趋势如何以及如何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本文在对以往相关文献讨论的基础上，在第二部分指出世界能源格局的现状；并着重指出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动趋势和我们对未来油价走势的判断；第三部分重点介绍“能源安全”的含义和我们的理解，并简要概括了中国维护能源安全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最后是简单的结语。

二、世界能源格局的演进、现状及其未来

（一）油价波动与世界能源格局的演进

油价波动反应了国际市场对石油稀缺性的认定和预期。作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商品，稀缺性成为石油最基本的特点。[3]J.丽丝引用金凯德（Kincaid，1983）指出，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赤贫之中和稀缺的边缘，因此毫不奇怪，资源稀缺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核心问题。

然而，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与油价的剧烈波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1－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呈现上升态势。全球GDP增长率从2001年的2.6%逐步攀升，2002、2003、2004年分别达到3.1%、4.1%和5.3%，2005年有所回落，但仍然维持在4.8%的高位，2006年则达到5.1%。IMF预计2007年全球GDP增长率为4.9%，比2006年有所回落但仍然维持稳定增长（IMF，2006）。1998年原油价格还停留在25美元/桶左右，甚至在1999年初曾一度达到10美元/桶的低价。2001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上涨。但是在经历了2006年7月中旬74美元/桶的高位之后，油价在1个月的时间内又急剧下降到60美元/桶以下，并在以后的半年维持高位震荡态势。[4]根据A.克劳的计算，1861－1995年间，实际只有41年油价相对稳定，波动幅度在5％以内；有49年油价增长幅度超过5％，其中半数以上超过20％；其余45年油价跌幅超过5％，其中有21次跌幅超过20％。石油名义价格唯一持续稳定的阶段只有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末。

油价的不稳定根源于市场的波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动。A.克劳指出：“事实上，不确定性是整个石油史和石油经济的核心成分。石油公司无论在处理搭建内部机构布局问题、设计他们与市场的关系，还是建立新的合约机制时，他们的策略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就高度不确定性而言，各种公司决定的相互独立性导致了市场上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状态，所有不确定性因素越是明显，则不合作和不竞争行为就越是盛行。”而“不稳定性是石油先天所固有的一种内在特征”。S.斯特兰奇则指出了这种不稳定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从某种实际意义上说，石油贸易的不稳定扩大了国家关于不安全的概念；反过来，国家的反应既增加了安全结构中核扩散的某些风险，又增加了石油市场的动荡不安。”

概而言之，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即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由于石油生产顶峰的到来，天然气将逐步弥补石油产量下降的缺口，人类将进入天然气时代。之后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将被大规模的使用，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就此进入新能源时代。

人类以薪柴等生物能作为主要能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18世纪中后期，世界能源消费结构才转到以煤炭为主。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煤炭出口大国。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提供的数字，1816年英国才有煤炭统计，那时英国已经是一个煤炭净出口国。在1837年煤炭出口就突破100万吨，在1867年突破1000万吨。1923年英国煤炭出口达8073万吨，占其总产量的29％。英国的煤炭主要用于国际需求。英国失去煤炭出口大国地位是源于德国和美国煤炭出口的急剧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逐渐成为英国煤炭出口的有力竞争对手，到1913年德国煤炭产量已与英国基本相当。美国在煤炭生产和国际贸易领域后来居上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并开始在煤炭国际贸易领域崭露头角。1900年，美国煤炭产量达2.4亿吨，首次超过英国。1910年，美国煤炭产量达4.5亿吨，几乎等于英德两国产量之和。煤炭在能源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从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到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世界能源版图被称之为“墨西哥湾时代”。“墨西哥湾时代”的形成发展期同时也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膨胀，最终在西方世界确立其霸权的时期。这一时期几乎与美国国内的石油开发同步。美国在“墨西哥湾时代”对石油的控制，促进巩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石油成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道路上的重要助推剂。

石油需求的增长和石油贸易的扩大起因于石油在工业生产中的大规模使用。一战以前，石油主要被用于照明，主要产油国美国和俄罗斯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国。在一战中，石油的战略价值已初步显现出来，由于石油燃烧效能高，轻便，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世纪20年代，由于石油成为内燃机的动力，石油需求和贸易迅速扩大。据王亚栋的统计，到1929年石油贸易额已达到11.7亿美元。该时期国际石油货流的流向主要是从美国、委内瑞拉流向西欧。同时，前苏联的石油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苏成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石油国际贸易开始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据显要位置，推动了能源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动摇了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二战期间，石油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者。二战后，美国一度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的2/3。人类正式进入石油时代是在1967年。这一年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下降到38.8％。

美国石油产量很大，但其消费量同样巨大。1948年以后，美国开始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这标志着世界能源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了中东。世界能源版图的波斯湾时代开始了。不过，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国际石油市场基本上处于消费国主导时期。但是，二战以后国际能源领域有两大历史性发展。第一，由于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致使能源需求飞速扩大，而绝大部分石油均产在中东。第二，欧佩克在1960年开始组建，这一现象向人们暗示，国际石油公司和石油产出国政府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改变。但是，欧佩克会员的努力没有使市场价格停止下降，对国际石油市场也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1970-1973年间，国际石油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产油国政府开始在日益紧缩的原油市场发挥作用，旧的以公司为中心的机制被破坏，公司间妥协安排也被清除，经营中的公司被产油国收归国有，丧失了对产油国的控制权。产油国政府于1971年在德黑兰达成协议，导致油价猛涨。[5]第二，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顶峰，而欧洲和日本对石油的需求仍在增长，这就使得世界对欧佩克的石油需求量飞速增长，这些需求绝大部分依靠中东的石油产出来满足。

S.斯特兰奇认为，实际上，重要的历史里程碑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而是10年以后欧佩克对市场的有效干预。1973-1974年和1978-1981年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正式宣告国际石油市场已经处于产油国主导时期。IEA的建立表明石油消费国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增加自己在市场当中的权力。但IEA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第二阶段（1980－1981年）才真正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1974-1978年期间消费国和产油国的力量相对平衡，世界原油价格基本保持稳定，一直运行在每桶12.21-13.55美元区间。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价格甚至呈现小幅下跌。1981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主导权重新回到石油消费国手中。其间，消费国和产油国还共同应对了波斯湾危机所引发的短期供给中断，维护了国际市场的稳定。

（二）世界能源格局的现状

当今的世界格局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大国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再一次出现。第二，美国是大国当中实力和“权力”最大的一个，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地位。但是，随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在增将以及中国的崛起等诸多因素，美国的地位在相对衰落。第三，个别国家在特定的领域拥有优势，如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中东国家的石油资源，中国的人口规模的等等（张宇燕，2004）。因此，在既定的世界格局下，由于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和国家之间所拥有的不同领域的“权力”的大小，仍然会出现次格局状态。世界能源格局就是基于世界格局三个特点产生的次格局状态，它表现为能源领域中的国家实力结构的稳定状态，利益相关的各方通过竞争、合作、谈判等方式在能源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上达到的暂时妥协，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都是得不偿失的。大部分产油国从综合实力上来讲是小国，但在能源领域，他们却是拥有“权力”的大国。并且由于石油的可耗竭特征，产油国的“权力”越来越大，与那些净进口石油的大国形成了“权力”的对峙和均衡状态（管清友，2007）。

美国和欧佩克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基欧汉认为，“石油多年来一直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原料。美国所寻求的开放、非歧视性的货币和贸易体系，依赖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而这些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必然也依赖于能比较容易的以合理的价格从中东进口石油。”“从物质含义上讲，石油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位置。美国的影响建立在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上，而他的盟国正是通过这些以美国为中心的机制来获得收益，并服从美国的领导。这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放的市场和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

美国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还体现在石油-美元计价机制上。S.斯特兰奇指出，“在世界市场经济中有两种容易波动的价格在起作用，一种是石油价格，另一种是美元汇率，影响者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财富。”而石油-美元计价机制则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石油市场和能源格局的影响力。石油由美元定价首先要归功于历史的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美国没有取得世界的霸权，美元还没有获得替代英镑的实力。但美国却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墨西哥也是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从墨西哥湾输出的石油都是采用基点体系（basingpointsystem）定价的，即墨西哥湾产出的原油价格加上运输的费用就成为到岸的石油价格。而墨西哥湾原油的价格和运输费用的计价货币都是用美元来定价的，这就奠定了石油由美元定价的历史基础（Oweiss，1975）。对美国来说，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重要的不是汇率的高低，而是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这就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管清友、张明，2006）。

由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原因，欧佩克就不得不与霸权国家达成妥协，实现所谓的“相互依赖”。目前，原油市场的主要供应商是目前提供世界40%的石油，并且拥有世界70%的已探明石油储量的欧佩克国家，以及一些非欧佩克产油国家。作为一个终端供应商，欧佩克一般情况下的作用就像企业联合组织，通过保持充裕的石油产量来影响石油的价格。近年来，它的方针已经变成了在平衡市场的同时允许石油消费国保持适当水平的原油存货。另一方面，非欧佩克成员国的储量和剩余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一般只能充当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且，由于世界经济对石油的严重依赖，在石油利益的分配格局当中，石油需求国家往往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但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石油需求国家同时又是强大的军事、经济集团，他们在与石油生产国的博弈中往往又处于优势地位。虽然在短期内石油价格和产量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两大集团各有所需并且势均力敌，石油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就表明在两大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比较“均衡”，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达到了暂时的稳定。

我们通过观察1860年代以来国际油价的波动发现，油价在大多数年份比较平稳，比较显著的波动分别发生在1861－1891年和1970－1986年，1999年以后的油价也呈现较大的上涨趋势。西得克萨斯研究集团（WTRG，2004）提供的1869－2004年油价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869年开始，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美国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18.59美元，而世界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19.41美元。其中有一半时间，美国和世界原油价格低于15.17美元/桶的中值。不过我们也发现，在欧佩克成立之前，石油价格大多数年份处于价格中值以下，这表明石油需求国家在利益分配中占有优势。在欧佩克成立之后，石油价格大多数年份处于价格中值以上，这表明石油生产国家在利益分配中占有优势。可见，石油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实际上反应了世界能源格局中两大权力的消长。

（三）国际油价的趋势和世界能源格局的未来

国际原油市场实际上存在这高油价和低油价的周期转换。从历史上看，1948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原油价格一直维持在每桶2.50－3.00美元的区间，从1948年的2.50美元升至1957年的3.00美元附近。即便根据2004年美元实际价格计算，同期原油价格在15-17美元区间波动，石油实际价格的涨幅与通货膨胀一致。1958-1970年期间，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3.00美元附近，但扣除物价因素，价格却从16美元以上跌至13美元之下。按照蒲志仲（2006）的计算，在1970年以前，高油价/低油价比值还出现了逐年缩小的趋势。也就是说，油价逐渐趋于平稳。特别是在1946－1970年期间，长期均衡高油价和长期均衡低油价比值较小，整体看作是低油价时期。蒲志仲把1861年以来国际油价的波动划分为六个长周期，并认为在144年国际油价变动的历史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长期高油价均衡（高油价时期）与长期低油价均衡（低油价时期）相互交替现象。若将一个高油价时期及其后的低油价时期定义为一个油价波动的长周期，则在144年国际油价变动中存在着五个完整的油价波动长周期，分别为1861－1891年、1892－1914年、1915－1945年、1946－1970年、1971－1999年2月，1999年至今正处于第六次长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或高油价阶段。以往的五个油价长周期波动存在以下特征。第一，在高油价阶段，油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在低油价阶段，油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小。第二，各个油价波动长周期的时间大致相等，周期平均长度约28年，最短的长周期约25年，每个周期的高油价阶段和低油价阶段均在10年以上。第三，前四个长周期的高油价/低油价比值逐年缩小。其原因在于：在早期即第一个油价波动长周期里，世界石油工业以美国为主，由于技术原因，已开发油田的产量迅速衰竭，新油田的发现和开发与老油田衰竭不同步，加上需求迅速增长，使得美国早期油价波动幅度较大。从第一个长周期至第四个长周期的90多年时间里，石油勘探和开发在世界各地扩展开来，先是俄罗斯、印尼，其后是中南美洲，直至20世纪30～40年代中东石油的大开发。石油开发领域的不断扩展使石油供应逐渐充足和稳定，石油供给的增长超过经济发展带来的石油需求的增长，实际油价整体上呈下降走势，因而在第四个油价波动长周期（1946－1970年）期间，长期均衡高油价和长期均衡低油价比值较小，以至于可以被整体看作是低油价时期。（图1）

注：1861－1944年为美国均价，1945－1983年为RasTanura阿拉伯轻质油标价，1984－2006年为布伦特即期现货价。

资料来源：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07。

M.A.Alexander（2006）虽然没有划分油价周期，但他认为哈伯特顶点（Hubbert''''speak）[6]将因为亚洲国家的巨大需求而提前于2008年到来，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哈伯特顶点在2005年已经出现。这一判断的重要性在于，一旦哈伯特顶点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油价周期的到来。由于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在产量顶点到来之后价格会变得越来越高，高油价则必然使得石油消费急剧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或着新的油田被发现，最多在2010年以后，油价已经处于高位运行的长周期之中了。

根据我们的观察，从1986年开始，国际油价经历了12年的低位振荡，即处于所谓的低油价均衡周期。本轮油价上涨实际始于1998年，并经过2000－2001年的短暂下降之后持续上涨。翻开油价波动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以美元实际汇率计算的油价的持续上涨时间从来没有超过10年，即便是两次石油危机时期的名义价格其上涨也只有10年。但是，油价的持续下跌却有可能超过10年，甚至更长。从投资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也符合短牛长熊的基本规律。

目前来看，高油价的长周期有可能已经到来。最近几年，世界能源格局处于重要转折关口。2001年以来，国际油价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石油价格的持续攀升的困局绝不仅仅是供与求的暂时震荡，搅动能源领域的还有西方消费国和石油供应国之间权力的持久转移。原来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在瓦解，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美国与其盟国以及其他能源消费大国正在从优势转为劣势。从世界范围来看，能源领域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动。近年来，一些国家分别建立了石油交易所，并改变或者正在准备改变石油贸易结算货币。伊朗早在1999年就开始宣称准备采用石油欧元（Petroeuro）计价机制。2006年3月，伊朗建立了以欧元作为交易和定价货币的石油交易所。伊朗还向俄罗斯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欧佩克的天然气联盟。在总统查维斯的领导下，委内瑞拉用石油和12个拉美国家（包括古巴）建立了易货贸易机制。俄罗斯建立独立的石油交易所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目前，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市场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所占份额分别达15.2％和25.8％。俄罗斯很可能首先推动独联体各国之间的石油天然气贸易以卢布结算。并把卢布结算扩展到与亚洲和欧洲的石油贸易。之后争取伊朗，阿尔及利亚与委内瑞拉以及墨西哥等产油国组成以卢布作为结算货币的石油联盟。石油贸易是俄罗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贸易的标价权始终掌握在美国手里，俄罗斯受到很大制约。前苏联的垮台就与国际油价持续下跌而导致的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有直接关系。俄罗斯副总理梅杰耶夫根据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进行的计量经济模拟分析指出，若2009年石油价格每桶为25美元，则俄罗斯联邦政府收入减少9％；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7％；稳定基金为零；通货膨胀达到40％。世界能源格局正处于异常深刻的变革当中，两大国家集团的力量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除实际供求关系基本面的变化，石油供应品种的变化也是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以往的油品当中绝大多数是轻质油和中质油，最近这些年重油（重质稠油）成分大量的增加。由于最近几十年炼油行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明显改善，重油的增多导致炼油能力相对下降。因此成品油供应出现紧张态势。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预期所导致的风险溢价提高，成品油供应紧张反而带动了上游原油供应的紧张。

我们目前的基本判断是，国际油价仍然将呈现高位震荡态势，处于长周期当中的高油价时期。但在短周期内（我们以一年为一个短周期），油价又有自身的变化规律。长周期当中的高油价周期和短周期当中的油价回落并不矛盾。高油价长周期当中也会出现油价的大幅度回落，短周期转换的拐点是存在的。例如，每年秋季来临，油价会有所下跌。原因在于美国夏季飓风等不确定性因素消失，投资者对石油供给的预期比较稳定。我们还发现，2003年以来，秋季油价下跌的幅度在逐年扩大。从长周期来看，这实际上是油价下跌的波浪在逐年扩大。从短周期来看，这往往是油价高位震荡临近周期转换拐点并寻找下降通道的开始。[7]

三、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问题

什么是能源安全？世界各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不同。美国剑桥能源委员会主席D.耶金认为，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希望获得“供应安全”，但其含义却不相同，各有见的。前者的“供应安全”是以合理价格得到能源供应的可靠渠道；而后者的“供应安全”是通往市场和消费者的充足渠道，确认未来投资的正当合理性(并保护国家收入)。耶金举例说，对俄罗斯来说，能源安全意味着政府重新获得能源产业的控制权，并将权利延伸到下游领域，掌控能提供政府收入的重要出口管道。对欧洲各国而言，目前最担心的并不是原油，而是天然气，特别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而日本关心的是，在资源贫乏的国土上如何推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继续发展。对中国和印度来说，能源并没有阻挡经济发展的脚步这一点令人安慰，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并防止社会动荡，能源供应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保障。而在美国，美国的能源安全有两个中心。一是防范再次出现任何类似中东供应中断的风险；二是实现被反复提及的“能源独立”目标。他还列举了能源安全问题的八个主要原则以及世界能源格局当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其中当务之急是将中国和印度纳入能源安全体系。

中国科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2005）指出，能源的供应安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持续的不能出现严重短缺的供应，按IEA的标准供应短缺要小于上一年进口量的7%；二是未出现持续的难以承受的高油价。事实上，石油进口风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进口依存度、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关系、进口运输方式等，相对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石油进口风险隐患较多。

石油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我们是否买得起；二是我们是否买得到；三是我们既买得起也有人愿意卖时，我们是否运得回。关于第一类风险，只要我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快速增长，我们就买得起。关于第二类风险，由于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两方面的压力，即使美国要控制中东的石油供应，它也得把石油价格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此外，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供应者除中东外，还有俄罗斯、中亚和非洲等地区的国家。再者，一个有很强支付能力的买主，其市场权力很大，是很多卖者不敢轻易得罪的。因此，我国买不到石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第三类风险，也就是运输问题，则要严峻得多。管道和航线安全，恐怕是我国石油安全最薄弱的环节（张宇燕，2003）。我们认为，对中国来说，能源安全问题可以简单归结为价格波动风险和可获得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又可以区分为进口成本提高和支付能力的不可持续。可获得性风险又可以区分为供应来源的稳定性和运输安全。

（一）价格波动风险

对于大多数石油进口国来说，由于石油处于经济产业链的顶端，油价波动会影响到一国国内的物价水平，进而对一国的通货膨胀率、消费价格指数、国际收支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宏观经济指标都产生较大的影响。油价上涨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商品价格上涨、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进而导致一国通货膨胀。石油进口成本增加加，本国商品出口受挫，更会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本轮油价上升周期没有发生支付能力的危机。所谓支付能力，通俗地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是否能买得起石油，即石油消费国弥补石油贸易逆差的能力如何。石油消费国当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有某些甚至多个国家支付能力出现问题，其贸易盈余不足以弥补石油贸易逆差，那么就很可能造成石油供应的中断，石油美元的循环也无法完成。如果这些石油消费国在国际资本市场借入外债来维持其石油贸易的支付能力，那么债务危机就会发生。庆幸的是，当前世界各国经常项目赤字状况与石油危机时期明显不同。石油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石油贸易存在巨额逆差，总体却没有大量负债。但是，不从事石油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使石油美元停止循环，结果是在80年代初形成灾难性的债务危机。目前，发展中石油消费国经常项目赤字总额占它们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比重小得多，而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呈现巨额盈余。美国虽然是庞大的债务国，但其信用程度比较高。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石油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也应该看到，油价的上涨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IEA首席经济学家F.比罗尔认为，“创纪录的高油价将使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0.8%，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缺口都将有所扩大”。比罗尔认为，目前的国际油价已经超过了世界经济可承受的50美元的“警戒线”，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创伤。M.A.Alexander（2006）给出了判别油价高低的一个价格标准，即高于45美元/桶为高油价，低于35美元/桶为低油价，在35－45美元/桶的区间内为正常油价。[8]不过，如果剔除通胀因素并按照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国际油价要达到80——90美元的位置才能与历史最高点持平。可见，现在的油价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即使达到80——90美元的名义价格，由于在过去15年里全球能源消费减少49%，世界经济对石油依存度下降38%，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尽管如此，国际油价上涨还是给中国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以2005年为例，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抑制经济增速，加大通胀压力。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2005年国际油价上涨将导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减缓0.5～0.7个百分点，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上涨0.8～1.2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3.2～4个百分点。第二，国民财富净溢出上千亿元。单纯由于涨价因素，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我国国民财富将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第三，增加居民消费支出。第四，加大相关企业生产成本。第五，恶化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牛犁，2005）。客观地说，作为需求大国，中国正在以其强大的支付能力为世界承担高油价的部分成本，防止了石油危机的发生。中国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足够弥补石油贸易的巨额逆差。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又有很大一部分回流到了美国市场，这就实现了美元的循环。所以说，中国以其良好的信誉和强大的支付能力为国际石油贸易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进口的能源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又出口到了国外，即能源再出口的比例较大。据李众敏、何帆（2006）的估计，中国的石油进口中有大约20％以上是为其他国家进口的。并且中国与个别国家之间能源再出口比例可能呈逐年扩大趋势。以美国为例，中国的主要能源产品对美国的再出口水平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2年中国煤的再出口比例为23%，而对美国的再出口比例为40%；2004年，中国天然气的再出口比例为37%，而对美国的再出口则为45%。中国的石油进口中，至少有24%是为美国的消费者进口的。按中国2004年每天进口原油290万桶计算，则中国每天为美国进口的石油为69.6万桶。

能源再出口比例较高意味着中国要确保支付能力的可持续性，并要努力保持稳定的能源进口渠道和价格，尽可能地避免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同时，中国对美的高能源再出口比例也给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扩大合作、减少冲突提供了契机。

石油成为被投机的金融产品导致价格脱离基本面。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的发展速度很快。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0%（夏斌、陈道富，2006）。[9]当前，国际市场上仅对冲基金就有8000多只，约持有1万亿美元的资产。国际市场充斥着数量庞大、行踪神秘的热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股市走牛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出现货币金融危机等皆与此有关。张宏民、葛家理、胡机豪、郭小哲（2002）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石油期货交易的迅猛发展使得石油价格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石油商品的供求关系的束缚，而呈现出其独有的价格运动规律。陈淮（2000）指出，国际套头基金之所以选择石油作为炒作的对象，主要是因为石油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弹性都很小。一方面，石油生产受到资源赋存和产能建设条件的制约，不可能随着石油价格的波动而快速调整产量；另一方面，石油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消费者在石油价格波动时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能源，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油价波动的反应都需要一段时间，这就给了国际套头基金以可乘之机。

（二）可获得性风险

稳定的石油供应意味着经济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获得了稳定的动力来源，政府的石油政策带有谋取国家利益的色彩，因而旨在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的石油政策成功与否成为政府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是一国石油政策的核心目标。以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界则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谋取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以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界则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谋取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其获利行为非常依赖于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因而他们有动力积极影响对外政策的决定。油价过高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石油需求部门在面临高油价的时候往往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使得政府能够通过对外政策调整维持油价的稳定，进而维持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政府实际上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对外石油政策经常表现出围绕核心目标的摇摆。这种摇摆取决于国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也取决于他们给政府施加压力的大小。石油消费国为了保证本国长期的足够能源供给，竞相储备，或者限制本国开采量，或者进口石油等储备起来，这也加剧了全球能源的紧张局面。按照IEA的要求，各成员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应该不少于上年90天的平均进口量。实际上，各成员国的战略能源储备都超出这一水平，日本、德国的战略能源储备分别为169天和127天（2001年数字）。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国。2005年7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经达到6.933亿桶，9月份增加到7亿桶的目标。

在国际市场上，由于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因素而产生的供给中断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依靠自给自足来维护能源安全。T.泰坦伯格则针对尼克松的“自给自足计划”指出：自给自足不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10]泰坦伯格认为，“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低于自给自足所引发的成本”。这是因为：首先，禁运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对禁运所产生的损失的预期取决于禁运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禁运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从利益冲突小的国家进口比较安全，这样的进口的国家安全成本比较低。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如此关注墨西哥的石油资源。其次，可以采取措施来降低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过，即便建立了充分的石油储备，安全成本也不会为零。再次，加速国内供给量会使未来消费者的资源拥有量减少，从而增加使用者成本。解决了短期的脆弱性却给未来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未来的国家安全成本会更高。

在目前的世界能源格局下，既然存在一个国际市场，中国大致是可以以市场价格购买到所需能源产品的。维持供应来源的稳定性有几种渠道：

第一，直接投资。好处是主动权在握，风险在于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环境通常不稳定。作为消费大国，中国在全球寻求稳定、多元的能源供应，会被视为加剧了能源进口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弱化了原有能源进口国的谈判能力而增加了出口国的谈判筹码；同时，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国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传统盟友，中国涉足与这些大国盟友的能源合作往往会被视为对大国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侵犯。比如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就被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国也有许多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视为“问题国家”，如伊朗、苏丹、阿曼、也门等国家。假如这些国家出现了内战、迫害和危机，中国是该对此进行谴责和批评，还是默认和不表态？中国是该选择和当地原有的政权合作，还是支持可能上台的新势力？在和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中国明显的缺乏改变这些国家行为的能力，也缺乏和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王牌，因此可能会因为能源安全问题把自己置于尴尬的“人质”境地。

第二，股权投资。好处是价格波动风险得到一定补偿，但生产的决策权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股权投资越来越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没有双边关系的稳定，股权投资几乎不可能。

第三，战略储备。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价格波动和供应风险，但维持成本较高。目前存在战略储备与平准库存两种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是在战争或自然灾难时以保障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而以平抑油价波动为目的的石油储备是平准库存。战略储备体系应该考虑市场化的因素，但战略储备体系本身是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的，几乎不盈利。战略储备的主要经济作用是通过向市场释放储备油来减轻市场心理压力，从而降低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可能，达到减轻石油供应对整体经济冲击的程度。对石油进口国而言，战略储备是对付石油供应短缺而设置的头道防线，但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弥补损失的进口量，而在于抑制油价的上涨。

第四，市场即期采购。无法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但可以避免东道国的政治变动风险和储备成本过高问题。即期采购会将长线需求在短期内迅速释放，边际需求过大，从而客观上为国际炒家提供了做多“中国题材”的机会，“能源威胁论”因此产生。由于无法借助期货市场实现风险规避和对冲，在国际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的时候，抛开国际市场，发展同能源生产国的双边关系乃至结盟以获得稳定供应来源就成为必然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国更加重视“纳入囊中的油田”而不是“灵敏而稳定的市场”耿耿于怀。越是如此，我们就越觉得不够安全。越是觉得不安全，就越对国际市场体系没有信心。越是没有信心，我们与其他能源消费国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就越激烈。

和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俄罗斯学者日兹宁指出，近东石油管道的历史证明，从1931年世界第一条石油运输管道开始使用到现在为止，八条国际能源运输管线中的每一条都曾经（至少一次）被关闭过。多数情况下过境运输出现的问题都与政治原因有关。

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对中国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这些石油进口航线的安全。过境运输国之间还存在着为争夺油气和电力出口运输线路的竞争关系。过境运输国的经济利益在于从提供通过本国过境运输能源的过境运输服务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在实践中，过境运输国的利益会与能源出口国的利益相抵触，尤其是在过境服务费用问题上。此外，在保障过境运输的安全和自由方面，出口国和过境运输国之间的利益也会相互抵触，例如缩减能源和实行人为封锁（如海上封锁、港口封锁）等。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方，因此，陆路管线的过境运输问题不突出，陆路能源输出国主要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出口天然气到朝鲜、韩国和日本的潜在过境运输国家，陆路油气的潜在过境运输国家是蒙古。中国过境运输问题主要集中在海路上，即“太平洋航线”。目前，在原油进口当中，75%来自中东、非洲，10%来自南美，其余部分分别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其中80%以上的原油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也就是说，中国原油进口的过境运输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国际政治中的敏感地区，其临近的中国南海海域海盗活动频繁，又是事故多发地区，因此，如何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就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重点之一。比如，目前，主要有两条运输通道正在考虑合作建设以分散中国的能源运输风险。一条是通过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或者是运河方案、或建造输油管道；另一条是缅甸通道，即由缅甸的实兑港修建运输管道直达中国昆明。尽管关于两条通道的建设还存在诸多争论，但我们大致认为，多一条运输线中国就多一份主动性，少一份脆弱性。[11]

运输不仅仅是航道问题，还涉及到运输能力和运输工具问题。中国2005年年进口原油1.27亿吨，成品油3000多万吨。2006年中国原油进口将超过1.3亿吨，预计到2010年进口原油将超过2亿吨。这些进口原油和成品油主要依靠海运。由于运力不足，目前国内油轮承担的运输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全部依靠外轮。一旦出现政治风险，大国可能不会选择封锁运输通道的方式，但很可能对承担中国原油运输任务的国外运输公司经济制裁，这就等于封锁了中国的运输通道。预计到2010年后，中国进口的原油和成品油将有50％由国轮运输，石油运输安全问题将得到有效改善。-去年数据

简单的结语

通过油价波动和世界能源格局演变历史的总结和回顾，我们认为油价波动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大国”关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油价波动既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历史证明，世界能源格局一直处于变动和演进之中，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油价长期趋势的不确定性。世界能源格局的演进反映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权力”的消长。S.斯特兰奇指出，“能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是权力运作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并且，没有可靠的能源供应就无法获得安全和财富”。

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并寻找自己的位置，不公开挑战、不试图打破既有的能源利益分配。在维护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可以有所作为，也必须有所作为。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本项研究可以看作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在能源领域的初步尝试，得出的“结论”带有很强的命题色彩，尚需要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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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Hotelling.TheEconomicsofExhaustibleResourc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39:137-175,1931.这篇文章被S.Devarajan和A.C.Fisher称之为资源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但直到1974年R.M.Solow引用这篇文章之后，Hotelling的文章和模型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2]已探明石油储量被定义为在现在的市场价格和技术条件下，可以开采出来并且有利可图的那部分石油储备。

[3]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我们在在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石油根本就不存在短缺，也不是可耗竭资源。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石油是否真的稀缺，而在于人们是否认为石油是稀缺的。如果市场上的买卖双方都认为石油是稀缺物品，那么预期就会发生作用并会自我实现。

[4]如没有特别说明，本文中的价格均为名义价格。

[5]一些石油输出国通过废除带有让步性质的协议或进一步参与到石油的生产过程中等手段来控制石油的产出。

[6]195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哈伯特预言，美国的石油产量将在1966－1971年左右达到顶峰。事实证明了哈伯特预言的正确性。这一情形被称作“哈伯特顶点”。但哈伯特关于全球石油产量将在1995－2000年间达到顶点的预言没有实现。ColinCampbell（1998）则把哈伯特顶点推迟至2010年。WernerZittel&JorgSchindler（2002）也与Campbell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一些智囊机构和能源公司也开始接受哈伯特顶点的到来，只是把时间稍稍推迟。

[7]运用这一模式可以对油价短周期转换拐点作出大致的判断，这一分析模式对国际市场上的投资者具有重要意义。

[8]Alexander使用的是经过生产物价指数调整后的西德克萨斯中质油价格（PPI-adjustedWestTexasIntermediateoilprice）。不同地区的原油价格会由于原油粘度和杂质的成分及含量不同而不同。根据粘度不同而原油可分为重质油、中质油和轻质油。其划分标准依据的美国石油协会（AmericanPetroleumInstitute)的API度。API度越高，原油越轻。根据含硫量不同，原油可以划分为低硫油和高硫油。同类原油含硫量越高，价格越低。

[9]实际上，2001年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普遍实行了超低利率政策，全球流动性几乎泛滥。美联储为恢复经济增长于2001年1月3日开始降息。9•11事件以后，美联储降息步伐加快。从2001年1月－2003年6月，美联储经过13次连续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6.5％降至1％，并一直保持至2004年的6月。欧洲央行自2001年先后4次降息，并将利率维持在2％。在2001年到2006年7月，日本央行一直将短期利率维持于零利率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主要经济体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加。2002年以来，全球货币增长率每年都高于10%，甚至达到25%，而同期全球GDP的年增长率仅仅维持在2%-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

[10]1973年11月7日，在石油禁运发生不久，尼克松总统曾宣布过“自给自足计划”。尼克松在一次面向全国的公开讲话中宣称：如果进口降为零，那么由石油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将消失。

[11]玛格利特·撒切尔夫人曾经告诫剑桥能源委员会主席耶金：“记住撒切尔法则”——“意想不到的事情总会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