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意义世界；伦理；道德；自然j道德教育

[论文摘要]意义世界的缺失是社会危机的根源，意义世界是人类超越有限的本体世界所建构起来的属于人的世界。它包括伦理、道德，并以道德教育为中介完成自在的伦理向自为道德的转化。由于社会发展战略的偏倚，伦理向道德转化的链条断裂，伦理退隐、道德虚无，社会失序、个体自戕。拯救意义世界即是拯救人。拯救意义世界的路径f首先，回归传统并借鉴其他文化；其次，以源于类的“爱”为出发点，尊重人的生命及其他物种生命；最后是道德教育回归其本性。

意义世界诚如空气之于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浑然不觉，一旦缺失就引发社会紊乱和个体自戕。在我们建构和谐社会时，不能不厘清意义世界的本质及其重要意义，寻求意义世界缺失的原因，并探求拯救意义世界的方法。

意义世界的核心概念是伦理、道德。伦理是类整体超越对自然有限性而缔造的自由世界，其关键词是伦理与自然，伦理超越自然，以自由的逻辑替代自然的逻辑。伦理是人理，是作为类普遍性的一种客观精神，它是人的类本质、人的实体和共体。道德是个体对类的意义世界即伦理的分享和凝结，是实体的个体化呈现。个体在分享伦理、建构起自身意义世界的过程中，所要超越的也是自然，其目的是以道德统摄自然，“使道德规律成为自然规律”。伦理由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转化即成为道德，是人类所独有的道德教育的神圣使命。通过启蒙和教化个体潜在的类本质成长为现实，个体分享了类的智慧，获得了类生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伦理通过道德教化成为个体的道德，道德化的个体经过反思再反哺伦理，促进伦理的生长和发展，这是意义世界的辩证运动规律。个体经过教化获得自由和解放，伦理通过教化得以绵延和更新，获得新的生命力。伦理、道德、道德教育是意义世界不可或缺的三元素。为了对意义世界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和把握，我们将按照伦理与自然，道德、自然与道德教育之关系的思路来阐述拯救定义世界的问题。

一、伦理与自然

“认识自己”，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人类认识自己首先从自然界的物种属性开始，在这个世界中人类是有限的存在，人类正是认识到这种不自由，从而产生超越的要求。

1．自然世界中的有限存在

在浩瀚宇宙中，太阳系只不过是一粒尘埃，作为我们生存的地球则更是渺小至极，人类作为地球上的自然物种之一，究竟是一种何等的生命存在?这看似是一种简单的科学知识问题，却引发出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深刻思考和生活世界的选择和建构。

作为自然界的物种生命而言，人类是一种有限的存在。所谓有限就是它为自然界中的自然规律亦即自然必然性所统治和束缚。在此界域内，死亡与生命如影随形，一切有生命存在的事物都必将死亡，生命从无中产生又复归于无。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种类，自然也为这种逻辑所控制。化石记录表明，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年代中，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件时有发生。或许经过若干年后，生物灭绝事件的主角是人类。

人类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物种客观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在不断地缩短空间距离，然而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人类无法超越时间的束缚。时间向度的终止意味着生命体空间存在的消失。人类最终也必然湮灭在元所始也无所终的时光隧道中。如果我们将地球演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以快镜头播放的话，人类也只是在胶片中转瞬即逝的一个物种。经过若干漫长的地质年代以后，或许人类是其他高级生命在化石中认识的对象，就像我们现在了解其他古生物一样。因此，死亡是人类最为基本的生存困境，宗教学家保罗·蒂里希从时空两个向度揭示本体世界中人存在的有限性，即死亡是人的自然命运。他说：“时空是所有实存之物和整个有限领域所依属的主要实存结构。实存意味着有限、意味着处于时空之中，这一点适用于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死亡意味着人从时空两个方面的终结，它是人所无法逾越的大限。佛教也指出：“生命注定了要老要死。何处是没有老死的生命领域呢?”

自然逻辑对人类的控制不仅体现在宏大的时空向度上，而且渗透于人类物种生命的现实存在中。人类的动物属性即本能是物种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客观基础，它本身并不是恶，或者说，在本质上它并不直接就是恶。不过从人类的类本质来看，以不加修饰和调节的赤裸裸的动物方式来获得本能的满足是一种恶。所以，这种动物性的本能对人类来说客观上是一种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一种束缚，相对于人类的类本质而言，它蕴含着恶的倾向，是需要超越的有限性。

与动物界中的其他物种相比，人类这种动物的独特的类遗传本能最弱，但这种遗传本能的缺乏恰恰为人类的可塑性优势预留了巨大的空间。但是，如果按照黑格尔关于意志自由的阐述，这种无所依附和附着的自由，只是意志发展的抽象阶段和主观任性的阶段，它本身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正因如此，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中指出了十诫的四项伦理前提，这也是构成西方世界极大部分的道德基础。它指出：“在人的生命中有四个危险区域，如果失控的话就会造成无尽的麻烦：暴力、财富、性和语言。”因为在动物层次，这些都受到了很好的箝制。但对于人类而言，如果没有控制的话将导致自我的灭绝。对此西方学者丹尼尔·贝尔也指出，“西方历史上知名的重要宗教都是约束性的宗教”，它们源自于人类“对未加约束的人性的恐惧”。

2．超越有限的自由世界

在所有有限的事物中，只有人是意识到这种有限性的存在。保罗·蒂里希指出。在人类看来，“在空间支配下的生存是一场悲剧。”人类固然无法改变死亡的命运和摒弃自身的生物本能，但人的类本质是自由，所谓自由是在认识和反思自身有限性的基础上，超越有限性而以自由的逻辑统摄自然逻辑。换言之，人类在有限的限度内寻求无限自由的生存方式，缔结其意义的世界。人类通过对自身所处世界(包括客观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了解和理解，形成了安顿自身生命的解释系统即意义世界。对于意义与人的联系，赫舍尔揭示说：“人的存在从来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dimension)是做人所固有的。”“意义意味着超越。”人类寻求和建立超越于纯粹存在之上的东西，即用以安顿自身的生命秩序。对于人类的这种自由本性，赫舍尔说，人是探索有意义存在的存在，是探索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存在。意义构成了人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智慧。

事实上，人类建构意义世界的方法是，首先从一切现实的规定性中超脱出来，然后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自主地重新设定规定性作为内容，从而使包括自身肉体和外在的物体现出我的精神痕迹；一切本体世界的有限性存在都成为人类体现自身自由意志的对象，从人类自身的肉体，到外在的客观世界中所有无意志的存在，均以人类的灵魂为主宰。即黑格尔所说的“我给它不同于它原有的灵魂”。这实际上是人类对本体世界赋予意义和价值的过程，即“赋魅”。人类由此建构起来一个超越本体世界，凸现类本质即自由的意义世界。

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伦理，宗教也是意义世界的现象形态。伦理型文化和宗教型文化均是人类所编织的意义之网，有异曲同工之美，其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为不同种族的人们系统地提供了人类超越有限而实现自由和无限的生存智慧。它们作为类本质的体现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超越时空的绵延性和穿透力。它们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人类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对于这种功能和禀性，丹尼尔·贝尔揭示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意义世界是一个象征系统，是人类通过主观价值赋予而缔结的价值世界。

以伦理方法构建意义世界的典范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这种超越是一种对现实的直接超越。它以自然的伦理实体——家庭为价值的出发点。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直接形态，以神的规律为其规定性，自然地具备以血缘为根基的天伦和以最为基本的人性需要而缔结的人伦。儒家伦理正是以孕育着日后广泛调节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人伦基因的家庭作为根基，通过对血缘之亲亲之情的不断提升和普遍化，使之转换为人的规律。“父子、兄弟、夫妇”三伦经过扩展而成为“五伦”。儒家伦理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主观感受即心为出发点，将世界的万事万物纳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来，从而形成自身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儒家伦理对个体的最高要求就是成为“大人”即道德意义上的人，这样的人在“家——国——天下”不断扩充与放大中完成的，最终是达到对生命本质的彻底理解和执著践行。“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是最高的境界。

儒家以人世的精神实现现实的超越，它将人的自由本性直接凸现出来。儒家伦理为社会和个体生命的秩序化提供了卓越的智慧。但这种超越在现实中也会遇到障碍，它需要其他的超越方式作为补充。这就是人类智慧的魅力所在，它不同于自然规律的刚性存在，-而是根据人类自身的需要而主观设定的柔性的、辩证的有机价值生态。道家智慧和佛教是儒家伦理的有机补充。事实上，道家的智慧极为深邃，以“无为”实现“无不为”。佛教流人中国后，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融合，援“庄”入佛产生的禅宗，是中国思想的一大杰作。禅宗的智慧在于以参透生死，对于有形的有限的世界无所住心，不为有限的存在所束缚，即为超越。它对世事“无念”、“无心”、“心”“境”两忘，于是从一切世事和世俗矛盾中彻底解放出来，进入“超凡入圣”的至高境界。

儒道佛一体构成中国人的意义世界，正如有人这样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戴上一顶儒家的帽子，穿上道家的袍子，以及佛家的草鞋。”它为个体提供不同境遇下的意义给养，自由地超越一切障碍，获得真正的自由。

宗教型文化体现了人类建构意义世界的另一种方法，以出世的方式人世，以迂回的方法超越。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宗教是完全出世的，它将人生的意义寄托于彼岸世界，人是“大地上的异乡者”，彼岸才是真正的栖所。对于宗教徒来说，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就是如此倡导的，对他们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从人类学和宗教学原理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宗教的本质不是出世而是人世，是以出世的方式人世，出世仅仅是入世的一种方法和一个环节。宗教的价值指向不是彼岸而是今生今世的现实存在，它是人类主观设定的结果。对此，休斯顿·史密斯认为：“宗教是人们在寻求生命的帮助与意义时，所铸造的成果。”“宗教是人类安顿自身生命秩序的方式，它主观地设定，种超越性实体，人们通过对实体的信仰，最终实现超越世俗矛盾，获得生命的真谛。“不同的主要宗教乃是通向同一目的的不同途径。”这种同一的目的就是人超越生存困境获得自由和解放。宗教作为超越世俗的拯救力量促使个体认识自身真实的人性，使得个体固守自身的类本质，超越凡俗，走向解放和新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宗教通过具体的伦理准则实现其价值追求。佛教有“四圣谛”和“八正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有自身详尽的伦理规范和准则，用于拯救和普度个体，获得永恒。

伦理和宗教建构意义的方法都是“爱”，前者根植于血缘之爱，经扩充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仁爱”；后者既包括佛教的基于同类的悲悯与宽容，又包括基督教中以无限宽厚的上帝之爱来爱他人。以此来消弭世俗世界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以共同的类的普遍性来引导和超越个体的主观任性，将个体融化于类的普遍性中，进而消除纷争，实现社会有序与个体生命升华。个体不再是自然状态下与他人相互倾轧的不自由存在，而是获得了人的普遍性即实体，以一种相互理解、宽容、相互依存的方式而生存的自由存在。

二、道德、自然与道德教育

众所周知，个体是类的缩影，它是类生命机体的细胞，类肌体的新陈代谢就是一个个个体生命的新生和死亡。个体的生命更为短暂，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犹如流星般转瞬即逝：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个体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个体无法选择出生也无法拒绝死亡，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生的确是一场悲剧，个体面临与类同样的生存困境，如悲剧与死亡，纷繁的世俗矛盾等等。如何使个体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过得有意义，使得生命虽然短暂却绚丽多姿，这就需要个体获得类的生活智慧即意义世界的解释系统，以人的方式而生活，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的类的意义世界向自为的个体道德转化是人类道德教育的使命。个体生命虽然短暂，但承载和迎接个体诞生的世界却是温馨的，道德教育和教化似温暖的双手将个体接引过来，通过教育陶冶个体发现和赋予意义的能力，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所以，个体有意义地活着是一种享受，而不再一味地畏惧死亡和为世俗矛盾所羁绊。因此，我们时常看到在讣告中对老年人年龄介绍时用“享年”一词，“享”即享受美好的生命。美好的生命和生活源自于意义。

只有有教养的人才能够获得真实的自由。正如泰戈尔所说的鸟儿的诞生有两次，一次是作为蛋，一次是破壳而出的鸟。人类的个体同样如此，一次是自然规律主宰的动物性生命，一次是使道德规律成为自然规律的真正人的生命。道德教育是两次转换的中介环节，是对真正人的孵化。任何个体最初都是以自然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相对于人的类本质或实体而言，它还只是概念意义上的人。个体成长为真正自由的人必须以伦理普遍性扬弃自身的自然禀性和主观特异性，承袭类的生活智慧，从而超越所有世俗有限性，成为一个真正觉悟的自由人。借用佛教的语言是成为“佛”，所谓“佛”就是“醒悟了的人”。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个体认识自己的真实人性即人的实体，从世俗的迷雾中醒悟过来，以人的方式而生活，完成个体的第二次诞生。

因此，道德教育的本质与使命是将类的意义世界——伦理或宗教，通过启蒙传递给个体，使之凝结为个体的德性即道德。经过教化启蒙后的个体应该达到使“道德规律成为自然规律”亦即信仰：实体的个体化。道德教育的使命就是救赎、解放和“度人”，它出于对类本质的忠诚和固守，出于对个体的无限关爱，履行着解放个体、绵延类生命的神圣使命。三、意义世界的退隐与拯救

意义世界作为类的智慧，其绵延和传递依赖于世世代代更替的个体，作为抽象的理论其本身并没有自我生长的意愿。但它却是个体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所必须获得的智慧，正是在人类自觉地传递智慧的同时，智慧本身得以存在和发展。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这种转化却出现了问题，导致意义世界退隐和社会失序、个体自戕。这是一个关系到个体生命和民族存续的重大问题。

1．社会发展策略的失误

意义世界的销蚀来自于对经济的过度关注和偏倚。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曾经面临过同样的困境，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作了深刻的揭示和阐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文化颓废的原因在于，“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也就是说，被剥夺了神圣意义的单纯源自于人类生物本能的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成为社会发展的指标。由于社会将发展经济即单向度的物质总量的增长作为目标，因此不再关注意义世界对于建构社会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重要性，相反因其对于“经济冲动力”的制约作用，而成为发展经济极力挣脱的束缚。在这种社会世俗化中，意义世界被迫退隐，社会不再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任何意义了，生活变得无聊。

真正具有解放性质的意义世界是超越现实的，它为人们提供解释系统，以此帮助人们应对历代人所遭遇的同样的生存困境。至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认为随着意义世界的退隐，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获得霸权地位，但这种所谓的意义系统并不能够为人们提供终极意义，因为它不是超越现实而是媚俗，与商品生产合流；它不是以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世界来教化个体，使之获得解放，相反，它重视个体，虚化传统。丹尼尔·贝尔还指出这种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在体裁上，产生出一种我称之为‘距离的销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销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心理距离消失后，充满本能冲动的梦境与幻觉的‘原本过程’(弗洛依德语)便得到了重视。”在我们看来，这种思潮对于个体而言无法提供救赎和解放的作用，恰恰相反，它更加激发了个体的本能冲动，使得个体深深地陷入本能的泥沼中不能自拔。这就是为什么在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虚无主义像瘟疫一样蔓延，人们感到极度疯狂与恐慌。“无意义”成为社会紊乱和个体疯狂行为的归因。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我们在聆听丹尼尔·贝尔的精辟分析之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我们在步他们的后尘，而没有吸取他们的教训。当经济成为一切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风向标时，意义世界便被放逐和驱赶。一切被传统所鄙弃和谴责的攫取财富行为在此都获得了合理性的辩护和合法性的保护。人们的一切源于本能的需要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张扬，“恶”成为一个没有内涵和指向的抽象概念，“善”亦变得不知所云。于是在社会中堕落颓废之气风靡，低俗化、娱乐化等等刺激着人的感观欲望，各种娱乐新闻和商业活动都以激发人的本能欲望为手段。本能的涌动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与时尚。是非善恶不再分明，一切皆被允许，一切无所神圣，个体在肆意地展示主观的自我确信。意义世界退隐之后，新兴文化异军突起，“超女现象”、“对演艺界明星的偶像崇拜”等等，成为年青一代的时尚追求和个性体现。它真正能够为个体提供解放和自由吗?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真正具有解放作用的意义世界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基于类的普遍性，从来都不是产生于原子式的个体。相反任何个体只有获得类的普遍性，将之凝结为自身的德性，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成为真正意义的人。个体为自然本性所沾染的一切特异性都是应当摒弃和否定的对象。因此，一切以个体为出发点，以本能为根基的所谓新潮文化都不可能使得个体称为真正自由的人。个体没有获得解放，相反被幽禁在本体的动物世界中。

2．道德教育的自我迷失

道德教育在风向标的指引下，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反思的能力，迷失了自身。心理学向度的道德教育，以个体为出发点，幻想道德能够从个体的自然本性中生长出来；泛哲学本体论的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教育会随着人们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而自然提升，这是典型的道德教育虚无论；道德教育还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混为一谈，丧失了自己救赎和解放的本性。至于其他的伪道德教育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如媒体着力渲染的在中小学中开展的“道德银行”活动，是一种教唆学生伪善的行径。这一切都无法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托。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道德教育口号，从“四有新人”到“公民道德纲要”等等，仅仅停留在阶段性的口号上，收效甚微。社会中呈现出一方面是真正意义的退隐，另一方面伪道德教育风靡，迷信思想和邪教势力抬头，这都是与道德教育的失职密切相关。以伦理为我国文化主导的传统下，人们自发地转向宗教，宗教热情空前高涨。但宗教信仰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否则极易误入歧途或为具有其他企图的人所利用，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在这方面教训深刻。

以上论述表明，意义世界由自在的伦理智慧向自为的个体道德转换的链条断裂，直接导致了意义世界在社会生活中隐匿。这种退隐是社会失序和个体自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社会失去了凝结社会的共同精神，无教养的、为自然本性所主宰的个体，成为彼此对立的狼的关系，社会因此失序。另一方面，无意义感也是个体乃至于群体自戕的原因，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

3．拯救与回归

我们坚信真正的意义世界没有死，它只是退隐了，我们还能够不时地感受到它微弱的脉搏。它需要拯救，拯救意义世界就是拯救人自身。

拯救的方法就是回归传统并欣赏和汲取其他文化的精华，以发展和建构起新的意义系统。休斯顿·史密斯说：“当传统不再是自发和无疑问的，它就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关注将之支撑和强化。”回归传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回到“三代”到西方文化发展中的“回到古希腊”，均揭示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传统所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对此，丹尼尔·贝尔指出，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如悲剧与死亡并不受时代限制，文化传统的使命在于：“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所以意义世界的建构必须恪守文化的禀性即传统，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绽放出新的光彩，实现文化的自我更新和生长。因此，丹尼尔·贝尔为医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危机所开出的药方是：回归宗教，他说：“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由于宗教接触到人的意识源泉的最深处，我相信，将有一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个时刻，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也就是说，道德教育要回归到人类的文化传统中去，以超越现实的意义世界来帮助个体应对生存困境。对于今天共生于地球村的各种文化而言，欣赏和汲取其他文化的精粹，是各种文化发展自身所应有的胸怀。为此，阿马蒂亚·森说：“我的论点完全不是反对每一文化的独特意义，而是呼吁需要精细地理解跨文化的影响，需要有欣赏其他文化和其他国家产物的基本能力。我们一定不要在热情提倡保存传统和纯粹性的时候，丧失互相理解并欣赏不同国家文化产物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在本性上是相通的，是人类内部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世界，超越有限世界而缔结的无限自由的世界，因此都是人类自由本性的体现。

不管如何建构和发展新的体系，核心问题是必须固守和明确的。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法的命令即“使自己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它不仅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政府、组织、民族和国家。以基于类的最为深沉和博大的爱为核心，尊重自己和他人，珍惜自己的生命，并关爱尊重他人的生命以及其他物种生命。这种爱可以是儒家“民胞物与”的情怀，也可以是佛教的慈悲宽厚，抑或是基督教的博爱。作为系统化组织化较强的具体宗教，必须摒弃自身僵化偏执的成分，理解其他宗教形式对于人性解放的真谛。不同的民族根据不同的传统发展自身的文化，为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作出贡献。

最后，道德教育也必须回。归到自己的本性，尽职尽责地行使自己的神圣使命。只有如此，意义世界才会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社会才能和谐有序，个体才能享受生命，度过有意义的一生。总之，类和个体的生命均因意义的存在而美好、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