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1篇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主权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主权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主权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恐怖分子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2篇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主权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主权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主权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恐怖分子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3篇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公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熟悉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公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熟悉，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非凡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治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靠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主权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主权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主权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实，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治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然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自得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治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熟悉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非凡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动，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御，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恐怖分子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假如没有一个果断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各种战争预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公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假如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非凡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非凡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号］A8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1-0051-08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系统。它所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所包含的行为主体也多种多样。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对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作了科学的探讨，写下了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坚持和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最基本的矛盾方面，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论点，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对后人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中心”与“”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地把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称作“中心”与“”的关系。“中心”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各殖民地”[1](P185)。“中心”与“”的关系，就是欧洲资本主义与它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存在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政治上存在的危机与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根据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事实，以对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的全面揭示为基础，分析了“中心”与“”的关系。

（一）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就已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研究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摧毁殖民地、附属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用机器产品毁灭这些国家的手工业产品时，就强制地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适应机器经营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显然，“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在当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一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乃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落后国家和民族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明确地把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国家；一类是大多数殖民地弱小民族国家。显然，前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是“”。列宁虽然没有使用“中心”与“”的概念，但他却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这种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多数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基本格局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3]。

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明确地把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欧洲资本主义”与殖民地概括为“中心”与“”。1927年11月5日，他在和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工人代表的谈话中，在对西欧形势发表看法并提到欧洲和殖民地的政治关系时说：“欧洲和殖民地是什么呢？这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欧洲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安宁’，它的更加‘不安宁’。”[1](P185)斯大林在其他一些著作和谈话中，从帝国主义这一世界体系所存在的矛盾方面对这一基本格局作了探讨。

斯大林对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是以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为基础的。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主要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工人阶级采用种种手段与拥有莫大势力的“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财政寡头”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工人阶级应该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革命。劳动和资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各财政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财政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财政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而这种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4](P65)

斯大林进一步分析了“中心”与“”的矛盾，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一矛盾概括为“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一矛盾的实质就在于，“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从根本上“破坏资本主义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4](P66)。斯大林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帝国主义不仅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实践问题，而且还形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他的这一分析不仅充分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而且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这个时代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家的无产阶级认清形势、寻求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动荡”是帝国主义时代总的特征，而在这个时代的总过程中，也有着相对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强大，而是孕育着更严重的混乱。斯大林从分析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况出发，分析了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摆脱或者说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贸易以及财政方面的混乱状态”，而布尔什维克党则把这种情况称作“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斯大林对此作了阐释：“这就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危机时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暂时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混乱状态。”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态的具体表现是：欧洲一切先进国家的生产，有的已经向前发展，向上增长，有些地方已经达到战前（1914年以前）水准的80%～90%。例如，法国的粮食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3%，德国达到68%；英国的煤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0%，法国达到107%，德国达到93%；英国的钢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8%，法国达到102%，德国达到78%；英国的棉花消费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2%，法国达到83%，德国达到81%；英国的对外贸易是入超，达到战前水准的94%，德国也是入超，法国达到战前水准的102%。“总的情况是：欧洲的战后经济危机正在消失，生产和贸易正逐渐达到战前水准。”[5](P219、220)可见，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巩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斯大林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分析中，考察了“中心”与“”格局的演化。首先，他阐述了“中心”的转移问题，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出现相对稳定状态的原因。他认为，“过去通常总是把法德英三国说成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现在已经绝对不能这样说了。”“资本主义世界财政势力的中心，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这个国家在各方面，无论在生产和贸易方面或在资本积累方面，都在发展。”斯大林用具体数据证实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准，现在已经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产量虽然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但是这方面的差额有石油的大量增产额来弥补。而且必须指出，美国的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钢的产量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收入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方面靠向欧洲各国输出而造成巨额出超，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价值九十亿的黄金储备中大约有五十亿是在美国。北美合众国的通货是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至于资本输出，美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输出率不断增长的唯一国家。法德两国输出得极少，英国也大大地减少了自己的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暂时稳定、相对稳定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就是“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西欧各国积欠美国的国家债款达到260亿卢布，说明“欧洲各国靠美国资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国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站稳脚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是以欧洲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5](P221-222)。

其次，斯大林在阐述“中心”转移的同时，也论述了“”力量的增长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说到底，则是以加重居民的捐税负担、造成工人境遇恶化为前提的。斯大林认为，捐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导致“欧洲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必然会恶化下去，而工人阶级也一定会革命化”。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因素。他还认为，“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受到冲击，不仅有国内因素的作用，而且还有世界范围的因素的作用，即通过“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影响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斯大林还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转移内涵的深刻揭示，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不巩固性，以及稳定中隐含着“不稳定”因素。他指出：“剥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圈子与战前时期相比，已经缩小到极点了。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这个圈子已经缩小到极点了。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这样一来，欧洲各国虽然还在继续剥削自己的殖民地，但同时它们自己在财政上也受到美国的支配，受到美国的剥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世界各国进行剥削的主要国家减少了，而被剥削的国家增多了。这必然激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的稳定造成强烈冲击。从“中心”与“”的矛盾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呈现出一些主要事实，即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殖民地国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等等。根据这些事实，斯大林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5](P222-224)

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分析，以及从“中心”与“”的矛盾演化中，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的分析，对我们探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格局的同时，还存在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充分地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斯大林对此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虽然他的某些论述存在着缺陷，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仍然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及对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全面持续高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短时间内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国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危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岌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充分显示了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及对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的角度，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格局进行了考察。

斯大林认为，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具有世界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两个特点。产生这两个特点的原因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扩展了影响范围和程度。第二，在经济危机扩展的进程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危机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破坏着整个经济。第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决定了垄断资本必然将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广大劳动人民，从而使危机得以拖延。第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已爆发，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斯大林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就是他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阐释的：“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6](P616)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的基础上，斯大林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威胁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惟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日益繁荣，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这不仅动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而且还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破坏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得到增长，加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其次，斯大林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整个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苏联的存在会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害怕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会由此而缩小。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加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通过“两种相反的趋势”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一种是“执行破坏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政策，对苏联进行挑衅性的袭击，公开地和隐蔽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情并支持苏联，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增长，苏联的国防力量加强，苏维埃政权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斯大林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形势角度，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的论述，在指导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他片面地看待这种对立，忽视了从并存、共处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因而致使他从30年代后期开始，产生了强大的苏联在技术、人才等问题上已能自给的观念，并开始收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造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上发展缓慢的局面。

（二）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在德意日法西斯遭到严重失败、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遭到极大削弱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得到增强。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其次，苏联社会主义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东欧一系列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主义突破一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是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斯大林为之而振奋，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阐述了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

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这两个平行而又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合作互助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6](P594-595)

在斯大林看来，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存在，必然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资源的范围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趋于恶化，这些国家中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大增。这样，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两个问题是：“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旧有效呢？”斯大林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6](P595)这一否定性回答，不仅抛弃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相对稳定”的正确判断，而且还否认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得比以前快的观点，否定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有着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方面的同时，也有着某些可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唯物辩证法，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最后，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6](P615)

斯大林对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市场的论述，客观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格局，并充分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和贸易往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是，由于斯大林始终把社会主义放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因而割裂了具有有机联系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简单地把两个市场与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从而认为两个市场也是对立的、互不相干的。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认识，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单方面的对外开放，即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限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削弱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其结果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种与世界市场隔绝、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进程、脱离世界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发展总进程中进行的，从而也就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处于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日益失去发展势头的境地。（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苏联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起，就面临着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交往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斯大林在坚持列宁关于“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论述。

早在1921年，斯大林在论述俄共（布）党在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就阐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他指出：“第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第二，俄国至今还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这样就很难指望在经济建设方面和在国家电气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斯大林很清楚这个过程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8](P87)

1923年4月，斯大林在提交给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中，进一步对各国开展经济往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出现了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最近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8](P149)。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着物质前提，斯大林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进步过程”。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之外，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正像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与国际资本主义加强经济联系一样，是由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这一趋势决定的。

后来，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斯大林针对苏联党内外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经济往来问题上存在的混乱思想，明确指出：“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西方发生经济联系，决不是取决于主观愿望，也不可以有其他选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客观进程。无视这一客观进程，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外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毁灭社会主义。斯大林还从“需要”的角度，说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联系的必然性。他说：“我们得到贷款，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装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9](P117-118)因此，对社会主义苏联来说，应该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对苏联的“需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中，发展社会主义。

显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理论认识，是迫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社会主义世界还没有形成而做出的，因而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没有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因而致使他后来在实践中始终把社会主义经济放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位置上。

在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论述了“依赖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依赖性”是指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也即彼此依存。“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任何输出和输入，不会输入本国没有的产品，因而也不会输出自己的产品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独立性”是指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性，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在现实经济中，一国对他国经济的依赖，不等于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于它就应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小螺丝钉”；“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9](P118、119)。斯大林明确认为，社会主义苏联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必须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依靠本国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只有增强了独立性，才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之中，不致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不致被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辅助经济单位。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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