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尤其是劳动异化理论，我国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次规模空前的讨论，讨论始于周扬先生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问题和与之相关的人道主义问题引起了激烈讨论，讨论主要内容是（劳动）异化理论是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成熟的表现，人道主义的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次讨论作为“”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人的价值的反思，作为对国外学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讨论的回应，它的发生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但以今人视角看来，由于当时“将学术问题政治化”，[1]这次讨论多少带有“情绪宣泄的特征”。[2]（P314）对于这次讨论的是非曲直，以及讨论的深层问题——“两个马克思”——这个被俞吾金先生称为“迄今为止尚未平息的世纪之争”，本文无力指点。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否以人道主义为旨归；如果以人道主义为旨归，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人本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有何提示。

一

马克思以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开始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异化劳动理论则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为有力的武器。与此前局限于思辨领域的其他异化理论相比，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转向了人的生活世界，以人的基本实践活动——劳动作为切入点。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反应了人的类特性，就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生命活动反倒成了工人维持生命的手段。[3]（P57）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颠倒，是因为此时的劳动目的仅仅在于财富的增加，致使人的生命活动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以财富为目的。因此马克思才有了这样深刻的剖析：“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3]（P13）之所以说劳动是有害的，我们可以从工人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中窥见端倪：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所创造的异己力量就越强大，同时也就越危及他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成了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这种有害的劳动所导致的后果是，人同自己的类生活相背离，人的现实存在与他的本质发生了对立。同时，这种人与自身的对立也造就了人与他人的对立，造成了人与人的异化。以上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但必须强调的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没有将异化现象局限于工人阶级。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也处在异化状态下，“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3]（P64）在批判蒲鲁东所提出的以工资平等来改良资本主义时马克思指出，这“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3]（P62）也就是说，提高工人工资或保持工资平等本质上只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只要劳动不是生活的目的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资本家对劳动的关系与工人对劳动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致的。这正如埃·弗洛姆所指出的：“他（马克思）对收入平等的关心不是第一位的。他关心的是使人从一种毁坏他的个性、把他化为物、化为物的奴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4]（P188）不难看出，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时，不是以实现工人物质享乐的粗俗唯物主义为目标，而是以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在内的人的生存、人自身的价值作为现实依据，这不能不说，其中蕴涵着人道主义思想。

如果说劳动异化理论内含着人道主义思想，那么共产主义作为对异化的扬弃，以及人的本质的实现，则直接与人道主义相关联。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P81）这即是说，异化的扬弃、私有财产的消灭这一共产主义运动过程，①也同时是人向自己本质的复归和占有的过程。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合一，此时，劳动产品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表现，实现了人的自我确证。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就是人摆脱外物牵制的自然主义，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不仅以人的生存为现实依据，还要以人的生存为终极指向。实际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离开过人的生存和人的价值。他在《资本论》中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是：“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5]（P649）

马克思以劳动作为其异化理论的切入点，原因在于劳动是人的基本生存活动，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构成一切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构成了宗教异化、经济异化、政治异化等等异化表现的基础。《手稿》在谈到工人解放关乎整个社会的解放时指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3]（P62-63）因此“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3]（P82）马克思也沿着这一思路，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分析了异化的其他表现形式，如《论犹太人问题》中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异化、《手稿》和《资本论》中的货币异化及商品拜物教、《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的社会观念的异化，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意识对个人的异化等等。可以说，异化理论不仅是马克思早期研究的关注要点，也是贯穿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线索，而人道主义正是理解这一线索的合理角度。关于这个问题，复旦大学的俞吾金先生认为，异化是马克思一生都在思考的一个基本概念。[6]北京大学的赵敦华先生认为，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即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发展，人本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他整个思想的导向原则和价值标准，并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本也就是新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的学说。[7]

二

以“人道主义”评价马克思哲学，这在上世纪80年代会面临“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政治危险，在今天则将面临“认同本质主义”的学术危险。从上世纪的讨论到现在，学界对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理解，很多是停留于《手稿》，而多数文章也都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人道主义，认为此时的异化理论带有抽象性和本质主义的特征，它的前提是有一个理想化的、不变的、共同的“人的本质”，并把它作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标准，这样就掩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我们知道，任何理论都有它的信仰和前提，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建立在存在与本质相区别这一基础之上，建立在人的存在已脱离存在的本质这一事实上”。[4]（P187）并且，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基础，不过马克思“避免给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认为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实体。”[8]（P30-31）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马克思始终没有给“人的本质”框定一个抽象的、逻辑的定义，我们只能从他的不同著作中分析出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如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考察人的本质的合理角度等等。关于人的创造性的潜能，马克思始终是结合现实生活进行说明的，并且强调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过程中来实现人的本质。按照这样的思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人的本质在历史进程中的现实表现，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这些矛盾的解决仍要以人的本质为形上目标，它们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因此马克思是从预设的人的本质出发考察社会发展，还是从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人的异化，②这二者并不是尖锐的对立关系，实际上这两个角度贯穿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这一方式正是形上关照与形下操作的相互体证。

如果说马克思异化理论以人为落脚点，马克思哲学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取向，那么这个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有着怎样的不同？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在与《手稿》同期完成并一直作为《手稿》单行本附录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的理解：“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3]（P170-171）这里马克思仍然延用了很有费尔巴哈特征的“类活动和类精神”，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地分辨出他们二人关于人的本质的差别：费尔巴哈人的本质之所以具有抽象性，在于它脱离了人的现实活动而表现为普遍的爱；而马克思不仅从“精神”的角度，更从“活动”的角度来谈论“类”，人的本质要通过“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来表现，而社会本质又是通过单个人的活动、生活、享受、财富等来充分表现。可见，马克思从没有脱离人的现实活动谈论抽象的人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是在马克思早期的研究中，“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着丰富内涵的。

既然如此，以上述“人的本质”为依托的“人道主义”当然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道德义愤”，马克思的《手稿》就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甚至考虑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等历史情况下，深入地分析了不仅是工人的，更包括资本家在内的人的异化状态。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评价尺度是既包含人的价值取向原则又包含历史评价尺度的双向原则。从人的理想性生存的形上角度而言，人有自己的“人性之善”，人道主义以实现人的本质为旨归；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角度而言，每个人都参与了“历史之真”，人道主义以推动历史进步为目标。但“人性之善”与“历史之真”往往并不同步，实际上它们经常发生二律背反式的冲突，因此马克思才把由此引发的“异化”称作是“历史之谜”。正如张奎良先生所理解的那样，马克思“用‘异化劳动’这个总体性的概念，表征了社会进步与人的价值贬损的同行并存的事实”。[9]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体现了历史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把人的价值放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但这其中始终贯穿这样的精神：历史的终点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共产主义作为对异化的扬弃，就是人性之善与历史之真的统一。

三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讨论中，还有一个问题令众多学者不安，那就是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的问题。这种争论在学术上体现了人们对异化的理解上的偏差，在政治上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现实社会投射了理想性的理解。时至今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时争论的一方所拒斥的现象发生了：环境污染、能源耗费、贫富分化，人在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却没有感到幸福的相应增长，反而时常觉得焦虑紧张、空虚无聊。针对上述现象，我们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并把“以人为本”作为其首要原则。以人为本就意味着不是以物为本、以金钱为本，而是以这些外在表现背后的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为本。当“社会发展”被具体化为“经济发展”，并以物质财富作为衡量标准的情况下，而且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覆盖人的所有活动领域时，人将不可避免地被物异化。我们不禁思考这样的问题：异化与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马克思在研究异化产生的原因时已做出了回答。他从两个方面探讨了这个原因，其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其二是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其中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也就是异化产生的直接根源，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异化现象。

关于私有制与异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接下来写到：“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3]（P61）这即是说，外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但私有财产的产生又加剧了劳动异化的程度，正如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的那样，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相互影响，互相助长。这样就不能说私有制是异化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外化劳动如何转变为异化劳动？又如何产生私有财产？这就涉及到异化产生的另一方面原因：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分工。马克思在《形态》中对此解释是这样的：分工即意味着劳动的不同及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由此也就产生了所有制。[10]（P36-37）社会分工的后果，借用黑格尔早期研究经济问题的《实在哲学》中的话说，它使人“不再生产他所需求的东西，他不再需求他所生产的东西。”[11]（P357）我们知道，分工所带来的个人生产领域的缩小和固定，以及因此必然发生的交换，必然导致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的集中，以及相应的劳动与资本的分裂。这样，对象化的劳动在分工作用下，转变为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也随之产生。分工致使人的劳动成为与他自己相对立的力量而反过来驱使人自身，因此马克思把它视为异化产生的直接根源。

既然异化产生于社会分工，市场经济在非但没有取消这种分工，反而对交换的强调更为突出的情况下，异化的发生就是一种必然。对此，杨魁森先生曾用“物化的时代”来概括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并给出了深刻透彻的分析。[12]我们知道，交换的前提是把个人的具体劳动抽象为普遍劳动，个人特点完全淹没在统一规模的商品生产中，而且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商品，在大规模的生产交换中将成为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于是经济的力量反过来控制了人自身。这样，异化就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它将与人类的分工、交换相始终，直到共产主义完成对异化的全面扬弃。不过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对此如临大敌，因为异化并不仅仅具有否定意义，它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忽视。正如前文所言，这个“历史之谜”的悖论性质，要求我们对它的评判必须坚持价值与历史相统一的双向原则。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和异化的扬弃问题时指出，异化只有伴随交往的扩大，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发生，共产主义才得以真正实现。[13]（P39-40）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分工所带来的劳动异化，及其基础上的其他领域的异化现象都是历史进步的标志，而每一种具体异化形态的扬弃正是历史继续前进的动力。只要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去生存，只要人的分工不是出于自愿，异化就是人类的必然命运，因此异化的扬弃也是这一过程的永恒主题。“异化——扬弃——异化”这个运动公式的全部过程和最终结果就是共产主义。关于上述异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及其积极作用问题，限于本文主题，拟作他文详细探讨。

虽然异化是历史的必然命运，我们却没有消极对待异化问题的理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以人的价值为形上关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努力实现“以人为本”，这就是为扬弃异化所做的积极努力，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强大力量，同时也是在实现马克思所强调的“减轻和缩短分娩的阵痛”。当然，“以人为本”不是“人类中心论”，应注意避免以人裁制万物，理性的狂妄仍然是自我的迷失。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②胡乔木先生指出，从社会关系出发说明人，还是从人的本质出发说明社会，这是当时争论中的一个根本分歧。参见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载《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