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少数几个国家高等教育优势地位的支配，或者说，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依赖于少数几个国家高等教育的主导。因此，依附的实质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就高等教育而言，谋求发展的惟一出路在于：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国际化的潮流。中国的高等教育只能在不平等的竞争中走向国际化，让世界的成为中国的，让中国的成为世界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两大战略目标。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依附发展；学术殖民

和经济一样，世界高等教育也呈现一种“中心一边缘”格局，"‘中心’变得越来越强大并占主导地位，而‘边缘’则处于过渡态势，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明显。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在充满竞争的全球化条件下，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毫无疑问，处于中心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它们控制着绝大部分原创性知识及高技术产品，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支持，缺乏学术传统，缺乏学术大师，在相当多的学科里所做的相当多的工作是传授知识和学术模仿。一方面是边缘国家在努力寻找本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是中心国家需要输出并进而统一世界高等教育的标准、价值、语言，以进一步巩固其中心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等教育同样是经济成长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保护民族文化的根基，坚守高等教育的本土特色是众多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问题是，什么样的发展策略有成功的最大可能性，有最好的速度性能？

“殖民”的概念，对于“边缘”国家，更多地被联想到并引起共鸣的是主权丧失后的民族屈辱。对于中华民族更是意味着国家分裂，战乱连连，民不聊生。有学者认为，学术殖民是文化殖民的一部分，文化殖民是经济殖民和军事殖民的继续，发端于巧世纪末的欧洲国家殖民扩张。问题的实质在于，时至今日，当我们用于学术领域，“殖民”的内涵和背景是否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种“殖民”中，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将失去什么？得到什么？

依附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巴西著名社会学家卡多佐认为，依附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在依附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边缘国家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运作下，与中心国家建立起某种相互利益关系，有可能获得“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也就是说，对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在依附中发展，有可能走向半边缘，走向中心。“美国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不到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无疑还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知识殖民地。在美国很少进行原创性研究，如果仅靠在国内学习是不可能达到研究和学术的顶峰的。但通过采用德国新出现的注重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学术模式，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资金，培育能通过应用研究和发展而满足国家及地方需要（并因此获得越来越多财政资助）的学术系统，并逐步建设学术基础设施，半个世纪过后，美国终于能够建起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系统,,[2]

怎样定义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依附（dePend-ence)"？桑托斯（Santos）指出：“依附是一种制约环境尸’〕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少数几个国家高等教育优势地位的支配，或者说，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依赖于少数几个国家高等教育主导。因此，依附的实质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我们可以选择发展的道路，却无法选择发展的环境。只要存在“中心”和“边缘”,就存在着支配主导派赖从属关系。应该指出，高等教育领域的依附是多层次的。按照阿尔特巴赫（PhilipG·Altbach）的说法，一部分仅仅传播知识的少从属的”少边缘的”大学，依附于那些创造知识的了有影响力”了中心”的大学。这种“从属”和“有影响力”的比较，既可以是国际间的，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比如中国的重点大学比之于世界一流大学和国内普通大学，就属于“中心”的“边缘，，和“边缘，，的“中心”。

高等教育领域的依附也是双向的。学术模式从中心向边缘的传播，可能促进“从属的”大学的发展，也不断地强化着“有影响力”大学的学术优势，即影响力。“边缘”不断提供着“中心”需要的学术“半成品”，给“中心”注入新的活力。就像一些在中国“有影响力”，在世界处于“边缘”的国内大学，按照来自美国大学的学术标准源源不断地向“中心”提供可能成为一流学术资源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没有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学者，美国大学的“中心”地位完全可能坠落，“中心”的发展依赖于“边缘”。一种如同经济领域的国际化分工出现在高等教育领域，这正是“中心”想要的，也正是“边缘”所不情愿又难以抗拒的。现代学校制度，包括大学制度，主要来自西方，不少是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确实带来了新的文明，但也带来了比枪弹威力更大，作用更持久的文化冲击。时至今日，“针对美国高等教育现实设计的，反映了美国学术系统的历史规范以及价值观［4〕”的学术标准被当成高等教育的“世界黄金标准”[5〕，开始对其他国家的学术项目及院校进行评估。阿尔特巴赫教授认为这是“学术殖民主义在行动”。这种评估不仅将学科知识的分类体系，基本的教育观念和模式，主要的教学内容及技术，而且将表达知识的概念、逻辑括语统一到西方的标准，或者说美国的标准。与“依附发展”类似，但与美国大兵在狂轰滥炸中开进伊拉克不同的是，这类学术殖民形式上并非完全来自“中心”对“边缘”的强迫，很多情况下是“边缘”的自觉自愿，如同波音飞机和转基因大豆贸易一样，“中心”在“公平”的WTO规则下，在收取了巨额费用，获得了垄断利润之后，才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帜下向“边缘”输出，这是“中心”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有时也是“边缘”发展战略的需要。

“认证”的英文原义是指有绝对权威的一方鉴定某一产品或服务是否符合特定的标准或规范的一种行为。发生在经济界的认证早已大行其道，从食品药品等工业产品到各类服务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月及务标准，早已由麦当劳、可口可乐之类的跨国公司推广到全球。人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平静地接受了其影响和控制，改变了生存方式。国家和民众都不太在意150是否侵犯了神圣的国家主权，是否伤害了传统文化。当类似的问题出现在大学，服务本国利益的高等教育由他国来认证，传承民族文化的本国大学就范他人设计的模式，表达本国的学术和文化成果只能用他国的语言和话语，即使没有出让主权也出让了治权，民族意识责任和道义让很多知识分子心绪难平。问题是经济和文化能够分开吗？在经济开放的背景下，“边缘”对“中心”能打一场什么样的民族文化保卫战？在强力保护下的高等教育是否真的能够长久地传承我们引以为傲的民族文化？经济领域，可以在等价交换的口号下进行不公平的贸易，高等教育领域能奢望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平等交流吗？

问题的确不在于“边缘”大学由谁来认证，而在于用什么标准来认证，从文化自主自觉的意识出发，我们当然希望认证的准则符合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利益，成为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载体。然而，我们所定义的学术殖民，不仅仅是一个教育行为，从动力机制上看，更是一种市场行为，高等教育已经纳入了wTO的贸易规则体系，“在这些变革了的环境中，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私营部门中，商业驱动的人们会关注自身，以确保‘知识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如果这些利益群体大行其道，高等教育从各方面来说都会恰似香蕉或航空公司一样服从自由贸易规则川6〕，而且“高等教育贸易比香蕉贸易更难以制度化。”[7〕当然，“文化、知识的独立和公民社会价值观的保护与汽车的自由贸易和大豆公平进入市场不是简单地处在同一层次上尸“〕如同反对盗版某个会计软件与保护一个教育体系不能等量齐观。借助市场的力量推进学术殖民，是“中心”国家攻城掠地的新式武器，“边缘”国家的大学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除了选择主动合作，是难以组织像样的抵抗的。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各民族特有的问题，人类还有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协调洽作。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世界也只有一个共同的环境体系，电视直播让局部战争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互联网让每一个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瞬间穿越国界进入千万个家庭。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已经密不可分，没有其他民族的进步，任何一个民族的进步都不可能走得太远。说到底，经济基础是决定高等教育最终走向的核心力量，面向全球开放的市场经济，既不可能保护一个封闭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不可能支撑一个缺乏效率的高等教育体系。反之，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国际化的高等教育系统来支持，如果没有，它就会造就一个。

克拉克·科尔认为，本质上，大学是一个生活在民族国家里的国际性机构，知识的领域有三类：一是具有全球一致性的领域，如数学科学J程；二是具有文化内部相似性的领域，如古典文学、文化史；三是具有国家内部特殊性的领域，如家庭法社会福利等［9〕。就全球一致性的领域而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不随“中心”或“边缘”而改变，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心”认识得更早，理解得更清楚。“边缘”完全不需要再来一次漫长的，有时也是昂贵的发明或发现，拿来主义应该是一个更有效的选择。就文化内部相似性的领域而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应该是相通的，在碰撞中交流，在交流中发展，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显现个性、保持特色。就国家内部特殊性的领域而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应该是相互影响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民族的、优秀的，就是世界的，向世界学习，为国家服务，目的首先是国家的，过程是国际的，当然也是世界的。对于高等教育，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包括高等教育的过程，特别是高深学问的传授过程，有不少规律是共同的、客观的，从这些意义出发，承认“中心”的优势地位，未尝不是一种现实而科学的态度。

发展中国家通过依附发展能走向高等教育国际化吗？“边缘”可以选择独立于“中心”的自主发展道路吗？拉丁美洲学者最初提出的依附理论认为，依附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边缘”要发展，必须割断与“中心”的联系。但是，近50年前根据拉丁美洲情况提出的理论，即使在经济领域也不符合东方的实际，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都选择了在依附中发展；同时，过于强调外因，忽视内因的早期依附理论，无法解释今天的世界。“大学的历史传统是某一种西方传统，几乎与第三世界的知识或教育传统没有什么关系。”“不管其政治思想或取向如何，还没有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的大学模式。”[''''0］阿尔特巴赫在这里表达的如果不是傲慢，就是实情。

对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观念层面，有学者［川归纳为三大特点，即发展视野上突破国界与着眼于世界的开放性；发展内容上注重各国经验和趋势的同一性或共同性；发展目标和水平上追求现代性和先进性。操作层面有师资、学生、课程、教学资源及方法科学研究课题抨价指标体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们所指的“依附发展”，就是在主观上为了满足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客观上也促进“中心”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下，主动跟踪学习选择、消化“中心”国家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结构、知识体系技术方法等，进而创造性地、超常规地发展本国高等教育。因此，国际化的过程，既是同质化的过程，也是多元化的过程；既是外来文化进入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生长、输出的过程，如同佛教进入中国，结果不是中国的佛教化，而是佛教的中国化，我们得到的不是佛教的中国，而是中国的佛教。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对不平等，那是进步必须忍受的代价；我们可能要失去对本国高等教育的部分治权，这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然结果。开放不可能是单向的，不能奢望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午餐，中国的高等教育只能在不平等的竞争中走向国际化。

阿什比认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对高等教育而言，遗传是历史的、民族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环境是现时的、世界的政治、经济次化影响。今天民族的，很多是昨天世界的；今天世界的，可能是明天民族的。有些文明消失了，因为它们没有融入世界；有些文明繁荣了，因为它们包容了世界。民族文化需要大学来传承，更需要大学来创造，关起门来创造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没有充分交流的文化系统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交流中经不起撞击的文化传统，即使强力保护也难以成为民族复兴的支柱。也许赫拉克里特斯说对了，“除了变革以外，没有什么是持久的”。不管是“中心”的还是“边缘”的国家，都需要吸取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给本民族的文化强身健体，大学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转换机构，有足够的胸襟吸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有足够的底气捍卫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宽阔的舞台展现思想的独立性、艺术的完美性学术的创造性。

今天，就文化而言，就高等教育而言，谋求发展的路只剩一条，即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国际化的潮流。我们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往往分布在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已不可能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上去。国家间的平等公平互惠互利，是建立在综合国力基础上的，’除慨激昂的理论次愤填膺的情绪都无济于事。阿尔特巴赫教授的观点可以让我们清醒，但不等于我们有很多选择。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目标无非是两个，一是让世界的成为中国的，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中心”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经过全社会，特别是大学的努力，将这些文化成果转化成本土文化的新鲜血液，为中华文化，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固本强基。二是让中国的成为世界的，中华文化，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克服封闭的排斥的弱者心态，勇敢地走向世界，我们的文化远不是我们忧虑的那般脆弱，不必担心失去低水平的特色，因为这样的特色没有存在的意义；不必担心失去不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教育制度和结构，因为这样的制度和结构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不必担心失去经不起冲击和碰撞的文化传统，涅磐之后是文化传统的新生。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部历史都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一点没有文化传统是不行的，仅有文化传统是不够的，每一次面向世界，主要是面向“中心”国家的开放，哪怕是不平等条件下的“拿来主义”（如清华大学等），都促进了中国的学术发展，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