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究竟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谈点看法。也不一定对，特别最近我觉得我们要高度注意一下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从1992年开始的，回顾一下，因为我一直经历这个过程，但开始可能是1985年算起，85年国务院有个文件，但是85年到92年在闹学潮，所以学校很多事和教育界很多工作都没法做，所以真正开始是1992年，是第四次高教会。这一轮的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今天不仔细讲。

第一个就是体制和结构的大调整，第二个阶段就是大的发展阶段，今天可不可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个人觉得会比较长，任务也比较艰巨。另外，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阶段，还会有改革，还会有发展，也就是说还会有体制结构方面的调整和改革，也还会有规模的一些发展，但是主体上应该是提高质量。第一阶段大家知道，体制结构的调整，当年是瞄准什么问题呢？记得当年我们也组织过很多的研究，全国也有一个大的几乎是包含了所有我们国家主要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团，包括在座的潘老和蔡教授都是当时的主要成员。每年大家都要进行一次到两次的讨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什么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怎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带来的体制结构，包括制度方面的毛病。同志在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特别提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提出来“体制改革是关键”。所以中国高等教育第四次高教会以后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也包括第四次高教会议上讨论的，就是如何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也包括结构和运行的一些制度。应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经过一段的讨论，最后明确了两个字，一个叫“包”，一个叫“统”，一切由国家“包”下来，一切由政府“统”起来。一包二统，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打破这个“一包二统”。大家知道，我们的大学是包上大学，我有时候还很高兴，特别在留学的时候碰上台湾的一些学生，给他们说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连我们出国都是公费，国家都包下来了；大学生毕业以后叫“包分配”，由班主任宣布到哪去，大家就各奔东西，叫“包分配”,所以归纳一下“包”和“统”是很多的。一切都由政府“统”起来，学校办学的经费完全由国家统起来，办什么学校，学校怎么办，学生上学不要钱，连水电费都不用交等等。大家总结一下，“包”字和“统”字在当时是我们办学的最大的特色。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重要就是要打破“包”和“统”，这就是我们当时总的一个指导思想。所以，现在我们一开始把统一分配改成就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几年分配的形势不大好，但是分配改成就业以后，我们的体制改革已经到位。另外我们的学生要交费，过去不用交费呀，这件事情最近攻的比较多，甚至有人写文章说医辽体制改革已经失败了，那教育改革呢，打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意思是教育改革也要失败了。我也在想，医辽体制改革我不太懂，我只知道当时岚清同志首先在一点一点地抓医辽改革。当然他们怎么改，我不是很清楚，教育改革难道一下就否定掉了？几个人写篇文章就能把我们打倒吗？我们能回到过去吗？另外这么多合并的学校都解散吗？就业再改成统一分配？这个行不行呢？我看谁要做到这件事情，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它不是在一个小报上写篇文章，打个大问号就能做到的，所以大家也要坚定信心。

大家回顾一下交费的改革，中央台找我访问过，后来没播，我第一句话就说交费的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成功的改革，当然这句话他同意不同意我不清楚。大家想想如果没有这个交费的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发展到现在吗？学校能成为社会上大家觉得比较好的、很愿来的单位吗，能招那么多的学生来吗？两千万大学生，如果没有交费的改革这不大可能。这个交费改革在当时也有很多思想斗争，现在回顾起来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刚才我说我在台湾留学时给台湾学生说过我们上学不用交费，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夸下海口，并且我自己讲起来很兴奋，我说我上学一分钱家里都没拿过，台湾学生还不相信。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完全由国家包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什么时候能发展到一个像样的规模？什么时候能让高等教育资源比较宽松一点？我记得1992年我参加一个党建会，这个党建会按道理应该讨论党的建设，当时我是高教司的司长，我去旁听，讨论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转入到讨论经费，后来我说你这个党委书记怎么也讨论起经费来呢？大家想想在92年、93年学校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投入”，所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如果仍然是由国家包下来的，不大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国外也不是所有的学校都交费。我就问过英国的教育部长，他们就不是所有的都交费，有个别的是象征性的，包括欧洲的有些国家。我们派一些同志去日本，日本的教育部长就讲交费这个问题，说，“你们走到我们资本主义前头去了”。当然他不是说所有的国家，只有一部分的国家。这个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怎么办，后来就提出来是要交费。交费的话，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哪去了呢？后来大家经过讨论，讨论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体现在使我们的贫困学生不能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失学。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年我在电视里讲了一句话，不要让一个学生失学。对于这句话，后来也有些学校质问我，他说你说不要让一个学生失学，现在我们好多学生不交费，拖欠费用，你拖欠工资，他拖欠学费，怎么办？（当然也有很多学校采取了措施，让能交的起的学生的交了学费）。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交费试点，4年功夫，两年多的试点，还有一年多的铺开，成功的改革，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经过四年的试点改革工作，全国统一了思想，全面配合，全体学生交费上学。这件事情现在我估计很多同志并不是十分理解，如果没有交费的改革，现在我们的扩招是不大可能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学校的发展，是利用了学生交费这一部分。由于学杂费的交费，又带来了住宿费一千多元钱的交费，所以又带来了扩大规模的住宿问题，后来搞了后勤的社会化等等也基本解决了。所以交费改革，大家很好地理解一下，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一些学校，政府给它两千五百万或三千万，而它的学费就收了快一亿。那些对这些中小学校来说，就是不得了的事情。我觉得全国高教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没有收费这项改革，我们高等教育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发展，另外这也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大家都搞教育研究，这叫成本分担原理吧，我不太懂这个，这也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非义务教育阶段嘛。非义务阶段是可以收费的，但没讲非义务教育阶段就一定收费，不敢讲这句话，因为没研究透。所以进行交费的改革，这个交费改革是交多了还是交少了，我认为我了解的，大部分地区是适应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的。

现在问题在哪里呢？两条，第一，我们怎么保障贫困学生的上学问题？国家采取很多措施，像银行贷款，朱镕基同志当时给银行讲得是苦口婆心呀。中国的事也难办，因为朱镕基同志叫他们做的事也不止这一件，虽然苦口婆心让他们搞贷款，但是仍然有些省市不听话。而且这个贷款过程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不交费啊，学校和银行扯点皮呀等等。我们有的银行，有的县的银行，宁愿呆账，变成死账也不去执行，因为那样可能个别人会有回扣，而学生贷款他没有这条，所有表现得不是特别积极。另外，还有一些认识问题，就是确实学生贷款也可能有很多困难，比如学生这么多都走了，到期怎么交回呀。所以多年来国家对贷款采取了很多措施，岚清同志管财政，他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推进这件事情的。另外学校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我们当时有句话叫“凑富济贫”（当然现在看并不一定很合适，就是大家交了钱，拿出一部分给贫困学生），绿色通道，吃饭发饭票呀（吃饭给学生发饭票不发钱，为什么不发钱，怕发了钱寄回家，所以不发钱，发饭票）等等措施。应当说这么多年来没有因为学生吃不上饭或者怎么样上告或小字报什么的，据我了解是这样的。我记得当年在五几年上高中的时候，我交不起学费，就“停餐”呀，当时有个词叫“停餐”，就是你没交餐费的时候，就停你吃饭，贴个布告——“周远清从今天中午开始停止用餐”，这叫停餐呀。那怎么办呢，我就去睡觉，不止一个人，好几个我们这些吃不上饭的，睡觉睡了一天，班主任就来找你，说我是不是给你担保下，恢复吃饭，不是一次两次啦，我们这几年没出现这个吧。

第二个就是政府加大投入的问题，就是说政府的投入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扩招以后，各级政府（并不是所有的，有个别的）并没有按原来规定加强投入。我可以举个例子，有的省原来的生均经费是六千多，现在扩招以后，他并没有给扩招的学生下生均经费，还是原来的。这不是说增加一百个人就增加一百个生均经费，所以最后人多了，平均一下，政府的投入就大幅度下降了，变成了两千多或三千多。所以现在也有的省市考虑要按生均的投入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的记者看到这些没有，我是到处宣传这些。

如果我们的各级政府按原来的规定继续加大投入的话，我估计我们的状况会比原来的要好。现在经济问题上也有一些隐患，这个问题我不再多讲了。因为攻的最多的就是交费这个问题，大家还有一些关于合并呀，中央学校下放呀等等，这些也有，得慢慢来，比原来少，最厉害的是开始那几年。为什么合并呀，大家可能有很多同志说那个学校的老师反映合并以后怎么不行呀，也是有的，但大部分都是说好的。也有的人说这些人碰上你以后都是说好话的，其实现在对我说好话没用的，我现在已退役了，我是退役干部了，有时候有些老朋友还是可以谈上心的，应该说绝大多数合并以后没有太大问题的，并且有不少的学校现在已经开始急剧的上升了。为什么合并就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更加融合起来，可以解决我们过去叫的人文教育过弱的问题？最近钱学森同志也在说我们高等教育的一些毛病，就是我们高等教育科类比校单一，学校里头，各个学科的交叉，校长的事业、教授的事业都比较窄，何况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因为我们很难有高水平的学者，所以就进行了一些合并。也有的人反过来就对我们讲，“你们合并是围绕越大越好”。其实我早就说过我们大家都是从学校来的，谁会去相信学校就越大越好，学生越多就水平越高？我们主要是为了解决52年院系调整以后，我们国家所有的学校都是文、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单独办校，今天我就不仔细讲了。这些改革我们当时归纳为五大体制改革，应当说这些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甚至是历史性的成绩，如果没有这些改革，特别是有些改革，比如说学校如果不调整，都是科类单一的，我不知道我这个话对不对，我个人的体会是：学校长期处于单科性的话，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能没希望，适应不了高等教育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第一阶段，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些。

第二阶段是大发展，我们1990年在校学生190万，92年我到教育部去以后，当时师生比是1比9，一个老师培养九个学生。现在很多学校跟我说他们学校是微型学校，在学校划一个火柴可以转好几圈，转三圈，就六七百学生。长期是这样，效率很低，所以在92年的高教会上提出“规模有较大发展”。大家可能没有人仔细钻研，“较大发展”这在当时也是经过来回的反复的考虑，有很多同志说这个“较大发展”是不是提得合适，是不是该提个“更大的发展”，但多数人认为“较大的发展”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当时提出“规模较大发展，质量上一个台阶，结构更加合理，效益明显提高”十六字方针，并且提出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同发展。据笛梅同志考察“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同发展”是我们教育部先提出来的，后来很多部门用了这个方针。“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同发展”这个口号有两年也不大香，现在开始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家慢慢又都重新来理解这里头的意思。

第二阶段大发展，这个大家都经历了，眼前的我就不仔细讲了。为什么有一个大的发展？两条，第一，中国人一般是一个大改革以后必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好像是一个是客观规律。如果按照哲学上讲，生产关系得到解放以后，生产力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另外，当时92年高教会也是希望有个较大发展，当然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大家的看法不完全一样。第二，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现有的状况已经确实满足不了大家对上大学的愿望和需求。所以那年的全教会一开完，规模很快就上去了，得到了一个很大发展。应该说这个发展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哪个学校因为发展了以后，住不上或者是吃不上而闹学潮。当然还带来很多问题，这需要我们今后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我们经过大改革，经过大发展以后，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一个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阶段。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十一五”规划非常明确地对高等教育提出两句话而且就这么两句话，“高等教育提高质量”，“要促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建设”这两个。“十一五”规划是经过很多专家最后讨论出来的，这就非常明确了我们国家在“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的任务，这是国家的决策。同志在接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的代表时讲了三句话，“要巩固和提高基础教育的普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就教育部来说，这多年来都在呼吁采取措施，所以开了第二次教学工作会议，还搞了个名师工程、精品课程，最近教育部党组决定五年要评一次教学评估，当然也有些学校哇哇直叫，但是这是教育部采取的措施来提高教育质量。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江苏省由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会议，正式提出建立教育强省，并且有很多措施，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高等教育就是一句话“提高质量”，由过去的大发展转到现在的质量大提高。并且上次还专门开了一个建立高等教育强省论坛，我也去了，好多同志都去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也是一个信号，我们地方政府首先提出来建立强省，教育的强省，高等教育的强省，还举行论坛，并且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浙江省也由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我说的这些都不是哪个单位或者哪个领导的讲话，而是省委省政府正式做出决定的，作为今后的一个目标，建立教育的强省。浙江也是省委、省政府正式做出决定建立教育强省，并且我看到他们很多措施，比如学科建设投多少亿、什么什么投多少，都是有一定的措施的。这个措施够不够，那是进一步的问题。我是鼓励要建立高等教育强省的，多年以前就写过文章，并且我认为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就是要建立高等教育的强省。当看到两省提出的这个目标，并且很有些措施，我觉得非常高兴，这样有利于大家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目标。

这个新的阶段主要抓什么，思路是什么，我今天提出来了，如果大家同意，如果觉得是一个问题，我也希望大家都来研究。21世纪走到今天，我们新的“十一五”规划出来了。另外中央最近又开了一个职教的会议，特别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这个职教的会议绝不是职教本身。头两天我在中华职教社的一个会上，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也说了，这绝不是职教本身。我们这一届政府，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的第一个会就是职教，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要投入一百个亿。好像当年基础教育普九国家就是一百个亿，现在为了发展职教，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要投入一百个亿，这是很大的力度，并且是作为国家的一个重大的方针来解决。我是非常赞成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头几年，至立来的时候，我们座谈的时候，我就特别讲了，我说基础教育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普九”，至少现在是这样，高等教育的目标也是非常清楚的，“提高质量”。中等职业教育怎么办，在我们国家是个大问题，并且这是我们中国教育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发展基础教育，是发展高等教育重要的一环。所以周济同志提出来今后每年要增加一百万，在几年之内要争取中等职业教育里的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是1比1，现在是6比4。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是涉及到我们的教育能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能不能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很缺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过去我在实验室，我们就有几个实验员，这几个实验员一般都是中技毕业或中专毕业，大家要有问题，仪器的问题，或者实验过程中的问题解释不了或仪器坏了，都去请教他们，并且大家对他们的尊重，并不亚于对教授副教授的尊重。我想工厂企业也有这个问题，缺乏这个，你想工人技工用车床车这个圆，那就是成为全厂很大的、很震动的事情，他们的地位都很高。现在我们很多产品的质量上不去，我们很多产品的质量不行，我看跟这个中等职业教育有很大关系。历史上，很多国家在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会有点动摇，头几年，有一种舆论要大力发展高中，因为大学发展以后，高中毕业生就不够了，这只是一时的。中专最后变成了家具展览会什么的，很多地方的中专都垮了。中等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中等职业教育，它涉及到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并且会影响高等教育的结构。

所以综合这些看，我觉得我们高等教育是否进入到这么一个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阶段呢？这里面的思路我想有两条，不知道对不对。第一，就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质量意识。这个科学发展观，我一再讲，我个人是非常得兴奋，心里感觉非常高兴，多年来在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如果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去解决，我觉得我们的改革发展会更顺利地过，所以对科学发展观的提法，我是由衷的高兴，我想很多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贯彻科学发展观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数量、轻质量。大家可以回顾回顾，92年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要提高数量很容易、很快，放松政策、一号召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后来也证明了这个。但是从发展来说，大家比较容易重数量的发展，你看这几年这个数量的发展很快就翻了好几翻，并且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现在有的省市刹也刹不住，今年增加的量还很大，并且很多数字还不是特别准确。科学发展观比较全面，所以过去重数量、轻质量的这种观念我觉得逐渐逐渐要来解决。很多报纸上也讲，地方官员数量作为政绩，容易看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一种观念，多年来形成重数量轻质量的观念。这个要根除不是短时间，但是我们总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科学发展观，是非科学发展观。

重智育轻德育，重普教轻职教，这是我在中华职教社讲的，大家觉得念普教很神气，很好，念职教就低人一等，所以中国的职业教育，是非科学发展观，观念上就这样，你要转变那个观念都很难，这就是一种非科学的发展观。

重科研轻教学，一谈到学校提高质量，就有一个重科研轻教学。很多教育稍微发达一点的国家，他的教授和名教授或有名的专家是愿意去讲的。中国就是这样，有些搞科研的教授，他还讲不好课程。我在学校当过教务处处长，系主任，当过教研室主任，我也很清楚，有的人他虽然是大教授，但是你让他讲课他还讲不好，为什么呢？这就是长期重科研轻教学的结果。留学生绝大部分在国外没有受到教学工作的熏陶，当年出去培训主要是科学研究。我感到这几年，在教育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回到学校，一了解，一些有名的老教授，过去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的都退下去了。大家在科研上拿了多少奖金，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的人越来越多，但学生反映真正终身受益匪浅的这样的课不是很多。重科研轻教学、重智轻德，重理轻文，也是教育的很大问题。其实这几年我们的很多措施，包括文化素质教育也好，包括我们调整专业目录也好，包括我们合并学校也好，包括提倡文化素质教育也好，都是为了解决我们过去人文教育过弱的问题。

重普教、轻职教的事情，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之中，不要认为我们就没事，都有转变观念的问题。我觉得这次五中全会提得非常好，转变发展观念，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概念，“我们要转变发展观念”，我看没几个人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没几个提到要转变自己的发展观念，哪个方面的发展观念，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同发展。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究竟规模、质量、结构、效益怎么协同发展，也还没有听到哪一个研究所、哪一个单位对这个的研究很有见解。一般都是随着现在政府要我们改革了，大家就改革，要发展了，就大力发展，这种状态比较多。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同发展到底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还有什么新的思路，如果是对，怎么去贯彻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同发展？今后能不能贯彻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同发展的方针，比如说，结构的调整，我在讲这次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们认为是对的，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这不是今天的看法，是过去常提的一贯的看法，我看到中等学校都变成其它的，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如果说对，这个在中国教育结构调整就有重要的作用，我们自身的高等教育结构，头几年我们讲专业结构，专业结构的一些提法也不一定准确，平时我是觉得整个国家专业结构，是专业目录决定的，你学校是不能调整这个结构的。我们定了多少目录，过去是800个，后来到500个，现在到249个。我曾经夸下海口，如果我还在位，我要再调整，调整到一百多个，但是当时也没想得非常透，调整到一百多是对还是不对，但总的趋势就是不要使这个专业数量太多，这样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近听说又发展了很多很细的专业，这个思路是对还是不对，现在据说有很多很细的专业也冒出来了，这是一个专业结构；各个省有一个人才培养结构，就是说我这个省按照国家专业目录，哪些专业应该多培养，哪些专业应该少培养，有的省就业就很困难你就应该减少这个专业的招生。过去包括现在也有的省是这么做的，信息哪些专业现在就业不好，有利于引导，去调整。学校是专业师资结构，现在我们控制得也不够，国外很多是用钱，你要办这个专业就给你钱，没给你钱你就办不起来，方法也是很多的。不管怎样，我要办了就办了，原来我们也有很多评审的机构，这些评审的机构也还起作用，但很多地方不听这个，一个副教授都没有，他就办起了一个专业来。学校不是什么专业都得设置，根据你的优势学科和与你优势学科相近的一些专业来设置，所以我这里有三个结构：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专业设置结构。我记得有一段讨论都是专业结构，其实各家都有各家的责任，各家认真研究好自己这方面的结构调整。人才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国家各种类型，也是个很大问题，特别是扩招以后，文科招收就很多，类似文科的一些学校增长也很多，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主要还是没有人很认真地研究研究，调查调查。对于地区结构，我们这几年也做了一些调整，但这些调整显得很困难。专业的布局结构，这个机构调整也还是很大的问题。规模、质量、结构、效益，规模我就不讲了，学校总的规模是很大了，这个时候，效益是高了还是低了，我也说不清楚。但终究呢，我自己感觉到在未来的几年，现在社会的热点在交费的多少呀、是不是乱收费呀、就业很困难啦等等。过两年以后，可能社会的热点就会转到我们的质量上来。但这个质量呢，因为各个类型的学校有不同的模式，它也需要来改变这些培养的模式，来更好地提高质量。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同发展，要多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有些学校这些问题也有，它不是像整个国家那样。上次科学发展观发表以后，中央这个精神发表以后，我们找过一些老校长和在任的一些校长座谈，最后讨论来讨论去，高等教育怎么贯彻科学发展观，最后一致的意见，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同发展。所以我觉得大家经过多年归纳总结出来，可能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讨。我记得过去我们提过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在座的很多同志都知道，把一个体制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水平更高、效益更高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提过要建设一个高等教育强国，但21世纪究竟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不是非常清楚。经过科学发展观发表以后，我就深感到，从内心感到，从我多年工作的经历碰到的问题感到，科学发展观就是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要遵循的一条思路，这个阶段就是要完善体制改革、深化教学改革、强化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我们在上一段，体制机构大改革这一阶段，曾提出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是先导。大家知道，这个先导是后来加上的，前两句话是第四次高教会提的。新阶段，就是这一段应该遵循什么呢，我想来想去，主要还是三方面的问题：一个完善体制改革，就是体制怎么办，体制结构怎么办；第二个教学，说教学就是提高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教育思想观念怎么改革，我也写过文章，不一定对。未来我们要明确的一个思路，深化教学改革，强化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首先要完善体制改革，这是十六大的精神，十六大讲，2020年前，我们国家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开放。所以我们有一个完善体制改革，我觉得这几年，有些人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引起大家议论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原因。要从我们主观上讲，就是我们对完善体制改革做得不够，我不知道这个话对不对。我记得政府在交接的时候，我是因为管这个体制改革，多次提出，几次提？四次提过，甚至至立同志讲，远清同志对这个体制改革非常重视，要有人管这个，要完善。因为当年是个大的改革，主要的到位，但是很多的问题没解决。从中央学校到地方，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包括经济上的问题、财务上的问题，包括医学院校还有一些问题，这个当年就知道，但没有精力去解决。交费的问题，究竟交多少，要不要立个法？各级政府应该怎么来贯彻，交费改革应该收多少？这些问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去完善，多了，今天也不可能说完。所以有一个完善体制改革，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还在做，比如我们提出医学院校，卫生部也正在调查，一些好医学院校应该在重要的大学里比较好。清华大学也正在建，医学院正在发展。最近我问他们清华大学怎么想，他们讲，未来的十来年，知识的新增长点主要是医学、医药和其它学科上。日本现在调整，在合并，大家看看，所以这个合并院校，这些学校学科更加综合点，我们口号是这样。所以有条件的学校使学校更加综合一点，是我们合并的宗旨。

有人说，你们搞巨无霸，刮合并风，好像学校是越大越好，没这种事情。我开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专门讲这个，但有个别学校是不是办大了，有。这就是中国的事情不完全是你的思路决定的，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包括行政、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会使个别学校办大的，这就是我对个别学校办大的看法。完善体制改革、深化教学改革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怎么深化，我们在上一个阶段，跨世纪的阶段，抓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曾总结了教学上的五大毛病：专业面过窄、教学内容偏旧、外语水平偏低，人文教育过弱、培养人才模式单一。应该说我们围绕这五大问题都做过工作。专业面过窄我们调整了专业目录，教学内容偏旧，搞了一个21世纪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人文教育过弱，我们开展了人文素质教育，等等都做了。那下一步怎么办？特别是21世纪教学内容作为一个重点和难点。最近我们出版社开了两个报告会，物理教育的报告会，我也去参加了，很多老师，都八十多岁了，也来了，讲他的体会。原来准备200多人，来了600多人，反映出一种教学改革的积极性。所以我说，比当年改革条件好多了。当年为了面向20世纪的教学内容课程体制改革，在筹措资金时，有时要十万、二十万请求出版社给捐点。最后还是高教社支持了点，现在的条件远不是这样，要筹措几百万，甚至是千百万都不成问题。教师这么高的积极性，200人的会来了600多人，这些都是专业的教师。现在又开了数学，马上接下来是计算机等（会议），要连续开八个、十个，反映出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但是这一阶段，究竟抓什么？过去我们讲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是它的难点和重点，大家认为当时抓的还是对的。这个阶段我个人认为，不知道对不对，建设一个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我们的难点和重点，原因是这几年我们教师队伍退下来以后，教师补充受到了一定限制，原来留学回来以后，在教学上的训练也比较少，加上扩招以后，教师队伍比较缺乏，大量引进了一些新教师，再加上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所以学校的商业气氛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可能是我们这个事情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其它的改革也很难。这个问题，但愿国家也采取些措施，比如名师、优秀教师成果奖等，但是需要加大力度。再一个就是强化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上个阶段如果有体会的话，就感觉到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的重要，所以现在各个学校几乎是所有的学校都有教育思想的讨论会。一两年之内选择一个题目，并且校长们认为办学的理念、办学的思想是尤为重要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强化教育思想的观念的讨论。要没有先进的教学理念，没有先进的教育思想，不可能有先进的高等教育，这就是我今天说的两条：一个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提高质量的意思；第二，完善体制改革、深化教学改革、强化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这一阶段，如果全国各大战线思想明确，共同努力，我相信，在2020年前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会有个更大的发展！

(本文根据录音资料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请勿擅自引用)

周远清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专职委员，国家教委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主抓高等教育改革。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