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工作營將在2012年9月開展，如華中科技大學互動建築研究工作營（武漢/穆威、SamCho、于雷、覃崧，等）。回溯數字建築工作營在中國的組織歷程，2008年暑期，由高岩與徐豐等人組織的北京雙年展參數化班開營；2009年暑期，徐衛國教授開始組織清華大學參數化非綫性建築設計研習班，點燃了數字建築研究和探索在中國的星星之火；在2009年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參數化原型”會議（井敏飛、徐豐、劉延川，等）的進一步推動下，到2010年華南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學三校數字化工作營（穆威、胡、宋剛，等），奠定了數字建築工作營在全國範圍的深入普及。正如南加州大學NeilLeach教授形容的那樣，數字建築研究像病毒一樣，在中國生長蔓延。從2008年到2012年，這些工作營逐漸形成了以下特點。

首先，分布的範圍更廣，并且呈縱深發展。2012年暑期的數字工作營涉及北京、上海、香港、武漢、天津、深圳、青島、沈陽等不同城市的建築院校。作爲國内數字建築研究的領頭人，徐衛國曾經在《時代建築》上撰文，描述當下的數字建築潮流催生了一批“數字新鋭”，他們作爲正在涌現的中國新一代建築師，逐漸嶄露頭角。[1]在一綫建築院校以外，還有一些建築院校也意識到數字建築作爲建築學未來發展的强大潜力。青島理工大學建築學院邀請德國德紹建築學院作爲“外腦”，在郝赤彪院長的大力支持下，青年教師石新宇做了大量有益的教學嘗試。2012年夏天，他們以“場所算法”爲題，以數字建造爲核心内容，讓學生在短短幾天内就掌握了從數字模型到數字建造的流程，并且取得了非常有趣和豐富的成果。

其次，組織的主體和形式發生了深刻變化。2012年暑期的工作營仍然由建築院校爲主體組織，但是水晶石LCD和NCF的研修課程及系列培訓改變了以高等院校爲主體的單一組織模式（之前也有設計院組織的模式）。作爲數次數字工作營的組織者，徐豐意識到短期工作營并不能深入解决數字建築設計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他與RaymondLau、劉延川、佟曉威、NicolausWabnitz、王欣等一起，借鑒英國AA建築聯盟學校的Unit制，在國内率先開展與此相關的類職業培訓教育。研習班采用workshop授課方式，分爲7天和30天兩種，全日制教學周期。課程内容包括設計程序、技術路綫、數字建構、專題理論等。對于徐豐等人來説，如何通過這樣的課程訓練，建立中國自己的AA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和使命。對他們而言，傳授特定的軟件應用技術是基礎，但是使學員掌握參數化設計的技法和研究問題的方法是目的，從這個角度，他們的嘗試開啓了中國“獨立建築教育”可能性的探討。而NCF數字建築設計聯盟組織的參數化建築設計論壇系列培訓的出現，則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數字建築工作營的發展新態勢。NCF數字建築設計聯盟由“NCF參數化設計論壇”發展而來，NCF論壇成立于2009年8月，由祁鵬遠（Skywoolf）創辦，目前共有會員38102人，發帖數243904個，有31個與數字化設計相關的板塊，是中國最早設立也最具影响力的以數字化建築設計爲主要内容的論壇。NCF數字建築設計聯盟是致力于推廣普及數字化設計知識的公益平臺和合作交流平臺，擁有自己的學術研究團隊，在早期匯集了一批數字建築設計愛好者，針對各個領域和專題進行了研究。學術團隊成員在工作之餘組織了數次參數化建築設計論壇培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説，他們的努力體現了數字建築教育“自下而上”的“集群”智慧。

再次，工作營的主題漸趨多元化。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互動建築研習班開啓了對互動多媒體裝置的研究；香港大學的高岩意識到珠江三角洲雄厚的産業資源，選擇深圳數控加工企業瀚海以及資源回收企業萬緑達合作，研究如何將回收材料進行批量數控加工；同濟大學的袁烽和南加州大學的NeilLeach合作，從2011年開始就一直對數字設計與數字化建造提出相應研究主題，2012年他們在上海當代美術館的展覽大獲成功。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究竟是什麽原因促使數字建築工作營以這樣的形式發展起來呢？對于這個問題，則要深入理解當前時代對建築學教育的新需求。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是，大批參與到這個教學過程的教師，都與AA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此對AA如何應對時代新要求的研究應該成爲中國建築學教育必須重視的課題。下面通過BrettSteel對AADRL項目發展初期的回顧，嘗試梳理新的時代到底對建築學教育有何要求，而這些要求又爲何直接促成了2012年暑期數字建築工作營的風起雲涌，及其與傳統建築學教育不同的特色。

第一，全球化之下的建築學教育。全球化是新時代的重要特徵。全球化帶來的是多元和流動的教師團隊，使工作營在深度和廣度上發展，刺激了知識快速交流。像AA這樣的學校，國際化程度特别高。AA大部分學生都是國際學生，老師與客座講師也不斷輪换。而且AA海外課程也非常多，在DRL成立的最初7年間，幾乎100%的學生（包括員工）都參與了海外課程，共有200多位頂尖和新鋭建築師參與到海外課程的教學中。[2]而在2012年中國暑期的數字建築工作營中，據初步統計，外籍教師接近1/3，而幾乎100%的教師具有海外背景。這個簡單的數據反映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建築學教育的國際化特徵。

第二，信息化時代下的建築學教育。信息化時代下，建築學教育應該如何應對？我們首先應該注意到的是，數字建築工作營的工作對象就是信息時代下的建築未來。這種未來使我們面對的研究對象發生變化。正如BrettSteele提到的：“現在Autolisp、MEL、C++就好比英語、西班牙語或者廣東話一樣被經常使用，機器設計系統不僅改變了我們説話的内容，而且正改寫着我們説話的方式。”[2]同時，信息時代還對建築學教育組織形式影响巨大。BrettSteel飽含深情地回憶DRL成立之初，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發展對教學組織模式的影响：“例如，在DRL成立的第一年，互聯的個人電腦就始料未及地普及了。要知道一年前，即便是微軟新發布的windows95操作系統也無法實現電腦（PC）間的穩定互聯。同樣，1996年也見證了一種新的全球協議的興起，即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萬維網。在此一年前，TimBernersLee在瑞士CERN工作時，剛發明了萬維網，最初是爲了實現物理學家之間的協同工作。在DRL設立初期，我們一部分時間花在了鑽墻洞、拉網綫和學習手動配置RJ_45跳綫接口上。從這一刻起，建築師們開始意識到機器設計界面（mechinicdesigninterface）的獨特屬性。轉瞬間，機器設計界面就以商業化的建模應用程序的形式，突然來到建築師的面前。”[2]由于計算機的組織特點，使得這種“鑽墻洞，拉網綫和學習手動配置RJ_45跳綫接口上”的計算機布局過程影响了建築學教育組織模式。而2012年的諸多工作營中，無綫網絡的應用，知識的快速交互，又比有限網絡時代更加促進了教學組織模式的更新。BrettSteel還注意到：“我們工作室另外一個出人意料的變化是座位的排布。令人吃驚的是，高度依賴于網絡非但没有把人們分散開或者疏遠他們的物理距離（從理論上來説，任何形式的網絡都有這一特點，反而讓他們坐得越來越近）我們在DRL裏所看到的是，我們的團隊聚集在一起，以便清楚看到通過共享軟件平臺進行同一項目其他部分操作的合作伙伴的屏幕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工作室的其他人開始關掉頂上的燈光，使他們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屏幕，同時他們也降低聲音，以便清楚地聽到團隊伙伴和别人的對話。”[2]這樣的一種新的工作等級，如同路易斯•康所描述的“學校開始于一個站在樹下的人空間很快形成了，而第一所學校也開始了”。信息時代下，這種新的空間排布也重新定義了“學校”的概念。

那麽，這麽多風起雲涌的數字工作營，給我們怎樣的啓發和鼓勵呢？是否我們會意識到中國需要獨立的建築學教育？是否這些數字建築工作營孕育了中國最早的獨立建築學校的萌芽？抛開單純體制問題不説，如果我們審視烏爾姆設計學院的衰敗，時代的快速轉變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没有對未來前瞻性的探索，再轟轟烈烈的建築學先鋒研究也會成爲明日黄花。可是，就算是明日黄花，2012年暑期的數字建築工作營中必將在中國建築學教育上留下一筆，當然這也許是許多年後的事情了。

作者：肖明慧宋刚单位：广州市竖梁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