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状

目前，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和经济转型的基础，也是中国城镇就业的主要渠道和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如美国68%的财富就来源于制造业，日本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约47%也由制造业提供。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约有1/4的人口从业于制造业，在非制造业部门中，又有约半数人员的工作性质与制造业密切相关。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70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总量比重约20%，位居全球第一。由此表明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1．1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以来，国际分工模式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由产业内国际分工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历程。随着国际分工的逐渐深化，制造业国际分工的边界逐渐由产业部门间转移至产业部门内，从垂直分工发展到水平分工，再从水平分工发展到网络化分工。当代制造业国际分工的边界则表现为价值链，制造业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分工，成为当代制造业国际分工的主流。制造业价值链是指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的提出、到进行研发、再经历不同阶段的生产制造、加工装配、销售及售后服务、废物处理再循环等环节在内的整个价值创造过程。正是由于这种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导致在特定部门或特定产业中，核心跨国公司或跨国垄断巨头对全球该产业或部门的控制加强，使国际分工超越了产业和国家的边界，转向产品内部，处于世界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构成了一个有序集合的价值创造网络。以价值链解构和重整为特征的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为厂商寻求进一步的比较优势和在不同价值链环节寻求更大的经济收益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内在激励作用下，发达国家既重视把位于产品生命周期中较后期阶段的标准化产品阶段的产品“整体性”地向其他国家转移，又重视将在生命周期中处于较前期阶段易于进行标准化生产、规模经济效益显著或对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工资成本比较敏感的生产制造环节向其他国家转移。从产业价值链理论来看，在某一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众多“价值环节”中，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价值链条内部具有价值等级体系特征，按照各个价值环节增值能力可以把整个价值链条划分为若干环节或片断，那些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一般就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整个价值链条的全球治理规则也是由这些核心环节所决定的(如图1)。而且，按照增值能力不同而区分出来的各个价值环节，其对劳动、资本、企业家能力等的禀赋要求和回报也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制造业的国际转移才会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全球范围兴起。

1．2中国制造业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逐渐形成，中国各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积极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施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等方式，使得一大批劳动密集型的、附加价值较低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得到快速成长。中国制造业各行业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这种融入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以及产业内贸易IIT指数等三个指标来反映。一是中国商品出口贸易占国际市场的份额。从1990年至2011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逐步增加，2011年商品出口贸易额达到1898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大幅提高。图2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1990年和1995年分别为1．80%和2．88%，与当时韩国水平相当，但远远落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份额。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1年11月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从2000年～2010年，中国商品出口贸易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分别为3．87%、4．29%、5．03%、5．86%、6．48%、7．31%、8．20%、8．90%、9．60%、10．4%。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11年还未完全消除，但中国商品出口贸易占国际市场份额的比重达到了11%，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分别高于美国2．6%和德国2．7%。此外，在商品出口贸易占国际市场份额方面，中国从2004年～2011年，已经连续8年超过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的份额。二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的变化。RCA指数是用来衡量一国总出口中某类产品所占份额相对于该产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反映一国某种产品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竞争强度。国际经验表明，若一国RCA＞2．5，则具有超强的竞争力;若RCA在1．25～2．5之间，则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若RCA在0．8～1．25之间，则具有一般的竞争力;若RCA＜0．8，则竞争力较弱。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的RCA指数在2002年之前都低于1．25，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只具有一般竞争力，从2003年～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RCA指数一直都是高于1．25，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巴西的RCA指数一直在1．00以下，而印度的RCA指数一直在1．00左右波动，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和印度其制造业RCA指数的总体水平不如中国。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RCA指数既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一直高于韩国等新兴发达经济体，这表明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呈现出了一个加速赶超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趋势。三是产业内贸易指数IIT的波动。产业内贸易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是指同产业中双方国家互有不同质的贸易往来，在统计数据上显示同一类同时存在进口和出口的商品数额，表明在该产业有着互补性的贸易需求，并且越是高位的分类显示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有说服力。ITT的取值范围为［0，1］，IIT=0时，表示没有发生产业内贸易;IIT指数＞0，意味一国同时出口和进口该行业的产品(行业内贸易);界于0～0．25之间为高度垂直分工;界于0．25～0．50之间为垂直分工;界于0．50～0．75之间为水平分工;界于0．75～1．00之间为高度水平分工;IIT=1时，表明产业内进口额与出口额相等;IIT值越大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从表2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产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IIT指数在2001～2003年均呈下降趋势，从2004～2008年，除了对欧盟的IIT指数除外，都呈上升的发展趋势，2008年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伙伴的IIT数值分别达到0．99、0．87、0．79，界于0．75～1．00之间，说明中国与它们之间的水平分工程度较高;与美国、欧盟的IIT数值分别达到0．66、0．62，界于0．50～0．75之间，说明中国与它们之间的水平分工程度相对低一些。国内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使得中国事实上已成为制造业国际转移的最大受惠国。

截至2010年9月，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10600亿美元，利用贷款累计3400亿美元。中国吸收的外商投资，占世界外商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占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与制造业生产环节的大规模移入相伴随，跨国公司正在将其“头脑”功能的某些部分移入中国，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速度也不断加快，联合国国际贸易发展委员会会议的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首选地。截至2010年底，跨国公司在中国各地设立的研发中心超过1200家，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至2012年11月底，仅上海市已经认定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分别达到了350家和393家。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积极吸纳，中国的制造业己深深地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从实际情况看，发达国家企业是大多数全球价值链的领导者，占据着大多数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性环节，支配和治理着全球价值链体系。表3反映了中国部分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地位状况，无论是装备制造业的汽车、飞机和计算机还是传统的建筑陶瓷、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拟或集成电路等众多行业，从中可以发现大部分产品价值链核心环节都掌握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手中。相对而言，由于缺乏对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的控制以及对核心业务的拥有，中国企业不能围绕自己并以己为主地组建全球价值链，只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辅助价值生产环节。由于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尚未形成，尤其是具有领导地位的跨国公司数量少，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被迫处于一种从属、被支配的地位，因而制造业竞争力严重不足，使得中国制造业发展尽管有30多年的发展基础，但大部分产品价值链核心环节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企业手中，中国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企业领导，为其“打工”，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条中只能处于低端徘徊的水平。

2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构建面临的障碍

如前所述，在全球价值链中，附加价值环节高的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环节已经为发达国家所占据，而中国则位于附加价值低的加工组装等环节，要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和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形成，既要正视当前来自发达国家的干涉和封锁，又要面对中国的政府行为及政府间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影响。

2．1发达国家主导的封闭式价值链阻止中国制造企业的进入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数量大而且分布行业广，但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中国本土制造业很难融入到外来资本所主导的封闭式价值链，尤其是外资企业核心产品的关键环节。尽管国内一些对外开放较早且有条件的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通过实施产业链招商引进了完整的产业链，但由于政府的招商往往忽视了本地企业的价值链建设，导致招商越多而本地企业就越处于孤立境地的局面。例如中国各地在大力招商引资过程中，苏州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明基企业落户时，就带来了台湾20多家配套厂商，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向昆山转移。外资企业构成的完整的产业链变成了飞地经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利用成本优势获得产业升级，本地企业则面临较高的升级障碍，难以得到有效提升。Hatani从全球价值链和外资对制度约束的反映视角层面，对在华日资汽车业技术溢出展开了相应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本地企业很难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中，形成与跨国企业的有效联系。导致中国小汽车企业在以市场换技术的今天，并没有掌握小汽车的核心技术，只能把大量利润拱手让给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正因为国内很多制造业未能进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大量招商引资带来的只是工业总产值增加、GDP增加和就业数增加等，而行业技术水平很难得到大幅度提高，更谈不上国家价值链的形成。

2．2发达国家频繁的对中国制造业实施技术控制和封锁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有些能够通过进入价值链来提高高技术产业的份额，但若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持续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确实很难。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提供技术的跨国公司往往会把关键的技术提前“解构”，通过有计划地打散完整技术，让引进技术的企业只能生产一个环节，而无法掌握完整技术。例如苹果公司就是为了防止核心技术外溢，将产业链的各个零部件环节全部打散，使本土代工企业只能生产其中的一个环节，无法掌握其产品的全部流程。iPhone是苹果公司近年来创新的一种新式手机，迄今已打败了全世界所有的手机。几乎每一款iPhone手机的背面，都有一段很小的“苹果公司设计、在中国制造”的文字，这足以表明中国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移动电话，但并不等同于中国的企业(包括台湾富士康公司)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先进技术。在这样一种生产分工体系下，参与生产的代工企业不仅无法分享先进技术，而且处在被“俘获”的地位，即便企业引进了最先进的技术，也只能生产产品的价值链中的一段。不仅企业不愿意转让技术，政府也严格限制本国企业的技术扩散，近年来日韩政府和中国台湾地区都严格限制向中国大陆转让技术，哪怕这种“转让”只不过是到大陆设厂。因此，如果国内制造企业仅仅满足于从事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技术上往往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如果当地企业不能通过自身努力突破路径依赖，往往会固化在产业链低端，难以做出有效的升级和国家价值链的实现。

2．3中国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中国以财政分权为核心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程度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由于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在参与全球化分工中获得了迅速发展。然而，这种财政分权体制事实上已经成为阻碍国内价值链构建的重要因素，并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虽然会给中、西部地区带来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遇，自然会受到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但对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而言，在产业升级不能随着产业转移迅速形成，从而产业升级带来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不能弥补产业转移造成的损失时，产业转移就会对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政绩和财政收入带来不利影响。二是构建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会影响东部地区企业在研究与开发、设计、加工、制造、营销渠道建设、品牌发展、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跨区域分离。但是，中国当前现行的征税属地化政策却不允许上述生产、经营分离现象的出现。于是，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构建过程就涉及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在促进经济增长、保护税收来源、税收管理及财政收入等方面的竞争，阻碍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构建。

2．4中国政府对各级领导政绩观考核的手段单一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比较侧重于GDP这一重要经济指标。为官一任的领导干部为完成这个和自己职务晋升有着莫大关系的指标，可谓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招商引资，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明确发文，要求所有在辖区范围吃财政饭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加入到政府的招商引资大军中，为的是共同完成政府给领导所定的任务。在这个政府全面招商的时代，地方政府普遍认为，只要招商能引导资金就行，而不管这个项目是否适合本地的发展要求。如在招商引资工作中，以前的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制造环节的招商，而忽视对本地孤环或断环企业价值链接通的考虑，结果招商越多，对外资企业依赖越多，而本土企业受冷落越多等。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或明或暗的展开各种形式的竞争，直接形成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提高了市场整合成本，影响了中国制造企业利用本国市场空间来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发展空间。此外，各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政绩指标竞争，对招商引资的外资或本国企业实施各种“隐形”补贴，人为扭曲了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差异与投入比例。这些政府行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制造企业凭借贴牌代工方式的出口成本，也就挤压了中国制造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的激励空间。

3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思路和建议

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过去30年来对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发挥了较大作用。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冲击，昔日这驾辉煌的马车已经显得萎靡不振、软弱乏力。尽管中国制造企业一直以来较为“热衷”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但面对国际经济复苏依然未见明显好转的情形，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转而依托于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在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代，实施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要高度重视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通过国家价值链的建设来带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3．1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构建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既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又是比赛的裁判员。双重身份使得中国各级政府在制造业国家价值链重构过程中，应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欺行霸市等行为。今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三打两建”活动，对于广东省构建良好市场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各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办展会或论坛等形式加强优势企业的推介和宣传，改变人们心目中中国是低质量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国的国际形象，积极培育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加大宣传国内的流行文化，纠正对国外流行文化的过度崇拜心理。

3．2政府要切实降低本国制造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制度成本市场经济在中国多年来的发展，市场化水平尽管超过了70%，但由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普遍缺位，诚信的市场经济并未全面建立。相对于国内市场销售而言，出口国外市场具有众多的优势，如预付货款、付款及时、设备供应、学习效应、批量大且市场稳定等，这就激励了企业热衷于转向选择国外市场销售。另外，市场经济法治型的特点要求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然而，在国内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缺位的制度环境下，大量同行企业采用挖关键技术人员或者“逆向工程”的模仿和复制行为，以低价格甚至恶性“杀价”方式与研发企业进行竞争。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因素已成为阻碍中国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以及由全球价值链向国家价值链转化的重要因素。

3．3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导向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而继续实施以GDP作为惟一考核的重要指标的做法必将加剧各级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改变过去对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作为“政绩晋升”考核的单一指标。我们认为，对领导干部政绩观的考核要坚持全面、实践和群众的观点。用全面的观点看政绩，就是既要看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生态指标;既要看城市变化，又要看农村发展;既要看当前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总量增长，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经济发展，又要看社会稳定。用实践的观点看政绩，就是重实干、办实事、求实效，各项政绩应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用群众观点看政绩，就是要倾听群众呼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其次，国家要出台相应制度和政策，进一步规范并逐步健全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企业实施各种“隐形”补贴的行为，切实为企业开展公平竞争、构建国家价值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3．4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加工贸易企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着数量较多、经济效益不高的特点。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进行国家价值链重构的重点应在加快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加强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注重品牌和分销渠道的建设，搞好售后服务，并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当前，中国加工贸易企业进行价值链重构首先应积极采取措施向产品的研发设计环节转移，注重产品专利的申请与保护，促进研发成果的转化。其次，应注重品牌和分销渠道的建设，搞好售后服务，由贴牌生产(OEM)向委托设计(ODM)和创建自有品牌(OBM)转型，通过努力最后打造一批世界级的知名品牌(IBM)。同时，在某些具有良好基础的产业，鼓励企业依托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积极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以获取更多的分工利益。

3．5加快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依托本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化和市场，培育本国的世界品牌，是世界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初始阶段的基本特征。现阶段中国持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和“哑铃型”的需求结构，难以对品牌形成规模庞大的需求空间，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无法培养出国家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的领导型企业。尤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本国市场中有限的高端需求市场，面临外资企业或跨国公司高质量、高性能品牌产品的竞争替代。这种情形下，企业就会丧失依托本国市场来培育国家价值链中的领导型企业的空间，从而使得中国企业构建完整国家价值链的内在动力缺失，转而选择低成本竞争的出口战略就成为其最优理性行为。中等收入阶层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构建的消费主体。因此，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必须健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积极培育本国的世界品牌，重视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以快速形成一支对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构建具有重要力量的群体。

作者：杨书群汤虹玲单位：中共佛山市委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