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规划

传统城市土地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构筑在经济—技术体系基础上的官僚制度为依托，这个制度的核心原则是功能理性，调节方式是效益，即以最少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在这个制度的指引下，城市土地规划是按照产出效益原则建立起来的，权威的指令通过等级秩序以最有效的方式传达到实践规划层面，社会公众参与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方式在城市化初期能够以迅速有效的指令“绘制”出城市土地利用的蓝图，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和土地利用力度的加大，这种传统的土地规划方式已难以适应高度复杂的城市建设。

特别是在我国，传统的城市土地规划已经严重滞后于城市的变迁速度，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公众参与，土地规划成为有关部门闭门造车的产物，由于土地规划缺乏透明度，往往成为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事实上，城市化的过程一定意义上就是城市面积扩张的过程，是土地向非农业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财富产生、转移、流动和分配的过程。由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态势的飞速前进，由土地产生的巨额财富是史无前例的。而这种财富的产生和分配过程是否合理、公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的科学、合理规划。正是土地规划涉及庞大的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涉及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土地规划的科学、合理、公平离不开公众的高度参与，只有让土地规划更多地透进阳光，才可能堵住滋生暴利和腐败的黑洞。

在西方，人们认为城市土地规划反映的是公共、私人及各个团体的利益，通过相互协调对话的产物，公众参与应成为城市土地规划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和组成部分。早在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案》就规定允许公众对城市土地规划发表意见和看法。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公众参与在西方社会中成为城市土地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68年英国《城乡规划法案》的修订中，为了适应新时期的特点，英国制定了与传统的公众参与不同的方法、途径和形式，这就是著名的“斯凯夫顿报告”(theSkeffingtonReport)，它被认为是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发展的里程碑。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对公众参与理论的探讨和研究。PaulDavidoff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倡导规划”(AdvocacyPlanning)，他认为城市土地规划应由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规划人员共同商讨，决定对策，以求得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利益的协调分配。SherryArnstein则从实践角度提出了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程度的阶段模型理论和“市民参与阶梯”理论，为衡量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成功与否提供了基准。上世纪90年代，Sager和Innes提出的“联络性规划”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侧重研究土地规划者如何使公众积极参与到城市土地规划当中的问题[1]。

与此不同的是，城市土地规划中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在我国长期被忽视，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摸索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道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说，仍存在许多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1）在土地规划的编制阶段和审批阶段有一定程度的公众参与，但主要局限于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精英”层次的参与，并没有完全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2）由于政府部门片面把土地规划当作是向上级交代、负责的体现，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中对公众参与缺乏重视，使得公众参与土地规划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3）公众参与土地规划还处在形式化的阶段，尚未向实质性迈进。虽然部分城市已经把土地规划的总体目标、期限、范围、地块用途、批准机关和批准日期公示于众，但是多数地方并没有机制保证公众意见的反馈，而且规划公告内容缺乏直观性和形象性，限制了公众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2城市土地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理论分析

城市土地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中城市土地规划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此后城市土地规划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公众参与的兴起是在特定的社会思潮背景下产生的：首先，自由主义和民权运动的兴起塑造了公众参与的基本模式，润泽了公众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部分市民要求参与到宏观的城市规划中来；其次是城市土地规划界内部针对现代城市建设所出现的“理性扩张”弊病进行自觉的反省，促使城市土地规划工作者从高高的象牙塔走向社区和民众。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演进，城市土地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被认为是市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城市土地规划的过程中必须让广大的城市市民尤其是受到土地规划内容影响的市民参加规划的编制和讨论，规划部门必须听取各种意见并且要将这些意见尽可能地反映在规划决策之中，成为规划行动的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完善和公众参与的不断推进，出现了许多新的与公众参与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仅深化了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理论和手段，而且通过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紧密结合推进了公众参与的不断发展。

2.1多元主义与城市土地规划

多元主义的思想是战后西方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论题，Davidoff和Reiner于1962年发表的《规划的选择理论》（AChoiceTheoryofPlanning）就是从多元主义的视角来建构城市土地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规划的整个过程都充满着选择，而任何的选择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土地规划者不应以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判断来代位社会的选择，因为这是土地规划者的个人价值观，而不是社会大众的判断。土地规划者并不能担当这样的职责，而且这样做也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规划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扩展选择和选择的机会，而不是相反。以此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倡导性规划”（AdvocacyPlanning），就是希望城市土地规划能够将城市社会各方面的要求、价值判断和愿望结合在一起，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充分的协商，为今后各自的活动进行预先协调，最后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形成规范他们今后活动的“契约”。

2.2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土地规划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并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他用社会资本来指代那些个人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在科尔曼、帕特南等人的努力下，社会资本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思想资源。

近年来的社会资本研究表明，社会公众参与对于民主进程的推进和民主政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以社会参与和自发联属组织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是市民社会的‘粘合剂’和‘基石’，人们不仅可以通过社会参与行为和自愿组织活动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与公共事务、交流信息和思想，而且可以在自发形成的组织活动中自然地体验到民主的程序和实质，这些都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尽管社会资本理论偏重于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但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土地规划的关系却源远流长。众所周知，现代城市土地规划的来源之一就是英国社会学家对伦敦贫民区的研究，而美国学术界多把城市研究和城市土地规划放在一起。特别地，作为形成社会资本的重要“基地”——社区，在城市土地规划中的意义更是重大。社区组织实力越大，公众参与的成效就越显著，而社区组织的实力关键取决于社会资本是否充沛。

2.3治理理论与城市土地规划

治理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现已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团体，后者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模糊了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从而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看，城市土地规划主要是一种实施计划管理和空间开发的公共行动，这种公共行动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命令式、强制控制的等级制管理方式。城市土地规划无论是在编制，还是具体实施过程中引入专家咨询、相关利益团体、个人间的对话协商，实现各利益集团的协调，这些在当代城市旧城改造、新区开发等建设活动中已有大量的实例[3]。从城市土地规划的公众参与中，我们可以窥见治理理论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土地“治理”思潮的涌动是公众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热情高涨的结果，也是土地规划从理性决策演绎到社会公共选择的现实反照。

3城市土地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实践分析

城市土地规划应该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动态型的规划。早期，在功能理性的指引下，许多城市比较强调土地规划中的经济效益，忽视社会公众对于土地规划公平、公正目标达成的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城市建设主体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复杂化要求城市土地规划也必须走向民主化，而市场的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也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意见来化解。只有让公众了解规划的性质、内容和职能，并参与到规划编制和实施监督过程中，才可以制定出更切合实际并易为大众所接受的规划，并且有利于各利益主体间的平衡和协调。同时，西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也揭示出，公众参与是城市土地规划有效运转的重要因素，城市土地规划理所应当成为公众参与到关系切身利益的城市建设中来的重要平台。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加强城市土地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可以从以下几个着手：

3.1加强城市土地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4]。只有从宏观上进行制度安排，才能够保障城市土地规划的公众参与有效、持续地进行下去。特别是，城市土地规划中的公共建设项目（如歌剧院、体育中心、图书馆、美术馆、大型雕塑、广场、公园等），其目的是服务公众，美化城市，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理应容纳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近几年，全国许多引人注目的城市公共建设项目，常常进行全国或国际招标，有些项目也向公众展示以征询群众意见，这无疑是一个进步。问题在于，这种大范围向公众征询对某个公共建设方案意见的做法，并不是现有制度明确规范、约束的结果，大多数纯属个案形式，一个方案到底需不需要公众参与，往往是领导个人意志的结果。因此，从制度安排上保障公众参与公共建设项目方案决策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应当从实体权利上保障公众获取土地规划的信息和监督、评价土地规划的内容，还要从程序权利上建立公开批示、公开听证、群众举报、舆论参与制度。

3.2培育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民间组织。从政府的角度说，实现公众参与主要通过决策、管理权限下放和立法等制度保障的方式进行，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公众参与还必须有独立性的民间组织的参与。就国外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独立于行政组织层次之外的、又受法律保护和支持、由关心城市建设的公众组成的中介性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是有效土地规划的必要因素。在美国，相关的协会如自然资源保卫协会(NaturalResourcesDefenseCouncil)、美国规划协会(TheAmericanPlanningAssociation，APA)，就在城市土地规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借鉴，我国也应该努力培育积极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非行政机构，发挥它们的组织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先从“社区参与和发展委员会”等基本机构起步，逐渐扩展到包括法律专家、规划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民间协会的培育。在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潜力的同时，政府应该去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矛盾，以保证政府宏观城市战略和微观土地规划目标的一致。

3.3推动公众参与从形式向实质转变。我国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大部分的规划还是从上而下制定的，公众参与还局限在“鉴赏”等形式化阶段。“首先，被调查者或访谈者多数是专家学者，代表的普遍性不足。其次，城市土地规划展示较多地为了装点城市，规划展览馆的观赏意义和教育意义浓厚。”[5]在这方面，美国纽约公共管理研究所城市研究室主任大卫·马门曾告诫我们，“既然希望市民参与，就应赋予他们一个有意义的地位。”[6]

为此，必须从法律上确认公众参与的地位，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性和实体性内容。公众参与的程序性内容是保证公众参与城市建设能够实施和操作的一套运行程序，也就是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管理所必须遵循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适用范围、参加主体、基本步骤等方面。公众参与的实体性内容与公民权利的制度基础相关，即公民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权利不应该被动地由政府所给予，而必须由公民本身在积极参与中所构建而成；而行政官僚在民主行政的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提供给不同的公民适当的公共领域，以便公民参与城市建构的行动，更广泛地说，政府机关本身就应当形成一个公民认同并能够参与的公共机构，在这种参与中培养公民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