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管理范文第1篇

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基本上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为实施扩张性政策作了最好诠释。但从时间序列看，这是自1992年以来第六个下降年头，1999年预测GDP增长7%，意味着下降之势将持续下去。纵观1998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财政扩张，货币供应和资本市场跟进迟滞；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相应跟进；消费增长平缓，失业增加和物价下滑无全面改善的迹象；人民币汇率固定不变，出口严重下滑，外资增速下降。

1998年，中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措施，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这是改革以来政策力度最强的一次。然而，扩张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功，这就表明，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权力已不完全操在政府手里。那么，什么原因影响了政策效应，是政策工具性原因，还是制度上的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一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在传统体制下，统收统支的集权式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给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人称为“计划周期”。随着“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发展，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国有企业仍是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国有投资仍是建设性投资的主体。不过，行政性分权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不再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决定，形成了投资的“倒逼机制”。1988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的投资扩张，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财力的削弱，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主要依赖银行融资，中国经济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约束依然很软，经济的周期波动仍以国有部门的启动为先导。同时，市场化使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而非国有部门对市场的反应比较敏感。1993年7月开始的经济调整，从紧缩国有投资入手，通过拉高利率抑制非国有投资，实现了“软着陆”。间接控制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国际经贸形势骤变，“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重振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形势的变化使得国家再次把财政扩张和与增加国有投资推向政策操作的前沿，因此，投资再次成为宏观分析关注的中心。本文将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投资、经济周期波动和体制变革三者的关联，探寻在市场化的今天，阻滞经济增长的原因何在，进而说明目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组合的条件和方向。

二、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

2-1景气循环：国有投资拉动和非国有投资跟进

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我们用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比较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经济波动中国有和非国有投资的作用（见表1）。198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也有人认为是货币化收益的转折(张杰，1997)。在这之前，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需求过旺，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第一次达到两位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是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一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到1997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已低于国有投资。

从上述两次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9%的GDP增长率似乎成为了经济景气的判断值。这恰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左大培，1998)相符合。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力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世界银行，1998)。从增长指标看，9%是目前中国经济景气循环的界限，但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上都有巨大的制度变革发生。80年代的改革实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1989年以后，体制收缩，经济景气降至9%以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化改革加快，带来了经济景气预期的上升，经济增长再次达到和超过潜在生产能力。如果缺少制度变革，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的水平。可见，中国市场化的空间还很大，增长的潜力也很大。

在两次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但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地剌激起经济景气，或者说，在制度上还没有创造出非国有部门预期的发展空间，非国有投资的跟进是困难的。

表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有关资料计算。

2-2，国有部门失衡：资金供给稳定和产出份额下降

如前所述，国有投资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特征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的份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和银行改革相应滞后，资金供给与产出份额的变动是不对称的。从表2可以看出，在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产出的份额快速下降，从1985年的69%下降到1997年的38%，但国有部门融资在总融资中的比重下降有限，同期从66%下降到52%，1998年国家增大国有投资，其比重还会上升。与此相适应，在用银行贷款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2%和62%。国有部门产出份额下降的同时，资金供给份额虽有下降，但与产出份额的下降不成比例。与此相对照，非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已占2/3，而得到的资金供给，特别是银行资金仅占1/3。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服务对象，没有改变自己的资金供给渠道。从国际经验看，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一般只有大企业能从资本市场中融资，如在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中小企业基本与此无缘。除内源资金外，大量中小企业的外源资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即使资本市场最发达的美国，企业外源资金的供给也主要来自银行，中小企业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大规模利用贷款解决企业的外源资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信贷资金过于集中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而银行无法将资金贷放给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非国有企业。就使得产出与信贷相脱离。

表2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产出份额的变化(%)

注：(1)由于固定资产总投资基本上是用于第二、第三产业，因此表中只列出了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的比例；(2)在第二产业中，国有部门所占比例是根据国有工业和建筑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割的，这会低估国有部门，但趋势可信；(3)第三产业的情况比较复杂，1985年主要根据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中国有部门的比重分割，当时非国有的交通运输和社会服务比重较小，我们作了估计修正。(4)从1991年开始，国家公布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本表列出1997年的估计值，分部门估算的依据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非国有占80%，个人服务100%，公路交通中客、货运为80%，金融服务为10%。可以说国有比重略微高估，因为在这一时期，很多领域已经开放，如通讯中的寻呼机市场等等。

2-3，制度性“软约束”和特殊“安全”准则：投资资金供求与效率脱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企业效率高、预期收益高，还款的保证就大，就易于获得资金，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反之，预期报酬低、风险高，企业就难于得到资金，其资金需求也较谨慎。但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尚未形成投资供求的市场机制。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产出份额连年下降，竞争力衰退，但资金需求依然旺盛，资金供给也相对容易，资金并没有从这个部门中撤出多少。主要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中存在着一种“保护”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导向，随之而来的是体制性“软预算”机制和特殊的“安全”准则。

“软预算”有两类：一类是体制性的，一类是非体制性的（平新乔，1998）。中国经济中的“软预算”基本上是体制性的，它来源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改革的推进改变了它的实现方式，从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变成银行渠道，同时逐渐硬化了银行的贷款约束。但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尚未根本改变以前，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而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地方金融机构与城市集体和乡镇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软预算”约束，只是资金量供给量相应较小。只要银企之间存在着体制性“软预算”关系，企业就会表现出对资金旺盛的需求。在资金供给方面，银行必须考虑贷款的安全性，但在国有部门内部的循环中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安全”准则，由于银行是国有的，它承担着国家政策导向性目标，支持国有企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向国家要政策进行冲抵，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的失败却难辞其究。这就是所谓“肉烂在锅里”的机制。这种体制性“软预算”和特殊的“安全”准则导致了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一方面不以市场准则看待资金的价格，即使在高负债比例下，国有企业仍可不考虑负债成本，在能争到投资时，依然去大规模的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断向无效率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注入信贷资金，而置效率、预期回报、竞争力、资产负债于不顾的。(张春霖，1997；张杰，1998)。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分为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从供给效应看，主要体现为提高有效供给，现代宏观经济学强调投资供给对长期增长的贡献含义，认为技术变革、人力资本等提高有效供给的效应决定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无奇迹的判断，就是从供给效应的分析得出的。从需求效应看，投资本身就会产生需求，宏观分析中通常将投资的需求效应列为对当前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忽略投资的供给效应。从本质上说，投资的供给效应才是最为本质的，如果投资不能产生有效供给，其需求效应是不能持久的。最无效益的投资也会产生需求效应，但其结果只会导致需求虚增和投资坏账引起的负债。

投资供求只有与效率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国有部门的投资供求则将效率准则排斥在外，大量资金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形成了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坏账。尽管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可供资金很多，但是，由于特殊体制导致了投资供给和产出的不对称性，大量资金流向国有部门，而非国有部门又极缺资金，于是，自筹和外资就成为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来源。1997年非国有部门自筹资金占其总融资的58.9%，外资占17%，而运用的银行资金不足1/4。可见，体制性束缚造成了投资供给和需求、产出和效率的严重失衡。

三、投资与“宏观负债”

国有部门吸收了大量银行贷款，在竞争力和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引发了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又由于企业的国有性质和特殊的运营机制，再透过国有银行转化成政府的“宏观负债”。这是解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

改革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按照成本补偿的方式，中国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是财政补贴的改革阶段，政府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发展很快，微观负债较低，宏观负债主要表现在财政赤字上。随着国家财力的相对下降以及财政补贴越来越大，最终不堪重负，遂让位于金融补贴的改革。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非国有企业迅速崛起，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产出份额下降，负债比例越来越高，亏损增加，还债能力下降，微观问题传递和集中到宏观运行上来。

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吴晓灵、谢平1997)。据计算，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负债率为65.17%。不论那个数据，都表明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很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不仅表现在产出份额的急剧下降上，更表现在其亏损与利润的反向变化上。1995年二者基本相等，1997年亏损比利润高出将近1倍，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增长来弥补亏损，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

国有部门丧失盈利能力后，通过破产程序，其高负债直接表现为国有银行的坏账。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总受理数的63%；破产加速后，银行的损失率为85.1%。另据经贸委对东北80家破产企业的调查，平均债务清偿率仅为0.41%(工商银行企业破产调查课题组，1997)。国有企业破产直接引致国有商业银行坏账，而破产又与国有企业丧失盈利能力高度相关。以此推断，1997、1998的情况将更为严重。为了弥补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同时又要承担国有企业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为潜在债务的最终承担者。这就是国有企业微观负债引发政府宏观负债的机制。

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导致了不断扩大国债发行，国债比例日益提高；为了加快发展，国家鼓励利用外资，外债总额也不断提高；如果加上象广信之类的金融机构为地方发展进行的对外负债，90年代以后，国家在宏观上的广义负债直线上升。如果再把国家与国有企业的隐含合约（如养老等社会保障功能）所负债务包括在内，国家的广义负债已经非常高了（见表3）。

表3：中国政府广义负债占GNP的比例%

注：本表计算方法参阅了樊纲主编，《中国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第11期。

广义负债：*此系1997年数据；**在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中，不良贷款占25%，其中15%通过破产有可能收回，其他则需要由国家最终偿付。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

1998、1999年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增大国债发行，又因经济增长趋缓，企业还债能力下降，银行坏账可能加大，宏观负债比例将进一步提高，今年底，政府的广义负债可能达到50%。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丧失了通过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收入偿债的能力，基本上是借新还旧。

如果说国家正式的负债比例还不算高，国债和外债余额占GDP的比重都在安全线以内，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但其扩大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三个，一是借新还旧；二是变暗为明，比如，发行特别国债充实国有银行资本金，偿还城镇职工退休金和社会保障福利欠帐；三是支持财政的正常与非正常支出。

由于无效投资的长期累积引致宏观上的广义负债，在正常收入无法偿付的情况下，只能发新债弥补。这将对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虽然1998年国家充实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很可能又低于8%，而且随着增长放慢加剧了企业效益下降，坏账又要吞嗜现有的资本金。今年银行的收息率非常低，且随着经济下滑还会降低，国有银行的坏账必将从暗到明累及财政，由潜在负债变为公开负债。这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可避免的结果。

四、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

为了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改行扩张政策，启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回升。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由于政府宏观负债的增长和长期累积的问题需要解决，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在体制上又采取了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和举措，形成了宏观政策的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政策的扩张效应，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新的扭曲。虽然一些体制上的收缩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制度创新相配合，体制性收缩的负效应就显得格外突出。

4-1，政策工具性扩张的效应

1998年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着力点放在拉动投资上。扩张的方式是，一、降低利率、压缩超额准备，扩大货币供给；二、发行国债，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加大退税力度，促进出口等；三、财政货币相互配合，用银行信贷配套资金支持财政增加支出，用发行特别国债弥补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促进放款增加。此外，还有一些相互抵消的政策，共同构成政策扩张的综合效应。

4-1-1，财政政策效应

财政政策包括支出政策和收入政策，从支出政策看，是一个积极的扩张性政策，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和适当的财政赤字以增加财政支出。但从收入政策看，又具有明显的收缩性质，表现为税收增收1000亿，以弥补财政的亏空。

财政扩张支出，重点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一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未来的有效供给；二是为了通过投资需求拉动，直接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但也存在着挤出效应，主要是财政扩张支出时，项目准备不足，出现了抢项目的状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准备投资的项目和地方政府准备自筹修建的项目。这方面已有不少报道，但抵出效应的大小无法估计。另一个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链条较短，带动效应较小，加之这次多是一些大项目，劳动密集型工程很少，投资通过就业带动的乘数效应比较低。此外，现行投资体制无法保障投资效率，未来的投资回报很成问题，投资带来的新坏账仍是一大潜在威胁。

从收入效应看，1998年财政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15.9%，增收1003.36亿。从历史角度看，增长速度和增收数量并不太多，但与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则高了不少。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税收的增收，征税量的加大意味着实际税率的提高，它直接降低了财政支出扩张的政策效用。更为重要的是，财政税收的增长主要来自较有活力的企业，这会降低这些企业的活力，而支出又用于基础设施等长期的低回报项目，配置效率是比较低的（张曙光、张平，1999）。

应当指出，从一年期看，财政工具的扩张对需求的拉动是明显的。实施财政扩张后，国有投资明显回升，9月份高达33.8%，直接拉动了工业增加值的增长。

4-1-2，货币扩张性政策

货币政策扩张主要表现为降低利率和加大贷款力度。从理论上看，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有：降低利率，引致自主投资增长；利率降低导致汇率变动，引致出口增长；利率降低导致股票价格上升，通过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拉动需求，起到利率杠杆的作用，托宾的q理论描述了这一过程；信贷观点认为，贷款规模的扩张，可得信贷较多，小企业可获得更多的资金，消费者可扩张消费信贷；利率降低使消费者愿意多消费，少储蓄，可增加耐用消费品支出。

从中国经济运行实际看，上述效应是不足的。第一，降低利率没有引致民间投资的增加；第二，国家承诺汇率不贬值，出口效应没有；第三，降低利率未能刺激起股市，利率的杠杆效应不足；第四，由于贷款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尽管可贷资金充足，但中小企业得益不多，消费信贷刚刚起步，虽有进展，但远未达到预期；第五，降低利率，本应抑制储蓄，扩大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但储蓄快速增长，抑制储蓄，刺激消费的作用不大，耐用消费品支出也较平稳。

总之，中国货币政策基本上仍采取传统的方式，配合国债向国有企业注入，而其灵活的各类杠杆作用收效不大，核心的问题是体制。

4-2，体制性收缩效应

4-2-1，概念界定

在本文的讨论中，体制收缩和体制性收缩效应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与体制复归和体制后退同义，是就体制本身的变动而言；后者是指体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体制变动既可向前推进，即市场化，也可向后复归，即逆市场化；而每一种变动既可能产生促进经济扩张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拉动经济收缩的效应。于是，就形成四种情况：（1）市场化的扩张效应，如土地制度改革，从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2）市场化的收缩效应，如贷款约束的增强；（3）逆市场化的扩张效应，如软化预算约束，敝开贷款；（4）逆市场化的收缩效应，如关闭产权交易市场。与体制不变下的政策效应不同，这种效应来自体制，并通过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而实现，故称体制性效应。因此，体制性收缩效应既包括体制推进的收缩效应，也包括体制后退的收缩效应。

在中国经济的运行中，关于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的效应，我们已在《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1998）中作过分析，一方面认为，市场化的发展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使中国告别了短缺；另一方面也指出，它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使之面临着需求制约，开始步入商业周期，从而产生体制性紧缩效应，使得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调节的重点从防“过热”变成防“过冷”。这就削弱了传统的政策扩张方式作用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追求和期待的，不看到这一点，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判断就会出现偏差。鉴于前文已有讨论，本文将考察体制性收缩效应的另一方面，即体制后退的紧缩效应。

4-2-2，体制收缩的表现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直线推进的，而是有曲折，有反复，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曲折和反复有时还相当明显，与此相应，体制上的收缩也相当普遍。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的集中趋向。

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的变革之中，改革金融体制，逐步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金融改革也许是经济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放权让利使财政大大削弱以后，金融就成为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从根本上说，市场化和自由化可使私人部门登上金融活动的舞台，成为投融资的主体，从而分散国家风险，有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化和自由化本身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的持续和国内金融风险的积累，使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连续数年的经济下滑，又使启动和扩张经济成为政策首选的目标；一方面，增长和就业的压力要求实施政策性扩张，另一方面，对市场风险和失控的过份担心以及对行政控制的过份依恋，往往成为体制收缩和改革逆转的依据。二者之间虽有一致之处，但把握和处理好并非易事。

中国的金融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在组织机构方面，基本上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组织体系，但在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采取的主要是传统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金融发展出现了某些纵向一体化的倾向。贷款权的上收，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以及拟议中的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等，均是如此。这本身就不符合金融服务体系多元化、多层次的要求，其结果不是分散和化解风险，而是使风险在金融系统聚集和积累。

当前的经济启动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依靠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依靠增发国债扩张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规模，但由于体制上的收缩和限制，货币供应并未相应跟进，金融增长与投资扩张不能同步。主要是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在继续和强化。这集中反映在民间金融的发展上。改革使非国有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民间金融仍处于非法地位，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尽管央行提出了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并在各大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但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很高，这一政策无法实施。不仅如此，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大和金融监管的加强，存款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转移和集中，银行业的垄断有加强之势。特别是这次经济启动具有结构性扩张的性质，使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面临着更紧的金融环境。

改革以来，中国建立和发展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了资本市场，发展了直接融资。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启动中，财政面临税收收入制约，银行面临不良资产制约，扩张能力有限，正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好时机。但我们在主要依靠间接融资的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经营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缺乏金融创新的动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缺乏连通的渠道。企业负债率高，债券融资受到制约；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不能上市，股权投资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多方受阻；再加上行政切块分配上市指标，包装上市，一些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很多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很大，更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1998年资本市场的规模虽有发展，但总筹资额、总交易额和股价指数均比上年下降。直接融资的规模是缩小的。储蓄压在银行，投资选择的风险集中在银行身上；政府举债投资，风险集中在官员的选择上。这就会增大国家的宏观负债。

在面临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加强金融监管十分重要。中国的金融监管在市场化改革中也确有进步。最近，一些金融机构的清盘和倒闭就是证明。这是消除银行和国有大公司坏帐和严重负债的重要一环。清盘方式也有改进，国家放弃了大包大揽的方式，不仅只对储户负责，分级清理，而且确定了“谁的孩子谁来抱”的原则。但有些做法也值得考虑。金融监管过程本身就是不同主体间的博弈，目前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其他主体间的博弈。如果不着眼于信用基础的建立，从制度上加以推进，而是简单地依靠行政操作，就会发生扭曲。行政操作往往难于分辩公司资产质量的好坏和等级，关掉或撤并的可能是资产质量相对较好的公司；中央政府下令关闭地方的金融机构，地方借机把风险推给中央。至于上市指标的行政切块分配和关闭产权交易中心等，都有悖于市场原则。是谁赋予了这样做的权利，是依据哪一部法律的哪条哪款。如果说，过去烧毁地契，取消定息，是撕毁契约和破坏信用，那么，今天的作法仍在用行政手段取代和否定契约和信用。加强监管固然重要，建立信用才是根本。

第二，一些行业和部门的垄断趋势。

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整个经济改革就是不断打破国家垄断，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市场化和发展竞争的过程。改革成就的取得和增长奇迹的实现都与此密切相关。但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不仅意味着政府从一些领域撤出，而且意味着行政直接控制的弱化，于是，在面临风险增大和经济扩张的情况下，是按照市场化方向运用政府力量，还是重建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就成为关键性的选择。由于长期计划控制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相信政府甚于相信市场；由于被改革者自行设计，限制和阻碍竞争对手进入，维持和重建垄断地位就是最有利的。然而，强化政府控制和垄断的结果，不仅会削弱市场的创新和活力，而且也使风险在国家身上重新聚集。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弃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控制，但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市场化却反反复复，进一步退两步，现在仍基本上处在国家的垄断和控制之下。1993年改革之后，随着个别地方出现的抢购现象，国家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购销的管制，私商被禁绝和取缔，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了粮食和棉花的经营。本来，粮食丰收，价格下跌，粮食歉收，粮价上涨，亦属正常，我们却与市场对着干；本想用国家控制解决粮食经营中的亏损挂帐，化解部分政府负债，但结果是，垄断利润落在垄断经营者的手里，国家吃了亏，宏观负债增大，农民也没有得到实惠，粮商和农民的销售合作发展不起来，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市场化陷在了泥坛里。近50年来我国因粮食问题引发的经济波动，与粮食生产无关，均由粮食流通问题造成（温铁军，1999）。

在国内市场方面，由于一些部门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出现了一些价格的竞争战。这也是一件很正常事情。虽然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残酷，但它会促进产业集中、技术进步、质量提高和服务改善，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取得产业的进步，事实上，冰箱、彩电等家电行业的案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刘世锦、江小涓，1996）。然而，一些部门不是促进和发展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而是搞什么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消除竞争。这不仅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而且直接阻碍着产业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此外，在要素市场方面，强制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也是一种逆市场化的选择。

在第三产业的发展方面，我们实施的国家垄断还相当严重。教育就是突出的一例。大学基本上是官办的，民办大学廖廖；而官办大学的自主权也很小，就是招生数量、毕业证的发放，学校都不能作主，而由教育部直接控制和掌握。这样，大学教育怎么能发展，教育质量怎么提高？这不仅影响到当前经济扩张，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政策的效应，而且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三，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强化。

改革以来，政企分离是讨论最多、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最近军队、政法部门与所办企业的脱钩就是突出一例，但总的来看，仍然是进进退退、摇摇摆摆。通过市场化的办法，逐步建立一套相互制衡和自我约束机制，再辅助之以外部监督，才是根本出路，而我们却习惯于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其实，行政控制不仅是一个无穷的系列，永远解决不了监督者的监督问题，而且再完善的行政规章都有漏洞，都会有人去钻。对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迷信，是建立在人人一心为公的虚假假定基础之上的人治模式，是与现代经济管理的性质相悖的。不走出这个误区，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写在纸上、讲在口上的东西，宏观调节方式的转变是难以进行和完成的。

在党政部门，党管干部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把它推广到企业中去就有问题了，党的部门和人事部门既无能力，也无办法考核和监督企业的经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永远摆脱不了行政控制，也产生不了真正的企业家。最近，我们成立了很多工作委员会，如金融工委，企业工委，证券工委，并向一些大企业派出了督察特派员。如果这是为了在国有经济收缩时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那可能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是，作为加强行政控制和集中管理的一种办法，则可能是弊大于利，有可能为企业改革设置新的障碍。

4-2-3，体制性收缩效应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启动经济，加快调整，以促进发展，又要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政策工具上的扩张与体制变革上的收缩，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明显而又影响深远的矛盾现象。体制上的收缩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宏观效应：一是使得政策工具上的扩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尽管政策力度不小，但扩张效应不大，经济启动依然乏力，能否持续尚未解决；二是体制上的收缩虽然抑制了某些已经暴露出来的微观负债和金融风险，但却增大了宏观负债，加速了风险的聚集和集中；三是削弱了市场竞争，降低了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也就降低了清偿负债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四是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新的体制性扭曲，增大了市场化进程和市场制度运作的障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体制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乘数相对应的，是通过市场化程度及其效率并借助于货币乘数和投资乘数实现的。市场化程度高，乘数就大，市场也更有效率；反之，加强对资源的政府控制和国家垄断，就会侵害市场及其效率，降低乘数作用，产生体制性收缩效应。

五、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变革中的大国，发展是硬道理，体制是关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问题，进行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和运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5-1，政策选择的体制一致性原则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一种稳定政策，而非体制政策。在市场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只要不从根本上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宏观政策的效应就可以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得到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也会使体制的运作和效率得以恢复和增强。而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如果说在宏观紧缩时，体制上某些方面的暂时退缩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实现，只要不是根本性和持久性倒退即可，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就是如此，那么，在宏观扩张时，体制上的推进就成为政策效应实现的保证，1992年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时体制上的收缩就是致命性的，不仅会使政策的扩张效应无法实现，而且有可能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导致体制和政策上的进一步扭曲。目前就存在这种情况。

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和扩大政府支出，实施经济扩张和促进增长回升，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目前这方面还有一些空间，但发债筹资总有一个限度。考虑到前述的宏观负债，这个空间并不很大，且国债的还本付息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可以增发一些长期国债，但国债发行主要是一个短期措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发债扩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简单地定位于扩张支出，启动经济，那么，其效应必然受到限制，也很难长期支撑，弄得不好，很容易陷入债务危机；如果在实施扩张的同时，着眼于盈得时间和空间，使资本市场得以发育成长，那么，其结果就不仅是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支持和资金保证。在这里，西方国家通过政府举债（包括战争借款）培育和改革金融体系的经验（保罗.肯尼迪，1988）值得借鉴。

鉴于当前阻碍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人们的预期看淡，而预期不稳又与大批职工下岗待业，收入预期降低，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支出预期增大有关。因此，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1998年发行国债6850亿元，除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和还本付息外，都用于基础设施投资。1999年计划增发3165亿国债。如果把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除增加投资外，拿出一部分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或者再增发一部分社会保障特别国债，就可能通过稳定预期，启动消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这样既可以活跃经济，又可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至于国债的还本付息，则可有不同的选择。

由于过去该积累而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投资建设了新的国有企业，因而，这部分国有企业就是这些国债还本付息的最后保证（张曙光，1993）。但如果在金融改革上推进一步，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新契机。即在增发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运营，同时进一步放宽其经营渠道和经营限制，既可进行债权投资，也可进行股权收购和股权投资，这样，股本盈利得到的现金流就可用来支付当期的利息。不仅如此，股权现金套现和抵押贷款再投资，就能放大投资的乘数作用，也使国债还本有了保证。这不仅可以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真正推进一步，还可促进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基金管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严格监管是一个重要条件。

在金融领域，重建信用是最为重要的。国有银行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收缩，一方面为非国有银行让出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可在收缩中加强自己的信用基础。非国有银行的发展也要以信用为先，关键在于增大银行操作的透明度，如果没有相应的信用重建，非国有银行是不可能成长的。增加透明，增加信用，才是金融业发展之本。如让较好的股份化银行上市等。

5-2，政策选择的发展一致性原则

宏观政策主要是一种短期政策，但对长期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已经完成，经济结构的同质基础已经奠定，因而，宏观政策短期作用和长期影响的一致性也就易于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还很强大，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滞后，宏观政策不仅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而且要考虑长期发展，至少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同时要从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的难度。

中国是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国家，也是要素相对价格扭曲严重的国家。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了劳动力充足的比较优势，发展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但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些比较优势在减弱和丧失，比如，成衣出口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单位小时0.36元，泰国为0.14元。不仅如此，相对于劳动力来说，中国的资金比较紧缺，资金的相对价格应当较高，但由于国有企业、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再加上信用基础缺乏，相对价格的扭曲相当严重。特别是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大多投入大的装备水平较高的项目，进而加剧了资金对劳动的替代。这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相当不利。从长期发展考虑，短期扩张政策不仅不能扭曲而且要有利于相对价格的合理调整。为此，推进基础设施的民营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实行国家标准、政府扶持、民间经营，也许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为了动员农业剩余，支持国家工业化，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固化二元结构，扩大城乡差距，阻滞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改革以来，城乡分离的状态开始有所改变而尚未完全打破，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但速度相对缓慢。关键在于我们的一些政策仍然带有明显的城市倾向。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提高，剪刀差已大大缩小，但是，一方面，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经营的垄断尚未打破，经营者凭借垄断权力侵占农民利益的事情累见不鲜，压级压价、打白条、强制储蓄等都是；另一方面，工业品的价格虽未上升，但价外加价却大幅增加，以至很多地方农村电价高于城市，农民有电而仍用煤油照明，有家用电器和农业机械而不愿和不能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剪刀差也许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国家的名义农业税虽不算高，但由于国家财力下降，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县都是赤字县，而政府在农村的机构以及靠财政养活的人员又很多，财政负担不了，就靠吃农民维持，于是各种税费有增无减。9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大发展，亿万民工大流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发展史上极其壮观的一幕，但由于目前的财政金融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资金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聚集起来，再投向国有部门和大型企业，再加上城市政府基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压力，实施了一些清退和限制农民工的措施，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化，民工流动的规模也在减小，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放慢。所有这些不仅不能促进农村市场的扩大和细分，不能促进城乡交流和一体化的发展，相反是在缩小农村市场，阻碍城市化的发展。这是与经济的长期发展相悖的，需要按照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尽快作出调整。

城镇化的发展，会拉动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如教育、电信、金融服务、媒体等，医疗保健等，都是高垄断部门；根据世界市场发展的状况看，创造产值第一位的行业是医疗保健，第二位的是金融，第三位的是电信。特别是利用信息技术进步发展起来的民间教育，将在今后20年内成为全球最大和发展最快的产业（王小强，1997）。现在中国对第三产业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快，但其供给是基本垄断的，大量有效需求不能满足，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行业也没有拓展。中国启动消费的核心在于扩大服务消费需求，提高供给的重点也在这里，出路在于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就拿教育来说，据有的学者估算，如果开放民间办学，高校招生就可能扩大一倍，增加的直接支出约240亿元，拉动的投资和最终消费达1000亿元，对GDP的贡献每年将超过半个百分点。这不仅会促进当前的经济扩张，而且有利经济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左大培，《中国自然增长率没有降低》，载《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世界银行，《2020年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3.张春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家融资》，《经济研究》，1997年第4期。

4.张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5.平新乔，《“软预算约束”的新理论及其计量验证》，《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

6.吴晓灵（主编），谢平、王艳娟（副主编），《中国国有经济债务重组研究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7.工商银行企业破产调查课题组，《关于企业破产问题的调查报告》，《经济研究》，1997年第4期。

8.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9.张曙光，张平，《恰当权衡财政增收》，《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10日。

10.温铁军，《建国以来粮食供求的五次波动》，《科技导报》，1999年第1期。

11.刘世锦，江小涓，《竞争推动的产业进步——中国电冰箱行业生产扩张和集中过程的实证分析》，载张曙光（执行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2.汤敏，《教育启动消费呼之欲出》，《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2月19日。

13.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求是出版社，1988。

14.张曙光，《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和劳动力市场》，《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收入《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

宏观经济管理范文第2篇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索的新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探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新问题的探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新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探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探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假如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探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有关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非凡性提示我们，在探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和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探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探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功能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和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靠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定。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探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非凡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仰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探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定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轻易使宏观经济探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猜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宏观经济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分析国际经济安全人民币汇率

纵观2004年中国经济，一方面宏观调控的力度增加，宏观调控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在一定形式上暂时控制了国民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势头，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被触及却并没有被解决，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这一切都将对2005年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根据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界人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表彰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尽管2004年宏观经济调控已初见成效，2005年国内经济增长将面临六大问题：（一）粮食进一步增产和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难度加大。（二）国内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部分行业过度扩张有反弹的迹象；（三）煤电油运紧张的问题仍十分突出，电力紧张局面还会持续；（四）价格上涨面临较大压力，使明年物价呈上涨趋势；（五）社会矛盾不容忽视，就业、再就业压力大；（六）深层次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形式粗放，体制、机制转换滞后。

然而困扰中国经济的顽症不止于此，总的来看，对明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考验可以分为国内、国际两个方面：

从国际方面的因素主要有：

（一）国际经济安全与贸易保护主义。随着世界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国际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尽管刚刚出版的《2004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一再指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从亚太地区来看，一方面俄罗斯和印度积极加强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欧盟也将提出尽快解除对华武器禁售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的近邻却在变得不安定，随着伊拉克问题的接近尾声，美国将其战略安全的目标从中亚转向了东亚，朝鲜问题成为国际安全的下一个焦点。

如果不发生大的改变，美国将推行其“三条线政策”，针对朝鲜，遏制中国：

其一，继续从经济和军事上支持“台独”势力，对台湾继续出售高技术武器，在拉动本国军事产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其在亚太地区的下一步全球战略；

其二，鼓动日本宣扬“中国威胁论”，尽管我们一再声称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任何人，但日本已经越来越不满于其经济与政治上的不平衡状况，继续积极寻求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在通过国外经济援助寻求代言人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开始登台，明年日本将继续修改各种《安全法案》，作为其在海外出兵的由头。这样日本将会建立起“国民军”，购买美国军火，正符合了美国的利益；

其三，在基本上结束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通过其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延缓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样中国近土的石油来源只剩下了西伯利亚（俄罗斯）。从2004年来看，中国进口石油近1亿吨，随着国内油井的枯竭，明年石油进口将突破1.2亿吨。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在减缓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将减缓中国经济增展的势头。一方面是油价上涨会使中国的进口总额增加，仅此一项，可能导致几年后国际收支逆差的出现；另一方面，油价的上涨将带动新一轮物价上涨，尤其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生产价格的上涨，将会压缩原有的一些外向型企业和行业的利润空间，外向型出口业近年来面临着一次大的洗牌。

国际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和国家（中日美）间意识形态因素的增加，中日、中美的贸易增长受限致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2004年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受世人瞩目。国际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提醒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已经存在严重低估的现象。由于我们依然坚持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有数据表明，一年多以来人民币已经对世界主要货币缩水近10%。如果再次当选的布什政府将继续执行弱势美元政策，在新一届任期内贬值近10%。这样从目前总的趋势来看，直到2008年，中国的国民财富将会再次无条件缩水10%左右。排除掉印尼海啸等威胁世界的自然性灾害，随着中国人民出多旅游的增多和中国所接受的境外游客的增多，以及中国的直接和间接性（制造业）输出劳务的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低对国民极为不利；从政府来看，这届政府推行的“亲民”政策也将大受影响。

我国政府推行的也是“弱势”人民币政策，维持国内较低水平的“温和”的通货膨胀，但10月29日，央行突然加息，表明“弱势”人民币政策已经开始有所变动，我们还看到，金人庆部长、周小川行长今年参加了G7会议，中国政府对待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已经有所缓和。尤其是近一个月来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固定在8.2765的焦灼状态，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汇率问题到达了一个关口。

问题的积累将在明年后半年，尤其是9月下旬之后有较大的反应，人民币的汇率将会有持续小幅上升，首次调整载3.5%左右，伴随的是轻微的物价上涨，以缓和汇率上涨的压力，这会对一部分微利的外向型制造行业产生影响，外贸的增长速度将放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有所变小。而且汇率的上升有利于减少对华反侵销的迅猛增长势头（如果汇率不作变动，在美国的示范下，明年的对华反侵销将超过75起，涉案金额可能超过150亿美元，同样会减慢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仅从经济方面来看，2004年中国外贸总额将超过1.2万亿美元，相对于1.5万亿美元的国民经济大盘而言已经显得有些庞大，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了80%，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安全警戒线（毕竟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在30%以下），今年国民经济增长9.2%的成就有着外贸的巨大贡献。

根据上面的分析，2005年出口总额将难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高附加值行业，“外需”难以被大幅拉动。相对固定需求状况下的促进产品和产业升级将是未来几年内我国大企业和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

国内方面，2005年一些行业的增长将放缓，某些行业面临大的调整。总的来看，国内问题也比较突出：

农业方面，由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大农业依然可以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但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的增长幅度有限，根据马凯主任的分析，由于粮食播种面积、单产、财力支持、粮价等上升的空间有限，以及天气等不确定的因素制约，明年粮食产量难以大幅度增加，大多数农民增收变得十分困难。由于今年中央政府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2005年物价依然会有小幅上升，但空间不会很大。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人民收入的迅速增加，一些固定收入者将再次调整其收入分配政策，耐用品的市场比较看好。

汽车业方面，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依然有106家形形色色的汽车厂，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十家，占总体产量的近一半，其余的近百家汽车厂商基本上不具备国际公认的规模生产竞争力，2004年实施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取消了实行多年的进口汽车保税政策2005年,汽车关税税率继续下调，2006年降至25%，明年将使中国汽车业大调整的一年，对于20万汽车业从业人员的很大一部分面临再就业的问题。

房地产业在2004年的“十大暴利行业”中位居榜首，这已经是房地产业第三年蝉联该冠军地位，根据胡润“中国百富榜”的数据，2004年在中国的前一百位富翁中，涉及房地产的为45人，占据了近半数。与此伴随的是2004年，近乎疯狂的房价继续快速攀升，涨幅高达13.4％，上海上涨21％，宁波上涨19.9％，天津上涨16.7％，南京上涨16.2％，重庆上涨15％，均创出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由于国内利率上升，贷款买房受阻，而且银行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由贷款买车房带来的呆账坏账，大摩、高盛等国际银行集团指出2004年中国（尤其是上海）的房地产已经存在严重泡沫，尽管建设部的官员一再否认和一部分国内学者一再否认。但房地产的价格上涨速度之快已经明显的超过了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2005年房地产仔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的同时，已经难以保持2004年的增长势头。

总的来看，由于收入不能大幅度增长，一些行业的市场化步骤不协调，在收入分配制度没有实现大幅转变情况下，个别行业市场化进程相对过快，尤其是教育产业化（高校后勤社会化），百姓的主要支出项目，即所谓的“五子（孩子、车子、位子、票子、房子）”中，下一代的预期教育费用增加；汽车业价格下降，尚未到达人们的心理底线，持币待购的现象比较普遍；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预期支出呈上涨趋势，在没有发现新的消费增长点以前，对固定收入者而言，明年的“内需”也难以大幅拉动。

但在投资方面，由于2004年宏观调控并没有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1—11月份，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93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近30%。这些投资的联动效应及带动效应将在明年年初得到体现，除此以外，各地方的小水泥、小钢铁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复苏。这对带动2005年GDP的增长是有作用的。

在经济指数方面，明年总体物价水平呈上升态势。CPI指数上涨3%左右，利息上调3%，汇率水平上升5%—7%。预测2005年GDP增长不会超过8.5%，可能在8.3%左右。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管理范文第4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伟大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不可再生资源并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由于全球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已经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侧重于绿色环保产业，限制甚至是取缔那些环境污染严重，能耗高而效率低的落后产业，坚决实施节能减排的国策。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绝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先破坏再治理环境，同时必须严格控制国家的战略资源，努力提升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积极发展环保、节能的替代能源。保护好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环境。

二、宏观调控应尽量预防未知、潜在的危机

金融海啸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次贷危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存在侥幸心理，无限透支未来而造成的。金融业的兴起、兴旺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然而一旦金融业的发展过分乐观、侥幸的话，在其繁荣昌盛的假象背后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危机。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绝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骄傲自满。必须充分意识到繁荣背后隐藏的危机，并在危机爆发之前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始终警惕我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只有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繁荣与稳定。

三、宏观调控应以建立体制完善制度作为发展经济的保障

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体制都存在比较大的不利因素。必须进一步改革经济与政治体制。加大对执政党的监督力度，通过监督好执政党、各级政府以及部门的各项工作，好的政策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继续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改进与完善各项经济制度。使得政府的组织结构、职能能够更好的服务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并且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科学发展，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并进一步扩大战果。

四、宏观调控必须能够有效预防各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违规现象

尽管我国绝大部分的党员干部、各级官员都是正直清廉的。然而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部分党员干部、官员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考验、利益的诱惑。不仅极大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无限期望，也对国家产生了严重的损失；还有部分官员毫无作为，甚至是官商勾结。使得国家的税收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给党和国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也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他们罔顾国家利益，对国家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阳奉阴违，导致政策无法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执行。因此，必须坚决杜绝各种不正之风，不断提升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各级政府的执行水平，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

五、创新国内宏观经济管理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指的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时所采取的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各项措施，它包括各种软件措施，比如经济、行政以及法律措施，也包括一些硬件，比如传媒以及网络等。管理措施是否有效对于管理效能有直接的影响，创新管理措施有利于政府真正发挥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如今我们国家早就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创新国内宏观经济管理措施，就是有效运用法律手段来实施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的法制正在不断地健全之中，重要的经济、行政手段通常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以法律为依据和保障，以免主观随意性。创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还包括实现管理运用现代网络技术，也就是建设电子化政府。为了尽早已国际接轨，必须尽快建设“电子政府”，进一步完善我们国家“电子政府”的体系，促进早日实现网上“政府工程”的目标。

宏观经济管理范文第5篇

虽然在宏观经济管理下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近些年来市场竞争激烈，恶性竞争不断出现，市场环境收到冲击，市场秩序出现紊乱、新科技产品充斥市场但相关管理标准和准入制度缺乏等一系列新的现象。市场在调节经济时往往是滞后和被动的。借助网络和媒体的力量进行创新行管理有利于弥补市场缺陷，强化管理力度以及舆论影响力。在传统的经济、法律以及政策手段上进行创新也会使宏观经济管理简便易行，为市场和社会所接受。

二、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性理念和对策

（一）创新性理念

1.目标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是政府所要达到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理想目标，决定着管理的内容和工作方向，也是评价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最重要的依据。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工作非常重要。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也要随之变化。经济过热时以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经济下滑时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观察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目标首先是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然后再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另外，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年上升，居民消费行为渐趋成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加快，合理控制投资增长速度成为保持平衡的关键。

2.主客体创

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本质是政府组织机构。对管理主体创新就是对政府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创新。组织创新就是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改革政府职能和工作效率。主要在监管市场运行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保持政企分开、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权责一致，明确部门分工和职能分配，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调整专业经济部门，创新执法监管方式，可适当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还要尽量降低工作成本，以最少的部门和人员完成既定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及对市场新变化的敏感度，提高服务质量。

3.管理手段创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采取的所有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手段，包括软件方法、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硬件方法有各种传媒和网络等。对管理手段的创新决定着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发挥的水平和管理能否收到成效。

（二）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

1.经济管理规范和准绳

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离不开法律，法律是一种规范和准绳，任何创新性手段的使用都离不开法律的依据和约束，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强化法律地位是最重要的前提。但是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也可以适当的借助其他管理方式进行创新，以适应新的需求。这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2.管理手段创新

主要是利用网络和高科技产品，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加快政府管理的网络化，建立政府网站并进行专业化管理，推进宏观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将政府工作透明化和人性化，对宏观经济管理实现智能化管理和高效管理。

3.创新性对策--平衡积分卡

由于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中存在着诸如机构庞大、冗员、运行成本过高、盲目投资公共项目等问题。这些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中也不乏存在，对宏观经济的协调和管理是一种阻碍。引入平衡积分卡制度，能够有效的进行政绩评估。而且平衡积分卡涉及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多方面的转变，它对管理组织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作用。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