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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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视听说课程中语音教学的空白本课题组对河南省高校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随机访问，发现几乎没有高校针对公外学生专门开设语音课程或在视听说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短期的语音培训。大学英语语音教学的缺位，并非因为没有必要。事实上，高校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缺少专业的英语教师，很多英语教师语音不标准导致学生从启蒙教育阶段接受的就是不规范的发音。语音不学好，英语就无法真正入门。首先英语是拼音的语言，而语音又是口头表达的实体，语音掌握的好坏不仅影响视听说能力，也会阻碍读、写、译能力的发展。再者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一个人的语音的好坏就像一个人外貌的美丑，张口就是错误的发音，会影响学生用英语交流的自信，从而影响其学习英语的兴趣。在四、六级考试的影响下，视听说课上教师和学生片面地侧重听力和词汇语法的学习，忽视语音、语调的准确度和学习。这样做只能是割裂了语言学习的完整性和忽视了对学生个人素养全面的发展的。
（二）视听说课程中视听教学流于形式大学英语视听说课之所以称为视听说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用了视听的教学方法。视听教学，顾名思义，强调视听并用，在设置好的情景中，要求学习者把眼、耳、脑等感官作为整体去感知、学习和应用语言。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中，很多教学者并没有理解视听教学的内涵，也没有认真实施视听教学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第一，教材中的视频材料简化为听力材料。教师在用视频教学时不重视学生视觉能力的训练，而学生更是无视视频画面只顾埋头听和书写答案。第二，教学中把视听说的“视”简化为观看影视作品。视听说课堂上老师会在固定或不固定的课时播放英文电影。一般电影都在90至120分钟之间，一个电影正好占用一次课，在这种每隔几周才有的电影课上，学生开心、老师省劲却没有实际的教学意义。英文电影可以营造真实的情景，好的影片总是留给观众以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是视听说课堂绝佳的教学素材。但是单纯的观看，只能让影视欣赏沦为视觉的冲击，在教学效果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两种极端的视听教学，割裂了学习主体感官功能的整体性，忽视了学生人文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视听说课堂上教师的过度“隐形”目前多数高校已经把视听说和读写译课程分离开来，使二者课时和学分上占有相同的权重。然而教师对视听说课的认识并没能跟上教学改革的步伐。很多老师认为视听说课程和传统的听力课一样只是放录音和对答案，因而对教师的技能和专业知识没有太高要求。再加上现有的教材不仅配有光盘还带有教学电子课件，很多视听说教师把自己固定在多媒体操作台变成了键盘手，于是视听说课就有了固定程序：教师使用统一的电子课件，点鼠标翻页、放录音、给正确答案然后展示口语话题，让学生分组讨论、找学生回答、教师简单评价。每次课都像同一流水线的生产，机械、缺乏个性，学生与教师缺少实际意义的交流。教师只是在完成固定程序，造成其作为学生学习的设计者、组织者、指导者、传授者等教师职能的不在场。每位教师都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体，必然对课程有独特的理解和教学方法，而每个学生对每个问题或话题都有不同的认识，简单而程序化的视听说课堂只能抹杀两者的个性和摧毁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
哲学是每一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文化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逻辑性和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将文化的本质定为人的自我声明存在及其优化活动，亦即将文化与人的发展关系视为同一整合的。这种方法论，强调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重视人文性取向与工具性取向相结合。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与大学英语教学过度强调其工具性不无关系。中国的外语教育开创以来秉承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工具性和功利性，到今天的大学英语教学，虽然几经改革，学生仍旧把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为毕业后找工作多一份证书为目的学习英语。对教师和各高校而言，虽然取消了四、六级证书与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挂钩，但四、六级成绩依然是评价大学英语水平的唯一标杆。视听说教学的过度追求工具性实际上是对语言工具意义的狭隘误读。当我们从文化哲学的视域来审视大学英语教学活动，我们会对大学英语教学有重新的认识。文化哲学把文化理解为人的精神创造活动以及这种创造活动的物质产物，这种创造活动及产物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从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理解文化，我们会看到文化的巨大价值就是在于对个体人、群体人、社会人的塑造，异彩纷呈的文化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形成了具有无限可能和潜力的人类世界。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的载体，也是精神交往活动的媒介。语言活动及其传承首先是对精神活动的符号系统的习得，这也是语言学习最基本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对语言符号系统所传达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现实产物的习得，这才是语言学习的最贴近文化本质的真实内涵。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本质是一种言语教学、言语活动，因而其最深刻的内涵应当是其人文性。“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语言。”语言学家梅耶的这句话揭示了语言工具性的前提是其文化性。因而在教学中一味地重视、听、说等单项技能的操练就是学习英语和跨文化，就会由于不了解文化信息和背景而导文化误读、误用等况。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日益交融，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应该实现其单纯工具性向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教学蜕变。
三、文化哲学对的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的启示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人是特定社会的整体文化精神的体现。湖南大学校长章兢曾说“高校校园文化的意义在于把具有灌输性特征的教育转化为教育目标明确的校园氛围，通过文化的熏陶，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受教育者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4]因此，视听说教学不应该仅停留在获取视、听、说技能的层面，止步于在四、六级考试中学生听力可以拿多少分，或者满足于学生交流中能说多少句子。合理利用语言的工具性与培养学生对人文精神的追求理应是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的最终指向。因此，文化哲学视域下的视听说课程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把语言的工具性教学与教材背后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的传达结合在一起。第二，注重现代文化手段的运用，通过现代文化手段的综合运用增加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第三，把内容的传授和品格的培养结合起来。通过各种互动式教学，使英语教学不仅成为传授知识和学习语言的场所，也成为培养学生品格和能力的场所。
四、结语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中，艺术精神是为道德精神服务的，道德精神又是为政治服务的。唐氏认为儒家的基本目的是要保持和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而维护这种秩序的根本途径，儒家认为是保持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系统和文化教化系统的二元化，以道德教化引导政治治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儒者的命运要么屈服于政治，成为统治当局的帮凶;要么为政治所不容惨遭迫害。中国古代文化主要以个人生活问题和社会生活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文化对象，导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道德问题的重视要比西方知识分子浓得多，他们很少关心自然界的现象，关心和进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他们为学的目的和生活的依靠。又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最终导致他们想改善政治又受制于政治，他们所倡导的儒学也一样是这种命运。可是，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作为一门特殊的人文科学，既重政治又超政治，所谓“治国平天下”是为了保持和维护阶级社会中集体、个人、统治阶级利益平衡，这种文化功能不是哪个朝代和哪个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是有其历史的恒久性，因为没有哪个朝代不需要和平和安定。所以，儒学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学问，又是一种古典的政治学、社会学。儒学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的文化价值即在于此。唐氏尽管高扬和推崇儒学，但是他并不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他认为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儒道两家的“相激相荡，相错相综”。他说:“大率儒树之则以承天，道明自然之用以辅之。儒重常，道观变。言治道者多本于儒，言治术者多本于道。儒畅性天之机，以成己成物;道养心气之虚，以静明无求。治世之能臣多崇儒，乱世之隐逸多崇道。道主宏纳主因势，故开国之君多崇道;儒树纲常以立本，故中兴之君臣恒近儒。立本故畅经常，因势故重史学。然归本而言之，则儒重刚性以建立，道重柔性以建立。”［6］关于西方文化，唐氏认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宗教和科学，就是贯穿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文化的那种追求超越、追求普遍必然的精神，就是那种“求扩张生命力量于时空中之现实世界，并实现普遍者于时空中现实事物，以改造世俗，而不惜精神之物化之精神。”［7］104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共同孕育了西方近代文化。希腊文化是科学之母，这是人所公认的。研究希腊文化，从两种精神入手:一为阿波罗精神即科学艺术之精神;一为狄阿尼萨斯精神(Dionysius)及阿菲克(Orhic)教精神。唐氏指出希腊精神之可贵之处就是“能透过时空中之流转，而获得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7］105这就是说希腊文化将生命建立在对时空物质世界关切的基础上，在其中发现运动的恒久性及其客观性来建立自身的信念。希腊文化以包括人类生活在内的整个宇宙自然为对象，重视对自然规律及其动因的探索。罗马精神在唐氏看来，它是人类“普遍纪律之强制的实现与普遍人性之自觉”。［7］107罗马法体现了罗马精神强制性的规律，而斯多噶哲学体现了人性的自觉。斯多噶哲学肯定自然理性的客观普遍性，肯定人类社会必须有如同自然秩序的社会秩序，这样就产生了强制性的纪律与法律，人类的理性就在于按照社会的普遍规律规范自身的生活。这样，希腊文化求普遍求超越的文化理性，就转化为罗马文化“主宰生活，条理化生活之实效”［7］109的生活理性。客观地说，罗马法就是斯多噶哲学精神的实现。基督教精神，唐氏认为这种精神是“绝对的普遍精神之肯定———内心之仁之自觉”。［7］110唐氏认为，斯多噶精神只认识到自然理性，并以此理性肯定人与人的平等。这是识义不识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别也在于此，犹太教知义不知仁，而基督精神就是仁爱精神，不仅爱朋友也爱敌人，耶稣为人类赎罪而上十字架，是至仁之表现，耶稣之爱不特是理，且是情，不重外表而重内心，不仅通于他人之心，而且通于上帝。因知上帝之爱无限，而自觉有罪，由知自我有罪而重忏悔、信仰、圣洁和祈望。“所以耶稣之精神乃是一种求绝对超越现实自我，忘掉自我，而破除一切人与人间之界隔，而向往一纯粹的绝对的‘天心’、人心、我心之通贯的精神。”［7］111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精神不同，基督教的仁爱和儒家的仁爱分别代表着东西方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以忘我实现自我，冲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界限，而实现天心、人心、我心的贯通，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是，唐氏认为，基督教的仁爱在实现贯通的同时，天心与人心是遥遥相隔的，天心高高在上与在下之有罪的我心相对峙，有罪的我仰天膜拜、信仰、祈祷，这种信仰与崇拜一方面联系着天心与我心，一方面又推远两者的距离。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都可追溯到古希腊，但真正典型的科学和宗教形态则分别出现在近代和中世纪。唐氏认为科学精神追求的是发现和实现普遍者于现实时空的特殊事物中，这本身就体现了对绝对普遍者的信仰，这就是说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宗教从本质上讲是排斥理性实证的，宗教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代“证”，而科学则相反。如果只有对上帝及其宇宙秩序的信仰，而没有要求实证的理性精神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欲望，没有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需要，近代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从另一面说明了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且两者密切联系、彼此消长。概而言之，唐氏认为，“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与科学”，“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7］61“道德艺术精神与科学宗教精神之不同，即主观我与客观物之和谐融摄关系与上所谓主观与客观之紧张对待关系之不同”。依据这一观点，唐氏认为，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自觉地求表现”的文化。唐君毅在道德理性的层面上对中西文化整体的“人文”价值趋向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趋向于超人文和非人文，而中国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指向人文。“所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8］因此，人文精神“成为唐氏哲学思想的一条闪光的主线，实现着唐氏的哲学精神”。［9］唐氏论中西文化，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中心观念”。他说:“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恃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10］1这一中心观念便是他所强调的“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唐氏对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根本缺陷的分疏比较，正是他对二者相融互汇、协调发展所作的积极探索。他一再强调“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发展”，道德理性既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出发点，又是其落脚点，在这种至高精神的统摄下，中西文化应首先承认彼此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以平等的眼光、平等的心态互视对方，增进相互了解和尊敬，互相欣赏和学习，互相批评与提携，真正使中西文化相容、相感、相通，从而形成独立与融合并存、多元与统一共居的、动态的、有机的发展格局，这样才能永葆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力。
宗教观
唐君毅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宗教的产生和宗教意识进行了疏释。当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和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人产生一种以求上达的意识，即有罪苦的意识时，最后才有可能逼出有神的信仰和宗教意识。而且，只有当欲望中的自我和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是宗教意识，否则就是道德意识。其区别是，在道德意识中，人虽然感到有两个自我的冲突，但如果还可由协调的办法得以解决这种冲突，或者说两个自我的冲突在自己的身上还没有达到统一体的破裂时，人虽有痛苦和罪恶感，他还会认为痛苦和罪恶是我所当受，是磨炼自己人格的好机会，如此，他还是生活于道德的境界中，而不是宗教的境界中。只有当他的欲望自我和自欲望中求解脱自我矛盾十分尖锐，以至无法达到协调和消解，两个自我陷入了分裂，而人的统一的自我不能形成时，或者勉强形成，过后又发现这种统一两个自我的努力并无实效，从而痛到绝望时，这时人才由道德意识转向宗教意识。在这个时候，两个自我陷入了完全的碍裂，人不能同时感到两个自我都是我。他如以欲望中的自我为自我，就会感到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另一精神实体而为神。如他以求自欲望中的自我为我，那么认为欲望中的自我不是我是魔。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乃是欲望之我，所以人们通常都以欲望之我为基点，而求超越其欲望以实现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这样，就表现为人对神的信仰。人们越把欲望之我视为卑微不足道，人们对神的信仰也就越强烈，对神的崇拜也就越虔诚。而当欲望之我被全部否定超化时，人就全感到他是生活于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化身。在唐氏看来，这就是宗教的真正根源和本性。宗教意识是人类从自然生命求解放或解脱的意识，是一种独立意识，是比求真求美意识更高的意识。它与求真求美意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求真求美中，人的精神倾注于客观的真美而耗费自己的自然生命。故求真求美要受自然生命律则的支配，而宗教意识则不同，它不受自然律则的支配。唐氏把人区分为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和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陷于欲望中的自我是指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或者说是有着自然生命的当下的自我，是具体的自我，形而下的自我。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指从欲望中超的自我，或者说是从自然生命中解脱出来的自我，这是精神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这也就是前文所述及的“现实自我”和“道德自我”。由此看来，唐氏认为宗教意识是从心理上产生的两个自我冲突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唐氏把人的宗教意识区分为十种:一是信仰自然神，向它祈求满足自己欲望的宗教意识。二是信仰有限的人神民族神或超自然的无限神，而同时向它表示欲望的宗教意识。三是求神满足自己来生愿望的宗教意识。四是求神主持世间正义的宗教意识。五是求灵魂不朽以完成其人格以及以苦行求灵魂解脱的宗教意识。六是信神以克欲的宗教意识，是一种崇拜皈依神以克欲成德的宗教意识。七是不信神亦不执我的宗教意识。不信神也不执我的宗教意识，如佛教能对我执破除净尽，将自己同一于超越自我，既无人我之执，也无神我之执，而视一切皆空。八是担负人类苦罪，保存一切价值于永恒世界的宗教意识。九是对先知先觉的崇拜，以担负人类众生苦罪的宗教意识。十是包含对圣贤、豪杰、个人祖先、民族祖先的崇拜皈依的宗教意识。唐氏认为，第十种宗教意识是最高级的宗教意识，原因是在高级的宗教意识中所信的神如基督和佛菩萨，都是以担负人类的苦罪为己任的。而人类的圣贤豪杰，在实际上就从事担负人类苦罪的事业。显然，唐氏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划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道德味道重的要比道德味道轻的宗教意识高，不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要比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高。他的这种宗教形态论，表现出他要建立宗教道德一体的思想，他开始探索将儒学和宗教加以结合。唐氏认为，人类受苦难多而无法自拔，受冤屈多而无处申诉，从而容易趋于相信神与灵魂之不朽，这可以解释西方宗教中的一部分事实，但人类的本性除求一般之幸福快乐，求客观社会上的正义实现之外，还追求德性之完满。向上精神强的人，必定想去除人格中任何一点点的过恶，以达到至善，而且也愿意看到一切人都去除任何微小的过恶，同达到至善。但是，人所向往的至善人格却是人今生所不能达到的，也不是只凭个人之力所能达到。于是人们寄希望“人之精神生命能存在于死后”，以使死后仍有继续向上，以达到所期望的至善的活动;同时，又寄希望于师友或其他人的帮助，甚至当他人的力量仍不足以助其去恶，或发现他人都陷于罪恶中时，就不免产生肯定有一至善的、有无限力量的神力的存在，以帮助自己以及他人拔除罪恶。唐氏认为，这种追求德性至善的愿望，是人类求神与追求灵魂不灭的宗教意识背后更深刻的动力。人一旦具此动机以信神或灵魂不灭之后，又会转而对于人的苦痛、幸福及罪恶与正义问题作一通观:认为人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受苦，乃由于人的罪恶。人有罪而受苦，即表现为宇宙的正义原则，而苦痛反过来又使人获得超越罪过、超越欲望的“善”，或者又成为磨炼人格，帮助人去除过恶的动因。可见，唐氏是用人类追求德性之完满的愿望来说明的产生，来解释世界上其他宗教的起源和一些宗教理论的。作为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唐氏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宗教精神，可是也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有它自己的特点。他认为宗教有它不同于道德和艺术世界的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超越者的存在，同时也认为儒家思想对于超越者的信念也是存在的，不过不表现为人格神的上帝，而是另一形而上的绝对实在———天。对于中国儒家来说，天和地并非只是自然界的存在，而是具有精神生命性的存在。在他看来，对于超越者的信仰而言，中国儒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是相同的。但在如何肯定或证明超越者的存在方面，儒家思想和世界上其他宗教又是不同的。在论证天的存在方式上，唐氏得出了天(超越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在于人心。他说:“就其内在于我，而为我之仁心仁性仁德，使我之生命、我之精神、我之人格之得日生而日成之言，则天心、天性、天德之全，又皆属于我而未尝外溢，以成就我之特殊性与主观性。”［11］88他认为基督教、回教与儒教的最大不同，就是基督教、回教皆重视上帝之超越性，而忽视其内在性，而儒教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在他看来，宇宙间唯人能以人德继天德。人之以人德继天德，即其尽心知性以知天之事。人知其性即知其天所赋之性，天所赋之性为明德，此明德亦即天性;人知其性即明明德，而能继天。在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有所依赖于天，天亦有所依赖于人，无天道，人道固无所自始，而无人道，天道亦无以成终。这种天与人的交互作用关系就是儒家思想中天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中国儒教思想尤重积极的肯定与保存一切有价值事物，“重在积极的培养一崇敬而赞叹爱护宇宙人生之善美福德之情，并以求有所增益于宇宙善美、人生福德，使之日益趋于富有日新为己任”。［11］90唐氏这种“融宗教于人文”的理论设想，是基于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而为寻找中国未来文化出路所作的有益探索。唐君毅说:“孔子融宗教于道德，神即人。宋明即道德以为宗教，而人即神。吾人今即由道德以转出宗教，而人建立神，人造神。”［10］390由于这种宗教精神是由人的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的，是从人的人伦关系中，从人之家庭父子之相处，朋友之交谈、群众之聚会以及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历史文化精神之延续的客观自然物文化物中见神之存在，并与之相沟通，因此，它又是与中国人文精神相一致的，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唐氏宗教观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观。他一生所孜孜追求的，是所谓真正的宗教精神。他幻想建立一种以儒教为基础的，又吸收世界诸大教之长的未来新宗教，以消除古今中外的宗教的纷争和冲突，使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得到安身立命之所，以满足人对精神价值的需要。
人生哲学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仁爱；和谐；尚义；诚信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儒家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批判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成分，如仁爱、和谐、尚义、诚信等精神，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加强新时期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伦理思想贵“仁”
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人都应有“恻隐之心”，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并认为仁是成人之道，不仁无以为人。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用“仁”这个基本范畴把其他的道德规范统帅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
企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的关系，在企业内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贵“和”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按现代话说，即礼的作用，以和谐为重；先王准则，以和谐为美。言下之意，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制定，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和谐，先代尧、舜、禹、汤、文、武诸王，均以此作为自己安邦治国的宗旨，因此才有了中国远古时代的泱泱盛世。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主张人际之间和谐、安定，团结，协作，即“人和”。几千年过去了，“和为贵”始终是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信奉的治国方针和道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即将“和为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和阐述。??
和谐是一种对真善美追求的动态平衡，是企业伦理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思想祟尚亲密的人际关系，人际亲密强调个人以彻底和信任的方式把自己投入于群体之中。管理者与其下属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保持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当今企业道德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相敬如宾，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与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脉相承。发扬儒家仁爱精神，就要以仁爱向善作为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引导企业员工向善，使企业内团结和睦，亲如一家。
在商业交往中，儒商注重“和气生财”，“和”则“旺”。要坚持以正当手段竞争，不能搞小动作或诋毁竞争对手，摈弃不道德的竞争行为。对于同行业伙伴既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即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双赢”模式正是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
儒家提倡尊重一切生命价值，把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意。在今天提倡生态道德，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和谐论”、“天人合一”于平淡朴素中有着奇迹般的深刻。
企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祟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首先，企业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剥夺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其次，企业要为国分忧，勇于承担社会重任和历史使命，坚持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再者，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慈善活动。将仁慈爱心献给最需要关爱的人，博施济众，兼善天下。
三、儒家伦理思想贵“义”
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义与利的名言是：“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君子讲究的是义，小人讲究的是利。义指高尚的品格，利指物质利益。他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就是说要用道德原则来统率自己的行为，财富该取的才取。把孔子的全部言论联系起来看，他并不完全否定物质利益，但认为一个人取得物质利益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这里就包含了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思想。并且认为“义”重于“利”。认为在义和利发生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时，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谨尊仁义之德，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顾客，后自己获利。“不义之财不可得”，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企业职业道德具有主观上的“利他”性和客观上的“利己”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利他”是“利已”的前提基础，“利己”是“利他”必然结果。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续下去。“义”是“利”的手段和途径。企业员工在职业实践中视顾客为上帝，对用户负责，必须会赢得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儒家思想塑造“企业魂”，就要把企业成员过分注重功利的道德心态引导到祟德尚义、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轨道上来，把主体性意识引导到自觉的道德精神上来，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引导到以企业集体利益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上来。
四、儒家伦理思想贵“信”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还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等等。
企业商德的核心是诚信，诚实不欺、重约守信。诚实守信是做人之本，是企业立身之本。诚实守信是企业的良心之所在，是企业对顾客、合作者忠实守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日本企业奉行的”终身雇佣制“就蕴含着管理者与雇员之间内在的、深厚的信任和忠诚关系。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重约守信、言而有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也是公平有序竞争的基本条件。企业要盈利，首先应该弄清楚为什么获利，怎样获利的问题。企业赚钱要讲良心，获取的应该是“阳光下的利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牢固地树立契约意识和忠实履约的道德精神，信誉至上，注重商业道德。反对随意毁约、商业欺诈和言而无信。
企业成员要诚实、忠实、老实、要坦诚相待，信守承诺。要诚心待客，货真价实。要恪守信用，严格履约。企业成员要通过自律、自省、自觉，从思想上消除“机会主义动机”，减少“道德风险”。不弄虚作假，不瞒上欺下，不歪曲事实，不偏听偏信。只有诚信不欺、重约守信，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才能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欺诈、哄骗，言而无信，昧着良心赚钱，就会使企业失去信用，最终也会失去市场，失去自下而上的根本依托。
还必须指出的是，对待儒家思想文化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儒家伦理思想精华的同时，也必须摈弃儒家伦理思想中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义，封闭保守。尤其是宗法等级观念，官本位特权意识等。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创新意识、民主意识等，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伦理思想之精华，兼容现代文明道德意识，就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企业职业道德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1986．
[2]宋英．试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J]．经济师，2006，（4）．
[3]张平．道德教育与内部控制[J]．会计之友，2006，（1）．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梁漱溟；东西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149-02
梁漱溟，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21年他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影响巨大。他在这本中发表了自己对于中西文化融合论的看法，对现代人看待中西文化融合现象起到了指引和借鉴作用。
一、梁漱溟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是在当时西方文化不断进入中国，而中国文化却“无力对抗”的背景下完成的。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有三个醒人的观点。第一，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孔家文化的眷恋之情。第二，梁漱溟先生将世界文化分成了三大类：积极进取为特点的西方文化、持中调和为特点的中国文化、消极退后为特点的印度文化。第三，将振兴世界文化的任务落在了中国的头上。这三种观点在学术界也引起了格外的注意。“梁漱溟先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谓西方文化的特征为‘向前进取’、印度的为‘向后倒退’，中国的为‘调和持中’（大意，非直录原文）。泛泛地讲，当然可以备一说，但严格地讲起来，横说吧，每一种里都可能包含此三者的成分；竖说吧，每一种都可能经过此三者所经历的阶段”[1]。还有学者认为“梁漱溟的三大路向说就其根本而言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2]。对于梁漱溟先生提出来的世界文化三大路向说这一观点上，虽然还存在批判，这种批判也影响到了“世界文化三路向说”是否能够成立，但梁漱溟先生的这种文化思维是不能因其论断能否成立而被忽视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这样说道：“我想但使中国民族不至绝亡他一定会对于这新化、故化有一番解决，有一番成就。又恰好这东方化的中坚，孔化是本地出产，佛化是为他独得。倘然东方化不值一钱固不必论，万一有些参酌之处，那材料不于中国而谁求”[3]237。并且这种文化的复兴，是人生态度的复兴。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尤其是孔家文化，尤为重视，他在书中也用了大量的笔墨讲道孔家文化，认为孔家文化是要批判性地拿到现实生活中运用的。梁漱溟对孔家文化有着难解情节，认为孔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实梁漱溟先生还是一个未脱离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束缚的人，他并不认为西方文化是优越于中国、印度文化的，只是中国、印度文化成熟过早，不切事宜罢了。西方人所走的第一条路向迟早是要走到尽头，要转向第二条路向，第二条路向也迟早走不通，就要走上第三条路向，他认为印度文化才是最最高级。他的这种观点本身自相矛盾。他在书中前半部分将世界文化分成三大类，后半部分又将这三大类说成是三种阶段。就看他说第一路向走不通将最终走向第三阶段来看，这就属于了世界文化三阶段范畴中，就与他所说中国与西方文化是两条平行线，不可能有交点相背离了。仔细阅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会发现，书中前部分理论与结尾的结论互相矛盾。但梁漱溟在完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也只有二十几岁，个人阅历不够多，处于时代的局限性中，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实属难能可贵。正如他在第八版自序中也说道自己观点存在不足的地方：“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尤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3]6。《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版，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着深远影响，他的独到之处并不是有着怎样的文化观点，而是他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史学界，并非非要把一个人的论断说出个对错，而是要看这种论断能否走得更远，走不远就加以改之，走得远就继续下去。
二、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看东西方文化究竟可不可以融合
秉受东方化的民族不仅仅只有中国，日本、印度、安南、朝鲜、缅甸也属其中。但日本早早就接受了西方化，一个东方的民族，在东方的土壤里，却采用着西方化，二化并用，不仅没发现有何冲突，反而用得其乐融融，是天资尚浅还是东西二文化都没有完全领会得到呢？印度、安南、朝鲜、缅甸，还没来得及采用西方化就被西方给占领了，可以说是在强迫之下采用了西方化。所以说东西融合主要指的就是中国与西方的融合了。中国，唯一东方化的发源地，在这里也充满了西方化，对于吸收西方化可以说是有一个过程。起初，我们照搬西洋的科技，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搅乱了东方原有的文化步骤。之后，大家有了更进一步的觉悟，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这种改革，也没有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安设在中国。最后，大家更有了进一步的觉悟，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无尽的学习，不禁的反问，西方文化究竟哪里优于东方呢？西方文化有哪些特点呢？
早稻田哲学教授金子马治的演讲《东西文明之比较》中有扼要的一句答案：“西洋文明是势能之文明”。民国八年杜威先生的演说也只说西方人是征服自然，东方人是与自然融洽，此即两文化不同之所在。日本人助译的美国人闹克斯的书，他那里边所谈论的西洋人的文明精神，一个是科学，一个是自由。指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化有两样特长，一个是科学的方法，一个是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即自由。既然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也就是中国文化所不具备的特点。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中西方文化有何不同。中西方的科学精神是有着怎样不同的体现呢？在医学上来讲，西医是老老实实的指那一件东西，说血就是指人的血液，说气就是指人的呼吸，而中医却不然，说肝经有病了，也非真是肝病，是指一种现象为肝病耳。对于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上，西方是会用科学去解释，而中国呢，看到这种现象时，就会想到“雷公”、“电母”，上帝的思想反而在中国了。再看中西方的自由精神是有着怎样不同的体现呢？严尊卑与尚平等为中西两异的精神。中国“治人者”与“治与人者”是两个阶级，人生出来就已经分出所谓的尊卑了，并且要一直沿着这尊卑的路走下去。例如中国人除一面是皇帝的子民，一面他还是父母的儿女，他父母所属的东西，他父母怎样他，都是正常的。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讲的是人对那人的私德，没有人对社会大家的关系。西方一个人是“治人者”也是“治与人者”，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尊卑。又如西方人成年以后有自己的意愿，不以孝养老子为事业。西方人的伦理道德讲的是人对社会的功德，而且特别重视人对社会的关系。可见，西方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就是科学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
那是不是我们与西方文化存在不同就意味着我们落后了西方呢？是不是我们就应该与西方相融合呢？梁漱溟先生在书中所说的是，只是我们走的路向不同，即使我们走的再快，也达不到西方所有的，因为目的不同。用以上的论述也可以知道，我们中国与西方在精神与方法上都是不相同的。这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又怎样能够融合呢？我们中国人有一点享受一点，而西方人像风一样向前追求，所得虽多，但可能从未从容安逸地享受过，这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西方人无论做什么都要讲究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而中国人不分你我界限，看不到冷漠。这正是梁漱溟先生对于中西文化能否融合的观点，他把西方人积极向前的状态视为后退的，而把印度人消极退后的状态视为前进的，只有中国人，持中、调和状态才是最完美理想的。对于一个已经理想了的文化，怎还能需要与其他文化融合呢。
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带来的现实意义以及东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新内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西方人对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以及哲学思想是给予肯定的，他们认为中国学者已经对本国的文化开始思考探索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理论呈现出处于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和一个旧时代的结束的过渡性质。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比较模式，打破了过去以‘体用’学说为代表的旧的‘范式’。另外，他还开创了一个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研究的新境界，将以往肤浅的比较和解释深入到本体论和人类存在意义的层次。从这一点来看，梁漱溟的一只脚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开创者之一”[4]。虽说，这本书有些观点还站不住脚，有些矛盾，但学术界依然对梁漱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其现实意义不能被忽视。它现实意义的一方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永远不能被抛弃，只是要选择性的继承。另一方面，就像梁漱溟先生所说，讨论东西方文化融合问题，并不是一个遥远的问题。就拿到我们现在社会上来看，它仍然是一个热点。
用今时今日人们的眼光来看，我们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到底可不可以融合？街边大大小小的西餐厅，生活中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生活中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事物，只要是冠上国外进口的字样，不管是哪个国，都会被人们看作是极好不过的东西了。这种中西结合的现象已经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在不经意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是接受了这种西方文化的介入现象。现在的中西文化融合现象到处可见，即使是文化碰撞，在碰撞当中也都会出现文化融合，最重要的就是看人们怎样去选择了，选择中国式可以，选择西式可以，选择中西结合式可以。中西文化相融合，与其用融合来形容，倒不如赋予一个新的内涵，用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来作用与社会这样形容更加贴切。但我们肯定不是克隆一个西方在中国，只是吸取西方那种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加以运用与改造，这当然要结合现在的国情与现实的社会。现在许多学者也都认为，我们中国是要走上既有中国传统的孔教文化，又要有西方自由科学文化的道路。中西文化融合在梁漱溟先生那个年代，会被分得很清楚，中国注重伦理道德，西方注重个人主义，可能因二者注重不同，走不同路线，就被看作不能相互接触。而放到二十一世纪，已经是出现大规模的融合了，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也可能是物理反应，不过这些反应也司空见惯了。东西方文化融合，定是一种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周谷城.中西文化的交流[J].复旦学报，1986（2）.
[2]邵长虎.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比较观[J].哈尔滨学报，2004（3）.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1.1一般资料：本组为胆囊切除术患者共60例。男32例，女28例，年龄在20～65岁之间，平均47岁。其中硬膜外麻醉39例，血压降低的占95.4%，血压升高的占4.6%。全身麻醉21例，血压降低的占63.2%，血压升高的占36.8%。
1.2方法：患者的手术均为卧位，测量部位为右上肢肱动脉，分别记录麻醉用药前、用药后及用药中各步骤实时的收缩压数值。
2护理
2.1基础护理：术前1日访视患者，做好解释工作，以消除患者顾虑，避免因精神过度紧张而成为影响血压值的因素。术中严密检测血压的变化，根据手术的各步骤分别给予正确的护理。
2.2麻醉状态下低血压患者的护理
2.2.1硬膜外麻醉下低血压患者的护理，多发生于胸段阻滞麻醉。由于内脏交感神经阻滞，导致腹腔内血管扩张，回血量减少致血压下降。应首先加快输血速度，补充血容量，积极协助麻醉师调整手术床以控制麻醉平面。为防止低血压性休克，可抬高双下肢30°，增加静脉回心血量，同时用面罩加压吸氧，静脉滴注麻黄碱15mg，一般血压迅速回升。
2.2.2全麻下低血压的护理：全麻时低血压的原因常为血容量不足，周围血管张力减弱致使血容量与血管床容积比例失调以及心排出量减少三个方面。因此在术中应严密观察静脉维持用药，根据患者的体重准确计算用药的剂量，并随时调整药物输入的速度，以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
2.3麻醉状态下高血压患者的护理：麻醉期间血压升高可致心肌作功和耗氧增加。由于心脏后负荷加量，还可导致急性左心衰和急性肺水肿，对原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或者颅内动脉瘤的病人，当血压急剧升高超过200mmHg时，易导致脑血管破裂，因此应该积极配合麻醉师进行气管内插管，减少因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所引起的高血压，严密监测麻醉全过程的生命体征，并保证呼吸的通畅，确保手术的顺利进行。
3讨论
3.1硬膜外麻醉阻滞交感神经节前纤维，从而使阻滞范围内的阻力与容量血管扩张，静脉压降低，心排出量减少、血压下降，除此以外，麻醉平面过广和局部吸入血液后对循环系统的作用也是血压下降的重要因素［1］，因此，应以积极预防低血压性休克为重点，术中加强监测，积极纠正血压。
3.2静脉复合麻醉通常以缓慢静注或静滴麻醉剂产生麻醉作用，在诱导麻醉时，用药量过大或注射速度过快可引起血压骤降［2］，气管插管时由于机械刺激喉部和气管的神经末梢，而引起交感肾上腺素系统的应激反应，致血压升高［3］，由于诱导后即行气管插管药效尚未达到，故此时血压比诱导期高，拔管时刺激及术后疼痛则加剧应激反应致血压升高达最高点，因此应注意血压的变化，排除使血压升高的各种因素，一旦血压升高，及早采取措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3.3麻醉期间血压稳定的护理重在预防。其关键是：①要分析造成循环障碍的病因，并加以预防，从而避免血压的急剧波动，或使低血压或高血压的严重性降低到最轻程度。②要对血压变化的病理生理作出判断，弄清血容量、心脏功能和周围血管的舒缩状态，以维持有效的循环血容量。
【参考文献】
［1］林桂芳，曾因明，曹子恩．麻醉并发症及处理［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