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要意义

新时期，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态势，面对国内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将更加复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挑战：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尤其是在国际文化交流传播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并取得很大成功；二是计算机互联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广泛运用，使知识信息无国界急速流动，思想文化交流呈现鲜明的跨国界的特点，使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趋直接便捷；三是国内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使人们的心态和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择业标准发生裂变，一些人的敬业精神开始淡化。这些与马克思主义不相一致的杂音、噪音，程度不同地干扰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面对新的挑战，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和看待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用改革和进取的精神来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深化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一、有利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列宁曾经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政党的斗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政党都与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主张和政策，或者说它的这一套东西与别的政党毫无两样，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和依据。对于执政党而言，更不可能完全抹去意识形态的痕迹。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一个重要的任务，都应该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一般而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国家统治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有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而且借着各种文化和思想形态的手段，将该党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

新时期，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加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作指导。列宁一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也明确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隔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是指导我们党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锐利武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我们党，使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党无负于人民的重托和希望，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无疑给党的建设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机遇面前，有的人却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产生了许多模糊认识。在党的性质问题上，有人认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了，它的对立面的工人阶级就不复存在了，因而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全民党”；在党的纲领问题上，有人说共产主义“渺茫”，社会主义“模糊”，资本主义“实在”，现在搞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有人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诸种学术流派的一种。应当与其它学术流派“平起平坐”，不能作为超越其它流派之上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宗旨问题上，有人认为为人民服务的标准太高，难以做到，主张把商品交换原加入党内生活，用“利益机制”指导党员的行动；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有人说民主集中制是造成个人专断的根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应该废除它；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有人认为经济的多元化，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多元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多党制经济不是搞得很好吗，提出在中国应该实行“多党制”；等等。所有这些，是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相悖的，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只有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才能在理论上明辨是非，澄清这些模糊的认识，坚定自己的正确信念。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这里说的“先进理论”，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这就是说，我们要想做“先进战士”，就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就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保持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在重大的原则面前、是非面前毫不动摇。

只有学习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才能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观察事物的科学方法，增强分辨是非的能力，从而使自己变得眼界开阔，胸襟宽广，志向远大，境界高尚，信念坚定，成为一名清醒的有作为的“先进战士”。有了这种精神支柱，党员干部的思维和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创造性就会大大提高，总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就会极大增强，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就更加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就能实现。

二、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近代西方国家的发展，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强调自由，强调市场，却忽视公正和公平。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取向，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它对于自由主义具有重要的制衡和矫正作用。两者的适当结合，将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西方国家的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我们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我国现在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可以说，中国改革以来经历了从伦理经济到市场社会的转变。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但在90年代末期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

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这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在当代世界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可或缺。

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是其整个经济学说中最基本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对待这一原理，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明确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再者，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也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再生产诸环节中，生产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比如，消费不能从总体上对其他诸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但对生产这一方面来说可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近些年来，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明显地体现了消费需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过去片面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消费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换与分配也会在单方面形式上决定生产。市场扩大，交换范围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扩大——明显的例证就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三、有利于辨析当代社会各种社会思潮。构建和谐社会

自社会主义中国诞生起。西方敌对势力就开始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它们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转向中国。它们视中国为眼中钉，加紧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刻妄图“西化”和“分化”我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反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两股思潮充当急先锋，它们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观点为核心，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多元主义和趋同论为理论基础，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根本的价值观，以我国的党员干部为主要腐蚀对象，相互配合，互相呼应，和平演变中国。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当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成为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现实条件下，克服思想观念上的庸俗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力量。中国作为一个有l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否则，必然是一盘散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对错误的思潮予以有说服力地批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误，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是共产党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历史教训。苏联垮台是苏联领导人从丧失共产主义信念开始，到丧失统治意志为止的过程。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苏东崩溃首先是信念的崩溃。当一个党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当人们对自己几十年来所做的一切失去了心理和道德依据，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失去了信心，这个党、这支队伍和这个事业还怎么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呢?当今，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在苦难中经受锻炼，从挫折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第2篇

意识形态关乎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人们精神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建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是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使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不断完善和拓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局势,我们要弘扬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以下几个基本路径上主动做好工作。

一、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工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导向功能的重要路径。现代社会舆论的作用巨大,已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有力工具,也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有效手段。没有舆论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舆论和谐的程度反映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社会观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坚守大众传媒正确舆论导向。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关键是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此,大众传媒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积极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大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闻舆论。其次,必须注重舆论引导观念和方式的转变。舆论引导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解释事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正确地表达公众舆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有效舆论引导的前提。舆论引导关键在于信息公开,我们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社会组织和政府有责任向公众开放尽可能充分的信息资源。舆论引导的起点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大众传媒必须遵循信息时代舆论引导的特点和规律,“抢占先机”,“抓住”受众,占领在舆论引导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必须抓好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对于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公众历来十分关注。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引导的重中之重,应该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题,纠正由偏见、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的评论、解释。第四,必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舆论监督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舆论监督是舆论引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正确舆论导向,包含了有效舆论监督,有效舆论监督是正确舆论导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前,要特别注重抓好网络舆论监督工作,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有效手段。

二、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P525)语言不一样,其体现和表达的意识形态含义就截然不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反映现实,对社会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导向,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加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解释力,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一,必须充分挖掘原有意识形态话语实现其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从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采取的成功策略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性阐释,进而创立凸显我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样,既实现了执政党对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凝聚和保护、动员功能,又与过去的意识形态保持历史延续性。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实践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我们必须发扬过去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优良传统,借鉴过去的成功策略,挖掘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充分展开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对其进行创新性解释,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弘扬传统意识形态要素中的真知灼见,革除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中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进而发展出体现时代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二,必须提炼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任何社会建设的背后都必须有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因为它是支配人们行动和思维的向导。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要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提炼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既指引政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获得全体人民的普遍认同。其三,必须加强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公民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群众掌握。普通群众往往对晦涩的理论话语兴趣不大,他们更喜欢通俗易懂的文字,更需要简单明了的观点或口号。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所期望接受的更多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而不是这个理论的整个体系。当前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加紧话语的转换,从抽象的、政治性的学术语言或文件语言转换为具体的、面向日常生活、面向普通公民、能被广大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大众语言,这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性是意识形态性,其目的是要使全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谐有序。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容和载体、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寻求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一贯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61)思想观念必须通过灌输和教育使之掌握群众,才能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列宁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传播的一般规律,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思想理论教育的价值、方法等问题,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实现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去影响社会和凝聚群众,发挥其实现社会政治整合、协调社会利益矛盾、培育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我们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 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就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淡化论”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误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坚决防止淡化或否定意识形态根本属性的现象出现,这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正确定位。我们还必须结合实际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诚信友爱教育和生态意识教育。要加强对网络和网民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

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本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都十分注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理论工作队伍,以加强和发掘统治阶级思想,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很重,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业务专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条件和重要途径,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目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强调价值多元化而淡化或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人提出要构建“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理想主义,有人片面强调和追求精神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对弘扬主旋律表现冷漠,热衷于趋时媚俗,迎合一些不健康的文化需求,等等。这些情况有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务。只有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打造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使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五、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指在特定时期未经加工整理而在社会成员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况,具体表现为理想、愿望、需要、动机、情感、道德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意识的总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中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虽然是一种自发的、不定型和不系统的社会意识,但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源泉。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意识素材。作为在社会心理中“提炼”出的意识形态,它反过来又对社会心理起着引导作用。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心理的引导。意识形态要掌握人们的思想,就必须转化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理性化的意识形态,除了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方案、政策等以外,还必须转化为人们的热情、动机、愿望、意志、要求等社会心理层次的内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传播渠道,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常常使社会群体成员置身其中,接受其影响,产生或改变自己的社会心理内容。因此,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培育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心态,营造良好社会心理环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提升社会成员正向心理需求,善于用高层次的目标尤其是用主流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理想目标来引导社会成员产生最具优势的主导需要,使他们的需求结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培育和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诚信友爱、豁达平和、积极进取、宽容大度的社会心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建构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的心理认同。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柯尔施；列宁；意识形态观；批评；启示

中图分类号：A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73-05

柯尔施在其早期文本中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以隐晦的方式提出了若干批评，遭到了共产国际理论家的批判。柯尔施面对批判没有退步，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公开的和直接的批评和指责。在他看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构成了这一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能成为适应今天需要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哲学。”为此，柯尔施呼吁“苏联反对派和其他反对派立即和列宁主义决裂。因为它从内容到功能都成为资产阶级和反无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柯尔施对“列宁意识形态观”的误读，对我们捍卫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途径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柯尔施论“列宁意识形态观”的基本内容

1.列宁从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来考虑意识形态问题，而不关心理论本身的科学性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是持否定态度的，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虚伪的意识”，针对资产阶级把社会主义理论称作是理论与政治“非科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者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称之为纯粹的‘意识形态’”。柯尔施认为，意识形态总是与欺骗和谎言联系在一起，是迟早要走向终结的；而列宁修正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认知，从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变成了意识形态学说，马克思主义“唯一必要的是存在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并且只能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它一直是‘从外部’以预先设立的形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所以，柯尔施认为，“是该剪掉列宁主义脐带的时候了。列宁主义已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充满幻想和欺骗。列宁主义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国际工人运动的需要”。柯尔施还以哲学这种意识形态为例指出，列宁并不关心哲学意识形态是否正确这个问题，“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或者――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里一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问题……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来决定哲学问题。他并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来判断他们”。也就是说，列宁评价意识形态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党性原则，而不关心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以及与实践是否相符。在柯尔施看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就是科学理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没有这种统一，就会将马克思的思想看成是一种纯粹描述的科学”。因此，柯尔施指责说列宁只从考虑政治上对党“有益”还是“有害”来考虑问题，而不关心理论本身是否科学，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者。

其实，柯尔施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列宁承认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是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作了中性化理解，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是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是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适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根据实际政治情势，着眼于党的利益和工作来考虑意识形态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正是意识形态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列宁所维护的“党性是有原则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为了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是为了最明确地进行阶级组合”。至于说列宁没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立在本质上是理论的公式的基础之上”的说法，更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列宁不仅有像《怎么办》、《青年团的任务》等系统的论述意识形态思想的专著，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其他观点也散见于列宁在不同场合的报告、讲话之中。

2.列宁的认识论消解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柯尔施说，“列宁从头至尾都始终从一种抽象的认识论的观点出发去论述这种关系，从未把认识当作一种历史现象，当作在既定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或者只当作现存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他认为，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客体，把认识仅仅看作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样一来，他们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摧毁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因此，“他们竟会不自觉地赞美他们多次抨击的‘康德主义’。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放弃了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这是由黑格尔的辩证法首先提出，以后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给予一个更为广泛的精心推敲，而列宁及其追随者则通过用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那样较为狭窄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去取代它。他还说，列宁及其追随者还把认识表述为一种和谐一致的进化的发展和朝着绝对真理走去的无限的进步。他们对一般地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特殊地说在革命运动本身中的这种关系的表述，是对意识形态革命f生的完全抛弃，并倒退到一种发现真理的纯理论同实践的抽象的对立之中了。在列宁那里，“马克思的革命实践严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就衰变为一种可与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相比的二元论”。

柯尔施的上述观点显然是把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意识形态问题，同作为一种认识现象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了。而事实却是，尽管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必然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基础的思想上层建筑，必然要表现当时的阶级斗争关系，但是它们又是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识现象，必然要同解决思维同存在的关系密切相联，而不是彼此取消和代替的。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把认识看作是思维对存在的反映的，并不是始于列宁，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的观点。在此，只有列宁所坚持的反映论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什么列宁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论问题去取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存在的总体性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列宁用倒退的方式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问题。再次，至于说列宁把认识看作是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时摧毁了存在和意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消解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性，这个指责也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坚持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又突出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革命性的能动作

用，强调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而根本不存在柯尔施所说的什么纯理论和实践的抽象对立的问题。除此以外，列宁还强调了反映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例如，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就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在这里哪里还有什么柯尔施所说的列宁把思维和存在都看作是世界本原的二元论的痕迹呢?

3.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柯尔施说：“列宁很严肃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保留黑格尔的哲学。他因此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革命发展开始时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列宁对此仅仅看成是唯物主义新的世界观取代唯心主义世界观，而没有意识到这种颠倒“至多只涉及到一种术语的变化，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其次，柯尔施认为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缺点，即不仅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而且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列宁的这种唯物主义是一种“完全哲学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尽管列宁的全部声明都有意宣称自己不是形而上学，“但它不再是完整意义的辩证法，更不用说辩证唯物主义了。”因此，在柯尔施看来，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没有能够恢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总体性原则，而是退回到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的旧唯物主义上去了。

柯尔施指认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应当指出，把唯物辩证法同唯心辩证法之间的本质区别首先归结为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不同、归结为以物质还是以精神为世界的本原的不同，这并不是列宁的发明，而是马克思本人的阐述，列宁只是坚持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而已。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说过：“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同时，既然问题涉及到唯物辩证法同唯心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涉及到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根本不同，这些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性问题，然而柯尔施把这些变化仅仅看作是“一种单纯术语上的变化”，显然是不正确的。

另一方面，把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究竟谁是世界的本原作为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这也不是列宁的独创，而是恩格斯的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对此，柯尔施不能因为列宁重申了恩格斯的观点而指责列宁把唯心还是唯物之间的辩论拖回到已被德国唯心主义超越的历史舞台上去。列宁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大师，在列宁看来，事物的发展是按着辩证的、矛盾的道路行进的，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4.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成为评估科学发现的最高权威，走向了某种意识形态专制主义

柯尔施说，列宁不仅没有理论修养，而且态度粗暴，对政治上的朋友和敌人、哲学理论家们，甚至在大多数有创造性的自然科学家们都进行了无原则和无意义的批判和指责，而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采取了一种完全不适当的策略，把自己的观点变“成了过去、现在或将来评价个别科学发现的至高无上的评判权威”，“用自己的哲学作为评判一切理论问题和科学问题的最高标准，结果破坏了哲学和科学健康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列宁的追随者们又把这种统治推向荒谬的极端，这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在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下，这种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在今天的俄国，不仅运用于执政党，而且运用于一般工人阶级的全部精神生活”。与此同时，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企图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对各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无情的思想斗争，“俄国党的领导在‘宣传列宁主义’的口号下，在那时开始了一场使共产国际中所有非俄国党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化’的运动”。扬弃列宁这种变了形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革命，实行“总体革命”，走向“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与苏联模式不同的，不是那种简单的仅仅限于形式上的，在思想上强调实行无产阶级统治，在行动上却是以无产阶级名义建立的新型统治秩序：“首先，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而不是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其次，它是一种阶级，而不是一个党或党的领袖的。第三，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革命的，它不是通过镇压阶级和抑制阶级矛盾来为‘国家的消亡’、因而为结束所有意识形态束缚创造先决条件的社会变革过程的一个环节”。

柯尔施指责列宁用意识形态来评判科学，走向意识形态专制主义，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列宁总是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以开放的胸怀汲取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人类优秀文化。列宁还号召文化工作者与科学家结成联盟，以促进文化事业和科学的共同发展，而且列宁从来没有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凝固不变的终极真理，而是提出了要“密切联系实际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确实盛行过政治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导致一方面哲学成为论证现实，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牢牢地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贫乏的哲学却成为评判一切的工具。把这些归罪于列宁则是错误的，准确地说，将意识形态教条化和神圣化是从斯大林开始的。柯尔施实际上是把列宁的后继者，即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学说也当作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批判。

二、分析柯尔施对“列宁意识形态观”的误读对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本途径的启示

分析柯尔施对“列宁意识形态观”的误读，对于我们反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本途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列宁意识形态观”，把掌握

“列宁意识形态观”的精神实质

柯尔施对“列宁意识形态观”的误读，其理论方面的原因是柯尔施没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政治方面的原因是柯尔施于1925年被德共撤销了《国际》杂志的编辑职务，1926年又因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德共中央令其放弃议员席位决定而被开除出党。从此以后，柯尔施与列宁分道扬镳。柯尔施的误读从反面提示我们：必须加强对“列宁意识形态观”的学习与理解，真正掌握“列宁意识形态观”的精神实质。首先要学习列宁的原著，从原著的学习中掌握“列宁意识形态观”的发展脉络、特定内涵与历史作用。其次要学习后人对“列宁意识形态观”的研究成果，以批判的精神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除此以外，还要向实践学习。总结成功的经验，是十分有益的；吸取失误的教训，也是非常重要的。列宁曾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总之，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列宁意识形态观”，努力掌握基本原理及其思想主旨，并用以指导现代化建设，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本途径的重要前提。

2.坚持用唯物辩证原则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道路

唯物辩证原则是列宁意识形态思想贯彻始终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它提示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道路时要着重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性与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在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中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话语系统中具有统摄地位。在此基础上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普适性，促使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发展，从而丰富和充实主导性。二是处理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从总体性的视角来看，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无不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通过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作细致深入的分析，才能阐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必须紧跟实践的发展，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与经济社会发展大致同步，保持理论与现实之间必要的张力，这样才能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的指南，进而获得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消除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更能契合人们现实的经验感悟，更能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只有这样，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念才能凝聚人心，内化为人们自觉的价值追求。

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处理好意识形态泛化与淡化的关系问题

“列宁意识形态观”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承认社会存在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注重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历史创造力。而柯尔施把“列宁意识形态观”误读为既消解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又走向了意识形态专制主义，这从反面提示我们：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泛化与淡化的关系问题，既不能无限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又不能否定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重要作用。

所谓意识形态的泛化，就是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忽视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功能性，把意识形态工作凌驾于其它一切领域之上。例如斯大林时期，纵容个人崇拜现象，意识形态教条化和形式主义化，窒息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机与活力。这一系列错误都与苏共意识形态的泛化有关。意识形态的淡化是指忽视意识形态的功能，用所谓“中立的”科学或“纯粹的”知识来代替意识形态。例如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企图从‘纯学术’的角度‘摒弃’意识形态，实质上是用其单一的意识形态来终结其他意识形态，再借由经济学帝国主义影响渗透到其他学科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意识形态泛化和淡化都是思想方法上的绝对化和片面化，都没有正确认识到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从而对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过分夸大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严重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关系和生活状态，妨碍了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而政治冷淡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其实质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终结了，而是用另一种意识形态来取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工作既不能泛化，更不能削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1][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80.

[3][德]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M]，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

[4]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8.

[5]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3.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第4篇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的符号学转向，虽与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有一定渊源，但根本原因在于后工业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或者说是以符号的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社会，传统的将意识形态简单等同于阶级意识的观点需要修正，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还以符号形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这一认识出发，一些学者从符号学视角来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的学者就开始从符号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在近些年，西方的一些学者更是热衷于意识形态的符号学研究。哲学家巴赫金、福柯，社会学家布迪厄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家鲍德里亚等人是意识形态符号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与符号具有天然联系，意识形态就是隐藏着各种不同意义的符号系统，应将意识形态作为符号体系来理解。“符号”是从符号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概念。“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3］它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语言、话语是最常用的符号。符号不仅具有物质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和意识性，所以，学者们将符号与意识形态相联系，从符号学视角来研究意识形态现象。20世纪20年代，俄国哲学家巴赫金最早阐释了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出了“意识形态符号”的概念。巴赫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的。首先，他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是一致的；意识形态与符号是相互依存的。他指出：“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獉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獉号獉（ЗНаК）。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4］（P349－350）其次，意识形态符号具有现实性，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由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决定的。他指出：“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不仅是一种反映，一个现实的影子，而且还是这一现实的本身的物质的一部分。”［4］（P350）据此，巴赫金提出了“符号＝社会的相互关系与交往＝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公式。再次，意识形态符号具有历史性。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符号是活生生的、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源于符号所折射的社会现实的变化。此外，在巴赫金看来，话语和语言都是典型的符号，都具有意识形态性，或者说都是充满意识形态内容的载体，“在话语里实现着浸透了社会交际的所有方面的无数意识形态的联系。”［4］（P359－360）巴赫金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奠定了意识形态研究的符号学转向的基础。在意识形态研究的符号学转向过程中，法国哲学家福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福柯将语言、话语甚至身体等都看作是符号。

福柯独到之处在于探讨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是人们斗争的手段与目的，话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赋予权力”，甚至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权力压制、操控着人们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即凭借真理（知识）的名义，权力拥有者可以支配、压制人们的思想，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实现意识形态的功能。而权力运作的场所，一个是语言符号，一个是身体的符号。语言符号通过给身体命名、划界、打上印记而使其适应权力、压制的需要：“凡是不允许的就被贴上‘不正当’的标签，而为常规所不能接受的知觉形式就被标上‘癫狂’的名号，会动摇社会制度的行为则被标记为‘犯罪’，那些不属于种族霸权范围的人被标记为是‘堕落的’。”［5］（P127）可见，语言符号是权力的媒介，符号使权力完美地实现了它的欲望。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意识形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意识形态研究的符号学转向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布迪厄更为详尽地从符号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他直接将意识形态称为“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在他那儿成了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给定事物的能力，是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当符号进入政治领域即关涉政治生活或政治信息时，就成为政治符号，成为政治权力。政治符号具有传递政治信息、表达政治情感、获取政治权力、推动政治合法化、影响政治互动过程等功能。所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符号统治发挥着政治统治的功能，通过符号权力可以达到维持政治权力的目的。而且这种统治有时胜过暴力统治，因为“符号权力”是一种隐形的权力，是一种软暴力，它弥漫在社会空间，隐含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意识形态权力就是符号暴力（正统）”，是“协助政治暴力（支配）的重要方面”。［6］（P164）他认为，符号权力具有塑造社会结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秩序的功能，符号是社会整合的最好工具。“符号权力”可以使被统治者在无意识中认同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依靠符号系统可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所以，符号权力“几乎是一种魔术的权力，借助特殊动员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无论这种强力是身体的还是经济的）才可以获得之物的等价物。”［7］（P170）而“符号权力”功能的发挥依赖于人们对它的共识，“共识”是“符号权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和机理。但布迪厄认为这种“共识”其实是一种“误识”（misrecognize）。“符号权力”被误认为是一种权力，从而使人们认同了其合法性。他还提出“符号资本”的概念来揭示“误识”产生的过程，认为“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是一种认同层面上的资本，一种转化了的、伪装了的物质的经济资本形式。而“符号资本”的拥有者拥有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表达传递给弱势群体的力量，这就是符号权力，它误导了人们的认识，使人们产生“误识”。鲍德里亚的符号学意识形态研究则另辟蹊径，从消费物符号分析意识形态问题。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以符号的生产和消费为核心，消费社会中一切都以符号为中介并受其统治，符号化的消费物掩藏着严密的社会等级。因此，传统的研究视角已难以对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必须运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才能解码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在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已渗透到一切领域，消费物被赋予了某种文化符号的意义，符号操控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他指出这种符号形式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构筑起了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要对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必须揭示消费物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首先，通过消费物符号化隐藏社会等级和阶级差别，实现着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在他看来，在消费社会，人们通过符号消费显示自身价值、身份等，符号消费操控着人们的经济文化诉求，符号物背后隐藏着严密的社会等级和阶级差别，消费成为了个体社会身份、地位的排序和确立过程。人们在认同符号物差异的同时，也就在无意识中认同了符号物所标示的身份、地位、等级的差别。其次，广告等大众传媒隐含着政治意图，成为消费物符号化进行意识形态操控的主要途径。他指出，广告构建了一个符号意义世界，以意象的形式表征着某消费物的消费意义，说服人们相信某种消费物的消费意义，使人们在对意义的消费过程中内化社会规范，实现对社会的认同，从而以隐性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操控。

二、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社会学转向

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虽然马克思主要是从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从社会学视角关照意识形态问题。他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P32）一些西方学者汲取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但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力图避开意识形态的浓厚政治色彩，把研究视野聚焦于社会实践领域，以“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研究主要从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其代表人物和学派有社会学家韦伯、曼海姆、法兰克福学派等。韦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韦伯提到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作为上层建筑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不能仅从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来解释，还应看到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9］（P49）在此，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扩张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虽然韦伯得出的结论存在诸多问题，但他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方法，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曼海姆则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阐述了知识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的新见解。在他看来，知识社会学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方法。作为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而作为方法，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学术发展史上已经采取的各种形式的轨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区分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而是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必须从社会的各个方面考察意识形态。他提出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即“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总体性的意识形态观念”。

“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在纯粹心理学层面上，用个人心理动机解释人们的意识形态；“总体性的意识形态观念”则是对论敌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对在不同社会背景上发生作用的精神结构进行客观描述，而不考虑心理动机。他主张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分析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对总体性意识形态的研究，这样，意识形态研究就由心理分析上升到社会分析。曼海姆认为，总体性意识形态的一般系统表述表明，意识形态是受到社会历史情境制约的，研究意识形态就要将它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相联系。这样的研究就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曼海姆主张意识形态研究应当走向“总体”、“整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更加清楚的理论性系统表述，要意识到每一种观点所具有的局限性，要吸收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修正已有的研究。他指出，只有我们意识到每一种观点具有的局限性的时候，我们才能踏上理解整体之路；只有当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吸收有分歧的观点的时候，它才会变得具有更多的综合性。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研究意识形态，主张“价值中立”原则，要求对意识形态研究只作客观描述，避免任何价值观的涉入，使意识形态由政党、阶级的思想武器变为对社会学和思想史进行一般性研究的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的研究由知识社会学转向批判社会学。该学派运用批判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意识形态，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社会学的主要功能是“批判”，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其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多种社会现象如消费、大众文化、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等进行批判，揭露这些现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外在的、强制的、显性的压迫已经通过消费、大众文化、科学技术等转化为对大众的精神奴役，使其成为单向度的人，阻碍了他们的自由发展，使大众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失去反抗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的外延相当广泛，消费、大众文化、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等等都成为了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只要麻痹大众思想意识，起到为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的东西，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都可以作批判社会学分析。这充分显示了其有别于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社会学旨趣。从总体上看，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重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研究，强调社会存在对知识、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其次，在对意识形态外延的理解方面，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延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不能仅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考察意识形态问题，那些以非意识形式存在的东西也是意识形态的，这样他们就将丰富的社会生活形式纳入了意识形态概念之中。再次，在意识形态的研究对象方面，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社会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对意识形态进行纯理论的思辨。最后，在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方面，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研究坚持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注重整体、系统、全面地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当然，在意识形态研究的某些方面，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例如，在意识形态研究立场与价值取向方面，知识社会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主张避免任何主观的价值涉入，以中性态度看待意识形态问题；而批判社会学则明确主张意识形态研究的价值涉入。再如，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只重视知识的社会决定，忽视知识的社会影响，而批判社会学不仅重视知识的社会决定，而且重视知识的社会影响，将成为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的知识统统视为意识形态。

三、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文化学、符号学、社会学转向，对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首先，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的视野，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过去我们多从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当代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审视意识形态问题，认识到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且体现于日常生活领域，从多维度分析意识形态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在坚持运用传统视角的同时，须拓展研究视角，重视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多样性，批判地借鉴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合理因素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应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整体把握，因为实际的社会生活是综合性的、整体性的，作为对实际社会生活反映形式的意识形态也应是总体性的、综合性的，只有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总体分析中才能完整地把握意识形态。其次，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要联系现实，关注生活实践。当代西方学者意识形态研究的文化学、符号学、社会学转向，都将目光聚焦于日常生活，关注当下的社会实践，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对社会变化作出理论回应，以期意识形态研究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借鉴这一思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关注点，应由注重纯理论研究向关注理论与生活实践结合转向，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时代性和说服力；意识形态研究与建设，既要关注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关注宏观问题，也应关注微观的日常生活，要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日常生活，使其潜移默化地对大众发挥影响作用；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不能固守于已经得出的研究结论，应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出发，深化意识形态研究。再次，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阐释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符号及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注重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和大众的认同与接受。文化学视角的意识形态研究，揭示了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联系。社会学视角的意识形态研究表明，在当代，意识形态更多的是通过消费生活、娱乐等途径传播，使人们在无意识中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意识形态作用方式更具隐蔽性。符号学视角的意识形态研究，强调了符号（语言、话语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联系，阐释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机理在于人们对符号与特定意义之间联系的“共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途径，尤其应注重发挥现代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应注重通过形式多样的符号，如行动、形象、语言、广告与文本等承载意识形态信息，以隐蔽的方式阐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发挥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影响作用，避免生硬灌输导致的一些人的拒斥心理；应注重话语表达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善于把握话语时机和话语导向，采用新的话语形式，运用具有时代感、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话语，以生动活泼、朴实亲切、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意识形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当然，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其研究方法和结论也存在不少明显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应引以为戒。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HTK]内在紧张；意识形态重建；原动力；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20-0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6年国家社科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研究"（06AKS002）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志丹（1974- ），男，河南信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王兵（1974- ），男，江台人，钟山学院学生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内在紧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的原动力。马克思主义内部有两大思想的紧张――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阶级和阶级意识的对立，这还需另文专论。在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中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又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国际地位等诸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因此，绝不可撇开其他因素，单就话语权谈话语权。于是，就有人滑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要综合国力搞上去了，自然而然地就会拥有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实则大谬不然。在“西强东弱”以及社会主义处于资本主义强势压力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幻想拥有全球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当务之急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才能不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普适性”话语所湮没，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要做到这点，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内部的必要张力（tension），与时俱进，把握处理好内核和、汲取和回应、中国特色和普适性三对矛盾关系，这是意识形态斗争中构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争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一、内核和

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来理解、从话语上来分析意识形态的变化，关注问题探究的不同理论层面，从而深化和拓展对问题的认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塞利格（Seliger）认为，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包含两个层面：基本意识形态（fundamental ideology）和操作性意识形态（operative ideology）。基本意识形态是指对“现存制度评价的原则”和“运动和政党的最终目标”；而在政治学和政党政策评价中的那些更多地关注“实用的紧迫的紧急需要”的原则，则构成操作性意识形态。依上述范式，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一定要坚守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内核（基本的意识形态）毫不动摇，同时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不遗余力地坚持（操作性的意识形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就是其基本精神、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不容动摇的。而其创新是在坚持内核的前提下，进行自主创新所产生的理论创见。

谈到创新，首先必须澄明的前提是“为什么”创新。这是评价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前提，是防止陷入创新崇拜的一副“解毒剂”。“为什么创新”主要回答的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究竟出现什么矛盾、遭遇什么挑战、要解决什么问题。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732同样道理，意识形态创新的原因也是由于“社会的需要”、实践的需要。过去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实际上它就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处于紧张状态的内在对立。内在的紧张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也很重视的问题。马克思曾以罗马为例指出，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如果没有达到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还不是真正的对立，因此，就没有矛盾解决的出路。真问题是可能有结果的，有结果的就是达到理论内部的紧张关系，而假问题则反之。因此，进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创新，必须准确、敏锐地把握当代中国现实矛盾、实践需要，既不能一味地超前脱离现实也不能滞后于时代和现实。其次，即便是有了实践的需要，也不能轻率地闻“风”而动，而必须冷静思索“怎么创新”，即创新的路径选择问题。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自然科学的创新有着重大的异质性，不能机械照搬自然科学创新模式进行意识形态创新。自然科学创新往往是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新陈代谢，破旧立新，呈现的特点是“另起炉灶”，“另辟蹊径”。而意识形态的革新则不然，它作为软国家机器以服务统治集团利益为旨归，尤其是当它对维护统治还有价值之时，其创新是内敛式的自我拓展和包容，呈现的特点是“返本开新”、“温故知新”，目的是强基固本。这就好比是连绵起伏的群峰，其脉象“一以贯之”。毫无疑问，这是维护阶级统治秩序、保持国家基本制度稳定的前提。

第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内核和基本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主要应该坚持的创新，操作性意识形态的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进行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才算得上真正的革命。之所以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就迅速地拥有话语权，是因为其所具有鲜明的特质：理论的彻底性及理论的实践性。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和观点。现在关于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的争论不大，而关于观点的争议很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就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不二法门”。同时，发展和革新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的基础上进行的，脱离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啊！”［2］

第三，保持内核和创新之间张力的同时，不能失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必须高扬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创新必须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一旦丧失核心价值观，就会踏上覆亡之途。在这方面，巨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尤其是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复杂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意识形态创新则更是充满着困难与风险。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打着“科学”的旗号，裹着“普适性”的外衣，时刻没有放松对我们进行“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因此，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建，要万变不离核心价值观之“宗”。坚持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事实平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既不妄自菲薄，又头脑清醒。

我国近三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建设史雄辩地证明，不进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创新，就会僵化，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内核的基本意识形态创新就会成功且充满活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式的创新，回应了时代的需要，敏锐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现实脉动，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的“脉象”，准确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真问题”，很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的难题。

二、汲取和回应

作为弱势话语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当代重建，遭遇的最大理论挑战有三：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后意识形态思潮。对上述三种意识形态思潮进行有力回应的前提是搞清问题的实质，研究这些思潮的理论背景。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4］99，则自然是有问题的，基于此，借鉴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尤其要注意的是切忌简单化，“一锅煮”、“一刀切”。对它们既要进行学术研究，又要进行应用性研究，厘清这两个层面十分必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应用性研究的水平。但是幻想纯粹的学术研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不提出并思考一个问题，现在一些人努力洗刷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身份倾心‘学术话语’，背后是否徘徊着西方主导意识形态的幽灵”［5］。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要搞清楚别人说的什么及为什么这样说，弄懂别人的理论指向。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作的批判和结论则一定是非法的，应用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西方意识形态思潮的回应必定软弱乏力，难以切中肯綮。

恩格斯最早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中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问题。他认为，“哲学和宗教”是“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将“终结”，而为“逻辑和辩证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1］257所取代。恩格斯坚持了把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联系起来进行动态考察的线索，即使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雷蒙•阿隆在1954年已经预测到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终结”。十年之后，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终结》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寿终正寝了”。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又一个版本。在此，要区分清楚几种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不同理论指向：恩格斯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贝尔的观点要做具体的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了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时代主题的转换，意识形态随之而变，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另一方面，他又宣布意识形态终结，则是痴人说梦，堕入误区；福山的观点则印证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和自大张狂，个中原因是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而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99。

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非意识形态化”：一是根本否定意识形态存在合法性的“非意识形态化”，即“意识形态终结论”；一是弱化或淡化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化”。对于前者，我们态度鲜明，必须坚决批判与揭露、反对与抗拒。而对于后者，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应该仔细加以区分，不能“一口封杀”。改革开放以来，在与国际对接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被弱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强化意识形态，其集中表现就是关于“两个邓小平”的误读。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如果抽象地谈论强化和弱化，我们无法对其是非得失加以评判，必须明确回答要弱化的是什么，要强化的是哪些方面。时刻清醒的是：一方面，不能把“淡化”等同于“一味的虚化”，不能把某些方面的淡化无条件扩展到所有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强化”不分情况地推广到所有领域。这样必然会丧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进而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资格，面临被剥夺“球籍”的命运。

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有几种类型：一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二是哈贝马斯的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三是齐泽克以心理分析（精神分析）来分析意识形态。三位论者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意识形态作了迥异于马克思的解读和解释。客观地讲，他们的论述并非一无是处，毫无道理，因此，要充分发掘其思想资源为我所用；同时，必须明确，他们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影响和冲击是负面的，此为问题之大端。

总之，当今意识形态的诸多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后意识形态思潮等，夹杂着正确的“元素”和错误的“因子”，因而对于当代意识形态建构的作用有着正反两面的复杂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抛弃的一条研究路径是：把他们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论断进行简单比照，以其所论与马克思同与不同来断言其是非得失，如果不同于马克思就是非法性阐述。在这样一个扬弃和超越的基础上，正确的路径选择是：应该加以仔细而具体地阐明的是判断之前的“分析”，厘清马克思“这样说”的历史语境及其合理性，他们“那样讲”的历史语境及其合理性，而后展开我们的批判之维，评价其是非得失。的确，这里仅仅是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问题，其答案尚需深入的研究和艰辛的探索。

三、普适性和中国特色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主要是在充分汲取世界先进民族（英法德）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是开放的，不是一个自闭的系统。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构不能闭门造车、固步自封，“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如果这样，社会主义就会远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与人类进步南辕北辙。但是，改革开放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全盘西化”，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因此，在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之时，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的底线不能突破，更不能放弃。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应时代大趋势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不得不走的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确实处于一个“被抛”（海德格尔语）的状态。众所周知，当今的世界潮流主要有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信息网络化等，这些潮流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若逆时代潮流而动，只能走向绝路。如果我们一味按照传统的分析范式、理论逻辑来应对今天的时代潮，势必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还应当坚守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底线，不能任人左右，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主要根据有三：

第一，没有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就没有意识形态的普适性。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史表明，重建意识形态的前提是各种文明共存、互补，没有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就没有意识形态的普适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包含着共性。正如所指出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6］当然在意识形态选择问题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也有自己的自决权。西方“普适性”意识形态往往绑缚在其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的产品（商品）上，这就更具有隐蔽性和匿名性，无疑增加了防范和拒斥的难度系数。这就要求我们在顺应西方“普适性”意识形态价值观时要揭穿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魔障”，时刻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历史证明，理论认识的任何细小疏忽和偏差，在实践中往往会被放大，产生较大的偏差，甚至酿成大祸。

第二，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质，决定着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在顺应西方普适性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底线绝对不容触动。如果拆除了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底线”，势必就架空了重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美好理想。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我们的意识形态具有中国特色，但并不是说没有被西方意识形态同化的危险。因此，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树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崭新形象。化西方意识形态的“普适性”价值之“腐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神奇”，要把“普适性”的价值观融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广纳百川，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防止“左”和“右”的偏向，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第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变化，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断丰富和完善。应该看到，中国特色意识形态重建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学说，它的基本结构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又有许多基本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时，随着时代形势和国家任务的变化，应当把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又说：“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动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7］今天我们提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本质就是以人为本。这都是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新、丰富和完善的伟大成果，既富于时代内涵和普适性价值，又彰显了中国特色。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中国特色意识形态是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政治文明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互动中发展。当代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建构，既要借鉴、吸纳和整合全球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又要充分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新鲜经验，走自己独特而富有创新的政治文明之路，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总之，我们要透过意识形态的“普适性”来领悟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性。无论是普适性还是中国特色，其目标都是指向当代中国的利益以及广大人民的长远的根本利益，这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始终不变的评判准绳和价值皈依。

必须指出，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构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普适性和中国特色的融合，两种偏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是奢谈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而忽视本民族意识形态的重构，以冷战的思维来看待当代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另一种认为本民族意识形态重构的惟一选择就是投西方所好，无批判接受、“移植”或“嫁接”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在此基地上与西方“接轨”、“对话”。毋庸讳言，这两种偏向一条是“死路”，一条是“邪路”（邓小平语）。两种偏向的症结在于，没有看到内在紧张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构的原动力，没有领会和把握意识形态理论内在紧张的辩证法。归结到一点：重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关键在于，既不能陷入“泛意识形态化”的僵化内容，也不能流于“非意识形态化的”空洞形式，而要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与时俱进，把握意识形态建构的强化和弱化的辩证法，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正路”，从而拥有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69.

［3］.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人民日报，2006-10-11（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99.

［5］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