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意识形态/虚假观念/无意识/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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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世界的各种政治学或社会学文献中，意识形态这个范畴被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着。但是，人们对这个范畴的理解却是各种各样的，甚至有很多歧义。因此，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思想是相当混乱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意识形态范畴内涵的极端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本质仍然存在着一些非科学的认识。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现象的本质进行一些探讨。

一　“意识形态”范畴形成过程中的矛盾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意识形态这个范畴，在哲学上的根源最早见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或者“假像说”，指错误的观念或成见。从它的含义来看，“偶像”“假像”与目前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解是有相同之处的。当然，这还不能说是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个范畴。

据目前几种权威性辞典中的记载，“意识形态”(“观念学”、“思想体系”)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他在《意识形态原理》(一译为《观念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这个名词表示的是一种“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特拉西进而指出，“意识形态”是通过一种关于实际的理智过程的理论批判而形成的，它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意识形态”的目标是为拯救人类和为人类服务，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做好准备。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特拉西和他的信徒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为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特拉西的这种意识形态学说，曾一度得到拿破仑的支持，而且成为国家的法定学说。但是，后来拿破仑又把德国的军事失利归咎于这些“意识形态学家”的学说的影响。这样，在以后沿用的“意识形态”这一范畴，就产生了对其内涵包括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理解并存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对意识形态范畴的这种矛盾的理解，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近代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史中，对意识形态范畴的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主要是以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地研究对象的。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贬义词来用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有影响的、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做辩护、并且受到当时的统治阶级支持的那些意识形态流派。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这些流派的本质指出，意识形态是由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编造出来的幻想，是一种虚假观念。究竟如何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这个“虚假观念”的实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意识形态这个范畴是怎样论述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序言中，他们一开始就写道：“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这里所说的“种种虚假观念”、“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就是指他们所要批判的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很显然，这里的意识形态范畴是个贬义词，而这些贬义词是有特定所指的，不是对一般意识形态而言的。www.lwwzx.com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是反映的性质和形式不同罢了。意识形态作为一般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所批判的意识形态说成是“虚假观念”，不能等同于故意用来骗人而编造出来的那些错误观念，而是指这种观念内容的虚假性。而且，这样的“虚假观念”，它的形成往往也是不以它的创造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殊性质，恩格斯在他晚年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像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恩格斯还以历史事实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即正由于意识形态这种独立历史的外表，使资产阶级的宪法、一般法权体系等等，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 www.lwwzx.com

意识形态范文第2篇

关于意识形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较为祥尽,也较为客观,它解释为“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最早采用‘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名词是法国革命时代的一位名叫A.L.C.德斯图.斯.特拉西的哲学家,他用这个名词表示他所称谓的‘观念科学’,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们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务。”这当然是对意识形态较为狭义的定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进而归纳出它五个方面的特点:

1、它包含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

2、它以概括、抽象的措词提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

3、它认定实现这个纲领需要斗争;

4、它不仅需要说服,而且要吸收忠实的信徒,还要求人们承但义务;

5、它面向广大群众,但往往对知识分子授予某种特殊领导任务[1]。

广义说来,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中所盛行的、具有强势的思想形态都可泛称为意识形态,如形形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较之于古代、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争端,如中东、两伊纷争,东欧的民族争端,都可归并为意识形态之争[2]。意识形态的广义定义,似可暂定为: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的、被强化的思想形态。在社会中占主导的思想形态意指已形成稳定势态,在社会上已广为推行的思想,而且具有完整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表述方式。它被强化的方式包括: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教育机制、或采取极端的武力形式强迫接受等。在特殊情况下,诸如战争、灾害之时,意识形态起到凝聚人心的功用,这是其他一般思想形态所望尘莫及的,这种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会起到良性作用。而在通常的、一般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势的思想形态,负面的作用是:它也会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人群的意识深处等角落,从而对各类具有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体系造成极大侵害。从常识看,每一个社会中都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它既可以来自于传统文化、思想,也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它也是是社会赖以凝聚、团结的思想倾向、动力,但本文的意识形态除了包含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意指具有极权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在现代社会盛行的经济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经常跨越出自身界限,侵犹进其它领域。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希特勒在法国掀起的排犹狂潮、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法国六十年代的运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作这一类强化的思想形态侵蚀、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内所造成的后果。在我国,自1958年伊始,成为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在各种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和艺术门类中占君临地位,它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早已有目共睹、无需多说。那么,这一类强化的意识形态必定有其历史的源头。

(二)意识形态的起源

英国数学、科学哲学家、罗素的老师诺斯.怀特海说过一句关于思想史极其精辟的一句话,大意是西方哲学都是一系列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脚注[3]。柏拉图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又是最早而又最完整的极权主义理论[4]。对此理论的梳理远非本文所能做到,它的理论其结论可大意表述为:国家本身是至高无上的,凡于此有利的事情便可行,反之应该禁止。柏拉图据此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在这个完美的“理想国”中,国王,即最高统治者是什么人呢?

柏拉图的回答是“哲学家国王”,因为只有他才懂得“理念”的秘密,懂得永恒不变的原则,洞悉万物的本质。为什么在柏拉图的理想中,哲学家应做为国王?答案是:柏拉图的思想决定了这样的安排,柏拉图的思想中,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尘世、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或摹本,但在尘世之中,能够感知、洞察到真正理念世界的唯一一类人,就是哲学家,他能够看到普遍化的真理,能够知晓理念世界的存在。在这个国家中,艺术家乃至音乐家没有地位,如果有的话,那么它们也是用来鼓舞士气或凝聚人心的,如果只有愉悦、游戏的功用,那么就应被从国家中清除掉[5]。这种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就可表述为:对占统治阶级地位的一切文化活动,必须设立审查制度,并进行有效而不断的宣传,以模造和统一他们的思想;对教育、立法和宗教的一切改变都必须加以防止或压制。以常识眼光看,这种理论当然有些走极端,但千百年,无数胸怀大志的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一再受其诱惑,通过各种方式阐释它、继承它、发扬它,留下无数这种理论的摹本,必须承认,这其中有一些极粗疏,而有一些却经过精心构造,十分精致而具有极大煽动力、号召力,它们正是现代盛行的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来源[6]。黑格尔的艺术史思想渗透了柏拉图理论思想的痕迹,这种思想力图从历史的现象中推论出一种绝对的先验之物,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去把握绝对精神的流变。把某一类艺术或某一类音乐视为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的代言物、代表,这正是艺术或音乐中意识形态的表述。必须承认,这种理论对从事艺术史的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力图从复杂多变的艺术发展过程中理出清晰的线索,对于划分线索,统观整体的确不可或无,但它无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索特定情境中的艺术事件和作品[7]。却衍生了许多空洞的话语。音乐美学及中外音乐史研究中,由于长期受制于此类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不仅导致提不出重大的原创类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伪问题的提出,而从逻辑角度看,从一个假问题或伪问题是引不出真答案的,如“中国音乐应走向何方”、“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应是什么”、“人民需要什么音乐”等等。一个着名的例子是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在国内的许多音乐史书中、音乐欣赏类书籍中大都把此曲与列宁格勒保卫战联系起来,且绘声绘色,逐段解释,但据最近重印、首次公开发行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却回忆:“《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

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外一些敌人……我的交响曲大多是墓碑……”[8]。这本据记录者伏尔科夫所说,在这本每一章都有肖斯塔科维奇签名的回忆录中披露了在斯大林时代政治意识形态重压下,音乐家的处境和所遭受的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压制,值得所有从事音乐学工作的研究者深思,但至今在中国音乐思想界却少有回响。中国情境中,尤其是音乐思想、方针中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另一源头,便是前苏联极左艺术理论。虽然这一派的理论在今天早已被从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但其留下的影响仍存在于许多人的心中,在意识形态影响最为严重的音乐学研究领域,还极少有人触及这个“元问题”。

正象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一样,中国情境的意识形态除了有源自西方思想中的源头之外,它在中国之所以长盛不衰,也有其中国思想文化中得以生长发育的温床。这个温床的起点似应划在西汉董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后。在此之前,儒家应该说只是个松散的民间性思想流派,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中,它有时略占上峰,有时又隐没不现,还有时它甚至不是最为突出的一员。在孔子的言论记录《论语》之中,充满着各种常识性的论点,同时也带有一种怀古倾向,对音乐的态度,既有“移风易俗,其善于乐”的功利主义观,观点,又有“三月不知肉味”的个人化观点,同时还有偏激一些的如“放郑声”的论点。总之,先秦儒家在音乐趣味上倾向于正统、怀旧,儒家在其理论上偏重于强调“关系”,重群体,重阶层,轻个人。西汉之后,儒家一跃而成为官学,经过强化的儒教,原本便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入世性,成为官方的“儒教”之后,重“集体”或“集团”而轻个人或“个体”的一面得到强化,它的理论在许多方面被视为“绝对”而不能更改,孔子也一跃而成为“素王”,在此之后,儒家学说历经每一代后继者的阐释、注释、理解,从而成为中国历代知识阶层的深层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心理”。它与西方意识形态思想的契合点基本有:

(1)整体主义-整体大于部分,整体重要性强过个体;

(2)民族或国家、“集团利益”大于个人、个体;

(3)重权术-即重权力的集中与分配秩序。

从现代的角度看,这些特点都具有传统社会思想形态特征,在传统类型的社会中,知识和利益集中于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作为既得利益的获益者,为了维护氏族、部落或城邦的整合性,必然要借助于整体性观念,并使这一观念神秘化、神圣化,拒斥任何意义上的变化,维护被神化的等级次序。当传统类型的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时,这一类整合性观念便一再得到强化……我们已经看到,意识形态理论在历史上有其源起,这足以说明它的源远流长,但在二十世纪它竟然愈演愈烈,纳粹德国大肆屠杀犹太人,前苏联斯大林主义时期知识分子,艺术家等残酷迫害,以及中国之中对文化、思想的极端仇视,虽有许多揭露性、研究性文章,但大都针对意识形态的者、创立者,却对其具体行动的实施者-群众或人民抱以同情或开脱,并以“受人利用”“蒙蔽利用”而不予质疑,但实际上,意识形态理论形态中维护整体性的一面所笼络的正是无数社会中缺少自我意识的大众,这也正是它施以权术的秘密。正是千千万万由个人组成的“群众”“人民”具体实施了许许多多残酷的行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实践纲领,它唤起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存在的原始欲望。意识形态理论对其异端的镇压,根本不输于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或焚书坑儒,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大众深深受其诱惑,那么这些种种强势意识形态理论能在许多人心中激起狂热,除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因素,时间因素之外,还有超时间的心理起源。意识形态在心理上的起源,从人类学方面看就是原始部族的居民或早期人类社会中的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神化或魔化,这其中也包括对音乐、绘画、文字等艺术的神化心理,即赋予音乐、图画等艺术以魔力[9]。

古希腊音乐理论中;尤其柏拉图理论中关于禁上某种类型音乐的说法、中国古代儒家的“放郑声”,墨子理论中的“非乐”,直至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禁止犹太人音乐的官方规定,既有其理论形态本身的原因,更有其更普遍意义上的心理起源。人们普遍对音乐、艺术既敬畏其神奇,又仇视其力量,既兴奋它们能影响情感,又恐惧它们能麻痹斗志,意识形态理论中的艺术功能说恰好投合了这种心理,这也是现代意识形态艺术理论的重要心理起源。相对于几百万年的人类原始时代,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时间极为短暂,人类心理中存在的神化事物的情结历经宗教意识形态而至现代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保存至今,甚至还要一直存在下去。

由此观之,音乐救国论与音乐亡国论起因于同一源头,正在于它们共同夸大了音乐的魔力,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塞壬王歌声的传说,在现代社会中也有“黑色星期五”和种种对音乐的神化传说,都足以作为佐证。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特点

作为强势的思想形态理论,它之所以投和人心,广泛对社会生活和每一个体进行渗透,影响艺术理论的发展,侵入许多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系统,正在于它自身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虽然存在着种种意识形态,它们可以千差万别,但至少有三个特征是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三种特征形成大多数意识形态的特点,使其具有其它哲学理论,文化理论所不具的坚实性。

首先是整体主义。当黑格尔把思想的运动归结为回归理念的运动、当国家主义者把国家做为一个有机体、当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强烈排斥异族“不纯的血液”时,他们是在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把复杂的社会结构,思想流变,不同个体千差万别的形态简化成抽象的实体,名词。这的确让人产生一切都一目了然的幻觉。把艺术史上纷纭多变的发展简化成清晰明了的公式,的确很有诱惑力,但这却让我们忘记了另一端,那就是:艺术史的主体是艺术家本身,而不仅是某种民族或风格的混合整体[10]。意识形态的执行者在建立艺术审查机构时,奉行的也是整体主义,正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必须让步。现代社会则以“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政党集团的利益”等等理由取缔或推行某类音乐、书籍,乃至异类思想。

其次是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主义。它的主要思想可表述为:历史的运动有其方向、趋势,而且这趋势、方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艺术史中它往往以艺术进化论的形式出现,正象有体生物的进化一样,音乐体裁,形式也有以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的趋向,从中国许多地方音乐的发展一直到西方音乐中奏鸣曲式的发展都可见出进化论的运用,但简单的套用生物进化论,却忽视了艺术本身独立的审美价值、人文价值。进化论泛滥在艺术史研究中起始于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生物进化论随着十九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逐渐成为强势的意识形态,渗透入许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艺术史之中。德国音乐学家保罗·贝克在最近一本通俗音乐史中开宗明义说:“历史是一幅展示人类生命历程的画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任何时期的音乐都完全平等,而且可以反映音乐创造者的性格特征。艺术形式没有进化,只有变化,这是我们研究音乐历史的基本观点。”这段话可以让我们深思音乐史、艺术史研究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因素究竞有多少。

意识形态第三种特征,便是它所宣称对科学主义的信奉。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理论自身的科学性,这种以科学性、或唯科学论、以科学的精密为准绳的倾向源自于西方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由于近代科学发展迅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科学的严密性和客观性衡量各类理论和规范。直至当代,仍有大多数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强调自身理论的科学性。以科学性去衡量理论自身的严密、逻辑一致,自然不会有错。然而意识形态理论强调自身科学性,实际上是把科学等同于某种绝对的,不可争议,不可辩驳的权威性。这种误解源自于十九世纪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如今我们认识到,科学理论也要经过证伪,接受检验,科学之所以在这个时代取得飞速的发展进步,正在于它经受了最苛刻,最严密的检验,而科学的方法便是经由最严格的批判所控制的解决我们问题的试探性尝试[13]。科学的成长正在于它迅速更新的能力,我们对科学自身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中国,逐步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外衣的 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其自身也在发展、吸收其它合理因素,扬弃掉原本残存的不合理部分,这才是它自身真正具有科学性的标志。回到前面,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理论一方面误解了科学的性质,另一方面又亮出其科学性,凸显其权威性,拒绝任何角度,任何意义上的证伪和辨驳,变成现代意义的神话,这又是古老的极权主义理论、一元论在现代的翻版。

(四)意识形态的危害和艺术(音乐)的特殊性意义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势思想形态,它势必要求进入广阔多变的社会生活和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思维之中,但我们回顾往昔,德国的排扰主义对门德尔松等犹太人音乐家、艺术家的抵制,俄国(前苏联)对犹太人音乐的排斥四五十年代日丹诺夫对苏联音乐家艺术家的迫害,中国期间对德彪西、瓦格纳等“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音乐家”的大批判、纳粹德国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思想家、艺术家的屠杀、查禁等都是以意识形态的强势思想介入音乐艺术领域的直接或间接恶果。我以为我们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音乐学或艺术史研究的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音乐、艺术等相对独立的价值形态侵害的直接后果,便是使其对象本身成为其附属品、依附之物。意识形态用先在、先验(也就是不可证伪的理论)的思维定式来框定艺术的功能、作用,而无视音乐、艺术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律,对其自身的健康而多元的发展造成极大伤害。

如果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应能看到,而且应该能认识到,组成社会的三大系统、政治、市场、文化必须保持相互影响,但更要相对独立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形成的市场化趋势(这是继政治意识形态之后又形成的一种强势语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语言)。当然,在音乐艺术相对独立的前提之下,市场化会极大促进音乐艺术的繁荣和兴旺、传播和发展。但是一个健全的社会,绝不仅仅靠市场机制分配知识和艺术。举众所众知的例子,美国一年一度的电影艺术学院奖,如果客观地看,它更多的着眼点是那些取得艺术与市场价值相对平衡的影片,而置某些标房收入极高而艺术性差的影片而不顾。如果一味听任市场机制,让它的标准膨涨到极端,那么这样带来的危害和恶果并不会小于或期间极端政治化带来的对艺术、知识的损害。在并不太遥远的过去,我们曾经犯过把政治标准与音乐文化价值等同的错误,而今却走到另一极端,即把市场价值与文化价值完全等同起来。音乐,正象人类任何的文化创造一样,它在人类价值系统中自有其自身超越其生存的价值地位,它既被无数个体的心灵所感受,又提供了为它所化的人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和生存动力。然而当这样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屈从或臣服于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时,其后果可想而知。因为这将对音乐、对任何一种门类的文化艺术造成深深的创伤。在我们日趋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音乐艺术的繁荣与多样,其前提既不在于完全走向市场,也不在于依附任何一类权力集团,更深一层的前提应是它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得到承认,其二便是音乐艺术自身的多元化、多极化,从任何一种强势意识形态系统中走向相对独立。在以往,我们曾走到音乐政治化的极端,八部样戏,一本语录歌;而今却似乎走向另一极端,在艺术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之下,将一切都拿到市场上去衡量其价值,但其结果并未形成音乐艺术多元化的繁荣,却造成低劣的流行音乐,大众卡拉OK的泛滥,严肃音乐的品质也日益下降。把文艺团体和音乐院校片面、极端地推向市场,这背后不仅是商品经济的强势意识形态,其实它也是社会的管理者在推卸自己的责任。音乐艺术的多元化真正的动力应来自于思想的多元化,没有思想便无从拿出真正象样的作品,其实这也正是我们日趋疲软和苍白的流行文化的教训之一。

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长期以来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集体、集团、轻视个人和独立的思想,我们许多人,对现代社会中民主制的理解也大多仍停留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水平上,极端之时甚至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去压制个人创造。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传统思维形态也披上一层新的外衣,以“大众”“多数人”“群众”等名义去推行强势意识形态,造成品质低劣的流行艺术、流行音乐大肆泛滥。

我们应该明白的常识是,在现代社会中,真正在推进文化、发展艺术的主体,既非某一种集团和利益团体,又非抽象的民族国家,而是富于创造力的个人,正是无数这些有独立个性、富于天赋的个人才真正去推进了音乐及一切艺术水准,只有营造一个允许他们生长的大环境,建立一种宽松的制度性构架,把意识形态的直接、间接渗透减到低程度,才能便其走向真正的百花齐放。争相辉映的局面。

从事音乐学研究的人,正如其它从事理论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其创造性不仅在于解决什么问题,而更在于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意识形态与音乐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元问题,任何从事音乐研究的学者迟早都会遇到它,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尽量做出自己的回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音乐学者如果缺乏对思想史,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了解,缺少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缺乏对除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生活的追求,那他很难配上知识分子的称呼。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注释:

1,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参见《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杨灏城、朱克柔主编,人民出版社

3,参见《科学与近代世界》,怀特海着,商务印书馆

4,参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5,参见《理想国》,柏拉图,商务印书馆

6,参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7,参见《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奇着,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8,参见《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

9,参见《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克里斯、库尔茨合着,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0,参见《图像与观念》,范景中着,岭南美术出版社。

11,参见《理想国》,柏拉图着,商务印书馆

12,参见《音乐的故事》,德国保罗·贝克着,江苏人民出版社

13,参见《猜想与反驳》卡尔·波普尔,上海译文出版社。

参考书目:

《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朗格着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伏尔科夫记录

《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着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着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奇着

《美学》,黑格尔

意识形态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A811；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106—06

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意识形态理论、制度及实践的观点论述。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内涵，学界有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内涵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意识形态当作否定性概念来对待。通过批判解开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社会真实，以社会的真实矛盾推演意识形态产生的机制和中介，从而宣告一定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些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增加使其背离了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原有内涵，成为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理论变迁，把批判的理论变换为建设理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掩蔽社会真实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反映，但其原意并非指其为虚假的观念体系和骗人的谎言，应当理解为一定阶级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相背离的结果。

笔者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批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仅仅是批判的理论。可以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定位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虚假的观念体系”主要指的是居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地位的阶级意识。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除了在特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和掩盖真相纯粹辩护的虚假意识外，还有借以冲破思想牢笼并上升为统治阶级意识的革命意识。由于革命意识形态总是同人类的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相联系的，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后，其共同利益弱化趋势必将被扭转并重新得以体现，从而表现在革命意识形态上。当人类普遍利益成为现实，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将不复存在。“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者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真正内涵是由意识形态批判上升到科学意识形态的构建，其批判的本意在于“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代表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而成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全新意识形态。其对新世界精神现象的科学构思，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对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都具有维护、巩固和指导意义。下面，笔者立足于文本，就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内涵进行详细阐释。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四个维度的分析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论主要包含四个维度：哲学意识形态批判，包括对黑格尔、黑格尔派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包括对法国政治思潮及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批判；经济意识形态批判，包括对古典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包括对资产阶级物役、新宗教、人类学等文化现象的批判。可以看到，哲学是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方法，政治是意识形态直接存在场所和根源性背景，经济是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决定着其本质，文化是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和现实延伸。四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是有机的统一。以下就这四方面分别梳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结构和论述层次：

1.哲学意识形态批判

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最早开始了马克思的哲学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开始发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关键性错误在于“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没有被理解为事实本身，而是被理解为神秘的结果。”其主客体关系事实上发生了“颠倒”，“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同时，对于黑格尔的君主是人格化的，是理念的定在，脱离君主、政府、法庭，人民就是没有规定的抽象以及以王权概念论证君主世袭的合理性等观点，马克思都给予了尖锐批判。他认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长子继承制只是私有财产和国家之间的普遍关系的特殊存在形式。长子继承制是私有财产的政治意义，是政治意义即普遍意义下的私有财产。这样一来，国家制度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

通过以上批判，马克思认识到，被摇摇欲坠的普鲁士国家描绘成绝对观念真正实现的黑格尔法哲学实际上是德国现存社会的维护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黑格尔法哲学正用其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和虚幻性维护现有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论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质上的虚幻性和颠倒性。

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哲学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主要表现为，现实社会中“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分裂甚至对立被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从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后者脱离个人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而作为普遍利益又与单个的个人发生矛盾，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象成为理想的甚至是神圣的利益。因此阶级社会中真正的共同体逐渐为“虚幻的共同体”所取代，共同体中的单个利益和共同利益产生分裂，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也逐渐脱离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而变成“虚幻的共同利益”，即“普遍利益”。由此造成了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分裂和对立。为了对抗利益的分裂和对立，统治阶级不得不建立国家以实现其“虚幻的共同利益”对个人或特殊利益的行为干涉及约束。同时，通过官方意识形态（主要形式为政治、法律、思想、宗教、道德、哲学和艺术等上层建筑）宣传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甚至把这种思想实体化为物质世界的本质（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因此，意识形态成为以全社会面貌出现的被统治阶级占据和左右的思想，即被物质利益扭曲的人类思想。其作为“软国家机器”在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发挥着国家实体性存在难以起到的作用，即论证统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自然性和公正性，从精神的方面把统治阶级利益合理化，把与统治阶级利益内在统一的生产关系合理化，并以知识、观念和信念等形式保证这种利益的实现。

2.政治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始于他1843年写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对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批判。他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错误根源在于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如宣扬现存的社会生活是由“人权”等普遍或永恒理念先验规定而成，因此社会生活的现状符合全体社会成员意愿的共识。事实上，所谓“天赋人权”本质上无法表达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真实意愿，也不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反映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平等地剥削劳动力。主观上他们确实努力地试图做社会全体利益的代言人，可由于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利益，他们建构的只能是以所有制为基本理论前提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思想，无法代表全人类利益。同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把自己理解的理性扩展为普遍化的永恒理性本身就是荒谬的。人类理性本身无法独立，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伴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展。以理性反推现实社会是主客体的颠倒。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抨击了作为理性和道德理念具体化的国家机关和议会，指出，它们事实上是特权阶级的工具。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进一步指出，市民阶级革命的胜利仅仅是完成了“政治解放”，完成不了彻底的“人类解放”，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人类解放的实际承担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炉更是标志着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成熟。他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事实上是由劳动异化带来的政治异化。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者用于保卫自己财产关系、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得到展开和深化，其国家政权就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政权性质，具有为实施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统治力量的功能。国家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得以稳定，由此滋生的共和、自由、民主、博爱等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精神方面使统治阶级利益合法化，从而把其政治诉求、价值观念永恒化。因此，它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形式。自由“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博爱“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之间的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劳动异化被扬弃，政治才会真正成为人的本质的客体化。

总的来说，马克思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构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批判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社会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政治意识形态为政治社会提供精神支持。而支撑政治意识形态的是阶级社会的各种思想、观念。统治阶级借用“久受崇敬的”“亡灵”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来刻意传播这些思想和观念，“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让人们误认为其所代表的“意识”或精神一直在历史现实中独立生存和延续，进而对其产生崇高的永恒感和敬畏感，最终使自身统治合理性产生权威感，从而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

3.经济意识形态批判

通过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批判分析，马克思认识到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和市民社会的问题不能通过自身得到理解，只能在物质生活实践中找到根源，即政治经济学中得到解释。可以说，《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中的重点。

首先，他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具代表性的商品着手。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为公理，商品生产被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对一切时代有效的、理性的经济制度。“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它更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于是，在经济领域也产生了宗教特征。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由于颠倒了的认识，即个人的活动从属于物，他们就像野蛮人仰赖偶像那样，受自己双手制作的产品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人被物异化的过程分为四层：第一层是商品对劳动的异化；第二层是价值对商品的再次异化；第三层作为符号化的商品——货币对劳动的再次异化；第四层是资本对上述三个层次的逐级异化。

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在逐级异化这个复杂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关系经过逐级的中介而被最终掩盖。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及其系统理论“政治经济学”将劳动束缚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统治之下，劳动产品不以社会劳动的本来面目出现，而是表现为不依赖社会生产关系，仅靠在市场上相互作用的交换关系而起作用的东西，商品普遍交换所依赖的剥削本质于是同样被掩盖。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反映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部关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经济理论，尽管其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经济事实及其规律本质，但其所代表的经济利益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资产阶级从革命走向保守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则满足于描述从经济现象表面所表现的似是而非的外在联系，“它是资产阶级的日常意识的理论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表面的经济生活现象的简单复制，是对现存制度的裸的辩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种意识形态已转为刻意的欺骗。“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

4.文化意识形态批判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反映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常常以大众文化的面目出现，从社会的公共领域渗透至私人领域，成为市民的文化观念和取向，其影响力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维护性由于深入广大群众往往比政治理念大得多。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文化理念的批判往往包含在其政治、经济批判之中，除了文化形态的商品拜物教外，主要集中在新宗教和人类学上。

马克思认为，宗教虽然曾经是资产阶级批判的对象，但由于宗教作为精神统治的工具有其意识形态价值，它也成了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由于宗教存在的社会基础——阶级没有消除，因此它依然作为一种软国家机器起着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出于揭露维护封建制度旧宗教不合理性的目的，资产阶级无意识地逐渐推行宗教革新。“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虽然资产阶级新宗教对教徒实行非强制性，把宗教事务和政治、经济事务进行分离，但由于人们对信仰的选择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宗教意识形态氛围及社会交往使得人们只有认同一定的宗教观念才得以从事生活实践和交往，因此新宗教和以往的宗教一样依然是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只不过在资产阶级那里这种精神统治更具有人民自愿接受的假象。“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自由而已。”新宗教把所有传统的节假日变成了工作日，把禁欲、自私、掠夺和崇拜金钱视为理所应当，使资本积累得以迅速实现，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官方意识形态得以深入人心，对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晚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类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揭露了其意识形态本质。针对柯瓦列夫斯基把氏族各支系之间血亲意识的减弱当作原始财产关系调整的根据，马克思指出，对氏族制度的说明不能从思想关系中得出，而要到物质关系中去寻找。原始社会意识——血亲意识、道德观念、神话——是血亲关系和物质生产的反映。针对梅恩把政治、国家当作独立的、“第一性”东西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梅恩忽略丁深刻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资产阶级人类学家的研究注定要受其阶级性制约，也难以避免地实行为阶级统治的种种工具（私有制、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功能。

二、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主要特征看到其科学意识形态的构建

1.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性看到其科学意识形态的构建

实践性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首要特征。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观念必然是实践过程中的现实活动和关系的具体反映。二是人们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努力与意识形态认同的原因，正是出于实践目的。这种实践目的性并不简单地表现为个人倾向，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阶级或集团的倾向性。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把意识形态放在统治阶级的阶级实践过程中考察，通过挖掘统治阶级阶级实践的历史条件、现实过程和特征特性，从而找到由这种阶级实践通向意识形态的中介和产生机制。在马克思看来，能动改造现实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的社会实践，其根本特征并不在于模仿现有的东西，而在于创造和超越现状。探索出产生意识形态的历史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意识形态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它所代表的阶级在阶级实践中的行为。在阶级社会中，当这种行为与社会进步的方向和人民的利益根本背离时，意识形态就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成为维护阶级统治的帮凶和历史进步的精神障碍。当这种行为与社会进步的方向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时，这个意识形态就表现为历史进步性。“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意识形态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实施革命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是为了构建代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全新的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意识形态。

2.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阶级性看到其科学意识形态的构建

在马克思看米，单纯的经济斗争无法解决阶级之间的对立，必然要有意识形态来提升经济斗争。可以说，意识形态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具体表现，体现着阶级的意愿，为实现阶级的利益提供精神支撑。任何社会思潮都不可能脱离其社会制约性和阶级倾向性，不同学术观点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不同社会集团、社会阶层和阶级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作为毫无政治倾向的纯学术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文化观念、社会观点、人文理论的冲突，一般都具有阶级斗争的含义。由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以精神的形式展现出来，因此，对立阶级在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实际上隐含着意识形态运演的趋势。

由于无产阶级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始终贯穿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取向，这主要表现在其始终把无产阶级看作自己意识形态批判的现实社会基础，把遮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奴役和剥削看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基本内容。作为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必然能够结束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走向无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并不是为了终结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让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及资产阶级各种意识形态的虚假特征，指导无产阶级自觉地进行革命实践，走向现实的对社会的革命改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作为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构建全新的代表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成为领导无产阶级认清使命，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和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基础。在他看来，只有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才是彻底批判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超越的革命实践力量，自己的理论工作都是为了给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提供精神武器。

三、科学意识形态的构建：尚需完成的任务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在结构上可以被解剖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进步的实质是社会形态的转换，即代表新生产关系的利益集团取代过时的利益集团。实现这种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具备了革命变革的条件，即产生了适应更高生产力及全新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及其引领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它的利益是人类根本利益，在革命过程中及革命完成后都能同群众保持共同利益。而绝不是在于它不需要以全社会的唯一代表面目出现，摈弃甚至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构建革命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阶级意识，即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唤起民众”和教育革命者自身有重要作用。“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弃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革命的意识形态不同于统治阶级制度化的和虚假的观念体系，它能够以社会代表的名义动员群众向腐朽的社会形态宣战。“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虽然马克思的理论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批判，但到了中晚期，他常常也会在把握社会现实矛盾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同时探讨意识形态的构建，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其关于代表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构建的线索。

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分析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是统治阶级虚假颠倒的意识形态赖以寄存的社会结构性要素。只要由阶级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分立状况存在，统治阶级虚假颠倒的意识形态就会一直作用其中。当分工和雇佣劳动的废除而导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对立状况解除，意识形态的虚假颠倒性也将随之消失，呈现其科学性。随后他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论述到，意识形态斗争是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斗争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任何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要想获取革命的真正胜利，就必须首先在理论即意识形态上做好准备。在1851—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更是强调，意识形态作为观念或思想体系要成为历史传承性的直接表现。因为意识形态尽管是以口号、宣传的面目出现的，但它却“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的手腕”，如果不注意革命意识形态的构建和维护，为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社会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很可能会倒过来朝向我们自己。

由此看出，代表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由于其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它的主要任务必然是解放生产力，调整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的相应社会关系。这其中，关键在于唤醒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第二，由于阶级社会意识形态虚幻性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中“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分裂甚至对立，而革命意识形态却是同人类的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相联系的，因此随着革命的进行，分工和雇佣劳动的废除而导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对立状况逐渐解除，意识形态的虚假颠倒性会逐渐消失，越来越呈现其科学性。即革命的观念越来越具有人类性和普遍性，实现从解放劳动者到劳动者解放的目的。

意识形态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叙事策略　影视心理　消费意识形态　男权意识形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消费意识越来越强，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尤其在电影、电视等影像文化产业中。著名导演冯小刚近作《非诚勿扰》的叙事策略，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符合当下大众消费的意识形态，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又切合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两者的紧密结合使他又一次取得了电影创作的巨大成功。

一、女性群像的展示

影片故事从男主人公秦奋“网上征婚”开始，引出了一系列形貌各异、性格不同的女性形象，尤其以年青女性为主。从卖墓地者、婚外恋者(女主角)、健忘者、少数民族姑娘、性子淡者、未婚妈妈到炒股者共有七位。此外，还有三个人物也应归为这类展示的群像，即赴约者、女秘书和同性恋者。这些人物形象的依次出场与其说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如说是构成了一道“女性形象”的“奇观”。尤其是后面提到的三个人物则更凸显出导演的苦心经营。同性恋者的出现，不能说与“征婚”无关，只是应者有意，征者无心。这个人物的安排既有与现实的互文性，也为影片增添了“噱头”，因为对于观影者他已经成为“异类”，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女秘书形象具有浓厚的商业化气息，玲珑的曲线、嗳昧的表情明显是为了吊足大众的观影“胃口”。还有一个让人颇有回味的赴约者，影片一开始，随着酒店大门被推开，摄影机就一直紧随“她”，不禁使观众产生一种心理期待――这位可能就是影片的主要人物之一。当“她”与男主角擦肩而过，镜头停留在“秦奋”的身上时，观众才意识到这是“错觉”，其实这种“错觉”正是导演有意为之的。这个人物表面上的叙事功能是引出男主角，其实是在影片开始就给观影者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年青的女性形象将成为影片的焦点。同时也引起观影者对即将出现的女主角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期待，“她”会比这位身影婀娜、气质高雅的女性更出色吗?

“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曾经直接地存在着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波德里亚说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它的内涵最重，人们对身体的过度关注“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它彻底取代了灵魂”。在消费主义强调视觉快适的原则下，窈窕玲珑、风情万种的女性和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性成为人们身体审美的趣向。尤其是年青的女性，她们通过外在的性感与美感来吸引异性，并试图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同。于是在观影中“凝视”的问题便出现了。从性别角度看显然影片中展示的众多年青女性形象最易吸引的是男性观众，因为在观看的视觉享受过程中，图像的形式美感会引起心理的。詹姆逊“那种观是男人‘有权观看’的权力的象征性表达，它的首要对象是妇女的身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妇女的肉体。”而对于少数女性观影者来说，甚至会在无意识中产生一定程度的反感，仿佛自己有像影片中的女性那样被“展示”的危险。正如帕特里克・富瑞所说“凝视现在已经不再是知觉的一个术语，而是包括了主体性、文化、意识形态、性、种族以及阐释等多种问题。”但是，这样的情节设计不会因为少数女性观众的态度而改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社会之中。影片的开始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潜在的性别意识形态紧紧地抓住了大多数观影者，当然也包括久处其中而不觉的部分女性观众。这样，就形成了消费意识形态和男权意识形态的交织，为影片情节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做好了铺垫。

二、女性心理的窥视

如果仅仅以女性外在形貌的“展示”来试图取得整个影片的成功，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展示”只能取得短暂的视觉快餐效果，缺乏深入持久吸引人心的力量。尤其是这部影片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对象，如影片中的人物场景事件等多为成功商人、海归人士、豪华酒店、雅致精舍、休闲生活、境外旅游等。这样的预设既适应于社会的发展现状也有利于日常生活审美的展开。中产阶层的观影者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对影视这类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较高。为了符合这类人的审美趣味，影片在展示众多女性形象之后又揭示出了一段幽深曲折的女性心理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影者所普遍具有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就是“窥视癖”。“窥视癖本能在其最初的行为中是‘自我满足’，它确实有一个对象，但那对象是主体自身身体的一部分。”之后，这个对象就逐渐转变为对身体之外的一个对象的强调，这里即指女性心理。

影片女主角梁笑笑是个被婚外恋折磨得身心疲惫、心理危机的空姐，身材骨感修长、嘴唇丰满性感，算得上“大众情人”。而这样一个美貌可人、我见犹怜的年青女性却在情感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就在这时，男主角秦奋在众多的应征者中逐渐把选择的目标对准了她，原因不仅在于形貌而且在于她的“死心眼”。秦奋相信，她现在如此痛苦，只是还没有翻开人生新的 页，一旦重新开始，她照样会对“那一个”死心塌地。

在西湖边酒楼上，两人互吐心事奠定了彼此感情深入发展的基础。猩红的沙发映得笑笑的脸更是妩媚，然而她的心却在酒精的刺激下更显痛苦。半说半猜之间，秦奋明了了她的困境。作为公平的交换，秦奋也把多年前与小白那段虽然短暂但是刻骨铭心的感情和盘托出。秦奋此举既向笑笑袒露了内心也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笑笑默默地走了，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她得到了一定的心理安慰，并从此不再孤独。又是在西湖边的茶馆里，两人以一种彼此认可的协议方式确认了感情关系。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完整的，可是两人建立感情关系的条件却将彼此身体和心理的忠实硬生生地割裂。协议的达成似乎使他们的关系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秦奋知道她心中的结还没有打开，那需要时间，需要契机。北海道的海边高崖上，两人“相背”而靠的情景暗示着“悲剧”即将发生。这与经典爱情电影的对白场景大不相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画面的美感，但是也许导演就是以此来暗示笑笑的内心状态。她始终不能摆脱以前的情感纠葛，现在又背负上对秦奋的愧疚，双重的压力使她不堪重负。坚持为秦奋点烟以及塞进门缝的“绝笔”也许就是她所能做的一切。悲剧已经发生，但就在这时故事却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

在秦奋与梁笑笑相识、相恋、相知的过程中，秦奋逐渐深入地了解到笑笑的内心。影片之外的观影者也随着秦奋的“视角”看到 了一位婚外恋的年青女性所特有的痛苦、矛盾的心理历程。作为影片的叙事策略就是把这样一种隐秘的内心世界逐渐地揭示给大家看，特别是男性观众，他们的内心情感随着女主角撕心裂肺的痛苦、惊心动魄的行动而不断起伏变化着，在心理上极大地满足了“好奇心”，也即“窥视癖”。同时，在看与被看之间，女主角开始的不幸和最终的幸福也使大多数观影者在潜意识的比较之中完成了日常生活心理压力的释放和宣泄，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安慰，甚至感到了自己的幸运――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却有平平安安的生活。在整个心理过程完成展示之时也是影片叙事策略获得进一步成功之日。因为观影者被故事情节紧紧吸引的过程中，影片也悄然实现了商业价值。

三、视觉权力的运作

整部影片的重心并不在“征婚”的过程，而在“追求”的过程。通过对女性心理的窥视，一方面将女性作为弱者的形象呈现出来，一方面又将男性作为强者的形象塑造出来。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女性偏于感性，面对复杂的情感纠葛，往往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是被伤害者、被同情者、被拯救者，即银幕上的“被看者”。男性偏于理性，在表象纷繁的现实社会中往往能够掌握命运的方向。他们是伤害者，同时又是同情者、拯救者，他们既是银幕中的“看者”，也是银幕外的“看者”。“在一个由性的不平等安排的社会中，看的分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透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的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被角色中被人看和展示。”在众多的男性观影者中，他们在深入地窥视女秘的心理过程中、似乎证实了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力量。“我们最优秀的一位作家是以这样一段独特的词句来表达了真正男子气概的‘任何事都伤害不了我’。然而，通过不受伤害这个具有揭示性的特征，我们似乎更能直接地认识‘自我’陛下，这位所有的白日梦和故事中的英雄。”从弗洛伊德的分析来看，男性在潜意识中始终有一种“英雄情结”，他们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和满足这种心理，而观看“银幕”就是实现“白日梦”的最好途径之一，通过“白日梦”男性获得了。正如拉普兰切和庞塔里斯指出的那样：“幻想的产生也许来自对欲望的想象性满足：在真实的欲望对象匮乏的情况下、婴儿以一种想象的方式产生出原初性满足的经验。”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婴儿置换为电影观众，那么幻想的过程也就是影片本身，而观影行为也就成为实现其欲望以产生满足感的方式的重要部分。

意识形态范文第5篇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结合我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要求，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全街意识形态工作，现将2018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汇报如下：

一、 集中思想，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一是按照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街道党工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结合单位实际研究具体举措、制定年度工作方案。

二是街道党工委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工委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党工委会议，结合我街实际工作和实际情况，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工作新情况、新动向。

三是街道党工委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为党工委书记抓党建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党工委书记负总责、一手抓，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初党建工作计划及年终党建述职，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专题汇报。

四是街道党工委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学习计划中，通过每月一次的集中学习不定期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上半年共组织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学习2次。

五是组织开展党员干部意识形态教育专题培训，通过党课、主题党日等形式传达新精神、新思想，通过警示教育，切实提高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性的警惕性和鉴别力。

二、 履行责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一是成立街道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党工委书记担任组长，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担任副组长，班子其他成员及机关各科室负责人、社区书记作为组员。坚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 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理。

二是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政策传达和压力传导并及时进行督查。街道党工委通过会议、座谈等形式对全街机关及社区干部、辖区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进行政策传达，要求全街上下统一思想，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工作重点，研究探索意识形态工作在各级组织和部门的不同表现和需求，严把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性、原则性和导向性。

三是组织灵活多样的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党课、主题党日，普及意识形态工作内容；通过廉政知识测试等形式，传达意识形态工作精神；通过座谈、调查等形式，了解并及时回应干部群众关心的意识形态问题，促进意识形态工作多角度、多层次、多方向的建设。

三、 坚持原则，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

一是建立新时代传习所。做到有固定场所、有专人管理、有活动内容、有鲜明主题、有制度机制；通过传习所，传理论、传政策、传法律、传科技、传文化；依托传习促联动、促帮困、促润德、促新风、促疏导。同时，在兵工社区建设传习文化广场，使传习的大门真正向群众敞开。

二是加强对各类艺术文化阵地的管理。对艺术团、文化馆的演出和展出内容严格把关，确保各类会议、展演的内容积极向上，保证意识形态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