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基础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学　理论基础

分类号G760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特殊教育的发展需要运用理论思维来探讨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以为特殊教育的科学发展指明方向。因此，特殊教育的发展需要加强理论建设，特别是要加强理论体系的建设。特殊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的程度不但标志着特殊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成熟度，而且决定着特殊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深入度，因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容易中途夭折或迷失方向。特殊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科理论基础的构建与探讨。本文试图从“特殊教育”的语词理解出发，来阐述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求教于大方。

1　特殊教育的语词理解

一般认为，特殊教育包含两个概念：一是特殊教育科学，二是特殊教育活动。前者是研究特殊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原则和方法，以指导特殊教育活动；后者是社会与学校的工作。美英等国多用“special educa－fion”(即特殊教育)表示这门学科和活动，我国台湾地区对特殊教育的理解：一是专业或教育工作；二是学问。

将“特殊教育”作为学科与活动两种理解思路的现象存在于相关著作中，如刘全礼教授在《特殊教育导论》中将特殊教育作为活动，如将特殊教育定义为“对特殊儿童开展的、有目的的、旨在满足他们的一切教育需要的活动，这些活动既可能是增进特殊儿童的知识技能、影响特殊儿童的思想品德、增强特殊儿童的体质的活动，也可能是改变或矫正他们的缺陷或行为的活动”；同时，又作为学科来认识，如“特殊教育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学科，它要依赖医学、工程学和心理学等自然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它还依赖社会学、普通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它不是这些学科的大杂烩，而是有机地按照自己的系统和规律来组织相应的内容，从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它本身就是科学”。

将“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分别作为活动、学科来理解的情况在朴永馨先生主编的《特殊教育辞典》中有所体现，可以说，这为我们的言辩提供了术语的规范。该词典将“特殊教育”解释为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的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特殊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特殊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为此，特殊教育理论基础之探讨可从三种不同的路向来进行，一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理论基础，亦即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钱志亮从学科的视角提出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康复学基础、教育学基础五大理论基础。二是从作为特殊教育活动的角度来谈理论基础。卢子洲从特殊教育活动的角度认为，特殊教育培养目标的理论基础包括人道主义基础、科学基础、经济学基础。三是将从学科与活动的双重视角来谈理论基础。朴永馨从学科与活动的角度探讨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他指出，特殊教育作为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和作为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有其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唯物辩证法、补偿理论。

2　从活动的视角来审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特殊教育活动来谈理论基础有两个角度，一个是谈特殊教育活动开展所关涉的具体理论是什么(图1)，这些理论既有可能单独支撑着特殊教育活动，也可能两两联合或多者融合共同作用于特殊教育活动，例如：特殊教育活动从过去单纯的医学模式或教学训练模式走向医教结合的模式就可说明这一问题。二是谈特殊教育活动开展所关涉的学科是什么(图2)，严格意义上说，这里实际上谈的是特殊教育活动的学科基础，即特殊教育活动关涉到哪些学科，当然学科内部可能有些理论在支持着特殊教育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在谈具体的理论或观点，有的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在谈具体的学科，后者跨越了具体理论、观点直接来谈学科，甚或将学科先列出，再在学科中来谈具体的理论及其基本观点。

注：其中T是“理论”的英文(theory)缩写，T1代表的是第一个理论基础，Tn代表的是第n个理论基础，下同。

注：D是“学科”的英文(discipline)缩写，D1代表的是第一个学科理论基础，Dn代表的是第n个学科理论基础，下同；T11。代表的是第一个学科的第一个理论基础，T1。代表的是第一个学科的第n个理论基础，如此类推，下同。

从活动的视角来审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可从特殊教育活动组织的程度以及发展的特性来看，组织程度低且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特殊教育活动可主要从特殊教育对象发展的影响因素来谈其理论基础，组织程度高且处于高级发展阶段的特殊教育活动则可从特殊教育模式的视角来阐述其理论基础。

2.1　从特殊教育对象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特殊教育对象发展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可直接利用图1中所示的方式来谈具体的理论支持系统或理论依据，也可根据图2呈现的方式来先谈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再阐述特殊教育活动的具体支持理论，因为只有把握了影响特殊儿童身心发展影响因素的特点，才有可能在特殊教育过程中通过科学调控外在的影响因素以作用于特殊儿童个体的发展。按照特殊儿童影响因素的一般理解，一般认为，影响因素主要有遗传、环境、教育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其中遗传关涉到生物学、医学；环境关涉到生态学、社会学等；教育关涉到教育学、心理学等，个体主观能动性关涉到心理学、哲学等。雷江华组织编写的《学前特殊儿童教育》以及与方俊明先生合编的《特殊教育学》主要从影响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四大因素(可将图2中下方的D1到Dn之n理解为4)分别阐述了生物学、发展生态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学科基础，以及各自学科内部对应的理论与所衍生出的具体教育教学训练模式等。其中，关于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推演之逻辑是：从特殊教育活动出发来寻找其中比较具有特色的特殊教育教学(训练)模式，进而找到模式所支持的不同理论或观点，最后发掘这些理论所关

涉的不同学科，但上述2本编写的教材在介绍时则从不同学科理论体系出发阐述学科的理论观点，进而阐述具体的模式。

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为特殊教育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正如常说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一样，理论只有与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导致理论的丰富与实践的拓展。从特殊教育活动来看，其理论基础往往先关涉的是具体的理论或某一理论的某个方面，或多个理论，而这一个理论或多个理论又涉及到相关的学科，因此，有的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介绍直接将该学科作为理论基础，出现了明显中间理论断层与模式缺失的现象，甚至出现理论基础的泛化与扩大化的倾向。

2.2　从特殊教育模式出发来寻找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活动如果不能通过模式来进行阐述，说明该活动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实践操作水平，而不是自成系统的特殊教育活动，如果用简单实践操作状态之特殊教育活动来寻找其理论的依据，就可能出现所有的学科中的相关理论都有可能成为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极易使特殊教育失去自身的独特性，进而追求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共性，最终导致特殊教育活动的存否显得元足轻重。因此，特殊教育活动需要上升到特殊教育模式的层面来寻找其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可称为特殊教育模式的理论基础，见图3)并将特殊教育模式作为特殊教育活动成熟度的标志以及特殊教育独特性的体现。当然，每一种特殊教育模式不一定就只有一种理论的支持，同样可能有多种理论的支持，根据图3推而广之则同样可从特殊教育活动的学科基础中来考察模式在中间的过渡环节。

注：M是“模式”的英文(model)缩写，M1代表的是第一个模式，Mn代表的是第n个模式。

3　从学科的视角来审视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需要根据学科的划分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一般认为，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学科，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概括，因此，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将最高层次的哲学作为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第二层次的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特殊教育学同样也关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第三层次的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分别分化出现的具体学科，如自然科学中的医学、生理学、工程技术学等，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特殊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子学科，谈其学科基础似乎只要从其母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来探讨其理论基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现分别从学科归属与独立特性两个角度来阐述其理论基础。

3.1 从学科归属来看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特殊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已成共识，但过去特殊教育作为一门专业在高等师范院校的附属地位也给特殊教育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有的高校将特殊教育专业设置在教育系(现在的教育学院)中，有的高校将特殊教育专业设置在心理系(现在的心理学院)，这样特殊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就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构建出自身独特的课程体系。因此，在探讨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时，有人从特殊教育学所从属的教育学来看其理论基础，甚至将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移植过来作为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这样恰恰导致了很多人认为，既然特殊教育学与教育学有同样的理论基础，特殊教育专业也就与教育学原理专业可以合并了，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探讨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极有可能重视特殊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共性而忽略了特殊教育学的特殊性，进而在实践领域将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抑或其它教育)混淆起来。就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的设置情况来看，大体设置在教育学或心理学的下面作为子学科存在，因此，将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图4)搬过来作为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最后导致了很多人认为特殊教育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作为一门学科难以扎根生存。这从目前教育学子学科在院系中的设置及其地位中可窥见一斑。在二级学科纷纷成为独立的系或学院的情况下，特殊教育仍然大多作为附属学科附属在其它学科门下，或与其它二级学科联合成立独立的系，其实仍然没有摆脱依附的状况，有的院校特殊教育专业无奈只好存留于特殊教育研究所。

注：图中的s是“自然科学”的英文(science)缩写，S1代表的是自然科学中的第一个学科，Sn代表的是自然科学中的第n个学科，下同；SS是“社会科学”的英文(social science)缩写，SS1代表的是社会科学中的第一个学科，SSn代表的是社会科学中的第n个学科，下同。

3.2　从独立属性来看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独立属性来看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需要借鉴教育学(或心理学)比较成熟的子学科的经验，发现属于特殊教育学自身的理论基础(见图5)，摆脱特殊教育学作为依附地位的状态，既明确自身的学科归属，又能构建属于自身具有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特殊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要探讨其理论基础，必须从过去的附属状态走向独立的状态，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来从事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科充分有效的发展。

独立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与从属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属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极有可能将母学科的所有理论基础移植过来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包括学科中的理论，这样会使用特殊教育学不“特”而“普”；独立属性的特殊教育学理论基础则从特殊教育学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发现与特殊教育学紧密联系的学科基础，两者的学科基础既可能有共同的学科，甚至是同一学科中的同一理论，也有不同的学科(如医学、康复学等)，也会有同一学科中的不同理论。

4　特殊教育活动理论基础与学科理论基础之间关系的综合分析

根据上述的分析，其实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中根据语词所推演出的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两者之间并非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彼此可以组织成自恰(self-consistent，即内在一致性)的体系图(即特殊教育活动理论基础所包含的理论可在特殊教育学科理论基础中找到所对应的学科，进而将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联系起来形成自洽的体系图，如图6、图7)。图6说明了特殊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从属的活动进而推演到学科作为从属学科的逻辑思维过程。图7说明了特殊教育活动作为独立属性的活动进而推演到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逻辑推演过程。图6和图7如果考虑到特殊教育模式在中间的中介作用，可从根据图3的思路在理论与活动之间加上模式，以进一步理顺彼此之间的简单逻辑关系。当然，特殊教育活动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教育模式可能来源多个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既可来自于一个学科，也可来自于多个学科，因此，可由图6、图7推演出众多的分图，以说明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包括特殊教育活动与特殊教育学科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且两者之间不是单向的被动作用关系，而是彼此之间双向的相互作用关系。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理论来源于多个学科，这样就将多个学科作为其理论基础。例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既是心理学中的理论，是社会学中的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既是心理学中的理论，也是管理学中的理论等。当然，同一个学科同样也有多个理论(图2)，例如，心理学中有联结理论、认知理论、人本理论、建构理论等；教育学中有自由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等流派。同样，理论与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多重交叉关系的现象。

5　总结

结合当前特殊教育研究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特殊教育理论基础的探讨首先需要从规范特殊教育的语词运用开始，否则可能大家的探讨并非在同一语境下进行，即在谈特殊教育理论基础时需要首先界定“特殊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还是一门学科，否则极易游离于学科与活动的两种状态中进行无谓的辩驳，甚至是在混淆的逻辑状态下进行辩论，结果辩论得越来越糊涂，有点“你不说我还知道点，你越说我还糊涂”。当然，从事特殊教育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的工作人员在阅读相关文献著作时也需注意将“特殊教育”这一语词结合上下文的语义逻辑背景来进行解读，不然同样会出现误解或曲解。其次，要明晰特殊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特殊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各自探讨的思路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更要注意特殊教育活动理论基础中理论背后的理论，理论背后的学科，学科背后的学科，……只有这样，才能将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思考透彻。第三，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之思考其实也关涉到特殊教育学的元思考，教育学经历了从活动的教育到学科的教育学，再到理论反思的元教育学的发展历程，特殊教育学的发展要学会从“母”学科那里吸取营养的精华，促进“母子共荣”的学科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天主教；科学；关系模式

从认识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宗教与科学同源，都体现为一种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解释。与东方宗教相比，基督教本身除具有信念因素外，更加具有对世界进行解说的特质，这与科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深刻的、久远的关联。或者可以这样说，基督教与科学都是对同一世界的不同认识与分析模式，尽管角度、模式与方法可能并不相同，但由于作用于同一认识主体，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状态。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两者的关系在不同方面与不同时期可能完全不同，或者是对立与冲突，或者是和解与融合，再或者两者各不相关。在历史发展中，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也因此存在着不断演化发展的趋势。

1.近现代科学影响与天主教自身变化

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被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现在约有15亿到21亿人信仰基督教，占世界总人口的25%-30%。在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中，天主教又被称为公教会、罗马正教，在基督教中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其他两大教派都是从其中分离出的。在基督教历史发展形成了诸多派别，它们与科学的关系在具有共性的基础上也存在着具体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专注于研究分析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且将时间定位于20世纪两者关系的演变，这既可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天主教在整个现代西方社会与人的内心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保持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与东方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基督教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与现实基础之上，这与古希腊罗马所形成的西方人理性、质疑精神与思辨的思维方式有关。同时即使在中世纪发展过程中，神学也走过了从粗陋的教父神学到经院哲学的阶段。理性论证信仰，信仰因理性而深化，这使得天主教信仰不仅具有超验的特性，而且有可能为人的智识和内心体验所感受，这将能够更好的搭建基督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也使得信仰本身不仅具有神的属性，亦潜含人的属性，这为天主教在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能够不断发展，展现理性化、世俗化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天主教具有现代转向的内在潜质，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天主教或者说整个基督教具有其他宗教所无法具备的时代特色。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对天主教的发展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影响。就作为思想意识形式的神学来说，文艺复兴前，天主教即已具有较为稳定的文化思想基础和理性基础，作为现实表现形式的教会实体，天主教还具有政治、经济基础，神学及其在这一历史基础上表现出一种极其稳定的秩序。近现代社会的变革、文艺复兴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动摇了天主教借以存在的这些历史基础，使得天主教自身甚至西方社会处在某种秩序失衡所带来的社会与人内心世界的"动荡"之中，如果说西方现代国家的兴起与政教分离的国策，意大利的统一，教皇国的覆灭动摇与瓦解的是教会实体建制化政治、经济统治秩序，而宗教改革则是对天主教传统文化思想秩序的冲击与动摇，新教与清教是对文艺复兴新兴人文主义文化思想的适应，而与之相对性的同时期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则是试图对旧秩序的坚持与维护。中世纪建立在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新斯多葛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并经教父神学、经院哲学发展完善的理性基础遭受了近代自然科学兴起所导致的最为猛烈的冲击。自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到现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教会还是天主教神学都处于一种传统理性秩序备受冲击而新秩序不断形成的现代嬗变过程中。因此全面分析近现代，尤其是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既是对天主教，对科学的现展进行较为清晰的定位与分析，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西方现代文明某一角度的较为准确分析。

20世纪以来，教会世俗权力丧失与教俗分离，使天主教逐步走向了世俗化、理性化的发展道路，天主教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与渊源之上，天主教现代转向的思想渊源的其中一些思想派别表现为：自然神论的护教思想、克尔凯戈尔信仰主义新正统神学的先声、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科学的宗教解释尝试等等，这些思想的发展为20世纪天主教的现代转向做好了铺垫。在某种意义上，天主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就是世俗化、理性化的道路，先后主要经历了现代派神学主观主义宗教观对教廷权威的挑战，回归传统的基要主义合一梦想的破灭以及新正统神学的出现，天主教必须结束自我囚禁的“罗马囚徒”，走出城堡思维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在与科学的关系上，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冲突模式基本结束，传统体制冲突模式基本被现代积极主动、参与建设性制衡所代替。

2.基于对科学与天主教关系模式的分析

就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来说，天主教从产生开始就与科学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采用一种较为宽泛的科学定义，科学则与人类的产生同步，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比天主教的产生要早得多。同时，天主教的教义与思想是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由于哲学与科学的在其后历史中各自的发展，使得这一基础不可避免存在着与后世现实无法适应的问题。在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两者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点，可以将两者关系史大体分为几个阶段：中世纪之前的相互独立与平行发展时期，中世纪的稳定发展时期，文艺复兴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20世纪之前的冲突时期，20世纪以来的对话时期。当然对上述不同时期的两者关系的概括对应每个时期并非只有上述一种模式，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在每一个时期都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存在，只不过在每一时期都有着不同的主色调而已。

首先对于基督教产生后到文艺复兴之前这一段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基督教自身在初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变化与动荡是极其剧烈的，从古罗马下层被统治阶级的宗教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动荡与冲突逐步成为为统治阶级所信奉和利用的宗教。但由于古希腊罗马哲学体现出较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加上当时自然科学进展的相对缓慢，与此同时，宗教思想还处于弱小的萌芽发展时期，基督教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理论知识还在不断吸收运用，所以这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应该是相互独立、平行发展和缺少冲突的。对于中世纪，传统观点一般称之为"千年黑夜"时期，对于黑夜的定义，似乎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科学沦为宗教的婢女，科学为论证基督教服务，从而导致中世纪科学发展的缓慢。的确在中世纪，天主教或者说整个基督教建制化逐步形成，成为一种极其强大的思想与社会统治力量，对科学起到了限制、约束和阻碍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稳固与平静，天主教对科学的压抑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具体来说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机制所导致科学发展缓慢，整个社会文明演进、社会经济进展对科学的需求缺乏。与此同时，教会在对科学制约的同时，教会或者整个社会其他方面仍然存在对科学发展促进的一面。如从天主教教父神学到经院哲学的发展也锤炼了人的理性思维与思辨能力，锻炼了人的心智，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维基础；中世纪将阿拉伯科学著作翻译成西欧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并在欧洲流传也对当时和未来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有中世纪西欧大学的产生、兴起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科学发展进行了思维训练与人才的储备。另一方面，在中世纪对于自然世界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自由的空间，在中世纪，“出现了一个‘神学家——自然哲学家’阶层。这通常是在大学内，这些人相信，研究自然世界在神学上是合法的。尽管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异教徒哲学家（所以对基督教的价值也有限），但他仍然被视为是进一步理解自然世界的一种资源，这样也就能够更多的理解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所以，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世纪自然科学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尼古拉斯·奥雷姆和朗格斯廷·亨利，他们全都是活跃的神学家，但并不认为自己的信仰与对自然秩序的研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1]

3.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冲突与缓和

从文艺复兴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20世纪之前，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进入了冲突时期，冲突模式作为天主教与科学的时代主色调与关系模式并非伴随两者关系的始终，而只是阶段性的表现，这一时期西方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改变了过去思辨的形而上的特性，这就使得近代自然科学带有极强的机械性与自我更新的特性，近代自然科学无论是研究基础还是结论都体现为对天主教传统理性与现实基础的一种颠覆，因此必然会导致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如16、17世纪的天文学进展，17、18世纪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建立，19世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都曾带给天主教以轩然大波，使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上升到世纪论战烈度。之所以双方冲突如此激烈，除了上述内在逻辑冲突外，还在于双方外在的社会性建制冲突，近代社会科学的日渐强大并不仅在于科学知识与思想的爆炸式的增长，还在于科学被整个社会文明所需要，被世俗政权、工厂企业、航海运输以及军事战争所需要，科学可以带来革新与进步，因此科学获得了超越国界全球化的支持，自身的体制力量与建制化也在发展中羽翼渐丰，这使得天主教在冲突中充满焦虑，而科学体制在充当坚持真理的角色而被迫害的同时不断前进，在冲突中似乎节节胜利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迫害。

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事实上还意味着社会主流思维方式的转变，即思辨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转变，建立在经验归纳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在对宗教取得胜利的同时，科学本身或者与科学相关的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也使得现代社会陷入了理性的危机，科学或许并不是和宗教完全绝缘与对立，科学在现代也在某种程度上和宗教面临着同样需要自我辩护的现状，在发展过程中，科学虽仍坚持其经验归纳的基础，但新物理学、现代天文学等等方面的进展仍然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借助思辨的方法，研究领域也在一定范围内与神学不谋而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方面或许科学在走向神学。另一方面，19世纪末到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表现暂时还算平静的时候，天主教也需要重新整理与思考如何走向现代社会，只有接受现实社会才能融入现代社会，才能重新争夺社会影响力与话语权，保持其地位，恢复影响力与发挥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于天主教还是科学，双方关系迎来了对话与整合的时代机遇。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到现代社会，天主教与科学关系从冲突走向对话也就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范文第3篇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周恩来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周恩来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大跃进（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毛泽东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

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范文第4篇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范文第5篇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虽然针对教育研究的基础论点不同，但它们都认可教育研究是有基础的。在界定教育研究基础前，有必要探讨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1．教育研究是否能构成独立、统一的基础“独立”并不代表孤立，“统一”也非单一。教育世界探寻的共同对象基础是教育中的“事实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应该是相互存在，彼此交融的，其所构成的世界应该是可以描述教育事实并可阐发意义、价值的。“层次论”哲学观点，现代教育研究应该要摒弃“二元对立”的观点，视教育为多层面的、非均质的经验、概念与实践。2．现代教育研究应该以什么为基础长期以来，学者们惯于将“学科”作为教研的基础，但是这也导致了许多混乱的发生。本来人们想通过多学科的参与来对教育事实、现象做出深刻、明晰的理解，但是由于不同学科间森严的壁垒导致人们无法针对同一话题做出集中性探讨。教育研究的第一基础是教育研究自身，研究问题应从实践中得，研究结果也终要回到实践中去。即研究的结晶通过思想来阐发，而思想又孕育于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第二基础是观念和方法，观念和方法一方面离不开每个学科，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跨学科性。以它们为教育研究的基础体现了教育的完整性。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应该表述为“实践—观念—方法”。3．教育研究在当代条件下形成独立基础的时代必然性因素首先是学校教育实践新格局的产生，学校由社会的附庸转变为社会上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地和传播者;其次是非学校化教育力量的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突破了学校樊篱，传统时间观的教育由阶段论变成了完整过程论;再次，现代教育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评价、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机制。今天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教育研究不可能始终处于“边陲地位”，教育研是教育实践的准备。

二、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对教育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影响

(一)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指的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及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学科。人类的认识水平始终是与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按组织性和复杂性的分类标准来看，人类科学要研究的主要是四类领域:系统科学、混沌科学、概论系统和自然科学。

(二)现代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的方法论革命现代复杂性系统可以从多层次上进行研究，这儿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革命。系统论主张打破人们普遍接受的框架，要求科学思维的转向。该革命的性质是用整体论的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维模式，但是这种代替非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融入教育科学方法论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群，对教育科学方法论变革产生了促进性影响:1．系统思维与教育科学思维的革命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思维发展史。随着原子论分析思维模式在各科学领域的溃败，科学注意的中心开始转向严谨精细的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教育科学开始从针对个别对象性思维向对象系统思维转向;教育科学思维领域开始生成了系统整体思维、全方位立体思维、系统综合思维和开放式思维。2．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应用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次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贝塔朗菲及众多系统论学者均赞同系统功能原理: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活动从内在本性上来说均是系统，故该系统完全可以根据系统方法原理的精髓，在其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呈现“整体大于部分”的状态。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的功能可分为“元功能”、“加功能”和“构功能”三个层次。其中“构功能”，即各部分按有序组合构成系统时所展示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构功能，实现系统质。

三、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一)教育研究中的形式与本质之争形式与本质的矛盾乃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挑起，它贯穿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所有科学领域，故教育研究领域亦不能幸免。20世纪初以桑代克、博比特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教育问题，倡导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搜集到的教育研究问题，鼓励教育研究者养成归纳研究习惯和形成统计逻辑学的思维;然而，20世纪集大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靠“流行的哲学方法”取得，如以进步主义、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为例。

(二)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教育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故教育研究方法论摆脱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英美流行的“科学主义”和欧洲大陆盛行的“人文主义”。［3］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倡导将经验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人文主义认为其与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试图说明而后者则是理解，它反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一元论，主张社会历史科学更适宜于用“个别的方法”(理解、移情或直觉的概念与实践)来研究个别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