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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全县农业人口为106.28万人,乡镇地方财政收入为10706万元,地方财政支出为16716.15万元,预算外收入为257.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为7321万元,由乡镇发放工资人员为9663人,其中编外人员为492人。随着农村改革尤其是税费改革的逐步深入,乡村两级债务问题凸显出来。据了解,全县2007年底乡镇级债务总额18391.45万元,债权总额为7141.18万元,净债务为11250.27万元;村级债务总额为8487万元,债权总额为2602万元,净债务为5885万元。
2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
乡村债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经济发展滞后与公益建设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是引发债务的主要原因苍山县是农业大县,乡镇财政收支历年来主要依靠农业税收维持,缺乏大宗而又稳定的税源。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公益设施,保证农村稳定,相当多的乡镇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举债建设、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目前,乡村基础条件有了较大的改观,但长期形成的债务又对乡村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2.2多年来不合理的财政体制是债务规模逐渐扩大的直接原因上级要求乡村办的事情很多,但上级却很少给予相应的财力保证,给基层政府运行造成了很大压力。乡镇政府为了保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保证干部教师工资发放,保证社会稳定,保证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就只好大量举债,事事举债,日积月累,造成基层债务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2.3一定时期的行政号召和部分行政干预是债务造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以前各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大搞达标升级活动,不少乡镇本论文出自为出政绩树形象,盲目举债上项目、办企业。而多数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量差,不能适应市场发展变化,因而企业建成之后,也是亏损到来之时。留下来的都是一堆债务,为了挽回败局,再贷再生产,越贷越赔,最终不得不关门破产。
2.4人员膨胀、乡镇机构庞大以及现行干部管理体制对债务的形成有直接关系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多,乡村工作量日益加大,客观上为增人提供了前提。因此,财政供给人员逐年攀升。为了解决不断膨胀的人员供给问题,乡村两级不得不靠借贷至高息集资保障供给。举债度日与人员膨胀现象并存,这是基层债务越来越多的重要因素。
3化解乡村债务的主要措施
这些历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乡村债务,已成为乡村沉重的包袱不能解脱,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从当前来看,我们认为要按照制止新债、搞清旧债、分类处理、逐步消化的思路,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来推进乡村债务化解。
3.1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消化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壮大地方经济。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大凡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债务一般较少,一般形不成对财政预算正常执行的冲击。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才能有条件逐步化解历史债务。目前必须抓住各级重视基层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发挥自身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增加经济总量,壮大财政实力,为逐步偿还债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3.2区分债务渠道,分类化解债务根据乡村债务的性质,划清地方政府和乡村各自应对债务承担的份额。在分清性质的基础上,确定以下偿债的基本原则:对于挥霍浪费、非法占有等形成的债务由当事人负责;乡村经营举债以及提留形成的债务由乡村负责偿还;因地方政府转嫁负担形成的债务由地方政府负责;举办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举债以及教育达标等所形成的债务,按事权由各级财政承担;由部门政策或者法规导致的负债,由部门负责偿还。超级秘书网
3.3加强乡村债权清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尾欠,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以保证基层财政收入和税法的严肃性;村提留、乡统筹尾欠,要根据数额大小和农民实际承受能力,制定分年度计划,逐步进行清收;对农户普通欠款,可区别对待。对有偿还能力的农户,可通过各种办法,促其主动偿还,不还的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清收。对贫困户欠债应通过国家救济的方式偿还。
3.4实行债权债务重组对于乡村与单位和群众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可通过乡村协调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办法,让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挂钩,进行债权置换。对于以乡村名义为乡村企业贷款或担保形成的债务,企业尚在运转的,划拨给企本论文出自业;企业已经合并、改制的,由接收单位或者兼并单位负责偿还。
3.5盘活乡村资产对经营不善的乡镇、村组的集体企业,可通过公开拍卖变现;对集体的荒地、荒山、荒湖、荒坡等可采取产权转让、承包、租赁和拍卖等方式来开发利用。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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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玲妹.乡镇政府债务问题的成因及化解对策[J].中国市场,2008(1):16-17.
【关键词】体验设计乡村休闲游
体验是人们与外界事物、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伴随美好情感的回忆;体验是一种新的价值源泉,它让消费者身临其境,获得独特的感受,从而创造出新的消费价值。旅游体验设计就是将旅游者的参与融入设计中,以旅游者的参与为前提,以旅游体验为核心,把服务作为舞台,产品作为道具,环境作为布景,使旅游者在旅游中获得美好体验的过程。
旅游地开发应立足于创造游客难忘的经历和感受,即以游客体验为中心来选择、利用资源,开发旅游项目,这也是旅游地发展的方向。以游客体验为导向的旅游开发模式,突破了资源的局限,通过对同一资源体验方式和体验深度的改变,创造出不同的体验效果,吸引游客重复消费,使旅游地获得持续发展。旅游活动的目的是为游客创造一次难忘的经历,景区提供的产品——旅游项目、设施、活动都是为形成游客独特体验服务的。因此,一切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研究旅游者乡村休闲游时所接触的情景,研究旅游者的需求,设计旅游者的体验以游客体验为中心,构建一个不断更新、丰富且多样的游客体验系统,是乡村休闲游开发的新模式。
一、视觉设计
视觉设计是一个景区最基本的设计,视觉设计就是研究景观,以观为主体。
1、建筑景观。乡村的建筑景观就应该有乡村的特色,而不是东施效颦模仿城市建筑,所以乡村的建筑景观和乡村的整体环境应该和谐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小安曾在一片文章中这样写道:“农村已庸俗化。中国民居自古讲究天人合一,而现在白瓷砖外立面比比皆是,田园诗意荡然无存。”要营造有田园诗意的乡村旅游点,就应该对乡村旅游点居民盖房进行约束指导,不允许建与总体风格不相协调的建筑物。休闲农庄、休闲山庄游客休憩区建筑不得超过三层,以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景观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休闲农庄有一个美好宁静的田园景色,使游客摆脱城市喧嚣,身心安宁,融入自然。
2、文化景观。乡村文化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应体现乡村文化特色,木制大水车、石磨、栩栩如生的水牛雕塑等都是不错的点缀小品,茅草房外,水车不停地把水拉来拉去,石磨把毛驴拉着转个不停,各种各样的农具既陌生又熟悉。绝不可把城市街头、公园常见的现代主义雕塑照搬到乡村休闲游,因为乡村休闲游正是以与城市绝然不同的乡村文化来吸引城市居民,如果游客来这里看到的是和城市一样的文化景观,游客就体验不到这里的乡村文化。
3、环境景观。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要美化环境,提升环境质量,让人置身于一种清新、安静、优美环境之中并得到享受,可根据原有特点和优势,精心设计,让游客真正感受到环境的震撼力和吸引力,让游客流连忘返,想在这里住下来,生活下去。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目前低层次“农家乐”留不住游客的问题。乡村旅游区内大多分布有很多小湖和供游人垂钓的鱼塘,堤上光秃秃的,没有花也没有树,由于水位升降影响,泥石,观赏效果欠佳,可以在湖堤上种植桃、柳等姿态飘逸的树种,并在树下设置水泥仿木桌椅凳子以供游人小憩或垂钓。种植月季、夜来香、栀子花等能散发香味的花,在堤下种植枫香、紫藤等以遮盖泥石部分,达到湖岸、碧水、绿树、白云、蓝天、倒影共处的如诗似画的景观效果。这样,游人可在湖边流连,慢慢游赏;垂钓爱好者也不用害怕夏天的酷热,在树下阴凉处悠闲垂钓。景区内小桥、亭子、指示牌、桌、凳、垃圾桶、厕所都应古朴,仿若天成,与自然融为一体,体现出和谐美。
4、视线走廊。在整个游览过程中,游客会形成一个视线走廊,要使游客保持一个美好的视线感觉,有的地方需要贯通,有的地方需要遮蔽,总体来说应该是形断神不断,作用是通过视线走廊把各个景观连接起来。无边无垠的小麦,绿油油的一片或是金灿灿一大片油菜花,会形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甚至是视觉震撼。春天,来到乡村休闲旅游点,租一辆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穿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黄的油菜花,蜂飞蝶舞,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绿油油的小麦,起伏的麦浪如同绿色的绸缎在空中舞动;穿过满眼青翠令人爽心悦目的蔬菜园,粉红的桃花又跃入眼帘,桃林到了。这样的视线走廊,简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二、活动设计
1、农业DIY。发展作物(比如葡萄)采集、加工、消费游客DIY的体验农业模式;可以开展“花农”赛、“菜农”赛、“果农”赛,让游客亲手采摘蔬果食用,还可亲自下厨烹调这些新鲜蔬菜,享受纯天然绿色美味。学习制作干花、香精、艺术插花等,到茶园采茶学习制茶。
2、农耕体验。“做一天农民”深度体验活动项目之一,像农民一样耕田、种地,挖红薯、挖花生等,体验农耕的辛劳与乐趣。划船采莲垂钓体验:还可坐在船上,在荷叶间悠闲地垂钓。
3、乡村露天电影。体验在闪烁的星空下、在明月的清辉里观看电影的感觉。城市的游客第一次露天看电影,感觉必定新奇而兴奋,年轻的情侣在闪烁的星空下、明月的清辉里观看电影感觉诗意、浪漫、温馨。年纪稍大一点有过下乡经历或是童年在乡下度过的,露天电影勾起了他们一串串的回忆……
4、乡村露天看戏。露天看戏是乡村很隆重的一项娱乐内容,一般是哪户人家有了大喜事才请戏班子到村里来唱戏,唱戏那天,附近的村民便会早早地吃过晚饭,相约着来到戏场等待演出开始,小商小贩也会早早地来到戏场摆摊设点,卖一些零食、香烟、冰棒、汽水等冷饮,整个戏场像过节一样热闹。
三、声音设计
普通景区都会设置背景音乐,但乡村休闲旅游点不同于一般的景区,乡村的鸡鸣犬吠,鸟叫虫鸣更显出了乡村的宁静。在农业景区播背景音乐反倒破坏了大自然的宁静。因此,乡村休闲游的声音设计应为将噪音降到最
低,让游客可以听到乡村特有的鸡鸣犬吠,鸟叫虫鸣。
四、嗅觉设计
嗅觉设计以清为目的,首先要清新,进一步要清香,田野里空气清新,春有花香,秋有果香,气味清香。但是容易有这三种难闻的气味夹杂其间:农户生活垃圾散发出的恶臭、粪池和菜园里的粪臭、鱼塘边可能有过浓的鱼腥味。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尽量避免让游客闻到这些影响他们体验的气味:加强村民和农场内居民环境卫生教育,引导他们定点倒垃圾,统一运走垃圾;不允许设置露天粪池;开展农家乐的农户要重建可冲水厕所方可营业;在鱼塘边种植月季、夜来香、栀子花等能散发香味的花,冲淡鱼腥味,让游客在鱼塘边游赏、垂钓时感觉更舒适、惬意。
五、触觉设计
1、亲水。在清澈的湖水中划船游览,游人会情不自禁地去触摸那水,先是把一只手伸进水里,然后忍不住把脚也伸进去亲水、戏水,与清澈得让人陶醉的河水、湖水进行亲密接触。特别要注意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可忘形跌落水中,景区也要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
2、摘菜采果。当游客亲自去采摘还带着露珠的蔬菜,光滑细腻,触感非常好,手指接触鲜嫩蔬菜时感觉非常愉悦。去果园亲手采摘水果,触摸那还带着细毛的水蜜桃、光滑的油桃,柔软娇嫩的草莓时,体验果农丰收的喜悦。
3、全身心的触觉设计。这里没有过多的时尚与繁华,却有独到的宁静与意境,静静地看乡村日落与月升,都是如此美好。游客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候来,欣赏到的都是花的海洋、菜的世界、瓜果的天地,流连忘返。在山水田园中欣赏自然风光,在农家小院里感受民俗风情,在收获喜悦中体验现代文明,在田园婚典中感受真正的浪漫,在这里,居民、工作人员、游客的真诚、友善与互助无处不在,人们脸上的似乎写着幸福、纯真和从容,简简单单的一个微笑就会触动你整个的身心,让人陶醉,真正体验“诗意田园,浪漫乡村”。一切都是如此和谐美好,乡村休闲游不仅有风景美,自然美,更有现代社会越来越稀缺的人情美,令游人如沐春风,令游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一次次地重游。
【参考文献】
[1]保继刚.旅游区规划与策划[M].广东旅游出版社,2005.
[2]马勇.旅游规划与开发[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一、发展乡村旅游,生态环境是基础
该县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始终认为,要做大做强该产业,必须紧紧依托本县自然资源优势,突出生态这一品牌,宣传生态、保护生态,以生态留客,以环境聚财。一是××具有资源优势。××是××省唯一的国家级示范森林公园,国家aaa级旅游区。境内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全县森林覆盖率达83%,年均气温17摄氏度,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7%,空气质量优良,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达15万个,有全国罕见的无菌区,被誉为“天然氧吧”。境内九岭山海拔1794米,是赣西北最高点,从其南麓源出的北潦河南北两支流平行横贯全境,水资源四季充沛,且无污染、矿物质含量高。二是生态产业链初具规模。优良的生态,造就了×ד中国椪柑之乡”和唯一的“中国娃娃鱼之乡”的美名。以无公害椪柑、绿色大米、珍稀白茶、早熟梨、油光板栗、高山蔬菜等为主的特色种植和加工产业已形成较大规模,产品上市前全部达到了生态和环保的要求。三是生态保护卓有成效。××是全省沼气工程建设先进县,全县沼气池保有量达7000只,有数万农民从中受益,年节约薪材3万多立方米;××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娃娃鱼保护,现已成功繁殖娃娃鱼子一代、子二代、子三代,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20xx年颁布了禁伐阔叶林的政府公告,近年来共关闭30多家粗放型的木竹加工企业;严令禁止在境内主干河流上游开工建厂。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乡村旅游,传统文化是内涵
国内乡村游发展较为先进的地区的经验说明,传统文化越丰富的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更红火。因此,××注重把自身的文化建设融入到乡村旅游发展思路去,使得该产业形式多样,内涵丰富。该县历史悠久,始建于南唐升元年(公元937年),迄今一千多年,诗词文化、青天文化、禅宗文化、客家文化,交相辉映。历史上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有唐代诗人刘慎虚、高僧马祖道一,宋代诗僧释善友,明代礼部尚书李叔正、清官况钟,清代著名词人舒梦兰,当代著名导演陈方千。境内座落千年古刹宝峰寺,是佛教禅宗“三大祖庭”之一,南天八祖马祖舍利归骨地,全国各地数百高僧在此修性传佛,享誉东南亚,由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大师亲任方丈,并在寺内兴建××佛学院。××是“中华诗词之乡”,乡乡有诗社,妇孺皆吟诗,被认为“踏遍山乡路,诗朋满××”。通过精心酝酿,科学规划,该县在乡村游的各条线路、各种产品中以不同形式铬入本县文化历史的东西,让乡村游注入文化这一元素,使游客在游览美丽的山水风光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丰富了乡村游的内容,提高了乡村游的品味。
三、发展乡村旅游,政府主导是保障
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赋予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无限生机与希望。一方面,该县发展旅游的大举措、大手笔为乡村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该县县委、县政府本届班子以来,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把旅游列入县域经济工作的重点,提出了“旅游兴县”的战略目标。四套班子领导带领县直单位和乡镇的领导相继外出到四川成都、湖南张家界等地考察学习,对照典型,分析县情,召开千人大会进行部署和动员,把旅游工作纳入三个文明建设考核内容,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全县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落实全县旅游工作会议任务分工方案》、《风景旅游区“穿衣戴帽”工程实施方案》、《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决定》和《关于开发“农家乐”旅游项目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并付诸实施。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另一方面,该县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乡村游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经过几年来的发展,××风景区已形成了由况钟园林、宝峰、盘龙湖、骆家坪“四大景区”组成的百里风光带。景区有国家级景点93个,开发出漂流、户外拓展、滑草、野战、溜索、水上娱乐、农家乐等20多个项目,有山庄、宾馆40多家,床位3500余个,成为一个集休闲度假、避暑疗养、观光娱乐、宗教朝觐、名人瞻仰为一体的多功能生态休闲旅游胜地 。××是全国著名的“漂流大县”,境内开发峡谷漂流点4个,有船只3000余只,同时,一支上千人的××漂流大军在全国20多个漂流点投资兴业。正是因为该县把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持,旅游产业逐产翻番,到目前为止,全县累计实现旅游投入10亿元,接待各类游客550万人次。旅游业的大发展使乡村游的大发展成为可能,并成为该县旅游发展的品牌产品和主打产品。
四、发展乡村旅游,突出特色是关键
[论文摘要]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问、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传递。这种政策信息的“直达”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处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由于对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释,其内部分歧也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农民没有自我组织与合作的能力,农村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土地调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国家的转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况下却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
[论文摘要]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具有中观卫生管理功能、卫生资源整合功能和效率促进功能。在集团功能实现过程中,由于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内外存在着组织结构形式、管理能力和手段、利益分配方面的冲突,需要从政策、利益、管理、组织结构、文化等方面形成一个良好的协调机制。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理顺了农村医疗服务竞争秩序,缓解了乡镇卫生院的生存困难,提高了乡镇卫生院的服务效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但是在集团运行过程中,由于集团本身存在时间较短,发育不够成熟,以及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集团内外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影响了集团功能的实现[2]。在确立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功能的基础上,分析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内外的矛盾冲突及其产生原因,进一步揭示医疗服务集团矛盾根源,寻求建立冲突的解决机制,有利于解决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发展的瓶颈,促进集团发展。
1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功能
乡村医疗集团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产物,是政府为了改变当时农村医疗秩序混乱、农村居民卫生服务不足的状况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从政府的初衷看,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应具备卫生管理、资源整合、效率促进的功能。
1.1中观的卫生管理职能
在传统的合作医疗体系解体之后,农村个体行医、村卫生个人承包使得原有的乡镇卫生院对村级卫生机构管理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丧失,此后村级卫生机构就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村委会既不具备管理的能力,又缺乏管理的合法权力基础;县级卫生行政监督部门是村级卫生机构的法定监管机构,但限于其人力、物力条件,往往无法实施足够的日常管理。村级卫生机构处于宏观上有国家卫生政策调控、微观上有卫生机构自己的管理,缺少了中间的行业中观管理的境况。组建医疗服务集团,通过契约的形式,制定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机构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手段,恢复了乡镇卫生院的管理职能。但是,在新的集团体制下,乡镇卫生院的这种管理职能和管理手段与传统合作医疗制度下的管理实现方式具有本质的不同:以前的是卫生行政部门授权管理,而现在应当是双方平等条件下的契约管理。
1.2资源整合功能
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设立,是在区域卫生规划指导下,由集团的核心机构——乡镇卫生院主导,制定村级卫生机构设置的标准和原则,以1~1.5公里为服务半径,以3000~5000人为服务对象,对村卫生室的布局重新调整,对村卫生室的房屋建筑、仪器、设备等统一规范,对村医的业务能力、从业资格进行规范化管理,理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关系,避免无序竞争,使农村乡、村二级卫生资源重新纳入有序、规范的轨道。
1.3效率促进功能
乡镇卫生院对村级卫生室的整合和管理,能够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安全性。集团的人员共享、乡镇卫生院医技人员和村医的双向合理流动,提高了人才使用的效率。业务、药品的统一管理也有效降低了经济成本,为农村居民提供初步的、安全的医疗服务,促进了农村卫生服务效率的提升。
2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冲突与原因分析
2.1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冲突
在集团功能实现进程中,集团内部成员之间、集团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冲突和不协调,影响了集团的效能发挥。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主要集中在集团管理,包括组织结构、管理能力、管理手段、集团内外的利益分配和医防业务等。
2.1.1组织结构形式和集团属性之间的矛盾集团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其成员不都是乡镇卫生院的直接下属机构,而乡村医疗集团的组织机构大多数是在乡镇卫生一体化管理领导小组下,乡镇卫生院内部各机构直接履行集团的各项职能,混淆了集团与乡镇卫生院之间的界限,使得乡镇卫生院过多地替代了集团的职能。
2.1.2形式多样与管理手段单一的矛盾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联结纽带既有产权,也有契约,也有两者的混合体,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形成模式具有多样式特征,这样就使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多样化。基于集团模式的多样化,其管理手段和方法也应当是多样化的,但目前实践中所有乡村医疗集团都存在管理手段单一的问题。
2.1.3乡镇卫生院的核心地位与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在乡村医疗服务集团中,乡镇卫生院居于核心主导地位,是技术输出者、医疗业务和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应当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和资源供应能力,但由于乡镇卫生院发展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乡镇卫生院自身大都存在着资源不足、管理能力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和困难。乡镇卫生院院长也普遍缺少管理的系统知识和能力,更缺乏管理集团化组织机构的经验。
2.1.4乡镇卫生院与村医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体制落后、改革滞后的原因,乡镇卫生院存在着投入不足、补偿机制不合理、生存和发展困难的情况。在成立集团之后,在缺少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卫生院自然会产生一种用集团收益补偿卫生院的冲动,进而表现出降低村医收入、侵占药品的购销利润等倾向,与村医争夺利益。
2.1.5医疗服务与防保业务之间的矛盾农村卫生中防疫保健缺乏的状况在集团成立后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政府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投入仍然较少、乡镇卫生院专业防保人员奇缺、村医只有防保责任和义务,缺少报酬补偿、技术设备简陋,这些都造成了防保业务薄弱,与得到改善的医疗卫生服务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医养防”的局面难以彻底扭转[3]。
2.1.6集团与个体行医者的矛盾在国家有关政策推动下,农村个体开业行医和私营诊所迅速增加,与集团的村卫生院形成竞争。医疗集团化中的村卫生院失去了“产权明晰、职责明确”的优势,费用有所上升,服务态度和质量、服务便捷性反而都有所下降,与个体开业者的竞争优势相比处于劣势[4]。于是,在一些地区,为了保护集团利益,出现了取缔或限制个体开业行业的状况,实质上阻碍了农村卫生的进一步发展。
2.2乡村医疗服务集团产生冲突的原因
乡村医疗集团上述冲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2.1政策原因政府政策是医疗服务集团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医疗集团出现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政策上没有对乡镇卫生院本身的运行机制、产权制度、人事与分配制度等改革做出规定,使传统的乡镇卫生院管理机制与体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农村卫生组织结构形态产生了矛盾,旧的机制无法适应集团组织的管理要求,无法处理好集团内外的管理问题。
2.2.2经济原因在政府投入不足、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不合理的条件下,经济因素成为集团内部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乡镇卫生院占有职能管理之便,出于补偿经费的目的,侵占集团的服务经费结余,使得村医收入下降,服务热情降低。政府投入不足,集团的防保工作依然成为薄弱环节。
2.2.3社会原因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知识的不了解会造成对医疗服务的逆选择;乡镇卫生院管理者狭隘的部门所有的意识也可能导致管理决策中对村医的不公平。乡镇卫生院人才选聘考核机制中权势因素也对乡镇卫生人员的结构产生不良影响。
3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冲突的协调机制
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冲突的存在制约了集团功能的实现,也影响了集团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在农村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后,农民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冲突的解决有了新的契机。从深层次的原因着手,运用政策和利益手段;从外在因素着手,运用组织管理手段、社会文化手段,综合性地协调解决集团的矛盾冲突,形成冲突解决的有效机制。
3.1政策协调
首先是要加大现有政策的贯彻实施力度,纠正基层卫生组织在执行政策中的不当行为。在“三制、四有、五统一”的约束下,明确乡镇卫生院的职责,防止乡镇卫生院过分追求经济补偿的倾向,杜绝借医疗集团的名义取得或限制个体行医的做法。其次是完善和修订现有的政策规章。医疗集团的地域性使得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一体化管理的规章,这些规章贯彻了国家的方针,考虑了地区的具体情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也存在着缺乏严密的系统性、严格的科学性,对一体化组织的特征认识不够深入,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加以完善和改进。通过政策的完善和实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制约集团健康发展的矛盾冲突[5]。
3.2利益协调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乡镇卫生院在分配集团收支节余时,首先要考虑到村医的收入与其作用匹配,收支节余分配与村卫生机构建设的关系,收入向村医和预防保健倾斜。合理制定药品购销的差价分配,对不同模式的卫生室给予不同的分配方法,乡镇卫生院举办的卫生室药品购销差价归卫生院,其他模式举办的卫生室药品购销差价可在收取手续费用基础上返还给卫生室。政府应当保证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维持防保工作的正常进行。
3.3组织协调
实行职能管理的委员会制,民主决策,约束乡镇卫生院和行为。乡镇卫生院院长仍然作为集团的行政负责人,保证在民主决策之下的统一管理。重新调整设立集团的组织架构,在人员精干高效的基础上,成立集团办公室,作为集团日常办公机构,与乡镇卫生院的职能部门和人员独立,全权实施集团的业务、财务、人事管理。
3.4管理协调
建立集团内部有效的沟通、约束、激励机制,协调各成员之间的矛盾。建立定期的会议、通报制度,把集团的业务发展、建设成就、管理成果在集团成员间传播;通过职能管理,对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和村医诊疗行为、服务态度、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控,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行为予以惩处和约束;强化卫技人员业务培训,选拔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奖励业务突出的优秀人员,用激励机制推进集团发展[6]。
3.5文化协调
在产权、体制改革难以突破的情况下,通过文化协调是提高集团效率和效能的有效途径。改变乡镇卫生院注重短期效益分配的观念,建立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理念。树立群众观念,建立长期效益来自于就医方便、服务价格适当、服务态度较好的服务体系。乡镇卫生院和村医通过人员交流和互动,建立集团成员“一家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集团文化观念。
乡村医疗服务集团产生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中,它所承受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多种社会矛盾交织的产物,是我国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存在阻碍集团功能的实现和目标的达成,需要从政策、利益、组织、管理、文化等多角度,多层面进行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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