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体育文化是一种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人们在体育实践过程中通过身体的形态和技能展现出来。它可以反映传统的、本民族的体育特征，影响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规范人们的体育行为，并和人们的体育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体育文化的发展还和物质文明及社会文明相关。

二、发展乡村体育文化的意义

伴随着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体育建设已经成为其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面。体育建设在新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促进乡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体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通过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降低乡村居民的发病率，从而降低医药消费的开支，从而积累社会财富。体育促进乡村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是乡村建设的“软实力”。体育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可以提高人们的文明及道德水平。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可以直接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及人际关系，利于转变乡村的落后、不健康的生活观念，阻碍赌、黄、毒等不良文化在乡村中的发展，净化乡村的社会环境，促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

三、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体育文化在乡村中发展的直观表现是民众的体育锻炼情况。通过体育锻炼可以看出体育设施的建设情况，分析出体育锻炼的组织形式及参与体育锻炼的民众的体育思想。通过对乡村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认识到现在乡村地区体育文化发展的现状。

1、国家政策对乡村体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还相对落后，基本上属于公益事业。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所以，要发展乡村的体育事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的引导和资金的支持。国家的相关部门要做好相关的工作，促进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

2、体育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体育场地是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保证，它的建设情况直接关系着体育活动的开展。建设体育场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民众体育活动参与难的问题。根据调查的结果显示，乡村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体育场地、器材短缺的情况。同时，还存在民众对已有的体育设施、器材利用效果不佳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体育需求和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二是，体育资源建设呈现集中产出的方式。体育需求和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主要是因为目前乡村的中青年劳动力大多数外出，村中的中老年及青少年较多。对于中老年和青少年来说，他们对现代竞技体育很陌生，他们参与的大多数是无限制体育项目，他们的运动需求和政府的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同时这也是体育输入和体育需求相融合的主要原因。体育资源建设呈现集中产出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体育设施建设大都围绕学校和村委会中心建设，这种集中式的建设方案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是限制了体育场地设施的福射功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体育活动，因为有的村民离体育场地太远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体育场地资源的闲置，也不利于体育场地的维护与管理。

3、基层体育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乡村地区的体育事业的发展，除了依靠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之外，还需要民众自发组织一些体育组织，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农村体育组织的数量很少，即便存在体育组织，但是经费是限制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问题。开展体育活动，可以有效抑制乡村打麻将的不正之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体会到体育锻炼的好处，提高农村的精神面貌，还可以更好的让乡村留守老人摆脱孤独，找到生活的乐趣。

4、体育人力资源不足体育人力资源是指拥有体育技能较高的人群，他们的体育科研能力强，有着突出的体育成绩，并且还具有管理能力和创造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体育人力资源的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它不仅仅只包括“体育人”，同时还包括能为体育事业服务，奉献知识、智慧、能力的人。农村体育人力资源主要指符合体育人力资源内涵和特点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能够为体育发展事业服务，为体育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农村人口。具体来说，就是乡村地区的体育指导员、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或者是带头人。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乡村中的体育人力资源严重不足，人们对体育的发展缺少主观能动性，缺乏优秀的专业人才组织、指导体育活动。

四、乡村体育发展建议

1、加强乡村体育的组织与建设促进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就要健全乡村体育发展的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加大乡村体育人力资源的培养和选拔，从乡村体育教师、体育爱好者、退伍军人、农村体育志愿者当中进行选拔，培养优秀的体育人力资源，满足乡村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促进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除了培养优秀的体育人力资源，还要创建体育组织。在乡镇体育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乡镇的体育职能部门要从体育需要的实际出发，积极鼓励各类体育爱好者参与体育活动，并组织建立象棋、乒乓球、篮球、足球协会，开展特色体育娱乐活动、组织体育比赛，并以此形成特色体育团队，逐步完善乡村的体育网络，为乡镇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各个体育组织和特色体育团队正常活动之后，等到条件成熟时，乡镇体育部门可以进一步协调将各个体育组织和团队组织起来，成立乡镇体育健身俱乐部，对全镇的体育文化工作进行统筹。成立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自发的体育组织机构，依托镇体育中心、各村企业等的体育场地及设施，组织广大乡村居民经常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成立的体育健身俱乐部可以在组织体育活动时，协调及利用人脉关系和体育场地设施等，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举办各种综合的体育活动。

2、深层挖掘民族体育文化，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传统的体育文化。随着乡村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可以利用体育传统的文化和项目，可以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及体育文化节，将民族的体育文化和旅游相互结合，既可以吸引游客，满足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需要；还可以传承传统的体育文化，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国内对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链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和产业链对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价值方面的研究。赵承华（2007）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延伸和拓展乡村旅游产业链,加强区域产业协同,建立品牌乡村旅游企业,是实现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的主要路径。张晶（2012）认为实行产业链纵深化发展是实现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周格粉，肖晓（2013）首先认为全产业链模式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过渡模式，并提出产业融合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最终模式。

（二）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

目前针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较乡村旅游多出些许，但主要是从产业链视角出发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厉无畏，于雪梅（2007）认为培育创意人才，完善创意产业链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邢华（2009）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价值链的整合，并提出以产业链末端—版权贸易为主线整合产业链。陈少峰(201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是产业链的经营与运作，产业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横向扩展以及产业要素挖掘与整合。纵向产业链的延伸，可表现为文化创意产业内、外部资源共享，即产业内、外融合；横向产业链的拓展，可表现为产业功能的多元化发展，即产业规模效应的体现；产业要素的挖掘与整合，可表现为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链的深度化和专业化经营。金元浦(2010)将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概括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创意环节，秉承“创意为王”的理念；第二环节，生产环节，采取“内容为王”的措施；第三环节，销售环节，坚持“眼球为王”、“渠道为王”策略。

（三）国内对创意旅游产业链的研究

国内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集中在融合的机理、路径、模式及策略方面的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且系统，并且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但从产业链视角出发对二者融合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有关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欠缺，且主要集中在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方面，研究的不够全面、系统、深入。柯涌晖，赵明，陈白璧（2011）认为闽台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了创意产业价值链，完善了旅游产业链条。李洋洋（2011）将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模式分为了延伸性型、重组型和渗透型三种，认为延伸型的产业融合模式出现在产业链的生产制作和消费环节，延伸了原有产业链条；重组型的产业融合模式解散了原有的产业链，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条；渗透型产业融合模式扩展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内涵，提高了产业增值能力。王爱玲（2009）以“紫海香堤艺术庄园”为实证研究对象，认为其成功是现代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从产业链的设计、经营和营销各环节充分融合的结果。

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乡村意象不强，农耕文化尽失

“乡土情结”是众多乡村旅游者的重要旅游动机，对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化意象的偏好，是实现乡村旅游消费重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一方面受城市强势文化侵入，本土文化弱化影响，另一方面受社区居民文化自觉、文化自豪、文化保护等意识欠缺影响，使得乡村旅游地的传统农耕文化流失，乡村意象弱化。

（二）项目单一雷同，缺乏主题创意

乡村旅游地的发展对“经济精英”、“创意人才”有较强的依赖，但根据霍华德的“三磁铁理论”，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在就业机会、人才聚集方面存在显著劣势，因此，在旅游开发上欠缺“创意大脑”；其次，由于乡村旅游地的开发普遍存在融资困难，在乡村旅游产业的创意环节的资金的投入十分有限，普遍是照搬照抄，且不结合本土地域优势及特色，使得项目单一雷同，缺乏地域特色。

（三）乡村环境恶化，生态功能弱化

乡村旅游地普遍受到不同程度农业化学物质及废弃物污染、污染企业转移农村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及污水污染。但受政府对农村污染控制问题还没有系统的、足够的重视，且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扶持措施不力，以及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等因素影响，乡村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美、生态好的意象日益弱化。

（四）忽略市场调研，营销模式固化

乡村旅游地的营销首先缺乏与市场的对接，乡村旅游地自发进行市场调研及市场分析的凤毛麟角，因此，营销模式和手段的选择没有实际指向性。其次，乡村旅游地的营销模式落后，网络营销、植入式营销、创意营销及联合营销所占比重极低，全国范围内建成“信息化乡村旅游景区”的数量屈指可数。

三、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建议

乡村旅游产业可以与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互动融合，在第一个创意阶段，要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在第二个生产阶段，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旅游者观摩；在第三个营销阶段，建立起文化产业现代化的营销网络，起到足够吸引消费着注意力的目的，而在第二阶段的乡村旅游经历则又刺激着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在两者的互动影响中，创意性文化旅游产业就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创意旅游者；在第四个消费阶段，与第三阶段作用类似，在此阶段，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消费产生感染效应，促使消费者对该文化创意相关的乡村旅游感兴趣，而反过来，在第二阶段的旅游经历又增加对该文化旅游产品的认同感；第五个后续环节，实质上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和重组，通过建设主题公园，举办展览会、博览会、展销会、节庆等方式向旅游市场延伸，从而实现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一）创意环节

从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结构来看，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形成依赖于乡村旅游活动能带来的大量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且有吸引力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所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建设要从创意环节入手。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的融合阶段，两个产业可以在项目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利用，创意、创作相互借鉴等方面进行互动。具体说来，首先，应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立足乡村旅游产业乡村性的本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将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资源作为创意乡村旅游的创意素材，增强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原创力；其次，立足于乡村旅游产业的现有资源，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资源，即：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科技化和数字化的创意理念，实现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资源的互补融合。

（二）生产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生产环节的融合阶段，一方面，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乡村旅游者观摩，丰富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产品素材，如：独具创意的舞台演出、创意影视作品、大型歌舞“秀”等等，都可以成为旅游体验的过程；另一方面，将“乡村旅游产品”进行创意性、艺术性及科学性的包装和生产，供乡村旅游者购买，提升创意乡村旅游产业产品的综合功能价值。

（三）营销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营销环节的融合阶段，该环节决定了策划、组织等环节成本的回收和盈利状况，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满足观众的文化体验质量，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通过现代宣传手段能更好的达到推广效果，且大大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旅游者观看、欣赏或购买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如：影视作品通过现代电影技术能更好的展现实景旅游地，而且剧组拍摄往往能吸引众多媒体跟踪报道，对拍摄地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宣传作用；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消费者观看相关影视作品。因此，在营销主题、内容、形式、渠道等设置上，不拘泥于模式化的处理，实施灵活的富有创意的运用。

（四）消费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销售是文化旅游产业链实现价值的最终环节。文化旅游消费者完成文化旅游产品的体验和消费后，一次完整的文化旅游活动才实现。销售环节是创意乡村旅游产品与受众互动体验的关键环节，旅游者的满足是保证创意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保证。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要具有很强的精神感染效应，成功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必定满足了旅游者的某种文化诉求或创意诉求，能刺激旅游者前往创意乡村旅游地体验；且旅游者在消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时，其相关的旅游经历又能增加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五）后续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商品、知识产权的出让、品牌的扩张、影视动漫等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衍生环节。创意乡村旅游消费结束后，一部分旅游者还可能购买相关的衍生产品，如《快乐星球》图书、《印象·刘三姐》旅游演艺的光盘等。另外创意乡村旅游品牌的扩张，创意乡村旅游企业知识产权的出让等。该环节能进一步挖掘和创造价值，对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开展有针对性的创意乡村旅游衍生项目的开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乡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素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赖以形成的重要根基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积淀的历史文化成果。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成果主要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中国社会步入工业文明的历程很短，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大量存在于乡村，珍贵文化遗产大量保存于乡村，特色文化人才大量生活于乡村。新中国建立以来，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借助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借助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共享的环境，快速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并疾速奔向生态文明时代。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将乡村文化笼统定位于落后保守的观念受到挑战，农业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下的宁静、淡泊、亲情、友善等文化观念产生了新的时代价值。中国作为“后现代”国家，在追赶“前现代”国家的进程中，由于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很多，留下的文化“现代病”自然也就更多。中华文化有自己厚重独特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西方学者也看到：“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今天看来，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中，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依据，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农民及其乡村生活中保留得最为完整。如果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可能主要依靠城市文化、精英文化，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可能更需要乡村文化、大众文化。繁荣和发展需要相互支撑，大繁荣大发展需要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双轮驱动。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充分挖掘和运用乡村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就更有希望在文化发展中实现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蓝图，同时也让中国乡村文化“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形成了新的活力，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元素和体现。

（二）乡村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导和灵魂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有部分农民群众实践探索先行的特点，但总体来说，农村的改革开放还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稳步推进的。这就产生了三种文化先导力量：一是少数先行探索者的实践凝聚成一种精神力量，影响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行动、浙江温州的“八大王事件”就转化为一种精神文化力量。二是党和政府部门及理论工作者将农民群众的实践探索经验上升到政策和理论层面，引导农民群众的实践。如党中央“一号文件”具有浓厚的精神文化韵味，既是“定心丸”又是“兴奋剂”。而费孝通、吴敬琏、厉以宁等学者的理论观点则让农民增强了对改革与发展的信心。三是城乡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量乡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这些源自基层的探索实践、源自领导层的文化理论、源自学者的思想观点、源自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成果汇聚到乡村，影响着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规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品质和格调。

（三）乡村文化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发展的根基和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说：“农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他们的眼界比以前开阔多了，已经不同于那种个体经济的小天地所局限的农民，不同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描写的被自然经济封闭起来的农民。”新时期的中国农民身处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其发展与乡村文化的发展联系更加密切。农民必须在乡村文化发展中获得必要的教育基础、道德素质、知识技能、市场分析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也要从乡村文化中获取这些能力，而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世界的农民更要从乡村文化中获取这些能力，这是新时期农民发展的重要根基。乡村文化中不断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乡村文化中不断树立的各类勤劳致富事例和思想道德先进典型、乡村文化中不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象都会成为让农民发展进步的推动力量。乡村文化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发展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动力。伴随着中国的进步和乡村的发展，乡村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实需求的强烈呼唤。

二、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一）政治主导性与价值多元性相结合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根本要求，始终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主导着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同志式的关系，等等。”1982年召开的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马列主义思想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引导农民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村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目的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教育农民自觉抵制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破除封建迷信，克服社会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可以说，新时期农村文化的政治主导性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来自西方及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宗教思想、生活方式借助人员交流和现代媒体大量进入农村，影响着乡村农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乡村不断挖掘整理传统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在国学热影响下，乡村中的传统习俗、传统艺术和传统观念得到重视，传统的价值追求在一部分人中开始受到尊崇，尤其是在山东、陕西、河南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地区更是如此。乡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价值多元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新时期乡村文化走出了建国后特别是“左”倾时期的单一状况。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与主流地位与多元价值处在并存和不断交流、交融甚至交锋过程中。总之，政治主导性与价值多元性相结合是新时期乡村文化的首要特点。

（二）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多变性相结合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从未中断，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在新时期中国的乡村文化中体现得更加充分。近代以来的“西化”理论在城市中的影响更大，工业文明在城市中推进更快。而中国乡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与“西化”的相对疏离性说明中国乡村文化有原始文明的印记，有农业文明的深厚基础，又受到工业文明的影响；有古代文化传统的底蕴，有现代革命文化的浸染，也受到当代市场文化的熏陶。从宏观视野看，中国乡村文化保持了较好的历史连续性。这种历史连续性，不仅体现在乡村物质性的文化形态上，更体现在广大农民这一文化承载主体身上。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大批优秀中国农民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于一身。同时，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伴随着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巨变呈现快速多变的态势。由以革命政治文化色彩为主到以建设和谐文化为主、由羡慕模仿西方文化到恢复倡扬传统文化、由对自我文化的质疑彷徨到对中国特色文化的自觉自信，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惊人。中华文化顺变、求道、自强的品格在乡村文化中得到充分展现。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多变性相结合是新时期乡村文化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也印证了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的观点。

（三）外在帮扶性与内在自主性相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国后加速工业化的急迫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差别。进入新时期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和政府一直在实施对农村文化的帮扶政策，从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农村科技大篷车到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再到建立城乡联动机制、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无不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外在帮扶，这是加速乡村文化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有艰苦奋斗传统、独立自主精神和探索创新能力的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环境下，也在独立发展自己的乡村文化。早在改革初期，农村中的文化艺术人才就开始自发地建立自己的团队或组织，开展多种文娱活动。部分农村文化青年开始在业余时间集结起来进行文化艺术的学习交流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乡村中部分学习承袭传统技艺的人才开始以自己的成果或产品走入文化市场。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民的自办文化开展得有声有色，出现了一批气势宏伟的如横店影视城这类文化企业。进入新世纪，部分地区农民开始“种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还走进城镇，把欢乐带给市民。外在帮扶性与内在自主性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不断结合，这是乡村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三、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

（一）乡村文化进步存在思想认识的相对滞后性当代许多学者认为，相对于现代文明、城市文化，传统的乡村文化具有历史的落后性，农民是需要改造的群体，乡村文化需要彻底变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揭示和肯定了乡村文化中的革命性因素，这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国后号召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思想根源。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革命的传统意义渐失，乡村文化的先进性元素及其依据是否还存在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化”所唤起的对乡村的重新关注与对“农民文化复兴”的期待，面对世界各类地区“小农”的强大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学者们发出“无论认识农民还是改造农民，都需要有新思维”的呼声。随着思想的更新与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勤俭勤奋的“农民理性”，看到中国乡村文化的自由创造空间（不同于西欧和俄罗斯乡村文化的“农奴性”，中国乡村文化历史积淀的自由性比较多），认识到乡村文化的生态性、田园性、人本性，看到以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但总体而言，相对于乡村经济和乡村政治来说，对乡村文化的思想认识存在滞后性；相对于乡村文化的实践来说也有相对滞后性。其中最根本的是对乡村文化先进性内涵的肯定不足，常常以“政治思想”替代或弱化思想、观念、习俗等，使生活在乡村文化中的农民文化自信力不足，文化自觉心不强。

（二）乡村文化建设存在性质结构的相对失调性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大背景下展开的。总体来说，乡村文化的性质和结构是明确而清晰的，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传统文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文化。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偏差。从时间上看，在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刚刚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文化实践中将“引导农民逐步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克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452的问题看得很重，对悠久的乡村传统文化和部分近现代革命文化的认识和继承还不够到位，对部分西方文化还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甚至敌视。在盲目的“思想解放”过程中，乡村腐朽落后文化开始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活动以各种方式甚至打着“科学”的旗号大行其道。西方文化或在有意的政治操控下，或在无意的经济交往中，以强劲的势头向中国乡村侵袭，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艺作品、宗教活动不断冲击着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科学结构体系。从地域上看，情况则更为复杂。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多，国际经济文化交流较多，但部分地区对寺院、道观、教堂建设的热情偏高，“礼佛”、“信主”、“求道”成了一部分人的重要精神生活内容。在中西部偏远落后地区，“求神”、“算命”、“敬鬼”的习俗抬头。这些情况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性质和结构。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性质结构的相对失调问题在部分地区十分突出，性质不同、方向不同的文化内容“杂处”于部分乡村之中。

（三）乡村文化发展存在社会主体的相对被动性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是生活居住于乡村的广大居民。我们可以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将乡村居民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现在也有大量位于乡村的企业工人），这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主体；二是乡村知识分子（主要是体制内的教师、医生、农技人员、乡村文化工作者，也适当包含体制外的有各类科学文化知识的文化艺术人才），这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主体；三是乡村干部，这是乡村文化发展的特定主体。对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的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在新时期，我们虽然也一直强调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却常常把重心放到抓得住、看得见、数得清的“三下乡”活动上，而对“抓不住”、“看不见”、“数不清”的普通农民的文化活动关注不到位。我们对来自城市知识分子（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及其各类下乡活动宣传和重视程度较高，对乡村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作用重视不够②。乡村文化建设核心主体的主动性没有充分激发出来。在实际的乡村文化工作中，居住于乡村的干部常常以听从上级指示、落实上级政策为主，领导和创造独特乡村文化的自主空间也受到限制。乡村文化发展中各类社会主体存在程度不同的被动状态，也没有将农村文化与农民文化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的统一性，忽视了文化的个体性。

四、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前景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

（一）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将协调推进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文化继承传统、融入世界的进度和程度都不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的文化自觉能力和文化发展愿望都在快速提升，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差距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的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是8.7倍，2011年的差距依然达到6.7倍。未来的城乡文化协调推进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党和政府已经开始积极着手解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认为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又单独列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从自下而上的农村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趋势看，有几种情况已经非常清晰。一是2.6亿多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已经开始加速市民化，在沿海发达地区进展速度更快，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和文化追求更是和市民趋同。二是大批农民在城镇购房实现了“城居化”，文化生活逐步市民化，这是数量仍在不断增加的一大社会群体。三是出现部分市民“村居化”，这些深入农村的市民在感受乡村文化的同时，也将城市文化带到农村，影响农民的文化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文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制约城乡文化的技术、设施、人才、政策等不利因素在逐步减少，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协调推进的局面在逐步形成。

（二）请进来与走出去将并行发展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再表明，中国农民中不仅蕴含着革命和改革的文化力量，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发展基因，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将农民文化置于落后保守的位置上来看待。我们要看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守道顺变的民族文化精神在农民身上有不绝的传承。在新世纪，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在不断发生着现代转化，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正逐步形成农民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目前甚至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农村文化仍将处于相对落后地位，在部分边远地区、贫困山区更是如此。所以党和政府实施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仍将持续推行并经常化，农民的文化发展仍将得到城市、政府及外部帮扶，这是农民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农民借助传统文化，挖掘地域文化及村庄文化创造出来的具有乡土韵味和农民风味的文化成果也将大量涌现，并且这种动力和条件越来越强大和充分，这既有源自农民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需求，也有文化市场完善扩展的外在经济利益驱动，还有政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推动。现在，农民们自己“播种”出来的文化成果越来越多，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层次多样。从农家文化大院，城镇文化娱乐场所，直到“春晚”舞台，都有农民文化创造的成果展现。农民既然“种”出众多的文化果实，他们就不愿也不能“独享”，必然要走出乡村，走进城市甚至走向世界，让大家来“共享”。我们在乡村、在旅游市场看到种类丰富的具有农家风情的手工艺品、在演艺场看到农民原生态的演出、在国内外大中城市看到有中国农村特色的文艺节目必将越来越多。当然，在农民文化送出去的过程中，更多的还应是农民将城市文化、精英文化请进来，是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并行推进。进一步说，可能是请进来、走进来、引进来、拿进来与送出去、走出去、带出去、选出去的多层面融合。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检视:制度匹配框架

制度经济学有一句至理名言: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制度会促进经济增长，坏的制度会阻碍经济增长。制度具有重要的预期作用，因为“制度决定什么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以及能从经验中学习什么。此外，制度还在两个意义上塑造人们的预期，即对未来的预测，以及相信可以使他人根据这些预期而接受的要求”。〔6〕一项好的制度需要相应的匹配制度形成一个制度支撑系统，才能实现制度的理想绩效，反之则产生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实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制度是否匹配关系到均等化目标能否实现。由此，本文引入政治合法性概念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历史转变进程，跳出财政学分析框架，厘清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机理，解释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之间的宏观制度是如何不匹配的。

1．财政分权的宏观政治制度匹配:政治合法性类型解读

根据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三种基本类型，中国目前处于绩效合法型向现代民主型阶段转型过程中。从图2可以明显看到，处于不同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阶段，公共服务提供的结果是不同的。传统权威型追求平等，而绩效合法型追求效率，这可以理解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平观念和改革开放后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观念的区别，在追求效率的导向下，重视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激励，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秘诀”。甚至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奇迹在于“做对激励”而不是“做对价格”。〔7〕这种激励是绩效合法型的要求，也是“发展是硬道理”理念的彰显。这就是说，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这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刘鹏(2006)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有两种发展路径: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他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指出党和政府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治、重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方式达到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的。〔8〕这充分说明，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能否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关系到执政党政权的稳固，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既然公共服务提供关系到政治合法性基础，那么政府的职能就是其体现。当前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正是应对政治合法性挑战的要求，宏观上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要，中观上是政府职能转型的要求，微观上则是公民权利的获得。公民权利和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践中体现为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和提供公共服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合法性基础深刻转换的必然要求。这三个方面都在注解同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是赋予公民权利还是提供公民满意的社会福利或其他?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国家政治合法性基础建设的需要。政治合法性落实到实践上是应该如何考核政府官员，即政绩考核机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方向的确定，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意味着“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成为地方各级官员的工作方向，政绩考核的内容随之发生变化。有学者如刘云龙(2001)认为，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政府的目标函数也不一样，他提出了政绩考核的三类目标函数，即传统经济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模式，经济改革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基层民主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经济发展、提供公共物品)模式。〔9〕刘云龙的政绩考核三类目标充分表明地方政府官员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指南针”是不同的。同样叶贵仁(2010)考察自1949－2009年我国领导干部考核的历史过程，发现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强调领导干部的政治忠诚;1978－2001年为第二阶段，强调领导干部发展经济的能力;2002－2009年为第三阶段，强调领导干部具备全面的素质，并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任务。从外在的行政生态环境来看，不同阶段的领导干部考核标准乃是对统治合法性的反映，引导着地方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并主导其工作重点。领导干部考核三个阶段的演变绝非偶然，它孕育了一个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历程。〔10〕运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框架分析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变迁，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转型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也就是说，中国由民族国家建构过渡到民主国家建构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正是中国公共产品由城乡二元供给体制转变为城乡一体化供给体制的过程。〔11〕因此，建国后的政治合法性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匹配下，为了汲取资源形成了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供给格局。显然在赶超战略背景和政治晋升与财政分权背景下，城乡之间的非均等化供给是必然结果，要实现均等化供给，必须向现代民主型政治转变。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国家纷纷向现代国家转型。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权在民，政府向全体国民负责，并为全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以提升全体国民的福祉。〔12〕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特别是教育、医疗与住房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民生问题。虽然民生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中，但实质上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只有政治层面真正决意将工作重心、资源配置转向民生目的，并调控社会资本投向民生，民生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在此意义上讲，民生问题实质就是政治问题。〔13〕这里学者指出了中国的民生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新的政治形态———民生政治。进一步，从图2可以理解，中国式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的模式应基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的变化，当绩效合法型出现“绩效困境”时，经济增长但政权不稳定，需要逐步转向民生，从单一经济绩效观转向经济社会政治绩效的综合绩效观，再向现代民主转型;而民生政治要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共财政体制支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宏观政治合法型基础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在于政治合法型基础不同的政府其执政理念也不同，有什么样的政府执政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偏向。政府执政理念是指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思想观念和基本原则，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一根本性问题。政府管理行为本质上是一定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14〕政治合法性基础、政府执政理念、政府行为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有什么样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就需要有相应的政府执政理念和政绩考核机制相配合，因而政府不同的执政理念决定了政绩考核机制的内容也不同，进而引致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需要经历各个阶段，尤其是从发展型政府〔15〕逐步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2．财政分权的微观民主制度匹配:基层治理模式解读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不仅不足，还同时出现了提供过度和结构不均等现象。农村田野调查证明结构非均等化现象的存在。赵和楠2007年、2009年对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高车畈村和下畈村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结构上严重失衡。村民对于社会保障型公共品的享有度较高(如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为87.83%、医疗卫生为95.83%)，而对于经济发展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农业技术指导为14.58%、农业市场信息为16.67%、农民就业培训为10.42%)、生态保护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村庄绿化为64.58%、村级生态环境建设为51.25%)，公共管理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仅为6.23%)处于较低水平。〔16〕显然这一现象背后不是基层政府财力不足所能解释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何还会提供过度的或辖区居民不需要的公共服务?答案在于微观民主制度———中国基层的治理模式。基层治理模式属于一种微观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发现了美国政治的秘密: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自由主义理论家密尔同样注意到单纯代议制政府的不足，并提出了“宏观民主/微观民主”的整合性框架，认为应该在宏观政治层面上实行代议制民主，在微观治理层面上实行参与民主。〔17〕即宏观政治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是相对于微观治理层面上的多元民主而言的。因而，我们把基础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微观民主制度。而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属于一种管理主义模式(王锡锌，2010)，也被认为是一种“单中心”治理模式。管理主义模式无法有效地反映辖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因而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脱节，导致公共服务结构非均等化供给。中国基层的管理主义治理模式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的逻辑关联从图3可以清晰地显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构架是，基层政府处于压力型政治体制下，面对的是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上级政府评价基层政府并由上级决定基层政府官员的升降，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不是农民选举的，即使村民委员会也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基层政府官员一般都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员，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往往对基层政府监督不力，加之人大代表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真实信息并不清楚，而基层政府才是信息拥有者，因此中国的基础政府能够只对上级负责，无需对选民(农民)负责。结果是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者不能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基层政府构成压力或者西方所称的政府支持率。这样一来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也不取决于农民而是上级政府的偏好。所供给的必然是符合上级政府偏好的。这种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由政府主导的而非政府主导多元化主体参与合作协商的管理主义或“单中心”基层治理模式的结果自然是非均等化供给。管理主义的治理模式被简化为决策者对人和事的单向管理，决策者对公众的政策偏好甚至需求进行塑造，公众独立的需求和政策偏好则缺乏有效的政策输入途径。〔18〕显然基层管理主义模式不能适应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时代和日益多元的需求，难以克服基层政府包揽一切、成为公共服务唯一提供主体的缺陷———政府失灵，并催生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与失衡。要扭转这一格局需要转变治理模式，从管理主义治理模式转向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体制和技术，源于“参与式民主”理论。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公共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案，主张在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让公民能够积极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补充和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19〕“参与式治理”与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之间的密切关联在于“参与式治理”强调“参与”的价值和意义，主张多元化主体参与提供，让政府与多元主体间进行协商和合作，克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第三方失灵，以适应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更重要的在于作为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方，能够通过有效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公众能够参与公共服务所提供的公共决策，提升公共服务决策效率，完善公共服务提供的公共选择过程，突破“单中心”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更加符合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提供需求。“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微观民主制度不仅在宏观政治上匹配宏观政治合法性转型要求，体现出大国治理模式的转型，让农村居民参与到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由公共服务提供的事务管理之中，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内涵;而且在微观政治上，让大众参与公共服务这一公共事务决策，提升了公共政策的效率。更关键的在于，解答了为何中央在基层政府财力困境情况下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状态依然没有根本转变的内在微观政治经济逻辑，培养了农民的民主参与权利意识。而农村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缺失，即使有中央财力补充，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将依然不足。因而，中国式财权分权一方面因为宏观政治上的制度不匹配导致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微观民主制度不完善，治理模式缺陷，也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完善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需要突破传统的财政经济视野，构建经济与政治制度匹配的和谐制度环境，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匹配:“三维”联动机制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分权反思检视表明，财政分权体制需要一系列的宏观微观制度相互匹配，宏观上的政治制度与财政分权体制相结合形成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强激励与弱约束导致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不足;而微观基层民主的管理主义模式则加重了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因而，财政分权体制与中国的宏观微观政治制度匹配共同构成一个“三观”的制度体系:宏观政治制度、中观财政制度、微观基层民主制度。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需要扭转宏观中观微观制度的不匹配状态，实现由“三观”向“三维”联动机制突破，其逻辑如图4所示。

1．宏观政治合法性转型: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综合绩效观

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是政绩考核中的GDP和财政收入而非公共服务提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绩效合法型政治的体现。要改变这种经济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绩效观，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综合绩效观，即以经济绩效考核为主转向以经济社会绩效并重的综合绩效考核，需要更加注重由重经济绩效考核向重民生优先考核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政府的眼睛盯住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绩效。未来迈向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必然逐步从绩效政治迈向权利政治，公共服务享有将成为公民必须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改变财政逻辑的宏观制度匹配就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基础，即政治合法性类型。第一应坚持由绩效合法型向权利政治型转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治意义在于其内涵权利政治或民生政治的重要内容，由此，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宏观政治价值在于为实现绩效合法型向权利政治型转变提供了重要路径，因而构建权利政治来源就是要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享有权利作为一项重要权利和民生政治的基本要求，而绝不仅仅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进而突破“绩效合法性困境”，构建综合绩效观，实现从单一经济绩效观转向经济社会综合绩效观。第二应坚持完善政绩考核指标，将单一绩效考核转变为综合绩效考核。这就需要大大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服务考核指标，减少经济绩效考核指标，改变政府的办事方向，从重经济增长转向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即将经济考核转变为经济与民生并重的综合绩效考核观。第三应坚持完善考核内容的执行机制即问责机制。即使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作为基层政府的考核内容，如果执行不力或得不到有效的问责处罚，其有效权威性必受极大的弱化。因而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考核内容需要完善政绩考核问责机制，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不作为或作为不力给予处罚。更重要的是，不是由政府自己评估自己，而是由辖区民众评价。因此，有了考核的指标还需要考核的问责反馈机制，否则会产生“执法不严”的政府不作为。这里的关键是把考核权力交给谁?是所服务的人民还是政府自己这个“裁判员”?

2．中观政府财政体制转型: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

中国式财政分权之所以导致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在于基层政府面临政治晋升考核压力和财政分权体制约束下形成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双重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越是基层财力越困难，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困境越突出。宏观政治合法性基础类型转变，需要政府职能与财政分权体制进一步改革完善使之匹配。第一，将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财政体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中国目前的发展型政府特征明显，基层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的各种考核压力无心也无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转变基层政府职能需要明确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招商引资。第二，重新设计政府间公共服务责任分工制度。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架构使得上下级政府分工缺乏明确的法律规章制度，上级政府把责任推给下级，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安排，导致责任下移，但财力却上移了。这种责任分工的不明确，导致公共服务中政府的责任模糊，因此有必要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责任上移:如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责任上移，减少下级政府因财力不足产生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民众基本公共需求的矛盾。第三，重构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农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财力不足需要加大转移支付解决，这就需要重构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关键在于落实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与监管，避免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地方挪用甚至截留。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1基本情况

全县农业人口为106.28万人,乡镇地方财政收入为10706万元,地方财政支出为16716.15万元,预算外收入为257.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为7321万元,由乡镇发放工资人员为9663人,其中编外人员为492人。随着农村改革尤其是税费改革的逐步深入,乡村两级债务问题凸显出来。据了解,全县2007年底乡镇级债务总额18391.45万元,债权总额为7141.18万元,净债务为11250.27万元;村级债务总额为8487万元,债权总额为2602万元,净债务为5885万元。

2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

乡村债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经济发展滞后与公益建设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是引发债务的主要原因苍山县是农业大县,乡镇财政收支历年来主要依靠农业税收维持,缺乏大宗而又稳定的税源。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公益设施,保证农村稳定,相当多的乡镇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举债建设、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目前,乡村基础条件有了较大的改观,但长期形成的债务又对乡村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2.2多年来不合理的财政体制是债务规模逐渐扩大的直接原因上级要求乡村办的事情很多,但上级却很少给予相应的财力保证,给基层政府运行造成了很大压力。乡镇政府为了保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保证干部教师工资发放,保证社会稳定,保证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就只好大量举债,事事举债,日积月累,造成基层债务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2.3一定时期的行政号召和部分行政干预是债务造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以前各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大搞达标升级活动,不少乡镇本论文出自为出政绩树形象,盲目举债上项目、办企业。而多数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量差,不能适应市场发展变化,因而企业建成之后,也是亏损到来之时。留下来的都是一堆债务,为了挽回败局,再贷再生产,越贷越赔,最终不得不关门破产。

2.4人员膨胀、乡镇机构庞大以及现行干部管理体制对债务的形成有直接关系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多,乡村工作量日益加大,客观上为增人提供了前提。因此,财政供给人员逐年攀升。为了解决不断膨胀的人员供给问题,乡村两级不得不靠借贷至高息集资保障供给。举债度日与人员膨胀现象并存,这是基层债务越来越多的重要因素。

3化解乡村债务的主要措施

这些历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乡村债务,已成为乡村沉重的包袱不能解脱,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从当前来看,我们认为要按照制止新债、搞清旧债、分类处理、逐步消化的思路,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来推进乡村债务化解。

3.1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消化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壮大地方经济。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大凡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债务一般较少,一般形不成对财政预算正常执行的冲击。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才能有条件逐步化解历史债务。目前必须抓住各级重视基层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发挥自身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增加经济总量,壮大财政实力,为逐步偿还债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3.2区分债务渠道,分类化解债务根据乡村债务的性质,划清地方政府和乡村各自应对债务承担的份额。在分清性质的基础上,确定以下偿债的基本原则:对于挥霍浪费、非法占有等形成的债务由当事人负责;乡村经营举债以及提留形成的债务由乡村负责偿还;因地方政府转嫁负担形成的债务由地方政府负责;举办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举债以及教育达标等所形成的债务,按事权由各级财政承担;由部门政策或者法规导致的负债,由部门负责偿还。超级秘书网

3.3加强乡村债权清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尾欠,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以保证基层财政收入和税法的严肃性;村提留、乡统筹尾欠,要根据数额大小和农民实际承受能力,制定分年度计划,逐步进行清收;对农户普通欠款,可区别对待。对有偿还能力的农户,可通过各种办法,促其主动偿还,不还的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清收。对贫困户欠债应通过国家救济的方式偿还。

3.4实行债权债务重组对于乡村与单位和群众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可通过乡村协调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办法,让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挂钩,进行债权置换。对于以乡村名义为乡村企业贷款或担保形成的债务,企业尚在运转的,划拨给企本论文出自业;企业已经合并、改制的,由接收单位或者兼并单位负责偿还。

3.5盘活乡村资产对经营不善的乡镇、村组的集体企业,可通过公开拍卖变现;对集体的荒地、荒山、荒湖、荒坡等可采取产权转让、承包、租赁和拍卖等方式来开发利用。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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