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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关键词:网络传媒;网络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3-0109-01
自从网络出现,网络文化即开始出现。最初的网络文化是将网络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传播网络外的其他文化。而当网民通过网络的使用,传播建立各种网上关系,这些关系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网外关系,从而形成一个不同于网外社会的网络社会时,网络文化才以一种单一的文化存在。
一、网络文化的积极影响
网络文化改变了人们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认知和创新潜力,与传统的教育模式相比,网络拓宽了人们学习的手段和渠道。
网络文化拓宽了人们的交往空间,越来越多的人们热衷于进入网络世界,同自己有着相同志趣、爱好的人结成一个亲密的社区,甚至与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好友交谈,就像隔壁邻居一样亲近。
网络文化缓解了人们的精神压力,当今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带给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压力。网络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新颖、便捷的网上娱乐的途径。上网休闲成了人们缓解压力的渠道,人们在工作之余玩玩网络游戏、看看网络小说、读读国内外新闻等,对于放松心情,缓解工作和生活压力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二、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
网络文化中西方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渗透,易导致人们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念的偏移网络为西方文化渗透与意识形态入侵提供了便捷手段。
网络文化带给人们“自由”和“民主”的同时,带来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放任”,不少人缺乏“慎独”的道德自律,道德观念渐渐淡化。
网络泡沫文化的泛滥造成了人们的价值观的危机.使人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紊乱,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网络黄色文化、网络暴力文化的肆虐造成了青少年的人性危机。在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思想的侵蚀下,形成了一些人的不健康的性观念和扭曲的心理。
以“黑客”行为为乐的网络“黑客”文化的侵袭造成了社会的信任危机。
三、网络文化的这些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形成原因分析
网络文化的这些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是由网络媒体的特点所形成的。
首先,网络媒体具有很好的开放性以及很高的信息共享度。它面对的是一个信息的海洋,普通的网络使用者都可以为互联网络提供信息,它承载信息的扩充性是无限的。网络媒体可以依靠这些宝贵的资源,用“超链接”的方式将各方面的信息在允许的范围内收为己用,这种信息共享无疑大大丰富了网络媒体的信息量,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增强。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随着网络媒体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优势体现得也就越明显。
其次,网络媒体具有便捷检索性和互动性,人们在浏览互联网查阅信息时,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主动的查找信息资料,各取所需。
第三,互联网打破地域的界限,具有极为广泛的传播面。“网上无国界”,与互联网连接的主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你知道ip地址或域名,都可以访问任何与互联网相连的计算机,尽管它在地球的另一半。网络媒体这种跨地域性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第四,网络媒体兼具信息传播的同步性与异步性。网络媒体的信息者将信息到网络服务器上则完成了他的工作,受众在此后随时可以上网查询该项信息,信息的发送与接受过程不需同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异步性。
第五,网络媒体还具有的极强的时效性。由于网页制作的过程相比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大为简化,既不像电视要经过编辑播出(直播节目除外)也不像报纸需要排版印刷,只需更新网页内容即可。而且网页内容一更新,网页的访问者立即可以看到,这中间几乎没有时间差。因此,很多大的新闻事件,反应最快的常常是网络媒体。
第六,网络媒体是多种信息形式融合在一起的综合信息传播方式。依靠先进的计算机技术,web网页可以包含文字、图片、声音、影像视频数据等多种信息形式,特别是流媒体技术的出现,使边下载边收听、收看的实时传播成为可能,可以大大节省网络用户下载时间,而且使得网络媒体互动、实时、整合的特征真正在音频、视频文件的使用中得到体现。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众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对西洋节日的追捧,导致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有逐渐式微之势。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讲,要改变这一局面,电视媒体作为大众获取信息首选媒介之一自然承担起了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重任。
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部分起源于先秦时代,它在流行和演变过程中,吸取了儒、道、释文化等多元因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如今,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个个舶来的节日,如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在我国的青年人中大行其道,而由于传统节日的精神文化内涵的缺失,中国传统节日处于尴尬境地。清明节一度成了“烧纸节”,端午成了“粽子节”,中秋成了“月饼节”。这两者的此消彼长加剧了传统节日文化的断层现象,致使传统节日文化从形式到内涵都正在走向虚空。而电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巨大的影响力,在传播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前电视媒体在传播传统节日文化方面,也存在众多问题。
一、当前电视媒体在传播传统节日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1、电视媒体节目形态单一
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传播传统节日文化中的形式,而当今,传统节日文化基本上都是以文艺晚会类节目为主,访谈对话类节目、杂志类节目、综艺娱乐节目、益智游戏节目、情景剧等节目形态甚少,节目形态过于单一。
2、电视媒体没有将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常态化
众所周知,每年有春节、端午、中秋、清明等传统节日,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期间,电视媒体才会制作相关电视节目来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而节日一过则销声匿迹,这不利于电视发挥传播传统节日文化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
3、节目资源整合力度低,造成节目资源浪费严重,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二、电视传播传统节日文化的优势
1、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当中,电视普及率高
我们所讲的“普及性”是说它是“雅俗共赏”的。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晚,把老少几代不同文化水平的人们都聚集到一起,共同欣赏其节目,就是最好的印证。
2、电视传媒所特有的视听兼备、声画并茂的优势,使它在传播领域确立了重要地位
报纸和广播都是单通道传播媒介。电视的传播符号是图像、声音、文字、色彩等多种符号的综合传播,是一种双通道传播媒介,具有声画并茂的优势以及强烈的目击感、现场感和冲击力。
3、电视传播的综合性
电视因其自身的传播优势和技术优势而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态,电视形象直观、生动灵活,给受众一种直观形象,极具诱惑性和感染力的氛围,因而更容易对受众产生移情作用,获得一种想象的、官能的刺激或精神的愉悦,对受众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三、电视媒体传播传统节日文化的方式多样
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着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文化的趋同倾向是一个突出问题,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正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无论在任何时候,深厚的传统节日文化都是一笔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生存和进步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去弘扬和利用。电视媒体作为大众获取信息首选媒介之一,自然承担起了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重任。
1、推出新晚会概念——将晚会类、综艺娱乐类、益智类节目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大量海外的电视节目形态的引进,使节目在栏目设置、主持风格、节目题材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严重的趋同现象,缺乏差异化使节目的吸引力急剧下降,从而使节目的生命周期也大为缩短。近几年,虽然专家倡导“弘扬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统节日文化”,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对传统节日的关注。
面对这一尴尬的局面,去年的七夕节,安徽卫视制作了一期与众不同的电视节目——《7月7爱传万家情歌会》,这场晚会将七夕的传统浪漫情怀和晚会类节目的现代元素结合在了一起。对节目主题、宣传语、片头片尾、主持人形象、演播场地、声画造型、音乐、节奏、色彩、色调。等元素进行一系列的定位,使之与节目内容相融合。据百度数据报告,“七夕”百度搜索指数在1个月内翻4倍,日均搜索七夕超60万次,网络视频点击量过百万,安徽卫视贴吧点击量,在播出当天成为上升量最快的贴吧之一。该节目之所以如此成功,因为它摆脱了常态的晚会类节目,将晚会类节目、综艺娱乐类节目和益智类节目元素融合在一起。节目有《爱的悠悠球》、《明星大挑战》、《恋爱足球》等综艺类节目;主持人群推出的《鹊桥会》和魔术等娱乐节目;还有众多的晚会类节目,节目形态多样,并且将各个节目都融合在了一台晚会中,紧紧锁定了上亿观众的眼球。
2、实行“编播季”节目编排策略
多年来,电视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打造传统节日时,重节目内容和质量,而轻节目整体编排和节目资源的重新整合,这一做法无疑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也没有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面对这一现状,央视、重庆电视台、湖南卫视、安徽卫视从自己的节目资源、频道定位和品牌特色出发,实行了“编播季”的节目编排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编播季”节目策略是指一年分季节、分时段的编排策略,这种季节性的编排策略不仅有助于培养观众的忠诚度,而且还可以提高电视的市场竞争力,重庆电视台是“编播季”的先行者之一。2005年暑期,重庆台将旗下的都市频道临时改为“暑期频道”率先试水,结果市场反映十分理想。对频道架构做出“改版性”的调整,此举让重庆卫视在全国省级卫视的收视排名冲至第三位。2006年初,重庆卫视利用元旦、春节两节紧密相连的机会,从元旦开始,跨越春节,直至元宵节,推出了“黄金月、中国结”的编排项目,同时在这时提出了“编播季”的概念。这个“编播季”以元旦晚会拉开序幕,以春晚为。2007年,又以“合家欢·中国结”作为节目编播主题,“黄金月”编播紧扣中国老百姓的审美期待,突出欢乐、团圆、回家、感动等关键词,同时为黄金月量身定做节目,打造出一批具有高知名度的品牌节目。
“编播季”对节目资源和频道资源进行变革,把过去那种单纯的、静态的、封闭的节目播出方式转化为整体的、组合的、动态的、开放的播出方式,“编播季”与中国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实现了各种电视资源的优势集合和联动播出,降低了成本,打造出自己特色的品牌节,同时赋予了电视传媒更大的影响力,而且也促进了传统节日与现代传播方式的互动,实现了“互赢”局面。
3、通过电视专题片的形式来传承传统节日文化
电视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不能仅局限在节日的特定日子里,要形成连续的、持久的“攻势”。因此,即使不在节日期间,电视完全可以利用专题片来传承传统节日文化。
传播传统节日文化的专题片要力求精美的制作。专题片无论从画面、配音、配乐和形式创新等各方面都有明显力求精美的意识,这样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特别是在解说词的文本方面,要用深刻的、有感染力的、细致精美的解说词来赢得观众。
2009年,宁夏卫视频道《印象宁夏》拍摄制作,作家郭文斌客串主持并解说的《我们的节日:春节》十集系列专题节目春节期间在宁夏卫视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郭文斌以独特的、精美的诗化语言风格,从喜庆、团圆、感恩、祈福(上下集)、天人合一、点灯时分(上下集)、传承、兴旺发达八个方面全面深入地诠释了传统春节所包涵的深厚的文化意蕴。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出发,通过对春节的阐述和发挥,循循善诱,把观众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旅行之中,听来回肠荡气,引人入胜。不少观众认为,这个节目是对中国古老的春节文化的一次升华和推进,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激发和再认识,这期节目非常成功。
结语
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电视媒体可以通过多样化的传播路径,充分运用民族传统节日,大力弘扬民族优秀的节日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对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我国的电视媒体正在逐步走向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电视既能巩固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又能在国际传播中丰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并在国际范围内确立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世界认同,最终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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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韩永青、李芹燕,《传播媒介对“象征性现实”的策略性重构》[j].《新闻界》,2009(2)
不同地区具有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地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优秀的地域文化需要我们去弘扬和传承。芦墟山歌、同里宣卷、太湖渔歌、木偶昆曲、赞神歌等吴歌形式在鲈乡大地展现了无穷魅力。一首首吴歌传唱着一个个优美动人的故事和传说,为人们带来了大自然赋予的声音。他们传唱的是自己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情感寄寓和生活感悟,寄托了歌手和民众对生活的一种理想和希望,展现出一种原汁原味的动人魅力。近年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吴江电台)采制的《芦墟山歌韵味长悠悠一曲“五姑娘”》《姚五宝与木偶昆曲》《同里宣卷古韵悠悠》《千年“赞神歌”》《李记阿婆茶》《太湖渔歌传千年》等专题节目,都取材于吴江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富有地方特色的本土资源,收到了良好的播出效果。
二、发挥广播优势,提升文化品位
无论何时,听众都不会仅仅满足于速食文化,他们需要更深刻的、多层次的、有厚度的文化。地方广播媒体要充分发挥广播媒介的传播特点和优势,向听众推介优秀的文化成果,把优秀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歌、曲艺、音乐等都很适合在广播中传播,可以通过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表达特点,给听众留下悬念、产生神秘感。通过主持人的描述、传承人的现场演唱和交流,唤起听众丰富的想象,达到听到的比看到的更美的效果。吴江电台专门开设了30分钟的《鲈乡采风》专题节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域文化为主,用优雅精炼的语言,创造美妙的意境愉悦听众;用激情澎湃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调感染听众,吸引听众。对一些“非遗”项目,比如震泽黑豆腐干、熏豆茶、待帝茶、平望辣油和辣酱等制作技艺,铜罗黄酒酿造技艺,苏南花烛和蚕丝被等传统制作技艺,我们则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它的起源、制作方式、吃法等娓娓道来,同时把制作过程的照片上传到微信、微博上,让听众分享和参与互动,和网友们一起交流品尝的滋味、制作时的感受和心得。通过传统与现代对接,使广播节目内容的通俗性和趣味性更加突出,提升了节目的文化品位。
三、拓展传播平台,丰富节目形式
网络的兴起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广播媒体要与新媒体不断融合,拓展传播平台,通过全方位参与、立体式的传播,扩大本土文化资源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通过微信、微博、QQ群、短信平台、热线电话等互动方式传播、分享优秀传统文化。网友通过“点赞”“转发”“评论”参与传播。这样的互动,更多元、更草根、更自然,影响力也会进一步增大。当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贴近百姓,带着温度,生动活泼,才能入脑、入耳、入心。因此,地方广播媒体要坚守主流媒体的责任和使命,将传统文化置于现代生活的背景之下,寻找新的表现形式,以时尚、鲜活的形态,增加听众的想象空间,形成特有的吸引力,使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比如:在每天直播节目中,采取“猜猜猜,大家一起来猜谜”“成语接龙”“脑筋急转弯”等形式,设置悬念,让听众和网友在轻松愉快的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用讲故事、广播短剧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和文明礼仪小故事。通过对历史典故绘声绘色的描述,激发听众的想象力,在听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策划节目的过程中,要精心打磨选题、内容、结构、包装等节目要素,充分运用好广播的表现手法,提高节目的吸引力、感染力。在吴江电台采制的“非遗”系列广播专题节目中,有的是通过体验式的采访,以轻松自然的方式诠释传统文化的内涵,听起来轻松时尚、生动鲜活;有的是用评书的方式来讲述离奇曲折的情节、形象生动的人物、惊心动魄的故事;有的则用特殊的音响、画外音,不断设置悬念和疑问。丰富多彩的形式增强了传播的效果和感染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量身订制节目内容
近年来,有些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因此,广播媒体要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各个阶层的听众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在青少年的成长发展道路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媒体是青少年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他们的爱好、兴趣和发展方向深受媒体的影响。因此,广播节目要用健康的社会审美意识和民族传统文化去熏陶青少年,引导他们感受、欣赏和追求真善美。针对少年儿童特点,吴江电台专门开设了《江村娃经典诵读》专栏,采用小学生参与领读、对读、分组读、分角色读、比赛读等方法,让他们声情并茂地朗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中国古代蒙学读本中流传广泛、影响久远的经典之作。同时每逢各大传统节日,让小学生们走进电台,专门诵读符合时节的古诗文和现代诗词,并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解析,让孩子们从中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更好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吴江电台还在少儿栏目《七色花》中专门设置了“才艺PK台”,从越剧、黄梅戏、京剧、评弹、沪剧、昆曲,到芦墟山歌、同里宣卷、相声、小品;从讲故事、说笑话、诗朗诵、乐器演奏到“主持秀”“导游秀”,一个个精彩的表演展现了当代少年儿童的多才多艺和乐观、自信,体现出广播节目“品德培育、行为引导、文艺熏陶”的功能,收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吴江电台还以“文明礼仪,与我同行”为主题,以“八礼四仪”为重点,以各类实践活动为抓手,深入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礼仪、知礼仪、行礼仪,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实践者、示范者,努力成为品德高尚、富有理想、文明有礼、快乐健康、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吴江人。针对中老年人有较多的休闲时间和爱好曲艺等特点,吴江电台专门设置了《梨园大舞台》《露一手》等中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艺板块,每期都会精选一些名家名段供大家欣赏,并邀请中老年朋友走进电台《露一手》,哼哼唱唱喜爱的经典老歌、熟悉的戏曲唱段,展示自己的才艺和风采,进一步增强了节目的贴近性和可听性,拉近了与中老年听众的距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在吴江安家落户。外来人口移居吴江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家乡的文化,给吴江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产生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吴江文化。新吴江人要“快乐地居住和生活在吴江”,必须有一个“文化融入”的过程,这也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针对外来务工者群体,吴江电台以“我们的节日”为主线,每到传统节日,邀请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子女走进电台直播室或通过现场连线的方式,介绍他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比如在2014年年初的开学报道中,吴江电台请各小学的外来务工子女来说说家乡过年的习俗。小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会舞龙舞狮,十分的热闹”,有的说“我们那边的小吃,有枕头馍、芝麻糕什么的”,还有的说“我们过年的方式就是祭拜祖先,最重要的是杀鸡杀鸭。鸡头鸭头都是动物身上最重要的部分,一定要让长辈吃”,等等。通过孩子们的童言童语,反映了各个地方过春节不同的风俗习惯,折射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五、结语
1、现代传媒冲击、消解了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传播逻辑
(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