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孝感的众多孝民俗文化资源正处于从遗产和文化的阶段向“产业化”过渡发展的时期，各种资源都有着矛盾的生存发展现状。孝民俗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利用得好，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但孝感孝民俗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目前面临着一些困境。

困境一：怎样增强孝感孝民俗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保护好传统资源。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如随着外出打工、经商者越来越多，人们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家乡传统的“岁时节庆”逐渐有所忽视，岁时节庆气氛已是消淡了许多，其它的各种庆祝活动也正在减少，近几年，已经难得再见舞龙、做大戏、皮影戏等庆祝活动了。这就要重视对孝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现在，孝感的民间文化艺术缺乏规范的传承体系，大多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子承父业，往往因人而存，人绝艺亡。这种单一的培养方式，客观上导致民间艺术人才的“青黄不接”，一些民俗技艺和民间文艺可能伴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而销声匿迹。

因此，怎样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探索和大胆改造，以增强孝感孝民俗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同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困境二：怎样扩大孝感孝民俗文化的影响力，利用和开发文化产品。

文化的影响既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也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孝感虽说拥有丰富的孝民俗文化资源，但名声随大，影响力却有限，就像“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大家闺秀。这说明孝民俗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尚需加大。目前，全市有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民间文艺家协会、群众艺术馆、湖北孝文化研究会等社团组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民俗文化进行研究，但活动不多且偏重于理论研讨。至今还没有一个社团专门研究如何利用孝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旅游商品，政府职能部门及民间社团，对发掘孝民俗文化资源使之为产业化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对包括孝民俗文化资源在内的资源如何产品化的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在孝感市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孝文化产品的营销过程中，对孝民俗文化资源的宣传力度不大，这就使得孝民俗文化发展的步伐缓慢，近年来，孝感地区的民俗产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但基本上还停在简单的“参观型”为主，项目缺乏创意与个性吸引力。如董永公园的旅游，几乎无一例外是参观场馆；农家乐旅游，大多也还停留在“住宿、餐饮”等浅层次的开发上，在孝民俗文化的利用上，文章还没有做足、做深、做透。

另外，具有孝民俗文化特色的旅游工艺产品打造上主要依赖孝特礼品公司等几家小企业，资源尚未得到整合和很好的开发。作为旅游六要素之一的“购”，一直是孝感地区旅游业的短腿。该产品的消费市场很小，再加上工艺品本身制作难度大、价格偏高、外包装缺乏特色和吸引力以及消费渠道不顺畅等原因，如玉石雕、木雕等一些工艺品很难作为旅游纪念品进入市场，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困境三：怎样推动形成孝感孝民俗文化产业格局，打造特色品牌。

孝感的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不大，特色文化产业项目不多，民企进入文化领域准人的门槛较高，因此，要解决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有序的市场准人问题；以及怎样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利用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迅速壮大文化产业的规模；培育孝民俗文化领域的投资者，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是孝感孝民俗文化资源产业化面临的困境之三。

困境四：资金和人才的缺乏，政策的滞后，是孝感孝民俗文化产业化开发的难点。

由于民间文化艺术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资金投入较大，政府由于财力，尚未进行大的投入。由于缺乏经费支持，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困难较多，民俗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现有的展示场馆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规模不大，影响力小，利用率低，缺乏全方位展示孝感民俗文化资源的高规格展示场馆。此外要形成孝感孝民俗文化产业格局、打造孝感孝民俗文化特色品牌等，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孝感市财政收入少，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也是很少的，近几年孝感市对文化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0.23%。民间资金投入文化发展的也很少。因此，如何吸引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孝感孝民俗文化产业是一个难点。

还有如何形成一支素质较高的民俗文化队伍。队伍是根本，人才是关键。要搞好孝感孝民俗文化的改造利用、宣传传播及产业品牌等，都要有一支素质高的人才队伍。人才难得，如何吸引人才，更是一个难点。

孝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中华文化 永续不断 孝道 大因缘

作者简介：骆为荣，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唐君毅先生在1958年同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强调：“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今未断绝之世界上之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的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

中国，是数千年来文化历史未中断的，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悠悠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亘古亘今”，一以贯之，连绵不断，始终在传承和发展，既不同于早已中断的古埃及、古波斯及小亚细亚文明，又因凸显“重德求善”之特征，而与“重智求真”的希腊文化和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实为“世界奇观”。

中华文化能延续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的大因缘即最直接的原因和原动力，当属“孝道”。“孝道”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没有中断而永续发展之源头活水。

一、“孝道”，事之本

“敬祖”与“尊天”，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显具本根性的理念。故流传之中华典籍有言：“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1]，“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2]，“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生祖，恶出？”[3]。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尊天敬祖，所敬的祖，既是人，又是神（父配天，母配地）；所尊的天，既是神，又是祖。

由“敬祖”观念推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孝”字，由老字头与孩子的子组成。老头在上，孩子在下，上下相连，表血缘的延续承继关系，礼之以序，不可颠倒，也不能断失，不然则不为“孝”。“孝亲敬祖”、“善事父母”，即是“孝道”。“孝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起，就崇尚孝行；春秋以下，成为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生活之核心，人伦道德的基础，一切道德的根本，被奉为修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宝。故孙中山先生说：“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历代有“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尊”之说。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基础在儒学。儒学始祖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也在孝。因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即孝悌引申出来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就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新儒学第二代宗师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书中说：“对父母之自然之孝，亦为我与一切生命相感通之开始点。或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之流行之泉源与根本”。

中华文化属“重德求善”的文化类型，道德论压倒知识论。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人伦几乎渗透各子系统，各学科门类多以其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如国体和政体的理念，就是从伦理中引申出来的，即由“亲亲”导向“尊尊”，由“孝亲敬祖”导向“忠君爱国”，忠孝一体，进而形成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以孝治天下”。历史上诸王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现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党政将“孝敬长辈”列为考核提拔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同。

“孝道”，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处处凸显其本根性，“孝亲，事之本也”[4]。“本立而道生”[5]，中华文化因之而永续不断。

二、“孝道”与“报恩”精神

孝的意义在报恩，因感激孕育生命,“生吾之生”， 敬重、珍惜、关爱生命,而孝敬父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报本返始”，并推己及人，转恩兼爱，充量扩大。敬孝爱家兼及爱国尽忠，协和天下万邦，达天地万物，至“天人合一”之境即和谐的最高境界。如《孝经》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所谓：“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这就是人从感激“生吾之生”的恩情，报恩所推演出来的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中启示出来的“生态伦理”。 中华民族深谙此道，古圣先帝尧，就能由“亲亲”、家庭始，由近而远地团结天下人，达万邦和谐。古典《尚书》就此赞尧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眭，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即是和谐)万邦”。今日我们应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此和谐之道，为“地球村”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人生在世，无论是谁，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他者，实无量无限。中国人对此特别看重，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存报恩之心，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立身达人”。人生降世，赤条条而来，空无所有，一切所有，初皆父母、他人、社会与自然界的“施与”，而知恩感恩报恩，此为人的本性，可能泯没，而毕竟不能断绝。“知恩图报”，仍然是当今的一种普世伦理。

报恩之事，初在报其所直接感受他人对其之恩德，故报父母之恩必为报恩之始点，尽孝以感激和回报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依中国文化传统之说，人养子是为承宗祀，以尽孝，此为报父母恩之一方式。另外继志述事，子承父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6]，亦是报父母恩之事。二者，都是大孝。做到二者，同时亦能实现民族文化历史之悠久。

报恩之义，联系过去与现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产生极大的民族凝聚力，有助于中华文明之稳定、承继与发展，也有利于“重德求善”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唐君毅先生曾专门撰文《说中国人文中之报恩精神》，文中说：“报恩之道，则又不必只是我之还报于对我有恩者，而恒是我之转施恩德于此外此后人之‘转恩’，如以教养子女报父母对我之恩，以教学生报师恩。此即足以成就人之先后代之生活之相续，以及文化历史之相续，亦即人生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之本。若无此报恩精神贯注，则人之先后代之生活，只有互相隔载，而无相续，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皆不能真实成就”。又说：“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事，皆是报恩”。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和世界友人，以人为本，倍加珍惜、关爱生命，对灾区伸出无私博爱的救援之手，施恩于灾区人民，大爱无疆。灾区人民视为再生父母，感恩报恩，团结抗震，真情回报，如浴火凤凰再生，创下人间奇迹。这是爱的力量，而“爱是感恩的集合”。这也充分说明，始于“孝道”的感恩报恩精神，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虽遭天灾人祸而仍能延续不灭、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孝道”与求“久”思想

国外有学者说，中国人以孝行天下，长期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重多子多孙，因此历代虽迭遭天灾人祸，但是生殖繁多，人口旋即恢复，民族文化遂不断灭。此说，讲了历史事实和中华文化不断灭之直接原因在于“孝道”，有一定道理,但尚未深入讲到中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的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以使中华文化生命长久的求“久”之思想。

求“久”的思想，在中国极早的年代中已经提出，在周代的延续其宗祀求“江山”稳固长久中得以彰显，而“久”之哲学观念的正式提出，则在经典之《易经》、《中庸》中，所谓“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观念。《老子》中，尤重“天长地久”之观念。由唐君毅先生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原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后来历史家所叙述的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指出久与不久之原理，而散布至中国之全民族，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敬祖行孝，为存宗祀而生子孙，求生命之传承不绝；为承续祖宗遗志而立身行道，求文化之保存与延续，皆是重视生命的价值，求民族文化长久的求“久”思想。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长久而不坠的真谛所在，也是敬祖行孝显示的中华民族“上通千古，下通万世”的心量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精神理想。

四、“孝道”与“重史”意识

“孝道”，倡行“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8]。由此“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滋生出尊重祖宗之训、尊重传统学术文化之历史意识，即重传统、重历史之“重史”意识。

孔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之说，今人多不以为然，若连着孔子“信而好古”和“追迹三代”之说来看，孔子此说在强调承继父母祖宗的生命精神和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不轻易改变前辈的立身做人行事之规就是“孝”，揭示孝之精神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孔子“好古”而走向“重史”，而求知于历史。孔子“追迹三代”，乃为保卫华夏文化之传统，续亡继绝，上承夏商周之文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

尊重祖宗之训，当然即是尊重历史的“古训”，是“重史”意识之表征，也是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以史为鉴，使上下、前后、古今相通，文脉相连，历史传统文化固不断裂。同时此种意识，亦为民族凝聚之力量，使后辈更易了解和接受前辈之文化精神，消除“代沟”，进而促进民族融合。

“重史”，“古之帝王皆设史官”，故昔日中国史官特别发达。历代史官多历史意识强，重史实，重历史文化之传承，重保存有价值之文化，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勇于秉笔直书，太史公司马迁即为典范,千古流芳。此亦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由“孝道”推演出来的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史”之意识，是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华文化因此而有别于西方文化。敬祖、尊天，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之主动脉。2009年是大儒先哲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年冥寿之期，海内外对唐、牟二先生的各种凭吊、纪念活动，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先生塑立铜像、召开纪念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举办纪念展等，即是此精神之表现，值得倡行。“振兴中华”是今日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我们尤应发扬由孝而衍生之尊师尚贤兴教的传统文化精神，团结一心，继往开来。

孝是“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流行之泉源与根本”。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历代讲“百行孝为先”，中国汉代就讲“以孝治天下”。当今社会，孝道仍具普世价值。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把倡行已久的“孝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再实践，正本清源，与时进退，“有益于人道人心”，关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民族的统一与兴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从我做起”，努力“立身行道”，让中华民族“孝道”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 《礼记·郊特牲》。

[3] 《荀子·礼论》。

[4][7] 《孟子·离娄上》。

[5][9] 《论语·学而》。

[6] 《孝经》。

[8] 《礼记·坊记》。

参考文献：

[1]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前世界补编（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孝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媒体;孝文化;传播;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018-02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孝文化在社会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逐渐淡薄，传承逐渐退化，实践逐渐受到轻视。有鉴于此，必须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提高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深度和广度，从而实现孝文化传播效果的有效性，提升大学生的孝文化素质。

一、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孝文化传播困境

（一）认知困境

由于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利益群体与阶层的不断分化、新时代的人们自主性增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逐渐淡漠，导致作为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优良传统的孝文化在大学生中认知模糊。济宁学院大学生被调查数据中：能够说出五种（或五段）以上古人孝文化经典格言的大学生仅占20%左右，能够清晰说明我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发展脉络的不足17%，能够具体对于“孝”和“顺”二字进行语言学系统文字解释的约占12%。这些调查数据说明，即使处在儒家圣地曲阜的济宁学院的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的认知也是比较有限的。

（二）实践困境

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绝不仅仅在于了解与认知，更重要的还在于在社会、在家庭中身体力行地实践，但是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的孝文化实践同样甚不乐观。对于“如果发现老年人跌倒了，你是否无条件去扶起他（她）”，大多数大学生（超过72%）对此持否定态度，只有少部分大学生持有“先拍照再去扶老人”或“直接拨打110或120”，“无条件去扶起老人”不超过5%，在小群体半提纲式访谈中甚至持有“不去扶起老人”观点的为100%。对于“你多长时间与父母交流”的问题中，每周超过3次的大学生比例仅为11%，每周1次以上仅为26%，承认“与父母交流经常不通畅”的大学生比例为则为27%，认为“与父母存在代沟，思想观点差距大”的则高达45%。

（三）传承困境

由于认知淡漠和实践的弱化，导致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承遇到严重的约束瓶颈，部分大学生对于孝文化传承持有怀疑或轻视态度，在新时代的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够积极主动。在“你是否熟知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56%大学生选择否定答案;“你是否了解《新二十四孝》的内容”调查中，23%的大学生选择“不了解”，45%的大学生选择“不完全了解”;在“你是否主动去阅读《孝经》等古代孝文化典籍”，54%选择否定选项;在“你对于传统孝文化怎样评价”的问题上，18%的大学生选择“仅仅是古代的文化”，13%的大学生选择“在新时代已经不太适用”。

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的文化内涵认知不清晰，对于孝文化的具体实践不主动，对于孝文化的文化传承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消极，存在着认知困境、实践困境与传承困境，亟需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创新，在这些方面，新媒体恰恰具有宣传教育的传播优势。

二、新媒体传播孝文化的优势

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拥有量最大、普及率最高、使用率最频繁的群体，是对大学生群体的文化思想影响最深入的传播媒介，能够有效地破解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困境、实践困境与传承困境。

（一）深化孝文化认知

对于文化的深入认知离不开媒体的宣传教育，而且要求这种宣传教育要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由于新媒体（网络、智能手机、“三网合一”的媒介融合传播平台等）集成了文字语言、图像视频、短信通话等传统媒体的多种功能（例如传统书籍只能具备文字功能、收音机只能具备言语功能），具有视觉、听觉等多种生理感受的综合刺激效果;并且由于新媒体具有传播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多样的特点，因此新媒体的生动丰富性在孝文化的传播中愈来愈占据主要地位。通过新媒体的丰富生动与大信息量的传播，孝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会极大提高孝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

（二）强化孝文化实践

孝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在生活中践行孝文化理念、付诸于实践中。新媒体具有虚拟性，但是同样具备虚实转化的空间与发展前途。在新媒体传播时，通过虚拟性大学生获得了孝文化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内涵、文化理念，促使他们对于新媒体传播中的正能量信息和孝文化传统实践的案例进行反省与思考，深入学习我国孝文化经典论述（如我国儒家典籍和历史有关案例论述）与深度理解我国孝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形成较为深厚的孝文化素养;同时通过新媒体的虚实转化优势，在生活中践行孝文化，首先针对自己的父母和长辈的孝文化实践，并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在社会中形成人人敬老、护老、助老的良好文化氛围。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传播的结合，对于孝文化的弘扬和建设具有很大的强化作用。

（三）促进孝文化传承

毋庸讳言，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精华与糟粕之分，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样，对于我国传统孝文化我们也要辩证地去认知、实践，更重要的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在新媒体的传播新模式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孝文化在新时代、新传播中实现新发展、发展新受众。这需要我们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新方式、新手段，拓展传播新途径，扩大传播新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孝文化传播中，这一点尤为重要，从传播方式来说，新媒体具备互动性，能够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相反馈与相互促进;从传播途径来说，新媒体具有广泛性，能够实现多路径的综合性和全覆盖传播;从传播群体来说，新媒体具备大众性以及分众性相结合的特点，能够实现全体性与分众针对性的优势。这些特点对于孝文化的高效传播、广泛传播具有促进作用。

三、新媒体传播孝文化的措施

（一）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丰富生动性优势深化认知

首先要做到孝文化传播内容的丰富完善，扩大孝文化传播的信息量。曾经讲到“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我们要利用古代有关典籍、案例资料进行现代新媒体技术的转化，把古代书籍文字、图像雕塑、历史传说等珍贵的历史文献以及实物进行数字化转换和保存，进行数字化内容的传播，对于新媒体传播来说，“数字化使其成为可能”[2]，数字化是新媒体独特的信息存贮技术和传播平台的支撑;其次，要实现孝文化传播载体的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各具优势，即使在新媒体广泛普及和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也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与存在的价值，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1]，整合各种媒体的优势，如“三网合一”等媒介载体的充分融合，使得孝文化信息的丰富性与表现形式获得更大发展与更大拓宽。这些传播信息与传播载体各有优势，但是只要通过媒介融合、综合利用，就能够使得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深入学生学习、生活和娱乐的方方面面，使得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潜移默化，取得孝文化传播的强效果。

（二）利用新媒体传播的虚实转化性优势强化实践

使孝文化从古代书籍资料中走出来，走到线上仅仅是孝文化传播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结合，使得大学生经过选择、利用、吸收与实践，走进现实生活，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流的时尚手段，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3]。新媒体可以首先充分利用开辟孝文化网络课堂，同时积极开展孝文化社会实践。例如微信圈中关于孝文化实践的心得与实践活动经验的交流，以及通过新媒体实践中的宣传、跟进报道、采访记录、辑整理与宣传，都可以吸收大量大学生参与和互动，使得大学生能够感到新媒体在孝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参与感、成就感，使大学生“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者”[4]，在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中身受孝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同时，在自己的生活中，利用新媒体主动学习孝文化、与父母长辈进行文化思想的交流，真正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的宣传理念，也会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接触中领会孝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进一步促进大学生对孝文化的践行与弘扬。

（三）利用新媒体传播的拓展创新性优势促进传承

文化传承是孝文化传播的目的所在，因此首先开辟文化传承的新路径，在传播学意义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是孝文化在大学生传播中的三种主要途径，我们既要综合这三种路径，也要对于三种路径分别赋予传播和传承的意义和任务，使得大学生个人、学生群体、高校组织、大众传媒之间构成立体网络式的“传播合力”机制;其次要拓展文化传承的新群体，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使用与接收宣传的重点人群，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思想与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我们既要针对不同接受特点、不同心理性格、不同文化背景，采取分众化的传播方式，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同时也要基于统摄多元化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强化宣传教育，涉及到孝文化方方面面进行“友善”理念的尊敬老人的品德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大学生在孝文化传承中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法则。

孝文化应该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认知学习孝文化、传承孝文化、践行孝文化，而这是孝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 （荷）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孝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孝文化　养老环境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11)－02-0149-02

制度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变迁的工具。养老保障从文化到制度，再到制度的完善，文化的变迁，二者交互上升，使养老文化不断发展，养老保障制度不断优化。实质上，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要求，是孝文化延续的产物，同时也是孝文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直接反映。社会养老保障是孝文化在现代社会传承的重要方式。以文化与制度的适应性推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进而带动孝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合理传承。

一、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要义

中国作为一个颇具文化渊源的国家，其文明形式及发展演变都能找到文化的痕迹。中国传统孝文化是指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社会中，为适应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和协调父子关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孝的观念、规范，孝的行为方式及其政治性目的和广泛的社会性衍伸的总和。(1)孝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官方所吸纳、肯定，并作为主流文化意识予以推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著名学者谢幼伟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是以孝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孝浸入中国社会的每一部门，渗透到中国人的一切生活中。”

《孝经》和《二十四孝》是孝文化最重要的著作，前者为理论阐述，后者是实践例证。根据《孝经》对传统孝文化的注解，孝是“德之本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要求庶人“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养、敬、顺、恒四个方面，其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表现形式，但其思想上的指导作用，作为文化的软约束力始终延续，本文援引《孝经》中的论证，提取其与养老有关的合理成分，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要义归纳如下：

第一，养：赡养，即物质层面的孝，表现为对长者的奉养和悉心照料。基于血缘关系和父母权威的崇老思想，使孝的首要表现为“善事父母”。

第二，敬：尊敬，即精神层面的孝，表现为对长辈的敬重。孔子和孟子在阐述其伦理观时，认为“敬”是发自内心真诚地爱父母。“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第三，顺：顺从，即行为层面的孝，在合理的行事范围内不违背父母的意志，使自己成为父母意志的执行者和体现者。孔子认为“孝”是“无违”(顺)(4)，就是不要违反前辈。

第四，恒：永恒，即时间效应的孝，就是保持一颗永恒的孝心，同时使尽孝的能力不会穷尽空乏。孝道，是一种永恒的孝和爱。

传统孝文化在养老方面的思想要义，主要建构在以家庭为核心和养老支柱的养老环境下，其相应的实现形式更依赖于传统的家本位养老保障，这与封建社会相对简单的人口结构，稳定的人口迁移，大家庭的居住模式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家庭养老模式的盛行和孝文化的传承。然而现代社会养老环境的变化，必然要求孝文化以新的方式实现和传承，并且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养老保障制度。

二、养老环境的变化使孝文化以社会化的形式实现和延续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演变，养老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使传统孝文化的实现形式相应改变。所谓孝文化实现形式的社会化，并非否认家庭的基础地位，而是以家庭为依托，养老支柱和主体责任向社会倾斜，构建政府、社会、家庭有机协作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家庭保护职能的弱化使现代孝文化中“恒”的实现趋于社会化

伴随着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进程，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趋于瓦解，传统家庭由生产实体转变为消费实体，其保障功能逐步缩小，进而使传统的家庭保障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作为在传统孝文化下养老制度独立经济来源和责任承担主体的家庭，其保护职能的弱化，使得要实现孝文化的要义――在时间效应上永恒的稳定的孝受到冲击，必使养老保障形式向社会倾斜，即从社会寻求相对稳定和持续的保障支点。建立起包括社会、政府、家庭在内的孝文化的实现――即社会化养老保障的制度。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使孝文化中“养”的资金来源社会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需受供养的老人在增加，即社会总抚养比上升，导致分配制度结构的变化，进而打破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平衡。同时，老年人比例的增加加重了家庭养老的负担，使很多家庭难以胜任养老重任。因此为切实履行孝文化要义中的“养”即赡养义务，养老资金来源形式向社会倾斜。通过养老资金的社会化汇集和调剂，规避单个家庭短期和结构性风险。

(三)人口流动使孝文化中“敬”、“顺”的实施主体转向社会化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大量的人口流动，这一现象延伸到农村则更明显的表现为空巢家庭的出现。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人口流动增大，核心家庭普及，空巢家庭出现，家庭规模缩小，子女闲暇时间和直接伴随长辈的时间显著较少，甚至出现老人长时期独立生活的局面。在当代中国社会，孝文化思想要义中“敬”和“顺”，以家庭为单一依托无法继续延续，无法完全依靠家庭成员作为实施主体，进而必须向社区和社会寻求依靠。所以，完全由子女承担传统孝文化中“敬”和“顺”的责任，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切实际，传统孝文化实施主体的社会化转变势在必行。

三、运用孝文化软约束力推动社会养老制度建设

(一)加大对孝文化现代价值的宣传，提高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

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重倡新时期的孝文化，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前沿，立足和谐社会养老保障的要求，对新时期孝文化的内涵再发掘，弘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并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时代内容，加大对孝文在现代社会养老方面优秀要义的剖析和宣传，提高大众社会养老保障意识，提高社会养老保障缴费率和覆盖面。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孝文化中有些道德要求已经显得迂腐、落后、甚至愚昧，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守我堂前三年孝，不知门外四季春”，“父母在，不远游”，“割股疗疾”等，这些落后保守和不当的尊卑观念已不再适应新社会的要求，必须剔除。其次，养老环境的变化，使孝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变化，不再等同于家庭独立的养老壁垒。社会养老保障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因此作为社会养老保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养老保障意识也应该是一种大众意识。在现有社会和经济发展难以

触及的领域，加强孝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思想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补充作用。

(二)加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文化建设，健全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

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在中国，孝文化的延续需要根据具体的层次建立不同的孝文化延续方式和衡量标准，逐步推动层次间的融合。在社会养老保障领域，通过孝文化的宣传建设，加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文化建设，延续孝文化，健全以家庭为依托，以社会为基础和后盾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建立国家基础养老保障，以社会和企业为补充，以及家庭和个人自主养老保障模式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模式，使孝文化的承载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样化，服务管理社会化，更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规范完善和孝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新和传承。

(三)以孝文化软约束力和舆论监督及时修补社会养老制度建设的不足，提高养老质量

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主要是内在的文化自律与软性的文化引导，社会养老保障文化也不例外。加强孝文化现代价值的建设和管理，可以增强民众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心理认同，增强他们参与社会养老保障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使之在处理社会养老保障相关事务时达到自控和自律。通过孝文化的软约束力的渗透和舆论的监督，及时快速的反映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缺陷，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和完善的氛围和环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仅指硬性指标的完善和制度建设的合理，还包括社会养老保障的心理认同和制度缺陷的灵活弥补。对养老质量的提高，还需建立完善的衡量体制和质量监控体制。

四、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推动孝文化合理传承

具有现代社会适应性的孝文化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很大的软约束和补充作用，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优秀孝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一)孝文化在现代社会延续的现状

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空前繁荣，更引发了包括孝在内的道德观念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深刻影响着家庭中的父代与子代间的关系，代际公正、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孝文化的现代化趋势日益增强。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和家庭观念在事实上已经开始瓦解，“厮守家庭”意识逐步弱化。孝的运行机制――对父母“行孝”的原始形态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孝文化理念实现的土壤缩小，对传统孝文化的质疑增多，而同时孝文化现代价值分析和认可的滞后，合理的孝文化延续形式的缺失，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致对老人的遗弃，忽视现象频繁出现。孝文化的缺位，加速了社会动荡，使社会养老局面堪忧。

(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推动孝文化的合理传承

孝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孝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1 ？摇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126-03

新儒学代表梁漱溟指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孝悌实在是孔教唯一的提倡”。[1]谢幼伟同样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孝为主，以孝为根本的文化”。[2]可见，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狭义的孝是赡养父母，广义的孝指奉献社会，它既是一种敬本心理，又是一种管理手段，它将礼法的外在约束与仁义的内在自觉相统一，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服务[3]。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劳动观和职业观，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精髓的弘扬与运用。

一、孝文化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的贯彻与落实

中国传统孝文化中，有很多是2008高考方案大学生理论课教材内容的来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贯彻与落实孝文化，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得以体现，并达到预期效果。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践行孝文化，树立高职大学生学以致用的理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讲授孝文化知识，如引用儒家经典来增强课堂的文化厚度；同时，也要突破理论层面践行孝文化，抓住各类教育的契机。例如：在天气突然变冷的情况下，教师对同学们说：“请掏出手机，给父母们发条短信，也许就短短的四个字‘天冷加衣’，就足以让父母温暖一个寒冬”。这样，枯燥的思想政治理论在特定的情境下，让学生感受到学做人的重要性，也体会到学以致用的意义。学生树立这一正确的理念后，会运用在专业课的学习上，学会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通过学以致用、用以致学的循环，更好地掌握专业技能，培育道德素养。此外，还可以通过课后的活动与作业来促使学生践行孝文化。如让学生结合团、班会，举办公益活动，在活动体验中使思想政治理论内化为学生的素质。

2.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入孝文化，培养高职大学生爱岗敬业的精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入中国传统孝文化，这些历经历史沉淀的魁宝必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爱国专题时，讲爱国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爱祖国的灿烂文化，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教师可以通过制作一个五分钟的小视频，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孝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首先，了解了中国传统孝文化，受“生则养”的思想熏陶，高职大学生敬养父母的意识会进一步增强，形成对父母的责任感，从而为家庭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学习。其次，责任感是道德行为的基础和本质规定，高职大学生爱岗敬业的精神会得以进一步的培养，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基本要求，高职大学生在对责任的恪守中，履行自己的道德职责，会做到乐业、勤业与精业。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贯彻孝文化，培育高职大学生吃苦耐劳的素养。近几年的招聘会有个普遍现象：“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最受企业青睐，高职生吃苦耐劳“香”过本科生。可见，在高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贯彻孝文化，以培育学生吃苦耐劳的素养，才能提高职业竞争力。孝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根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自是它的应有之意，是人们处理各种困难的总原则，是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推行孝文化中的“立德、立功、立言”，树立不过分挑剔的就业观；注入“立身、承志”等孝文化思想，鼓舞高职大学生披荆斩棘，勇于开拓，促使他们缩短就业岗位的适应期；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熏陶和鼓励高职大学生奋发向上、爱岗敬业、自强不息地建立辉煌的职业功绩。

4.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传承孝文化，激励高职大学生的爱国情、报国志。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传承孝文化，使高职大学生践行对家、对社会的孝道之后，自然地升华为对民族、国家行大孝，即爱国精神。首先，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疏《诗经·大雅·生民》序时说：“祖者，始也，己所以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称焉。”[4]爱国思想是亲亲感情的连锁效应，爱国主义是孝意识的演延结果。[5]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传承孝文化，就是激励高职大学生的爱国情、报国志。如在讲《形势与政策》专题“从抗震、奥运看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时，就可以从文化的角度，例举“七夕”在中国静寂，在韩国热闹；韩国欲将“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韩国被西方学者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按照传统到文庙祭祀孔子；韩国人的共同道德，仍是儒家文化所信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推动他们创造“汉江奇迹”，促使韩国民众1997年发起献金运动，使韩国最早度过金融危机等等，提出：谁来拯救我们的传统文化？激发学生传承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其次，孝的扩展，将亲亲之爱延伸到非亲亲的领域，转化为为社会尽责，是“大公”的原始动力。高职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就是要落实到实际学习、工作中去，练就一技之长，拓展综合素质，在未来职业生涯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而贡献。使学生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并非空洞说理，而是实在的课程，激发学生的兴趣。

二、孝文化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发挥作用应沿用情感教学法

发挥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髓，增强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要采用多形式的教学法，要深刻而生动地展示孝文化的吸引力，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课程理论内化为学生素质，情感教学法的运用非常关键。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情感的体验，会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孝文化，增强他们内在的动力，转化为相应的道德行为。

1.以情动情，激发学生的真情实感。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能够从教师的话里分辨出真正的热情或者是故意做作的、虚假的、慷慨激昂的情调。”我们曾做过调查，学生最讨厌的是看上去不相信理论却在讲台上夸夸其谈的人。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首先自己对传统孝文化有较深刻的理解，并用语言、动作、表情等激励方法表露真情实感，以感染学生；同时，激发学生（尤其对孝文化比较了解与感兴趣的学生）间积极情感的相互感染，扩大情感的受益面。如孟郊的《游子吟》与李密的《陈情表》都可以用来激发学生的真情实感。通过师生情感的相互交叉，渲染出感人的情绪氛围，又反作用于学生的心理，产生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情感。

2.以境激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感具有综合的情境性，这种情境性就是在各种情感因素的作用下而形成的某种综合情势氛围。所以，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为了唤起、培养和强化某种情感，就应尽力创设适合于教育教学内容需要的情境氛围。我们可运用多媒体这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把传统孝文化构建成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画面，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遣临行前的交待和《窦娥冤》中窦娥对婆婆的深情等变成小品或flas，给学生视觉、听觉以全新的刺激。这一切连同教师的神态、语言、情感及教学内容、课堂气氛形成一个良好的情感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使他们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最佳的心理状态。

3.以行促情，激发学生的行为自觉。行为实践是情感形成和转变的基础，也是丰富情感的途径和推动情感发展的动力。苏霍姆林斯基说：“要知道，道德准则，只有当它们被学生自己去追求、和亲身体验过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为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6]学生只有经过具体实践，才能把理论认识转化为个人的行为需要。我们可以结合学院的社团活动，开展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的集体活动，如推广一耽学堂晨读四书，使学生在活动中互相感染，形成情感的共鸣，激发思想政治理论指引下的自觉行为。

总之，孝文化要发挥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作用，必须对学生有步骤地实施识恩、知恩、感恩、报恩以至于施恩的教育过程。孝文化的落实与教育的开展，要多注重内容、传承孝精神，而不能流于形式。如某大学布置的寒假作业就是回家给父母下跪，媒体就此评论说，要求学生用一定的行动来体现对父母的孝，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诸如磕头之类的礼节，难免有“形式主义”之嫌。长辈最缺少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这才叫孝道。或许是家庭的保障，或许是情感的交流，或许是一声问候，或许是一封家书。要引导大学生推行正确的孝行为，树立他们正确的孝观念，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人才，无论对父母、学校、社会来说，都是真正的、最好的孝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307-308.

[2]罗义俊.理性与生命——代新儒学文萃[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509.

[3]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诗经·大雅·生民，十三经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28.

[5]史康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J].广西社会科学，2002，（4）.

[6][苏]B.A.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