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年度总结范文第1篇

级研究生领导培训班开班典礼上,学校党委常务副书记作了引人深思的讲话,书记指出，近几年我学校在各方面的建设显著提高，正在逐步构建成为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这样的良好势头下，要以“聚精会神抓内涵，改革创新某发展”为指导方针，把党支部建在学科点上，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干部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书记还指出，当前很多学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思想上存在浮躁情绪等，要求我要认认真真读书，扎扎实实做学问，通过这次培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自身的能力，努力做到心理素质过硬，业务水平精通，学会化解压力，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作为研究生干部，要不断学习，努力实践，勇创新，一头扎入群众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长起来，要进一步明确肩负责任，要组织协调团结带领好同学，最终圆满完成学校和自身的要求。

教授为我做了一个以“健康心理与阳光人生”为题的研究生心理健康讲座，通过对目前学生当中普遍存在心理问题的分析，分别从身体上、精神上、社会适应性上对我作了一次全面的心理教育和辅导。通过这次心理辅导课，明白了学生当中普遍存在着心理适应问题、学习压力问题、人际交往心理问题、情绪情感困扰问题、自我意识冲突人格问题、经济压力问题、就业压力问题，自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自身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适应性上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对如更好更快解决这些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

第二次课是第一小组内部开展的座谈会。

对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普遍存在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总结。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很快，要端正好态度，做好规划，定下目标，带着目标去自觉自律合理的安排时间，有针对性的学习，争取在自身专业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会议最后对如发挥研究生干部的作用进行了讨论，总体来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要注意好方法问题；二是要处理好与老师同学的关系；三是要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第三次课是由来自环境与水利学院的和同学做的精彩报告。

作为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一份子，对在灾区的所见所闻所想给我做了感人的阐述，让我深受震撼，作为一名学生干部，要以他为榜样，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者精神，实践中丰富学识，艰苦的环境中历练意志，用实际行动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生价值。

第四次课是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的部长作的以“知识产权与研究生创新漫谈”为题的讲座。

部长的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目前国际上以及国内有关知识产权的一些案例分析点评，发人深省的指出，当代大学生要用创新，要有知识产权意识，知识的财富是无价的大学生要努力培养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第五次课是素质拓展训练。

对此我觉得非常遗憾，通过听同学的讲述，感同身受，希望通过自己课下的锻炼来提高团结互助组织协调的能力，不辜负老师和同学的信任。

通过这次培训班，总之。深刻地体会到作为学生干部必备的素质以及对学生干部的要求，总结了四个词语来表达我对作为学生干部的想法：

1责任：

环境的不同造成了要担负不同的责任，不管是否作了承诺，改是必须负责。

2坦然：

许多事情的得失成败是不可预料的也承担不起，只需要去尽力求得一场付出之后的坦然和快乐。

3诚信：

诚”要真诚面对，信”要信任别人。真诚待人，信任别人，才能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

研究生年度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高校　科研经费　科研经费结构

高校的科研活动是地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科研经费是这个助推器得以运行的基础条件。科研经费的强度以及科研经费的结构不仅直接关系到高校科研活动的质量，还会对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吉林省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多年来，该省经济对汽车这一支柱产业的依存度较高，“汽车产业打个喷嚏，全省经济都要感冒”成为过去吉林省经济结构的真实写照。“十一五”期间，吉林省确立了以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为三大支柱产业，医药、光电子信息为优势产业的经济布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试图改造汽车产业一业独大的局面。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作为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的重要主体，高校的科学研究活动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研经费是进行科研活动的基本保证，科研经费投入的结构是衡量科研投入科学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试图在对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对策。

1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结构分析

1.1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强度

1.1.1 吉林省科研经费投入强度

科研经费强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科学创造与创新能力给予的资金支持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采用科研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计量科研经费强度。本文对吉林省2005-2009五年的科技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出该省这五年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08%、0.96%、0.96%、0.82和1.12%。

1.1.2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强度和高校科研经费占地区科研经费的比例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投入自2005以来呈逐年提升的态势，该省高校2005-2009五年科研经费投入分别为6.17亿元、7.84亿元、9.34亿元、11.42亿元和13.42亿元，分列全国的16、15、15、15和14位。

国际上对地区科研经费强度的衡量采用科研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指标，笔者认为地区高校的科研经费强度应采用地区高校科研经费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本文根据对2005-2009年数据的统计，计算出五年中吉林省高校的科研经费强度，其中2005年为0.17%；2006-2009年均在0.18%左右。

高校科研经费强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对高校科研活动重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笔者认为地区高校科研经费占地区科研经费的比例也是衡量该地区对高校科研活动支持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计算出吉林省高校2005-2009五年的科研经费占地区科研经费的比例为15.69%、19.17%、18.34%、21.63%和16.47%。

1.2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来源结构分析

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的来源是多渠道的，其来源有政府部门的科研事业费和专项经费，有企事业单位的委托经费，还有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其它资金。科研经费是高校开展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也是科研资源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2009年吉林省高校各项科研经费都是逐年提升的。其中政府投入高校的科研经费从2005年的3.26亿元攀升至2009年的7.50亿元，增加了130%；企事业单位投入的科研经费从2005年的2.47亿元提升至2009年的5.28亿元，增加了114%。

从上文数据中可以看出，政府投入一直是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主要来源。将2005-2009年五年数据加总可以看出，政府投入为25.24亿元，占总投入的53%；企事业单位投入为20.35亿元，占总投入的42%；其他投入为2.6亿元，占总投入的5%。

1.3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投入不同科研阶段的结构分析

作为科研活动基本的科研资源，科研经费在不同科研阶段的分布反应高校科研活动的实施情况。纵观吉林省高校2005-2009年科研经费的分布情况，不难看出，该省科研经费主要投入在应用研究，2007年和2008年两年占据科研经费总额的比例最高，将近70%，而在其他几年，也占据了科研经费总额的50%以上；基础研究投入占科研经费投入总额的第二位，在2005-2009年间，基础研究投入稳中有升，占科研经费投入总额的比例由2005年的30%提升到了2009年的38%；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根据科研发展的需要，占该年科研经费总额的10%~20%左右。

2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投入中的问题

2.1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强度存在的问题

科研经费强度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而地区高校的科研创新能力，一方面与地区科研经费强度相关。张玲等（2010）对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科研投入规模和科研投入强度进行的研究发现，科研投入强度变化规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科研投入强度具有发展阶段性。科研投入强度发展阶段主要分为三个：缓慢增长阶段（科研经费强度＜1.0%），快速增长阶段（1.0%＜科研经费强度＜2.5%）和基本稳定阶段（科研经费强度＞2.5%）。（2）科研经费强度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关系紧密。工业化发展初期，科研经费强度一般不超过1.5%；工业化发展中期，科研经费强度一般在1.5%-2.5% ；到工业化的高级阶段，科研经费投入一般可达到2.5%以上。（3）科研经费强度与创新模式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科研经费强度在1.0%以下，技术创新处于于使用技术阶段，科研投入基本上以政府为主；科研经费强度在1.0%-2.0%之间，科技创新处于使用改进技术阶段，企业科研投入增加，与政府投入水平接近；超过2.0%以后处于创造技术阶段，科研投入以企业为主。科研投入强度达到1.0%是一个国家技术起飞的技术性标志之一，达到2.0%是一个国家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标志。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科研费通常占到国家GDP的1.5%到3%。①

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国逐年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科研投入强度也从2005年1.32%提升至2009年的1.70%。根据学者总结出的发展规律，可以确定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中国的科技创新属于使用改进技术阶段，这时也是科研投入快速增长的阶段。与全国科研投入强度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情况相比较，吉林省的科研投入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2005-2009年吉林省科研投入强度一直徘徊在1.0%附近，在2008年更达到了五年来最低水平，跌至0.8%，即使在科研投入强度最高的2009年，科研强度达到1.12%，与全国水平还相差0.58%。地区总体科研经费的强度不仅是关系到地区工业阶段的发展和地区创新模式的转变，更直接关系到地区高校科研资源的多寡，因此，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地区总体科研投入强度的问题。

另一方面，地区高校科研的创新能力与高校科研经费占地区总体科研经费的比例有关。本文2005-2009年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占地区科研经费比例与全国高校科研经费占科研经费比例的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比例高于全国高校的情况；全国高校科研经费占科研经费的比例在缓慢降低，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的比例在2005-2008年稳步提升，而在2009年却下降至接近2005年水平。如何在全国高校科研经费占科研经费比例降低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较高强度和保持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比例的增长是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优化面临的又一个问题。

2.2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来源的问题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2005-2009年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中政府经费占53%，企事业科研投入占42%，其他经费占5%。同期，全国科研经费来源的分布为政府经费占53%，企事业科研经费占40%，其它经费占7%。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的来源情况与全国分布基本一致，政府投入占高校科研投入的主导地位，企事业单位的科研投入居辅助地位，二者差距在10%左右。

数据显示，2008年和2009年政府投入在吉林省高校的科研投入中的比例陡增。同时，2008年和2009年全国高校的科研投入中同样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为提高中国高校整体科研水平，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在近年来加大了对以高校为主的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对于高校科研活动的进行发展来说，科研经费的大幅增加无疑会为科研条件的改善，科研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充裕的资金，但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的角度来说，工业化发展由初期发展到工业化高级阶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企业逐渐代替政府，成为科研投入的主体。因此，应在加大政府对高校科研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增加对高校科研活动的投入力度，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科研投入，使之逐渐成为高校科研活动的主要投资者，成为高校科研活动的发展主要动力。

3 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投向问题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博弈一直是科学界在探讨的问题。从前文中可以看出2005-2009年吉林省高校的科研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比例为30%~40%，应用研究比例为50%~70%，试验发展经费的比例为10%~20%；纵观全国这五年的数据，基础研究经费比例为20%-30%，应用研究经费的比例为50%~60%，试验发展经费的比例为20%~30%。无论是吉林省的数据还是全国的数据，都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应用研究经费的比例最高，占据高校科研经费总额的1/2甚至2/3；基础研究经费占据比例较低，占高校经费总额的1/3左右；试验发展经费占科研经费总额的1/5左右。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是三个不同阶段的科研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树根、树干和树枝的关系。基础研究是树根，应用研究是树干，实验发展是树枝。树根是树干得以生长的基础，只有根深才能柢固，只有根深才能枝茂。而人们观察一棵树的时候往往最直观的是树干的高度和树枝树叶的茂密程度。树长高很容易，一颗三五年的小树可以长成和百年老树齐高，也可以枝繁叶茂。可是它要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就要将根扎的越来越深，才能使其树干越长越壮，经历长年累月的风雨洗礼而屹立不倒。如何使吉林省甚至全国高校的科学研究能力成长世界科学之林中的参天大树，笔者认为目前的科研经费投入结构是不合理的，过度重视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会使得应用研究成为无本之木，虽然在短期中应用研究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没有基础研究为本，没有基础研究为其提供动力，它永远不能长成一颗参天大树。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过低是吉林省乃至全国科研经费研究投入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4 优化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结构的对策分析

4.1 提高吉林省总体科研经费强度

高校的科研活动是地区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区科研经费的强度直接决定了该地区高校科研经费的强度，决定了高校科研活动的开展和实施。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高校科研经费占科研经费的比例高于全国水平，说明该省对高校科研活动的重视程度较高，但同时存在的问题是该省总体科研强度的低水平限制了该地区高校的科研投入。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充足的科研经费是科研活动顺利有序进行的基本保障。因此，优化吉林省高校科研投入结构的首要任务是提高该省的总体科研经费强度。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要在政策上重视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加大科研活动的财政投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要提高对高校等科研单位的科研活动的认识，增进其与科研单位的合作；从高校等科研机构来说，要努力提高自身科研实力，积极争取各种社会资源投资其科研活动。

4.2 鼓励企业加大对高校科研投入

政府和企业是高校科研经费的两大重要来源。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政府投入占高校科研投入的一半以上，企业的科研投入比例占高校科研投入的四成左右，吉林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企业已经慢慢替代政府成为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主力。在美、德等国，企业的科研投入已经达到了总体科研投入的60%-70%。相对于政府来说，企业占有更加丰富的科研资源，企业的科研投入方式更加灵活，同时，企业也可以是科研成果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优化吉林省科研经费结构就要重视企业的力量，给予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高校的科研投入。同时，该地区高校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布局，发展相关优势专业，积极与相关领域企业进行合作，争取有效的社会科研资源。

研究生年度总结范文第3篇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隐性干预在大学生心理危机辅导中的创新研究”（编号：13YB140），主持人：刘平。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8-0019-04

近年来高校的扩招以及高等教育收费的改革，大学生面临的学习就业、成长困惑、人际竞争、经济和情感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这些压力，一些心理相对脆弱的大学生容易陷入心理危机，出现过激行为，导致不良后果。因此，加强大学生心理危机相关研究是必然趋势。从我国学者关于大学生心理危机研究的内容来看，集中于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状况调查及危机管理研究；从研究的方法和研究模式来看，大多采用文献研究法，思辩型的研究占主体，实证研究偏少。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探索阶段。基于此，本文采取样本调查分析的实证研究方式，分别针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压力源与应激反应的关系以及心理危机诱发因素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分析，以便为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指标模型提供实证综合数据。

一、心理应激反应因素研究

（一）研究目的

通过编制心理危机应激反应问卷，确定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预警体系中的应激反应指标。

（二）研究工具

根据笔者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经验、心理学专家建议、专业精神卫生机构临床资料，探寻心理危机反应的高频表现，参照本研究预设构建，在此基础上编制心理危机应激反应预测问卷。问卷包括个体资料和问卷主体两部分。问卷主体共40个项目，每个项目含应激反应自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两个指标，采取5?评分，其中“没有”记1分，“轻度”记2分，“中度”记3分，“较重”记4分，“严重”记5分；持续时间“3天以内”记1分，“3天至一周”记2分，“1-2周”记3分，“2-4周”记4分，“4周以上”记5分。在预测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筛选调整项目，形成二次问卷。通过二次施测，最终形成大学生心理危机应激反应问卷，共32个项目，记分方法如上所述。

（三）研究对象

1.预测对象：基于人力、物力、财力考虑，预测阶段采取随机抽样法选取笔者所在城市大专院校120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收回有效问卷828份。

2.二次施测对象：为保证样本准确反映大学生整体特征，二次施测采取随机抽样原则，选取九江3所、南昌3所、西安2所、广州1所本科及高职院校135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共收回有效问卷1266份。

（四）统计工具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五）结果分析

1.区分度分析。区分度是衡量项目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是在编制测验时筛选题目的重要依据。本研究采取相关系数法对预测问卷进行区分度分析，D值均在0.32-0.77之间，所有项目T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项目区分度较好。

2.因子分析。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EFA），筛选出预测问卷的相关且具有同质性的项目，减少意义重复项目，以使问卷结构更加合理，进一步增强问卷结构效度。本研究统计结果显示，KMO系数为0.749，球形检验卡方系数为1467.33（P值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根据筛除项目标准：（1）项目负荷值小于0.4；（2）共同度小于0.2；（3）每个项目最大的两个“概括”负荷之差小于0.25，筛除9个项目，最终确定二次问卷的项目组成，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

研究还根据每个因子所含项目的负荷值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因素进行命名，即情绪反应因素、躯体反应因素和认知评价因素。

3.信度检验。本研究采取同质性α信度系数法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的三个因素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各个因素同质性信度系数在0.735-0.821之间，总问卷为0.922，说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4.效度检验。本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三个因素分别从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两方面进行分析检验，结构效度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研究数据表明，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各因子间及各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633-0.911之间，呈显著性相关。这说明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本研究邀请相关专家、心理学教师、心理学研究生及部分在校大学生对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因素进行探讨，对本问卷内容效度进行分析，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含情绪反应、躯体反应、认知评价3个因素和31个项目。

二、压力源指标与应激反应研究

（一）研究目的

调查研究引起大学生心理危机应激反应的压力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压力源与心理应激反应引发心理危机做回归分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Holme和Rahe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进行调查，该量表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适用于青少年生活事件发生频率和应激强度的评定。对每个事件的回答方式应先确定该事件在限定时间内发生与否，若未发生过仅在未发生栏划“√”，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5级评定，即无影响（1）、轻度（2）、中度（3）、重度（4）或极重度（5）。分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压力、其他压力6个因子进行统计。

（三）研究对象

二次施测全体对象。

（四）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心理危机压力源中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压力、其他压力6个因子以及应激反应中情绪反应、躯体反应、认知评价3个应激反应为自变量，以心理危机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选取具备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作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主要指标。

（五）心理危机压力源预测力研究

通过Beta系数统计分析，心理危机压力源各项因子对于心理危机发生的预测力大小依次为：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压力、丧失、其他压力。其中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压力4个因子在0.05水平上呈显著预测力；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法，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3个压力源因子进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回归方程（预警模型）。3个因子的多元相关系数为0.798，对心理危机的综合解释率为50.12%。其中人际关系压力因子最具预测力，单独解释率为47.45%；心理应激反应各项因子具有显著预测力，全部进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回归方程（预警模型），对于心理危机发生的预测力大小依次为：躯体反应、认知评价、情绪反应。3个因子的多元相关系数为0.823，对心理危机的综合解释率为59.76%。其中躯体反应因子最具预测力，单独解释率为50.91%。以上两个回归方程（预警模型）在0.05水平上拟合??度较高。

因此，本研究中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受惩罚被列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压力源指标，其中一种或多种因素可能引发大学生心理危机；躯体反应、认知评价、情绪反应被列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心理应激反应指标，其中一种或多种因素可能引发大学生心理危机。

三、心理危机诱发因素指标的确定

（一）研究目的

通过显著性差异分析，从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问卷个人资料中筛选出差异显著的个人因素指标，进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

（二）研究对象

二次施测全体对象。

（三）研究工具

大学生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正式问卷，此问卷中个体资料包括7项，分别为性别、民族、所在年级、专业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关系、躯体疾病。

（四）研究结果

1.男性大学生（N=609）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7.72±48.658，女性大学生（N=657）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4.78±49.195，在0.05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但在情绪反应指标上，女性大学生得分高于男性大学生。

2.汉族大学生（N=1194）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5.38±47.336，少数民族大学生（N=72）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3.19±65.87，在0.05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

3.大一学生（N=387）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1.32士45.33，大二学生（N=312）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6.95士55.637，大三学生（N=30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3.87士46.29，大四学生（N=264）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3.56士57.125，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性差异，并且随着年级增加心理应激反应呈“N”型分布。在认知评价和躯体反应指标上大二、大三学生高于大一、大四学生；在情绪反应指标上大四学生得分最高。

4.文科类大学生（N=510）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4.46±47.246，理工科大学生（N=567）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6.64±48.878，体艺类大学生（N=189）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7.16±70.078，在0.05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

5.低收入家庭（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元）大学生（N=286）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3.42士53.179，中等收入家庭（家庭年收入3-10万元）大学生（N=67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4.34士44.283，高收入家庭（家庭年收入高于10万元）大学生（N=307）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69.60士69.621，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性差异。中等收入家庭大学生在各个指标及总分得分上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家庭大学生。

6.家庭关系和谐大学生（N=63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3.48士48.330，家庭关系一般的大学生（N=372）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1.00士46.526，家庭关系不和谐（父母离异、分居等）的大学生（N=261）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52.30±56.207，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性差异。家庭关系不和谐的大学生在各个指标和总分得分上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大学生。

7.身体健康大学生（N=111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44.34士46.701，患有生理疾病大学生（N=153）心理危机应激反应总分为77.73士75.536，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性差异。患有生理疾病的大学生得分明显高于身体健康的大学生。

根据上述结果，所在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关系、躯体疾病由于差异显著，被选取为心理危机预警模型中危机诱发因素指标。

（五）其他危机诱发因素指标的确定

研究生年度总结范文第4篇

（贵州大学，a.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b．公共管理学院，贵阳 550000）

摘要：为了研究贵阳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分析其驱动机制，为该区域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分析2003－2012年10年间贵阳市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程度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对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和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贵阳市1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相对明显，耕地面积逐年下降，林地、未利用地变化突出，期间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人民生活水平和技术、资金、投资力度对耕地面积变化有显著的影响，而农业生产效益和产业结构对耕地面积变化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 ：贵阳市；土地利用；主成分分析；结构演变；驱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3．2；F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6－4094-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16.067

收稿日期：2015－05－28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项目［贵大人基合字（2010）006］；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项目（黔科合J字［2012］2170）；贵州大学文科重大科研项目（GDZT201305）

作者简介：彭漫莉（1994－），女，重庆綦江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规划与信息技术，（电话）15285116320（电子信箱）manlipeng985332950＠qq．com；通信作者，杨 柳（1982－），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土地利用研究，（电子信箱）yang＿whu．edu＠163．com。

土地是人类生活生产的重要基础资源，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是全球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则是其热点之一［1］。随着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加快，人类活动对土地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断加强，出现了人口剧增、资源稀缺、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及粮食短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2，3］，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对于土地利用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4－6］，且多侧重于典型经济发展地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驱动力机制等的方面［7－10］。虽然全国土地利用研究较多，但喀斯特地区的土地利用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贵阳市在土地利用上存在着土地粗放利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贵阳市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11］。鉴于前人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成果以及典型喀斯特地区贵阳市的研究现状，本研究对贵阳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驱动力进行研究，以期缓解该区域土地利用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促进区域土地合理利用，实现土地可持续发展。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贵阳市位于贵州省中部偏北，东经106°07′－107°17′，北纬26°11′－26°55′，东、南与瓮安县、龙里县、惠水县、长顺县接壤，西靠平坝县和织金县，北邻黔西县、金沙县和遵义县，国土面积总面积8 034 km2，占全省面积的4．56％，贵阳境内地势起伏较大，海拔506．5～1 762．7 m，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89．7％，喀斯特地貌普遍，占总面积的73．3％。贵阳属于亚热带湿润温和型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热，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平均气温15．3 ℃。贵阳市是贵州省的省会城市，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工业基地以及商贸旅游服务中心，全市辖1市6区3县，2012年年末全市总人口445．17万人，生产总值1 710．30亿元。

1．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贵阳市2003－2012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数据中的土地利用分类按照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地分类（过渡期适用）》（国资发［2002］247号）进行划分，即3个一级类，15个二级类，71个三级类［12］。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数据来源于贵阳市2004－2013年统计年鉴、贵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可用来表示研究区域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13］，分析研究区某一时段土地利用变化，定量描述研究区某一时段土地利用变化速度［14］。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为土地利用单一动态度，Ua、Ub分别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是时间，以年为单位。

1．3．2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可以反映某区域特定时期的土地利用程度。不同的时段指数的变化可定量，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程度变化［15］。

式中L为土地利用综合指数，Ai是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Ci是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面积比，Lb和La表示在b时间和a时间的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指数，Cib和Cia分别表示b时间和a时间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面积比，Lb－a为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如果Lb－a＞0，表示该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反之，则说明该研究区域处于衰退期或调整期。为了分类系统的一致性，土地利用分类主要参照刘纪远［15］、陈曦［16］的分类方法。具体情况见表1。

1．3．2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综合为少数几个潜在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17］。主成分分析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用少数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来直接解释原变量的相关性，二是对变量或样本进行分类［18－2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既可综合多个指标，又可避免指标简单相关性过高。主成分分析法主要通过SPSS软件进行操作，通过指标因子的输入，将基础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得到影响因子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以及累计贡献率和主成分贡献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贵阳市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由贵阳市2003－2012年间土地利用情况（表2）可见，2012年贵阳市耕地面积为267 047．71 hm2，占总面积的33．20％；园地11 565．81 hm2，占总面积的1．44％；林地338 683．99 hm2，占总面积的42．11％；牧草地1 230．19 hm2，占总面积的0．15％；其他农用地35 271．84 hm2，占总面积的4．39％；居民点及工矿用地57 370．29hm2，占总面积的7．13％；交通用地8 265．88 hm2，占总面积的1．03％；水利设施用地8 291．67 hm2，占总面积的1．03％；未利用地76 609．22 hm2，占总面积的9．25％。与2003年相比，2012年贵阳市土地利用结构有所调整，面积减少的地类有：耕地（减少了10 119．19 hm2）、牧草地（减少了25 996．86 hm2）、其他农用地（减少了14 134．97 hm2）、水利设施用地（减少了1 113．98 hm2）和未利用地（减少了38 479．66 hm2）；面积增加的地类有：园地（增加了3 943．19 hm2）、林地（增加了67 521．49 hm2）、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增加了15 355．29 hm2）、交通用地（增加了3 024．67 hm2）。

2．1．1 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分析 为了能够更好的反映贵阳市2003－2012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将研究区间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2003－2006年、2006－2009年、2009－2012年。根据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计算（图1）可知，贵阳市2003－2012年间耕地数量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其中2009－2012年减少速度最快，年变化速率为－0．83％；园地三阶段变化速度呈现减少－增加－减少的趋势，其中2006－2009年增加速度较大，年变化速率达23．01％，减少速度小，最大年变化速率仅为－2．45％；林地从2003到2009变化速度不断加快，2006－2009年，年变化速率为8．20％，2009年变化速度减慢，年变化速率为－0．25％；牧草地与其他农用地变化速度趋势大致一致，三阶段皆呈减少－增加－减少的趋势，其中2006－2009年变化速度最大，年变化率分别为－31．08％，－9．12％；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三阶段变化速度不断增加，年变化速率分别为1．76％，3．38％，5．92％；交通用地变化速度出现增加－减少－增加的趋势，增加速度最大可达年平均速率14．30％；水利设施用地2003－2006年年变化速率为0．35％，2006－2009年，年变化速率最大为 －4．23％；未利用地2003－2009年年变化速率最大，达－10．89％。

为了能够更好分析农用地、建设用地及未利用的变化趋势，将以上3种用地类型进行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表3）。

结果表明，贵阳市农用地虽然在2003－2006年及2009－2012年间，变化速度呈下降的趋势，而2006－2009年间，农用地变化速度有所加快，其年变化速率达1．80％；建设用地在三阶段间变化速度呈增长－减少－增长趋势，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最大年变化速率可达5．90％；未利用地年变化速率最大可达－10．89％，最小变化速率仅为0．02％，总体看来，未利用地数量呈减少趋势。

2．1．2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分析 根据公式（2）、（3），计算得出贵阳市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结果（表4）。由表4可知，2003－2012年间土地利用程度呈增加的趋势，2003－2006年土地利用程度增加了0．41；2006－2009年土地利用程度增加了4．65；2009－2012年土地利用程度增加了1．77。三阶段的Lb－a均大于零，可见该研究区域在各阶段均处于土地利用发展时期，且2006－2009年发展速度最快。

2．2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耕地是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时刻影响着耕地的动态变化［21］。从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分析可知，贵阳市耕地从2003年到2012年一直处于减少的趋势，将耕地面积作为因变量Y，驱动因子做为自变量Xi进行驱动力分析。

2．2．1 驱动因子的确定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是自然和人类活动双重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2］。本研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可量化性，综合考虑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影响，选取的因子有：X1，农药使用量（t）；X2，化肥施用量（104 t）、X3，农业机械总动力（104 kW）；X4，年末总人口（万人）；X5，粮食产量（104 t）；X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X7，建设用地面积（hm2），X8，城镇化率（％）；X9，GDP（万元）；X10，人均GDP（元）；X11，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1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万元）；X13，第一产业产值比例（％）；X14，第二产业产值比例（％）；X15，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基础数据见表5。

2．2．2 主成分分析 运用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因子的相关矩阵表（表6），反映了各个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值越大，其相关性越高［23］。从表中可以看出影响贵阳市耕地变化的因子中，相关性较大的有X3与X9、X10、X11、X13；X7与X9、X10、X11、X12；X6与X12；X9与X10、X11、X12；X10与X11、X12；X11与X12；X14与X15，以上因子相关系数最高为0．99，最低为0．98。

贡献率越大则其所含信息越多，提取主成分个数可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进行选择。由主成分特征值和主成分贡献率表（表7）可知，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达93．36％，足以反映原始驱动因子的绝大部分信息，并且其特征值均大于1，可以达到分析要求，因此主成分个数取为2个，计算得出2个主成分的载荷矩阵（表8）。

因子的荷载绝对值越高，则说明在该主成分中重要性越大。由表8可见，第一主成分荷载值一半以上的驱动因子荷载大于0．85，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年末总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建设用地面积、城镇化率、GDP、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均超过了0．9，其中第一产业产值比例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关系，这些因子反映的是社会经济、人口和技术因素，由此可知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人民生活水平和技术资金投资力度对耕地面积变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第二主成分中，粮食产量与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对耕地变化有较大影响，第二产业产值比例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可见农业生产效益和经济结构对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

3 小结与讨论

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程度模型，分析2003－2012年10年间贵阳市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发现贵阳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耕地面积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林地和未利用地变化最为突出，同时各期间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值均大于0，表明其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

借助SPSS软件和贵阳市2003－2012年贵阳市统计年鉴的社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耕地面积变化进行驱动因素分析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人民生活水平和技术资金投资力度对耕地面积变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代表性指标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年末总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建设用地面积、城镇化率、GDP、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而农业生产效益和经济结构对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代表性指标为粮食产量与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因贵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后有一定出入，为了数据的统一性，故将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分析结果精度还有待提高。

本研究缺少10年间贵阳市各区、县、乡镇进行土地利用空间区域差异性分析，且由于资料缺乏，无法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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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年度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管理者过度自信；融资偏好；公司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91；F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130-09

一、问题的提出

MyerS(1984)在“资本结构之谜”一文中将不对称信息引入到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中，由此提出了新优序融资理论，即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会先偏好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则先选择债务融资，最后选择权益融资。新优序融资理论由于否定最佳资本结构的存在，因此引起了大量学者对权衡理论与新优序融资理论的实证研究。Shyam-Sunder等(1999)、Fama等(2002)及Frank(2003)等对美国公众公司的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MyerS(1984)的新优序融资理论。新优序融资理论依赖两个重要的研究假设，即理性人假设与信息不对称，然而Heaton(2002)以人的非理为前提，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新优序融资理论提出了一种新解释，这种新解释不涉及信息不对称，由此对新优序融资理论提出了挑战。Malmendier等(2005a)及Peng等(2007)等的实证检验都支持了Heaton(2002)的新解释。事实上，随着行为公司财务学研究的逐渐兴起(Baker，et al，2004)，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资本结构决策研究正成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Lee等(1995)、Yate等(1998)对过度自信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过度自信。而就国内相关的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还是围绕MyerS(1984)提出的新优序融资理论来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陆正飞等，2004；刘星等，2004)，鲜有学者考察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人的过度自信行为会受到人的年龄、工作经验、教育背景及专业技能等个人特征的影响(Heath，etal，1991 FraSer，et al，2006)。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从管理者个人特征的角度，分别以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及教育背景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从公司投资的角度具体考察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或者外部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传统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在做决策时存在一致的信念(conSiStent beliefS)和一致的偏好(coherentpreferenceS)，也就是说，当接收到新信息时，人们根据贝叶斯法则来正确地调整他们的信念，在信念给定的情况下，人们根据例如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这样的标准来做出决策(BarberiS，et al，2003)。然而心理学的研究却发现，人并非完全理性的，人在做决策时的信念和偏好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并表现出过度自信、典型性(repreSentativeneSS)、锚定(anchorin’g)、损失规避及心理会计等行为特征(Kahneman，etal，1982)，其中最为稳定的就是人们在判断过程中的过度自信行为(DeBondt，et al，1995)。过度自信行为是指人们在做决策时对自身能力和知识面的高估而产生的偏差，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人们在做决策时会高估决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而低估与决策相关的风险。人的过度自信行为主要产生于“好于平均”(better-than-average)效应，即当人们评估自己的能力时，倾向于高估自己，认为自己的能力要高于平均水平(Larwood，et al，1977；Alicke，1985)，例如，当被问及驾驶技能时，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认为自己要好于平均水平(SvenSon，1981)。这样的“好于平均”效应会影响人们的因果归因，因为人们会把成功的结果归因于自身的能力，而把失败的结果归咎为坏的运气，由此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过度自信(Miller，et al，1975)。另外，人们对未来前景的过度乐观也能强化人们的过度自信，尤其当人们乐观地认为他们可以控制行为的结果时(Langer，1975；WeinStein，1980)。过度自信在许多职业领域里都有所表现，例如工程师、医生和护士、律师、管理者以及创业家等(LichtenStein，et al，1977；Bazerman，1990)，但是相对于一般人，公司的管理者更可能表现出过度自信(Malmendier，et al，2005a)。

既然管理者存在着过度自信行为，那么管理者的这种行为会如何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呢?Heaton(2002)最早从理论上分析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他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他们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并由此高估公司投资项目未来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因此，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认为市场低估了他们公司发行的风险证券的价值，这导致他们不愿意进行外部融资。当公司必须寻求外部融资时，由于股票价格相对债券价格对市场的预期更加敏感，这使得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认为发行股票比发行债券的成本要更高，因此他们会更加偏好债务融资。这样，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就使得管理者的融资偏好为先选择内部融资，再选择债务融资，最后选择外部权益融资。Mal-mendier等(2005a)在对Heaton(2002)的新解释进行实证检验时进一步指出，由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通常会高估自身的知识和能力，从而高估公司投资项目未来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因此，当公司存在充足的内部资金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进行过度投资，而当公司缺乏内部资金时，考虑到外部融资的成本太高(Heaton，2002)，他们会减少公司的投资，此时公司额外的现金流量能为公司的投资提供融资，由此导致了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Malmendier等(2005a)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存在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公司由于更少地利用外部融资，因此其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会更强，由此支持了Heaton(2002)的新解释。Peng等(2007)以管理者的性别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替代变量，研究得到类似的结果。以上的理论分析同样适用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总经理过度自信比较强的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较高。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3-2006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本文首先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

总经理的学历和教育背景这些个人信息，能够同时获得这些个人信息的样本观测值共有4040个，然后通过剔除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最后得到共计2430个样本观测值。这些条件分别是：(1)金融类公司；(2)*ST、ST公司；(3)同时有发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4)不能获得连续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数据的公司(用于计算成长性)；(5)财务数据异常的样本观测值，比如投资机会(Tobin’q)大于10、负债比率大于1等；(6)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以及总经理的年龄和任职时间这些个人信息不完整的公司。样本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学历和教育背景以及部分缺省的年龄和任职时间信息通过手工收集得到。

2　研究变量的定义

本文主要通过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内部或者外部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主要为公司投资，解释变量主要为公司现金流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的投资机会、成长性、公司性质、负债比率、销售收入、流动资产、公司规模及行业等，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其中，对行业这一控制变量的定义，本文是把全部样本观测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标准分成12类(金融类除外)，然后再把制造业按二级代码分成10类，并取20个行业哑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学者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目前主要还是借鉴Malmendier等(2005a)及Malmendier等(2005b)的方法，即管理者执行股票期权是否迟于执行期、管理者在职时是否把股票期权持有至到期日、管理者是否习惯性地增持公司股票及商业新闻对管理者个性特征的描述。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并不高，股票期权也是近年来才开始实施，并且持股和股票期权只占管理者薪酬的一小部分，再加上我国媒体的不发达及较强的主观性，因此本文没有采用以上度量方法。在国内，余明桂等(2006)及姜付秀等(2009)分别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和上市公司年度业绩的乐观预告(或者盈利预测)是否变化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替代变量。本文认为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是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估计，因此，这一指标更加适合于度量管理者乐观而不是管理者过度自信；而上市公司年度业绩的乐观预告(或者盈利预测)同时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和公司信号传递(Ajinky.et al，1984；BaginSki，et al，1993)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一指标也存在较大的缺陷。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人的过度自信行为会受到人的年龄、工作经验、教育背景及专业技能等个人特征方面的影响(Heath，et al，1991；FraSer，et al，2006)。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尝试采用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及教育背景作为总经理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具体理由如下：

(1)总经理年龄。Taylor(1975)和ForbeS(2005)的研究发现，管理者的年龄会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产生影响：相对于年龄较小的管理者，年龄较大的管理者在做决策时会收集更多的信息，花费更长的时间，由此减少在决策时所产生的判断偏差；与此同时，年龄较大的管理者在过去可能经历过更多的失败或者决策错误，这有助于他们正确认识自身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从而减少因对自身能力和知识面的高估而产生的判断偏差。因此，相对于年龄较小的总经理，年龄较大的总经理其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

(2)总经理任职时间。Frank(1988)、FraSer等(2006)的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做决策时虽然会高估自身的知识和能力，但是随着管理者经营管理经验的增加，他们可以从过去的经营管理决策中收集更多的新信息，从而不断修正因对自身能力和知识面的高估而产生的偏差，因此，随着管理者经营管理经验的增加，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会有所减少。相对于任期较短的总经理，任期较长的总经理拥有更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ForbeS，2005)，因此，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

(3)总经理学历。LichtenStcin等(1977)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对人们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人们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在做决策时的过度自信行为就越少，原因在于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可能从正反两方面来收集有关决策的信息，从而越容易意识到自己在做决策时所产生的判断偏差(Koriat，etal，1980)，由此弱化自己的过度自信行为。因此，相对于拥有低学历的总经理，拥有高学历的总经理其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

(4)总经理教育背景。Heath等(1991)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做决策时，当人们认为其对该决策拥有更多的知识时，人们会更倾向于过度自信，原因在于当该决策出现好的结果时，人们会把好该结果归因于自己对该决策所拥有的知识，而当决策出现坏的结果时，人们会把坏的结果归咎为坏的运气。Ben.David等(2006)的研究发现，公司CFOS拥有的专业技能越多，CFOS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多。因此，当上市公司总经理拥有的教育背景不同时，总经理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存在着差别：相对来说，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的总经理可能具有与公司财务决策相关的更多专业知识，因此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强；与之相反，拥有理工类教育背景的总经理可能具有与公司财务决策相关的更少专业知识，因此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

另外，本文又借鉴Malmendier等(2005a)对总经理教育背景的分类方法，把总经理的教育背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管类教育背景，是指总经理过去经历过经济、管理、金融、会计、财务等经管类教育；第二类是理工类教育背景，是指总经理过去经历过工程、技术、物理、化学等理工类教育；第三类是其他类教育背景，是指总经理过去经历过法律、文学、哲学等其他类教育。

3　描述性统计

表2列出了样本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年龄平均约为46岁，任职时间平均约为3年；在全部样本中，约52％的总经理拥有本科及本科以下学历，48％的总经理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约45％的总经理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约52％的总经理拥有理工类教育背景，约3％的总经理拥有其他类教育背景，只有约25％的上市公司为民营上市公司。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　对假说的实证检验

为了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借鉴Fazzari等(1988)研究企业融资约束的方法，构造了以下模型：

其中，β0代表常数项，β30代表系数，t代表时间下标。之所以引入销售收入、流动资产及公司规模这几个控制变量，是因为Ramirez(1995)、HouSton等(2001)及Malmendier等(2005a)等发现销售收入、流动资产及公司规模会显著地影响公司的投资。另外，为了控制公司性质和融资结

构对公司投资的可能影响，还引入了公司性质和负债比率作为控制变量。

表3列出了以总经理年龄和任期分组的实证检验结果。表3的第(1)列列出了对总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CF1的参数估计值为0.05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Fazzari等(1988)、Kaplan等(1997)及Malmendier等(2005a)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敏感度。表3的第(2)列和第(3)列分别列出了对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的检验结果①，从中可以看到，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66和0.048，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随着总经理年龄的增长，总经理可能会逐渐认识自身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在做决策时也会收集更多的信息，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减弱，因此他们高估公司投资项目未来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的程度也比较弱，当公司需要为其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时，年龄较大的总经理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表3的第(4)列和第(5)列分别列出了对短任期组和长任期组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58和0.056，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随着总经理任职时间的增加，总经理的经营管理经验可能越丰富，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越弱，当公司需要为其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时，任职时间较长的总经理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

表4的第(1)列和第(2)列分别列出了对低学历组和高学历组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69和0.054，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总经理拥有的学历越高，总经理可能越容易意识到自己在做决策时的判断偏差，当公司需要为其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时，拥有高学历的总经理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表4的第(3)列和第(4)列分别列出了对经管类教育组和理工类教育组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55和0.053，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同样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相对于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的总经理，拥有理工类教育背景的总经理其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当公司需要为其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时，他们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

另外，考虑到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及教育背景这四个变量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这四个变量，通过客观赋权法构建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数，然后根据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数的综合得分按其中值分为强过度自信组和弱过度自信组再进行检验。表4的第(5)列、第(6)列分别列出了对强过度自信组和弱过度自信组的检验结果，从中同样可以看出，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65和0.038，且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参数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再次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当总经理的过度自信行为较少时，总经理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

从表3和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投资总体上与公司的投资机会、流动资产及公司规模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销售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这一结果与Ramirez(1995)、HouS-ton等(2001)及Malmendier等(2005a)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的投资与公司的负债比率之间基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公司性质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2　对假说的稳定性检验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被人为地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价格的差异使得计算出来的托宾Q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公司的投资机会，为了减少由此可能导致的对上述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又以公司当年与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计算的成长性来代替公司的投资机会，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参数估计值的大小、符号及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以上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五、结论及启示

随着行为公司财务学研究的逐渐兴起，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资本结构决策研究正成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这一研究背景，本文从总经理个人特征的角度，分别以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及教育背景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从公司投资的角度具体考察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或者外部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总经理的年龄越大，任职时间越长，学历越高，以及当总经理拥有理工类教育背景时，总经理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弱，因此，总经理更多地利用外部融资而不是内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越弱；而当总经理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时，总经理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强，因此，总经理更少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