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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知识论文

学科知识论文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1篇

1.1科学知识主体网络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要明晰科学知识主体网络的内涵,必须首先明确科学知识的生产究竟有哪些主体参与。“主体”一词大体上具有3种语义,一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二是哲学意义上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三是法律意义上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很显然,第1种解释与本研究的内容明显不符。那么,在第2和第3种释义当中,哪一种能更全面合理地界定科学知识生产的主体呢?由于科学知识主体网络的实质是科研主体相互合作而形成的科研合作网络,因此,科研人员作为科学知识生产的主体之一毋庸置疑。谢彩霞(2007)认为,科研合作就是科学工作者为了达到生产新的科学知识这一共同目的或实现各自的科研目标而进行的协同互助的科学活动。我们虽然对此概念比较认同,但其把科研合作的主体仅限为具体的科研工作者个人未免有界定过于狭窄的嫌疑。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即使科研合作活动最终的执行者是科研人员个体,但此时的科研人员个体身份可能不仅仅代表其是一个“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因为他在与他人一起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还承担着众多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如实验数据的真实性、研究成果的署名权、知识产权等;二是科研合作活动从启动、延续到稳固甚至解体的全过程,无不受到来自科研人员所在国家/地区及所属研究机构的影响和制约。此外,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科研合作活动的主体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如邱均平、王贤文、张冬玲、侯建华等人分别针对作者、科研机构、城市、国家间的科研合作状况进行了研究。

由此可见,科研合作活动中的主体不仅包括科研人员个体,同时还应包含参与合作研究的国家/地区、研究机构等不同粒度的群体成员,科学知识主体网络中的“主体”概念应以法律意义上的释义更为全面合理。因此,我们认为,科学知识主体网络是指以参与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及国家/地区为节点,以其共同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为链接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知识网络的构成要素一般从构成网络的节点及其链接关系2个方面来认识。从科学知识主体网络的内涵可知,网络中的节点主要包括参与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及相关国家/地区3种类型,其链接关系均是相互之间存在的科研合作关系。诚然,科研合作关系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共享资料数据、共用大型实验设备、互派人员考察学习等,但共同署名发表科研成果则是表示相互之间存在实质性科研合作关系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形式。在科学计量学中,3种类型节点间的关系分别称之为作者共现、机构共现和国家/地区共现。也就是说,科学知识主体网络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不同的层次。宏观层次的知识主体网络是指开展科学合作研究的国家/地区之间形成的网络(国家/地区共现网络),中观层次的知识主体网络是指开展科学合作研究的相关机构之间形成的网络(机构共现网络),而微观层次的知识主体网络则是指进行科学合作研究的科研人员之间形成的网络(作者共现网络)。同层次网络主体间以及不同层次网络主体间的互动联系与作用,共同推动科学知识主体网络的演化更新,进而影响科学研究发展的进程与水平。分别对3个不同层次知识主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随时间延展所呈现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可使人们层层深入地洞悉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规律性。

1.2科学知识载体网络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载体泛指能够承载其他事物的事物,因而知识载体是指能够承载知识的一切事物。在科学研究中能够承载知识的事物有多种,如仪器设备、实验记录、科学文献等,但在科学计量学中知识的载体主要指科技期刊、科学文献和文献作者3类。科技期刊作为记载、报道、传播和积累科学信息的重要载体,具有时效性、广泛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是科研人员传播和分享科学思想的主要平台;科学文献是科研成果最直接、最具体和最终的体现形式,因而,把它们看作科学知识的载体容易理解。之所以把文献作者也看作知识的载体,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a.知识具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可以用语言文字等工具表达,因而也可以通过其他载体承载和传播。隐性知识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的默会性知识,它只能存在于主体内部,伴主体的存在而存在。当然,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隐性知识一旦转化为显性知识,其将不再具有隐性知识的性质。b.科学知识的发展具有累积性和继承性。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绝大多数科学新知识、新成果的诞生,都是建立在前人已有知识或成果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表示对前人劳动成果的感谢和尊重,科学规范要求后人要在新著文献中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列出所借鉴成果,以标明相关知识的来源情况,其中就包括成果的作者。c.文献作者主体地位的多元性。作为科研人员的文献作者是科学知识系统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具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他们不仅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同时也是科学知识的利用者和传播者,具有多元的主体地位。基于以上3点原因,认为把文献作者也看作知识的载体是合乎情理的。

在科学知识载体网络中,除构成网络的节点要素外,还要确定把节点联结成网的关系。在科学计量学的基本原理中,能把这些节点联结成网的关系主要分为2类,分别是耦合关系和共被引关系。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期刊、文献或作者共同引用了其他同一个期刊、文献或作者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耦合关系,分别称为期刊耦合、文献耦合和作者耦合,反映的是施引期刊、施引文献和施引作者间的关系,耦合关系的强弱以耦合强度(耦合次数)来表示。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期刊、论文或作者,被另一期刊、论文或作者同时所引用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即为共被引关系,分别称为期刊共被引、文献共被引和作者共被引,揭示的是被引期刊、被引文献或被引作者之间的关系,其间关系强弱以共被引强度(共被引次数)表征。耦合关系和共被引关系都能不同程度地反映知识载体之间的引用规律和结构关系,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耦合强度是固定不变的,而共被引强度则是动态变化的。国内著名文献计量学家邱均平教授认为,共被引关系在研究和揭示科学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描绘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等方面,比耦合关系更具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更适合当代情报科学研究对象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特点。因此,我们也以共被引关系为切入点,分别从被引期刊、被引文献和被引作者3个层面,探讨科学知识载体网络的结构及其形成演化特征。综上所述,科学知识载体网络是指以被引期刊、被引文献、被引作者为节点,以其共被引关系为纽带链接而成的网络结构。其总体上也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分别对应期刊共被引网络、文献共被引网络和作者共被引网络。3个层次的知识网络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与作用,共同决定科学知识载体网络演化的方向和进程。

1.3科学知识本体网络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本体的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事物存在本质的研究,认为本体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系统解释和说明,抽象地概括了客观现实的本质特征。1991年Neches等把本体定义为一个学科、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中所包含的基本概念(术语)及其相互关系的词汇表,以及结合这些概念(术语)和相互关系来定义词汇表外延的规则;美国学者Gruber提出“本体是共享概念化的明确的规范说明”。从这些概念可知,本体的涵义应该主要是指关于一个学科领域或研究主题的规范化的概念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体系。然而,我们的研究目的并不是为不同科研领域构建领域本体,而是借用“本体”这一概念构成“知识本体网络”,以与科学知识“主体”网络和知识“载体”网络形成呼应。但本研究的内容与“领域本体”又不是毫无关系,因为“本体往往包含概念、关系、函数、公理、实例”,而“知识本体网络”研究的切入点恰恰是概念及概念间的相互关联关系。因此,我们界定“知识本体网络”是指科学知识主体网络所生产和利用的,知识载体网络所承载和传播的“知识内容网络”。知识是由概念表达的,概念又是由词语(也许其本身也是概念)及其逻辑组配关系来体现,从此意义上讲,知识本体网络实际上是一个共词网络。共词网络中的“词”通常是指关键词、主题词或标题词。关键词指论文中最能反映主题信息的特征词汇,是一种未经规范化的自然语言,来自文献的题目、摘要乃至正文部分。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较长时期大量学术成果的关键词集合,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领域研究内容的整体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领域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向等。主题词又称叙词,是经过规范化的、用以表达文献主题的词或词组。它优选于众多能够明确表达论文主题内容的自然语言,通过同义词和近义词归并、多义词确指、同形异义词规范等标准化处理后,转换成内涵唯一的单义词或词组。关键词与主题词最大的区别在于主题词经过规范化处理而关键词却没有。由于主题词经过了规范化处理,因此它具有规范性、词义明确且唯一等特点,但往往也具有滞后性。

关键词是未经规范化处理的自然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关键词具有了较强的时效性和鲜活性,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好地反映文献作者对领域知识的认知状况和研究的前沿动态。标题词是指出现在文献标题中,能够反映文献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一般要求在主题词表中选择。但由于主题词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有时并不能及时地反映新生主题研究的知识内容,因此,作者在文献标题拟定时也常选用最能表达新知识内容的自由词汇,并把其作为关键词进行标著。由此可知,标题词既可能是主题词,也可能是关键词,当然关键词和主题词也会出现重合现象。正是由于这3种类型词汇之间相互包含、错综复杂、甚至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关系,导致了3种共词网络层次间关系的交叉重叠及其边界的模糊性。但从它们各自的涵义及遴选要求来看,主题词共现网络仍处于相对高阶的层次,表征领域研究的宏观结构,标题词共现网络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则分别处于中阶和相对低阶的层次,揭示领域研究的中观结构和微观内涵。总之,基于关键词、主题词或标题词共现的共词网络,可揭示某学科、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的知识结构。静态的共词网络可反映学科、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知识结构的现状,而动态的共词网络则反映学科、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知识结构的演变过程。随着新文献的持续涌现,新的知识点也在不断地增生,表征知识的词汇及其共现关系的变化则导致共词网络处于动态地演化过程之中。因此,通过对科学知识本体网络进行分析,可动静结合地揭示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热点、前沿及其演变态势。

1.4科学知识网络系统的结构及相互作用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网络具有各异的内涵、构成要素和层次结构,它们相互联系与作用,共同构成了科学知识的网络系统。该系统包括知识主体网络、知识载体网络和知识本体网络3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分别有3个孙系统所构成。由于各子、孙系统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复杂,我们拟另专文阐述,现仅以知识主体网络为例进行简要说明。知识主体网络子系统包含作者共现网络、机构共现网络和国家共现网络3个孙系统。科研人员(作者)是科学研究活动最重要的践行者,是科学生产系统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唯美求真的理念,探索自然奥妙的乐趣,永不言输的品格和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都极大地推进了科学发展的进程。科研人员的合作研究状况,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和研究机构在相关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和声望。换言之,微观层次主体间的互动状况,对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主体间的互动态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若作者间的合作关系匮乏,就不会有机构间合作关系的丰富和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兴隆。而国家或研究机构的发展规划、科技政策导向、科研评价体制、奖罚激励措施等,以及它与其他国家或研究机构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关系的友好和密切程度,又会反作用于科研人员的科研合作状况。3个知识主体网络孙系统就是在这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下协同演进的。此外,从3个知识网络子系统的角度来看,由于知识主体网络子系统的主观能动性最强,因此,它对知识本体网络和知识载体网络2个子系统的结构特征具有主导作用。也就是说,知识主体网络子系统是其他2个子系统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基础。知识主体网络子系统构成特征的变化作用于知识本体网络子系统,不仅可影响知识本体网络子系统构成要素总量的变化,而且可控制其结构演化的速度和方向。同时,由于绝大多数科学新知识的产生都是知识主体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跬步前行,而“巨人”的肩膀就嵌入在知识载体网络子系统之中,因此,知识载体网络子系统的结构特征也会随之发生演化。当然,知识本体网络子系统和知识载体网络子系统的变化也会反作用于知识主体网络子系统,使其构成要素在数量和结构特征上产生适应性的改变。

2科学知识网络的性质与结构特征

科学知识网络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节点及各种链接关系而构成的网络,它必然也有自己的网络属性。网络科学研究认为,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网络总体上可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为规则网络、随机网络和复杂网络。因网络中节点间产生链接的概率不同,从而形成了3种性质相异的网络类型。当节点间产生链接的随机概率为0时所形成的网络为规则网络,当节点间产生链接的随机概率为1时所形成的网络为完全随机网络,当节点间产生链接的随机概率为大于0和小于1的某一数值时则形成复杂网络。研究表明,规则网络和完全随机网络在真实世界中极为少见,绝大多数都是处于二者之间的复杂网络。不同性质的网络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由于规则网络中任何一个节点的近邻数目都相同,因此其度值相同,平均聚集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均较大;随机网络顶点的度值符合泊松分布,该类型网络往往具有较小的平均聚集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复杂网络由于其网络中节点链接概率分布在0-1之间(不包括0和1)的广阔区间,因此其度分布也存在线性分布、指数分布、对数分布、幂率分布等多种分布规律。复杂网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小世界网络的最突出特点是网络的平均聚集系数较大而平均路径长度较短,无标度网络的特征是节点度分布服从幂率分布规律。国内外众多研究对3种类型科学知识网络的性质和结构特征进行了统计验证。虽然表中部分研究仅针对某类型网络的一种性质(小世界或无标度)进行了验证,但总体来看,小世界性质和无标度特征兼备,可能是不同学科或研究领域各类型知识网络共同的结构特征。当然,各类型知识网络小世界性质和无标度特征的呈现时点及变化趋势,可能会因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性质、自身特点、所处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而表现各异。

3科学知识网络演化的过程机制

演化又称进化,最早来源于生物学领域,指生物在不同世代之间具有差异的现象以及解释这些现象的各种理论。后来这一概念被专家引入不同的学科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交叉学科,如演化经济学、演化地理学、演化心理学等。科学哲学、图书情报学科的有识之士也深受该理论的启发,并把其引入领域内用以阐释科学知识生发、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率先提出了“知识的发展同生物的进化有惊人相似”的论点;我国图书情报学家刘植慧则创造性地创立了“知识基因理论”,从知识基因遗传与变异的角度探索知识的演化。机器的构造或工作原理,是“机制”一词的原意,指机器的零部件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模式,以及通过它们之间有序地作用实现其整体功能的运行方式。生物学、医学最先借用“机制”的概念来说明生物机体内各器官之间的联结、调节、作用和运作方式,用生物机制、病理机制来揭示有机体内各种功能及其生理、病理的变化。随后,机制的涵义出现了泛化,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广泛应用,并衍生出诸如管理机制、动力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过程机制等众多新的概念。由此可见,“机制”已由机械领域的一个专指概念演变成为“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的普适性概念。因此,演化机制可定义为“一个工作系统在沿时间轴向演进过程中,其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科学知识网络形成与演化的过程机制则是指科学知识网络随时间延续,其构成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从表1可知,不同类型(层次)科学知识网络基本均具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的性质和结构特征,因此,从逻辑演绎的角度分析,它们形成与演化的过程机制应该是相同或近似的,即长程链接的建立、网络规模的加速增长和节点间建立链接时的择优偏好。小世界现象由匈牙利作家KarinthyF于1929年最先提出,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MilgramS通过一次信件投递试验首次证实了小世界现象的存在,并提出了著名的“六度分离”理论。1998年WattsDJ和Stro-gatzSH对小世界网络的拓扑结构(网络不依赖于节点的具置和边的具体形态就能表现出来的性质叫网络的拓扑性质,相应的结构称为网络的拓扑结构)和形成的过程机制进行了研究(WS模型),发现小世界网络具有较高的平均聚集系数和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其形成演化的主要过程机制是网络中长程链接的建立。所谓长程链接是指把网络中相距较远的2个节点直接连接起来的连线。

由于该类连线的存在,使得网络中本来相距较远的节点间的距离大幅缩短,从而使网络表现出平均路径较短的特点。虽然WS模型揭示的是规则网络如何演化为小世界网络的规律,而不同类型(层次)科学知识网络的初始状态可能并非规则网络,但若干长程链接的建立是其形成小世界网络的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类型(层次)科学知识网络除具有小世界网络性质外,还多具有无标度网络特征。Barabasi和Al-bert对无标度网络形成的机理进行了研究(BA模型),认为无标度网络形成的过程机制主要是网络的加速增长和优先链接。加速增长是指网络节点的迅速增多,网络规模不断扩大;优先链接是指网络中节点在迅速增加的过程中,优先选择那些具有某种特征的节点建立链接关系。也就是说,在无标度网络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节点都是平等的,大度节点获得连结的机会相对会更高,即网络中节点间产生链接时存在“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当然,网络科学研究领域关于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形成与演化机制的研究,多是在预先设定网络演化规则的前提下,构建模型并通过计算机仿真而得出的普适性结论,而与现实世界中科学知识网络的演化过程可能存在差异。然而遗憾的是,目前针对具体学科或研究领域科学知识网络演化过程机制的研究极为匮乏,且部分研究仍采用计算机仿真方法,或者是对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普适性演化机制的统计验证。如刘向等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网络连接机制中的随机连接相对度择优和时间优先连接来说,作用效果较小;马费成等利用计算机模拟了科学知识的集聚和交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发现跨领域交叉既形成一定集聚拓扑结构又满足学科知识交叉引用的要求,度择优机制保证对经典科学理论的继承,时间优先机制则促使对最新知识的吸收和发展。王晓光、赵丙军等分别对国内管理学和国外力量训练研究领域科学知识网络形成演化的加速增长和择优链接等普适性机制进行了统计验证。此外,余丰民等研究认为,研究团队良好而长期的人才培养机制、拥有某种独特的优势资源、广泛的人才流动以及重大科研项目的集体攻关是较大规模合著网络的形成机制;伊振中等研究表明,团队中不同“群组”结构的形成过程与“群组”结构之间的连接过程是知识团队的成长机制。总而言之,针对不同类型(层次)实际科学知识网络演化机制的研究尚处肇始阶段,严格地说,当前人们关于现实科学知识网络演化机制研究的切入点、分析维度和研究范式尚未真正形成共识,同仁尚需努力。

4科学知识网络演化的动力

在科学知识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其知识网络的演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动力学原因。对这些动力学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科学发展的规律性。由于不同类型知识网络在节点属性和建立链接关系的依据方面存有差异,因此,推动它们形成与演化的动力也并不完全相同。

4.1科学知识主体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动力

科学知识主体网络的实质是科研合作网络,所有影响科研合作的因素原则上都对知识主体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具有推动作用。

首先,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是各层次知识主体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基础动力。科学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研究主体进入该领域,从而为它们间进行合作研究提供了可能。反过来,进入该领域的不同层次主体越多,领域的发展速度也相对越快,二者之间具有互相促进的关系。

其次,不同层次主体内部竞合关系的变化是网络形成与演化的直接动力。主体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各层次主体均有在一定范围内获取较高地位、声望及更多资源和利益的内在动机。而这种较高的地位、声望等资源相对来说是稀缺的,因此,主体间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但过度竞争往往导致两败甚至多败俱伤的局面,各层次主体在竞争的同时也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效益。

其三,科研主体之间是否进行合作以及合作能否持续,主要取决于合作研究的效果。也就是说,合作研究只有在相关主体认为其从中获取的利益大于不合作时方能产生,在此基础上具有高度互信的合作才能持续和发展。建立在彼此高度信任基础上的科研合作网络围绕共同利益协调发展,是其竞争力之所在。科学研究领域正是由于不同层次主体内部的这种竞合关系的不断变化,才导致了各层次网络结构的持续演化。

第四,科学家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是不同层次知识主体网络演化的根本动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理论认为,科学的发展受矛盾驱动、需求牵引、外界环境影响等多种力量的驱动和制约,其中科学家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是推动科学向前不断发展的最深层次动力。此外,国家/地区或研究机构的发展规划、科技政策导向以及国家/地区或研究机构间的地理距离、社会距离等因素,也会对不同主体的科研合作状况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4.2科学知识载体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动力

科学知识载体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动力相较知识主体网络来说更为复杂,严格地讲,知识主体网络形成与演化的所有动力都对知识载体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具有较大的作用和影响。但由于知识载体网络是由第三方引用而形成的,因此,影响引用的各种因素也都是科学知识载体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动力。

第一,可被引用对象的迅速增加是科学知识载体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基础动力。科学史研究表明,科学发展具有累积性和继承性,新的科学发现大多建立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参考文献的知识载体网络的规模、结构以及形成与演化的方向和速度必然会受到可被引用对象多少的影响和制约。

第二,研究主题的衍生、分化与融合是知识载体网络形成与演化的直接动力。领域研究的发展通常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研究程度的深入2个方面。在领域研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社会需求的拉动,理论之间或理论与实践之间矛盾的驱动,以及其他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因素的扰动,使领域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会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多伴随着新研究主题的衍生和已有主题的分化和相互融合。作为知识载体的期刊、文献和作者,由于刊发领域相临、研究内容相似和研究专长相近,而常被某些特定的群体引用而聚集成簇,进而推动网络结构的演化。

第三,被引载体的质量和声望及其与引用者研究的相关度和支持度是知识载体网络演化的根本动力。引用者在引用时最为关注的是知识载体所承载知识与自己研究的相关度和支持度,以及载体的质量和声望。载体所承载知识与自己所从事研究的相关度及其对自己所持观点的支持度越高,越容易被其引用;载体的质量和声望愈佳,愈易于被其引用。这些相关引用的结果,导致了知识载体网络的演化。

第四,被引载体的易获得性、承载语言、引用习惯等是知识载体网络演化的外部动力。一般来说,被引载体的易获得性越高,承载语言与引用者所擅长的语言愈相近,其被引用的机率也就越高;不同的科研人员往往有不同的引用习惯,如有人惯于引用国外研究成果,有人则更愿意引用国内的成果等。

4.3科学知识本体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动力

科学知识本体网络的实质是知识内容网络,其形成和演化主要受社会需求、各类矛盾、其他学科理论的发展、研究技术和方法的更新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社会需求是科学知识本体网络演化的基本动力。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需求,而社会需求的变化,无疑对科学研究的内容具有重大影响。

其次,科学自身内部存在的诸多矛盾是科学知识本体网络演化的根本动力。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恩格斯认为,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矛盾贯穿整个科学认识过程的始终,矛盾的存在和解决是推动科学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内部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之间的矛盾、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之间的矛盾等方面。这些矛盾的存在,无疑激发了科研人员探索事物本质的好奇心,进而促进了科学知识本体网络的演化。

第三,不同学科理论的发展为学科间知识的渗透与融合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营养。科学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其统一性主要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分化、交叉与渗透。当前,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世界科技发展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科学研究领域,随着学科理论的发展,相互之间会不断地汲取或输出新的知识养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学科特有知识概念的输入或输出,并与领域中已存的知识概念进行整合生成新知识,从而促进科学知识本体网络的演化。

其四,研究技术和方法的更新是科学知识本体网络演化的重要推动力。不同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所实现的目标也不完全相同,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先进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精确性、水平甚至是质量,而研究技术和方法也有一个不断创新、改造和完善的过程。因此,研究技术和方法的更新,有力地推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并推动了知识本体网络的演化。

总之,不同类型科学知识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既有共同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存在各自特有的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力量既可相对独立地作用于各知识网络的形成和演化,但更多的是相互协同情景下的综合作用。

5结束语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科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背景

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科学心理学诞生的背景。

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传统哲学的冲击

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德国的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又是对当时德国哲学状况的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直接反应。因此,冯特心理学的理论性质,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于当时的德国哲学状况。冯特作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成长于是19世纪中叶,成名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而19世纪中叶,正是西方哲学从它的近代形式向它的现代形式的过渡期,因而在理论上处于极度的贫乏和混乱的状态,这就使得当时的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和探索哲学的出路。冯特的科学心理学事业,就是这种探索的特殊形式。

19世纪中叶德国所面临的哲学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格尔于1931年的去世相关,黑格尔的去世意味着整个传统哲学的终结,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在他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如果不抛弃黑格尔哲学由之孕育而成的,由笛卡儿的“我思主体”所确立的近代哲学的“第一原理”,如果不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哲学要想还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

19世纪中叶,实证自然科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对传统哲学产生着强烈的冲击。首先,在自然哲学最终被清除的意义上,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传统哲学不断丧失它的“世袭领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其次,就哲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而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二者无论是在世俗生活世界还是在理智生活世界,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地位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情感发生逆转: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对象的素朴客观性、理论体系的感受性、精确性和社会实践的直接可感性。因此,实证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一方面使其自身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另一方面又普遍地使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思辨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发生怀疑,并导致曾经令世人叹服的、在逻辑上极为精致的古典哲学体系在德国理智生活界的地位和声誉El渐衰微。为了适应历史条件的变更并拯救哲学的命运,有一大批学者,包括一些哲学家自己,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并试图利用自然科学的经验和方法来研究或“治疗”哲学,以把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的知识体系。此时,刚刚兴起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这种理论冲动的表现,又是这种理论努力或尝试在学术实践上的主要形式,并被它的倡导者们认为是为所有的哲学问题提供基础的一项真正的哲学事业。这就是哲学思维中的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自然主义”态度和“心理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根源。

二、生理学的发展及其哲学意蕴

生理学本身纯粹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生物学范畴,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理解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及其结构的功能活动。它与哲学的“联娴”产生了实验心理学。这是因为,在传统上,人的意识或人类精神活动现象属于哲学的问题领域。但是,意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最终只能在作为个体组织而存在的人身上得到实现。因此。一旦生理学萌芽,便会在理论上构成一个素朴的信念,即将人的各种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如感觉、运动、思维等,理解为就是人的物质的神经组织的功能活动,从而将意识或精神纳入生理学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在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传统训练的生理学家之间普遍流行并被坚持的一个理论构思。这一构思在理论上的成熟化,就意识或精神这一实质上构成了哲学前提的论题而言,必将否定哲学的权威性并取而代之。

在自然科学体系中,生理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波林曾对此进行过广泛的考察,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生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实验科学,而且德国在这一领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生理学在19世纪上半叶的渐趋成熟,特别是有关神经生理学、脑的结构与机能和感官生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直接导致了科学心理学亦即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关于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之间的这种过渡关系,波林曾提出了一个隐含重大理论意义的历史事实。19世纪上半叶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主要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先于感觉生理学。这个时期关于感觉现象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与此同时,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没有机械的记录器可以构筑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终端,但他们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因而此类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便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这种缺乏批判性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也不必子此法以一名称,更不必提出现代行为学所提出的唯我主义的问题,尽管学者完成了这些种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判性的讨论。

正是因为当时的生理学家们没有批判性地讨论他们在自己身内可以接触到直接经验的性质,才使他们得以僭越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进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从而直接推动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这就是前述生理学家们的意识问题上的理论素朴性。后来的“纯”哲学家们,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坚定而强有力地掀起一场运动,以驱逐哲学思维中的“心理主义”并取得成功,正是以对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这种直接经验的性质进行自觉的批判性反思为基础的。而在心理学领域,甚至直到现在,对经验的性质的这种批判性反思却令人遗憾地未达到这种自觉程度。例如,赫尔姆霍茨关于神经冲动传导速率的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是纯粹生理学的范围,因而他很自然地就并未考虑其对心理学的影响。虽然就事实而言,历史证明,这种影响对实验心理学或称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以下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影响的意义,即认为其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对一种心理过程是可以进行实验和测量的,过去无法形容的“灵魂”居然可以时间化了,从而增强了19世纪生物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倾向,那么,这种理解就以上述理论素朴性为前提的。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3篇

知识经济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新概念,其内涵是指建立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学界通常把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归纳成知识经济,即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速,经济效率提高,全球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形态,目前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和运行模式,这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提出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从上一次宏观调控实现了“软着陆”以后,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增长十分迅速,已经被国际称为“世界工厂”。在GDP总量迅速庞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在宏观运行层面上的不平衡、不科学等弊端逐一显露,除了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之类的缺陷外,在资源的投入产出上严重不平衡也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致命伤:中国消耗了全世界25的钢铁、30的原煤、40的水泥;去年进口了9000万吨原油,今年将进口1亿吨以上,对石油进口依赖率正逼进危险的临界线(50),但如此之大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产出的GDP却不成比例,投入产出率只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近年来,我国原煤和电能等能源消耗的增幅明显高于GDP的增速,消耗弹性系数呈不断扩大趋势。按照我国GDP增长速度和目前能源消耗弹性系数增长的速度推算,我国未来对原煤、原油、电的消耗量基本上每5年增加一倍,这么高的能源消费,不仅资源不能满足,生态环境也不能承受。

低水平、粗放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中国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黄河充斥泥沙、时常断流;长江水质恶化、含沙量增加;中西部土壤沙化严重、空气质量下降,除了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低下外,中国经济缺乏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已成为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症结,这种趋势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党的十六大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问题落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工作,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目标,这是十分正确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使中国经济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来自知识经济两大基石的全球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来自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世界市场要素的重新配置、来自亚洲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起飞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的要求,则是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给出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我坚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将提高运行质量,继续迅速而健康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 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 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 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 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 )。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Latour)、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S. Woolgar)和卡龙(M. 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r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network Theory,简称ANT )。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 & 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 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 )(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 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5篇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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