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媒体特征；话语权；新媒体；多义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205-02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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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国外互联网管理：强化网络监管已成趋势[N].经济日报，2012-06-07.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发明一些集合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范式去把握和阐释各种社会现象。“青年亚文化”正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那里，是因应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观察年轻人的文化实践，并对之进行阐释时运用的概念。也因此，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然会发生变化。当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学术研究时，所面临的一个危险便是，无视自身的社会情境和文化语境，搬用现成的教条，犯下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错误。《表征与透视》对此显然高度警惕，著者特别费心地在导论和第一章都强调了我们今天谈论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语境，并据此界定“青年亚文化”。

人看成一个整体，并过度强调了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其实，该著作者与主张“青年消失论”的学者们，都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当下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但是面对这一变化展开文化批判时所持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视角殊为有别。其间的差异或在于，“消失论”者是以曾经的精英文化为标准，表达对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批判，而该著作者则站在相对温和的平民立场，在对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表示理解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解析和批判，并探讨青年亚文化与其发生的关系。同为“大众文化”，但是在两者心目中的含义不尽相同。持温和立场的《表征与透视》，以严谨的态度剖析复杂、多元、深含矛盾与冲突的青年文化构成，而并非追求痛快淋漓的言说，发表居高临下的论断。

通览全书后回头来看著者对青年亚文化的界定过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中国当代整体的文化形态和格局之中加以考察，尤其是参照主导文化对青年的期待来厘定青年文化的存在，从而区分出青年认同文化、青年亚文化、青年反文化、青年负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依据年龄，而是依据其与主导文化的距离来区分青年文化，这就凸现了青年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关系状态，也表明著者意欲以此来把握青年文化。在这个序列中，“青年认同文化”与“青年负文化”分别位于正负两极，前者以“认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固有的含义，即以“我是谁”发问的身份辨识和自我定位，而更接近于一种承认和趋同的意味。而“负文化”的“负”具有相反、背离、抛弃等含义，以之命名的青年文化便意味着对整个序列的颠覆。因此可以说，这个序列是包含着著者的立场预设和价值评判的“结构化”结果，它承认了主导文化的霸权地位。从逻辑上看，这意味着放弃对主导文化的省察和质询，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一种在中国当下特殊语境中进行言说的策略，即在两端固定的情况下，可以更为充分地谈论中间状态的青年亚文化和青年反文化。

其二，与上一点相关联，著者不仅在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中，而且在对青年文化总体的把握中来界定青年亚文化。著者指出，青年亚文化是“通^风格化、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和支配文化进行挑战的一种附属性文化方式，具有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这一界定本身基本上承袭了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观念，但由于著者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赋予这一界定更多的文化比较的内涵。首先，它避免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例外状态，另一个是以青年亚文化取代青年文化。其次，著者以青年亚文化为论说的中心，但并不意味将它从青年文化的整体中抽离出来，而是在与其他青年文化类型的比较中展开言说。再次，著者注意到青年亚文化存在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这并非对经典亚文化理论中所指出的抵抗/收编模式的简单套用，而是充分关注青年亚文化与其他青年文化，与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主导文化的混杂、互动、互渗、融汇的具体情况。

上述两方面不仅反映了著者所强调的“结构论”旨趣，反对以年龄来界定、衡量和评价青年文化的“世代论”，而且更意味着他以青年亚文化的言说勾连起复杂的文化关系，形成视野开阔的文化批评的场域。

于是，我们看到，著者在指出恶搞亚文化不乏智慧和创新，并可疏导郁闷情绪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中越出底线者对重要精神资源、民族传统的冲击与破坏。他在仔细剖析恶搞的典型案例《Q版语文》的戏仿与狂欢化之后，特别指出它与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的区别，并揭示它与商业炒作、资本运行、利益争夺的密切关联。著者还从网络文学对各种民族主义和国家问题的想象与思考中，解析出网络亚文化的“象征性解决”与现实困境及历史上的民族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并甄别和批判了其间狭隘、激进、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复土主义等。在对流行歌曲的谱系进行全面的描摹中，著者则解析出其间的怀疑者、出走者和破坏者这类“非角色青年”创造的亚文化，认为“他们的寻找、实践、建设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们的浮躁、偏颇和失败也引起人们的深思”。他在谈论青春题材的电影时，批评中国的“怀旧经济”庸俗化，有意无意地遮蔽过去的那些庸俗、阴暗、琐屑，镜头多聚焦于个体成长中的经历，而很少深入触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生存环境；与此同时，他又从中洞见了青年亚文化的认同焦虑和危机。由此可见，这些论述不仅指认了青年亚文化的确切存在及其意义，而且也揭示了其所产生的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了主导文化所宰制的文化整体的裂隙。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著者将青年亚文化置于青年文化序列之中，呈现为一种“在……之间”的状态，待看完全书对具体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的论述，我们则可以感受到，与对青年亚文化的定位相适应，关于它的言说形成了一种中介的力量，贯通起不同的文化形态，并将价值评判蕴含其间。这样的论述表明，著者力图从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中提取和淬炼青年亚文化的因素、质地和内涵，并在与文化、政治、经济、传媒、教育等领域复杂的联系中辨析其价值，评价其功能。这就显示出著者强调青年文化的“结构性”的意义。当然，对“结构性”的强调带来的“空间感”，也可能会冲淡对青年文化思考的“时间感”，即历史意识。著者对此颇为警惕，我们看到他对网络文学的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就深入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但在对其他现象的思考和评析中，历史感则相对淡薄一些。

斯图亚特・霍尔在谈到对美国嬉皮士现象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分析者要“尽可能地使尽浑身解数，设身处地地从嬉皮士的主观愿望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他将此称为分析中的“现象学”运动。这或许在根本上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研究者来说，只有努力将作为事实的世界从与主观感受和意识的相联中分离出来，才能把握事实的确切存在。对此，《表征与透视》显示出自觉的意识，强调对青年文化实践的“参与式观察”，主张多一些代入感，认为“这样才能注意到其中的复杂因素”。因此，虽然该书并没有网罗（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有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甚至对更为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也或有遗漏，但它所谈论的恶搞、网络文学、流行歌曲、青春电影几种类型，都建立在深入详尽的观察基础之上，让我们与青年文化实践的一个个细节相遇，在那些词语，那些画面，那些笔触，那些人物的命名，那些回荡的旋律中捕捉到关于青年亚文化的感性存在。这无疑是一种贴近的、理解的途径。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社会现实；抵抗性；娱乐性

亚文化是隶属于少数群体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仅仅为少数群体接受。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亚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生产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则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亚”字在字典中有“次一等”的解释，显然已带有阶层意味和结构意味，与社会所宣扬的主流区别开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亚文化其实就是处于非统治阶级的思想，即只是属于少数边缘群体，代表着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处于从属的地位，因而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与主导地位的文化相对抗的意味。依照美国学者波普诺在《社会学》中对亚文化做出的界定：“亚文化通常被定义为更广泛的文化的一个亚群体，这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亚文化的某种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包括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1]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群体创造，与其他群体与众不同，为青年群体所认同，形成独特的青年生活方式以及态度，并与成人社会相反抗的文化现象。

一、我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纵观我国当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从嘻哈文化到恶搞文化，从杀马特到小清新，从潘课幕到二次元再到宅文化，以及网络文学、同性恋文化等，种种亚文化现象层出不穷，显著多样。我国青年亚文化之所以出现，则与青年所处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艾伯特・科恩在著作《越轨男孩・帮伙文化》提出了“问题解决”假设来探讨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他从亚文化产生的根源入手，认为每种行为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换言之，出身低的青少年面临着身份地位低下、嘲弄、被社会抛弃等等现实问题，因而产生了各种亚文化现象与行为，形成非主流，与主流区分开来。艾伯特・科恩的这一“问题解决”理论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依然有借鉴意义。洞悉青少年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快速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严峻的就业形式，盛行的消费主义以及自身潜在的学业压力，无法获得解决的现实问题，无疑给青年的生存套上了金刚罩，牢牢地被拖住却又无法挣脱，只能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去逃避以及缓解社会带给自身的压力，因而形成一种潜在意识的想象性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亚文化的风格表达自己，表达对压力的宣泄，希望社会现实获得关注的微弱呼唤。

二、我国青年亚文化的特征

与西方青年亚文化发展历史所不同的是，我国的青年亚文化大多处于后现代主义浪潮之下，因而呈现出与伯明翰学派研究下青年亚文化相比显著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抵抗性逐渐弱化。英国伯明翰学派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对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无赖青年和摩登族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作了详尽讨论，将青年群体所表现出的风格视为一个符号的集合，一个战场，对主流文化宣战以及抵抗。“微不足道的物品”能够神奇地被挪用，被从属群体“盗用”，承载着“隐秘的”意义：这些意义以代码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抵抗形式，抵抗着使他们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秩序。[2]在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之中，“阶级”、“抵抗”是重要的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就是青年阶级的意识形态，青年的风格就是青年得以表达自己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手段。但在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与西方青年相较而言，已明显的弱化，简言之，即是“微抵抗”。一方面与当前我国的社会阶级不复存在密切相关，尽管青年间存在一些阶层，但阶层间并无对立性。另一方面，源于主流文化的相对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青年亚文化具有的抵抗性和反叛性，转而变成了一种戏谑，一种恶搞，以及一种态度的宣告，如杀马特亚文化。位于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90后青年是社会转型中的乡村失落者，另类甚至怪诞的形象只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尝试，其风格也只不过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而已，颇少了些强烈的抵抗性。此外，青年亚文化的微抵抗与其最终不可改变的被收编宿命也密切相关。商品化和媒体的贴标签和重新界定无疑使得亚文化的内涵变得如此单一和平淡无奇，青年亚文化的表达变得如此“低廉”，丧失了浓厚的抵抗性，只是沦为一种景观、一种奇观的存在。

（二）娱乐性增强。我国青年亚文化的表现风格更多的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解构是后现代评论家喜欢的一个词语。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巨型文本，对其叙事、氛围及表现手法等解构，并实现建构，改变了原有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意义因而实现了由严肃化变为平常化、戏谑化。如恶搞文化，《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式的调侃、“杜甫很忙”以及“人生若只如初见，社会主义天天见”等类似的戏仿，故意曲解原有的意义，实现了网络式的狂欢。恶搞文化是对作品的重新审视与解读，通过夸张、拼贴、模仿等手法对经典的作品、权威的人物或严肃的事件进行解构、重组和颠覆原有的所指，消解了原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实现搞笑、戏谑及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现象。亚文化青年借用恶搞手法对社会事件进行解读，用嘲讽的态度对待严肃话题，其最终目的在于娱乐自己，娱乐大众，充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赫伯迪格在著作《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就算亚文化是文化，但它算艺术吗？赫伯迪格的这一问题无疑表现出了他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态度以及思考。纵观亚文化的形成与过程，其中都伴随着亚文化群体对于流行的指向。如2007年出现的小清新，LOMO相机、白色帆布鞋、棉麻连衣裙的标配，掀起了一股流行的清新风。此外，即使亚文化是属于少部分群体的文化，纵然社会强调的是主流文化，但与社会主流对立的小众文化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内。文明开放的社会是兼容并蓄，是多元并存的。青年亚文化就像是存在于主流文化中的一条鲶鱼，为主流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每一个亚文化群体的产生都与社会的状况息息相关，当一种亚文化出现时，主流媒体首先做的是秉持尊重的态度，对青年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关注青年亚文化背后折射出的现实意义才是我们亟需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主文化 亚文化 犯罪亚文化 青少年犯罪 

一、犯罪亚文化概述 

 

实证主义刑法学派的先驱者之一,意大利犯罪社会学家恩里科·菲利指出,犯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每一个社会,无论性质如何,都有自己的犯罪形态。犯罪如此,作为特殊群体的青少年犯罪也是如此。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从暴力型犯罪如杀人、抢劫、强奸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计算机犯罪等均有参与,犯罪数量日增,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大多由社会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具有特别大的影响。 

亚文化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它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其负面走向极端,发展成为极端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一般不直接产生犯罪。 

所谓犯罪亚文化,是指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中逐渐形成并予以信奉和遵守的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犯罪亚文化主要存在于一些犯罪团伙中,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犯罪团伙中。内容包括对犯罪的赞赏态度,将犯罪活动合理化的技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理赃物的方法,物色犯罪目标的能力,逃避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的手段,寻找犯罪同伙的方法等。犯罪亚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一些青少年在刚刚走上犯罪道路时,从事犯罪活动往往是不自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程度的加深,犯罪亚文化便成为其思想和行为的主宰,犯罪活动也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犯罪亚文化力量的牵引下,犯罪青少年形成了一套悖于常人的价值观念:花天酒地、“出人头地”、哥们义气、“活着就是为了享受”……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青少年犯罪表现出暴力性、凶残性、反复性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等行为特性。相反,如果违反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行事,则会受到谴责、鄙视、非难甚至无情的惩罚。 

青少年生理发展相对较快与心理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致使亚文化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重中之重。 

 

二、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结构的转型为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的挑战,即孕育出不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少年,由于社会化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在亚文化的熏染下产生犯罪。 

(二)主文化价值观判断方向的偏离和模糊性,为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青少年在选择主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时,基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青少年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比较统一。而当社会处于急速的变迁中时,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其既没有有力的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的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价值观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出现多重性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此同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作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了其行为的不断发生,同时也为亚文化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失衡与同一利益群体的心理互动,为亚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凸现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人利益倾向逐渐得到社会的合理化认同,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竞争场中,合法合理的竞争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要求。而当个人利益通过主文化的竞争场无法满足时,便会寻求一种违法犯罪的竞争场去实现。这种竞争场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欲求成为青少年的参照标准。然而,社会财富及获取财富的合法途径毕竟是有限的,利益欲求与实现途径的现实矛盾,使社会群体感到致富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通过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影响以及亚文化对此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关心和爱护,给予科学、健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给予丰富多彩而又昂扬向上的文化滋养,以使他们在作为国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时,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发展,这无疑是全社会的期望,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使青少年远离犯罪亚文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家庭教育科学化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第一课堂,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布雷萧在其畅销书《家庭会伤人》中曾经所写的:“一个人成年后,所有行为都可以在他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中寻找到答案。”家庭教育方法失当,是导致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影响,违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预防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防止因教育不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强家庭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职能,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对青少年早期智力的开发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开导。加强家庭教育,必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营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气氛。父母与子女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时掌握,并通过及时的分析评价,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子女的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获得理解需要得到满足,产生愉快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倾向。其次,帮助子女构建正确的需要结构。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子女,家庭成员应充满爱心地去了解、感化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行为方式。 

(二)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 

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课堂。学校要把以“提高升学率”为主要目标的功利化的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法制观;切实抓紧抓好,要营造一个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注重教书,更重育人,不要把“双差生”推向社会犯罪的边缘。 

(三)加强政府监管,还青少年一片净土 

有关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社会娱乐性场所的管理,严禁青少年进入营业性舞厅、歌厅、游戏厅、网吧;坚决整顿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加大“打黄”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传播淫秽音像光盘、图书,扫黄打非、禁赌、禁毒,彻底清除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毒根,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弱化消除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应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要自觉地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意识,使自己真正成为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 

(四)针对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机构组织,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强化社区功能,鼓励社区扩建或新建娱乐设施,利用俱乐部和讨论小组等形式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利用普法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改变社区旧有的观念,号召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比如,美国大力宣扬“美国精神”和青少年志愿服务;德国对青少年进行“民族性格”及“善良教育”培养,这些做法颇值得我们借鉴。通过这些活动把少年从不良群体中解救出来,并且培养他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区意识。通过有组织地看望即将释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完完全全的成员。如果能够解决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就能够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为他们回归社会和重新社会化提供生活和成长环境,控制、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王洛.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犯罪亚文化的概念

“亚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886年。“亚文化”（subculture又译为‘次文化’或‘副文化’）是一种既包含主流文化又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文化。Subculture一词通常表现为两种含义：（1）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是其本来含义；（2）由奉行这些不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是其派生含义。

随着社会发展，“亚文化”一词已经突破文化学范畴而被引入犯罪学研究之中，美国犯罪学家艾伯特？科恩在1955年出版的《少年犯罪者：帮伙文化》一书中率先引入“亚文化”概念，以此分析青少年帮伙行为，认为下层阶级贫民区存在着一种少年犯罪文化和少年犯罪亚文化群体，他们是下层阶级少年为克服社会适应困难或地位挫败感而产生的群体性反应：这些亚文化和中产阶级的文化相矛盾。遵守这种帮伙亚文化，必然导致越轨和犯罪行为。

该理论不断发展而得以完善。形成犯罪亚文化理论，将其概念定义为：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中逐渐形成并予以信奉和遵守的。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现象的综合体。该理论运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犯罪现象，特别是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理论的总称。

二、犯罪亚文化的产生原因

一定的社会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现象相适应，犯罪亚文化的产生亦是如此，具体来讲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不同利益群体所获利益不均，产生个体心理失衡，为犯罪亚文化的产生奠定心理基础

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不同文化观念价值体现不同的利益倾向。由于教育、财产等方面的差异，主体所获得的利益分配不均匀。当这种不均匀的持续发展时，由于不能通过主流文化的手段在现有利益分配机制下得到满足，利益主体就会寻求另一种极端的违法犯罪的方式来实现。由于这一利益群体成员没有社会经济地位而被社会排斥，所以持有相同思想而又处境相同的亚文化群体就纠集在一起。力图相互支持、相互满足彼此需要寻求能感受到自己存在价值的生活方式，包括参加犯罪团伙和从事犯罪活动。出身社会底层的青少年，长期被传统社会排斥，几乎没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却可以较多的接受较多的非法机会，这样便结成自己的犯罪团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一种脱离社会主导文化的犯罪亚文化群体。

（二）主流文化价值暴露出的弱点为犯罪亚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青少年是一群特殊社会群体，正处于未成年向成年的过渡时期，身体发育逐渐完善，但是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模仿能力强，逆反心理天生的会对主流价值产生一种抵触情绪，青少年希望通过这种反叛心理来换取更多的注意以此体现自己的价值。如果受到不良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且不能进行的及时教育改正的话，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在社会快速变化的复杂形势之下，由于原有主流文化较为单一，对新情况的出现缺乏相应的预见能力，会出现一定的滞后性和空白之处，同时也没能对新形势下的各种消极因素给予合理的批判和消除。由于青少年认识观念的模糊性，没有对主流文化形成统一的认识标准，这就给犯罪亚文化的传播以可乘之机，“犯罪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恰恰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了合理化的理论支持”。故，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主流文化的缺陷，往往为犯罪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舒适的温床。

（三）社会结构转型为犯罪亚文化提供了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主导统治使得犯罪亚文化没有多少存在的余地和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逐渐放开，使得犯罪亚文化得以趁虚而入。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一些与主流文化不相适应的带有消极和反逆性的文化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这又使得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多元化的文化价值使辨别能力不强的青少年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迷失正确的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犯罪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

三、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有着甚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亚文化能够催化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

在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行为指的是犯罪人在一定犯罪心里的支配下实施的违反刑事法规定，应该受到处罚的行为。犯罪行为都是在犯罪心理支配下实施的。没有犯罪心理就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个体在面对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会产生心理冲突，这就会产生一种挫败感。再加上一些人际关系中严重的淡漠性，往往会激发不良的情绪反应。导致在控制能力降低。由于青少年辨别是非能力较差，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在面对这种心里的挫败感之后，往往找寻不到正确的化解途径。往往走上犯罪的极端道路之上。以此发泄其不满情绪，而这正是犯罪亚文化往往迎合了青少年的这种心理。将其潜在的犯罪心理激发出来。

（二）犯罪亚文化对违法行为的合理化解释为青少年犯罪提供理论和价值观方面的参照基准

化为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提供理论上的价值观支持与行为规范的参照标准。亚文化对主文化的直接对抗，使与社会主文化相悖的行为在亚文化的场内合理化、合法化。这样不仅能够减轻、淡化主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在犯罪青少年心理上的恐慌和压力，甚至还能够消除其违法犯罪之后的罪恶感，助长其违法犯罪行为的进一步发生。青少年为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而获得这种所谓的“自我价值实现”最快而又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他们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胆大妄为，无所顾忌，并且在犯罪团伙之中，为了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江湖义气”，将违法犯罪视为儿戏，只是一种获得认同感的手段。这样就更加强化了青少年犯罪的决心和勇气，并且在犯罪亚文化的指引之下，各行为人之间的交流更加的紧密，其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所有这些对犯罪起促进作用的，恰恰是犯罪亚文化所倡导的。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这种显著而直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和小觑的。

（三）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团伙化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提高了青少年犯罪的技能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之中，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通过正常的手段其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所以往往会转而求之于违法犯罪行为，这在青少年犯罪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犯罪亚文化为他们提供了滋生环境。一些青少年的行为不被主流文化观念所接受，会产生一种挫败感，此时他们会趋向于有着共同境遇和心理的群体，彼此之间相互帮助，逐渐形成一个群体，在受到不良犯罪亚文化影响之后，他们便通过实施犯罪来形成犯罪亚文化群体，最后向团伙方面发展，演化为犯罪集团。另外。这种团伙集团一旦形成，成员往往较多，又加上犯罪亚文化的控制。集团成员之间会相互交流犯罪经验，作案手段不断娴熟，从而犯罪技能得以提高。

四、结语

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的文化，其天生具有一定的因素的存在。再加上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固有的特点，很容易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而实施犯罪行为。所以有必要对这种犯罪亚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从而为遏制青少年犯罪提供有力的武器，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和未成年犯罪人的帮教工作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2]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