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度认识农村青年就业的战略意义

1．农村青年就业对服务党政，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安徽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发达地区转移异常活跃，异地务工、经商者增多，人口流动频繁，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外出流动人口流量大、分布广，且以经济性流动为主。省际流动规模居高不下，已成为全国有名的外出流动人口省份之一。根据2003年人口抽样调查推算，调查时全省外出人员达1193万人，占到全省户籍人口总数的18.6，也就是说，平均每五个安徽人有近一人外出。其中外出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人员为953万人，外出到省外半年以上的人员有720万人，各项指标较上年均有20以上的增幅，是近两年外出增幅较大的年份之一。在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中，务工经商的人员占79，与前两年相比，经济型的务工经商人员比重继续上升。2003年安徽省

农民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人均529元，同比增加99元，增长23，增幅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对农村青年资性收入的增长贡献率达89.2；农民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64.7，比上年增加3.9个百分点。可见，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劳务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也带来了大量的信息技术和观念的转变，对缩小城乡差异，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是一项弱势行业，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目前农村人均耕地少，土地的经济效益低，大部分农村青年都不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如何使广大农民增收增效，尽快富裕起来就要开展青年就业援助行动，推荐农村青年上岗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2、农村青年就业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社会竞争日渐激烈，特别是农村青年的就业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和难度，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已上升为家长、学校和社会都非常关心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无业青年数量的逐步增加，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成长、家庭的安宁、社会的稳定。当前，青年闲散在家的主要原因是失业。失业的责任并不全在他们本身，他们中有的是有劣迹、风气不好的，但更多的还是遵纪守法的青年。但是后者如果长期闲散在家，无事可做，容易养成懒散的习惯，降低辨别是非的能力，如再不重视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缺乏必要的引导和教育，就容易接触社会上一些不良的东西，误入歧途，可能成为犯罪的后备军。如果做好了无业青年的教育管理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岗位，就可以从源头上、战略上防止青少年犯罪，使奉贤的社会治安工作做得更好。

3、农村青年就业对提高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具有深远的意义。做好农村无业青年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是一项社会的系统工程，不仅在于预防犯罪，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共青团组织一直提倡以作为赢得地位，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为党的事业赢得青年，是共青团的根本任务。竭诚为青年服务，是共青团团结、凝聚青年，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的重要途径。共青团如果能把农村闲散青年的教育管理工作主动抓起来，抓出实效，自然而然就会有青年凝聚在团组织的周围，就能赢得更大、更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团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不仅要团结、培养先进青年，同时也要做好弱势青少年群体的凝聚和服务工作，进一步扩大团组织的覆盖面和工作领域，巩固党的青少年群众基础，从而提高团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

二、影响和制约农村青年就业的主要因素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调查显示，2004年各地使用农村青年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家装（48）、纺织服装（20）、机械电子（11）、饮食服务（8）等行业。这些企业大都对农村青年的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文化水平方面，90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其中20以上的岗位需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技术水平方面，80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水平，81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文凭这个大多数农村青年曾经陌生的字眼正在走进他们的生活，靠力气吃饭的日子正越过越难。就业问题专家莫荣指出，“入世后农业的比较收益可能减少，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的动力将显著增强，这使得如何引导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成为重要课题。”有关专家分析，加入WTO，对我国就业的影响虽然有一个滞后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劳动力供求矛盾还将进一步突出。莫荣强调，“近两年，各地普遍把素质门槛作为调控农村青年流量的杠杆，这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供大于求，如果不对进城农村青年的素质予以限制，就会加剧盲目流动，放大农村青年进城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国际贸易日益规范，对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质量的产品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莫荣指出，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既要靠政府组织又要依靠信息引导。目前各地在为外来农村青年提供信息、加强服务等方面有所改进，但在对农村青年的培训等方面做得还不够。他说：“劳动科学研究所近两年在全国100个地区设立了1000个劳动力流动监控点。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全国各地经培训以后再流动的农村青年平均不到30。因而加强培训，提高农村青年素质是当务之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造成目前广大农村青年就业率不高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农村青年自身素质欠缺。

1．受教育程度低。2002年的资料统计显示，在全国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7.4，小学程度的占31.1，初中程度的占49.3，高中程度的只占9.7，而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全部青年流动劳动力的13.6（参见“中国统计信息网”，2002年4月28日的统计分析）。为改变这种状况，1999年国务院转发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积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意见》，提出新生劳动力和其他求职者，在就业前接受1-3年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掌握一定职业技能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但实施效果十分不理想。2002年湖南等四省的抽样调查显示：未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初中及初中以下水平的农村青年为42.2，高中水平为15.9。2003年有5287家企业接受调查，其中3563家企业90以上的岗位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0以上的岗位需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在技能方面，80的岗位需要初级工，其中13的岗位需要具备中级工资格；熟练程度方面，81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企业对农村青年的知识要求与农村青年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形成强烈反差，结果，在劳动力市场中，农村青年只能作为低层次劳动者。

2．劳动技能匮乏。劳动技能匮乏的第一个表现是仅以提供劳务谋生，职业领域狭窄。但农村青年对提供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并未感到不满，这里有“当个工人总比在家务农强”的观念，有文化水平低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也有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惰性。第二是违章违规作业、不文明生产、偷工减料、野蛮施工等，致使工作质量低劣，安全事故频发。“农村青年做的”，往往成为低劣产品的最佳借口。造成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在于技术力量低下，深层的是农村青年无视操作规范，缺乏现代企业职工的基本素质。第三是技能低下，无法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现代城市生活服务，己不仅仅局限于家务劳动，照管婴幼儿、照顾老人、服侍孕产妇及病人等，还需要辅导服务、陪伴服务，甚至文字操作等全面化、技能化、专业化服务。显然，文化程度低又没有接受过家政训练的农村青年，无法履行更高层次的服务。造成技能素质低下，与缺乏培训直接相关。雇主没有提供学习培训机会，但农村青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学，不愿承担培训费用、不主动了解培训信息等，也是他们失去学习甚至拒绝学习的重要原因。

3．竞争能力贫弱。农村青年要在城市获得发展，参与城市人竞争，就需要与各种城市人打交道，扩大就业信息渠道，实现合理流动。这些方面正是他们的能力弱项。首先，以血缘、朋友、打工同事为纽带的社会交往圈，限制了在城市的发展。农村青年在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广泛的职业资源和其他资源，是由异质群体提供的。相对于农村青年来说，这种异质群体，也就是城市人群体和各级组织机构。与城市人交往面越广，获得介绍机会也越多；与各级组织机构打交道多，获得支持或引起重视程度就高，拓展城市生存空间的机会也越大。而农村青年信任的老乡、打工同事，人际间的同质性很强，无法提供更多更有用的生存信息和发展信息。这些群体本身也处于社会边缘，没有实力帮助农村青年在城市中打开局面。更严重的是，亲戚关系、老乡关系都带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旦他们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因某种原因无法在城市中继续生存，马上使一大片依赖他生存的人失去了生活着落。面对城市，农村青年只有深深的失落和无奈。其次，获得打工信息的渠道原始而单一，致使许多人只能盲目地走南闯北，生活在城市底层。绝大部分农村青年的打工信息是在家听说的，或老乡、亲戚口传过来的，这种道听途说的信息往往具有重复性、狭小性、低级性、单一性和失真性，不能提供广泛、及时、准确的打工信息。许多农村青年满怀希望进城，却因找不到工作而失望地回家乡。有的人不甘心就此一无所获，滞留城市成为闲散人员，甚至寻衅、斗殴、越轨、犯罪。为什么农村青年不通过职业介绍所寻求工作机会？他们说：“没听说过”，或者“职业介绍所是骗人的”。孤陋寡闻加片面认识导致不能合理利用正式的社会信息渠道。再次，在知识、技能不足的情况下流动，无法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形成合理流动有两个因素，一是推力因素，即地区经济差异和剩余劳动力；二是拉力因素，即发展自我的愿望、获得技术、知识、就业及高工资的机会等。只有在推力、拉力的合力作用下，流动才能帮助人提高生存质量。显然，农村青年在缺乏拉力要素的情况下流动，想要学习有障碍，想要就业有限制，想要高工资又无技能，信息能力不强，无法跨越低职业圈。在这种情况下，流动反而促使其生存竞争力进一步下降。

4．自我保障意识低下。改变农村青年城市边缘人现状，一方面要呼吁社会重视，促进农村青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农村青年要积极争取属于自身的权利。让人十分吃惊的是，农村青年对改变自身的保障状况甚为麻木。首先，对医疗补助、子女读书、消费水平、住房条件、社会地位、就业指导、工作环境、学习培训等不足甚至空白的保障条件，却评价为“还可以”。低评价导致低满足，使他们“自觉地”远离社会保障条件之外，生活质量失去了最基本的依托。其次，愿意接受低保障或无保障条件来换取就业机会。许多农村青年为了在建筑、商贩、家庭服务、修理、餐饮服务等行业中不被城市职工替代出局，愿意不要职业保障，不要福利待遇，以极低的工资换取“饭碗”，无视保障权利，却从内在抑制了改变生存状况的动力。

5．二等公民心态。这是一种由过激行为和回避行为导致的“矮城里人一等”的心理。过激行为是面对自身权益受侵害时，不寻求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社会的正常途径解决，而是采用要挟、暴力、抢劫霸占等违法手段来捍卫自身权益，结果由受害者成为害人者，遭人唾骂，自觉卑劣。回避行为则体现在很少与城市人打交道，形成原因与他们不能自觉跨越语言障碍、意义障碍、情感障碍有关。语言是划分社会身份的重要工具，浓重的乡音让他们总感觉“非城市人身份”，不敢与城市人“平视”，也无法进入城市人生活文化圈。认识障碍是对自我、对城市的认识发生了矛盾。农村青年进城后，往往用“农村标准”看待城市生活，结果理解不了城市，又不愿回到原来的农村生活；找不到进入城市后的自我，也失去了原来的自我；对眼前的社会和自我产生怀疑，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情感障碍体现在害怕城市生活，与城市的一切相去甚远，感到自卑而远离城市人。以上障碍是农村青年实现城市化过程所必须跨越的，显然，他们没有自觉跨越以上障碍，没有调整原先的认知和行为，因此，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无法获得城市人的认同和理解。这一切加深了“不如城里人”的二等公民心态。

6．职业目标不明。对职业有明确的打算和规划，是自我发展的重要条件，显然，农村青年的职业打算十分模糊：一方面纷纷外出，把外出打工看作是一种时尚；另一方面对“为什么打工”“未来怎么发展”十分茫然。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调查，将近60农村青年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走一步算一步，可能的话，就继续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下去”。茫然而听从命运安排的职业态度，造成更多人的职业行为短期化、低级化，只是打工挣钱而已，不能有效收集职业信息，一年之中在家乡和工地之间盲目奔波。虽然，农村青年对未来的长期打算是否能够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制度框架，但是，自我发展方向模糊，职业目标不明确，会导致职业生活的不稳定状态，反过来又影响到农村青年个体进入城市发展的主观努力，降低职业竞争力。

7．生活满意度“低”。我们从收入、住房、工作时间、消费、福利等方面看目前农村青年的生活水平：月收入基本处于400-800元之间；20平方米的住房住2至8人不等；29.6的人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72.5的人每周工作7天（《都市里的村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每人每月的平均食品消费在80元左右，有的在50元以下；根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医疗、住房、退休补贴等福利待遇（刑维刚等：《北京外来人口贫困问题研究》，《青年研究》，2002年第8期）。与城市职工相比，生活水平显然偏低，但农村青年的评价是“还可以”。其他相关资料显示，农村青年与在家做事的农民相比，除收入稍微高一些外，社会地位、社会权利、个人尊严等方面并没有超过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在家务农者。对此，他们仍然感到“比以前好”。什么原因导致农村青年对生活满意度评价如此之低？一是“以钱而论”，只要工资水平有所提高，就是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二是局部满足，只要一个局部方面的改善，比如住房的建筑质量比家乡好，能遮风避雨等，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三是感官快乐，只要生活在城市，看的多了，听的多了，不那么闭塞见世面了，就是生活得比以前好，至于感官快乐与物质满足是否有距离，这并不重要。“低”满足带来的只能是低发展。

8．城市生活障碍。人的城市化，指的是闲暇生活丰富而复杂，职业生活节奏快而竞争强，日常行为精致而规范，人际交往表面而异质，个人生活个别而自主等城市生活方式。所谓城市化障碍，就是与城市生活方式存在距离甚至冲突，如：娱乐生活内容贫乏、质量低劣。扎堆看电视、打牌、阅读色情性凶杀性杂志，是农村青年业余生活的三大内容，而这些却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打架斗殴、、、等犯罪行为。职业生活准备不足。大量农村青年无一技之长，无上岗资格，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只有天天站在路边，等待着别人挑选。他们除了祈祷运气和准备吃苦外，无所事事。缺乏起码的城市行为规范。城市行为是指与城市文明价值取向相一致的行为。与城市文明相背的行为，在农村也许是正常的，在城市却属违规，比如无证摊贩、捡破烂、露宿街头、小群体聚集、围观寻衅、衣冠不整、污言秽语等。更深沉的问题，是农村青年并不认为这些行为违规，由此可见农民“文化确定的意愿与城市社会结构提供的实现这种意愿的途径之间存在着分离”。这是两种文明的冲突，不能弥合，将延缓农村青年的城市化进程。精神保障是针对农村青年在城市生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心理、文化、政策层面的服务，以解决农业文明条件下养成的行为失范、习惯不良、心理灰暗、人格缺陷等问题。精神保障相当于社会福利中的社会工作服务，通过教育的、文化的、维权的、心理方面的服务，使他们提高素质，增强竞争力，最终达到自我保障。

其二，社会服务工作有待加强。

如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合理、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已成为关系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我们对农村青年转移就业服务工作进行了调研。安徽省岳西县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全县外出务工人数已达7万余人（含季节工），劳务创收3.5亿元，约占全县GDP的1/4。该县目前农村尚有剩余劳动力4万余人，从数量看，劳务输出仍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调查结果同时显示，该县的劳务输出，呈现两多两少现象，即无序流动人员多，有序流动人员少；粗壮型劳力输出多，技术型劳力输出少。进一步做大做强劳务经济，在增加劳务输出数量的同时，必须将重点放在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上。

1．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调查显示，小能人在全县整体劳务输出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小能人，通过市场锻炼，逐步地由打工者变为组织输出者。姚河乡马石村的陈祥枝，十几年来一直在组织劳务输出，她带领姚河等乡镇的妇女，在巢湖等地从事季节性水产、蔬菜加工，近年来，共组织输出劳务近2000人次，没有出现过一次安全事故和劳务纠纷。据不完全统计，像陈祥枝这样的组织劳务输出小能人在全县数以百计，正是他们的努力，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走出了大山，走向市场。据调查，2003年该县输出的7万劳工中，80以上是靠亲带亲、友带友、邻带邻的办法输出的，通过政府、职业学校和劳务中介有组织输出的约7000人，仅占10。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使得该县输出的大部分劳工，在外地市场的职业分工中处于低端地位，在维权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更难以打造有影响的劳务品牌。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应该靠市场的办法，培育壮大更多的中介机构、专业组织、培训输出机构。只有中介主体强大了，组织化程度才能真正提高。

2．专业技能培训急需加强。近年来，该县加大了新增劳动力劳动技能培训力度，初步构建起教育和劳动、扶贫部门相结合、政府和民间相补充的劳动技能培训格局，向县外劳务市场输出一大批技能型人才。县三所职中和劳动技校，每年培训输出达800余人；民办的飞龙职业学校自2001年创办以来，共推荐700多名学生到省内外就业，民办远大电脑学校2003年初创办以来，已累计培训计算机操作人员180余人；另外，在各方面支持下，县劳动就业培训中心通过扶贫培训，近年培训并向外地企业输出了1000多名贫困户子女就业。这些技能培训机构，紧盯市场需求，开设热门专业，实施对口培训，向企业定向输出，并为输出人员提供跟踪服务。该县职中和飞龙职业学校负责同志介绍，他们培训的学员，在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企业就业，月薪平均在1000元以上。并且，一部分优秀学员，在企业已进入管理层，飞龙职业学校的一名学生，在富士康集团搞管理，月薪达7000元。各乡镇对农村青年培训也做了一些有益探索。特别是各乡镇劳动保障所成立后，大都把农村青年的培训作为工作重点。例如白帽镇为了让外出农村青年知法守法，自觉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每年都举办两三期法律培训班，并印发大量的普法宣传材料。然而，能够参加培训的农村青年毕竟是少数。与新增劳动力培训相比，农村青年培训特别是专业技能培训，无疑是薄弱环节，有待加强。

3．维权任重道远。在维护外出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方面，该县有关部门和乡镇这些年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02年7月，该县部分女工在广东东莞一家鞋厂打工，出现甲烷中毒后被迫回家。县妇联知悉情况后，立即派人赴广东，在广东妇联等单位支持下与厂方交涉，为中毒打工妹解决了住院医疗费用，并追讨部分拖欠工资。1995年3月，白帽镇农村青年刘某在泉州一企业遭遇工伤，厂方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白帽镇驻泉州劳务办事处接到投诉后，立即与厂方严正交涉，为其落实了1万多元药费和补助。2001年，来榜镇青年沈某在外打工，因事故死亡，该镇司法所所长受镇党委政府委托，与用人单位艰苦谈判，为死者家属要回8万多元赔偿。在采访过程中，笔者听到许多有关乡镇党委政府和司法所积极为在外地出事的农村青年处理善后事宜或维护正当权益的感人事迹。由于大量的农村青年是无序外流，没有正式的用工合同，加上部分部门的服务不到位，致使劳务维权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与缺位。维护农村青年合法权益，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培训宣传，提高农村青年的素质，增强农村青年维权的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帮助农村青年维权的长效机制。

4．信息资源缺乏。信息来源少，有价值的用工信息更少，不能及时了解企业用工动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情况，难以实现劳力和岗位的有效对接。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的强烈愿望，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团组织花费较高成本获取的宝贵而真实的信息，却没有大量可供输出的劳动力，资源白白浪费了。资金投入不足，基础性工作体系不完善，劳务输出组织网络不健全，工作开展不到位。

5．指导服务不力，组织化程度不高。目前农村青年外出务工主要还是靠亲友帮带，是自发型的、松散型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仅有的几家劳务中介机构目前处于无序的不规范竞争状态，各自孤军作战，难以协调一致，不能形成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增加了劳务输出的成本。有些部门受利益驱动或者为了应付上级安排的工作任务，对所搜集的用工信息未经严格审查，也没进行实地考察，盲目组织人员外出务工，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待遇、人身安全等缺乏有效保障，当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地予以协调解决，由于服务不到位，导致外出人员返乡，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劳务输出机构的声誉和形象。

三、全面推进农村青年就业的几点建议

根据党和国家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发展目标，适应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发展变化，针对农村青年就业需求，我们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实施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积极推进农村青年转移就业促进计划，培养大批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着力开发农村青年人才资源。二是组织农村青年为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贡献力量，不断丰富农村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青年积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大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在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把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成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的同时，大力推进青年中心建设，使之成为集聚人才、联系青年的新纽带，服务青年、服务社区的新平台，切实加强农村基层青年组织建设。要紧紧围绕“四大领域”做大做活农村青年转移就业文章。一是引导农村青年向农业深度和广度转移就业；二是引导农村青年向农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三是引导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和向城镇转移就业；四是积极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农村青年向境外转移就业。

1．转变观念，促进农村青年就业。农村青年就业难，首先难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没有切实转变观念，还没有改变在农村青年管理上的“短视”行为。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和地区的壁垒。一些城市在自身就业压力下，习惯于从短期和局部利益考虑，限制农村青年进城，或对他们实行就业限制甚至歧视，城市就业体系中难以见到农村青年的身影。游离于体系之外的农村青年很难找到岗位，即使找到了，也因为缺乏有效的政府管理，拖欠工资的遭遇时常发生，自身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这种就业政策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壁垒，使农村青年进城就业和生活的门槛越来越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没有全社会的进步，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最终也会失去空间。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取消对农村青年进城就业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千方百计地将农村青年纳入城市建设和管理体系，既是促进农村青年就业的现实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解决好农村青年就业，是一项极为艰巨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城市管理、社会保障等宏观改革的配套实施，任重而道远。只有全社会形成合力，正视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千方百计地探索解决之策，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真正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同样，我们要利用一切形式广泛宣传，加强对农村青年就业观念教育，引导农村青年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经常深入青年，了解广大农村青年的所想所盼，通过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农村青年消除顾虑，积极鼓励、合理引导农村青年外出务工。

2．促进农村青年就业，还需要下大力气做好农村青年的培训工作。我们要整合社会各类培训资源，加大集中培训力度，重点做好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青年农民综合素质，使外出务工人员都能顺利地上岗就业。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关于农村青年收入的调查显示，无技术的农村青年收入不到有技术的农村青年收入的60。在一些城市，一方面是大批进城务工的农民找工作难，另一方面是企业需要的有一定技术和技能的工人短缺。浙江永康职业技术学校、北京联合大学、淄博工业学校，义乌城镇职业学校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培养的掌握各类技术的毕业生供不应求，有的用人单位提前预定下一年的毕业生。他们掌握的各地用工信息表明，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普遍受到用工企业的欢迎。随着我国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耗能高、污染大、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低的企业在城市里逐步减少。现代服务业、物流业、电子信息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等快速发展的产业，需要的都是有文化、有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没有受过职业培训的劳动力很难适应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因此大批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自觉学习一门技术，接受灵活多样的技能培训。信息匮乏、观念滞后、谋生技能不高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农村青年在城市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他们在城市里付出极多，但所得却很少。绝大多数人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难以在城市立足，更谈不上改变身份和地位。一些农村青年在竞争乏力的情形下对城市产生抵触心理，少数人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培训是就业的基础，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下大力气组织好对农村青年的培训，使他们拥有一技之长，了解城市竞争与生活规则，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增强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使他们在城市中稳定就业，和城市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农村青年的流动性相对较大，现代青年的思维活跃，独立性相对较强，自我意识普遍较强，不易监督管理，频繁跳槽的现象十分普遍。加上免费有证培训力度不足。由于免费有证培训的对象目前还仅限于城镇户口的无业青年，而占多数的农村青年往往是最需要帮助的。由此就存在着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每年城镇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职能部门为找不到生源，难以完成指标任务而发愁，另一方面广大真正迫切需要培训的农村青年却苦于求学无门。结果往往造成我们的工作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希望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多为我们农村青年考虑，统筹考虑，适当将政策向农村倾斜，进一步扩大培训对象的范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针对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在职技能培训、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见习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让我们农村青年也能享受优惠政。这也是我们开展青年就业和失业状况研究的初衷之所在。从2003年到2010年，我国将陆续对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名农村青年开展岗位培训。培训将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重点是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行业的职业技能。资料显示，在9000多万名跨地区进城务工的农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农村青年素质亟待提高。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3．社会各方面要关注农村青年就业，继续深化就业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发育和规范劳务中介组织与劳动力市场，推进就业工作的市场化。加强对外联系，广泛搜集各类有效信息，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服务网络，及时掌握用工信息，了解用工动态，做好信息工作，努力实现岗位与劳动力之间的有效对接。进一步健全劳务输出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好县、乡（镇）、村三级组织网络的作用，不断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减少外出的盲目性，降低输出成本。注重抓好能人、经纪人队伍建设，实行典型带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积极鼓励他们为家乡的劳务输出献计献策，带动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进一步巩固和拓宽劳务输出阵地，通过提供真诚周到的服务，树立良好信誉，畅通劳务供需渠道，建立一批稳定的劳务输出基地，不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质量，走劳务输出产业化之路。

4．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不断扩大就业容量。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容量的扩大始终是一个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为此，在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努力兼顾提高经济规模的就业密度。我们应该在维持和提高就业弹性方面做文章，使原有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中的就业容量都有所提高，从而确保就业机会的稳定增长。今后在产业类型和企业类型的调整上，要注意兼顾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和企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使国民经济发展在全局上既能保证有足够的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又能兼顾大量农村青年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5．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把农村青年纳入社保范围。以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融合为目标，把农村青年纳入社会保障。现实生活中，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本来就处在弱势地位，很多未享有社会保障，而他们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当其冲地就要将农村青年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有1亿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解决农村青年就业问题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和提高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都有重要意义。目前，一方面农村青年自身素质欠缺，如受教育程度低、劳动技能匮乏、竞争能力贫弱等；另一方面

社会服务工作还有待加强，在组织化程度、专业技能培训、维权等方面工作都急需加强。要转变观念，促进农村青年就业；还需下大力气做好他们的培训工作；继续深化就业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扩大就业容量；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把农村青年纳入社保范围。

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更是我国现阶段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200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04年初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都提出，200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整体思路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实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亿以上。面对这样的形势，做好农村青年就业这篇大文章，无疑是各级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和亟待解决的任务。共青团中央2004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促进农村青年转移就业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级团组织，把“促进农村青年转移就业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紧紧围绕促进农民增收、确保粮食安全、深化农村改革等中心任务，大力开发农村青年人才资源，切实服务农村青年增收成才，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建功立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为8961万人。在这群庞大的流动人口中，有四个特征十分明显：年轻化、低素质、流动性、无保障。农村中绝大多数青年劳动力都在城市打工。他们在城市寻求生存与发展，但学历水平，劳动技能、资源获得等低素质状况，使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无法摆脱城市边缘人地位。他们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常年滞留城市但并不迁往城市，处于移而不迁的流动状态。他们置身城市生活，却没有城市户口，根本享受不到与城市户籍身份相连的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教育培训等体制保障。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却融入不了城市社会。我们研究农村青年问题着重应该研究农村青年，不仅因为他们占整个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的大部分，更因为他们还是农村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人员，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后备劳动力资源。但农村青年的低素质状况严重阻碍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发展，常年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流动状况，使他们始终只是一支庞大的不熟练的低工资劳动大军，较难被培养成训练有素、有技术、有纪律的工人队伍，这种状况对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极为不利。虽然他们对现代城市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却得不到制度保障和社会认同，其中的原因既有社会保障政策覆盖面不够宽泛，也有其素质弱项造成的竞争力低下，难以获取城市生活的资源，被排斥在城市生活圈外。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