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就业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从个体来看，青年就业是青年实现职业理想的唯一选择；从社会来看，青年就业是青年享受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拟通过对中国青年就业的九个主要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试图找寻解决中国青年就业问题的切入口和着力点。

[关键词]青年研究；就业问题；相关因素

安居乐业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乐业的前提就是就业，充分就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经济学家认为，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还是市场机制的失灵都将导致失业。青年就业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从个体来看，青年就业是青年实现职业理想的唯一选择；从社会来看，青年就业是青年享受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青年本应当是就业的强势群体，是劳动力市场选择的主要目标人群。但现实是青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以2003年为例，全世界青年失业率达到14.4%，占失业人口的比重为47%。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我国下岗和失业人员中，35岁以下人员占的比例为30%。青年与其它人群相比，他们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社会的财富，高的青年失业率正在浪费人类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年青人的才华和精力。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只要失业的青年当中有一半人能够就业，他们的创造会相当于去年全球生产总值的4%。”全世界许多青少年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解决青年就业的路子。

本文拟通过对中国青年就业的九个主要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试图找寻解决中国青年就业问题的切入口和着力点。

相关因素一：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传统微观经济学认为，失业的原因是过多的劳动力角逐过少的工作岗位。但这一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有人无事干”与“有事无人干”并存的情况，即失业与空位并存的问题。因而，现代的经济学家开始转向采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失业问题。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范畴，也是就业研究的重要对象。

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通过发展经济来扩大就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美国战后最富有创造性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之一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经济产出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即现在广为人知的“奥肯法则”。奥肯法则指出：“GDP相对潜在GDP每下降2%，失业率就上升1个百分点5；同样地，GDP相对潜在GDP每上升2%，失业率就会下降1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如果实际的总产出低于潜在的总产出，经济的增长就会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这就十分清楚地指出了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逆向关系，即经济增长率越高，失业率就越低。虽然奥肯法则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出现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但奥肯法则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一般规律，对于我们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有专家指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我国就能够基本保持就业形势的平稳。

相关因素二：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建设世界制造业基地是我国当前一项重要经济发展政策。工业化的趋势之一，就是大量使用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必然会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造成就业弹性在技术进步作用下急剧下降。可以说随着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业的就业弹性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是不可逆转的。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全，企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企业纷纷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造成大量的社会失业，也就是经济学家所经常提及的“非公开失业”的公开。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逐步缩小，我国目前总体就业弹性为0.1，即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弹性大约是0.3至0.4。

对此，有专家建议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有些专家还出来表态，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就是低技术含量产业，比如，软件生产是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但同时也是知识密集型。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提高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的趋势不会也不可能逆转。为解决就业，我国可以优发发展具有民族特色、一定工艺含量的手工业，实现经济效益特别是出口效益与就业效益的相统一。

相关因素三：三次产业比例。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构成决定就业的产业分布。三次产业之间的就业弹性不尽相同，加快发展就业弹性强的产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手段。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三大产业的就业弹性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在改革开放前极高，达到0.93，比国民经济就业弹性0.44高出一倍多。1991-2000年农业就业弹性转为负数，为-0.203，这一数字符合我国工业化趋势，但依然过高，表明我国农业集约经营时代远未真正到来。而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正如前分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前的26年，第二产业就业弹性高达0.544，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一直较高，并基本保持稳定，1979-1990年为0.674，1991-2000年为0.618，这与第三产业的行业组成有关，其中商贸餐饮、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技术含量低，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其它如通讯信息等因技术进步成长起来的新兴行业，正方兴未艾，对劳动力都有较大需求，因此第三产业应是补偿技术进步减缓就业增长的主导产业，也是提高综合就业弹性、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主要出路。

目前，我国服务业以35%左右的增加值吸纳将近70%的就业人口，在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方针指导下，服务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将有较快增长，总体规模、产值份额进一步扩大，有利带动就业增长。第三产业各行业发展的一个共同要素就是人口聚集，然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高，城市人口少，规模扩张缺乏动力，劳动力需求也就有限。如果能适当松动户籍制度，第三产业还有提高综合就业弹性、吸纳劳动力的极大空间。

相关因素四：就业援助上的忽视。就业政策是涉及一个国家人口、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政策。由于青年与其它人群相比，具有相对的就业强势。加之青年大多数家庭负担不重，生计依靠父母问题不大，而不象成年人，一人失业全家牵心，这就使得政府部门很容易产生对青年就业问题的忽视，或者虽然重视，但在具体政策上，没有实质性援助。甚至有专家和政府官员还认为，在就业岗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与其让成年人失业，莫如让青年失业，这样产生的社会震荡会更小。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国家一开始重视就业问题，最早实施的就是“4050”工程，出台优惠政策最多的也是“4050”工程。虽然本文在随后将论述解决青年就业最佳途径是引导青年创业，但青年创业也需要相应的扶持政策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发展，由于知识青年对就业岗位的较高要求和非知识青年对就业岗位的较低要求，“知识失业”问题不可避免。当前，随着中国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这个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相关因素五：职业发展上的“年龄偏好”。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论资排辈的国家，“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句俗语充分表达了这种文化。这使得年轻人在职业发展道路上，容易被遗弃，只能占据一些不是很好的岗位或从事一些不是很重要工作，使年轻人很难有职业成就感。这就降低了青年对工作的依赖度和忠诚度，使青年的工作欲望下降。比如，国家在职称评定方面有严格的年限规定，年限有时候超过了能力，年轻的优秀人才要评为工程师、教授要经过严格的所谓破格。中国传统文化还讲究苦尽甘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之一。但青年成长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每个年轻人都有其自身的性格、兴趣、特长和爱好，如果社会能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用其所长，用其适时，那么，相当多的青年人就会在最佳时机、最适当的岗位，发挥最充分的作用，就能得到最好的成长，对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相反，如果环境不好，青年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名曰“磨炼”，实则“折腾”，只能导致青年事业的受损。这种人为设置青年就业障碍的现象目前还没有被人们所重视，这成为影响青年就业的深层次社会原因。

相关因素六：就业观念。就业观念是决定青年就业选择的内在驱动。整体来看，当前青年的就业观念日趋理性，择业观念与时俱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青年“有自己的理想，但服从国家分配”，择业标准依次为：社会地位，社会意义，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青年们开始重视经济收入，“既要地位高，也要挣得多”；20世纪90年代前期“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要找到最佳结合点”，择业标准依次为：发展前景，施展才干机会，薪酬福利和工作环境。青年的择业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而不断演进。当前就业市场的双向选择机制拓展了青年就业渠道，增加了就业机会。一个人能否就业，到什么岗位就业，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和市场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生可能要换几次甚至十几次职业。许多青年都改变了过去那些诸如“一条路走到黑”、“一择定终身”、“屈就不如等待”等观念，树立了“自强自立、不等不靠”、“重事业，轻地域；重发展，轻待遇；先就业，后择业；先生存，后发展”、“能力和岗位匹配”、“待遇与贡献一致”的新时期择业观，就业预期日趋理性。

部分青年的择业观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相适应。部分青年仍然钟情于“铁饭碗”，认为只有国家提供的工作才算正式工作，这种择业观念的偏误极大地限制了青年的就业门路，使其长期不能就业；部分青年对长期工较感兴趣，而对临时工却不大愿意承担。这种择业观已成为其就业的最大障碍；不少青年不愿从事苦、脏、累、险和个人认为有失体面的工种，“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比比皆是；青年的就业观念不是天生的，主要靠后天的养成。加强青年正确的就业观念培养，既要加大对青年的教育力度，更需要加强社会就业评价的引导，重塑劳动最光荣的优良传统，尊重体力劳动的成果，将每一个行业、每一种所有制、每一个工种都纳入社会就业评价体系，使行行出状元成为可能。

相关因素七：就业物质崇拜。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更以人为本、适合个性舒展的时代，这很容易造就青年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识。市场经济本身的不足也会造成青年过份注重物质利益，甚至成为拜金主义者。这反映在青年就业上，表现为青年的“就业物质崇拜”。这种物质崇拜使得青年在择业时一般要选择待遇、条件较好的行业、岗位和地区就业，一方面限制了青年的择业视野和职业选择空间，另一方面使得西部、基层、艰苦行业缺少人才支持，导致非良性循环。这种物质崇拜还使得青年在职业生活中缺乏奉献精神，过于将工作付出与收入回报挂钩。这严重偏离了全社会对青年的就业预期值，使得用人单位更愿意选择中年人，这部分人群在计划经济年代养成的奉献意识成为就业的最大优势。加强青年奉献意识的教育，成为提升青年就业能力现实的、紧迫的、重要的选择。

相关因素八：工作技能及经验。作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代，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的欠缺是青年无法改变的现实。劳动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脱节是青年缺乏工作技能的主要原因。知识经济主要是靠知识技能，但传统教育重学历轻技能，重文凭轻实践。不少青年人只有普通学历文凭，缺乏企业所需要的实际操作技能，结果只能是望岗兴叹。在农村，许多返乡学子只会ABC，连基本的耕种知识反而不知，影响了青年在农村的就业。近年来，技校招生和就业红火成为最好的例证，极端的例子还有大学生毕业后又“返工”读技校。另外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招聘企业千篇一律的“工作经验”条款，遏制了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热情，导致大学生签约率低下，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青年的就业率。

相关因素九：青年创业意识和能力。在市场条件下，就业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雇佣就业，二是创业就业。创业就业对于雇佣就业来说，具有“倍增效应”，一个人实现成功创业，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数倍于自身的就业机会。解决就业问题，仅仅靠在现有岗位中进行调剂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培养创业型人才，变安置型就业为开发型就业。研究青年创业就是要通过扩大青年就业的份额来促进全社会就业的盘子的做大。当代青年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对市场竞争的适应能力强，没有思想束缚，具有创业的激情，是最有可能成为创业型人才的群体。

创业意识是决定青年是否投身创业实践的首要因素。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心理学家则认为意识是人的大脑中的能够决定人的选择的内心源动力。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9年前开展的一次关于青年就业方面的调查结果，排在第一位的是“自己创业”，而今年的调查结果排第一位的却是从事党政机关干部。这一方面说明近年来国家公务员待遇提高了，对青年的吸引力上升，另一方面也说明，青年的创业冲动有所下降。特别是近年来，社会上比较流行在校大学生创业，但就目前大学生办公司的实际状况来看，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据悉，上海大学生开办的公司有70%倒闭。一项权威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公司或卖或并，一半以上的公司由于资金问题根本无法投产。本科生创业成功率不到1%，研究生的成功率也仅达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的创业激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青年的创业能力还不能完全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