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黑格尔之后，伴随近代西方的强盛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形上学传统不强，认识论与逻辑不发达，即使中国有哲学，也偏于政治与伦理。其实，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意识影响下的局限。近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转向”发展到“语言的转向”，出现了消解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努力，乃至海德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终结”的断言，彻底改变了现代哲学的问题视界。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古典哲学的傲慢也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越来越成为哲学的关切焦点。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近年来坚持“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对欧美哲学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不同于20世纪前期的新背景。

二

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② 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③ 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三

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在他的讨论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方哲学中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他说：“西洋哲学家所立的哲学界说甚多，几乎一家一说。其实都只是一家哲学之界说，而不是一般哲学之界说。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极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④ 虽然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解往往各立一说，但哲学教育家需要一种综合的“哲学”定义，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把哲学归结为有关宇宙、人生、认识方法的学问。

第二，中国古代没有与哲学意义相同的总括性名称，他说：“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他同时指出，先秦所谓“学”、汉人所谓“诸子之学”与今所谓哲学大致相当；魏晋时所称玄学，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宋代以后所谓道学、理学、义理之学，其内容与今所谓哲学甚相近。但是，玄学、道学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学或某一类型哲学的名称，“与今所谓哲学之为一般的名称，并非相同。而总括玄学与道学的一般名称，在以前实在没有。”⑤ 这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实际情形。

第三，在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哲学”应当是一个类称。张岱年提出：“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方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因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而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提出一个很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⑥

张岱年最后说明，哲学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都属特殊哲学，一般哲学则不包括特殊哲学，专指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用的“中国哲学”乃是指一般哲学，故不论及中国的各种特殊哲学。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对于有关中国思想的“哲学史”研究的分界，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自觉，中国哲学史家从来没有企图以哲学史的研究代替整个的古代思想研究。

四

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西周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亦因此而产生。但这一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是，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原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住，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展的大势。

然而，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以上诸先生所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象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更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此种影响虽已渐消失，但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而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五

上述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正如张岱年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西方哲学)、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哲学)、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

因此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之连结越来越多。

六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430072。

一、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议论的热点话题。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作一界定。就这个概念的构成看，有两个关键词需作厘定，一个是“中国哲学”，另一个是“当代形态”。这里的“中国哲学”，指的是与中国哲学传统相联系而接着讲的哲学思想，是指“中国的哲学”，而不是指“在中国的哲学”。1这里的“当代形态”，指的是“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中所呈现出的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哲学传统的最新延续与发展。这样，“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就有了清楚的界定，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得以明确。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既然是接着中国哲学传统而来建构“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的新形态，这就有三个相关的前提性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一)哲学资源如何获得的问题；(二)哲学话语如何建构的问题；(三)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探讨，而第三个问题最有难度，也最需要加以注意和探讨。这一问题中所说的外来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面临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非西方民族国家在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对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精神武器，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思想空间的开放，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再度兴起，强调只有那些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哲学思想，即只有作为“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作为“在中国的哲学”，才能在中国思想世界发挥主导作用。而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所要建构的新形态哲学是“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哲学”，也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都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回应这一问题。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人们试图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加以发掘和阐释，从中获得思想启示和哲理支撑，从而作出合理的回应和解决。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发掘和阐释存在明显的限制性。具体地说，对于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哲学资源的获得和哲学话语的建构，这种发掘与阐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它很难解决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实是一个寻找哲学的历史文化之根的问题。因而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中，只有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如现代新儒学，才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这种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掘和阐释才是有效的，才能够解决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而近百年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如何中国化，仍然不可能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开展中生发出来的，不可能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仍然只能是“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中国的哲学”。能否解决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长期发挥主导作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它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中就会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

要从理论上化解这一危机，就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而这个历史根据、这个结合点、这个历史文化之根，只有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中才能找到。因此，面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诸前提性问题，需要重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这一段哲学历史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深入的探讨，从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何谓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自西汉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来，不同时代的人所讲的“古”与“今”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今之变”有着不同含义。本文所论“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是指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即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从其源头上看，可以追溯至明清之际。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开展中，即已孕育了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最初萌动，但受当时社会历史和哲学自身等因素的制约，新形态中国哲学并未能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接生出来，出现了侯外庐所说的“中国近代思想难产”①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出现，既有中国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中国哲学自身的原因。从中国哲学自身看，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展十分充分、积淀非常丰厚、传统惰性力极其强大，而早期启蒙思潮的新因素则尚处于破块启蒙之中，远不足以改变这种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和古已有之的思想存在，从中接生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那些导致“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因素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从那时起，随着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家获得了用以改造中国古代哲学、更新中国哲学传统的新的思想资源，通过中西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交流、融会，产生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从而走出了“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困境。这就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首先从哲学形态上表现出来，它经历了两个大的变化阶段：19世纪中叶后的60年间，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严复开始，中国哲学由近代形态转入现代形态的开展。所谓20世纪中国哲学，实则就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在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同时，尚未脱离中国古代的经学形式，表现为一种哲学与经学、科学的混合物；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则走出了经学时代，开始探讨现代哲学问题，形成现代哲学话语，建构现代哲学体系，表现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这种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变化，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哲学传统也出现了变动和更新，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现代传统。

作为鸦片战争后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家开始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产生明确的自觉意识，并在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一是促成了历史观的更新，形成了从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化；二是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形成了从惟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三是开展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形成了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化。这就促成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蓬勃开展和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基本形成，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0世纪中国哲学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由此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潮。②

从20世纪30~40年代起，中国哲学家进一步环绕现代哲学问题，融合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以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人文主义思潮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科学主义思潮有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毛泽东的“实践论”、冯契的“智慧说”，等等。这些新形态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标志性成就，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的基线与主体。③

今天人们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在新世纪的延续和深化。因此，只有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传统，才能对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获得正确的把握，对这一建构工作面临的诸前提性问题予以合理的回答。

三、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特点

所谓哲学的转型，即哲学形态的转换与更新，是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即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则是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上的划时代转变，形成了与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哲学开展明显的区分和不同的特点。

如果说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哲学开展，主要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相对独立、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那么其后的中国哲学则是在中国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后，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的强烈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模仿、照抄照搬，也不意味着是用西方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来代替中国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更不意味着要把中国哲学的发展由此纳入西方哲学发展的轨道。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基础、背景与传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具体地说，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进行的，呈现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

西方近现代哲学之所以在19世纪中叶后的中国获得大规模传播并为中国人多方面吸取，是因为它们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相联系而获得了一种世界性，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①。这些西方哲学思想，既在传播中显示了自己世界性的一面，又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形成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即经过一番新的思想创作，从而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只有这样，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真正为中国人所接纳，进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使自己逐渐转化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要把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引入中国思想世界，而不是要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自性、特点与传统进行大部的或基本的消解，使之只剩下与中国古代哲学相似相通的内容。中国人之所以积极地学习、引入、吸纳西方哲学，正是为了从中获得这些核心观念，使中国哲学从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和新的理论创造，从而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严复在20世纪初就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②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带给中国哲学的新内容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从19世纪中叶起，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检讨、批判中国古代哲学，力图创造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从哲学形态上看，体现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冯契就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哲学历程称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①。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在时代风潮影响下对此予以认肯。早年梁漱溟在开启现代新儒学时就说过：“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②晚年冯友兰总结20世纪后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开展时，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开展称为“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③。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固然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超越，但同时又与之有着天然的、紧密的联系。中国哲学在数千年自成一系的开展中，积淀了丰厚的资源，形成了悠久的传统，以其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影响力、渗透力制约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种传统的因素和力量，有的会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阻碍作用，有的又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伴随着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与选择、承续与综合。这一点，张岱年20世纪30年代就作了明确揭示：“中国以往哲学中假如有好的东西，则这好的东西之维护与发扬，乃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中国以往思想中假如有病态的、有害的东西，则这病态的、有害的东西之矫正与克服，也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④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正是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实现的。这两种哲学运动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展现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之间复杂的关联与互动。有人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开展片面地归结为“西化”，进而加以贬抑乃至否定。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理上看，正是由于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些特点缺乏了解、存在偏见所致。

四、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特别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使得中国哲学传统出现了变动与更新，由中国哲学古代传统转变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这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传统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不仅有古代传统，而且有现代传统。

对这两种传统的认识可追溯至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著名论断：“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这里的“孔夫子”，指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这里的“孙中山”，指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毛泽东1949年对孙中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含义作了更明确的表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②显然，他所说的“孔夫子”、“乌龟壳”与“孙中山”、“共产党”分别代表着两种传统。③

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两种传统的区分的是冯契。冯契说：“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④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存在着古代和近代两种传统，并凸显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的意义。他进而认为，伴随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今转变，中国哲学传统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他说：“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⑤又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⑥他把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书来表达，实际上正是分别对中国哲学两种传统进行考察与反思。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本文所讲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是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中形成的，积淀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成果与核心内容，从内容上看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一些属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古老的哲学因素，因其巨大的影响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过程中被保存和积淀下来，转化成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如经世致用学风重实际、重现实、重实践的求实精神，公羊三世说所讲的“小康”与“大同”不同阶段的历史演进，民本思想所强调的对“民”的重视、尊重与爱护，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些因素保留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表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间绝非截然的断裂与对立，而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第二，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特别是那些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经过中国化过程后，逐渐为中国思想世界所吸纳和融会，成为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严复所说的“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就是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更是这样的内容。这些外来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不同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哲学传统确实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哲学开展中获得了更新。

第三，中国哲学家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通过吸取、消化、综合、融贯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自己的新的哲学创造，通过近代形态哲学体系特别是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哲学家在近现代中国的家国情怀和原创性智慧，标示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既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更新。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不是脱离了数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只是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相比，处于主导性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否则，有着数千年厚重历史的中国哲学很难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实现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变动与更新，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和评价，不可简单地将其指责为“反传统”而加以否定。①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不论是对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还是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理上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之中。

早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革命”取代“维新”成为时代主旋律，中国政治哲学观念发生了古今之变，由古已有之的“汤武革命”观念，转变成包含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内容的现代革命观念，而这其中就包含了先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吸取。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称“顾自马尔克(马克思当时的中译名——引者注)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Socialism)”②，力主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来理解孙中山和同盟会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对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感叹地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③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影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中国产生了一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积极参与并有力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这一时期的诸重大哲学问题，不论是历史观的更新、政治哲学的变化，还是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他们立足于中国实际，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多维度阐释，使唯物史观显示出学理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焕发出独特的思想活力和理论魅力。李大钊主要结合历史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主要结合政治哲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主要结合人类学古史研究阐释唯物史观，杨明斋主要结合东西文化关系问题论争阐释唯物史观，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李达在其专著《现代社会学》中总结了这些不同维度的阐释，对唯物史观作了更系统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说明。他们又以唯物史观派的身份参与了原本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间展开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对代表人文主义思潮的玄学派和代表科学主义思潮的科学派都进行了批判。瞿秋白在论战期间撰成《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力主用辩证唯物主义阐明哲学本体论问题。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自己的学理探讨予以了推进和深化。例如，知识客观性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认识论开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曾引起中国哲学家的多方探讨，形成了两种倾向性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可以通过经验，把外部世界如实地反映到主体之中，从而使主体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具有客观性；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人的经验不能如实地反映外部世界，主体通过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经过人的感觉、心理所加工过的东西，不可能具有客观性。这两种看法都以经验为人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中介，而分歧的关节点就在于哲学家对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对这两种倾向性看法进行了反思与总结，提出：“在知识经验中，就心理上的原始或基本着想，‘有外物’这一命题和‘有官觉’这一命题至少同样地给我们以真实感。这两命题都是知识论所需要的。不承认有官觉，则知识论无从说起，不承认有外物，则经验不能圆融。”①但对于经验何以“有外物”的问题，他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说明。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认识论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面临的这一困境；毛泽东则在《实践论》中进一步说明了人是怎样从感觉经验出发，经过实践来获得客观性知识的。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对知识客观性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说明，从认识论上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予以了学理的推进。②

这些哲学史上的事例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方面参与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展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由此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成为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有机内容。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从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具有了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为了“中国的哲学”，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③

六、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看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

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回答哲学资源如何获得、哲学话语如何建构、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这三个前提性问题，进而说明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如何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的新内容，而且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在21世纪的综合创新以建构新形态中国哲学提供了直接的启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从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古代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固然重要，但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中获得启示则更有意义。

其次，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使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上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这种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融会了多种哲学资源，回应了现代哲学问题，表达了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建构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话语体系，面对的是今人而非古人，要讲的是今人话语而非古人话语，因而更需要从中国哲学古今之变所形成的新的话语系统中得到借鉴、获取资源。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西方哲学之有效的大规模东传，显然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当此时，中华帝国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步入垂老之态。传统儒家思想在内部的批判性力量和外来冲击的双重打击下，日渐失去了往日的辉光。章太炎等提振子学，“激而诋孔”，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化经学于“国故”之中。康有为等“轻古经而重时政”，大力引入西学西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经学系统。晚清今文、古文大师，一手推倒经学旧厦，一手援引西学新知，为西方思想的“昂首”东进铺就了前路。正是在内部容纳的条件大体已定和普遍的“除旧布新”的热切渴望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才汹涌如潮、势不可遏、蔚成大观。维新派和革命派纷纷创设译书局，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又主办许多报章杂志，广泛地传播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康有为的《诸天讲》等，引进和介绍了进化论与星云假说；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马君武等大力译介和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推广新知识论和新社会观；王国维对德国哲人情有独钟，花大力气来举荐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朱执信初步介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学说。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股强劲风潮，掀开了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我国的序幕，为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的引进、调适和融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急速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便是中西文化的全面碰撞和深度交融，由此引起的震荡和巨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亘古未有。作为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原动力的哲学，在这一系列的变革当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讲，大体经历了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五个阶段。而每个时期都伴随着对西方哲学的引介、传播和消化，借鉴西方哲学差不多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要发展方式。清末民初，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兴起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中国哲学新的时代的开始。此时的西方哲学，还只是春风初度、微波乍起，混杂在笼统的西学西术之中，未行剥离而难识真貌。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西方学说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新思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遏，中国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接受，也由朦胧变得清晰，由间接变成直接，由局部变为全面。到了三四十年代，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更是纷纷登台亮相，专业的学院派哲学家逐渐成为思想舞台的主角。而仿照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一套专业化的机制也渐臻于完备，学科化的哲学系统初步地稳固下来。1949年之后，中国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和分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西方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的艰难与曲折，成果甚微。而流散于港台海外的中国哲学也经过了复杂的分化和重组，更多地经受了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与碰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空前繁荣、最为辉煌的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推广普及，以及和中国本土化思想的融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令世人瞩目。在这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当中，西方哲学如影相随，成为一种深深地嵌入到其基底的“背景色”。离开了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了解，就无法理清20世纪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轨迹，也无法理解和说明这其中的种种细节问题，更无法预期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汤一介先生主编了这套“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全面清理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并对这一百年的中西哲学关系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之前，西学东渐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一向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专门以“哲学东渐”为主题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所取得的成果也寥寥可数。2002年9月，海峡两岸学者在武汉大学共同举行了“西方哲学东渐学术研讨会”，可能是哲学界就此主题所召开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也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研究热潮即将来临的一次预演。果然，时过不久我们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这套大型丛书的问世填补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诸多空缺，标志着“西哲东渐”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续的学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种种路径。和以往的西哲东渐史研究成果相比，这套丛书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材料极为丰富，问题讨论深入细微。丛书以12本专著、3500页以上的总篇幅，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叙述之，这在西学东渐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了。它所涉及到的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有：进化主义（涉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新实用主义）、实在论（包括新实在论、批判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康德和黑格尔）、唯意志论哲学、分析哲学、基督教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解构主义和部分后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除了以专书或者专篇来研究上述思潮流派的中传史之外，丛书还专列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两本著作，从宏观视野上总体省察了西方哲学东传过程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20世纪传入我国并发挥了一定影响和作用的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流派，基本上都被扫瞄了一遍；对相关的材料和文献，各书作者也大多能“竭泽而渔”，搜罗的十分详备，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联络图”。因为资料翔实、主题细化，丛书各作者在自己拿手的研究领域内得以大展拳脚，充分施展出了各自的本领（作者均为相关主题范围的专业教授），对线索的梳理和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做得相当细致，绝非一般泛泛谈论西学东渐者可以相比。

二是注重晚近20年来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的总结和研究，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丛书涵盖的范围虽说是整个20世纪，但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译介和研究方面的成绩，显然以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来最为卓著。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以开放的胸襟和世界化的眼光，用超强的速率和密集的方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形成了西学东渐以来的第二次高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为第一个高潮）。除了大量的“补课”工作，弥补几十年间所造成的缺失，消除自身的“饥荒”感、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之外；更多的是翻译介绍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和思潮，将“西哲东传”的整体状况从近代哲学为主拉入到现代哲学阶段，实现了一次时代性的飞跃。这20年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量、西方思想的普及率，以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因之故，丛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西哲东渐”，爬梳材料，归纳问题，总结成绩，将这个重要时段的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立体化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除了《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三本书的专门论述之外，《实在论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哲学的中国》等著作也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总结这20年的传播情况和研究状况，让人感觉到“东渐史”不只是在诉说过去，而是在描述当下，甚至预示了未来。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哲学演变

笔者在阅读现代西方哲学及其相关著作时发现，“现代西方哲学”的名称英译内涵丰富，不能仅凭字面理解，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做认真探究之后方能有正确的结论。“哲学”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y”。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对应英译为“modern western”，从翻译学的视角看，按照直译原则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译成“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国内读者的理解会明白无误，但如果同国外的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他们是否会首肯或赞许呢？这里就直接涉及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时间概念的划分问题。

实际上，西方人所指的modern philosophy 并不等于国内普遍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 这一类课程的内容涉及的是17至19世纪的哲学，[1]相当于国内表述的西方近代哲学。英语中找不到与“近代”相对应的词，early modern（现代前期）这一词组接近汉语中“近代”含义。我国所说的“现代”大约与英语中“later modern”（现代后期）相近。但是西方学者们不大用“现代后期哲学”这一说法，而更倾向于采用“contemporary philosophy”（当代哲学）作为学科名称。而contemporary philosophy涵盖的内容都是关于20世纪的哲学。这在外国人是很自然的事。英语“contemporary”的原义为“同时代的，当代的”。当代哲学涉及到生活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当代哲学即20-21世纪哲学。然而这种时间概念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我们所说的“当代”只是指20世纪的后半叶，“现代”大约指20世纪的全部。“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里比20世纪稍长一些，在有的学科里稍短一些。

一、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所研究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时间跨度比20世纪长。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应该说是严复（1845-1921）翻译的《天演论》等，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2]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是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中国的创立期，也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起步期。传播者多为社会变革的政治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与蔡元培等。“哲学”这个新名词于1920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出现。1914年北京大学将1911年成立的“理学门”更名为“哲学门”。1917年正式改名为“哲学系”。到1919年，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还成立了哲学研究所。第二个时期，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即“后五四”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至70年代末，这是西方哲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中国的曲折时期。第四个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一个再发展并走向全面繁荣时期。现在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开始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即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是其中最长的一段，但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现代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演变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但是，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提出了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而其内部矛盾乃是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变革：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向语言的转向、对境域的关注等，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这种变化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了很强的向其他学科渗透、与之交叉的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次级学科的能力，比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由于思想方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深入对话的可能。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发展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18世纪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等，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发生了重大影响。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和研究的重点。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3]

1.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

这个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晚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许多流派，如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它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期，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新实在论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奥地利以f.布伦塔诺（1838～1917）、a.迈农为代表，在英国以g.e.摩尔、罗素、a.n.怀特海、s.亚历山大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r.b.佩里、w.p.蒙塔古等人为代表。此外，以g.桑塔雅那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r.w.塞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20世纪前40年内相继流行于美国。但这一时期在美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哲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是c.s.皮尔士、w.詹姆斯和j.杜威以及英国的f.c.s.席勒。实用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强调行动和效果，反对真理的符合论。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四、结论

对于中西方学者来说，“当代”或“20世纪”、“21世纪”都只是时间性概念，“现代”则是一个表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性概念，它与“传统”相对应。那么，如何确立“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而涉及到文化和思想史的发展分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7世纪，因此，他们把17世纪以来的哲学当作现代哲学。而中国人对这种“现代”概念似乎难以接受。中国学者的理解是，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哲学（即我们所指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新的传统。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哲学，既与17世纪以前的老传统又与17世纪以后新的哲学传统相分别的哲学。[4]

在《西方哲学简史》一书中，西方哲学的发展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巅峰，黑格尔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而全面的哲学体系，包括了哲学史上全部范畴和大部分重要哲学命题，来解释思想、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然而，这一庞大体系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便崩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现代哲学阶段。“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它指的是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因此“西方现代哲学”的中文含义既不能被翻译成modernwestern philosophy，又不能译为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或20th century western philosophy，分析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形应译成western philosophy after hegel（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2]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