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
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第1篇
一、综合认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认识中国经济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解析。从全球化背景出发，中国的生产、贸易、出口等已经融入全球化，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持续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并逐渐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从国外进口原油、铁矿石等物资，这是由于我国受到国际矿石价格影响，不得不调整国内铁矿石价格。又如，中国一些产品的产量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大量生产将会造成商品滞销，浪费原材料，如果生产过少，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价格平衡。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逐年增加，特别是对欧美国家，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变成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仅加入的WTO，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略述
1.固定资产的发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资产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投资出现回落，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从国际的大环境看，由于经济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发展刚刚出现复苏，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处于恢复状态，状态不佳。但是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大政方针的宏观影响下，信贷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例如，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于2013年回落3.6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形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形式同样出现回落的情况。例如，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业投资额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额的70%左右，而国有控股投资额只占据整个投资额的17%左右，这足以证明，由于制造业的投资额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自动调整了投资分配比例，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式
交通运输业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物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万亿，与2013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4%，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交通运输业的总投资额占据全部投资额的2.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额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贸易业、仓储业的投资额增长25%至35%。这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交通行业的发展意见，使民间投资增加，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增长。
三、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货币供应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这其中的贷款增长率逐年增长，期间出现转折，在整体上比较稳定，略微有所回落。贷款增长率处于良好态势，但是贷款结构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银行的潜在风险很高。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由金融行业承担，这就需要金融行业调整结构，不断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银行的资产流动。
2.利率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市场的利率波动大，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第一，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式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这种经济形势不成熟，利率一直处于“冷增长”状态。我国的物价持续增长，然而工资却长时间没有变动，物价与工资同时上涨的局面没有出现。从宏观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物价的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措施应对金融变化。第二，资金供求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资金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存款的长势过快并且外汇资金增加，影响了国内的资金供求关系，从总体上来看，资金的供求倾向仍然以充裕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发展水平上升。
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货币政策
一、金融创新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含义
(一)金融创新。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管理当局为追求微观利益或宏观效益而对其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市场结构及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的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其本质是:通过建立新的体制,采用新的方法,推出新的金融工具,使金融资产的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达到高度统一,从而提高金融效率。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三个条件:
1、货币能够影响产出。
2、货币与产出之间存在的关系。
3、货币当局能够控制货币。
因此这三个条件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表现为判断货币当局是否能有效控制货币的问题。
二、美国金融创新对其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国际视角看,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造成了四个方面的影响:
(一)资本的国际性流动不断发展,从而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日益重要。
(二)通过信贷配额的变动来实施货币政策的范围已经缩小,价格渠道(即利率和汇率)的重要性己经上升
(三)根据货币政策的选择时机、影响程度和最终效应来预测货币政策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变得更为困难
(四)在很多国家,一些货币政策的指标,如货币和信贷总量,其意义和有效性发生了变化,甚至变得毫无价值。
美国金融业所创新的一些货币市场工具、存款账户、金融期货、公司现金管理技术都对该国货币政策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新的货币市场工具包括大额定期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联邦基金市场、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新的存款账户包括自动转账服务(ATS)等,它们突破了货币当局的存款利率管制,导致美联储在1979年终止利率作为货币控制工具。同时,货币市场工具为银行带来了新的存款资金和流动性,一定程度规避了严厉的货币政策。金融期货提高了银行、建筑商和所有企业对宏观政策约束的免疫力,降低了利率敏感性,从而削弱了货币当局通过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的货币控制的经济效果。
三、中国金融创新对其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对货币供求的影响。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表现为,使基础货币的可控程度降低,加大了货币乘数,使货币的定义与计量变得困难,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表现为,减弱了对货币的需求并使货币结构发生变化,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使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下降,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等。金融创新通过对货币供求的广泛影响,进而对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会产生较大冲击,使其功能减弱或失灵。
(二)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随着金融创新的扩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性增强,社会公众在资本市场的动作增加,使金融机构对再贴现与再货款的依赖程度降低,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往来增加,影响到商业银行准备金的稳定性,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再货款政策作用力。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和逐渐发展,资本市场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增加,经济主体行为选择更加多样化、间接化,有可能和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相反,致使货币政策渠道更加复杂,并具有不可测控性,央行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很难准确地预测家庭、企业和银行等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可能做出的反应。
(三)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中介目标是介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金融变量,一般较为广泛使用的主要有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汇率。
金融创新绕过了中央银行对利率上限的规定,并使可获得信用数量限制的作用减弱。许多过去只能利用有限的融资渠道和信用形式的经济实体,现在可以利用金融创新工具来获取信用替代。这就使得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对利率的控制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设置各种限制的方法来压缩信用总供给量的扩张有效性被抵消。金融创新,尤其是诸如货币利率互换、票据发行便利等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借贷双方越来越容易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一系列信用替代形式,从而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性加剧。而较高程度的资本流动除了对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影响外,还对汇率未来走势的预期产生影响,并且使二者产生互动。
(四)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1、金融创新削弱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
(1)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发展,为传导的主体--金融机构提供了规避管制的场所。
(2)金融业务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和金融同质化,使货币政策传统的传导的主要载体--商业银行的作用下降。
2、金融创新增大了货币政策传导时滞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必须通过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这个传导主体的反应来影响经济变量,才能取得效果。在这个传导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受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传导时滞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和迅速扩散,不仅产生了新的金融机构,而且改变了各种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使货币需求和资产结构处于复杂多变的状态。这就有可能延长传导时滞,加重传导时滞的不确定性,使货币政策的传导在时间上难以把握,传导过程的易变性提高,从而给货币政策效果的判断带来较大的困难。
参考文献:
[1]汪澄清.金融创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刘小兵.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与对策[J].现代企业,2003,12
[3]李健.金融创新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第3篇
近年来，人民银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了一系列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措施，同时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从目前二者具体运作过程看还存在某些不协调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币政策效果，影响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本文拟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及协调运行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关系的认识
执行货币政策与实施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货币政策是根本，金融监管是保证，二者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首先，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最终目标一致；其次．货币政策是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依据；第三，金融监管是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第四，金融监管信息的反馈可以促进货币政策的完善合理。
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决定二者协调运行的基础，货币政策自身特性也要求金融监管活动的协调配合，没有良性互动的配套监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出现梗阻现象，货币政策效应就会弱化。加强金融监管可以缩短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加强金融监管，可以防范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造成的严重影响；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既具有支持作用，同时也具有抑制作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运行是由二者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微观金融监管政策、措施。方法要以货币政策为主线，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实施服务，而不能同货币政策冲突，这应当成为衡量金烈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当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的某些非协调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一）在当前微观经济基础不牢固、社会信用环境没有实质改善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突出加强金融监管、防化金融风险的种种努力，促使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载体商业银行经营行为与中央银行的意图发生背离，增加了货币政策实施成本。近年来，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人民银行相继出台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推行消费信贷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加支农再贷款等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旨在推动商业银行通过增加有效放款，扩张信用，刺激社会需求增加。但同时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务院和人民银行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又作出了种种努力，如制定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设定了各种监管指标，今年又具体规定了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的比例，这些规定的用意在于促使金融机构努力降低风险损失，确保金融平稳、安全运行，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在多种约束之下各金融机构在放款方面更加谨慎。商业银行普遍建立起了严厉的风险约束机制，加大成本管理，实行高度集中的信贷管理体制，基层商业银行信贷权限萎缩，县支行的信贷决策权基本丧失，基层行只有贷款项目的考察推荐权，却要承担贷款的管理责任，导致了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贷款过于谨慎，产生惜贷、惧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货币政策在刺激内需方面的政策效应。
（二）分业监管的协调运作机制亟待完善。目前我国金融业已初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系，这在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规范、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措施有待完善、金融监管缺乏经验的现状下是非常必要的。但从近几年的运作情况看，三家监管机构还应进一步加强配合。如中央银行针对部分金融机构清理整顿、非正常市场退出增加了不少保支付再贷款，虽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投放基础货币，但从长远来看，容易产生风险替代，引起道德风险，同时削弱人民银行操作基础货币工具的灵活性；另外，还有目前已经出现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问题等。这些问题仅靠人民银行自身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需要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努力，加强协作，采取必要政策措施，以求真正解决问题。
（三）与推行货币政策相配套的监督管理。考核机制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对商业银行贯彻货币政策情况监督、管理不够，发现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相悻的做法或其它问题，由于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难以引导其按照人民银行的政策意图及时作出调整。如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行贷款权普遍上收，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人民银行分支行由于缺乏相应制约手段，在引导商业银行适当下放贷款权，增加货币供应方面显得乏力。另外，人民银行自上而下推行货币政策，由于缺乏相应的有效的配套考核措施，出现了上级人民银行难以对下级人民银行量化考核。人民银行难以对同级商业银行量化考核的实际情况。一项货币信贷政策出台，商业银行执行到什么程度为合适的度，由于缺乏依据，也只能是通过主观分析、同相关地区作比较来判断。
（四）从金融监管内涵上来看，监管的层次需要进一步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金融监管基本属于被动监管，带有明显的补救色彩，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如没有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救助机制、市场退出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货币政策良性运作的主要制约因素依然存在。随着我国金融电子工具的普及和推广，金融创新步伐加快，金融衍生工具增加，对创新金融业务的监管上，人民银行还缺乏必要的配套监管措施。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不力，会进一步削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果。
（五）部分监管措施客观上存在限制银行间竞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如长期以来国家实行利率管制，虽有利于国家操纵货币资金价格，并有利于稳定货币市场秩序，但不利于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使金融机构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降低，利率这种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传导国家货币政策信号。
三、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行，通过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运行质量，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依据当前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要求，明确金融监管目标，确定监管工作重点
当前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通过深入贯彻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进而提高金融运行质量上来。一是要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作用，明确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导向，促使商业银行自觉调整经营策略，加速信贷结构和信贷投向调整。二是督促商业银行进一步简化贷款审批程序，增加基层商业银行权限，形成权、责、利对称的信贷管理体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投放，增强商业银行贯彻货币政策的力度。三是引导商业银行认识到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最有力的途径应该是寓防险。化险于支持经济发展之中，在发展之中求生存，而不是一讲风险就是上收贷款权限、压缩信贷规模，甚至借贷、畏贷，裹足不前。四是完善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制度。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不仅包含降低不良贷款及减亏增盈指标，还应当包括存贷比例、新增贷款指标，增强商业银行经营决策者贯彻货币政策的主动性。五是建立金融监管激励机制。金融监管部门对自觉按照货币政策导向及时调整信贷经营策略、适度扩大信贷投放的金融机构，除给予褒奖和鼓励外，还要运用再贴现、再贷款等手段给予支持。
（二）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应建立协调运作机制
针对货币政策贯彻、金融风险防范等一系列问题制订专门的协调办法，互通信息，加强协调，确保货币政策良好运作。针对当前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问题，人民银行、证监会应协调运作，共同加强监督。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可成立存款再保险公司，在紧急情况下，为广大存款客户提供风险补偿等。
（三）建立有效的货币政策监督、考核机制
在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对货币政策贯彻存在较多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内在的利益驱动性或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软性手段，难以在金融机构中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执行，为避免金融机构的逆向操作，有必要建立配套的货币政策监督、考核机制。该监督、考核机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人民银行上级行对下级行的监督、考核机制，人民银行对同级金融机构的监督、考核机制。监督、考核机制中应充分体现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可操作性。基层人民银行应进一步强化对货币政策贯彻执行的组织、监督、调查、协调职责。一是加强政策指导，每有新的货币政策出台，要组织金融机构认真贯彻，把上级精神领会透、把握准；二是及时做好检查、督促，监督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做好调查研究，对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认真分析研究，形成调查报告或情况反映，提供上级作为决策参考。应适当扩大基层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和再贴现操作权限，以利于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资金调控，充分发挥基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作用。
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99—04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增强，特别是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以来，我国金融宏观调控逐渐进人调整期，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币值稳定既是转型调整的保障，又是我国今后发展的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调控面临更复杂的环境和更艰巨的任务，其中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稳定币值和调控总需求的重要手段，是维持和调控内外贸易均衡的重要工具。我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更加复杂，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将持续增强，因而需要加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控力度，尤其是解决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问题。
一、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不协调的表现
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改革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总体看政策操作比较成功，不仅对内的需求管理效果显著，调控能力越来越强，给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注入活力，还有效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但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依存度的不断上升，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操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实践中面临一定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外汇储备与货币量的冲突
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后确立了强制结售汇制度，在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和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等综合因素下，我国国际收支呈直线上升趋势，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占款增加额约占当年基础货币投放增加额的75%，之后由于央行采取对冲操作，1995年和1996年外汇占款占当年基础货币投放的64%和45%。但央行的对冲操作效果并不明显，1994年M：增长率高达34.5%，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达24.1%，1995年和1996年M2也都在25%以上；同时，CPI也大幅超出安全通货膨胀水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货币供给模式，我国国际收支直线下降，1998年5月出口在维持了23个月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同时资本项目也出现大幅逆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和外汇占款比例下降。由于1994年以来对以外汇占款为主的货币投放渠道依赖性较强，所以一旦外汇储备减少会给货币政策操作带来较大冲击，1997～2000年CPI基本维持在0～1%之间。外汇储备和货币量问的矛盾是我国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的最直接体现，货币供给机制的外生性程度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会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现阶段，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万多亿美元，这给人民币造成一定的升值压力。
（二）资本流动与利率的冲突
1998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受周边国家货币疲软影响呈下降态势，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对外竞争力减弱，但为了维持亚洲各国的信心，我国坚持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贬值，这种做法虽然对亚洲经济的迅速好转起到关键作用，但却使我国的利率水平与美国利率水平出现倒挂，六个月利率和一年期利率水平均低于美国；而在2005～2007年我国经济过热时期，利率水平又高于美国。这给货币政策操作带来极大阻碍，当我国央行采取扩张型货币政策时，由于本外币利率倒挂，国际资本会流出我国，更增加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而当央行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时，资本又选择流入国内，从而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有违货币政策的初衷。现阶段，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压力下，利率是央行对冲操作的重要政策工具，结果却是利率的提高抵消了货币政策目标，同时造成更多国际资本的流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面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我国货币监管部门通过加强公开市场操作收回流动性、给予出口退税更多优惠政策保持出口规模、对资本流动进行强制管制和对利率进行频繁调整等方法来缓解矛盾，但这些做法成本较高，同时也限制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
二、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问题
建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机制，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既有利于保持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抵御外部冲击，又有助于缓解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进而完善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但要实现二者的协调还面临一些现实问题。
（一）内外部因素对人民币升值的持续压力
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强。究其原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中短期表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的双顺差，持续不断的外汇涌入我国市场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而长期的升值压力可通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来解释，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在所难免。外部因素中包括我国外汇政策名义锚的转换，2005年7月之前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由于当时美国频繁采取弱势美元政策来推动国内经济，所以直接导致人民币对于其他货币贬值；2005年7月之后人民币放弃美元名义锚，世界各大经济体普遍要求人民币升值。综合内外部因素来看，人民币长时期会处于升值压力之下。
（二）我国国内市场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且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货币量供给高于需求，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正是由于过多的流动性在商品市场中无法完全消化，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入资本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房价的快速增长和股票指数的攀升是很好的证明。而我国金融市场总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各类金融机构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脱节”，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反应具有非同步性、非均衡性。缺乏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资产价格其实是一种泡沫，所以一旦市场总体流动性减少，就会对资产价格造成不小的打击，这也给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提出严峻的挑战。
（三）利率——汇率联动机制失灵
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机制是一国经济内外平衡的重要机制，我国现行利率政策下适合的操作应是中央银行根据国内的经济状况制定利率政策：当需要实行扩张（紧缩）型货币政策以刺激（平稳）国内经济时，采取降低（提高）利率水平的政策，但利率下降（提高）通常会引起资本外流（回流），从而导致本国市场上外币数量减少（增加），外币升值（贬值）、本币贬值（升值），进而又增加（减少）了本旧产品的出口，促使经常项目出现顺差（逆差）和资本的回流（流出）。而在我国现行利率政策和汇率制度下，官定利率的政策效果会被汇率政策的效果所侵蚀，导致我国中央银行不能通过利率的调整来改善国际收支。
三、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的建立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政策着力点会更多地转向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将在兼顾内需管理和对外均衡管理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对外防御和对外影响，迅速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提升汇率管理能力，这是我国宏观管理实践中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应在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方面有所突破，建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机制。
根据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实际情况和整体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的建立，应以“稳增长、稳币值”为政策协调目标，以“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市场不完全开放”为“制度约束”，以“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为核心内容，以“国际收支抵补机制”为重点，以金融创新、金融发展和稳定为政策机制保障，来构建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机制框架（见图1）。根据这一框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短期内加强货币政策工具间的协调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短期有效性和长期中性矛盾比较突出。无论是货币政策工具还是货币政策规则，无论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是最终目标，都应兼顾动态性和内生性，并在坚持与汇率政策的相容性和稳健性原则基础上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并在货币政策规则的制定上将汇率因素考虑进去，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以货币状况指数（MIC）来对各政策工具进行调整。
（二）逐步推进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
从长期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应逐步向更灵活、稳健的方向转变，探索实施一揽子货币独立浮动汇率的可行性，使货币政策真正成为独立有效调控需求、物价乃至汇率的工具，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面临国际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和经济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的现状，我国要深刻认识其他国家政策调整和经济不稳定因素对我国的传染路径，以期“内外兼顾”地审视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我国央行在汇率传递效率（ERPT）偏低的情况下，应使名义汇率扩大浮动范围，从而给货币政策更大的自主操作空间。
（三）重视财政政策和金融创新工具等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应寻求依靠市场方法抵补国际收支的有效机制。这涉及外汇收支管理、资本市场创新及汇率制度和汇率目标管理对金融市场条件的约束等。为解决这一难题，央行应依靠财政购汇政策和金融工具创新来调整国际收支，积极探讨以汇率灵活浮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长效机制来替代被动收支抵补操作。
（四）重视金融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操作中的风险控制
金融监管制度既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也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有效实施的有力保障。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准备金制度、资本市场流动性监管和外汇市场监管都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证。为此，要将金融审慎监管同货币政策操作联系起来，加强金融系统对汇率波动的反应能力和化解风险能力，完善协调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所需要的金融监管制度，运用逆周期、最低资本金要求等审慎监管工具对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进行控制与监管，为我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安全网络打好基础。
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稳健；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后，更成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日渐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伴随着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举措，央行事实上已经传递了紧缩银根的信号，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对货币政策进行大方向的调整，这可能预示着将从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手，逐步退出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本文从多个角度，对1997年和2008年以来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加以比较，并对2011年新一轮“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改进建议。
一、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济环境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使得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997年相较存在巨大差异。
(一)国内因素
1.经济主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同
就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在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夕，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8973亿元，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65810.3亿元，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从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9％增长到2007年的65％；在经历税制改革后，1997年财政收入为8651.14亿元，2007年则为51321.78亿元，增长了4.93倍，接近GDP增长速率的1.5倍。经济成果的积累充分说明，相对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家庭，中国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都在增强。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来，以银行系统改革为代表，我国不断完善金融体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不良贷款，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了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强了商业银行资金平衡、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形成新的贴现、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两次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逐步放开政策性金融债券和公开交易国债的利率管制等。这些举措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完善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3.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不同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水平相对落后，规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货币政策工具单一，基本只能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1998年以来，公开市场的债券交易恢复，债券市场逐渐活跃；同时大力整顿银行间拆借市场，增强了金融机构资金的灵活性；发展以实物贸易为背景的商业票据，增加票据的承兑主体，降低票据市场的风险，增强了央行再贴现对货币总量和经济结构调节的功能。这些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举措，增强了金融机构活力，为货币政策运用提供了更加多样灵活的调控工具。
4.货币政策受体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银行体系中大部分不良贷款来自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低，这就使货币政策的力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削弱。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强的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作为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最终环节的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繁荣，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形式更为多样，投资方式更为灵活，从而增强了居民消费与投资行为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有限，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大多与中国一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关联程度较低。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遭重创，它们大多与我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难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更为深远，从外需的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
2.人民币汇率变化不同
从汇率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汇率基本不变。1997～2000年出口总额分别是1827.9亿美元、1837.09亿美元、1949.31亿美元、2492.03亿美元，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总额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时期的增长停滞后，1999～2000年又恢复了快速增长。
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高，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均水平为7.60，201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62，进入2011年则达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直线下降。2009年，外贸出口下降了16％，而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出口减少的损失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
二、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大幅回落、消费与投资低迷、国内外市场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宏观经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1997年到2002年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的扩张货币供应量，着重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改革国有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货币增长过快而积累在银行系统中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我
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间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6％、8.4％和8.3％，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则保持平稳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零售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为6.2％，而广义货币和贷款的增长都在年均20％以上。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横向比较，我国M2与GDP的比值处于高位，市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
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国内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风险，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2008年6月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以防止国内出现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面对全球经济低迷的颓势，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强劲增长，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2008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员比2008年净增910万人，国内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上。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
我国经济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稳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同时通货膨胀的水平则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应注意的是，与1997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为投资拉动8.7％，消费拉动4.1％，出口拉动-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时，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显偏低，同时这个水平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整力度不够，“惠民”效果不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扩张政策中大规模增加的投资推动，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否像亚洲金融危机后那样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能否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情况下也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还有待时间检验。
三、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一)货币政策目标
1997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紧缩”，到1997年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间稳健中略显宽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逐渐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底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从“适度紧缩”调整为“适度宽松”，表现激进，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保持市场信心，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调控工具与力度
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多采用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选择略为宽松的政策取向，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温和；2008年底货币政策则是从“适度紧缩”进入“适度宽松”，此番调整相比于1998年更为激进。例如，1998年我国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而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内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的频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基础货币从2008年8月的11.76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万亿元，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础货币存量18.5万亿元，同比上涨了28.7％。广义货币M2在2008年底为47.52万亿元，2009年底为60.62万亿元，2010年底为72.6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7％。200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41.39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贷款的增速有所放缓，增速为19.9％。
如表1所示，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比较密集的降低存贷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资以外，还向市场强烈地传递了宽松的政策信号。从降息的幅度来看，1998年开始的那轮调整幅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而2008年开始的调整更倾向于高频率小幅度的微调。但这并不能说明2008年实施的货币政策更为温和，事实上从降息的频率和基础货币扩张的规模来看，2008年政策扩张的力度更强，但由于2008年新一轮降息开始时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间不大，在执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处于20年来最低点，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点。
从表2来看，我国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和幅度，都比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更显剧烈。这同传统金融理论的结论差异较大，存款准备金率以乘数作用于货币总量，对于基础货币的扩张和收缩作用均十分剧烈，应属谨慎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我国自1998年完成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成为货币政策制定当局惯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运用更为频繁，2003年至2008年间的20次调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进行的(在200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就先后运用过10次)。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与我国宏观经济有扩张要求时更为倚重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各种基建项目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为配合财政政策而实行的信贷扩张往往期限较长，市场对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更为敏感，调升贷款利率以控制市场中的信贷额增加，将会给企业造成相当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为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出现“硬着陆”，央行更多选择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紧缩性政策目标。
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均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大体相似的，短期内均立足于通过政府投资扩张迅速刺激经济回升，而长期目标则都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推进税费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运用预算、税收、投资等手段活跃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扩张，从而促使经济重回稳步增长的轨道。
在财税工具的具体选择方面，两个时期的财政
政策则有所差异。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外贸出口三个方面，刺激经济恢复的意图直接且明确。2008年，除发挥投资、税收、收入分配、财政贴息、转移支付等政策组合优势以外，另一重点则放在“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上，这说明现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更为侧重于短期经济恢复与长期合理发展的统筹考虑。
在1998-1999年间，政府共发行长期国债21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外，并在很短时间内系统地推出了规模高达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比两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不难看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强劲，这与同期货币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适应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扩张的货币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出现“挤出效应”，从而保证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情况，从1998―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仅有7年，这说明在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更多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在多个层面都表现出非对称效应，例如在时间层面，经济衰退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弱于繁荣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区域层面，金融发达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强于金融欠发达地区；产业层面，货币政策对有形资本比重大的行业作用较弱等，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等特点，选择以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辅助的政策配合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此外，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较财政政策略显逊色。但应注意的是，过多的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多种负面效应。事实上，2010年出现在众多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促使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2011年开始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赤字，恢复政府信用。与2011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欧洲国家的宏观政策旨在管理财政平衡，也是“经济二次衰退”与“信用危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五、总结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基础货币持续增长。根据宏观经济理论，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总会传导给价格，表现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验显示，从货币供给较快增长到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可能需要1年左右时间。2009年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运行，这是经济对扩张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应，且这种情形的惯性作用在2011年仍将显现。面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从2010年底开始实行新一轮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短期内相继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的历史高点)等系列调控工具组合，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态势已然明朗。就长期而言，可以从健全资产和货币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提高央行独立性等方面，优化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从短期来看，笔者认为针对新一轮稳健而偏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谋划：
1.根据IS-LM模型分析，当采取“一松一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时，宽松的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新的均衡点可以出现在原均衡点的右上方，即可以实现利率上升，同时是国民经济总产出不变或增加的政策效果。为配合偏紧的货币政策实现银根紧缩、抑制通胀的目标，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调控的方向不变，但力度应逐步减弱，从货币需求的源头降低对流动性的要求，增强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的效果。
2.当前的通胀预期除了有国内需求拉动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更有效，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因此在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辅以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就业水平，减弱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压力。
3.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略显漫长，经济结构性调整也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从GDP贡献率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够协调，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增长依然十分脆弱；从产业结构来看，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仍占主导；从发展方式上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转变尚未完成；从收入分配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之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而这可能会成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励居民进行实物资产消费，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等方式，让货币政策更多的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4.2011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2011年1月广义货币M2为73.39万亿元，同比上升了17.3％，环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长率为1.36％，意味着M2的增速将下降，市场利率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虽然众多新兴经济体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大规模通胀，但美国仍然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将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6000亿美元回购长期国债。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费投资，所以在新一轮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观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挂，导致国外热钱涌入，削弱紧缩银根的政策力度。
5.随着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居民手中掌握的财富不断增长，2009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为260771.7亿元，较1999年增长了3.37倍。面对2010年高位的CPI数据，在市场的投资、消费热情不减，股市表现低迷的情况下，成交额创历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国各地甚至出现居民抢购黄金的现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胀预期下，国民害怕财富缩水因而更倾向于金融投资，希望通过资本增值来抵消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这种消费和投资需求会加快国内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向市场传递紧缩信号，劝导居民理性消费、投资。
参考文献：
[1]许光建，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政策取向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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